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编者按：3月13日本报邀请在京的一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人士，举行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如何实现跃进问题的座谈会。出席的是：潘梓年，于光远，郑振铎，翦伯赞，姜君辰，刘大年，郑昕，戴白韬，孙冶方，周新民，孙定国。他们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下面是他们的发言记录。
分工协作，跃进再跃进
潘梓年
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大跃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现在应当说已不成问题，问题是在如何大跃进。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方向问题现在也应当说大致上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有了远景规划，1958年又有了二十个重点项目。但是，这个规划和这些项目，还不能说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成为广大科学家自己的行动纲领。我们的远景规划和重点项目为什么要这样定的道理，要为大家所接受，才能变成物质的力量。因此，我们还要对它们作大力的宣传工作，要到处组织一些座谈会，对远景规划、特别是今年的二十个重点项目，进行广泛的讨论。今天，人民日报开这样的座谈会就是很好的宣传工作。最好各地也能组织这种座谈会，加强这种宣传工作。座谈会应该遵照陆定一同志为“江海学刊”创刊号所写“要做促进派”一文中指出的辨别和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方向，根据陈伯达同志在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以“厚今薄古、边干边学”为题的讲话的精神，来对远景规划和二十个重点项目展开讨论。一方面希望从各种座谈会收集到对远景规划和重点项目的意见，以便在必要时加以修改，更重要的是能在座谈会上或座谈会以后，大家都能自告奋勇承担规划中特别是重点项目中的研究任务或编写任务。这是目前最迫切的也是很艰巨的组织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在目前还是不够强大的。但是实际上，力量并不太小，只是散在各地各种工作岗位上，如果能够运用科学规划特别是重点项目作中心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就可以形成一支强大的队伍，就可以使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跃进再跃进。组织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如学会、研究会等等都可以用。最好一个地方定出一个地方的科学研究年度计划，一个人定出一个人的科学研究年度计划。彼此定的计划都要能互相配合，分工合作。这里也应该来一个大协作。在经济战线上太原市的大协作和上海支援六省的大协作的作法，很可以、很应当成为我们的好榜样。协作，是我们当前应当特别强调的，因为如不协作，强大的队伍是不可能形成的。而缺乏协作，正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最大的一个弱点，也是当前大跃进中最大的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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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古人为今人服务
郑振铎
我们从事考古和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的，搞的都是古代的东西，应当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古代的东西变成“古董”呢？还是让它为今天服务？考古研究所已经出了一万二千张大字报，看来再也保守不了。过去就常常发生古的东西如何为今天服务的问题。如研究李白，如何为社会主义服务？研究汉朝石刻，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在今天有什么用处？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为考古而考古、为古典文学而古典文学的思想还不见得已消灭。我们必须和这些坏的研究态度和倾向作斗争。还有，在思想改造方面，应该坚决地实行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作风，而树立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新风气。
重印古书是否需要？现在看来，似乎印的多了些。有一个出版文学书籍的出版社，去年印的古典作品就占45％以上。一方面是印得多了，一方面是不加选择，出得很乱，甚至乱出些坏的东西。“唐诗三百首”印了六十万册，“古文观止”印了二十万册。清朝初年的这些选本，在今天是否还有那末大的需要，是值得怀疑的。有些编辑先生并没有看看书的内容，只看一下书名就付印出书了。当然其中也有好的。但是重要的是，没有考虑如何使古典的东西适合今天的需要。比如，为什么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眼光来选一本新的唐诗选呢？在现在这个时代，印的书必须有特点，要同以前的不同。如二十四史，一定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版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分章断句、加索引的二十四史。这搞起来并不太难，对读者却大有用处，但是我们并没有做。汉朝还有“章句之儒”，我们为什么不这末做？
因此，希望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有人来以今天的眼光编选古诗选、古文选。每个时代都有他们自己的选本。而他们所选的标准，都贯穿着其时代的精神。“昭明文选”，乃是萧统用他自己的文学批评眼光来选的，王士祯的“古诗选”和“十种唐诗选”等等，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也都是用他们自己的眼光来选的。每个选家，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排斥什么，拥护什么，都在他们的选本里玩其手法。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眼光来选，要选对我们有益有用的。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选本。还有，每部古书要印多少，也要看我们的需要，一些对我们有好处的、重要的书，可多印些。仅供专家参考的，则应少量地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计划要出五十种新的选本，我看是可能的。
从前做研究工作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名山事业”，现在则必须“为人”，必须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不应该再强调什么个人的兴趣或特长的了。必须抛掉个人的兴趣，把个人的特长，全部地贡献出来，为人民的需要服务，为工农兵今天的需要服务。
从事考古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必须认清楚，我们不是为了“古代”，为了“古人”，或为了古的文物和古典文学而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是为今天工农业生产、建设的需要服务的，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整理、批判古书和古物，而不是盲目地崇古、爱古、迷古、玩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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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无灭资，发展历史科学
