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扫清道路，奋勇前进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读后
邵荃麟
我国革命文艺运动，从“五四”算起，将近四十年了。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理论基础，从此以后，这个文艺运动更明确地自觉地走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回顾一下三十多年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这中间是有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如何根据毛泽东同志这个讲话的精神，具体地去分析和总结过去各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应该是文艺理论建设上一项重要工作。这个工作，过去我们做得很少。原因之一，就是文艺界两条道路斗争中的某些重要具体问题，在以前还没有深入地展开辩论，因而也不可能获得彻底解决。经过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再经过去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这个条件就成熟了。去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是文艺战线上一次社会主义的革命。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再也不能混过关了。这场斗争的巨大胜利，不但狠狠地打垮了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并且也澄清了多年以来文艺战线上一些重大问题。在这点上，我们倒应该谢谢右派，谢谢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人。由于他们的进攻，却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问题。他们的毒草，变成了肥料。
周扬同志最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总结。它不但总结了去年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并且也为三十多年来我国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历史经验，作出了总结的基础。这对于目前文学艺术工作的大跃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任何工作新的跃进，总必须根据于它过去的经验的总结。
我这里，只想就这篇文章，谈两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我国文艺战线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经验问题。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从“五四”开始，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展的。1921年以后，资产阶级中间的大部分人，从这个运动中分裂出去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个斗争有它一个特点。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很薄弱，所以，他们的文学家也很可怜。他们缺少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本领，能够摆开阵势，来和我们作战。他们也干过一下。最早有胡适的一派，后来有“现代评论”陈西滢的一派，再后有新月派，有第三种人。他们曾经公开打起反共、反人民的旗帜，可是终究布不成阵，几个回合便溃不成军了。所以鲁迅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中国唯一的文学运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这是不是说，中国文学战线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只表现在上述几个回合呢？那又不然。中国资产阶级分子知道公开打起反共反人民旗帜，是吃不开的，于是就改变战略，混到左翼文艺队伍中来，挂起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来贩卖资产阶级的货色。这叫做“从堡垒内部来夺取”的战略。最早一个，是托派分子王独清，就是王实味、李又然等人的老祖宗，“四、一二”以后即被揭发出来了。第三种人最初也是混在左翼阵线里的，后来尾巴露了出来，混不下去了，就只好另摆摊子。再后来就有胡风这一派，以后证明是个反革命集团，冯雪峰、刘雪苇则是支持这一派的。在延安有王实味、萧军、丁玲等这一派，和国统区的胡风、冯雪峰等又是互相呼应的。这些人因为一直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所以就迷惑了不少群众，有一定的势力。到了解放后，又加上陈涌、锺惦棐、秦兆阳等人，这些人文艺思想是一派相承的，主要的表现就是修正主义。其中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可以说是这两年来最有体系的反映这种思想的一篇文章。我们如果把这些人的言论都编出来，那确是洋洋大观。这就是混在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集中表现。去年这一场斗争，把这些脉络都弄清楚了，把他们这种一脉相承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基本上都打垮了。
