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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工作者怎样跃进？
到群众中扎根 和工农通心
周扬在湖北文艺界跃进大会上发出号召
新华社武汉30日电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28日闭幕的湖北省、武汉市文学艺术界跃进大会上，向此间二千多党政宣传干部、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专学校文学系部分师生，就文艺工作作了讲话。
周扬在讲话中首先谈到了文艺工作跃进问题。他说，目前文化工作大跃进的形势是由于进行了反右派斗争、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取得了巨大胜利的结果，同时也是生产大跃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反右派斗争又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不彻底打垮资产阶级右派，无产阶级文化就无法繁荣。
周扬说，文学艺术战线上的斗争经常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目前资产阶级思想在文艺领域内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修正主义，它的世界观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修正主义表面上也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抽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那就是文艺不要为政治服务，不要接受党的领导。文艺离开政治、离开党，必然走向修正主义，走向资产阶级的道路。
无产阶级要在精神领域中取得领导权，在文艺作品中表现自己，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资产阶级贵族们总是看不起无产阶级，看不起劳动人民；他们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我们的作家中也有这种人，他们不是立志去表现工人阶级的意志和思想，却去拼命拾资产阶级的唾余，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文艺上不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反对修正主义和个人主义，要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是不可能的。
周扬说，要文艺工作跃进还有一个障碍，那就是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不去掉教条主义，修正主义就有机可乘。有教条主义的人，思想上往往有很多框框，看不到群众中的新事物，因此容易保守。所以一定要有思想上的大解放，才能有文艺上的大跃进。
周扬说，跃进决不能凭空而跃。文艺工作者当前最主要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思想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大批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参加劳动，就为文艺大跃进打下了基础。把文艺的根子扎到劳动群众中去，要扎深，否则，再好的天才作家，也写不出作品来。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投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而更重要的是和他们通心。不深入生活就写不出深刻动人的作品。只要真正深入了生活，暂时写不出作品也不要紧，把群众中丰富的创作原料吸收了，总有一天会写得出来的。但是，现在群众生产劲头那么大，文化要求那么迫切，这种情绪又不能不感染作家，不容许作家慢吞吞地来写。因此，文艺工作者有义务迅速地用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当前生产大跃进中的各种新人新事。必须把长期深入群众和及时地反映群众生活结合起来。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当永远做政治上的革命派和生产上的促进派。
周扬在谈到创作问题时说，文艺的跃进，主要是创作的跃进。努力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表现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是作家、艺术家最崇高的使命。我们的文艺应当努力促进生活中美好的、健康的、新的事物的成长，如果文艺不去歌颂先进，倒去歌颂落后，这种文学要它有什么用？无产阶级作家，首先是革命家，是理想主义者又是实际家。周扬接着说，在表扬先进的同时也要批评落后，群众贴出的千千万万张大字报，就是揭露和批评我们生活的阴暗面的，我们看了高兴，它们体现了最广泛的社会主义的民主，它们是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却是利用我们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企图否定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就要反对。右派的风是防空洞吹出的阴风，群众的风是明朗的健康的风。你与群众一条心，讽刺再尖锐也不要紧。文艺工作者应当从大字报学习如何用主人翁的姿态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批评人民自己的缺点。漫画、讽刺诗、讽刺剧都可以从大字报中学习到有益的东西。