剪伯赞
据我看来，历史学的跃进，首先是扫除思想障碍。障碍跃进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就是陈伯达同志指出的“厚古薄今”的倾向。伯达同志说，现在学历史的人“言必称三代”，这是一针见血的批评。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批评。当然，伯达同志也没有意思要我们不研究古代史。我国历史悠久，古史也应研究；但是研究古史，也不是为了古人，而是为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社会主义服务。由于“厚古薄今”，就使得史学工作者看不见当前伟大的历史变革，造成了严重脱离实际的现象，从而使我们的历史学走回了抱残守缺的经院派的旧路。
资产阶级思想也突出地表现在厚资料而薄理论的倾向。这里所谓理论，是指马克思主义。好像只要有了资料没有理论也可以成为史学专家，反之就不能成为专家。学历史的人是要占有史料，而且占有的史料愈多愈好，但是如果不学马克思主义甚至轻视马克思主义，即使占有史料，也不过是一个白色专家，甚至还有变成右派的危险。由于厚资料而薄理论，就使得我们的历史学丧失了战斗性、创造性，走回了寻章摘句的烦琐主义的旧路。
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表现在厚专史而薄通史。我们不反对专史，并且应该鼓励史学工作者对于历史上的某一时代、某一部门甚至某一问题、事件、人物进行专题研究。但是任何专题研究都必须要有通史的基础，否则就等于在沙滩上盖大楼。由于厚专史而薄通史，历史学工作者就只见树木不见树林了。而且也使得我们的历史科学走回了支离破碎的考证学的旧路。
必须把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反掉，才能提高历史学的思想性、科学性、战斗性，才能使历史学沿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向前跃进。要反掉资产阶级思想，就必须在历史学领域内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替历史学的大跃进开辟道路。
最近召开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已经制定了一个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对于历史学提出了十五项重要问题和二十三项重要著作。实现这些项目，就是历史学的大跃进。为了历史学的大跃进，我想提出下面的一些建议：
一，要坚决地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例如组织一些历史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和专题讲座，先把历史学的空气活跃起来。
二，恢复史学会的活动。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提出历史学上的重要问题进行讨论，交流全国各地史学研究的成果，把历史学的队伍更好地组织起来。
三，建立研究与教学交流的制度。建议历史研究机关的研究人员，在研究三年五载之后到高等学校教书一年，传播他们的研究结论。高等学校的教师在教书三年五载之后，到科学研究机构研究一年，提高他们的科学水平。
四，在最近期间，用集体的力量编出高等学校用的中国史、亚非史、世界史教科书，让各高等学校的教师从编写同样的讲稿工作中解放出来，把力量投入科学研究，提高教学质量。
五，重新讨论高等学校历史系的专业设置问题，把培养干部的目的和新的历史科学事业结合起来。努力在最近几年培养出一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的、经过劳动锻炼的和受过历史学基本训练的红色的历史科学的青年队伍。
六，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民国史，建议国家档案局提前整理民国时代的档案。
七，为了实现总规划中规定要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建议成立一个机构，专做此事。并且使这个机构成为常设机构，专管现代史的纪录，先按年编出长编，再写成各种专著。
八，重视档案工作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替历史研究提供资料。为了推进这种工作，建议把国家档案馆及分馆当作高等学校历史系师生的试验田的一种。同时积极组织外国史名著和资料的翻译的工作，替外国史研究创造更好的条件。此外，组织力量，编出各种必要的工具书如年表、地图、词典、索引之类。
九，做好历史科学的情报工作。建议出版史学通讯，报道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情况。
十，加强历史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工作，有计划地和与我国有文化协定的各国交换教授、专家、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多介绍苏联的先进的历史科学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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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家都来做促进派
于光远
哲学社会科学一定也要来个大跃进。为了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生产大跃进，技术大革新，非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可。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从来就是为发展生产力服务的。它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用社会发展的规律，来武装劳动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指引他们如何进行斗争。劳动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只要记得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记得政治永远是统帅、永远是灵魂这个真理，我们就一定要在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上做一个促进派。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关于如何运用唯物辩证法到实际工作中去的许多宝贵指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今天，我们社会的生产关系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也是基本上同基础相适应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各种矛盾，要求我们去处理，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研究。同时，要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思想，使广大干部、首先是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善于把它运用到工作中去，好使各方面的工作获得长足的发展。
