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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登封县三官庙乡
给干部开办“红专学校”
开始普及业余中小学教育
本报讯 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为了解决乡社干部的红专问题，已于2月29日创办了一所“红专学校”。目前参加学习的共二十七人，包括乡农业社、供销社、信用社、粮食供应站等单位的主要干部和长期在乡工作的县区干部。为了适应干部的工作情况，学习时间定为每天早晨。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基本理论、语文、自然科学知识和一块试验田。这所学校没有专任教师，哲学是由住过地委党校的乡区干部担任，植物学是由学过初中课程的扫盲干部担任，语文课是由小学教师担任，田间实验是由技术指导站的干部和老农担任指导。“红专学校”自开学以来已集中上了七次课。每个学员都写了一篇文章和一、二千字的笔记。现在学员们正在二十五亩试验田上忙着作果树、红薯、瓜类的嫁接、改种水稻和试验玉米、小麦高产的准备工作。他们的学习情绪特别高涨。目前中共三官庙乡总支委员会正在制订一个一年和五年的具体规划，在理论学习文化学习和技术试验等方面提出明确的奋斗目标，以便帮助干部早日达到又红又专。
又讯 河南省登封县三官庙乡在基本上扫除文盲以后，开始在全乡普及业余中小学教育。全乡九个农业社现在已经普遍建立了业余中学，每个生产队都举办了业余小学。业余中学在进行文化教学的同时，还根据季节性的农事活动，在课堂和田间进行植物讲解和推广农业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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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大的浪费——
培养的人材不是又红又专
首都高等学校人人猛攻浪费保守
烧别人与人为善，烧自己闻过则喜
本报特约新华社12日讯 “双反运动”在首都各高等学校已经全面开花。运动前锋正猛攻保守，痛挖思想根源。
首都各高等学校的双反运动从3月1日开始，9日就在三十三个学校全面展开。到11日止，已贴出大字报二百多万张。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气势更加磅礴，一夜之间，所有的教室楼、饭厅、礼堂都成了铺红挂绿的大字报楼，大字报厅。在运动中各校上自院长下至炊事员、勤杂工，人人动手，人人动脑，比揭发问题，比交心。就连教授们也踢开了“君子不为天下先”的绊脚石而展开了竞赛。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在开完动员会后的三小时，平均每人就贴出了七张大字报。
各校领导干部在大字报上纷纷引火烧身。教职员工都本着烧别人与人为善，烧自己闻过则喜的精神，在大字报上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有揭发也有建议。
大字报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揭发了所培养的人材不合国家要求而造成的无法计算的浪费。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北京大学都提出了“废品”问题。所谓废品是指学生入学后没有达到规定的培养目标而言的。地质学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系，1953年入学的学生一百五十四人，到1957年毕业时只有一百一十六人。耗损率达25％，这些“废品”中十五人是右派，十二人是违反学校纪律的分子。北京大学物理系、中文系、西语系1957年的“废品率”也达30％以上。农业大学农学系有些快毕业的学生还分不清稻子和稗子，学耕作的学生不会犁地，学昆虫的学生，跑到玉米地里认不出螟虫来。北京医学院，有些快要毕业的学生不会扎石膏绷带，碰到了苍蝇蛹不知为何物。分配到农村和厂矿去工作的毕业生，没有大城市医院的设备条件就不会治病。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的学生不会唱中国民歌，最近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去参加义务劳动，人们请他们唱一个歌，他们自己选了“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唱了两句就不知道下文了。这些学生们都十分担心毕业后为祖国和人民能干些什么。因此，他们整风中特别积极、热情和勇敢。
大家还揭发了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工农成分的学生中途停学的多。北大物理系三年级十一个工农学生现在只剩下四个了。为什么？不在于这些学生不努力，而是教师歧视他们，嫌他们基础差，不加强指导。在地质勘探学院一个在工农速成中学门门课考九十分的纺织女工，进地质学院后不到一年，因生孩子耽误了三个星期，没有一个教师愿帮她补课，最后她只好离开了地质学院。
大字报揭发了人力物力上的种种浪费，特别是建立实验室、购买图书仪器上的阔气，不爱惜国家钱财求大求新的情况，几乎校校皆有。人力上的浪费情况也很普遍，北京大学二百多个正副教授中，几年来有五分之一的人没开课，66％的人一星期只有三小时的教学工作量。有一个系里八十一个教师，五年来平均每人每年只教二十七小时课。如果按照每天八小时计算，实际上十四个教师在做一个教师的工作。北京师范大学、农业大学等校的正副教授多数每周也只上三小时课。
