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试谈影片“海魂”的成就及其它
凤子
看了“海魂”,有几个人物印象极深,有好些动人的场景久久不能忘去。影片在人物创造上是有收获的,有成就的。
这里想提出两个人物来研究——窦二鹏的思想发展及其性格的形成,和上校舰长这个人物的刻划。这两个人物比较具有典型意义。他们并非都是矛盾两方的代表人物。窦二鹏是在陈春官多次争取之下,又因为有了亲身体验,才认识了反动派的阶级本质,从而有了觉悟的。这个人物具有非常可爱可亲的豪迈爽朗的性格,有着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沿海渔民具有的传统性格。他的嫉恶如仇的对待事物的态度贯串在整个行动中。这种态度表面上是一贯的,而实质上却在变化着,发展着。
这个人物出现在影片的画面上,都是有戏的一些场景。所谓有戏,也就是人物出现在矛盾集中的焦点。有一个镜头,在舱面上,在混乱中,军官们押运着私货,鞭绳习惯地挥掷在士兵们的身上,这时候,我们看到义愤填膺的窦二鹏,他那熊掌一样的手捏紧了拳头,他那炯炯有神的两眼圆睁着。他的无言的抗议,使人震动。同样,在兵舱里,窦二鹏为虞文孝打抱不平,制服杨老五的场景也是极其动人的。影片有意以反笔烘托杨老五的跋扈,甚至特写了杨的扔飞刀的绝技。当孩子般的小虞敢怒而不敢言,看惯了杨老五这一手的人也都莫可如何的时候,窦二鹏像座山一样闯上前来,拔出三把飞刀,一下就折为六段。这几个镜头生动地写出了也演出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水兵的生活,和水兵们不同的精神面貌,突出了窦二鹏这个人物,表现了窦二鹏和虞文孝的友谊,更为窦二鹏下面的行动——得到虞文孝的支持砍断民船的绳索设下伏笔。砍断民船的绳索这一事件,关系着窦二鹏这个人物思想的转变。由于这一事件,将全剧的矛盾很快地推向起义的高潮。影片以相当多的画面反映了这一事件是必然的,是应当的,因而在观众脑子里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军舰从台湾奉命封锁长江口,路经浙江海面,遇到民船。在舰长指挥之下,民船被搜刮净尽,民船上的青壮年也被俘虏来作为“反共”的炮灰,然后老弱妇孺连同民船被炮火击沉。这一血腥屠杀是反动的国民党官兵们罄竹难书的罪行之一。受蒋帮欺骗的一部分官兵,在这血腥的事实面前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也接受了深刻的教训。这时候陈春官来动员白鹜,可以说正是时候;雷万和后来能跟他们走,其动机应也在此。至于窦二鹏,尽管这一事件对他后来参加起义有直接的影响,可是,作为豪迈不羁而且又嫉恶如仇的这个人,他更有他不同的看法和反应。他以行动来抗议这种不义事件,抄起把斧子就干上了。他干的是件痛快事,是得人心的事,是件好事。因此他得到值更兵小虞的支持,也得到值更官白鹜和值更士雷万和的默许。
窦二鹏砍断了民船的绳索后,遭到反动统治者严重的处罚和报复:窦二鹏被鞭责的遍体鳞伤,小虞被吊打到半死。这就更直接地刺激了也促进了窦对生活本质的认识。窦二鹏变了,不再是一个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人了,他开始思索起来,并且逐渐认识到,要报仇,单干硬干是不行的,要组织起来,要团结大家一起干。这就是窦二鹏这个人物成长的具体内容和过程。无数的细节组织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使人感到这个人物是真实可信的。
写反面人物,是极容易流入一般化的,可是“海魂”的艺术创造者们在这个问题上,能从较高的角度着笔,能从人物的灵魂深处着手,来挖掘本质的一面,因而创造出了这个上校舰长。
