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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加速科学事业发展
上海科学界全面大协作
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大军已经组成
本报上海26日电 记者余辉音报道：上海各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已经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互相配合，全面协作的科学技术大军，以服务于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促进科学事业的大发展。
今天下午，上海近二千个科学家、教授、工程师举行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成立了机械电机造船、化学化工、冶金、轻工业、纺织、土木建筑、医药、农业、水产等九个全市性的协作小组。数学、物理力学、生物等方面的协作小组也即将建立。这些协作小组的任务是，组织力量，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首先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委托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和中苏技术合作项目。其次，在两个月内提出全市科学技术研究规划，定出重点任务和重要研究课题，确定研究课题的主要负责单位、协作单位、完成期限以及实现规划的措施，保证根据市党代会决议，使上海逐步发展成为化学工业、精密机械、仪表、电讯器材、小型钢材、船舶修造、轻纺工业高级产品、各种文化用品和文化精制品等现代化工业基地。对不列入全市规划的研究课题，由小组组织平衡协调。各个协作小组还负责分别规划和执行培养各个方面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干部队伍。解决教育、科学研究和部分业务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关系，全面考虑培养干部、发展生产、推动科学研究、改进教学等问题，这是中共上海市委在整改运动中采取的重大措施之一。早在去年11月，在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已按业务性质成立了十四个党内的协调小组。从那时起，各单位之间开始普遍挂钩，互相帮助，以发挥人材和设备的潜力，解决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第一、第二医学院和第二军医大学共同支援上海中医学院，短期内加强了这所新建学校的领导和师资力量。华东纺织工学院和纺织工业部门共同拟定了培养纺织系统老干部和青年工人成为红色专家、五年内使纺织工学院学生中工农成分达到80％的方案。为了配合地方工业的发展，解决地方工业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工厂合作开展了煤的综合利用、人造纤维、仪器仪表等项专题研究。
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各单位揭发出科学研究上还存在着题目重复、各搞一套的浪费现象。在批判了研究工作中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浪费以后，协作关系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很快地出现了一个可喜的新趋势。协作关系由双边、多边而向全市性的协作发展。五个科学研究所和二个医学院有关专家组成了一个全市性的肿瘤研究小组，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对生理学和医学上的这一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十多个工业、科学研究、教育单位联合成立了全市性的太阳能利用的研究工作组，负责研究和制造直接利用太阳能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器械，供应各地的需要。在高等学校之间出现了校际教研组，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帮助有困难的学校开课和培养师资。
上海各系统有九十五个研究所（室），十九所高等学校。上海科学家承担了国家重要科学技术的五十七项任务中的二十九项，包括一百六十六个中心问题、六百五十七个课题。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地方工业八个方面的重要科学技术研究题目，又有四百九十八个。要完成这些研究问题的重大任务，需要全面协作，全面安排。现在，有党内外各方面专家参加的，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的经常性协作小组的成立，必然可以使上海的科学技术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
上海市副市长、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刘季平，在今天大会上讲了话。他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生产战线上已经出现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新形势，文化建设高潮已经排山倒海而来，希望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大跃进中立大志，作到理论密切联系实际，通力协作，为多快好省的生产大跃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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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科学工作支援农业生产
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大跃进会议
新华社26日讯 中国农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组织农业科学大跃进的会议，决定由农业科学院在保证继续进行某些必要的内部研究工作的原则下，从所属各专业所中立即抽调三分之二的人力，组成六个科学工作队，在4月5日前出发。这些工作队都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按照当地计划进行工作。他们将分别到高额丰产区、低产区和山区总结增产经验和研究增产关键，并调查研究植物病虫害防治、家畜和家禽饲养与防疫、农业机器及农具的改进。
