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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
——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揭发出以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深入整风运动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这个反党集团还包括省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和早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这个反党集团盘踞安徽省政法部门的领导岗位，千方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在他们的指示和影响下，全省机关肃反中和社会镇反中，就放掉了二千五百多名应该法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在反右派斗争中政法部门揭露出来若干党内外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以及浙江省司法厅厅长姜震中、福建省司法厅厅长何公敢、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张雪岩等人，他们的反动手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和李世农右派集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只是妄图把无产阶级镇压敌人的专政机关变成使敌人逍遥法外的保镖机关，他们还故意制造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为他们的罪孽作掩护；而且用这些反动谬论毒害政法部门若干工作干部的思想。因而安徽省委这次扩大会议，在揭发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时候，还特别着重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批评了阶级斗争中这种危害极大的右倾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斗争作了重要的贡献。
在机关肃反和社会镇反当中，李世农认为：“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捉不到。”既然少到一个也捉不到，那还有什么反革命需要肃清呢？肃反工作不是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吗？因此在1957年5月安徽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他公然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矛头，不要对准反革命分子，而要对准一般刑事犯。他还说什么“反革命分子也有两面性”，说什么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为革命干了工作，甚至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因此，他希望人民把反革命分子也当成有功之臣，应该将功折罪免予法办。这就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论点。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在过渡时期有没有根本性质的改变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正确的认识。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对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的批判，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反革命分子是不是少了呢？当然是少了。但是，反革命少了是和过去比较来说的，目前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一定的数量。就在李世农大肆宣传反革命少了的时候，1957年1月至10月，安徽省公安机关就逮捕了反革命罪犯三千二百七十九名。所以，应该肯定，反革命分子比过去是少得多了，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彻底肃清。何况反革命分子对我们国家的危害，决不能只从他们的人数多少来衡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趁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反革命少了就丧失革命警惕性，就对敌人放松专政，决不能误吃右派反党集团的麻醉剂。
