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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除情面 开诚相见
北大教授开会谈心相互批评
本报讯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不但在扫除学校中的浪费、保守和“五气”，也在清除教授中的“客气”和“和气”。
北大教授之间过去很少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次校务委员会讨论学校开展“双反”运动时开了第一炮。会上物理系谢义炳教授向中文等系的一些教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些教授对马寅初校长的大北大主义提出了批评。马寅初和中文系主任杨晦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中文系副主任罗列副教授一夜未睡，写了十二张大字报。副校长周培源给化学系傅鹰教授贴了大字报，要求傅鹰教授检查过去在化学通报上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化学系唐有祺教授在“与傅老谈谈我们的思想”这张大字报中的希望“傅老也下个决心，在思想改造中来个大跃进，立志做又红又专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好教授。”傅鹰教授看了这张大字报在上面写了“我很赞成！”四个字。这是教授的决心。
哲学系冯友兰教授贴出“向郑昕主任挑战”的大字报，他希望郑先生在消灭系里的“双轨制”（指唯物、唯心并行）时，首先带头。他表示自己首先要消灭“双轨制”，和郑先生比一比。郑昕教授接着贴出“响应冯友兰先生的倡议”，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烧掉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化学系邢其毅教授写了“致张滂先生”的大字报，提到他们虽在同一教研室，可是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各摆各人的摊子，彼此竞争，造成很不良的风气。大字报在向张先生提了几点意见之后说：我们都同意一定要开诚布公，从此精心合作，坚决地要打垮各摆摊子的现象。中文系季镇淮副教授等人写的“教科书是怎样编写的”大字报，批评了游国恩、王力、王瑶、林庚、周祖谟等先生在编写高教部委托的教科书时，“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助手完成，自己不动手写”。
东语系季羡林教授在“致金克木先生”的大字报中写道：“希望你挺身而出，正视现实，抓紧时机，鼓起干劲，挖一下自己思想的根，把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挖掉，把自己改变成一个又红又专、朝气蓬勃、身体健康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者，再为人民服务三十年！”西语系杨业治教授贴大字报批评德语教研室主任田德望，说他对教研室工作置身度外，没有负起责任。
许多教授都引火烧身，在大字报上批判自己的缺点。生物系林昌善教授贴大字报检查了自己的名利思想并表示要彻底揭露和批判。历史系周一良教授在大字报中批判了自己“厚古薄今”的思想。法律系龚祥瑞教授也贴大字报检查批判自己的旧法观点。
不少系的教授还开了“谈心会”，“交心会”。很多过去没有谈出来的问题谈出来了，很多成见消除了。中文系的部分教授在魏建功教授家里谈心，大家觉得汉语教研室只是一个空架子，不是真正的集体。无论教学或科学研究，都自搞一套。过去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互有意见而不敢提。周祖谟教授认为魏建功教授火气太大，魏先生又觉得周先生太客气，两人虽然是师生关系，并不当面提意见。在交心会上魏先生激动地对周先生说：“你的客气使我远离你，应该说，我也对不起你，我助长了别人对你的不满。”周先生也表示今后要把关系搞好。
现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字报和“交心会”愈来愈多，一种新的生动的朝气冲击着北大的教授们。
（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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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与傅老谈谈我们的思想
我们在交给同学很多化学知识的同时，向同学灌输了很多资产阶级观点和思想，助长了同学自高自大和脱离政治的倾向。这样的教学从社会主义和人民的利益看来是得不偿失的！增加的不过是体重，失掉的却是灵魂。没有灵魂的人，对社会主义来说是废品。培养废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同学吗？这样的效果你是不是有点意想不到？难道我们愿意让学识、经验和干劲结出这样的果实来吗？难道一个爱国者愿意坐视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出这样的效果吗？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不”。因此这是一个悲剧。其实，化学系的教授在不同程度上都参予了这样的悲剧的。我自己也深深地陷在这样的悲剧中。