哲学社会科学要跃进，要靠大家来努力。要跃进，就要有巨大的动力。动力何在？这就是一定要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来作研究。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队伍是很广大的。不少人认为只有研究所里的研究员、大学的教师才算。这种想法不完全对。教学、研究人员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方面有确定的职责，但是，在党和政府机关里工作的许多领导干部，就他们对现实社会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比起研究机关和学校里的“学者”至少并无逊色。只要他们能够“边干边学”，把工作中的经验提到理论高度，是可以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作出贡献来的。事实上也有许多人这样做了，并且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如果他们都能把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担负起来，哲学社会科学一定会迅速地向前跃进。
在哲学社会科学能否跃进的问题上，直到现在还存在一些泄气论调。有一些人认为只能慢慢地向前发展，不能跃进。其实今天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备着非常有利的条件：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迫切地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国家在革命和建设中积累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可供我们研究的材料和问题是非常之多的；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队伍，把各方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算在内，是可以说得上广大强壮的；解放几年来，我们在干部理论学习，在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将近一年来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觉悟已大大提高；我们已经制定了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建立了许多研究机构；最后我们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这里我们还没有举有利的国际条件。因此，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不能跃进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我想应该从两方面着手来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一是思想启发，一是加强组织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是思想工作。为了促使哲学社会科学向前跃进，各个学科一定要好好考虑当前最迫切需要研究的究竟有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从哪方面去研究，应该从哪些地方展开讨论和批评，各个学科每年都应该写出几篇有份量的文章，提出几个重要问题来讨论，使我国学术界的空气活跃起来。
在加强组织领导方面，我们要想出许多办法，把哲学社会科学的潜力挖一挖。现在高等学校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各个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所，迫切需要帮助。负责同志去兼课、兼任研究工作是个好办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搞个人规划，是应该推行的，但在订个人规划时，应该根据国家的需要。对某些一个人不能办的事情，应该组织起来干。这几年已经生长起一批年轻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关怀他们的进步。对这几年在报纸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新生力量，可以调查一下，开些会，给他们些帮助。正确评价研究成果，对学术工作的推动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组织力量把本年度发表的比较好的文章选出来推荐。这样做可以把好的作品积累起来。这种评选工作本身就是一种提炼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将来还可以作进一步的提炼工作。这次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已经提出了许多条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组织措施，我想大家一定可以想出许多好办法。有了办法，再加上大家都来做促进派，反对做促退派，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是完全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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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要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
郑昕
这几天北京大学贴的大字报很多，许多同学提出了哲学系走向何处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要跃进首先得解决这个问题。过去几年，我们哲学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和办系的方向不明确，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多，不够好。例如，我们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是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但是从1952年以来只写了八十八篇论文，平均每人每年还不到一万字。哲学史的讲稿，也还停留在“贴标签”阶段。西方哲学史教研室重点工作是翻译资料。资料是必要的，但是没有译序和注释，这就成了没有观点的素材。逻辑教研室对形式逻辑不感兴趣，又避开辩证逻辑的研究。心理学教研室对某些设置还在追求美国标准。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明确的。
“厚古薄今”的情况，也非常严重。例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研室便开不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更不用说专门化课程了。此外，有些人还不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想用旧的一套来应付。所以，首要的问题是要有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思想的愿望，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抛弃资产阶级办学思想。不突破这一点，跃进是不可能的。