反革命分子是少了，我们专政的主要对象，是不是就应该有所改变呢？也不能。各种刑事罪犯分子，各种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诈骗犯、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等坏分子，当然也是我国国家政权专政的对象。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用专政的办法来严厉地惩办他们，自然是右倾。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反革命分子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专政的主要锋芒应该对准阶级的敌人，对准反革命分子和各式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李世农要我们把专政的主要对象从反革命分子转到刑事罪犯，决不是什么简单的先后次序问题，其阴险的地方，就是要从本质上改变我们专政的根本性质，想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是我们肃反政策的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只讲镇压不讲宽大是错误的，但是片面地强调宽大而忽视镇压更是错误的。对敌人首先必须强调镇压，强调抗拒从严。因为只有坚决严厉地镇压那些最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使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雷霆万钧的压力下，感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只有死路一条，才能使他们不得不投降、坦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所以，对坦白悔过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处理，也是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为了达到分化敌人和消灭敌人的目的。李世农反党集团把宽大强调成首要地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的感情和反革命分子是一脉相通的。
像李世农这些右派分子，有的是钻到我们党内来的反动阶级的代理人，有的是蜕化变质的各种反动分子，他们是故意认敌为我，敌我不分。但是确实还有不少政治经验幼稚的人，也往往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像不久以前山东四级干部会上所揭露和批判的那些人那样，当然是错误的；而把敌我矛盾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是大错特错。李世农反党集团和其他右派反党集团的揭露，再再证明敌我矛盾仍然存在，反革命分子仍然存在，我们和阶级敌人的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我们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我们决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按其本性的发展来说，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去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人民发动猖狂的进攻，正是这种本性发展的表现。如果党和人民去年不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结果，难道还不明显吗？所以我们丝毫也不能削弱对敌的专政，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要还有敌人，我们对敌人就要专政到底！
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粉碎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展开了肃清右倾思想的大辩论，有力地驳倒了他们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这场斗争对于全党都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的基础上趁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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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政府声明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平倡议
要求美国遵守日内瓦协议及其诺言，停止对越南的干涉
新华社9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58年3月7日，越南民主共和国范文同总理致函南越当局谴责美国违反日内瓦协议对南越进行日益露骨的干涉和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并且具体建议，越南南北当局早日会晤、讨论双方裁减军队和寻求互通贸易的办法，以促进越南的和平统一。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了实现全体越南人民和平统一自己的国家、贯彻实施日内瓦协议和和缓印度支那和亚洲紧张局势所作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中国政府完全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这一适时的、主动的和平倡议。