周扬说，文艺工作者应当注意描写革命历史题材，从艺术上来概括我国人民的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创造出革命历史上的典型人物出来。各省各县还都应把地方戏曲、民歌全部收集起来，有计划地加以整理和出版。这是我们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流，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我国传统中更多地吸取养料，使我们的新文艺具有更多的民族风格。文风的改变和革新，将是文艺工作跃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应在艺术创造上做革新家。
周扬同志又谈到扩大文艺队伍的问题。他说，扩大主要指的业余，专业是少量的，专业要为业余服务。还要扩大干部业余作者队伍，将来写理论、创作的会有更多的实际工作干部，这些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多天才要从他们中间出现。要大量发展业余文艺的队伍，同时也要重点培养典型，培养模范的剧团和优秀的演员，培养杰出的作家和艺术家。
周扬还谈到文学教学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说，在高等学校中，文学教育有特殊的重要性。应当教育青年正确地对待文艺，正确地对待遗产，正确地欣赏和分析作品。现在文学教学中有资产阶级思想，也有教条主义，重古轻今。我们尊重遗产，但活人不要被死人拖住。
周扬说，文艺要大跃进，需要有正确的批评，有分析的、同志式的批评。“夸大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必须反对。周扬最后说，我们的文艺工作，只要有了正确的路线，紧紧依靠群众，依靠党，就一定能取得新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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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柯庆施等到复旦大学任教
本报讯 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已经接受复旦大学的聘请，从本学期起兼任该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教授，并且初步确定每月去该校上课一次。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魏文伯和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同志，也同意到该校法律系担任政治课教学工作。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教育卫生部副部长舒文等同志也将在该校分别兼任新闻系时事政策讲座和哲学系教授。
3月22日，舒文同志到该校向全校师生六千余人作了关于教学整改工作的报告。 （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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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员带头引火烧身
北京师大双反步步深入
本报讯 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3月28日下午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号召全党进一步动员起来，带头实行自我革命。该校党委第二书记何锡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的双反运动，自3月8日开始以后，一周内即贴出了大字报十四万余张。这一时期的大字报批评了学校各级领导的作风，并集中地揭露了许多人力、物力上的浪费现象。3月15日该校掀起了第二次鸣放高潮，斗争的锋芒指向教学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
在运动中，该校党委和各级党的组织作了不少思想工作，召开老教师、青年教师、民主党派等各种座谈会、谈心会，并进行个别交谈，解除各种思想顾虑，许多老教师在党的帮助下纷纷向党交心，表示坚决作左派，力争红透专深。但运动的烈火，对党委各级领导和党员个人还烧的不够深透。
何锡麟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再加一把烈火，烧掉各级组织和党员身上的缺点和错误。号召全体党员要站在革命的最前列，引火烧身，带动广大群众把运动再向前推进一步。
会后，许多系连夜召开誓师大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组织也召开了整风会议。党员和干部在系的动员会上，纷纷引火烧身，宣读大字报，检查自己的缺点。（胡斅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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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要真红