整个哲学界如何跃进，我还没有很好考虑。哲学界要做的事非常之多，例如，有计划地翻译世界哲学名著，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不但要挖掘潜力，同时还要有计划地培养合乎规格的翻译干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大跃进，哲学社会科学更应该大跃进。过去的情况很不能令人满意。这次科学规划委员会所拟订的哲学社会科学本年度二十个重点项目，都是必需实现和可能实现的。问题在于要有具体组织措施来保证。陈伯达同志所提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应该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跃进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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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教育科学要走群众路线
戴白韬
工农业生产正在大跃进，教育科学工作必须跟上去。目前，教育科学工作是很落后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例如，为了贯彻执行主席所提出的教育方针，就必须解决学制、课程、教材、教法等一系列的问题；又例如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群众办学等办学方针已在各地展开，也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我们都没有把它们加以研究，提高到理论上来反转来去指导实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教育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向实际。几年来，教育科学工作者一般都只是在书本上下工夫，成年累月地坐在书斋里，而很少到现场去。因此，今后教育科学工作者必须深入现场。
教育科学工作必须联系广大群众。我国有二百多万教师，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许多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需要加以总结提高的。苏共中央曾经对苏联科学工作者指出过，研究教育科学必须总结教师经验。这个原则对我们同样适用。只要走群众路线，把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加以提炼，使它上升为理论，教育科学就可以跃进。
资料工作也很重要。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现代的和古代的教育资料都还没有加以搜集和整理，这就很难进行研究工作。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编辑出版教育史资料，其中老解放区的教育资料即将出版，古代教育资料也准备出版一些。现在，有些教育史家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大家都去研究孔子、荀子，而不重视近几十年来中国教育的研究，特别是解放以来我国教育的研究，这就不好。此外，外国主要教育学派和心理学派的重要著作，也准备翻译出版。
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社会科学工作者如要把所掌握的丰富资料，经过抽象的思惟，提高到理性知识的水平，那就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论为武器来加以分析综合。而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资产阶级的所谓科学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因此，教育科学工作者应抓紧整风的机会，加强思想改造。如不解决这个问题，跃进是不可能的。当然，各种妨碍我们前进的资产阶级教育学也必须认真地予以批判，不破就不能立。
目前，教育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十分薄弱。如要完成教育科学规划，就要把全国的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并且要迅速把领导全国教育科学工作者的核心组织建立起来。我们迫切希望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本行业的理论研究工作，加紧培养本行业的理论队伍。首先希望教育部门中的老干部抱着边干边学的精神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消除本部门轻视理论的错误思想。上海的自然科学机构，把一些有研究能力的机关干部、工程师和教师组织起来，使他们共同研究一些专题，这是一个很好的集体研究的办法。我们也要采用这个办法，组织教授、专职研究人员、教育行政干部和一些中小学优秀教师进行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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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用发展经济科学的有利条件
孙冶方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同生产有直接联系的经济科学，应该来个大跃进，为生产大跃进服务。
有同志说，在这全国性的大跃进中，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界是落后了，也落后于自然科学界。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不要太强调困难，而应该讲讲有利条件，尤其是如何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有利条件，首先是在我们国家里，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国解放以来，党和国家又在全国规模、全体人民中间普遍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并且，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者又结合我国革命的实践，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作了创造性的阐明和发挥。
当然，我们也有困难，主要是我们专门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社会主义科学研究工作的队伍不大，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不要光看到科学研究机关和大专学校教研室中的一些力量。我们还要看到散处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机关中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实际工作岗位上，不少同志具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以经济科学而论尤其是这样。据我所知，这几年来财经业务部门的同志对于经济科学的研究，就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过去，科学研究机关，大专学校和业务部门，报刊（特别是专业性的）的编辑是各做各的，很少联系，没有分工合作。一句话说，力量没有组织起来。这就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未能充分发挥力量的重要原因。
其次，我们对于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的工作做得不够。老一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原来就不多，今后还要逐渐少下去，这是自然规律。不注意和不研究如何有计划地培养新生力量是不对的。现在不仅在科学研究机关和大专学校教研室中，就是在业务部门，也有不少水平很不低的研究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青年。我们须要发现他们，帮助他们。