上校舰长出场不少,着墨并不多,然而形象却非常鲜明。
他是一个受过英国“皇军”训练的军官,忠实于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矜持阶级出身的优越,并且善于施舍怜悯以争取人心,在兵士中他看出了陈春官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在军官们中间他选中白鹜作为个人可以驾驭的对象来培养。他着着棋都留个退路,而在动乱中更显出他的魄力和阴狠。下令抢劫民船、炮击溃兵是他的一面,而主持发放赏金,从轻处罚白鹜,拿手绢拭擦小虞头上的汗水,却又刻划出了他的阴险的另一面。恩威并施是他的带兵的策略。对二鹏等人执行“军纪”,他假装作是迫不得已,自况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所以作态,目的在争得人心。对于孔啸天的无知和露骨的残暴他是不赞成的。他对孔的训话,既写出了他所代表的这一阶层、这一派系所谓的治军的“传统”,也揭示出没落阶级的悲哀——妄想以维系军心来挽回趋于全部崩溃的权势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当他独自一人时,他也有他的苦闷。作为“高等华人”,他也很难忍受美国军舰施给的侮辱。尽管如此,他的前途和幻想却全部寄托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上。这种人未始不知是在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却又不得不欺骗自己不去面对现实。
上校舰长这个人物,反映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丑恶本质,其典型意义不局限在反动军官这一类型而已,这更是这个人物成功之处。
影片在人物刻划上,成功的不止这两个,当然,这两个人物应该说是更其突出一些。这两个人物所产生的一系列纠葛结构成影片的主要情节,关系着矛盾两方面力量的消长,因此这两个人物形象的树立也就奠定了这部影片艺术成就的基础。
影片虽有如上的成就,遗憾的是观后仍感到不足。主要角色陈春官的形象是不够生动突出的。陈春官的思想似乎是用开门见山的手法来写的,也就是说他有他的立场、他的看法。他所以赶回军舰撤离上海是有打算的。那么打算如何呢?没有交代。他布置起义,他的思想根据却不具体。他似乎不同于一般的水兵,不同在哪里呢?他动员蒋旺,动员窦二鹏,似乎是因为在台湾见到美兵横行和温梦媛的不幸遭遇所引起的,自然外界刺激可能是推动起义的动因之一,但不应该是唯一的。军舰上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每一事件都可以作为起义的导火线,可是只见埋伏炸弹却不见点火人陈春官的动静。陈春官不应置身在许多矛盾斗争之外,尤其是主要的矛盾冲突之外。
影片在这个主要人物身上花的力量不够,因而到了起义高潮就只剩下几个惊险的镜头了。这是我们深感不足的。
同陈春官这个人物有关的台湾姑娘温梦媛只有一幅淡淡的素描。台湾同胞的痛苦和希望,曾经生活在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人应该想像得到的,可惜影片未能很好地表现出来,使得在台湾的几场戏有的近似活报,温和陈春官的关系也迹近虚构,这段情节同主要矛盾——起义是游离的。一面是真刀真枪激励人心的生死斗争,一面却是梦境一般的一段悲欢离合的插曲。这一点恐怕也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吧!