自从印度支那三国根据日内瓦协议恢复和平以来，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就不断为进一步实现越南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但是由于美国的干涉，日内瓦协议所规定的在越南举行自由普选的日期已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而越南仍然处于被分裂的状态，这是从南到北，全体越南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不仅如此，美国还向南越派遣大量军事人员，运进增援性的军事物资和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不但公然把南越置于马尼拉侵略集团的所谓“保护”之下，而且还千方百计、企图进一步把南越拉入马尼拉集团。所有这些都是严重地违反日内瓦协议的行为。美国的这种政策不但阻挠了越南人民所渴望的和平统一，而且还威胁着东南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作为日内瓦协议的签字国和印度支那各国的近邻，中国不能不对这种情况表示严重的关切。
日内瓦协议关于通过自由普选实现越南统一的规定必须实现。根据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的公开声明，美国负有义务不妨害日内瓦协议的实施。中国政府认为，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议应该得到南越当局认真的考虑和采纳。同时，我们有理由要求美国政府遵守它自己的诺言，停止对南越的干涉。中国政府并且希望所有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和一切关心印度支那和亚洲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倡议采取积极态度。 1958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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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好农业生产头一仗！
四川：冬季生产要扫尾 春耕春播不宜迟
据新华社成都9日电 四川富顺县的春耕播种和冬季生产扫尾工作，正在紧张地齐头并举，迅速进行。全县早稻播种和甘薯下种工作已基本结束；水田已提前犁耙；全县共积肥九百多亿斤，每亩田平均可施肥六万斤以上；新修的七千多口塘，已有三分之二灌了水；投入了三十多万劳动力的水利灌溉网工程正在进行，到3月底就可基本完工。
富顺县今年由于实现双季稻化，早稻播种提前半个月，冬季生产遗留下来的各项任务又很重，因此劳动力显得特别紧张。在各级党组织的具体领导下，全县三千多个农业社大都采取了专业分工、机动突击、专人负责的办法，统一安排和合理组织劳动力，来解决这个矛盾。三桥乡二十四个农业社，经过社员讨论，一般都把劳动力分成四个专业组，其中担任春耕播种的占25％，车水的占20％，积肥、送肥的占5％，其余全部投入修建水利灌溉网和改良土壤工作。农民们白天修水利，晚上开荒、车水，专业组一个顶两个。这样，各项生产就有秩序地均衡进行。同时，各农业社还采取分工到户，专责到人的办法来保证农活的质量。陕西：大荔春耕六十天干完任务近一半
新华社西安9日电 大荔县农民正在掀起一个大闹春季生产六十天的运动。到处出现一片跃进景象。县城东边大团结农业社的水库区，入夜还是人山人海，提灯笼点火把地干活。汉村乡铁链五社要在六十天中，每队挖好一个百车积肥池，每户挖好一个五车积肥坑。这六十天的任务，现在已经干完将近一半。处于铁链山上的段家乡农民，决心扩大水田两万五千亩，把铁链山变成水晶宫，目前他们已经从山下到山上打了九层连环井。
大荔县的中共县委书记和县长们已经下田间办公，分片包干，带动群众一块搞生产。县委提出，六十天后，不但要评出先进地区和先进人物，而且要评选出先进的领导者。
湖南：洞庭湖滨耕牛奔驰 套犁深耕流水作业
新华社长沙9日电 季节催人，洞庭湖滨农民已提早一个多月开始春耕。
现在，每天有八万多头耕牛在田野奔驰翻耕。今年这里出现了一种“套犁”的新办法：前后两张犁，一犁套一犁地耕过去，在原来基础上深耕一倍。还出现了“流水作业法”：一簇人在车水，一簇人在送肥下田；当姑娘们把肥料均匀地撒开后，犁坯就把肥料压下去；紧接着就是耙平。大家你追我赶，吆喝呼呼地竞赛。现在绝大部分秧田都下过基肥，整平，只等着春分浸种。三百多万亩冬闲田也都经过了两三道犁耙，再有一道就可以插秧了。
湖滨的积肥运动高潮已经发展到向湖底进军。每天，约有五万多只木船从湖底捞上一百五十多万担黑草肥料。汉寿县农民车干了有五万多亩大的三百六十多处湖?，把黑色的湖泥一担担地挑到田里。常德、汉寿、桃源等县农民都以每天每亩增加二十担肥料的速度跃进。接着就是运肥下田。常德县的岩咀社有四百多亩远田年年缺肥减产；今年他们新开了一条一千七百多公尺长能行船的大渠道，渠道两旁修起板车道，水陆三路进军，日夜运肥下田，要叫低产田打出千斤粮。
安徽：“没有大网捕不到大鱼” 投资献料形成了热潮
新华社合肥9日电 安徽各地农业社社员为了搞好春耕生产，提出“没有大网捕不到大鱼”，纷纷掀起了投资献料的热潮。仅据阜阳、蚌埠、六安等地区的初步统计，社员们投入春耕生产的资金即有九百七十七万多元。阜阳、蚌埠两专区的农民还献出大树和木料六十三万八千根、砖和土坯一千四百七十万块、铁二十一万斤、麻十三万九千斤、草四百五十万斤，作为向社投资。
社员的投资献料，已使许多农业社春耕生产中的困难问题迎刃而解。太和县今春计划改种水稻三十一万亩，但是缺乏水牛；发动社员投资后，全县农业社员已经投资五十七万元，可买水牛一千五百头。阜南县联二农业社缺少水车六十二部，社里一次拿不出这么多的钱来赶制。可是，社员们献出了可制水车一百二十部的大树八十二棵，就完全克服了这个困难。（附图片）
左图：江苏青浦县城北社的社员们在秋田里插种双季早稻
李圆摄（青浦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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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辑的话
春耕
春耕季节开始了！
春耕成绩的好坏，对全年生产有决定意义。必须抓紧这项工作，打好今年农业生产的第一仗。