我们现在的一些现代中国文学史，大体上都写得很好，但是对两条道路斗争的情势的描写，还是不够清楚。没有明确地把左翼阵营中的思想斗争，看作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例如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等等，往往看作是左翼内部的学术论争，这就不清楚了。在反胡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前，这种情况是难怪的，但是现在必须把那些反动思想的本质揭露出来，使读者明白，而不至于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学术论争混淆起来。
周扬同志的文章在这方面把脉络弄清楚了，对写文学史有很大帮助。这是理论工作上的重要收获之一。特别希望写文学史的同志研究一下。文学史应该是一定时代的创作实践和思想斗争的经验的总结。这篇文章至少在思想斗争方面做出了一个初步总结。自然，这些问题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分析，使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写出较好的现代文学史来。
这篇文章不但理清了脉络，还抓出了它的根子。这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表现的姿态是五花八门的。但是，他们共同的老根子则是一个，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反映在文艺理论上，主要是修正主义。周扬同志的文章把这一点说得很透彻。个人主义者是把文学事业看作是个人的，所以必然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党的领导相排斥。因此他们就竭力想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的原则。个人主义思想，也表现为各种形态。例如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陈企霞、萧军等的疯狂报复主义，冯雪峰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但根子都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在他们中间，冯雪峰的个人主义是更为深刻的。像反映在“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这些文集里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这些个人主义思想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看不起人民群众。他们个人很大，人民群众很小，党也很小。高尔基说过，他反对把人民分成为“英雄”和“群氓”。而那些个人主义者就是把自己看作“英雄”，把老百姓看作“群氓”，把革命干部看作是“党棍子”，是“庸人”。只有他们自己最了不起。我们讲“大众化”，他们讲“化大众”，就是要用他们的思想去“改造人民”。胡风讲什么“精神奴役创伤”，冯雪峰实际上也是一样，所以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群众服务，作家要向群众学习，改造自己的任务以后，他们就哗然起来。他们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要改造什么呢？不但理论上如此，创作上也如此，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都同样反映出这种看不起以至仇视劳动人民和干部的情绪，这和路翎的一些小说，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们所肯定的就是莎菲、陆萍、贞贞这类人物，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为人民还是为个人，集体第一还是个人第一，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立场态度上的基本分歧，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分歧。正是在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基础上，所以他们要反党、反人民，搞反党集团，搞小圈圈。从胡风、王实味到丁玲、陈企霞、冯雪峰、江丰甚至到唐因、唐达成都毫无例外。这难道是偶然吗？资本家要垄断市场，他们这些个人野心家，也要垄断文场，这基本道理是一样的。
他们讲个人主义，有漂亮的幌子，叫做“个性解放”。在他们看来，仿佛社会主义、共产党都是束缚个性的。于是他们要来“解放”。这真是荒谬之至，反动之至！个性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口号，可是资产阶级是不可能实现这个口号的。同时，资产阶级的所谓个性解放，和我们所理解的个性解放，意思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说，首先要有阶级解放，才有个性解放；要有生产力的解放，才有个人创造性的发扬；要有工人阶级集体的统一意志，才有个人的心情舒畅。个人与集体，个性与阶级性是分不开的，是对立的统一。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个性的发展必须从集体主义的基础上去获得。这就是唯物辩证主义者的看法。