这次会议开了八天，已在25日结束。会议着重讨论了农业科学如何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各项任务，1958年农业科学院工作要点，以及如何促进我国农业的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的现代化问题。会议认为，农业科学研究机构要订出跃进规划，并动员一切农业科学技术力量与有关方面实行大联合、大协作。在试验研究方法上要以三快代替三慢，就是发现问题快、研究问题快和解决问题快。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坚决贯彻科学研究、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基层研究单位的责任；提倡集体创造和综合研究；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与农业社广大干部的试验田的活动结合起来。
会议还讨论了加强党对农业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反对农业科学工作者不问政治的倾向。会议要求全体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决贯彻党在农业科学工作上的方针。要求党员负责干部一定要搞试验田，下苦功夫学习和掌握农业科学知识，达到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目的。
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目前农业科学战线上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两种方法的斗争。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农业科学为农业生产大跃进服务、以及多快好省的方针，必须批判各种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批判把生产与科学对立起来，认为农业科学工作者不应当研究生产中提出的问题，研究生产中的问题就降低了科学水平，农业科学只能为将来的生产服务而不能为当前生产服务，以及鄙视农民丰产经验等错误思想。
刘瑞龙说，经过这一阶段的整风运动，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内出现了许多新气象：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许多人表示要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许多农业科学家觉悟到只有到群众生产中去才能有创造，只有和群众在一起，科学研究才有出路，才能有效的改造自己，达到红透专深；许多农业科学研究单位提出了苦战三年，改造思想，改革农业科学工作，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实现农业科学大跃进的口号。他鼓励农业科学工作者把这些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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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农学院招收工农干部
将为全省每县培养一名农业专家
本报讯 山西农业学院决定培养一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成为农业专家。他们准备在今、明两年招收一百二十名老干部入学，学习期限为三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就可以为山西省每个县培养出一个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成为农业专家。 （郭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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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服务生产建设 贯彻厚今薄古
经济学家座谈跃进规划互相挑战竞赛
新华社26日讯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25日下午召开了经济学座谈会。在今后半个月内，委员会还将在北京召开哲学、法学、语言学、教育学、历史考古等学科的座谈会，邀请分散在各个岗位上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和业余研究工作者，讨论怎样组织和发挥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共同实现本学科的大跃进；讨论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和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方针；并且对科学规划委员会掌握的哲学社会科学今年的重点研究项目提出意见以及讨论如何做好这些重点项目。
25日下午参加经济学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和业务部门经济学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和研究人员，高等学校的经济学教师以及业余经济学研究工作者等共九十多人，座谈会由科学规划委员会经济学专业小组副组长孙冶方、陈岱荪主持。会上一些研究单位和个人都分别提出了跃进规划，这些规划总的精神是：经济科学要密切结合生产建设的大跃进、要为生产建设大跃进服务，力争又红又专，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孙冶方在会上报告了这个所今年的主要工作方向：首先要加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国家需要；加强团结和改造老科学家以及培养新生力量，过去所内在这些重要方面都做得很差；在研究工作中要着重做好下列各项：一，彻底清算经济学研究中的“三风”“五气”。二，过去没有开展而为国家生产建设所需要的研究课题，今年要开展起来，这些课题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价格和价格规律，人口、劳动和人民消费水平，统计学、会计学和现代计算技术的应用，投资效果。三，同其他经济科学研究机构、大专学校的经济学教研室以及财经部门建立联系。四，培养青年研究工作者，今年要订出具体培养计划和办法。五，在整改的基础上订出全所和个人的具体研究计划。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郑伯彬也报告了这个研究所今年的跃进规划：要求所内大部分科学工作者在短期内成为左派；金融研究工作要为银行工作服务；要研究当前大跃进情势下的金融问题——大跃进中流动资金的需要、流动资金的潜力、银行的信贷结算的作用，以及农村中的资金问题等。劳动部劳动经济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筹备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对外贸易部行情研究所和若干高等学校出席座谈会的人员都在发言或书面发言中提出了本单位的跃进规划。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樊弘、“经济研究”负责人骆耕漠、国务院第五办公室工作人员何畏、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大琨等人都提出了个人跃进规划。