两条道路的辩论使广大农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一冬的紧张劳动使水利和积肥工作大大发展了，全民的整风运动使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大大转变了；无论从那方面来看，今年农业生产的有利条件都是从来没有过的。只要我们不失时机，搞好春耕，再加上全年不懈的努力，使农业生产在今年来一个大跃进，是大有希望的。
愿全国城乡人民一齐努力，掀起一个春耕大生产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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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志愿军首批撤出朝鲜部队
开始移交防务
新华社平壤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出朝鲜部队开始向朝鲜人民军移交防务。连日来，由志愿军首批撤出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接防部队分别组成的各级移交委员会和接收委员会的人员在极为友好、亲切的气氛中展开了交接活动。志愿军首批撤出部队官兵向人民军战友介绍了情况和经验，移交了阵地设备和自筑的营房。志愿军官兵还把许多非军用物资无偿地赠送给人民军战友，其中包括大批自养的家畜、煤、烧柴、粮食、蔬菜和马草等，还有各种训练器材和文化娱乐用品。不少部队专门为朝鲜人民军接防部队布置了军人俱乐部。
据新华社平壤9日电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撤离朝鲜返国部队广大官兵，连日来热烈欢迎前来接防的朝鲜人民军先遣部队。中朝部队在分别前举行了各种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和联欢会，互相学习、互相祝贺。
有些部队早在人民军接防部队到达前几小时就列队等候、甚至彻夜不眠地等候在要道口上。人民军接防部队刚一到达，欢迎的口号声、锣鼓声立即响成一片，中朝战士们亲如家人般的互相握手、拥抱，互致战友的问候。很多志愿军战士还把大红花佩带在人民军战友的胸前。
6日下午，守卫在某英雄阵地上的志愿军某部二等功臣连特地邀请人民军某部英雄第四中队的官兵们到一座山岗上进行联欢。中朝部队曾并肩在这座山岗上打败美国侵略军。在联欢会上，这两个英雄连队的官兵们互相倾吐了深厚的战斗友情，并共同表示了对争取朝鲜和平统一的坚强信心。（附图片）
撤军回国之前，志愿军热情帮助驻地的朝鲜人民挖掘水渠。 陈阵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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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反右倾思想大辩论大胜利
肃清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
从李世农反党集团手中夺回了专政职能的刀把子
本报合肥讯 上月举行的中共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取得了两条道路斗争的重大胜利。在这次会议上，挖出了以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它的成员是：省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已被揭发的右派分子）。
这次会议，是1957年12月15日到1958年1月27日在合肥举行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全体委员，地、市、县各级党委书记、省直属机关处长以上党员干部，及全省县级以上政法各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共一千五百二十四人，列席一千八百三十四人；贴大字报六千二百五十张，在大会上口头发言的有二百六十一人，书面发言的九百二十人，进行了大放大鸣大辩论。出席会议的人在分清大是大非的同时，都检查批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特别是右倾思想，并进行了互相批评，真正做到思想交锋。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通过这次会议，挖出了一个危害很大、隐藏很深、善于装模作样、蒙有一层“画皮”的大右派分子李世农及其反党集团。这个集团已为我们所粉碎，政法部门的领导权已重新回到党的手里，这个专政职能的刀把子已从强盗手中夺回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他还说：“这次大会是一个深刻的生动实际的整风大会，是一个思想交锋十分尖锐而深入的整风大会。这次会议既有反右派的内容，也有整改的内容。经过这次会议，清除了隐藏在党内的几个大右派分子，清除了在政法部门中执行右派纲领的孽根，并且通过辩论，有力地批判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大大提高了思想水平，端正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政治方向。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安徽省这次会议，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的：
以右派分子李世农为首的反党集团，把持了政法系统的检察和司法机构，还把持了党的监察机构和省肃反五人小组的领导，长期以来便歪曲和破坏了党的关于肃清反革命的各项政策，包庇和宽纵了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据初步统计，在他们指示和影响下，全省肃反和社会镇反中漏掉的和定案中错放的、该判不判的和重罪轻判的反革命及坏分子，共达二千多名；由于他们的罪恶活动，使不少干部受到了毒害，使政法部门产生了普遍而又严重的右倾现象。