因此，真正的个性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譬如目前生产大跃进中，劳动人民那样高度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不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党的领导之下，在集体主义的战斗之中，才有可能吗？而胡风、冯雪峰、丁玲等那些人的所谓“个性解放”恰恰是相反的。他们所谓“个性解放”是和集体主义相排斥的，是莎菲女士式的个性解放，是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这实际上不是什么个性解放，而是个性的毁灭。高尔基写过一篇“个性的毁灭”说得很透彻，大家可以看一看。总之，我们是讲集体主义的，他们是讲个人主义的，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这就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周扬同志这篇文章从许多具体事实上挖出了他们这个共同的老根子。有了这一条线，就把这些人的言行从思想本质上贯串起来了。
这篇文章指出了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条规律。这就是说，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十五年前是个历史转折点，有一场大斗争；十五年后又是个历史转折点，又有一场大斗争，它总是在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展开的。我们再往前看，也是一样，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也是发生在1927年革命退潮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这都不是偶然的。这也说明了政治斗争与文艺思想斗争的关系。懂得这条规律很重要，因为以后总还会有风浪，有斗争。
理清脉络，挖出根子，找到规律，可以说就是这篇文章对三十多年来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两条道路斗争的历史经验所得出的一个初步总结。
第二，是关于修正主义的问题。这篇文章中谈了三个问题：一是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估价问题，二是艺术真实性问题，三是“创作自由”问题。最后总结说：我们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在文艺思想上的分歧，“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看法上。修正主义者力图使文艺脱离革命的政治。教条主义者简单地认为只要有政治，就有艺术。他们忽视艺术创作的特点和技巧的重要。他们的公式是政治即艺术，实际就是取消艺术，这当然是错误的。修正主义者的公式则是艺术即政治，这是使政治服从艺术，实际就是使革命的政治服从于掩盖在艺术外衣之下的反革命的政治。”教条主义者是以全体代替部分，修正主义者是以部分代替全体。我们主张两者是对立的统一。这段话，说得非常清楚扼要。三十多年来，历次文艺思想斗争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这个。
艺术服务于政治，是一个客观规律。资产阶级如此，工人阶级也如此。但决不如像某些修正主义者所说，因此这个问题就无需讨论了。马克思主义者是要掌握这个客观规律，根据一定历史时代的要求，去指出它的具体内容和艺术的任务。事实上，政治与艺术的具体关系是不断在变化的。政治在变，艺术内容也在变，因此创作方法也随着在发展和革新。所以在社会主义时代，我们要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则把这种关系看作一成不变。他们认为有了十八、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就够了，再不要发展了。实际上就是他们不喜欢我们现在的政治，所以也不喜欢我们现在的艺术，也不要发展适应于现代艺术的理论。他们说办十九世纪的诗刊，就是这个道理。在这点上，他们连别林斯基也是反对的。别林斯基说过，新艺术的力量所在，就是它远远离开了过去的所谓“纯艺术的典范”。“艺术利益本身，不得不让位于对人类更重要的别的利益。艺术高贵地为这些利益服务，做它们的喉舌。可是，它毫不因此而中止其为艺术，而只是获得了新的特质。夺去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这是贬抑它，却不是提高它……”（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这是科学地说明了政治与艺术的发展关系、说明了艺术正由于它服务于一定的社会利益，才获得新的特质。那末，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艺术要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服务，也就必然将给艺术带来了更新的特质，在创作上要求有新的方法，这是很明白的道理。1905年列宁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就是给文学艺术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原则。列宁肯定地指出文学必须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就把我们这个时代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说得更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无非是根据列宁的原则和苏联文艺实践的经验而发展出来的。它是时代的产物。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就是不肯承认它，他们不承认政治与艺术关系这种辩证的发展，因此他们像申公豹一样永远朝后看。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学估价问题的错误看法，就是从这里来的。