以上这些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各校运动的锋芒正围绕着这些问题猛攻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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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部直属艺术单位决心作革新派
演戏一万多场 不要国家补贴
新华社12日讯 今天结束的文化部直属艺术单位第一届代表会议一致作出决议：决心作政治上的革命派和艺术上的革新派，保证起带头和模范作用，团结全体职工一起完成或超过总的跃进指标，并且保质保量。
出席会议的三百多个代表在决议中还提出了以下九点保证：坚持工农兵方向，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部队演出；发动所有专业和业余的创作力量繁荣创作；贯彻“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完成中央艺术单位的示范和实验任务；加强对民族艺术的研究工作，注意及时总结艺术创造经验，向“一专多能”的方向发展；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协作制度；加强对群众业余艺术活动的辅导工作，巡回演出到哪里就辅导到哪里；做到自给的单位争取多上缴，不能自给的单位争取少要国家补贴；做到勤学苦练、尊师爱徒；加强政治文化学习，经常参加劳动锻炼，打掉五气，克服个人主义，迅速达到又红又专。
会议开始时文化部各直属艺术单位提出今年计划演出八千零五十七场，会议结束时，指标增加到一万零五百多场。会议开始预计国家今年还要补贴四十八万多元，会议结束时，由于争取自给的单位增多，有些单位还有盈余上缴，因此国家补贴可以全部取销。
会议还根据钱俊瑞的建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每个代表至少贴四张以上大字报来批评文化部领导人的缺点错误。几天以来，代表们执行了这个决议，会场内外贴出几千张大字报，更深入地揭露出文化部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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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安“交大”师生
挖出落后根子
本报西安讯 交通大学师生员工苦战三昼夜，八十万张大字报猛攻保守、浪费，横扫“五气”。交通大学最近一年来在各项运动中为什么总落在后面？这个根子这次被群众挖出来了。许多大字报尖锐地批评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保守思想，缺乏革命干劲，背上交大历史悠久，是重点学校的老包袱，要求打掉官风暮气和保守思想。
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于8日在该校召集现场会议，组织西安各高等学校的领导干部前往参观，学习他们的革命干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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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汇报整顿组织
金仲华任社长
本报上海10日电 文汇报在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之后，现在已经完成了组织上的整顿。报社现已由金仲华同志担任社长，陈虞孙同志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原任社长兼总编辑右派分子徐铸成已经撤职。报社并从其它单位陆续调来了一些记者和编辑。
文汇报从去年7月开始，与首都和上海新闻界相配合，经过半年多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扭转了报纸的政治方向，“揪”出了十八个右派分子：计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兼北京办事处主任浦熙修，编委黄裳、陈钦源，编辑储玉坤、梅朵、徐凤吾，记者杨重野、谢蔚明、刘光华、姚芳藻、吕文、范琰（即宦邦显）、陆续、容正昌、江显良、朱嘉树和管理部秘书梅焕藻。在这场斗争中，各种各样的右派谬论被粉碎了。
在整改阶段中，全社对如何把文汇报办成一张社会主义的、又有特点的报纸，进行了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明确了文汇报的方针应该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下，贯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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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决心、面子和其他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卫一清
我想坦率地讲讲地球物理研究所近两月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的点滴体会。