在去年春天，政法部门的右倾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当时，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坏分子，利用受自然灾害后的暂时困难，到处进行破坏活动，煽动群众闹事。省委针对当时情况于2月26日指示各地：1、确实作好粮食供应工作；2、对某些富裕中农的无故叫喊要进行说理斗争；3、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破坏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要批判和克服政法干部中的右倾思想。各地党委正确地执行了省委这一指示，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同时，和政法部门的右倾思想进行了各种斗争，加强了对政法部门的领导，依法处理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因此，稳定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群众的生产情绪，合作社也得到了巩固。全省去年1到10月，动摇退社的富裕中农只二千多户，而入社的单干农民却有五万多户。这说明当时省委提出反右倾是十分必要的，成绩是显著的。
但是，在反右倾的斗争中以李世农为统帅的右派反党集团，却多方阻挠和破坏这个斗争，恶毒地向省委进攻。他们煽动政法干部反对党委的领导，在反右倾问题上和地、县党委喋喋不休地进行争论。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就是为了澄清这种右倾思想召开的，而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行，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被揭露了出来。
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蓄意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妄图使革命政权变质。去年春天省委提出反对政法部门右倾的时候，李世农身为书记处书记，又分工领导政法部门，他在会议上却不表示态度，会后竟鼓动政法干部反对省委的反右指示，并派出爪牙到处“反左”“纠偏”，甚至公然责成政法部门不许将反右指示下达，不要检查批判政法干部的右倾思想。李锐在当涂县搜集反党材料，杨效椿在和县、蚌埠等地煽风点火，攻击省委反右，陈仁刚则在皖南、肥东等地擅自决定释放大批罪犯。
去年5月，正当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活动也达到了高潮。这个集团的成员在5月召开的宣传会议上，大肆叫嚣反右反错了，要为他们认为“被冤屈”的人“喊冤”。李世农参加了这一会议，他对反党分子暗暗支持。当省委在这个会上作了反右倾是正确的结论以后，李世农在紧接着5月25日召开的全省政法干部会议上，就和右派唱和起来，大肆放火。他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口口声声说是在“传达省委意见”，但报告的内容，却完全反对省委。他为了否定反右的正确性，说执行反右指示中出现了“偏差”，与省委提出反右“有关”。又说出现所谓“偏差”的“主要责任首先由省委负责”。
于是他把反右的成绩推翻了，把继续反右的必要否定了，把本来应该反右的会议一变而成了反“左”的会议。李世农在政法会议上放的火，在全省造成了严重恶果。据安庆地委第一书记许少林同志揭发，当时有许多县如宿松、怀宁、潜山、青阳等县，不但放松了当时对敌斗争，并且一下放掉了64.5％的在押罪犯，后经检查，这些放掉的罪犯，90％以上都是不该放的。李世农的报告，使全省很多政法干部的思想又重新陷于混乱。这次省委扩大会上，揭露出陈仁刚在去年不但给李世农几次写信攻击省委，而且连李世农在政法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都是和陈仁刚商量过的。这就暴露了以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怎样有计划、有组织地在反对省委了。
根据会议的揭发，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在肃反和社会镇反方面包庇和纵容反革命、坏分子的罪行更加令人发指。李世农认为，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太残忍了，应该仁慈一些”。他为了解除专政武器，竟在政法干部会上说：“残余反革命如果发动群众来捉，保险一个也捉不到。”杨效椿则否定肃反工作成绩，诬蔑肃反犯了扩大化的错误。李锐则利用职权，捏造各种理由为反、坏分子开脱罪责，他把证据确凿，说成“证据不足”，把政治问题说成“思想问题”，把敌我问题说成“人民内部问题”而且对该捕该判的反、坏分子，不管犯罪性质和情节如何，往往以“已经交代”“偶犯”“年轻”“未遂”“后果不严重”等等为理由，拒绝批捕和起诉。李世农主张把“坦白从宽”放在首要地位，而杨效椿则把中央的政策篡改为“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根本不提“抗拒从严”。他们制造各种谬论宽纵敌人。说什么反革命分子还有“两面性”，说混入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在定案判刑时可以减刑。李世农还亲自制订了重罪轻判的案例要全省仿行。李世农和杨效椿对已判的刘秀山反革命案进行种种活动，他们把刘案结论中关于叛变后参与杀害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军人家属等罪恶事实删掉，把“叛变革命”改为“脱离革命”，上报中央，企图为刘秀山翻案。他们硬说混入我机关的反革命分子曹野有两面性，将他改定为好人。