对于艺术真实性问题，也是一样。正如周扬同志所说，“他们总是把政治和艺术看成对立的或者等同的”。不管对立也好，等同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否定政治对于艺术的作用。冯雪峰的说法是：“在这矛盾斗争（按即指政治与文艺的矛盾）的决定过程中，也就包含着文艺决定政治的事，而且从文艺本身的最后达到上说，还不能不将政治决定文艺的原则变成为文艺决定政治的实现的东西，也就是具体作品了。”（“题外的话”）；秦兆阳的说法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艺术即政治，或者艺术决定政治，这就叫做“部分代替全体”。我们说，政治是灵魂，是统帅，他们说，艺术是灵魂，是统帅。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基本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又把别林斯基加以歪曲了。别林斯基说过，“倾向性本身必须不仅存在在头脑里，却主要是必须存在在心里，在写作人的血液里”，可是到了秦兆阳，却变成了，“倾向性思想性是生存于它（艺术）的艺术性和真实性血肉之中”了；别林斯基说，“艺术首先必须是艺术，然后才能够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这意思很清楚：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那末手段就必须服从目的，即是艺术必须服从政治。可是冯雪峰却把它颠倒了，说什么决定政治与艺术的矛盾的，主要是艺术。别林斯基特削强调文学必须反映新的社会运动，他说“在这一点上，文学所起的作用是还不止此的；文学促进这种倾向在社会中繁荣、滋长，而不仅在作品中反映它；超越在它之前，而不仅尾随在它之后。”（均见“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而修正主义者则总是嘲笑文学配合当前政治任务。在这种场合上，他们又把政治和艺术对立起来了。我之所以引用别林斯基的这些话，就因为他们这些人，常常强调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而实际上连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理论也被他们所歪曲了。
周扬同志在指出修正主义的错误的同时，也指出了教条主义的错误，他指出正确的关系应该是“把政治和艺术看成对立的统一；‘把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作为创作的奋斗目标，以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而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来衡量一切作品，这才是正确的”。这是很完整的和明确的说法。
关于创作自由问题，实质上就是党性与个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的党性和个性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要求做到既有意志统一、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把党性和个性看作是绝对对立的，他们所要求的创作自由，实际上就是列宁所反对的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是反党反人民的自由。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政治是妨碍他们的创作自由的，所以为了“争取”他们的“创作自由”，就不惜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这也仍然是从他们对政治与艺术的错误观点上来的。
毛泽东同志说：“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者就是反对这种摆法，所以他们就要修正这一条主要原则。
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曾经争论了几十年，需要理论批评家根据列宁的原则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作进一步的研究和阐明。但是理论研究，必须结合实际，必须善于总结创作实践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周扬同志这篇文章，是个很好的范例。
这篇文章最后指出，“文艺如果要达到一个新的跃进，就必须在更大规模和更深程度上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文艺作品要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又是推动目前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一个决定性关键。也可以说是从去年那场斗争中所获得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去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和接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长期下乡下厂，这两件事是替今天文艺工作大跃进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为了大跃进，为了争取社会主义文学的大丰收，我们要深刻地去接受文艺界历史斗争的经验和坚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略加补充写成的。）