经过反右派斗争，我所每个人在思想上都有很大提高，知识分子感受尤深。许多人都说：社会变了，自己思想跟不上。问题在于所有制改变了，对知识分子的震动并不太大。但是在知识分子身上，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知识私有观念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不适应新社会的矛盾，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和解决，因此他们迫切地要求改造。全国万马奔腾的大跃进，更鼓舞了知识分子改造的热情。这是非常可贵的。但两月来的个人体会是：有强烈的改造愿望，固已可贵；如果决心不大，结果会事与愿违。我们有一些同志可以提笔万言，纸上谈兵，也能满口马列主义，空谈道理；可是一触及个人缺点、错误，他们就看不下去（大字报），听不进去。维护个人尊严成了人们前进路上的障碍。因此有无决心排除个人思想障碍，敢不敢引火烧身，是知识分子理论结合实际的具体考验。“火”烧大点好，还是小点好？自己引火，还是等着挨“整”？细心看、找问题，还是闭目而过，拂袖而去？耐心听，还是发脾气冒火？这都反映着个人改造决心的大小。从我所经验看，“火”越大越好，自己引火更好。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人，烧掉阻碍事业发展的资产阶级思想、落后保守思想，没有人舍不得，也没人说不应该。应该承认，多数有错误、缺点的同志，本心不愿使国家事业遭受损失，也不是故意以旧思想影响青年一代。但是事实上，个人旧思想确已使国家事业受到损失。面对这样一个实际问题，当然更应该以严肃态度对待思想改造。
“面子、架子，是害死人的东西。在旧社会不少人离了它似乎活不下去，可是今天它障碍着人们正视自己，以致使人悬在半空，脚不着地。”这是我所一位过来人亲身感受的金玉之言。的确，尽管大家都承认批评、自我批评是改造的好方法，但轮到自己头上，面子、架子就难放下。决心大的同志，自己大胆地撕面子、拆架子，而换来的是新式面子和青年的无限的尊敬。但有的同志却面蒙羞纱扮成小脚姑娘，扭扭妮妮，进两步退一步。也有的在面子关前，晃来晃去，局促不前。帮助的同志，有的开门见山，单刀直入。有的蜻蜓点水，话留半句。总之，撕面子，拆架子，绝不是轻而易举的，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它也是提高觉悟的过程。我们的体会，架子拆得越彻底，挖掘缺点越彻底；缺点挖得越彻底，提高觉悟也越快。无论被帮助者或帮助人的人，都具有这种共同认识基础，才能达到彻底改造的目的。不能设想死抱住个人权威架子不放的人，能够把心交给党组织；也不能相信蜻蜓点水式的帮助是同志式的真正帮助。
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当问题深入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出现一种妥协心理，即被帮助者对自己要求不严，他想：“偷偷的改算了，何必赶净杀绝。”帮助者则想：“提出问题也可以了，不必立订城下之盟吧！”问题是这样：等一等很应该，但如设想“提到为止”就能“偷偷改掉”，那就困难了。见诸行动的改当然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有意保留三分，很难保证缺点、错误不再生根发芽，也难说这是决心改造。
估己偏高，估人偏低，对人“客观”，对己主观，这是我所一般同志的通病。这可能和这些同志的生活经历有关。特别对有关业务的指导思想，自信很高，主观很强。常听到有这样一种说法：“政治上不敢吹，业务上还可以吧！”不少同志业务指导思想是好的，但不能否认有不少同志业务思想方法是落伍了，这些同志墨守成规，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由这类思想而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有很大部分属于认识范畴。既属认识问题，自然有个认识过程。根据我所经验，帮助人的，不能因一时想不通，就看作是负隅顽抗，拒绝改造。被帮助者更不应该以落后自封，坚持己见。帮助人的态度，只能是诚恳、耐心说服，不能代之其他；被帮助的人也只能是摆事实、辩论，而不能一揽子包下来。这样，运动深入了，觉悟也就提高了。
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不全是个人问题，它关系着国家事业的发展。没有思想的跃进，不可能有工作的跃进。把改造的决心贯彻于行动，虽不免有一时的不快，但一经认识自己，则心情爽朗，愉快万分。我所科学家就正以这样的心情，举起豪迈的步伐推动地球物理科学事业的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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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一切文学评论力量
浇花锄草 繁荣创作
