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版()
专栏：
两年内要消灭血吸虫病
管文蔚代表报告江苏省防治血吸虫病情况
我完全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吴玉章主任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一九五七年十月，党中央公布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正草案。江苏人民无不欢欣鼓舞。现在，全省有一千七百多万人，投入了以兴修水利、积肥、绿化和加强夏熟作物田间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冬春大生产运动，准备苦战五年，争取基本上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各项指标。
血吸虫病危害劳动力影响生产
全省患者有二百二十万人 千余万农民受到严重威胁
我们要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必须采取各项有效措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就是更有力地保护农民劳动力，劳动力的强弱，与农民的健康状况是密切关连着的。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江苏省共有农民三千七百多万。解放以来，农民的健康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如天花、霍乱、回归热、黑热病等过去患病者的数字很大，现在可以说基本上绝迹了。但是，还有很多疾病仍在摧残农村的劳动力，如血吸虫病、丝虫病、疟疾等，每年都有数百万的患者，其中尤以血吸虫病危害最为严重。据目前不完整的统计，江苏全省患血吸虫病的约有二百二十余万人，其中大都是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受威胁的农民有一千多万。染了这种病的人，一般都要减少劳动力百分之二十以上，中、晚期病人就要完全丧失劳动力。这个病流行严重的地区，不少农民家破人亡。如昆山县杜家村在一九四零年原有八十多户、三百多人，由于血吸虫病的流行，现在只剩三十四户、三十九个人，而且大都有病。江都县艾菱农业社第八生产队一九五五年患了急性感染，主要劳动力大都病倒了，以致中熟稻无人收割，生产受到很大损失。
血吸虫病是由于血吸虫寄生在人体内引起的一种疾病。它在人体内产卵，虫卵随着病人的粪便排泄，在水内孵化成毛蚴，毛蚴钻入钉螺蛳，又蜕变成为无数的尾蚴，自钉螺蛳中大量排出，在水中浮游，人或牛等下水时即乘机从皮肤钻入体内，发育成为血吸虫。感染了血虫病的人畜，身体就逐渐地衰弱下去，乃至死亡。我省耕牛的感染率较人尤高，有血吸虫的耕牛，耕作能力一般要减少一半左右。
两年来防治工作初获效果
二十二万多病人得到治疗 灭螺达五千多万平方公尺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于一九五六年就开始进行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经过两年的摸索战斗，已经基本上摸清了情况。现在我省长江两岸五十一个市县都有不同程度的血吸虫病的流行。钉螺面积达五亿五千多万平方公尺，其中长江两岸芦荡和湖滩约有四亿多平方公尺，村庄周围及灌溉河道约有九千多万平方公尺。从地区来讲，苏州、松江、扬州三个专区最为严重，人的感染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三十。这种传染病的流行，给予农业生产的影响很大。
消灭血吸虫病的方针是采取综合性的措施。消灭血吸虫病的办法是：搞通干部和群众思想，使他们了解血吸虫病对发展生产的严重影响；采取科学技术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防治工作与生产相结合的办法。针对着血吸虫的生活史，抓住其主要的环节，同时进行歼灭，其具体办法是：血吸虫如果寄生在人体内，就使用锑剂治疗病人，杀灭血吸虫；如果虫卵在粪便当中，就通过管理粪便，杀灭虫卵；如果血吸虫变为毛蚴钻入钉螺里面，就用消灭钉螺的办法消灭它；如果它变为尾蚴在水里时，就做好个人防护，使它找不到人畜寄生而死亡。这几个办法综合进行，血吸虫就可以消灭了。两年来我们是这样做的，经验证明这办法是有效的。
我省消灭血吸虫病工作，两年来总共治疗了二十二万多病人，灭螺五千多万平方公尺，流行地区的粪便大部分都管起来了，群众普遍地受到了教育。全省训练了业务干部五千五百多人，群众骨干十一万八千多人。彻底消灭了血吸虫病的乡出现了三个，即青浦县的城北乡，高邮县的六安乡，江都县的小湖乡。这些乡过去都是血吸虫病流行很严重的地区，经过发动群众，进行了两年的搏斗，血吸虫病就消灭了。可以治疗的病人医好了，钉螺灭光了，粪便也管好了，气象焕然一新。一九五七年夏季再没有一个新感染的人了。此外，还有二十二个乡、一百三十七个社也已灭光了钉螺。这些乡社也已控制了疾病的发展。
保守思想站不住脚
兴水利积肥料结合防治 有利于病人有利于生产