第7版()
专栏：
怎样处理上万意见？
人人动手 改得彻底
上海高等学校创造多种办法
本报讯 上海各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各研究所，在双反运动中几天就贴出了三百万张大字报，把所有的教学、办公、实验、宿舍大楼里里外外都贴满了。面对着大字报的森林和海洋，怎样才能及时了解主要问题和对各人的意见，迅速有效地大整大改呢？各单位创造了许多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大鸣大放开始后，各高等学校很快就以系为单位举办了大字报展览会，发动师生员工每天挑选新出现的质量高、有代表性的大字报，按问题集中陈列出来，供大家参观。展览会上的大字报都加上了引人注目的大标题，有的还有“编者按语”，揭发和讽刺“六气”的大字报还附上漫画，揭发浪费的大字报和浪费的实物一道展览。
人数较少的各科学研究所，采取了组织群众自己评比大字报的办法，在质量高的大字报上加上一个纸制的五星红旗，以唤起全所人员的注意。
个人之间的批评意见，采取了送上门的做法。提谁的意见，大字报就贴到他的办公室或宿舍门口。上海财经学院等学校每个教师都贴出了公开征求意见的大字报口袋，谁对他有意见，就可以写大字报，放在他的口袋里。上海政法学院每位教师的红专规划大字报旁边都放了一本簿子，群众对他本人或他的规划有意见，就直接写在这本簿子上。
在过去的整改中，上海高等学校都是由整风办公室抄录和整理大字报，汇编成册，提出整改意见发到各部门讨论，研究解决的。这样，几千条意见的整改要用上几个月。在这次的双反运动中，各校都抛弃了这种少数人动手的做法，执行中共上海市委的“上万意见，成批处理，人人动手，改得彻底”的指示，发动全体师生员工自己动手整改。紧接着大鸣大放高潮，出现了大整大改的高潮。所有的教师和学生都以教研组或班级为单位组织起来，自己整理、分析、归纳自己单位大字报中提出的各种问题，经过讨论提出整改的意见，送交各个有关部门或个人作参考；同时也讨论研究别的单位向他们提出的批评、问题和整改的建议。
许多学校还成立了群众自己组织的突击队，深入到校内各部门各单位检查整改工作是否有拖拉和不彻底现象。
（余辉音）
第7版()
专栏：
北京工业学院试制脉冲转速表成功
我国自制的脉冲转速表，已经由北京工业学院第三机械系教师和技工试制成功。经测试证明，它的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
脉冲式转速表是工业生产和机械设备中必需用的一种测试机器运转速度的仪表。过去国内不能生产，依靠进口，供不应求。新试制成功的脉冲式转速表要比瑞士制造的便宜一半，质量还较优越。瑞士的机械转速表因采用机械原理，容易磨损，指针不稳定，误差较大。而脉冲式转速表采用了电磁原理，不会因机械磨损而影响准确度，使用时不必用手拿，可以远距离操纵。这种仪表在教学上和科学研究上也有很大价值。（附图片）
这是在安装脉冲转速表的情形
本报记者 刘长忠摄
第7版()
专栏：
首都文艺工作者面向工农兵
群众文化活动空前活跃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首都文艺工作者结合当前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正大力协助工农群众开展业余文化活动。
一些艺术专业团体已开始执行他们订出的辅导规划。中央乐团合唱队有七十多人，从17日起分别到东郊区六十多个工厂教唱“社会主义好”、
“革命人”等五个新歌曲。过去文娱活动较差的工厂，现在每天傍晚也传出了歌声。职工文娱活动比较好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国营第一、二棉纺织厂等工厂，歌咏活动更活跃了，有许多职工家属也参加了“大家唱”。中央乐团已举办了手风琴和音乐指挥两个训练班，计划建立八十个合唱团，在“五一”前教会五万人能会唱五支新歌曲。中央歌舞团计划辅导二十二个舞蹈团、十个民歌队、二十个民乐队。中央实验歌剧院舞剧团，今年要创作七十六个集体舞到工厂、农村进行辅导。
中国美术家、音乐家协会等一些单位都改变了过去不愿作辅导工作的情况，主动地向北京市群众艺术馆要求参加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漫画家华君武、锺灵，画家艾中信、董希文，雕塑家刘开渠、滑田友，国画家叶浅予等一百五十多位美术家表示要参加群众辅导工作。白发苍苍的老国画家于非暗、秦仲文等也准备组织讲座、表演、和编写画册来进行辅导。六十多岁的古琴家查阜西、溥雪斋等也要每月为工农群众演出几场音乐，并准备成立古琴、琵琶训练班传授他们的艺术。
首都文艺工作者在“双反”运动中，批判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等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以后，为工农兵服务的群众文化活动空前活跃起来。在王府大街文艺大楼门前出现了街头诗，在那里张贴的诗人和工人的新作品吸引了很多来往行人。许多文艺工作者在赶写着反映工农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豪迈事迹，有些文艺工作者已深入到群众中去。作曲家瞿希贤等为了能创作出群众喜爱的新歌曲，到十三陵水库工地上和大家并肩劳动。舞蹈家吴晓邦、盛婕分别到广东和福建，挖掘和整理当地的民间传统舞蹈，并准备对群众进行辅导。著名的歌唱家刘淑芳和演员筱白玉霜，也到从未去过的天桥的小剧场，为三轮车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演唱。中央民族歌舞团也计划到街头表演歌舞。中央乐团正准备开展街头唱，让首都的人民在欢腾的歌声中全面大跃进。