台湾还在美蒋控制之下,台湾人民和被迫为蒋政权工作的公务人员和官兵们都向往着大陆,盼望回到祖国的怀抱。这部影片反映了台湾的军民的心情,预示了台湾军民可能和必须走的道路,这应该说是这部影片最大的贡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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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文艺劳动的报酬
春城
看到最近“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艺家座谈关于创作大跃进的许多意见,很是兴奋。老作家们奋起跃进,由他们带头,文艺园地的丰收是可以预卜的。现在我只想谈一个问题。
座谈会上有几位作家、画家、戏剧家都谈到了稿费问题和戏剧演出的报酬问题。他们的一致要求降低劳动报酬。他们的意见是:稿费偏高,转载的作品不能再发稿费,在工作时间写的稿子完全不应该发稿费。他们还反映,在院校任教的画家要求生产自给,有的剧团主张向工农群众演出非但不卖票,还要自带干粮。这种精神,这种干劲,是令人钦佩的。
这件事只要做恰当,我想无论对于文艺事业本身,或者对于享受文艺的读者、观众以及创作文艺的作家、艺术家,都是有好处的。书价、刊物价、画价、票价……的降低,无疑地帮助了文艺的普及。当然,单独降低创作家一方面的报酬,也还不足以大大影响书价等等的降低,它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构成书价昂贵的原因也还有其他种种,例如出版社、书店、邮局对于出版、发行的经营管理等。这些工作也还需要加以改进。
对于读者和观众的利益,更不待言。对于创作家那方面呢?难道降低报酬对他们也有好处吗?如果仅仅从表面来看,也许会觉得有损失,但是更深一层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不恰当的过高的报酬对作家、艺术家实际上好处不多,坏处倒不少。生活享受超过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太多,只会造成文艺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金钱的重量会妨碍心灵的飞翔。额外的非分的“利”,并不能给以什么“自由”,反而是一种束缚。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从事艺术创造,固然决不可能得到好结果,即使自己主观上并不是为个人利益,客观上得到了过多的物质享受,也还是要产生不良影响。单就社会舆论来说,多劳固然光荣,“多得”却不如“少得”。多得只会使自己情虚,内疚,而少得可以使腰杆子挺得直一些。
“多产作家”,不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名词吗?一方面,“多产”被看作粗制滥造的同义语,另一方面难免不包含一种多产是为了多要钱的意味在里面。因此多写不如少写,少写不如不写。我还不止一回听到这样的谈论,有些业余作家本身有职务,月有定薪,或则当教授或则是机关干部,虽则他们能够写一些东西,却不愿意这样作,原因固然不一,但其中之一是怕人家说是为了挣稿费而写作。当然,也有一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名利而写作,不务正业。那是必须批评反对的。我们既要反对名利思想,又要提倡业余写作。我们既要遵守按劳取酬的原则,鼓励多劳者可以多得,肯定作家多产是光荣的,我们又要适当地使报酬降低。如果能照上面说到的几位作家、艺术家所提出的倡议办,那么“物议”就会停止,业余作家们的某一种束缚可以解除,也就是说可以得到更多的创作自由了。至于专业作家,那自然是另一回事。应该有恰当的稿酬来保障专业作家的生活。那种不承认文艺创作是一种劳动、一种职业,因此可以不付报酬的社会偏见也是不对的。我们固然不提倡青年作者过早地脱离工作,过早地专业化。但是有条件的作家更多地专业化,无疑是有利于文艺的繁荣的。
有人说,也还要防止另一种偏向。过去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文艺团体“养”了一批创作干部,按月支薪,个别的人就滋长了干不干二斤半的思想,几年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有的国营剧团,也因此很少演出。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是并不能因此证明我们非拿过高的金钱物质报酬来刺激文艺创作不可。要看到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新的社会风气在形成。劳动效率的提高难道应该只依靠物质的奖励吗?难道能够一切照旧,还是按资本主义老章程办事?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文艺家的劳动报酬问题是一个新的问题,值得研究并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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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家庭教育随笔

小时了了
威宣
孔融十岁时,借口亲戚关系会见了名盛一时的李元礼。当时李元礼和在场的宾客们都非常惊讶于孔融的聪明,惟独太中大夫陈韪冷冷地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孔融听了不服气,立刻回嘴说:“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陈韪被孔融弄得啼笑皆非。
故事虽短,十岁孩子孔融聪明乖巧、机警善辩的神情,却跃然纸上。多少父母亲都暗暗忖度:如果自己的孩子也能这样聪颖机警,那该多好啊!