许多人在会上提出了一些经济科学跃进的方法，例如提倡协作、强调协作、搞试验田、多开小型会议和现场会议，参加有关业务部门的实际工作，多订小题目，经常进行评比等等。
会上有些经济科学工作者互相提出挑战竞赛。骆耕漠向何畏挑战，骆耕漠提出今年要写出一定数量的论文，内容是商品、价值、价格、货币、利润五个问题。何畏立即应战，他提出，今年要写出棉、粮、油等主要物资的计划分配、价值规律、批判反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人口论等方面的论文。许多经济学工作者的发言充分表现了革命干劲，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大跃进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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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中农学院蔬菜栽培教研组
革新教学的正确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虚心向群众学习
本报特约新华社讯 华中农学院蔬菜栽培教研组的教师们在杨惠安教授的带动下，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深入郊区农业社，学习和总结了农民的生产经验，对改革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对培养既有农业科学知识又能实际劳动的科学人材起了重要作用。
几年以前，这个教研组曾在教学上碰到很大困难，他们缺乏实际生产经验，只是生搬硬套地念课本，教学效果很不好。这时，教研组长杨惠安教授已经开始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总结了农民的许多丰富的生产经验，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对教研组的其它教师起了很大的影响。
从1953年开始，他们与武汉市郊区农民建立了联系；为了掌握实际生产技术，他们还结合着本人的专业，直接参加了华中农学院农场的生产指导工作。他们在实践过程中，既掌握了生产技术，也提高了理论水平。教师们把总结的生产经验和围绕生产关键问题进行的科学试验成果，及时地补充到教材里去，并搜集了许多具体的实例来进行讲授，效果很好。教师们在布置课程论文和作业时，也紧密结合生产实践进行，学生通过田间观察和实际操作，认真分析研究生产实际问题，不仅能写出质量较好的论文，而且能掌握栽培技术。学生李顺旺通过黄瓜播种、养苗和田间管理工作，写出了“黄瓜幼苗锻炼的研究”的一篇有价值的论文，他培育的黄瓜比农场栽培的早熟黄瓜还提早了十二天成熟。许多教师通过实践，也提高了科学理论水平。张月藻先生因此被提升为讲师，成为系里业务水平较高的教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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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走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
祖年
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国学术界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性质的问题。
华中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杨惠安教授，几年来踏踏实实地始终坚持和武汉市郊区农民密切联系，经常到田间和农民一起研究和解决生产问题，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推广农业科学技术，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教学和科学试验的内容。杨惠安教授的这条路是走对了。
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脱离实际，是两个对立的学术思想体系，它的产生是有阶级根源的。理论联系实际是无产阶级一贯坚持的真理。劳动人民需要理论是为了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问题，同时他们辨别理论的真伪也是从他们的实际经验出发。因此他们重视实际。这是朴素的又是正确的唯物主义。劳动实践是生产知识的源泉，理论和实际，有如鱼和水；鱼离开了水就要失去生命。理论脱离实际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特点。因为他们阶级本性的原因，他们把理论，把文化知识当作资本。有文化有知识就高人一等，并且可以据此以谋利。因此，他们必然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必然理论脱离实际。
杨惠安教授走的是前者，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道路，所以他获得了成功。事实证明，这条道路，不仅适合农业科学家，对于从事研究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科学家来说，也同样适用。但是，遗憾的是，对于这条正确道路，在一些科学家、教授当中，思想上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这些人所谓的“学术风气”是关起门来教书，关起门来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们甚至说杨惠安教授采取的方法仅仅是“培养劳动模范”的办法，称他为“土教授”。他们要求杨惠安教授脱离实际，只在实验室里进行所谓“高深”的研究。但是，脱离广大群众，脱离实际的研究方法，这必然限制教学水平和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有这样一位教授，他从事研究电机学几十年，但是当他自己实际操作机器时，一连烧坏了好几个电表。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会是不红不专、能说不能作的“人材”。
目前，在高等学校里正掀起一个规模壮阔的双反运动，让这把熊熊的烈火，烧掉教学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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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研究要为生产服务