许多刊物也进一步面向工农。“民间文学”明确提出这个刊物是个工农普及的读物，近几期已增多了工、农群众的作品。“诗刊”第四期将刊登四十多个工人创作的诗篇。“北京文艺”第三期刊出了形式多样的大字报、挑战书、打夯歌、快板诗等，这些作品的作者，大部分都是过去没有写过文章的工人和农民。“曲艺”杂志社的编辑已从工厂、农村搜集到快板、快书、顺口溜等一百多个作品准备刊登。这个刊物还要求作到刊登的每篇作品都能说能唱，以便使它能真正深入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中去。
第7版()
专栏：
相得益彰
林碧
许多艺术团体正订出跃进规划，深入工农，把文艺送上门去。这种做法受到了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我国是一个有着六亿人口和地域广阔的国家，现有的艺术表演团体还远远地不能满足群众的文化娱乐要求。因此，如何进一步开展群众业余文艺活动，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几年来，在全国和各地多次举办的业余文艺会演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工农群众不但是生产上的先进工作者，同时也是文艺活动的能手，他们热爱并且熟悉传统艺术，还运用了多种民间形式配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进行宣传鼓动。几年来，专业的艺术团体从这些会演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经过加工整理以后，有的并成了国内外享有很高评价的优秀艺术作品。这个事实说明了群众的业余创作，只有在专业团体的帮助下，才能够得到提高；而专业文艺工作者也必须经常不断地从业余的文艺活动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
因此，辅导群众文艺活动，意义就不单纯是专业艺术团体帮助业余艺术团体而已，这个工作的开展，对发展我们整个文化艺术事业有重要的影响。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有计划地组织专业团体辅导群众业余文艺活动，这是很好的开始。我们相信，通过今后经常的辅导活动，两者相得益彰，群众的业余文艺活动必将得到蓬勃的发展；专业艺术团体的水平也会有所提高。这一支由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组成的强大的文艺队伍，将更有力地完成党的宣传教育任务。
第7版()
专栏：
既要比数量也要比质量
孔瑞
在整风运动中，大字报已发展成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很重要的形式。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最近文教各部门的大字报数量大大增加。有些学校在进行动员以后，一日之间，大字报就有几万张、几十万张，为双反运动造成了有利的声势。
有些单位为了推动双反运动的迅速开展，使各种问题迅速地揭发出来，在运动初期掀起了比写大字报的热潮，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个别地方，由于群众没有充分发动，各种思想顾虑还没有很好解除，也曾出现了大字报数量虽多质量不高的现象。有些大字报言不及“五气”。这样必然不能达到猛攻保守，横扫“五气”的目的。
目前，运动正在深入，对于大字报的要求，也应随着形势的变化，既要比数量，也要比质量。数量和质量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没有一定的数量，就不能造成双反运动的浩大声势，把所有的污垢都揭露出来，也不可能在数量的基础上提高质量。但是，没有一定的质量保证，也不能深刻地揭露问题的本质，而使数量流于形式。在这里，关键问题还在于领导对整改的决心和对群众的发动的程度。有一个研究单位刚动员时，要求青年突击队每人要保证写十张大字报。由于当时问题没有摊开来，队员思想还有顾虑，写十张大字报是有困难的。在思想障碍扫除以后，大字报愈写愈多，问题愈揭愈深，每人要求保证完成四十张大字报时，大家并不感到困难。由此可见，大字报的数量和质量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既要比数量也要比质量。只注意数量不注意质量是不对的。反之，只注意质量，不注意数量，群众就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那也是不对的。
第7版()
专栏：
一张大字报 问题解决了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物探系二年级学生杨明亮的大字报上提出，贯彻三勤的方法门路很多：可到变压器厂参加劳动，能容纳一百多人；到细菌肥料厂去包装农药，可容纳五十多人；还可到物探队去参加劳动。参加劳动的优点是：培养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改造思想的好机会。若能劳动半年，不但可节省开支九万六千元，并且还可为国家创造财富。
学校领导上研究了这张大字报以后，马上与变压器厂、细菌肥料厂联系好，当天就贴出大字报作了答复。物探系二年级的学生们高兴极了。他们随即贴出喜报，表示一定做一个出色的工人。
第7版()
专栏：
“四无”红旗飞扬宝塔山
延安市万人举行除四害祝捷会