双反运动已经向知识分子指出，要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力争红透专深。现在运动正走向深入，共产党员应当首先检查自己。
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许多共产党员，在工作中又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只有勇敢地引火烧身，听取群众的意见，认真检查自己，才能首先把自己炼得更红，从而更有力地领导运动前进。有些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文化、卫生单位的党组织和党员已经这样做了。
然而，还不是每个党员对于首先引火烧身的意义都有足够的认识。有的共产党员认为，“红”不是共产党员的主要问题。原因是：共产党员就是红。事实证明，入了党并非全是真红或者红透。有的褪色，有的粉红，有的还是外红里白，等等。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某些共产党员有官气、暮气、骄气，也有阔气、娇气，甚至还有其它的歪风邪气；这些共产党员不正是褪了色的或者粉红色的吗？要想真红或者红透，就要首先引火烧身，烧红烧透。
什么是真红呢？就是不是组织上入党、思想上并未入党的假红，而是要求达到或者符合于党员标准，里里外外都是红色。在这一点上说，非党知识分子也是一样。不仅仅是入了党才算红，就是没有入党，只要是努力用党员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使自己达到党员标准也是红。这样的红，才是真正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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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二十五个单位举重比赛
4月初在重庆举行
本报讯 有北京、天津、上海、解放军等二十五个单位参加的举重锦标赛将于4月6日到10日在重庆市举行。这是今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举重比赛，参加比赛的有二十五个单位的三百多名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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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科学方面十个学会联合倡议
心交给党 知识交给人民
新华社30日讯 全国农业科学方面的十个学会，今天联合向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工作者发出倡议，提出要尽早地使他们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并更好地为生产服务。
这个倡议是十个学会在26日到30日联合召开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工作报告传达会议上通过的。这十个学会是：中国农学会、中国园艺学会、中国农业机械学会、中国昆虫学会、中国土壤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植物病理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这个倡议书提出，要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面向生产，面向实际，用科学的方法总结群众丰产经验，用近代科学的先进理论与技术，研究与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尽早地赶上或超过国际科学水平；坚决实行勤俭办科学，亲自动手做试验，促进农业技术大革新；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两条道路的斗争；迅速培养科学技术队伍；进一步学习苏联先进科学理论和技术，加强中苏合作，为实现中苏科学技术协定贡献力量；促进兄弟学会间的联系与协作，进行综合性研究；改进各学会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提倡到现场去举行学术活动和发动会员为该地区解决农业生产上的重要问题。出席会议的十个学会和各地分会的二百多名代表，听取了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关于农业科学工作方面的传达报告，以及农业部、农垦部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目前我国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将去天津专区参观和考察洼地改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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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教育”复刊
据新华社28日讯 “人民教育”月刊经过休刊整改以后，定4月1日复刊。