两年来，我省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虽已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进度是迟缓的。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们各级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对群众力量估计不足，这样一个涉及千百万群众切身利益的大事，没有认真地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来干，对困难一面看得较多，对有利条件估计不足，因而规划一再修改，步伐放慢了，时间推迟了。到今天为止，还有一部分干部不相信血吸虫病是可以消灭的，他们认为血吸虫散布很广，是天生的，搞不完的；他们认为病人很多，治不完，粪便不好管理等。还有一些人认为血吸虫病虽然可以消灭，但时间要长：要一百年、二百年，因而行动也是慢吞吞的。这些落后保守的思想，客观上成了血吸虫的保护者。前面说过的血吸虫病流行严重的城北乡、六安乡、小湖乡等地，仅仅两年就消灭了血吸虫病。这一事实对于那些不能消灭论者是一个最有力的批驳。还有一些人认为消灭血吸虫特别是灭螺、治病，和生产是有矛盾的，认为这是劳民伤财，妨碍生产。显然这是一种主观保守的想法。两年来消灭血吸虫病的经验已经证明，消灭血吸虫必须和生产相结合，通过生产的各种措施来进行工作。两者结合得愈好，血吸虫病的消灭就愈快，效果也愈好。在血吸虫病已经消灭的乡，钉螺已经灭光的乡，粪便已经管好的乡，他们的共同经验是：灭螺工作总是结合兴修水利进行的，水利修到那里，钉螺就灭到那里；积肥搞到那里，粪便就管到那里。有的地区因为消灭血吸虫病与积肥结合的好，所以肥料也大大增加了。如上海县友谊社粪便管理前每月出粪一百二十六担，粪便管理后便增加到二百二十六担。治疗病人也可以和农业社的劳力安排相结合。震泽县浦庄乡按照大忙少治、小忙多治、大忙治两头（老的和小的）、中忙治中间（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的办法，既治疗了病人，又完成了生产任务。而且病人治疗好了，劳动力增加了一倍至两倍。江都县艾菱社第八生产队，经一九五六年的治疗后，病人全部恢复健康，当年的粮食产量就大大地超过了周围的乡社。那些认为防治血吸虫病和生产有矛盾的说法，在这些生动有力的事实面前，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防治工作将要大步迈进
把血吸虫和四害一齐除净 一定能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经过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领导上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群众的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飞跃前进，各项工作出现了全面高涨的新形势，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也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向前迈进。预计今年春季通过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兴修水利，将有二十七个市县可以把钉螺基本上灭光，一九五八年底可以把除了长江草滩和人迹少到的湖荡地区以外的一般地区的钉螺全部消灭。可以治疗的病人在一九六零年前也可大部治愈。
我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只要相信群众，认真地发动群众，就能创造出前人所难以设想的奇迹。群众发动起来，粮食可以成倍的增产，就连那天上飞、地下钻、繁殖快、分布广的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我们也可以在四年内把它们基本上消灭。至于数千年来一直折磨着人民的血吸虫病，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在一九六零年前把它全部消灭干净！几年以后，随着四害的消除，血吸虫病的消灭，人民的健康水平一定会大大提高，那时候我们的农民将是个个身强力壮、精神焕发、情绪饱满、心情愉快。在农业战线上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劳动队伍，我们将有更大的信心，提前和超额完成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给我们的任务了。
第10版()
专栏：
“水利要突击 肥料要革命”
张惠英代表报告宜良县永新农业社生产大跃进
我是云南宜良县永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回想起去年六、七月间，我们在这里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时候，那正是全国人民和右派分子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的时候，在这前后，农村的地富、反革命分子也向农民展开了反攻、倒算和造谣破坏的阴谋活动。我们农民对右派分子和地主富农的阴谋，十分愤怒。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斗垮了右派和地主富农，处理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取得巨大的胜利。
我们把敌人彻底地斗垮以后，接着展开以粮食为中心的大辩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算细账的办法，社员们的觉悟大大提高了，眼睛更亮了，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大辩论以前，我们永新社全社出勤率是百分之五十，大辩论以后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过去信心不足的社干部，现在也提出决心和社员同甘共苦，干一辈子。
各位代表，这是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取得的一次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社的全体社员也正和全国的农民弟兄一样，信心百倍地鼓足了革命的干劲，进入了以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为中心的生产高潮，提出了“水利要突击，肥料要革命，生产要大跃进”的口号。