为了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我们还应该加速翻译和出版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我们迫切希望经典著作早日全部翻译和出版，并且希望多翻译和出版一些资产阶级的哲学社会科学书籍。以经济学方面来说，我们不仅应该把亚丹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者的著作加以重新翻译和出版，就是一些反动的庸俗经济学者的代表著作也要翻译。因为如不研究外国的这些资产阶级著作，是很难彻底批判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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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必须同生活结缘
孙定国
在哲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的严重问题也还是厚古薄今。令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对党的路线、政策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研究得还很不够。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上升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经历着新的发展阶段。在我国，这个发展显然是十分巨大的。就以毛主席的著作来说，从“矛盾论”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中国的飞跃发展。可是，现在有些人口头上承认它，赞扬它，而不肯切实认真地去研究它。并且，详古略今、以古例今的风气近年颇为流行。
今天中国的哲学界要跃进，就必须移此风、易此俗。首先，必须认真地研究毛主席的著作，认真地研究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果不把这个立脚点站牢，不从这个基点出发，那就很难跃进。
哲学工作者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是障碍我们跃进的重大阻力之一。这一点是同上面所说的那些现象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同时也就是人民群众的哲学。它是从人民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抽引出来的。因此，谁要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生活实际，那他就一辈子也没法学好或者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可是我们有不少同志和朋友对于这一点信之不笃或者采取了漠视和否定的态度。应该说，这是我们不能跃进的致命伤。在这里不妨分析一下，到底什么人才算得起是哲学家？是不是光读了几本哲学书或者写了几篇哲学论文的就算是哲学家呢？恐怕不是。我们认为中国当前最伟大的哲学家首先应该是毛主席以及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集体，经济学家集体，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集体。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都是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因此，我们要跃进就必须放下“哲学家”的架子，向群众学习，同生活结缘，虚心地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学习。
要跃进，我认为还必须在哲学界适当地揭揭盖子。过去几年，有些颇有名气的哲学家，曾经散布了不少修正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起了相当大的毒害作用。因此，我们要在哲学上跃进，还必须大力反修正主义，同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做不妥协的斗争。
最后，我们在跃进中还必须坚持莫斯科宣言强调的精神：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哲学工作者必须努力把自己的活动指向这个总的目标上，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帮助干部和教育青年正确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正确地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正确地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使哲学工作切实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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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学研究人员应搞试验田
周新民
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跃进？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它的目的是为生产大跃进服务的。科学如何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又首先要搞好这次整风，加强科学队伍。
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比较慢，但是力量是有的，问题在于如何很好地进行组织，把各方面力量动员起来，朝着共同目标迈进。
我希望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专业小组抓紧时间，负起责任来，同哲学社会科学部密切合作，把各研究所、院、校和其他有关单位组织起来，分别召集座谈会，讨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二十条如何执行问题。根据大家讨论的结果，拟订各个方案，提出研究和写作的提纲，并推定一些负责人集体来搞，限定在某一时期内完成任务。同时订出分工协作、检查进度等办法。这样做才可保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二十条能够实现。
法学较其他社会科学更加落后。法学研究所原定在1956年建立，到现在才开始筹备。现在，提点不成熟的意见：
1、研究同教学要结合。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应该到政法院、系里教点课，把学校作个试验田；教学人员也应该抽出时间到法学研究所兼个研究员，进一步提高理论。目前法学界的人很少，只有这样做才能解决当前人力缺乏的困难。
2、理论同实际要结合。法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缺少实际经验，应该常到政法机关实地学习；政法机关负责人员有的也需要加强理论修养，应该抽出一定时间到法学研究所兼搞研究工作。这样做，可以解决双方的实际困难。
此外，有些大学过去办过法律系，储存很多法学的图书资料，现已完全不用了；也有些图书馆堆积很多法学图书资料，至今还无人整理。我诚恳希望各有关单位把那些不需要的法学图书资料尽量拨给法学研究所。这样做，也体现了“勤俭建国”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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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艰苦劳动的学风
刘大年