“人民教育”月刊今后以各级教育行政干部、完全小学以上学校领导干部，中等以上学校（包括业余学校）教师为主要对象，同时兼顾高等师范学校师生和教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配合教育事业的大跃进，着重阐释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交流多快好省的教育方法，报道和总结普及教育和教育改革的经验。
复刊号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的“开展人民教育事业大跃进、人民教师红专大跃进”，吴玉章的“谈培养年青一代成为新型劳动者的意义”，徐特立的“解答关于教育方针的几个问题”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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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受到地球物理研究所思想大检查的启发
西北工大进行思想批判
本报讯 据陕西日报消息：西北工业大学四系的教师们，最近检查了教学上的保守思想和五气。
检查以前，教师们学习了人民日报3月11日关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科学家们思想跃进的报道，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他们提出了“攻破保守，火烧五气，红透专深”的口号。各教研组连续开了几次会，老教授和青年教师分别开了谈心会。接着，全系又开了思想大跃进会。在这些会上，教师们一面自己检查，一面互相帮助，深入检查批判了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保守思想和五气。如有的教师检查出以前自己在政治上和工作上，抱着不积极也不落后的中间态度，因此，缺乏政治热情和开展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一本讲稿用上几年也不修改。有的检查自己做工作像打太极拳，能推的就往外推。在检查批判中，使大家受到很大震动。许多教师反映：过去听到批评，总不舒服，这次听到批评，不但心情愉快舒畅，而且增加了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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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千年银杏发新枝
庐山千年银杏经过人工加意培养，已重发新枝，正以青春姿态迎接访问游览的人们。
在江西庐山黄龙寺门前，有三棵古树，二柳松，一银杏，号称庐山三宝树。银杏是晋朝高僧昙洗手植，已有一千多年的寿命，树高三十三公尺，粗可四人合抱。这棵银杏在抗日战争中，几遭日寇砍伐。解放后，人民政府在修缮名胜古迹的同时，筑木栏围护，并加以人工培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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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的话
救救珍贵古籍
最近，从浙江淳安县供销社废品收购站运到安徽歙县一个造纸厂的废书纸中，被古书商贩拣出了元刊本延佑“邵氏世谱”一册，明万历刊本“西厢定本”一册，还有许多种明代版本古书。现在，这些珍贵稀少的古籍已经由国家古籍收购部门花了很大的代价从古书商贩手中收回。
“邵氏世谱”是宋咸淳进士淳安邵桂子的著作，这本书经过北京图书馆鉴定为元代刊本。这本书所叙述的大都是南宋时代的史实。明万历刊本“西厢定本”，由槃迈硕人增改，三十折，附图十六幅，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本子。
1957年从淳安供销社运到歙县一个造纸厂的废书纸中，拣出了明万历刊“淳安县志”和明刊本带图的曲词多种。这些书也是由纸槽流入古书商贩手中，再由国家花一定的代价收回。
我国散在民间的珍贵古籍是很多的，而少数群众还不知道保护，把这些珍贵古籍当作废纸，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浙江淳安县文化部门忽视中央有关文物古籍保护的政策法令，不向群众宣传，不及时检查从群众中收集来的废品，听其毁损，是不能容忍的。
余庭光（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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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新路”？
李希凡
一
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在彻底揭露了刘宾雁这个“特写专家”的右派嘴脸以后，重新提起这篇公认的反党特写“本报内部消息”来（注），或许有些过时了。但是，当我看过了“文艺报”的“再批判”特辑，深深地感到，一个反党分子所以敢于这样嚣张，他的反党作品所以能够受到某些人的喝采，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必然和时代思想潮流有密切的关联。反革命分子王实味和反党分子丁玲等的联合反党是如此，刘宾雁也并不例外。