发动群众动脑筋 找到肥源十八种
过去，我们社的肥料来源是很少的，想的办法也不多，只知道用猪粪、牛、马粪和老墙土等，但是，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以后，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和党团组织共同进行了讨论、研究，发动群众动脑筋、想办法，终于找出了十八种肥源，用卫生运动和积肥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成立了指导小组和青年突击队，在全社展开了卫生评比运动，提出要做到“牲畜要有厩，家家有厕所，厕所要加盖，人人勤积肥，路上无粪便”。由于社干积极带头和合作社对社员的物质上的支持，社员们的积极性更高了，很快的掀起了养猪改厩积肥高潮，大家白天搞生产，晚上改猪厩，三天多旧厩改新厩五百多个。新的猪圈垫上石头、洒上石灰，又干燥，又清洁，这样不光是积的猪粪多，猪的死亡率也大大减少了。过去每头猪只踩五十挑肥，现在一头猪要踩一百一十挑，社员们都把猪圈叫做“肥料仓库”。还有些社员提出：“要想庄稼像个样，粪箕要挂在肩膀上”、“冬季比粪堆，秋季比谷堆”的竞赛口号。运动展开以后，全社不分男女老少，个个积绿肥，铲火土、扫烟筒、挖老墙土、挖沟泥、搜集乱头发、猪毛和碎皮，积小便，打扫房屋和街头卫生，真正形成了家家有尿盆，人人带尿罐的习惯，我们社段家友家九口人，一年积存的尿就值七十元，可以买九个布，够一家人穿一年；青年突击队就干得更起劲儿了，他们白天黑夜到山上去挖硝土，二十六个人一星期挖了一万斤，这些硝土和头发、猪毛掺合起来，解决了全社的秧田肥料；另外，我们还挖了三十多万挑沟泥，如果把沟泥和猪粪堆在一起，外面糊上泥巴，经过二十天的腐烂，它的质量就相当于畜粪；我们在挖了老墙土以后，还给社员换上新墙，拆掉他们多年的草房做肥料，给他们盖上瓦房，没有一个人不感激的。大家天不亮就起来，把街道、房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这样，既做到了积肥，又使得过去不干净的地方变得整齐清洁了，到现在为止，全社一共积肥三十二万三千九百斤，计划每亩水田施肥七千斤，旱地每亩五千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七十八岁的社员徐家宾说：“我活了这样大年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干劲大，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得好。”
全社分队兴水利 奋勇争先夺红旗
再说，我们社的水利。宜良县有条河叫贾龙河，水位低，水不容易拉上来，处处都是河湾和沙滩，土地浪费很大，河堤也很低，洪水一来，两岸田亩和农民经常受灾。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四十条公布以后，我们社在党委的领导下，在搞积肥运动的同时，展开了大兴水利的讨论，社员们认识到，要做到生产大跃进，必须抓住兴修水利和积肥这两个关键，大家都抱着“要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雄心，一致提出：“要改拉水田为放水田，改沙滩为水田，改弯河为直河，挖高水位和河堤，变水灾为水利，改河堤为油料作物区。”全社组织了三个队：青年突击队，妇女突击队，优秀模范突击队，还制做了优秀红旗。不管白天黑夜，大家一到工地就好比上了战场，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优胜红旗来回在各队里翻腾，你抢来，我夺去的。劲头越来越足，男女老少，个个争先恐后，真是人喊马叫热火朝天，整个工程只花了二十多日的工夫河堤挑了几丈高，任务也就突击完了。总共只花了九百块钱，扩大了耕地面积二百七十亩，另外七天挖了十条沟。年老的社员们说：“在旧社会，农民把猪、牛、羊给他们（指国民党统治者们）几百只也修不成这条河，只有今天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花这样少的钱办这样大的事，还把电线杆栽到家门前来，这真是共产党把农民的眼睛照亮了，我们一定要走社会主义的路。”多少年来，每到涨洪水，农民不敢睡觉，半夜起来坐守着，怕洪水把房屋和庄稼冲跑了，现在呢？大家都可以安心的熟睡了。
勤俭节约新气象 定出指标多产粮
各位代表，解放以前，我们这个地区在云南来说，土地也算是肥沃的，收成也不坏，但是这里的老百姓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缺吃少穿，整年为着地主奔命。共产党来了，我们才算真正做了自己土地的主人。自从一九五三年建社以来，到一九五五年转高级社为止，我们社由十八户发展到八百四十四户，年年增产，一九五七年全社每亩平均产粮九百一十斤，比解放前每亩五百五十斤，增产百分之六十点四，产量最高的达到一千三百一十斤。我们社现在已经没有缺粮户了，每户平均收入是四百元，收入最多的户达到八百多元。我们社的生产队里谢俭光，在解放前一家九口人合盖一床破棉被，住一间破房子，三辈子没穿过棉衣。现在一家十一口人全穿上棉衣了。盖了两间新瓦房，棉被、热水壶样样都全。
在生产高潮当中，我们社还出现了勤俭节约的新气象。我们社在整社中批评了浪费现象，响应中央号召实行勤俭节约。全社的风气，来了个大转变。大家艰苦朴素，努力生产。
各位代表，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的领导下，我们农民才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的工作也才能得到这样的成绩。自从农业发展纲要给我们指出了明确的远景以后，我们感到我们所达到的离我们伟大的目标还很远，我们还需要加紧往前赶，因此，我们社提出一九五八年的生产指标是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一千一百一十斤。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达到这个指标，决心鼓足革命的干劲，坚决为实现农业生产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奋斗。