其实,许多孩子是富于创造性的,而不善于启发和教育孩子的父母亲却无意中熄灭了孩子聪颖机警的火花。孩子们的眼睛善于观察细小的问题。例如,一位母亲对孩子说,说话时不要把嘴张得太大。这样很难看,也不礼貌。后来,有一位客人来到家里。孩子天真地站在客人的面前,细心观察客人说话的姿态。接着便评论起来了:“您说话嘴巴张得太大了,难看。……妈妈告诉我的。”客人走后,妈妈厉声责怪孩子:“你怎么对着客人说这话呢?”孩子把所掌握的“知识”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应该认为是可喜的事。然而,妈妈却不高兴地责怪孩子多嘴了。
父母亲的粗暴的禁止,往往把孩子们创造精神挫伤了。做父母的对孩子们微不足道的创造都应当十分欢迎。对孩子们热情的创造漠不关心,这是有害的。六岁的小进拿着一面镜子在太阳光下把阳光反射到墙上,并且高兴得直跺脚,高声喊道:“大家来看电影!电影真好看啊!”妈妈看了,就深怕把镜子打破了,立刻把它抢过来,扫兴地说:“什么电影不电影!”一句话,把孩子们机巧的创造精神打入了冷宫。
聪明乖巧和调皮是有原则区别的。有些父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不加约束。孩子无礼貌地骂人了,也暗暗自喜,认为这孩子刚强不会吃亏。结果,助长了孩子蛮不讲理的习性。
父母亲对孩子应该多采用赞扬的方法。当然不恰当的夸耀,也往往会助长孩子们向坏的方向发展。
孩子的聪明乖巧就像火一样,用得适当,可以做许多有益的事情;用得不适当,却会造成火灾!严重的问题在善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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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不虚传
林继春
一天中午快下班的时候,张家口武城街支局营业室,进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要汇款。老大爷不会填汇款单,也不熟习汇款的方法,过去寄钱都是求别人给填写的。这次因来不及求人,只带着一封别人给写好的信皮。营业员卜仲于就主动地给老大爷填汇款单。问到老大爷在那个局取款时,老大爷说是“定县”。可是一看信皮上写的是寄给乡村的。于是卜仲于发生了怀疑:家在乡村,为什么到定县城里去取款呢?
“您家离县城有多远?”
“八十多里!”
“那取款方便吗?”
“不方便有啥办法,过去都是这样寄法,已经好几年啦!”
卜仲于拿起了“局名表”说:这回选个离家近些的取款局吧!这么着,我念给您听,听到哪个地方离您家近您就说话。于是她就念:清风店、李亲顾、车站……“得啦!就这里吧!离家还不到二里路。”老大爷高兴地说着。“您再往下听听,是不是还有更近的呢?”卜仲于又继续念了下去:寨西店、砖路……
“行啦!行啦!到家门口啦!还不到一里路。”老大爷高兴的阻拦着。这时,卜仲于拿起了钢笔刷刷地给老大爷开了汇票,又给贴好了邮票,办理了挂号手续,将收据、回执一并递给了老大爷手里。这时,老大爷向卜仲于微笑地问道:“同志!你贵姓?”“我姓卜,叫卜仲于。”老大爷望着卜仲于圆圆的面孔称赞道:真是“名不虚传。”
原来这位老大爷是住在桥东区长寿街的。过去寄信、汇款都是在附近的桥东局。这次老大爷在报纸上看到了表扬卜仲于服务态度好的文章,特地坐着公共汽车到这里来汇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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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为社会主义而笑
朱仲玉
十五年前,我到一家商店里去学生意。老板再三地嘱咐我:站在柜台后面应付买卖时,千万别哭丧着脸,应当用笑脸换取顾客荷包里的钞票。对于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内心不想笑,硬叫陪个笑脸是很不容易的事。但为了要活下去,我只好强迫自己学会那种皮笑肉不笑的“生意面孔”。
后来,我在社会上翻来滚去地爬上了知识分子的阶层。从卖货的人变成买货的人了。从那时候起,我一看到商人的笑脸就有反感,我内心这样想:别来这一套,当年我笑得比你还美哩!