那末，究竟什么东西使我们身在悲剧而不自拔？除了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思想外，难道还能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的资产阶级观点和思想一天不清洗，我们就一天不能摆脱这个悲剧。只有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才能从这样的悲剧中自拔。这个结论的科学性一点不比2H2＋O2＝2H2O差。但我们要从内心来接受这个结论，却要比接受化学上的结论困难得多。过去很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口服，心里并不服。我自己也是这样。嘴里说改造，心里想得很少。这种口是心非实在要不得。这次一定要烧掉这个坏东西。你在这方面倒是心口如一，嘴里说对思想改造有反感，心里大概也不会有不同。但在熊熊大火中，你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允许我以一个爱国的科学家来要求你。那末，你同意不同意：不想从这样的悲剧中自拔的人决不是爱国者。摆脱这样的悲剧，只有思想改造一途。现在再不接受这个真理的人还能是科学家吗？
为什么我们接受2H2＋O2＝2H2O容易，接受思想改造困难呢？抽象的说，前者本身没有阶级性，而后者是从一个阶级改造成为另一个阶级中发生的问题。具体地说，我们都是标榜清高，实则个人的尊严或兴趣或名利至上。满以为靠自己的业务吃饭就行了，至于对社会主义和人民只要交出点业务就够了。傅老，我们的想法是否有点相像，可不可以来个修改和补充？
对社会主义和人民是不是只要交出业务就够了呢？不从远处说，就从化学系的情况来说吧。我们过去也曾对化学系的情况不满意过，但过去究竟对哪些地方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的？最近我看了大字报，以及毕业生废次品展览会和反浪费展览会，才对化学系的真实情况开始清楚起来了。化学系毕业生出了不少废品；青年教师一方面长期培养不起来，一方面却在滋长着名利思想，脱离政治；教授之间不团结、不合作；党组织的作用很难发挥等等。这些西瓜不能说不大，但这些情况怎样产生的？谁应负主要责任？应该怎样办？我们过去总以为系中缺乏某些传统；某某人能力不够；某某人思想有问题，但从未能接触到关键。这次放火一烧，答案出来了。系里有着这样一种风气，教授倒只要对社会主义和人民交出点业务就够了！而且教授越大，好像就越只有这样！毕业生为什么想当助教？为什么不少青年教师宁可脱离政治来搞研究？为什么教授对培养新生力量不重视？团结和合作搞不好？为什么系里工作很难推动？只要这个风气存在，系里的情况就会这样。这个风气一经扫除，化学系改观当可拭目以待。
但怎样扫除这个最坏的风气呢？恐怕答案不能不是越是做教授的，越要接受党的领导，进行思想改造，关心政治，把心交给党和人民。这个结论从理智上说，我认为很正确，但在我思想感情上至今仍很有隔阂。我最近经常在思想中进行自我说服，一面也正在鼓起勇气，破釜沉舟地挖去思想中与它抵触的东西，逐渐建立新的人生观。我相信我们只要下定决心，配合同志们的大字报和帮助，我们思想情感是会逐渐转变的。前天晚上听陆平副校长报告时，我看见傅老在记笔记，这一点说明在伟大的运动中，每个人都在转变。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挂个满帆，来乘风破浪。我们衷心希望，傅老也下个决心，在思想改造中来个大跃进，立志做个又红又专的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好教授。 唐有祺 3月14日
（这是北大化学系唐有祺教授给傅鹰教授写的一张大字报，傅鹰教授在3月15日写了“我很赞成”四个字作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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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苦战三年改变文化面貌
内蒙古举行宣传文教工作跃进大会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内蒙古自治区于本月17日举行全区宣传文教工作跃进誓师广播大会。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胡昭衡在会上号召大家：苦战三年，根本改变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面貌。他在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方面都提出了规划。在文化大跃进方面，他提出要在三年内消灭现有二百四十万青壮年文盲。在爱国卫生运动方面，要在四年内消灭“七害”。全区要在五年内消灭性病，根本消灭鼠疫和布氏杆菌病。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在会上提出计划，到明年国庆节前，要创作诗歌、好力宝、歌词、散文、特写等大小作品六十多篇。体育运动委员会提出，富有民族特点的射箭、摔跤、赛马等三项运动，争取十年内赶上世界水平。在农村牧区要大力开展曲棍球和马球运动，五年内取得全国冠军，十年内争取参加国际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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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哲学系筹组“毛泽东哲学著作研究会”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大字报的促进下，决定筹组“毛泽东哲学著作研究会”（暂定名），以推动和帮助教师们深入地钻研毛泽东同志著作中的哲学问题。