第10版()
专栏：
干部应该锻炼得又红又专
李宗林代表介绍成都市干部下放工作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现在我就成都市下放干部问题向大会作一简要汇报：
整改工作中重要一环
政府系统，有的人浮于事；企业单位，非生产人员比例过大。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经不起风浪的考验。所以干部下放不仅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
成都市机关的整风运动，目前正处在整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是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是我国当前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工作中一项重大的革命措施，毛主席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已指出了它的重大的政治意义。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又详细地说明了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对于国家建设事业的重大意义。我们认为，中央这些指示都是完全正确的，采取下放干部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以成都市的实际情况来说，虽然在去年一至十月份陆续从市、区国家机关和市属企业单位中下放了一批干部，其中大部分人回到了生产岗位，并在生产中起了积极作用；但就成都市的整个情况来看，无论在政府机关，或企业、事业单位，机构庞大、人员过多的现象，仍然是较普遍较严重地存在着。从政府系统来看，人浮于事的现象较为普遍；从企业和事业单位来看，非生产人员的比例也过大，市属八十五个工厂非生产人员的总平均数占百分之十七点四，显然是过多了。不仅如此，而且在这些脱产人员中，绝大部分是没有经过生产劳动或阶级斗争实际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一般热情、积极，在工作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经受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和考验，还没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不知道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困苦，不了解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因而不仅不能胜任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且一般经不起较大斗争风浪的考验，更不要说真正的风险了。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他们中的不少人就一度发生了政治动摇，有的成了右派分子的俘虏。这些情况说明，下放干部使他们在劳动生产中得到锻炼，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的确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工作的一项当务之急，中央及时提出这个问题是非常英明的。
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工作是当前整改中重要的一环。根据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的方针和办法，成都市在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即开始了这项工作，初步计划全市机关、企业、事业机构共计划归并和减少二百八十九个，从市、区国家编制中减少人员百分之三十以上，从各企业、事业单位中减少脱产人员百分之三十五至六十五，共可减少一万三千人左右。下放干部的工作是分批进行的，目前大批干部已陆续下放到劳动战线和基层单位去，下放农村的干部，业已在一月底基本上全部到达农村，整个紧缩机构、下放干部工作最迟在四月底即可全部完成。这次减少的人员，绝大多数是下放到劳动战线或基层单位去锻炼的，只有少数人是属于退职退休的。
干部下放的好处很多
能提高效率，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劳动战线，把消费力量变成生产力量；对于社会上鄙视体力劳动的恶习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