据会议揭发的材料统计，在这个反党集团影响下，全省各级检察院，只是去年一年，该批捕而不批捕，该批准起诉而不批准起诉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就有一千多人。其中杨效椿亲自审批宽纵的一百多人，李锐审批宽纵的三十多人。
李锐的兄弟中，有三个哥哥都是血债累累、民愤很大的反革命分子，李锐竟然对他们加以包庇，甚至为他们介绍工作。几年来曾不断有人检举李锐的罪行，但是李世农、杨效椿都把它掩盖了下来。
李世农不但破坏专政武器，还利用1953年以前先后担任党委组织部长，以及以后负责领导审干工作等的职权，从根本上腐蚀党组织，企图改变党的性质。他把中央对自首叛变分子的审查处理原则“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篡改为“思想揭发、批判从严，结论处理从宽”。他根据自己的这个原则，在1956年12月利用职权删改了有严重自首叛变行为的四个干部的审查结论。甚至把结论中“对党不忠实”改成为“对党忠实”；当时审干办公室的负责人对他这种删改不同意，并把中央有关文件给他看，李世农竟说：“这些字句太刺激了，不写在结论上，也不要紧，我年纪大了，你们还年轻，我死了你们还能记得就算了。”
李世农为了掩护反党阴谋，还制造了许多谬论，如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他在1953年省委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说：“今后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运动恐怕没有了”，“肯定地讲，今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来一个运动搞思想工作了”。1956年他又说：“合作化后，肯定地已经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了”。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他则认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已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了”。他还在1956年1月省工商联执委会上，说了许多对资产阶级吹捧的话，要把三反时资产阶级的五毒行为说成“是自发势力的影响”，并“不是自觉的”，把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成是“完全出于自愿”。因此，他在去年5月25日的政法会议报告中根本不提还有阶级斗争，他只认为“今后的斗争是新旧思想的斗争”，“今后专政的主要对象是同各种刑事罪犯作斗争”。他还混淆两类矛盾，把明显的敌我矛盾也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我们和资产阶级还有对抗的一面，把矛盾转化的责任片面放在我们一面。去年4月13日，他在省监察会议上报告说：“地主改造很好，虽与我有对抗性矛盾，但经过改造，已转为非对抗性矛盾。同志们认识不到这一点，一遇风吹草动，就整这些人，这样不分青红皂白，是会出偏差的，你逼他无路可走，就由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了。”这和反动派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制造的”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
会议揭发的材料还证明：李世农为了进行其反党活动，总是尽力拉着党的事业前进的后腿，有机会就促退。中共安徽省委提出的“农业上的三项改革”办法在实践中已著有成效，几年来，只是因为推行“三改”，就增产粮食达七十五亿多斤。它不但指出了改变安徽面貌的努力方向，而且鼓舞了全省干部和群众向自然作斗争的勇气。但是李世农对这样的好事，是看得很不顺眼的。省委在“三改”中提出，要扩大夏收面积，提高复种指数，种植高产作物，他却要下面干部不要强调扩大夏收面积，不要提高复种指数，要多留春地，不要多种高产作物，要多种高粱等低产作物，并煽动下面干部不要执行省委指示。如他去年到定远时，就对县委书记陆祥说：“省委指示不一定正确，关于生产上的问题，你们可以按照你们的情况去办。”李世农所以这样阻挠和破坏安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是有政治野心的。1950年7月，他就背着皖北区党委负责同志，利用整风机会，盗用某些同志的名义，通过小组结论形式，对区党委的各项工作和对区党委负责同志进行恶毒的攻击，破坏区党委的领导。1953年他又和有野心的人一唱一和，在地委书记面前竭力攻击省委领导核心，妄图破坏党的负责人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当时曾引起同志们很大的义愤。
李世农为了骗取群众信任，培养自己的势力，以便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还进行各种伪装。他在1950年任皖北区党委副书记兼直属党委书记时，还玩了一套评选模范党员的把戏，亲自摆布候选名单，把自己列为第一名，窃取了“模范党员”的称号。杨效椿、李锐、陈仁刚等右派分子更到处吹嘘李世农朴实、温和、稳重，是省委书记中最好的一个。他隐瞒自己的阶级成分和所受的处分，欺骗组织；他常常自诩“德有余”，“俭朴和温和是天性”。但是他的一切生活享受和同级干部相比较实有过之无不及。他平时出入都坐汽车，在开大会时却故意走路给人家看；下乡总要吃好的，但吃了总要批评人家浪费；他硬要公家为他的保姆住房安装暖气，并不认为浪费，而对别人抽烟多擦了一根火柴，就批评是浪费。所有这些伪装，经过这次会议的揭发，才撕了下来，原来是一张政治野心家的画皮。