新华社12日讯 中国作家协会于10日举行了文学评论工作大跃进座谈会，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提出的“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及如何发展文学评论工作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出席会议的有林默涵、张光年、毛星、李健吾、卞之琳、孙定国、陈笑雨、袁水拍等数十人。会议由邵荃麟主持，他对文学评论工作的状况和任务作了简要说明。他说：过去几年来，文学评论工作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绩。特别是去年以来，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斗争和对修正主义思想批判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为目前文学大跃进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当前文学评论的主要任务，一是加强作品评论工作，以鼓励和帮助创作；一是继续对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同时克服教条主义，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总的目的是为了繁荣创作。用简单的两句话说，就是一面浇花，一面除草。为了发展评论工作，需要建立和扩大评论队伍，有领导地放手发动一切评论力量。要求评论家和作家互助合作，作家也来写评论，这样力量就大了。在评论工作的方法上，努力革新，打破常规，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敢于发表创见，要抓住两头，带动中间。要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评论文章，更要有大量的短小精悍、形式多样的评论文章。评论的范围应该广阔，但要以评论当前的作品为主。评论的文风应当提倡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反对装腔作势、言之无物。作家协会还应该帮助评论家经常到生活中去，供给评论家以必要的资料和为他们组织讨论会、报告会。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表示赞同作协提出的三十二条草案，许多人当场提出自己的规划。张庚说，戏剧评论方面准备成立三十个评论组，做到每戏必评。评论工作应该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不要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要写得短，写得通俗，他个人除完成话剧史的写作外，还要写十篇评论，和进行一项专题研究。毛星说，文学研究所准备成立一个当代文学研究组，有计划地进行对当代作品的评论与研究。李健吾、卞之琳、王淑明、张毕来等都表示在做好翻译和研究工作外，一定争取时间多写评论。李希凡表示愿意响应姚文元的挑战，一年写出评论二十篇。陈亚丁说，部队方面也准备成立一个二、三十人的评论队伍，他个人要写出十多篇评论。贾霁说，电影界也要建立评论小组和报刊合作，大力发展影评工作。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张毕来也都提出自己的规划，要达到作协号召的目标。张光年说，文艺报的两条方针，就是：开展文艺思想大辩论和加强评论新作品。林默涵指出文艺思想上要“破”，也要“立”，要通过作品评论，促进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澄清修正主义者过去所造成的思想混乱。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提出，发展评论工作首先要明确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贯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方向。评论家要有宽阔的胸襟，要有正确的世界观，这是根本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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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国文学工作者要努力介绍国外优秀作品
引“水”运“肥”滋润我国文学“禾苗”
新华社12日讯 首都外国文学工作者11日集会座谈发展文学翻译工作的问题，并分别提出个人的跃进规划。座谈会上先后发言的有邵荃麟、曹靖华、李健吾、卞之琳、朱葆光、金克木、高植、叶君健、陈冰夷、戈宝权等。
邵荃麟的发言说，介绍外国作品的总规划应该和每个外国文学工作者的个人规划相结合，规划中应该照顾到古典作品和现代作品、文学作品和理论作品、长篇和短篇等各方面，不可偏废；同时还要注意外国文学作品的节译工作，以满足普及工作的需要。
曹靖华提出，外国文学工作者们应该像农民创造丰产条件一样，引“水”运“肥”，把外国文学中有用的“水”引到中国来，滋润我国文学的“禾苗”，争取社会主义文学大丰收。曹靖华说：在文学工作大跃进的巨浪中，外国文学工作者要来个译风大跃进，使翻译作品易于为广大读者接受。
很多外国文学工作者们在发言中都提出，要争取在外国文学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来一个大跃进。卞之琳计划今年完成莎士比亚的悲剧“李尔王”“麦克佩斯”的研究论文两篇，连同以前已经完成的两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的论文，准备在明年整理编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论”一书。李健吾计划到1959年，争取比原计划提前半年时间完成莫里哀喜剧集。高植提出在今后五年内初步完成托尔斯泰选集。叶君健计划在五年内能翻译出几套有关少年和儿童文学方面的选集。戈宝权也争取到明年能翻译出二千五百到三千行诗；并且要研究整理中国早期和“五四”时期翻译俄国文学的史料，同时要研究十八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和俄国作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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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面浇花，一面锄草