如果说刘宾雁的第一篇特写“在桥梁工地上”的反党情绪表现得还不很明显，那么，“本报内部消息”是显然流露着浓厚的反党情绪的，应该可以一眼看穿的了。可是，以它为代表的这种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特写，在一个时期里却形成了一种时髦的文体。发表文学创作的大型刊物“人民文学”在秦兆阳的主持下曾经是它的积极的提倡者，然后是流毒全国，引起了不少人的模仿。甚至有的作家认为刘宾雁的特写，是目前“最高的东西”。而当这种倾向略具规模以后，理论上的攻势，也就披着学术讨论的外衣公开出现了。何直（即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就是这种倾向的理论上的奠基人。这一切难道能说是偶然的吗？
和王实味、丁玲等一样，掀起这股逆流的反党分子和修正主义者们，是善于利用时机的。从1956年4、5月到8、9月，这股逆流从冒头到活跃，是追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出现的。中国的这些文学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者，借用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的口号，来否定并修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他们的第一篇样品就是“本报内部消息”。它们的首倡者，也是在这个运动里起了“组织”作用的秦兆阳这样评价道：“……这篇‘内部消息’，至少是给我们的创作开始打开了一条新路，开始使作家们去注意，去描写我们周围生活中人们的灵魂深处，而不仅去注意那些工人农民。而且这不是普通的注意和描写，而是‘挖掘’。这就是说，你在开辟一条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新路，同时也在给别人作出榜样来。这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呀！”可见他们把这篇作品看得多么重！因此，在我们和修正主义者进行辩论的今天，就“本报内部消息”来清算一下这笔旧账，也就不能说是过时了。
什么是这篇作品的主要内容呢？它是通过黄佳英和陈立栋的斗争来发展它的故事的。这个斗争的内容集中地表现在两条不同的办报路线上。在刘宾雁的笔下，“新光日报”是把持在总编辑保守主义者陈立栋的手里。他只是执行省委指示，不敢真实地反映群众的生活、群众的意见。而黄佳英的办报路线却完全相反，她主张报纸要“干预生活”，要脱离党的领导，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主张要夸大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缺点，使党的报纸变成煽动群众反党的资产阶级的工具。实际上从反右派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刘宾雁的反党的新闻观点来看，黄佳英不过是新闻界的右派的传声筒。
故事情节虽然是发生在一个报纸的编辑部里，而情节的基础却伸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里。党的宣传教育武器——报纸，这是社会生活最敏锐的感官，它每天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反映生活中新发生的事件和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向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因此，以“报纸”为背景，就不能不涉及到我们广阔的社会生活，实际上刘宾雁所以选择这个背景，也正是为了便于使用所谓“干预生活”的武器，来歪曲和诽谤我们的党和整个社会生活。
在这特写里出现的上上下下的党组织，从党的省委，到贾王矿的党委会，“新光日报”的党支部，不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保守集团，就是操纵在个人手里的“迷失方向”的人。“罪魁祸首”是省委。刘宾雁笔下的这个省委充塞着庸庸碌碌的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他们不了解群众生活中的实际情况和迫切问题，只知道发布“大力开展”、“坚决贯彻”、“积极响应”的号召和指示，处处限制“新光日报”的工作，不敢大胆放手地使用干部，也不敢在报纸上展开对于本省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为了丑化这个省委，刘宾雁不惜用一些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任意夸张的事例，来嘲笑这些省委的领导人。省委委员、省委工业部长兼工业厅长，因为“新光日报”的工业组变成了工业厅的一个宣传科，整天吹嘘本省工业的成就，就经常向陈立栋夸几句报纸，称赞几句工业组长张野，而当报纸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批评地方国营工厂生产的暖水瓶不够保暖，这位部长就在省委会议上“大发雷霆”了。连省委书记也跟着帮腔说：“报纸应该首先肯定成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省委”，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贾王矿的党委会更是官僚主义到了极点。他们对于工人的疾苦漠不关心，长期不能解决群众会议多的问题，以致被反党分子黄佳英所利用，领导工人闹了罢会的大民主。这次事件的起因在刘宾雁的笔下，是由于开会多，有好几年工人只能“睡四个钟头觉”造成的。
会议多的现象确实是有。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的事情，在短的时间里，也可能有过。但是，刘宾雁的这种描写，却显然是恶意的夸张。矿工每天都只能睡四小时，一直继续了好几年，居然能够“长生不死”，难道这是合乎情理的吗？类似这样恶意夸张的描写，在“本报内部消息”里，俯拾皆是。例如什么一个党市委作出七天之内消灭全市麻雀的决定等等，都是一种完全缺乏真实性的事例，刘宾雁却以此来攻击党的工作。