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成员都是地主、富农出身。他们进入党内，虽经党的长期教育，并未放弃反动立场，改变反动本质。李世农、李锐对土改时家庭被斗，都曾感到不愉快，李锐更是痛哭流涕，工作不安心。杨效椿利用职权包庇、掩护他的恶霸地主、反革命岳父周钟衡，使在反霸、土改、镇反、肃反斗争中都漏了网。党对他们的错误是给予过多次教育批评的。李世农1944年曾因在天高县听信叛变分子的诬告，冤枉了许多好人，受到行政处分；1947年在淮南曾因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受到党的严格批评；解放以后，省委又几次对他自封“模范”和虚伪的作风进行过尖锐批评；特别是去年以来，党对李世农、杨效椿等都进行过多次批评，耐心等待他们自觉地交代。但他们却毫无悔过之意，甘心自绝于党。他们的罪行和抗拒态度，激起了出席会议的人的万分愤慨，一致要求给予他们以严肃的处理。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了右派分子李世农、杨效椿、李锐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建议有关方面撤销他们党外的一切职务，并对他们宽纵反革命的罪行，交监委处理。会议决议还指出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为进一步巩固党在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纯洁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应当努力的方向。
出席会议的人，都表示坚决拥护这个决议。他们认识到了在严肃的阶级斗争中，自由主义的危害性，并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站稳党的立场，保卫党的事业。曾经被李世农的伪装所蒙蔽的人，是相当多的。他们在这次会上都检讨了自己过去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错误，要加强马列主义学习，提高政治嗅觉。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也进一步认识到了个人主义对于党员说来，乃是万恶的根源，纷纷检查自己的错误。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鼓起干劲，全心全意为建设社会主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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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粉碎马尼拉会议对和平的挑衅
正当亚洲各国人民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积极努力的时候，正当苏联、中国、朝鲜和越南的和平倡议与和平行动在亚洲发生广泛影响的时候，由美国所操纵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决定于3月11日起在马尼拉举行理事会会议。这次会议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安卡拉会议的继续。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利用这次会议在亚洲制造紧张局势，抵挡和平趋势，以便加紧推行扩军备战和殖民侵略计划。因此，马尼拉会议的召开，是对亚洲和平的严重威胁，是帝国主义集团对亚洲爱好和平人民的挑衅。
从最近各方面所透露的消息来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将在马尼拉会议上策动一系列的反和平阴谋。
首先，美国想扩大它的军事战略基地网，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三个亚洲成员国（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拖进它的核备战计划中，设法在这些国家境内建立火箭基地。菲律宾总统加西亚在最近的言论中就曾透露，菲律宾将要带头支持美国实现这个计划。美国也正对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
同时，美国在马尼拉会议上还将重复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黎会议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安卡拉会议上提出过的一项“建议”：把它在欧亚两洲的三个军事条约集团联结起来。美国打算用这种手段使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为它的主要侵略集团——北大西洋公约集团的附属物，从而企图使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成员国也要承担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义务。美国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把整个东半球变为原子战争的战场。