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我以为首先要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倡议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这个倡议指明了从什么地方跃起和跃向何处的问题，也指出了依靠什么力量和如何跃法的问题。应该多作些宣传，使之深入人心。
要做到“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做，例如制订规划，培养干部，组织力量等等都是。这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强调一下。一点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继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来个思想大跃进。近几年来，多数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政治思想不断有所提高，但是同飞跃前进的国家建设事业相比，有些人的思想还是远远落后的。科学研究到底为谁服务的问题，在这些人思想上没有认真解决。口头上是为人民服务，行动上是为自己的名利服务。安排工作时，有专业知识的人强调要照顾个人兴趣，青年人则首先要求把自己培养成某种专家。国家的需要，个人专长、个人兴趣同国家需要相结合的原则，往往被忽视。在他们身上，个人同集体的矛盾很大。在研究工作中，许多规模较大的工作，必须依靠集体力量才能完成。所以，个人主义同集体的矛盾是跃进的绊脚石。要大跃进，就必须反掉这种把个人名利、兴趣摆在第一位的腐朽思想，努力使自己的思想赶上客观形势。研究工作同其他工作一样，各有特点。那种片面强调特点、墨守陈规、保守不前的想法，也是大跃进的障碍。在工作方法上，要用新鲜活泼的、创造的精神，来代替落后、保守的思想。
再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学风问题。“厚今薄古”是研究方向，也是学风。过去好像有一种风气，在研究者本人是言必称三代，别人也以为只有那些能从线装书上找出几条不常见的材料的人，才是有学问，是专家。目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气不足，同这种风气是密切相关的。前人有句话：知古不知今，是谓陆沉。很多人都“陆沉”了，生气从何来呢？就历史这门科学说，今天有些历史学家未必真正承认近百年史，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照他们的观点看来，搞近代、现代史的人，不过是在搞政治，说不上是在研究科学。其实从来没有同政治无关的历史，古往今来的历史著作，没有一本是不反映当时的政治观点的。历史书本是政治教科书。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表面上是重视科学，实际上是想逃避现实政治，并且是表示他们缺少科学地理解现代历史的能力。我是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的。历史三所的分工是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促成近代现代史研究的大跃进。学术界有许多人勤勤恳恳工作，但是也有人不那么振作，不肯刻苦钻研。现在，各个生产战线上的工人农民都提出了豪迈的口号，要苦战若干年，改变生产的面貌。我们需要有刻苦劳动的学风，需要有工人农民那样的革命干劲。
有了正确方向，思想认识提高了，再加上干劲，我们就一定会跳得高，跃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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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先来个思想大跃进
姜君辰
科学研究工作要跃进，首先要有思想跃进，要以思想跃进为前提，要从思想跃进入手。这无论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来说同样是适用的。要思想跃进，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首先要解决陈伯达同志提出的“厚今薄古”的问题。“今”是指今天的社会实际，也是指今天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为当前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生产大跃进服务。其次，搞社会科学要不要和能不能走群众路线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力量，不仅分布在全国，而且还散布在各方面的工作岗位上，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特点。如果不把全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力量发动起来，如果不打开单纯依靠研究单位的圈子，把各方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要想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也来个大跃进，是不可能的。第三，要加强协作协调，这在口头上是谁都同意的，好像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解决，一谈到科学研究中具体的协作协调工作，有些就行不通了。因此，必须打掉本位主义，强调协作协调。从上面三点来看，思想大跃进应该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基础。
跃进中的第二个问题是规划问题。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划，究竟应该怎么做，目前经验还很不够。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不论研究单位的规划或者个人的规划都要多快好省，而不要少慢差费。同时，个人的研究规划，还应该做到大部分是服从国家需要的。为了尽量发挥业余的研究力量，散布在业务部门和实际工作岗位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应当订出研究规划。当然对这部分力量，研究规划的要求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可以写书、写论文、写书评，也可以教课、讲学、作报告、谈经验或介绍业务情况。总之，可以根据他们不同的工作情况、工作条件，订出适当而又跃进的规划。
另外在规划中还要有培养干部的计划。陈伯达同志说要边干边学，这对培养新生力量和进一步壮大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是个巨大鼓舞。为此，也应当有个规划。这种培养干部的规划，不仅所有的研究单位和高等院校都要作，业务部门也要作。业务部门制订培养干部的规划，对于它们自己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必将起促进作用，这是无疑的。
第三，要跃进就要考虑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组织问题。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和目前继续进行的整风运动中，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是大大提高了。但是，这支队伍怎样组织呢？现在看来，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搞座谈会，搞报告会，设讲座，开辩论会都可以。除此以外，还要有学会和各种学会的联合会等。有了这些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也自然就可以把个人规划同国家规划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