通过下放干部的工作，我们感到干部下放的好处很多，通过下放干部可以解决许多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成都市的许多机关、企业单位，由于机构庞大，层次太多，严重地影响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助长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发展。这种状况，又是和人员过多的现象相联系的。干部下放，人员减少之后，就会促进机构的紧缩和层次的减少，有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改进，有助于加强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以至广大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由于大批下放干部直接参加了工农业生产或到基层单位工作，这就加强了劳动生产战线，加强了基层。非生产人员减少，直接生产的人员增加，把消费的力量变成了生产的力量，这不仅节约了国家的人力财力，而且对于促进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加速国家建设，都将起积极的作用。成都市的许多基层单位，过去的领导是相当薄弱的，这次干部下放后，这些单位的领导都可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有利于促进工、农业生产高潮和文化教育工作的改进。如前所说，成都市的干部，绝大多数是未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一般是走了“三门”，即出了家门，进了校门，出了校门，进了机关门；他们还没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还没有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这次干部下放，是使他们获得锻炼和改造的一个极好的机会。这将使他们有机会参加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在劳动实践中学习，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有机会向工农群众学习，同工农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树立正确的群众观点；有机会参加实际斗争，在群众斗争的风浪中学习，树立正确的阶级观点。只要他们在实际斗争中认真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树立了正确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阶级观点，他们就有可能获得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党和国家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干部下放，直接参加劳动生产，对于社会上鄙视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的恶习，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群众对这个运动评价说：“历史上那有当官的去当农民，现在干部下乡上山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这个运动太伟大了”。由于干部下放的影响，现在申请到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已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的统计，从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已达二千余人。对于在校学生，干部下放也有深刻的影响，不少青年学生向学校党支部写申请书、决心书，表示愿到“最艰苦的山区去，在劳动中千锤百炼，改造自己”。从人民来信、来访要求就业的情况看，去年十一月份要求上山下乡者占百分之三十，今年一月份以来，要求上山下乡的人数已增至百分之六十。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看到干部下乡上山，开始大批返乡生产，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返乡者已达两万一千五百余人，约占解放几年来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七。上述种种，都足以说明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确是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革命措施，这个问题解决得好，许多问题就将迎刃而解，而另外许多问题也将因此而获得顺利解决的条件。还应当指出，共产主义将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的对立，而资本主义则加深这种对立，干部下放将大大促进脑力和体力两种劳动的结合，从而为完全消除这两种劳动间的对立创造条件。可以说，干部下放这一个革命措施，是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性的措施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巨大而深远的革命意义也将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
做好下放的组织工作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是领导干部要下决心，一个是根据“统一安排，全面锻炼”方针，解决下放什么人、下放人员的安排和生活补助等问题。