马尼拉会议的另一个阴谋，就是企图粗暴地干涉印度尼西亚的内政。东南亚条约组织自从成立以来，无数事实证明，它是美国在东南亚推行殖民扩张计划的工具。它一直不放松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在所谓“反颠覆”的幌子下，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政，阻挡它们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几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分裂活动就一直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支持。马尼拉和新加坡已经成为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印度尼西亚叛乱分子从事“政治走私”的两个据点。设在新加坡的东南亚条约组织英美联合委员会的主要活动就是要颠覆印度尼西亚。从1957年2月以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机构就不断地派遣“指挥员”帮助侯赛尼训练叛军；最近几个月来，又以大批军火接济叛乱地区。在这次马尼拉会议前夕，东南亚条约组织更在离印度尼西亚很近的海面上举行大规模的演习，企图恫吓印度尼西亚政府和人民，从而给叛乱分子撑腰。有消息说，这次会议将讨论印度尼西亚的局势问题，甚至有人扬言要“邀请”叛乱分子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这说明东南亚条约组织对印度尼西亚的干涉已经到了多么不能令人容忍的地步。
任何人都不难看到，如果让美国在马尼拉会议上所策划的这些阴谋得逞，那末整个亚洲局势就会更加紧张，亚洲的原子战争危险就会大大增加，亚洲人民将不能不对和平的命运担忧。
马尼拉会议所策划的阴谋，对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亚洲成员国说来，尤其是危险的。美国所以想在这些国家的领土上建立火箭基地，无非是想以美元和军事技术为手段换取这些国家的领土和炮灰，把原子战争移到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去进行，从而使别的国家成为来自反侵略方面的核武器报复打击的目标。泰国的“每日邮报”说得对：泰国如接受美国火箭武器无异是“引狼入室”，同外国一起制造紧张局势，而背弃自己的邻国，“既损人又不利己”。
现在的事实更加清楚了，亚洲三个国家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它们在参加这个侵略组织的时候，曾经幻想借助于“美援”来发展自己的经济，解决一些经济困难。但如今，就连这种想法也不能不破灭了。事实证明，接受“美援”的结果，只是被拖上了美国所策划的扩军备战的道路。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东南亚地区所进行的反和平的活动，不能不引起一切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注意和强烈的谴责。苏联塔斯社已于3月8日受权发表声明，有力地揭露了马尼拉会议的阴谋，并对追随美国扩军备战的东南亚条约集团的成员国提出了严正的警告。塔斯社的声明还指出：“要使国际局势有重大的好转和建立国与国之间必要的信任，就必须建立欧洲和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来代替现有的军事集团，就必须巩固和扩大亚洲和平地区。缔结亚洲集体和平公约将是这方面的重要步骤。”苏联的这些建议完全符合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同时这也是亚洲许多爱好和平国家的一贯主张。因此，它无疑地会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极大重视和支持。
从东南亚条约组织成立的一天起，我国政府和人民就坚决反对这个殖民国家的军事同盟，因为这种军事同盟必然要给亚洲国家的独立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我国总理同印度、缅甸总理共同倡议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主张把这些原则应用到一般的国际关系中。我国政府也始终支持尼赫鲁总理关于扩大和平地区的主张，并一贯主张用集体和平代替军事集团。早在1954年9月，在东南亚条约组织刚刚成立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曾指出：“亚洲国家需要的是和平和合作，而不是战争和敌视。亚洲各国应该进行协商，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促进集体合作，共同努力维护亚洲的集体和平和安全。”1955年7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又指出：“中国人民希望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签订一个集体和平公约，以代替目前存在于这个地区的对立性的军事集团。”很明显，这些主张如果能够实现，对于巩固亚洲及世界和平，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将有极大的意义。
今天，在亚洲，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和平的潮流已经势不可挡。亚洲人民要求和平共处，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对干涉内政；要求把亚洲变为无原子武器区，反对美国在亚洲建立火箭基地；要求促进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在亚洲制造对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企图利用马尼拉会议在亚洲制造一股反和平的逆流，这只会激起亚洲各国人民的更坚决的反抗。亚洲各国人民将会团结起来粉碎马尼拉会议对和平的挑衅，并且更高地举起和平的旗帜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