这个组织不仅对于促使哲学系教学、研究工作大跃进是迫切需要的，而且对于更进一步地贯彻理论联系我国革命实际的方针，也将会起很好的推进作用。
现在他们正在积极进行研究会具体章程的拟订工作，研究会正式宣布成立后，还将邀请校外人士前去交流研究经验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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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少爷”
原高等教育部在反浪费中，揭发出在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派遣工作中，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滋长着一种资产阶级享受思想，大手大脚随意花钱，造成严重的浪费。大连师范专科学校毕业生王铁石等十三人分配去西安工作，他们的火车票应由大连买通票到西安，但他们为了在沈阳、北京游玩，分了三段办理，结果浪费旅费二百六十元。南京林学院毕业生张尚伦报到地点是保定市河北省人事局，应从南京乘火车至山东德州转车保定。但张尚伦随便中途改道游玩。（杨春茂）
（附图片）
锺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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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还有思想障碍
李梓
任何事情要想作好，必须首先扫清思想障碍。思想障碍清除得越彻底，事情也就作得越好。
目前全国的双反运动，正热火朝天。在文教方面，情况也不例外，许多单位还展开了比较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北大有些教授把长年放在心里的话，也说了出来，这是个好现象。这说明广大群众对双反运动的意义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但是问题揭露得是不是已经很深很透了呢？思想障碍是不是已经都扫除了呢？还不能这样说。
有些人过去散布过一些右倾情绪的言论，受到过批判。双反运动起来以后，他的想法是“多言惹祸”，还是少说为妙。有些人自己工作上有一些缺点，估计别人会批评到自己，有等着挨整的情绪。有些人受了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顾情面，怕得罪人，向来就“逢人只说三分话”，不习惯于把心里话全说出来，更不习惯于写出大字报来，有的人工作上有困难，自己一时又解决不了，谈自己工作上的困难，又怕人家说“落后”，所以热情信心也不高。有些党员同志，长期过党的生活，使他习惯于在党内无话不讲，而在群众面前说话就有所顾忌。这些都是思想障碍，障碍着彻底鸣放，更深入地揭露问题。
应当认识：第一，今天的双反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使工作跃进。“多言”对工作有利，决不会“惹祸”。第二，工作缺点人人都有，虽然缺点有大有小，但是，那究竟是九个手指与一个手指的问题。一个手指有了病要赶快医。群众就是医生。一方面要引火烧身，医好这个手指头；一方面要投入群众运动，去医别人的病。第三，“逢人只说三分话”，那是私有制社会的悲剧。在那个社会里，人和人互有私心，互不信任，只好“逢人只说三分话”。今天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了，任何一点缺点，都对大家有害；任何一点进步都对大家有利，必须畅所欲言，好的要表扬，坏的要批评，才能使工作大跃进。第四，有的人工作上有困难，对待困难应当是什么态度呢？有困难就应当让群众知道，让领导上知道。有些困难发动了群众就可以解决，有些困难领导上知道了就会协助解决，不要因为困难拖住自己，置身运动之外。第五，对党员同志来说，应当认识到有事和群众商量。过去，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集中应当多一些，不能事事和群众商量。今天，国内的阶级敌人已基本消灭，除了少数业务机密和特殊的人事问题以外，都可以在群众中提出来公开讨论。
双反运动正在蓬勃地开展着，但是，不要满足于现有的轰轰烈烈。深入地观察分析一下吧，思想障碍是不是彻底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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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谈“过去”和“将来”
关锋