本报评论员
上海市一支全面协作的科学技术大军，在昨天组成。这是上海各科学研究单位、高等学校和业务部门反浪费、反保守、又专又红大跃进的一项重大成就。全面协作的好处，首先是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生产任务，反过来又提供了教学、科学研究的丰富内容，达到改进教学、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还能培养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材。这是一个值得重视和推广的好办法。
在双反运动中，全国各地出现了很多科学家和生产部门全面协作的生动事例，不仅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提供了科学技术资料，也为技术革命打下了有力基础。这是科学家们由书房到现场，联系生产实际，改造思想，发展人民的科学事业，克服科学研究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的良好开端。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更要求科学技术力量紧跟上来密切配合。
但是，对于全面协作的重要意义，当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理解。那些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抱有资产阶级思想。保守思想、本位主义的人，往往认为协作太麻烦、不合算、妨碍科学研究，或者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是解决长远的问题，解决今天的问题是生产部门的事，因而不赞成全面协作。
全面协作是不是麻烦、不合算、妨碍科学研究呢？上海进行协作的无数事实，已经驳倒这种论调，充分说明了全面协作是促进科学事业发展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对科学研究有妨碍，那只是妨碍了利用科学研究来达到个人名位的目的。这一点妨碍是好得很，也是科学家自我革命的好办法。自然科学本身是联系实际的。但是，如果关起门来从事研究，不和生产实践密切联系的话，同样会脱离实际的。所谓科学研究是解决长远的问题，解决今天的问题是生产部门的事，这实质上还是脱离实际的思想。有这种思想是不可能达到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配合生产任务的。因为工农业生产是一日千里在发展变化，等到你长远题目研究成功了，也会远远落后于实际的。这不是同样会失去科学研究的作用和价值了吗？
聂荣臻同志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本身不是目的，为科学而科学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观点。科学是一定要为生产服务的，在今天就要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如果不明确这一点，我国科学事业就会迷失方向。科学事业如果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应该认清这些原则问题。我们必须赶上当前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形势，抛弃科学研究工作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密切地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勇敢地投入到全面协作的行列中去，真正以实际行动，把心交给党，把知识交给人民，彻底改造思想，在红透专深的道路上迈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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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介梅”上舞台
本报讯 湖北省话剧团4月1日起，将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公演四幕八场话剧“刘介梅”。
话剧“刘介梅”是湖北省话剧团许伯然根据该省农民刘介梅的故事编导的。这出戏在武汉演出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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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气象台
降温和大风
新华社讯 26日下午八时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发布降温和大风预报：
预计27日早晨河北、山东、河南北部、山西、陕西北部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摄氏零度以下，并有冰冻。淮河流域将下降到摄氏零下三度，并有霜冻。长江流域中下游各省将下降到摄氏三度到八度。28日早晨长江流域中下游各省最低气温将继续下降摄氏二度左右，广东、广西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摄氏十度左右。
预计未来二十四小时内，长江流域中下游各省仍有六级左右的偏北风，东海、台湾海峡将有六到八级的偏北风。预计27日早晨起，广东、广西将有五、六级的偏北风。预计27日中午起，南海北部的风力也将逐渐加强到六、七级，风向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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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产阶级文艺光芒万丈
首都作家座谈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成果
本报讯 3月26日出版的第六期“文艺报”发表了关于周扬同志“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座谈记录。参加“文艺报”座谈会的是北京的一部分作家、评论家郑振铎、邵荃麟、艾芜、臧克家、林默涵、王瑶等十二人。座谈会一致认为周扬同志的文章内容丰富，对文艺工作者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对今后文艺工作指出了鲜明的方向和令人兴奋的光明远景。周扬同志运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不但总结了去年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成果，也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提供了总结的基础。