正因为下放干部工作是如此的重要，所以，做好干部下放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就十分要紧。在干部下放的组织工作中，我们抓住了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领导决心问题，一个是贯彻执行有关下放政策的问题。我们体会到，首先要使各单位领导干部真正懂得下放干部的重大政治意义，下了决心，才能坚决贯彻执行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的方针。在开始时不少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这个方针的认识是不很明确的。他们误认为人多好办事，误认为紧缩机构，减少脱产人员会影响工作的效率，误认为领导干部不做或少做具体工作就会减少官僚主义。对这些错误观点，我们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帮助这些同志下了决心，消除了许多忧虑，抛弃了拖泥带水的作风，就为贯彻执行干部下放方针造成了有利条件。在贯彻执行有关干部下放的政策中，我们根据“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方针，和对下放干部负责的精神，首先抓住下放什么人的问题予以解决。凡属应该下放而又可能下放者，坚决动员其自觉申请下放，这部分人主要是未经过实际斗争锻炼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少数是虽经过实际斗争锻炼但工作需要下放的；凡属虽应下放但因目前实际困难太多因而不能或不宜下放者，则一般留待以后下放。其次，是下放人员的安排问题，除少数干部需要退职退休外，初步计划下放到雅安专区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者约占下放人员的百分之六十；鉴于成都市需要培养一批熟悉工业生产的干部后备，下放到厂矿从事工业生产者约百分之三十；为了加强基层单位特别是文教基层和新公私合营企业的领导，下放到本市基层单位者约百分之十。第三是下放人员的生活补助问题，我们认为，下放到工农业生产中的人员，原则应和工人农民一样，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但为了适当照顾他们在下放初期在生产和生活上可能发生的困难，确定：凡下放到农村的人员，第一年原工资照发，第二年、第三年根据本人的表现和劳动收入的情况，酌情予以补助。凡下放到厂矿的人员，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以前提拔起来的干部，下放后的工资按新工作岗位评定，低于原工资的差额由原在单位补发一年；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以后提拔起来的干部一律按新的工作岗位评定工资；下放当学徒者按老学徒的工资标准待遇。
思想工作主要依靠大辩论
绝大多数下放干部都是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
在下放干部的思想工作中，主要是启发广大下放干部的思想自觉，动员他们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自觉地申请下放，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劳动战线上去，锻炼自己，建设新农村。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形式是大辩论，同时又采取了个别谈心、小型座谈、家庭访问等方式，了解和帮助下放干部的思想问题和具体困难。在辩论的过程中，一方面看出经过前一阶段的反右斗争，许多知识分子干部已开始感觉到自己确有彻底改造的必要，他们对于响应党和国家下放干部、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有较高的自觉；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不少人对干部下放政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错误认识。他们错误地认为下放干部是“丢包袱”，认为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生产是“浪费人才”、“大材小用”，认为当工人、农民没有前途，认为农民落后、农民脏、向农民没有学头，认为知识分子不参加体力劳动、不和工农群众结合也可得到改造等等。这些错误论调，实质上是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缺乏自觉的一种表现。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引导广大干部，对干部下放政策的巨大革命意义、知识分子到劳动中锻炼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建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经得起风险的干部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待困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辩论。这场辩论一般都进行了三个星期。经过这场大辩论，澄清了许多糊涂观念，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对广大干部进行了一次生动、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使绝大多数干部都对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重大政治意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感觉到确有必要到生产劳动中，到工农群众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他们认识到只有到劳动中去、到工农群众中去，才能把自己真正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锻炼成为又红又专的优秀干部；他们明确了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生产不是没有前途，而是大有前途，不是浪费人才，正是锻炼人材。