有的朋友批评共产党人“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话倒是对的，共产党人在一定意义上确是“轻视”过去、“迷信”（笃信）将来的。然而，这不仅不是缺点，而且是人类生活的伟大真理。难道我们可以“迷信过去，怀疑将来”吗？或者可以“轻视将来，重视过去”吗？
“将来”是什么？“将来”是共产主义的时代，是征服宇宙的时代。人类历史的总和同它比较起来也是非常渺小的。对于这个“将来”，我们当然是要重视的。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依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宇宙观，依据社会生活的实践，确信这个“将来”是无限美好的，是一定要到来的。我们确信，人类历史只能有这样无限美好的将来，而绝不会有什么另外别的、灰暗的将来。在一定意义上把这种信心叫作“迷信”也是可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普通的“信”，而是“笃信”——过去笃信，现在笃信，将来仍然笃信（将来的将来）；晴天的时候笃信，阴天的时候仍然是同等程度地笃信。通常所说的“迷信”，虽然也具有“一往而不返”的坚固性，但是它是建立在盲目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终究是可以打破的。因此，如果一定要用“迷信”这个字眼来形容共产党人对于“将来”的这种信心的话，那末至少还得来几个“加倍”，比“迷信”更“迷信”……，它是什么东西也打不破的。如果没有这么一点子“迷信”，那又怎么能够一往直前地做革命事业呢？有些人正是少了一点对“将来”的“迷信”，或“信”而不“迷”（笃），所以在一时乌云乱翻的时候就暗中流泪，或者到处叹气，以至到处泄气，以至不自觉地帮了“迷信”资本主义的右派的忙。可见对于将来的“迷信”是极宝贵的，而且得来也是很不容易的。
共产党人是相信进化论的，不过，在社会历史领域中要把进化论同阶级论结合起来。排斥阶级论、排斥革命跃进的庸俗进化论，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我们坚决相信历史是进化的。猴子是不相信进化论的，它们大概是认为它们的祖传习惯和生活方式是绝对好的，是不能改变的。所以它们才不得进化，老是用四条腿走路。人是由猴子变化而来的，可是守旧的猴子却永远是猴子。
九斤老太说：“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必须把它反过来：“一代强过一代”。这道理，现在未必还有人反对吧？！但是，有些人在生活中却多少有点九斤老太的味道，甚至还有原封未动的九斤老太呢！当右派分子叫嚣“今不如昔”的时候，有些人迷惑起来，甚至还觉得他们说得多少有点道理；我想原因之一就是精神世界里的九斤老太作怪，少了一点“迷信”将来，多了一点迷信过去。
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坚决反对工作中和科学研究中的割断历史的非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守旧主义和复古主义。党中央一再号召我们学习历史，历史科学是要大大地发展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自然科学史，更专门一点，哲学史、文学史、诗史、文学批评史、化学史、医学史……都要加强研究。从这一方面说，我们对历史决不是轻视，而是十分重视；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我们却是要轻视历史的。学习历史决不是要照样模仿，研究历史决不是作国粹保管员。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现代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最高成就。站在最高成就的基地上看过去，我们对过去是要轻视的。难道历史上有什么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可以同马克思的理论相比拟吗？没有的，它们比马克思的理论相差得太远太远了，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为它们是处在人类幼年的时代啊！正因为有这样一点轻视，我们研究历史，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作武器去进行分析批判，给以科学的评价和应有的历史地位，特别是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和前人理维思维的规律性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是真正尊重历史，也才能真正接受文化遗产。如果搞哲学史的把“老子”五千言拿来，像敦煌壁画一样地挂在墙上欣赏，那算得什么接受哲学遗产呢？不用马克思主义武器进行批判，是谈不到真正接受文化遗产的。我看，我们对古人有这么一点儿“轻视”，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研究他们的成就，古人是不会生气的。如果他们有知，那就会说：好啊！这样做才是我们的优秀儿孙啊！我们当年是生活在人类幼年时代，我们那些学说曾经起过积极的进步作用，现在你们达到了这样高的成就，分析批判我们的学说以接受经验教训真是太好了。这样做是为了你们的现今和将来啊！只望你们永远向前看就好了。也许庄子还固执他那老一套：“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之遇也。”那末，我们只好对他说：“老先生，你还是死了那条心吧！”