大家认为文章明确地指出了文艺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我国文艺上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以鲁迅为首的革命文艺同“新月派”、“第三种人”、“民族主义文学”派的斗争，就是这一斗争的最初一个回合；后来是对冯雪峰、胡风等隐藏在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是对丁玲、萧军、王实味的斗争，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对胡风、冯雪峰的斗争；直到去年的“大辩论”仍然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这一次是总的清算。资产阶级思想的镣铐的解除，为无产阶级文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支完全新型的文艺队伍正在建成，社会主义文艺的光辉远景已经展示在面前。
许多同志认为这次斗争的一个最深刻的教训就是文艺家必须改造自己，大家都说周扬同志所说的“个人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是万恶之源”是一针见血的警句。坚决彻底丢掉个人主义包袱，把心交给党，这是今天文艺家的唯一道路。
参加座谈的同志表示，周扬同志的文章对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了深刻有力的批判，揭穿了它的假面具和实质。作家们深深地感到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只有扫除了这些障碍，才能使我们的文艺队伍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使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得到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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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对群众开放大礼堂
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对外开放大礼堂，附近群众可以在礼堂里看电影、听时事报告等，这对紧密联系群众和普及文化都大有好处。
电机制造学校在开放俱乐部同时，还开放了卫生所。在附近有两个商店的职工和附近一个小屯的二百户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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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天津大学同学到各种岗位劳动锻炼
天津大学第一批一千二百余名同学投入了勤工俭学的劳动生产。他们分别到校内机工厂、纺织厂、实验室、造纸厂等处和校外工厂、农场从事体力劳动。
机械系的同学在11日炼好了第一炉铁水，浇注了第一批铸件，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二千五百元的财富。纺织系三年级同学用三台织布机花了一天多时间出产了三匹布。化工系同学纷纷试制药品。有机合成专业二年级甲班已试制成功了硝基苯和乙酸乙酯两种药品。土木系学生给学校的游泳池设计了更衣室，已进行了放线工作，不久即将施工。建筑系同学承包了几个楼的刷浆工作。 （何铁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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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学校里
北京航空学院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北京航空学院的师生想出了很多办法，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有一个实验室原计划容纳百余人参加生产；经过主动和地方工业局联系后，帮北京自行车厂生产二十五万件零件，生产量大大提高。为了充分利用机器，同学们还主动提出生产两班倒的办法。学生中的技术工人还主动报名参加试制机器的工作。有的同学还配合教师设计风车，作电表壳、波音机底盘、试制八线录波器和电阻丝等。经过教师和同学的努力，学生参加工业生产的人数较前增加了三倍。
（关若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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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深入农民的科学家——杨惠安
放下架子，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杨惠安教授几年来在工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关键。
新华社记者 殷 平
华中农学院曾接到武汉市郊区红旗蔬菜生产合作社社员们这样一封联名信，信中说：“杨先生对农民生产很关心，经常到我们社里来帮助解决一些生产技术问题，没有时间就写信来指导。几年来我们社里的生产有很大发展，与杨先生的帮助关系很大。”这个杨先生就是华中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杨惠安教授，由于他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和深厚的感情，武汉郊区许多农民亲切地称他：“我们的杨先生。”杨惠安自己也经常接到农民的来信。每逢节日，不少社员还到杨惠安家里去看他。他们把杨惠安看成自己的好朋友，生产上发生了什么问题时，常来和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杨惠安一直把虚心向农民学习并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作为“最重要”的事情，引以为自己的幸福和光荣。从1951年起，他就开始深入到武汉郊区农村，跟一部分蔬菜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经常到田间去和农民一起研究生产问题，帮助他们总结生产经验。他在董明万的合作社中，发现他们栽种的马铃薯和甘兰都有较高的产量，就经常和他们一起研究学习，结果把他们的经验总结成为“马铃薯双沟密植栽种法”和“甘兰小暑养苗法”。许多合作社采用这些经验后，产量较过去大大提高了。红旗蔬菜合作社在1955年采用这些方法，就使马铃薯从亩产五百斤提高到三千二百斤，甘兰也从亩产四千斤提高到七千二百斤。武汉郊区农民本来没有种植花椰菜的习惯，杨惠安深入到农民中后，发现和平乡有一个农民种的花椰菜长得不坏。他反复地研究了这个农民的栽种方法，把他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和推广，从而打破了过去人们传说的长江流域不宜种花椰菜的说法。