林碧
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是有密切的关联的，为了创作的繁荣，必须同时使评论也活跃起来。中国作家协会在向全国作家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以后，召开关于评论工作大跃进的座谈会，是有重要意义的。
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近几年来有很大的成绩，对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阵地，起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从文艺工作全面跃进的要求来看，评论工作还是远远赶不上现实的需要。经常性的文学批评活动（尤其是对新作品的评论），是不够活跃的。
这次在整个文艺界大跃进中间，也激起评论家们的写作热情。在作协的座谈会上，就有许多评论家打破常规，提出了前所未有的写作规划。特别是对于当代作品的评论和文学短评，大家都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件非常可喜的事。
文学评论工作的中心是“一面浇花，一面锄草”，要彻底驳倒修正主义，也要鼓励创作，加强评论新作品。要破也要立，还要敢于发表创见，敢于提出新的问题，使评论文章能够写得准确、鲜明、生动，这就要首先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对于评论工作来说，最大的阻碍有两个：一个是教条主义，一个是文风问题。教条主义既打不倒敌人，有时还伤害了同志；文章的枯燥乏味，不深刻和一般化，这又是评论工作中较普遍的缺点。要清除这两个阻碍，就必须深入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认真研究每个作家和每篇作品的特点，和经常到生活中间去，呼吸现实生活中的新鲜空气，不这样，就很难克服这些缺点。
文学评论要跃进，也还有个队伍问题。我们的评论队伍质量都不很高。除了不断地发现和培养新生的力量，提倡作家也写评论，还必须促进评论家和作家的合作，评论家要和作家谈心，更多地了解作家创作的甘苦，使得创作和评论都繁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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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队速度快技术好体力强
3∶0八一队败阵
本报讯 昨天下午首都二万多观众在先农坛体育场上观看了一场空前精彩紧张的足球比赛——苏联国家足球队对“八一”队的友谊比赛。比赛结果三比○，“八一”队败阵。
昨天，贺龙和陈毅副总理、彭真市长、尤金大使都观看了比赛，在比赛后并接见了双方队员。
昨天的比赛的确紧张精彩，在全场九十分钟里，苏联队几乎占了绝对优势。他们的五个前锋虽然是来自五个不同的队，但交叉换位，合作默契都很好。中卫奈托和伏意诺夫本来就是老搭当，这次联系很好，助攻助守，中场争夺，非常活跃。伏意诺夫的两次劲射，虽未中门，也颇令人心寒。中坚克雷热夫斯基人高马大，多次有效地阻止了“八一”队的进攻。昨天苏联队的攻势异常凌厉，全场共打门三十一次。
“八一”队虽然三比○败下阵来，但他们昨天打得是不坏。他们紧逼紧抢，在前十几分钟一直维持势均力敌的局面。昨天“八一”队后卫表现很好，尤其是王新生，高筠时。他们很成功地阻挡了苏联队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守门员黄肇文也多次救出了险球。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八一”队昨天攻势不多，他们一共只射了十一次门，在上半时只射了三次门。
昨天“八一”队这三个球是怎样输的呢？比赛一开始，苏联队即展开猛攻，“八一”队全力阻截并相机进攻。在前十几分钟内由于“八一”队员积极争球，维持了中场相持的局势。在这一段时间苏联队前锋曾多次射门，但都被“八一”队后卫和守门员解围了。到第三十分钟时高筠时截得来球向外盘带，对方前锋阿普赫金上前抢球，裁判判高犯规，由阿在二十公尺处罚球，阿挑给事先埋伏在里面的菲多索夫，菲立即射门。在乱军中，球碰“八一”队员手，裁判判罚球点球，苏联队前卫伏意诺夫主罚，伏一蹴中的，首开纪录。此后苏联队愈战愈勇，“八一”门前险象环生，但在“八一”的后卫的奋勇严密的守卫下，苏联队再无所获。上半时以一比○告终。
下半时，“八一”防守不像上半时那样严谨，卫线几次被突破。五分钟时，苏队中锋谢孟良接得来球，立即直线传给从左方插入“八一”腹地的菲多索夫，这时“八一”后卫都已被甩到后面，菲举脚射门，球由左下角入网。场上纪录成二比○。三分钟后，苏队的攻势又卷土重来，右翼麦特列维里带球疾进，在门右方十几公尺处劲射，球碰“八一”队后卫身上弹出，这时谢孟良正好赶到一脚劲射，黄肇文因为视线被遮，扑救不及，球由左上方入网，场上纪录成了三比○。此后双方互有攻势，但都无建树。这个比数一直维持到终场。
（附图片）
双方队员在剧烈争球