九斤老太则不然。她说：“月亮也是先秦的圆！”这样重视历史，是最蛮横地糟蹋历史，——岂只一般糟蹋历史而已！
可惜，九斤老太的阴魂不散，还时常附在少数研究历史的人身上作怪。
就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吧，有的朋友很重视接受哲学遗产，他们的愿望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把“否定”（扬弃）同接受哲学遗产绝对对立起来，这在实际上就是否认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古代哲学思想。他们所谓接受哲学遗产，就是从古代哲学思想中找现成的东西，找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没有的、现成地拿过来比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好使用的东西。对古代哲学的这种重视是要不得的，那样的好东西在古代哲学中是没有的。例如，我们研究先秦的朴素唯物主义五行说吧，难道我们今天还要以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去认识宇宙吗？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科学不是对客观世界的物质构成作了高度科学的说明吗？例如“相反相成”这个光辉的古语，如果孤立地把它现成地拿过来，那从哲学上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它远不如“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个命题科学。再例如范缜的哲学，在唯物主义的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里程碑；他的“利之与刃”（关于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命题，直到今天也还是光辉的。但是如果把它现成地拿过来，那从哲学上说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对物质同精神的关系作了高度的科学说明吗？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如此说来，岂不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没有意思了吗？或是意义不大了吗？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用的方法要对头。我以为可以打个这样的比喻：哲学史研究工作，好像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反省他自己从幼年以来的思想过程的本身。这种反省不是对于过去的留恋或欣赏，而赞叹之，而高捧之；而是以现在达到的思想水平，对这个过程进行科学的分析。进行这种分析的目的，不在于从幼年的想事方法中找寻自己现在思想方法中所根本没有的好东西现成地拿来使用。思想家的成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从本质上说，他幼年想事方法中的好东西已经包含在他现在的思想中了。但是，一个思想家成熟以后，对自幼以来的思想发展史，进行反省、分析却是非常必要的（他的成熟过程就是离不开这种反省的）。进行这种反省、分析，当然需要考虑过去什么事想对了，什么事想错了，引起的后果是什么，等等。然而，更加重要的却是，两种思想、两种思想方法矛盾斗争的发展规律；比较正确的思想、思想方法在思维过程中是怎样达到的，还有哪些缺陷，这些缺陷是怎样产生的（受什么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怎样限制了认识？）错误的思想、思想方法是在什么地方失足的，是怎样失足的，怎样把真理变成了谬误，等等。对这些作出科学的总结，发现其规律性，对于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向前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我以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该抱这样的目的，应该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方法。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地接受哲学遗产，才能科学地总结出古人理维思维的规律性的经验教训，以帮助青年一代尽快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但是，有些人缺少我们上边所说的那样一点“轻视”，或者还有些迷信，就不肯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古代哲学思想。轻者，例如对古代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的缺陷不加批判，或者只用“时代的局限性”一语轻轻带过。