杨惠安教授在帮助农民解决生产问题中，也丰富了自己的科学试验。武汉地区蔬菜生产产量一向很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亲手在农学院的农场里进行了多种试验。结果他研究成功了早熟蕃茄等果菜类的温床养苗和黄瓜壮苗的方法，栽培效果都很好。武汉郊区许多合作社采用他的这些先进技术后，既提高了蔬菜产量，又提早了供应时间。武汉郊区的蕃茄过去只亩产四、五千斤，现在已提高为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一般果菜类蔬菜在采用温床育苗法后，提前了十天到十五天成熟。1955年4月，郊区一些合作社用通常的方法种植的黄瓜，因遭受晚霜的侵袭大部冻死，而用杨惠安试验成功的黄瓜壮苗法培育的秧苗却丝毫未受影响，相反达到每亩九千斤的高额产量。
杨惠安教授的科学实践和耐心说服的态度，有力地克服了某些农民的保守思想，促进了生产大跃进。1954年，中共武汉市委向郊区农民提出了“以多种多样的蔬菜供应城市”的口号。但当时有许多农民认为武汉地区气候条件差，不适宜于栽种大白菜、花菜、檗兰等作物，他就根据这些蔬菜的特性，结合武汉地区的气候、雨量、土壤等自然条件进行了分析研究，自己一边动手进行试验，在获得高额产量时，又和农民一起到田间研究丰产技术，这样消除了农民的顾虑，使武汉地区的蔬菜品种逐年增加。他在
“夏菜秋种”和“春菜秋种”等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成功的试验，保证了大部分蔬菜能够长年生产。他还抽出时间为郊区农民讲授科学技术，为了提高讲授效果，他编了许多通俗易懂的讲稿，还特地把一些科学技术编成顺口溜。对农民提出的各种问题，他总是作到有问必答，尽力地协助解决，使农民深受感动。
由于杨惠安教授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的作风，使他在教学工作中，理论和实际紧紧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教学水平。他对自己领导的蔬菜栽培教研组提出的要求是“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生产经验”，主张用群众熟悉的本地事例来解释科学原理。几年来，他坚持了这种作法，随时注意向农民学习。他经常利用假日去访问有生产经验的农民，有时还拿着自己写的文章、讲稿，去讲给农民听，征求他们的意见。在教学中，有些理论问题讲不清时，他也到农民中去寻求解答。为了讲解“间作多次作”的问题，他亲自跑到离农学院十里路远的杨园、余家头和解放乡等地，跟农民一起研究、搜寻具体生动的实例，再回校进行讲课。因此，他的课堂讲授十分具体、生动，很受学生的欢迎。在他的帮助下，全教研组教师也经常深入实际，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来充实教学内容，改变了过去生搬硬套的毛病。
杨惠安认为，实地参加生产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最好办法之一。因此，他常告诫学生要虚心踏实地向农民学习；并且对那种好高鹜远、不联系实际的偏向，及时地进行批评。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学生们与附近农场、农业社也建立了联系，不少学生还利用星期日到农业社参加劳动。这样，就使得许多学生不但学到了理论，同时也学到了栽培技术。
放下架子，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这三者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这是杨惠安几年来在工作上取得卓越成绩的关键。正像杨惠安自己所说的：“这是党指给知识分子的一条道路”。杨惠安走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当他这样作时，他曾遭到很多舆论的反对。有些教授讽刺他是在“培养劳动模范”，而“农学院应该培养科学家”。他们热衷于关起门来教书和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认为这是培养“学术风气”，认为杨惠安采取的方法是“低级”的，说他的“学术水平低”，甚至称他是“土教授”。杨惠安教授也感到很为难。但是，院、系党组织支持了他，经常告诉他：这条道路是正确的，应该遵循着它前进。这样，就使他产生了继续干下去的勇气。1956年党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召号时，院内有些教授又大肆攻击杨惠安，说他的作法“不行了”，应该回到实验室里去进行“高深”的研究，这也使他的情绪有过较大的波动。但是，党委又及时提出科学研究不能离开农业生产，支持他继续前进。
杨惠安常常对人说：“几年的实际生活教育了我，使我深深体会到劳动就是人类智慧的源泉。群众在劳动中创造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虚心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是我们的一种责任。不可设想，我们这些农业科学工作者，离开了生产实际，还能谈什么农业科学！”
几年来的实践使他深深感到党的领导的正确和伟大。正因为如此，他总是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坚决跟着党走。去年6月间，当农学院有一小撮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提出要到省委“请愿”，指名要大批党委委员“下台”的时候，他立即感到“气味不对头”，就站出来和右派分子斗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和一些正直的教授一起，写出了“从团结愿望出发”的大字报，坚持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地帮助党整风。他还多次地公开发言批驳右派言论。他这样作，激怒了那些右派分子，所以他们到处攻击杨惠安，甚至对他进行威胁。但他没有屈服，仍然沉着、镇定地在暴风雨中战斗着。
已经是五十多岁的老教授杨惠安，决心在党的领导下走新型知识分子的道路，争取成为一个红色专家。几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注意和群众密切结合的工作作风。他曾被选为武汉市的劳动模范，受到了广大教师、学生和农民群众的爱戴。（附图片）
被武汉市郊区红旗蔬菜合作社社员称为技术顾问的安大爹（今年已经八十岁了）也是杨惠安教授的老师。他从1954年开始就经常到安大爹家去向安大爹请教。这是安大爹向他谈如何结合气候决定灌水量多少的问题。
杨惠安教授经常下乡检查自己在教学和实践中的矛盾问题，以便更好地把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结合起来。这是他在红旗蔬菜社和实习的学生谈下雪后应该注意温床的管理。张其军摄（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