本报记者 刘长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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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队今日迎战苏联队
本报讯 苏联足球队今天下午将在先农坛体育场作来北京后的第二场比赛。今天迎战苏联队的是北京足球队。
苏联队今天的阵容和昨天对“八一”队的完全不同。虽然如此，这次阵容仍然是很强的。右翼塔图辛速度快、脚头硬，是苏联国家队的老前锋，中锋古萨洛夫是个射门好手，在对上海红队一战，他就独建五功，左翼科瓦列夫给人威胁很大，后卫马斯莲金也很沉着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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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剧史上从未有过的喜事
广州的粤剧舞台上最近出现了一件在粤剧史上从没有过的喜事。这就是广州粤剧团演出的反映现代革命英雄人物的粤剧“刘胡兰”。这个戏自春节演出以来，场场卖座。从来在粤剧界中认为粤剧很难表现现代革命题材的论调破产了。
相当成功地扮演刘胡兰的演员陈小茶，感到自己原来感情比较脆弱，除了阅读许多描写革命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以外，每对待一事一物都反问自己：刘胡兰是这样作的吗？她在参加整风学习中就以刘胡兰的榜样来要求自己。她觉得，在扮演刘胡兰的过程中自己受到很深刻的教育。
（黎作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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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喜剧
不久前，在中国评剧院里曾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干部开始对下放存在许多顾虑，他留恋自己舒适的小家庭，怕到农村吃“苦”，怕农村“脏”等等。他怂恿他的妻子拖他的后腿，好借故逃避下放。但是在领导上和同志们以及他的妻子的帮助下，这个干部终于认清了党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这一措施的重要性，决心到劳动中去锻炼改造，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
现在，这个故事已经由中国评剧院副院长薛恩厚编成喜剧“为了红”。评剧名演员小白玉霜在这个剧中成功地刻划了一个街道积极分子的形象。
中国评剧院二队的演员们在短期内赶排了这个剧，整个剧的正式排练时间只用了十五个小时。
（附图片）
“为了红”剧中的许子新思想斗争胜利了，他的爱人贾瑞云也为他准备好了衣服、被子。同志们也都来祝贺他。 新华社记者 傅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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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舫演“哑妇与娇妻”
川剧名演员陈书舫、曾荣华3月初在重庆市上演的现代剧“哑妇与娇妻”，受到欢迎。厂矿职工马上提意见要求他们到厂矿去演出。
“哑妇与娇妻”是已故的川剧剧作家刘怀绪的代表剧作之一。戏的内容主要是通过一个家庭中两姐妹所走的不同道路：哑巴姐姐黎冰容因为勤劳善良，终于获得一个幸福的家庭；妹妹黎雪容是个崇拜虚荣的摩登小姐，嫁了好几个丈夫，最后成了旧社会的牺牲品。这出戏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堕落腐化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鞭挞，同时也歌颂了劳动人民善良纯朴的品质。
（黎素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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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史教研组主任 陈震东
今天是卓越的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七十周年诞辰纪念日。正当我们强调政治思想教育、提倡勤俭办校、劳动教育，克服保守思想的今天，来纪念马卡连柯是有加倍意义的。
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1888年3月13日（旧俄历3月1日）生于哈尔科夫省别洛波里城铁路工厂的一个油漆工人的家里，从十七岁起，他就开始了教师生活。1914年富有教学经验的马卡连柯又考入了波尔塔夫师范专科学校，1917年毕业后，被任命为高等小学校长。从这时起，马卡连柯即专心致志寻求新的教育方法和新的教育学的道路。1920年秋，马卡连柯受波尔塔夫省教育人民委员会之命，开办一所童犯教养院。当时不仅物质条件很差，送去的学童拒绝任何纪律和教育，并反对参加任何劳动。可是马卡连柯以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贯彻了思想教育，尊重学童们的态度从事工作，终于使学童们接受自己的教导。仅三年多的时间，教养院竟成为一所模范的教育机关。1927年末到1935年，马卡连柯主持另外一所为流浪儿童而设的捷尔任斯基公社。