“新光日报”的党支部就更糟糕了。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党组织而只是长期操纵在陈立栋手里的一个增强和保证个人威信的工具。两个副总编辑只是因为在支部大会上批评过陈立栋，或者是和他合不来，就不得不自动要求调工作。而且似乎人们的入党问题，也要决定于陈立栋的点头与否。至于这个支部的其他党员，除去曹梦飞、李鹤青这两个黄佳英的同情者，是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人物以外，大多数都是发霉发臭的时代渣滓。
我们并不是说党的某些部门，甚至像省委的工作，不会有错误。也不是说，我们党内的某些部门的领导人，不会有保守主义者，官僚主义者。更不是说，有了这种人和事，不允许作家去描写。相反的，我们迫切需要非常尖锐的批评性的作品，对于革命工作的缺点和错误，对于官僚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进行热情的积极的批评，我们相信这样的作品，十分有益于推动革命工作的进步和发展，帮助革命干部打掉官气，克服缺点，纠正错误。群众是欢迎作家的批评性的文艺创作的。世界上再没有谁比共产党更懂得批评的意义了。问题不在于能不能描写我们工作和生活中的缺点，而在于从什么样的立场上和为了什么目的来描写。很显然，刘宾雁的创作是蓄意歪曲和丑化我们党的工作、党内生活、党员形象。在刘宾雁的心目里，整个共产党都是陈立栋、马文元、张野们的天下。用他的话说：“上面是一批保守力量——高级干部的‘特权阶级’，中间是一批阳奉阴违的‘土皇帝’——省市一级党的领导干部在把持，而下面是一群懵然无知的‘笨蛋’。”“一些人愚蠢，守旧，不学无术，阻碍生活前进！一些人政治热情衰退，疲疲塌塌，无所用心或贪图享乐！另一些人自私、懦弱，不敢说话，怕丢乌纱帽，不敢坚持党的利益！”戴着这样阴毒的有色眼镜来看待我们的生活，能希望他找到什么积极的东西和真实的画面呢？
二
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下“本报内部消息”的主要人物陈立栋、马文元的形象。刘宾雁是用他的阴暗的思想来塑造艺术形象，来丑化党，丑化党的领导者，向读者灌输他的反党思想的。
“马文元是一个小职员的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书生气的正直”，但是，这个正直的人参加党以后的第一个变化，就是精神“疲塌”。解放使他的热情衰退了。在党交给他的工作里，他“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工作方法：承上启下，把部长的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员的报告变成自己的报告”。而“在尖锐复杂、变幻多端的斗争里”，他所得到的，又“是最一般、最抽象的东西。他已经掌握了他自己称之为‘规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复杂的现象归纳到这里面，或者把它们套在任何事件上，自以为都能应付自如。”为了加强说明马文元这种精神衰退的过程，刘宾雁不惜用最抽象的词句，充满敌意地嘲弄一个共产党员认识问题的立场和原则，说什么“生活里五光十色的事件，不过是马文元自以为早已洞悉的生活规律的插图，人们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阶级立场’，‘人生观’与‘思想作风’这三条法则。”
就这样，马文元的革命意志和精神，被四年的党委机关工作消磨净尽了。他“对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失去了兴趣”，萎缩在市侩主义的躯壳里。
然而，马文元何尝不希望自己振奋起来，何尝满意“自己那老一套呀！”当他从“党委机关跨进了报社的大门”，马文元也曾梦想过在新环境里改变一下自己。可是，这个梦想又被粉碎了。雷厉风行的陈立栋，为了给他的总编室主任一个下马威，他“促使人怀疑的不是自己的缺点，而是自己这个人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大小”，口授了马文元三篇社论的内容，“但是三篇社论都没有见报”，而且在会上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从此马文元变得更沉默了。”他一切服从了陈立栋的意志，“学会了按总编辑陈立栋的思想来思考”。“又开始了风平浪静的日子。没有什么争论，没有什么吵闹，没有什么大事要马文元决定。”马文元的革命精神再生的希望被摧毁了。只有当“黄佳英的声音一路不断地响在马文元的前面”的“新形势”下，才迫使马文元走上了新的矛盾时期。于是，他徘徊在陈立栋和黄佳英之间，逐渐懂得了“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是多么快乐的事”的新的“生活真理”，和黄佳英们站在一起“独立思考”，从一个共产党员过渡到个人主义的彼岸，参加了黄佳英的党，马文元这才找到了真正“再生”的归宿。
对马文元的描写，确实很“生动”。然而，人们只要深思一下，就不由得被隐蔽在这些描写里的作者的阴险意图激怒起来。马文元的形象，马文元的生活道路，只是告诉人们一个这样的“真理”：一个人参加了共产党，不是找到了真正的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人生道路，为人民为国家为人类贡献自己的生命和力量，而是意志和精神的不断被摧毁，一直到使他完全失去了生气，变成了软体的蠕虫，这就是党给一个党员安排的生活道路！