本报延安22日电 经过六天六夜猛攻搜索，“四无”的胜利旗帜已经在延安全市飞扬。延安人民拿十一年前打胡宗南的干劲进行了这场战斗。1947年3月胡匪侵入延安，接着英雄的人民军队在延安附近展开了一连串著名的胜利的大战。今年3月，在延安，英雄的人民又对四害展开了歼灭战。14日晚，延安除四害指挥部在广播站向全市二万多人民发出七天七夜消灭四害的战斗令。15日，全市就组成几百支突击队投入战斗。18日夜，领导机关又开紧急会议，决定全民总动员，三天三夜完成战斗任务。19日晨，各单位召开了誓师大会，接着歼灭战就全面开花。河边山上到处是打麻雀的枪声；厕所旁粪堆旁到处是挖蝇蛹的人群；窑洞房子附近杂草污水坑都被铲光垫平；粪便垃圾都清除一空。许多人白天侦察，夜里偷营，抓麻雀，堵鼠洞。19日深夜，依然满山灯光，遍地呼喊。只一天全市四害就基本消灭。20日，一面大检查，一面扫除残敌。21日上午继续打扫战场。下午处处锣鼓喧天，旗帜和捷报随着人群从四面八方流向宝塔山下的人民体育场。一万多人欢呼歌舞，举行除四害祝捷大会。会场上挂着无数串鼠雀尸体，人们高举着战果统计图表。五时三十五分大会庄严宣布：革命圣地延安从今成为四无市。全场锣鼓一齐响动起来。大会宣布了战果，还宣告今后一定要使爱国卫生运动经常化。延安全县要在4月底前实现“四无”给五一节献礼。 （燕凌）
第7版()
专栏：
划定战线 三级处理
清华大学创处理大字报新方法
本报讯 清华大学创造了处理大字报的新方法。在双反运动中如何使大字报张贴有序，便于阅读；如何才能迅速处理大字报所提出的问题，清华大学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尝试。简单说来是八个字：划定战线，三级处理。划定战线是：关于班级的意见集中贴在班上，关于系的意见集中贴在系里，关于全校性的意见分别贴在全校性的专门园地上，如：关于校领导和教授的意见，有“校领导和教授园地”；关于科学研究和生产实习的意见，有“科学研究和生产实习园地”等等。这样，可以使大字报的洪涛，各归本流，井井有序。这就不但便于阅读，有利于提高大字报的质量，同时，也为及时处理问题提供了有利条件。三级处理是：班上能处理解决的问题，立即在班上处理解决；班上不能解决的，再提到系领导处理；系还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提到校领导上处理。校领导一级，分为党、团、教务、总务等几个方面分别处理。这样，既有利于迅速、及时地解决能解决的问题，也有利于学校领导集中力量处理主要问题。
清华大学因为采用了这样的工作方法，所以，虽然双反运动在他们学校还刚开始，却已经同时在着手解决一些立即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第7版()
专栏：
海滨城市青岛
基本实现“五洁”“四无”
据新华社讯 青岛市经过全市人民对“四害”苦战七昼夜和大干一周之后，已在19日基本实现“五洁”和“四无”。
从6日到18日，全市在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号召下，共出动了二百二十四万多人次，共捕鼠十九万五千五百多只，扑蝇二百零二斤又五十四万多只，挖蛹一万六千九百多斤，灭蚊九斤多，灭蟑螂十三万多个又九斤多，臭虫七斤，捕雀三十三万六千多只，清除垃圾四万七千七百多吨，疏通沟渠十二万三千多平方公尺，填垫坑洼三万五千多立方公尺。目前全市人民正再接再厉，为彻底实现“六无”、“六洁”而努力。
第7版()
专栏：
建立千军万马的群众文艺队伍
首都工人、农民、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据新华社23日讯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今天首次举办了群众文艺创作演出会。有近万观众欣赏了工人、农民、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四十二个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在“双反”运动，大生产跃进中诞生的。
北京的工农群众在“双反”运动和生产大跃进中形成了一支千军万马的群众文艺创作队伍。他们这次演出的文艺节目，在形式上有短小精悍的快板、活报剧，也有相声和单弦，在内容上有歌颂工农群众先进事迹和他们的革命干劲，也有对保守、浪费和“五气”的批判和讽刺。红光农业社社员五十九岁的陈月波和六十三岁的范伯谦演出的单弦“工地之歌”，唱出人们在风雪中挖水渠的情景，使人感到如临其境，如见其人。清华大学学生在劳动中集体创作了“十三陵水库联唱”，它通过快板、山东快书、诗歌等形式，歌唱他们在劳动上和思想上的双丰收。在会上演唱的昌平区长陵乡党委书记李德旺编写的“打夯歌”，曾在工地上流传。
这个演出会是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文艺工作者联合会，北京市工会联合会、共青团北京市委员会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等五个单位联合举办的。在演出前，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杨述、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周巍峙都讲了话。
第7版()
专栏：
开展社会主义歌唱运动
山西举行音乐会演大会
据新华社太原23日电 在20日闭幕的山西省音乐会演大会上，二百多歌手欢唱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这次会演是山西省正在掀起的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的一次检阅。参加会演的三百多个代表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演唱的二百二十四个节目，绝大部分是反映合作化、农业大跃进和赞颂新生活的。其中有九十三个是群众根据自己的生活和生产斗争创作和改编的歌曲。如“村村社社好风光”、“有吃有穿”、“大跃进之歌”、“漳北渠是摇钱树”等。
参加会演的代表向山西省各地提出了“坚决抵制黄色音乐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歌唱运动”的倡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