在这里他更进一步实现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在他的组织之下，学童们靠自己的劳动，通过半工半读的形式，一面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面做到了公社全部自给自足，使六百人的集体过着富裕幸福的生活，并能安心学习，同时，不需要国家分文的补助。他为公社建立了制造电钻和照像机有全套复杂现代技术设备的工业企业，他把一批一批不幸儿童，教育成为具有中学文化、具有熟练的生产技术、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十六年间，马卡连柯以崭新的教育方法和原则，改造了三千流浪儿童，使他们成为苏维埃国家各种岗位上德才兼备的积极劳动者。其中还有不少人考进了大学和研究院，成为苏维埃将军、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教师、记者等。
在晚年，马卡连柯致力于文学活动，把自己的丰富教育经验，作了艺术的描述和理论的总结。1939年2月1日他荣获苏联政府劳动红旗勋章。可惜，在两个月以后，这位卓越的教育家因心脏病逝世。
马卡连柯的教育遗产是极丰富的。在这里我们仅就有关思想教育、勤俭办学、劳动教育等方面介绍一下。
1920年9月马卡连柯被委任开办的童犯教养院，当时的物质条件，只有一块四十公顷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五所破烂不堪的房子，一百五十普特黑麦粉和一笔有限的经费。给他送去的学童是一批游手好闲、惯于抢劫偷盗的犯罪青少年。可是马卡连柯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经过了很大的努力，才建立了初步的纪律。在这样基础上，马卡连柯组织他们进行各种劳动。到1925年，他们从田地里已收获到足够的粮食和蔬菜，能供给自己足够的牛奶和肉类，学童们过着安适而温饱的生活。距离这个童犯教养院不远的地方，有一所库里亚日教养院，里面四百多个孩子都腐化得无可救药。到1926年实在无法办下去了，于是教育人民委员会把它移交给马卡连柯管理。这一年的5月，马卡连柯带领着一百二十个高尔基教养院的学童，离开了用自己双手建设起来舒适而优美的校园，迁入了肮脏残缺的库里亚日教养院。马卡连柯把新旧学童们重新组织起来，共同进行劳动，从头建设起新的高尔基教养院。一年之后，教养院的生产已经能供给四百五十人的需要，学童们也受到了应受的义务教育，库里亚日教养院的面貌已完全一新了。他们不仅吃得好、穿得好，而且使学校经济充足，为图书馆购置了书籍，还购了乐器、电影机等。
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历史也充分说明马卡连柯勤俭办学的卓越才能。这个公社从成立之日起，没有向国家领过一文钱的经费。初期，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为了维持孩子们的生活，马卡连柯建立一所木工厂，组织学童们参加劳动，并接受外面大量的订货。第二年，工厂的盈余逐月增加，公社的经费不但能收支平衡，而且有了积蓄。1931年，马卡连柯用积蓄下来的经费建立了一所有现代技术设备的金属制造业工厂，可以生产以前完全是进口货的很复杂的机器。苏联有名ФД牌电钻和ф3Д牌等卡式照像机就是在这个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制造这些需要有高度准确性的精密产品的工人，就是马卡连柯的学童——曾经一度堕落为流浪者和童犯的十来岁小伙子。
马卡连柯的辉煌教育成绩所依靠的最重要原则之一，是在劳动中教育。他指出：“在教育工作上，劳动应当是最重要的根本因素之一。”他又说：“正确合理的苏维埃教育，如果不是劳动的教育，那完全是不可想像的”。同时，马卡连柯也反对忽视教育的组织而”片面地热衷于亲手劳动的偏向。他认为“劳动”并不自然而然地带来“教育”的结果。马卡连柯说：“在任何情况下，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有教育的好处，会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基于这种观点，马卡连柯每逢给学童们一件劳动任务时，都考虑到如何使他们通过劳动过程受到丰富的教育。他认为如果委托儿童们做一件事，只要求他们消耗肌肉上的力量，这种劳动教育意义是很有限的。对于完成劳动任务的方式，应当允许有自己选择的权利，这对培养儿童自觉地、积极地和独立地从事工作有很大的益处。同时，他还主张培养儿童关心集体，培养责任感和计划性主动性，培养优良的道德品质。马卡连柯在实践中证明了，生产劳动并不妨碍学习。捷尔任斯基公社的社员们，一律每天工作四小时，其余的时间到十年制中学去学习。他教育出来的学生，懂得生产、懂得生产组织，也懂得生产过程，而且学习成绩优良。
马卡连柯在教育实践中和在教育理论上，所以有如此卓越的成绩，是和他的革新与勇敢精神分不开的。他勇敢地突破了那些教育学中留下的陈腐观点，坚决创造性地提供了许多新的方法和各种新的教育组织形式。他这一创造性的劳动，对苏维埃教育学的发展有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我们正在革新教育方向。在这方面，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会给我们新颖而深刻的启示。马卡连柯丰富的教育遗产，像一座明灯照耀着我们前进的教育道路。我们应当努力向马卡连柯学习，我们应当和马卡连柯一样，做一个教育事业的革新者。
（附图片）
马卡连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