在刘宾雁的笔下，马文元的生活道路是如此，而摧毁他生活信心的陈立栋又何尝不是一个过来人啊！所谓“陈立栋的坏”，固然在于他的专横保守，可是，这位总编辑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志啊！只是二十年的党龄，他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在革命过程中已经先马文元而被摧毁了。他摧毁马文元生活信心的行动，不过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再版而已。
在黄佳英和陈立栋的一次谈话以后，独断专横的陈立栋也有过多么痛苦的内心独白呀！
不知是黄佳英眼睛里投过来的那股重重的轻蔑呢？还是声音里陈立栋不常听到的那股自信劲儿，叫陈立栋不自在老半天。他的自尊感挣扎着，挣扎着，几乎把他的意识引到这个念头上来：
“二十年前，我也不比你差！”
这念头使他吃了一惊，紧跟着就想起，二十五岁时，他时常与
人争论，三十二岁时，他还保留着一些独立的观点，等他更加成熟、老练，他就更加不轻易表示和时常放弃自己的看法了。四十二岁， 他成了完全另一个人。
“可是”，他的思路继续下去，“只要省委答应，我能把这张报纸办得人人爱看，个个夸赞！只要省委答应……”
如果以为这段内心独白的心理描写，是在表现生理上的年龄的增长，“锈损了”陈立栋的“灵魂”，那自然是可笑的。在刘宾雁的笔下，陈立栋之所以变成今天的陈立栋，责任并不在他，是“革命熔炉”使他走上了这样的生活道路。同样的，报纸之所以办不好，责任也不在陈立栋的保守专横，而是在陈立栋之上，有刘宾雁所痛恨的更加保守、专横的“土皇帝”省委在。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我们的党确实是一个革命大熔炉，但并不是要熔掉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不是要熔掉在集体主义光辉照耀下的个人的才能和独立的见解，相反的，是要把这种积极性、才能和独立的见解提高到共产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上来，使他们在共产主义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许多革命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不少杰出领袖共同走过的路道。当然，党的熔炉也确实要熔掉知识分子身上的一些东西，那就是由他们的出身教养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个人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把扔掉这些包袱，看成是成为一个革命者的光荣，只有刘宾雁和黄佳英们，才把革命熔炉看成“可怕的火坑”。
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决不回避事实，在我们一些党员中间，甚至某些部门的领导干部工作中间，是有专横武断的现象，也有革命精神衰退的人物，对于这些人，党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批评、教育、改造的斗争，党屡次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最有力的说明。因此，党也会热烈欢迎艺术家给他们画像，借以教育广大的干部和人民。但是，这些都和刘宾雁没有什么相干。右派分子刘宾雁深恶痛绝的，并不是什么官僚主义，保守主义，也不是什么精神衰退、热情衰退，而是党。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犯错误的同志怎样改正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他最热心的是把这种错误和缺点加以夸大宣传，说他们是不可救药的坏人，是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刘宾雁通过马文元、陈立栋的形象——无论是精神衰退也好，专横保守也好，所要告诉人们的，这一切罪恶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的生活道路，个人的品质，而在于党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必然悲剧，党的生活的“铁箍”，在党员身上所造成的精神悲剧。总之，在刘宾雁的笔下，党是人性的摧残者，专横保守主义的策源地，党已经成了一个专横压制的保守集团，不是在引导人们前进，而是在阻碍生活前进。共产主义的旗帜已经不掌握在党的手里了。这就是秦兆阳所称赏的刘宾雁的“艺术激动”，刘宾雁通过马文元、陈立栋的艺术形象所进行的“灵魂”“挖掘”的真实内容。
共产党既然撑持不了共产主义的旗帜，那么，在刘宾雁看来，谁是共产主义旗帜的撑持者呢？那就是黄佳英之流的反党人物。
黄佳英、刘宾雁笔下的新生力量和英雄。确实被装扮着一幅迷人的外表，她不仅以丰美多姿而惹人注目，而且以她的积极、热情，“傲视一切不断要求革新”的行为，迷醉过不少青年，还引导了像马文元这样的人跳出精神衰退的“泥坑”，走上了“正当”的人生道路。
然而，刘宾雁笔下的这个女英雄黄佳英的性格，究竟有着一种什么样的迷人内容呢？