至于古人受什么具体条件的限制，是怎样被限制的，古人为什么会失足，是怎样失足的，等等，他们就不加或很少加以分析、批判了。为了把哲学史变成科学，为了现实的斗争，为了创造更美好的将来，对于古人的这种“厚道”是不必要的。重者，例如一心一意地去从古代哲学中去找现成地拿来使用的好东西，以至牵强附会，美化古人，以至“颂古非今”。于是，孔子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说法出来了，公孙龙的哲学空前绝后的说法也出来了。还有什么“中庸”接触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自诚明，谓之性”是客观决定主观，“自明诚，谓之教”是主观反作用于客观，也出来了。以至说什么古人道德修养要求的境界是很高的，而慨叹现今的革命者没有注意从封建道德及其修养方法中吸取营养料，来加强共产主义的修养；以至说“看看封建时代的先哲，我们是有逊色的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他们的精神世界里，究竟是多了一点什么？少了一点什么呢？
对过去，没有那么一点“轻视”，而过分地“重视”或迷信，那末就会“轻今”、“非今”，以至把将来也“过去化了”的。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说来是如此，对于其他各门历史科学的研究说来也是如此，虽然它们各有各的特点。
九斤老太因为迷信“过去”，所以她就抹煞“现今”，她的眼中也就没有“将来”。九斤老太早已寿终正寝，然而清除九斤老太的思想，看来还是得做一些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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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人有文化 处处读书声
河南登封县扫盲工作经验介绍
登封县在嵩山脚下，人民世世代代过着“石厚土薄、十年九旱”，“地无三里平、人无一文铜”的痛苦生活，这个县的劳动人民都是“目不识丁”的“瞪眼瞎”，被地主阶级说成是“山憨子”，是“楞头青”。
在全国社会主义大跃进的形势下，登封县的扫盲运动也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地发展起来。扫盲工作大跃进使这个县农村的精神面貌大大改观。现在，全县八万四千三百二十五个扫盲对象中，有六万八千五百一十六人考试及格，占81.2％，胜利完成了数千年来未能完成的历史任务。还有一万五千八百零九个文盲正夜以继日地进行突击学习，他们决心要在三月底全部扫完。丁秀珍老大娘说：“蒋介石叫好眼变瞎子，毛主席叫瞎子变好眼，我决心送孩子媳妇上学，学文化”。十里铺带着三个孩子奉养着婆母的寡妇王芬在门联上写道：“借星光积肥送粪，趁月亮读书写字”，横额是“眼光高了”。井湾乡雷春生在门联上写着：“只有听毛主席话，才能走社会主义”，横额是“不当文盲”。原来只有二十一个识字人的三官庙乡，现在除设有公立完小外，新出现了乡、社办的业余高小十三班，初中九班，高中二班，干部红专学校一所。全县四百一十六个农业社，一千九百六十八个生产队，队队村村都办了农民业余学校，有高小九百二十班，初中九十九班，高中七班，红专学校十二所，还有十二个技术研究组。全县已有四万五千人参加了业余小学班学习，二万三千人参加了技术班学习。三官庙乡扫盲毕业的范玉坤学习了初中植物课程就运用米丘林学说，实验成功了春化小麦，天天茄嫁接辣椒，红芋温汤育苗，玉米人工授粉等作物，提高了产量。这个乡的农民作家范海亮已经会写小说和诗。他在“歌颂毛主席”的诗上这样写道：“毛主席的眼睛像两颗明星，住在山沟里的人们也看见了你的光明”！
登封在扫盲工作上有哪些经验呢？
一、党委加强了对扫盲工作的领导，明确了扫盲工作是学习文化、研究科学、提高技术的准备工作和不可缺少的步骤，是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服务的。当扫盲工作能够结合生产、服务生产时，扫盲工作就能受到群众的欢迎，得到群众的支持，运动才能广泛深入和迅速的开展起来。过去有一个时期曾有人错误地把扫盲工作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要和生产挤时间，争时间，过分强调正规的课堂学习；在生产工作和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繁忙时，扫盲工作就被挤掉了。登封在实践工作中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规定了“乡领导、社办学、队保证”的三级领导制度和七统一的领导方法（统一计划、统一布置、统一组织、统一行动、统一检查、统一汇报、统一总结评比），党团员社、队干部和干部家属都带头参加学习，学习高潮就能很快地掀起来。为了更好地挤出学习时间，并有效地推动工作，在开会集合时间先进行文化学习，接着社队干部和民校教师换位置，坐在学员座位上的干部到讲台上布置生产任务，教师就坐在学员座位上听报告、作记录；并在生产过程中进行政治鼓动工作。在调配生产力时，还根据生产任务变化，对民校教师也作统一规划，不使学习因生产组织变化而受到影响。他们还结合生产特点提出“手不离书、书不离手”，“黑板下地，书本上坡”，“生产打先锋，学习争模范”等口号，生产和学习必须密切结合的教育工作已经深入人心，把生产休息时间都变成了读书看报时间。库庄乡群众说：“过去生产休息时青年们打打闹闹，现在休息时都是读书看报”。生产和学习密切结合是搞好扫盲工作的首要关键。