解放后,合作社、公私合营商店、国营商店的售货员,再不那样虚伪了。然而,不少人招待顾客时大有“愿买者买,不愿买则罢”的劲头,这也使人感到不舒服。
自从天桥百货商店提出打破陈规大跃进的口号,并且在服务态度上大大改进而博得好评后,在商业上突然地出现了一番新气象。不论是国营商店或公私合营商店的售货员,对顾客都变得笑容可掬了。他们的笑脸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深处。因为他们明白了他们办的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积累资金的大事。我以为所有人民的勤务员,都应该向他们学习,为了社会主义而向人民陪出笑脸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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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苦莲子”
吴浩培
从大城市下放到祟山峻岭的东川来了。
前天是集会。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终于攀登上了几百公尺高的汤丹街。街的前面是一个方圆约二百平方的场子,卖各式各样土产、木柴、菜蔬的农民和小贩将摊摊、筐筐纵横地摆布在这块地面上。来至山前山后的矿工、农妇熙熙攘攘地选择着他(她)们需要的东西。这个山村的集会充满着和平、欢悦的气氛,也充满着友爱的互助性的交易。
在场的尽头有一筐棕黄得放光而又有着圆圆凸纹的小果子;我想:“这也许是山野鲜果吧!”急忙赶上前去冒失地从筐子里拿出一颗果子放进口里咬一口……。
“同志:这是皮皂子!不是吃的。”一个轻微的女人声音充进我的耳内。
我好奇的心情冷却了,羞愧引起心不住突突地跳动。随着耳根和脸也微微发烧了。
求知的欲望终于鼓起我的勇气来。当仰视卖果人的时候,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穿蓝破衣的中年农妇,她对我确没有一点轻视的表示,两眼和善地望着我,她那圆圆而又红润的面孔显得异常朴厚;安详的笑容表现得无限的诚挚。
“同志:这不是吃的。这是洗衣用的。”她微笑着告诉我。
“哦!它叫皮皂子吗?是什么地方出产的?”我探询地问着。
“它又叫‘苦莲子’或‘苦莲珠’,是长在咱们山区里的。”她安详而诚挚地告诉我。
我拿出一角钱来交给她,说,“请你卖给我一点吧!”我随着选了十个大的苦莲子……。当我返身还未走远的时候,她不住地叫着:“同志:你如果只要几个就拿去玩算了吧!不要你的钱,这个果子很贱的,五分钱一大碗呢……”我不好意思去拿回那一角钱,垂头走开了。
这些时,这件小事却不断地浮现在我眼前,教我惭愧,好像有股力量推动着我。叫我要更虚心地去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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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瑶山短诗
韩笑
黎明一弯冷月,点点寒星,夜空是黑色的天鹅绒。青石路上,脚步咚咚,瑶胞早起到田中。雄鸡没睁开眼睛,就慌忙唱起东方红。
梯田像一块块碧玉铺上青天,瑶胞踏着它来去,分不清天堂和人间。
夜舞金红的火,淡青的烟,声声锣鼓激动了峰峦,人在舞,树在舞,风在舞,大瑶山也在把筋骨舒展。
接生员提一个小皮箱,爬上了山岗。为的什么事呀,那么兴奋,那么匆忙?因为她迎接新的生命,头发白了,却满面红光。


第8版()
专栏:

一诗一画
高密诗 董希文画鸢飞蝶舞喜翩翩,远近随心一线牵。如此时光如此地,春风送你上青天。(附图片)


第8版()
专栏:

“谁最聪明”的解答
三顶帽子上的星的颜色,只能有以下几种分配:1、白白红;2、白红红;3、红红红。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第三个孩子知道只有两颗白星,不需要考虑就会立刻说出他帽子上是红星。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第二个孩子(第三个也一样)看到一个兄弟是白星,而另一个兄弟是红星,就应当立刻说出他帽子上是红星,因为,如果他是白星,第三个兄弟立刻就会说出他自己是红星了。
按照孩子们只有在“考虑了一会儿以后才能作出回答”,星的分配就只能是第三种。这样一来每个孩子都需要等待,看看旁人能否说出自己的星的颜色。可见三个孩子都戴了有红星的帽子,他们在解答问题时条件相同。因此首先说出他是红星的那个孩子,便是最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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