二十五岁的黄佳英，不过是一个刚有三年采访历史的记者。她却敢于傲视一切。在她的采访过程里，把党的方针和政策置之度外，在任何问题上，她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她的采访，不是为了报道客观现实发生的事件，而只是为了“安排事实，组织材料，来最有力量地说明自己的思想。”她在她的采访过程中所看到的生活，只是黑暗和缺点。她不满意陈立栋的领导，实际上是不满意省委的领导，时时刻刻想脱离省委的宣传意图，单搞一套，而特别反对报道我们工作中的成绩，甚至在贾王矿煽动和参加工人罢会，闹大民主来反对党。总之，她在一切工作中都和党闹对立。看看她这种傲视一切的态度：“……一想起陈立栋，想起她会在陈立栋面前低头认罪，她的嘴角上就现出一丝笑来，一个人在蔑视什么威胁时才这样笑的：“‘说我的意见，我的看法’”。在她的心目中，那里有什么党和领导，她在一切方面都在扩张着自己。可是，刘宾雁却把这个全身心渗透着反党气味的“英雄”，描写成一个积极要求入党的青年团员，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是刘宾雁写这篇作品的全部思想关键。右派分子刘宾雁是以“革新者”自居的。他曾企图把“青年团变成第二党”，用这第二党来改造我们的党，黄佳英的形象，就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化身。在黄佳英身上，刘宾雁寄托着他自己的“理想”，“本报内部消息”是带着刘宾雁所希望的光明尾巴结束的。在黄佳英和陈立栋的斗争中，黄佳英是胜利者。这突出地表现在讨论黄佳英入党问题的支部会上，在这里公开反对黄佳英入党的只是个别人，而且是孤立的，同意她入党的人却占据大多数。在赞成的人们里，不仅有曹梦飞、李鹤青、张野、马文元，而且有陈立栋，这是一幅暗示党向黄佳英“投降”的图画。这胜利的结局，分明体现着刘宾雁的狂妄的梦想——用黄佳英的思想，黄佳英的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党。
然而，不管刘宾雁怎样粉饰和美化他的“英雄”，黄佳英的一系列反党行动，都和共产主义者毫无相似之处，而是一个极端狂妄的个人主义者。刘宾雁所美化的黄佳英的独立思考和叛逆性格，是以傲视一切，唯我独尊，背叛党，背叛社会主义为她的活动中心。黄佳英所要的党，是个人主义的党，无政府主义的党。如果中国革命由黄佳英的党来领导，那只能导致社会主义的毁灭，资本主义的复辟。黄佳英的“党”，曾经在大鸣大放期间，披着革新者的外衣，试验过一次力量。但很可惜，并没有取得刘宾雁所希望的“胜利”，他们在高度觉悟的人民面前，只扮演一次“蜉蝣撼大树”的丑剧。不过，刘宾雁能够给读者留下了一个这样“生动的艺术形象”，也不为无益。毒草变肥料，黄佳英们在现实生活里的生动的续篇，也“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缦，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文艺报1958年第二期“编者按语”）
三
秦兆阳所称赏的刘宾雁的“现实主义的新路”，在这里，是十分清楚了。其本质的内容——从“灵魂”上去“挖掘”，不过是从人们的灵魂深处去丑化党，美化个人主义，以达到他们共同煽动反党的目的。这个“现实主义新路”的内容，不过是秦兆阳在他的“从特写的真实性谈起”、“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等文章中所一再阐述的“干预生活”“写真实”的活的注脚。在“本报内部消息”里，确实是没有秦兆阳所谓的对于社会主义“片面歌颂光明”的痕迹，而且是一点光明也没有的一团糟；刘宾雁也确实“不是以世俗的眼光，而是以深沉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他所描写的人物，也确实是有“独特的，甚至是极为特殊的命运”，但是，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什么“现实主义的新路”，而是反现实主义的反动的歧路。它沉落在所谓“干预生活”、“写真实”和揭露黑暗面的泥坑里，以渗透着仇视社会主义的主观精神，毫无真实性地丑化了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生活，然而，它何尝只是“批评”和“暴露”，它也在歌颂，而且是尽全力地在歌颂，不过，它所歌颂的，仅仅是黄佳英的反党而已。这就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样品。隐蔽在“干预生活”“写真实”背后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在这里是暴露无遗了。可是，以这篇样品作为灵魂的旗帜，在秦兆阳主编人民文学的一段期间，为了修建这条“现实主义的新路”或者是“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曾经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啊！“爬在旗杆上的人”、“马端的堕落”、“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改选”，以及一系列的短论、杂文，就都是为了修建这条“新路”而配备起来的武装。因此，在这股思潮的逆流里，不仅暴露了这些作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也撕破了“理论家”秦兆阳的虚伪的嘴脸，原来掩盖在怀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不确切外衣下面的，只是为刘宾雁们开拓这样一条“现实主义的新路”。只要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进行考查，我们就不难发现，文学思想上的这股修正主义逆流和大鸣大放期间的右派寒流，是有着一种怎样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啊！
注：发表在1956年6月号、10月号“人民文学”，以后和他的“在桥梁工地上”合在一起，由工人出版社出版，题名为“内部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