其次是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作好思想发动工作，大胆支持先进经验。扫盲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的右倾保守思想是：不相信扫盲工作能够跃进，不相信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力量，不相信扫盲工作能够促进生产，不相信成年人和孩子多、家务重的妇女能够扫除文盲。为了打破这些思想障碍，县委书记曾亲自主持总结了“七社六村十四队”的扫盲先进经验，召开了民校教师誓师大会和扫盲重点的干部座谈会。当二区提出“千人教，万人学”的口号时，县委又及时总结，把这一口号发展成为“万人教，全民学”的口号，这是适应高潮形势的领导方法。合作化高潮时，在群众中普遍开展了新旧社会对比、诉没有文化的苦。在这个思想发动的基础上，又发动“万人教，全民学”和结合对农业发展纲要的学习，开展了辩论。提出：“提前实现四、五、八要不要文化”，“扫盲工作如何结合中心，服务生产”等问题，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更广泛深入地进行了思想发动。区、乡、社党组织又在思想认识统一基础上，逐级召开了群众性的誓师大会，树立了向文化大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在全民学习已经形成高潮时，又规定：完成一队、一社、一乡，就庆祝一队、一社、一乡；完成一区庆祝一区。组织苦学苦练模范范玉坤、程凤英、崔秋英等对全县广播，掀起了“男的赶上范玉坤、女的赶上程凤英”，“决心苦战一个月，扫除文盲过春节”，“为了文化县，春节不停战”的苦学苦练高潮和教学高潮。这两个高潮相互交织，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巨流，扫除了一切保守思想。库庄乡教师在誓师大会上仅提出保证春节前毕业二十人还信心不足，春节前即毕业了二百五十九人。县委在宣布“无盲县”的同时，召开了区、乡干部和骨干民校教师的文化促进会议，通过参观介头乡的业余小学和业余中学的教学、三官庙乡介绍普及综合业余学校和干部红专学校，以及建立技术研究组的经验，批判了“学习到顶”的自满情绪，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措施。又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向扫文化盲、扫科学盲的大进军的学习热潮。
其三是整顿扫盲协会，抓紧教学领导，发动“万人教，全民学”的教学高潮。支部的副支书和乡、社的副乡长、副社长、副队长必须把办好民校列为自己的工作日程，负责解决教师、教室、教具和学员动员组织工作，并要根据自己的文化水平，带头参加相应的班级学习。四区为了广泛深入发动民校教和包教的小先生的积极性，提出“工业化靠工人，农业增产靠农民，文化革命交给识字人”的生动口号，这一口号很快在全县范围内推广了起来，并开展了识字人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有文化的人对建设社会主义应该担负什么责任，有文化的人是否应该在扫盲运动中大放光芒的辩论，批判了“宁管千军，不教农民”，“七十二行，不干扫盲”等错误思想言论。他们调动各方面的识字人参加扫盲工作，有一千多下放干部和转业军人，一万多个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二万多在学校学习的中、小学学生和在春节前历次扫盲毕业的三万多人，以及有教学经验的四千名民校教师、扫盲专职干部，还有社会知识分子一万多人。通过对民校教师和小先生的普训，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教学方法，开展了“万人教，全民学”和包教保学、互教互学的教学高潮，并建立了教学传授站，教学研究组，按时备课，互相观摩等制度，大大地提高了教学质量。此外，还由中、小学和乡、社扫盲协会分别建立了包教队伍，划分地区、对象，确定任务要求，对教学两方都起了很大的帮助和推动作用，造成了“兄弟教师，妯娌先生，人人是学生，人人是先生”的教学热潮。在教学方法上，还推广了“一月一本书”的小单元教法，同音字教学法，小黑板教学，村头识字岗等有效办法，以及在教学要求上提出“三固定三保证”（固定民校教师，保证不乱拉；固定每天学习时间，保证不随便侵占；固定教学任务，保证达到质量）。在教学办法上提出了“十变”（①变民校为会场，开会学习不影响；②变休息为学习，生产学习两积极；③作什么学什么，到处有学习内容；④学员就是宣传员，贯彻政策跑在前；⑤学习跟着生产走，生产学习两不丢；⑥生产学习一齐抓，组织领导不分家；⑦扫盲协会起作用，到处都是小先生；⑧造好良好的识字环境；⑨工地变课堂，学习文化紧跟上；⑩服务中心结合生产，样样工作都占先）。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共河南省文教部副部长、中共登封县委第二书记苗化铭同志在河南省1958年教育行政会议上的发言改编而成）
（附图片）
我来帮你学习
过去一个字不识的伍宝钦（左第二人）现在上了业余高中，他还当了十八个农业社会计网的负责人。
这两个牧羊人学习多热心，可是不懂事的小山羊，总想和主人瞎胡闹。 （照片均为魏德忠摄 河南日报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