许多人表示，自己过去是“三门”干部，这次要进劳动生产“门”，在劳动生产中锻炼改造自己；有的人说，这次参加劳动生产，要将自己“由木材锻炼成钢材”；许多人表示，要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向工农群众学习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知识，学习热爱劳动的习惯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有的人表示，要在这次劳动锻炼中，“争取当一个积极分子”；还有的人表示，要用自己的“双手”和“辛勤劳动”，为祖国“农业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有的家属说：“我的儿女是共产党员，如果共产党员都不去，那个还去呢？”还有的家属向自己的儿女提出希望，希望他们争取当一个农业劳动模范。在思想辩论的基础上，全市百分之九十的干部申请“上山下乡”，许多人要求到艰苦的山区去，许多人要求首批下放，许多干部的家属也鼓励和支持自己的亲人“上山下乡”。由于思想工作做得比较深透，绝大多数下放干部都是心情舒畅、精神愉快的。只有少数人的态度不够坚决。对这部分人还在继续进行思想教育工作，以便帮助他们把思想弄通，认真地彻底地改造自己。
下放干部到农村以后
绝大多数表现的好，获得农民的好评；表示愿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自己；个别的表现不好，需要长期加以教育。
从下放干部到达雅安农村后的情况看，绝大多数人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和农民同吃、同住，第二天便同农民一道参加了劳动生产。他们背送肥料，修筑堰塘，开垦荒地，帮助农民进行挑水、背柴、煮饭等家务劳动，并帮助农民进行清洁卫生工作，获得了农民的好评。现在下放干部一般每天都做到了六至八个工分（十个工分为一个劳动日），少数人已做到十至十三个工分，做不到五个工分的人仅占极少数。有的下放干部发挥自己的专长，帮助农民做事，如原来做会计工作的人帮助合作社记账、算账；原来做卫生工作的人帮助农民看病；许多干部向农民宣传政策，帮助农民学习文化。这一切，都使农民十分感动。过去有些看不起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现在看到农民群众不但生产热情很高，生活朴素艰苦，而且在政治认识上敌我界限、政策界限都很明确，事实上已经粉碎了那种认为农民落后的错误看法，现在大家都表示愿意向劳动人民学习，改造自己。总的说来，绝大多数下放干部都表现了艰苦朴素的精神，表示愿意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因而农民群众的评论是良好的。农民群众反映：“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好，这样多干部下来劳动。”并且说：“下放干部没有干部架子。”另一方面，有个别的人下去之后表现不好，他们挥霍浪费，睡懒觉，不积极参加劳动生产，闹回家等等，对这一种人，今后在劳动中须更长期的加强教育。
成都市下放干部的工作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为了坚决贯彻执行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方针政策，做好下放工作，还必须继续注意同保守思想和不从全局出发的本位主义思想以及各色各样的个人主义表现作严肃的斗争，继续防止不负责任和草率从事的现象。同时，对于已经下放的干部，原在单位要与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注意从政治上给他们以必要的教育和帮助，关心他们的生产、学习和生活，并帮助他们解决可能解决的困难，使这批干部真正能够在劳动战线上、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坚强战士。
以上发言，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第10版()
专栏：
高教工作者都要做促进派
周谷城代表的发言
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需要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和文化。大会上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薄一波副总理、吴玉章主任的几个报告都是加速这几方面的现代化的，我听了非常兴奋，完全同意，并表示坚决拥护。同时，我觉得我们高教工作者，对于祖国工业、农业、科学和文化各方面的现代化，要多多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
对于文教方面的十项措施 高教工作者要起促进作用
薄一波副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十项措施，其原则即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在阶级对立的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是不许结合的：而且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之构成，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之构成，正以这两者不相结合为条件。统治阶级正利用着广大劳动人民的无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剥削。社会主义社会不然，迟早要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现在，我们的领导既已采取英明措施，高教界的同人就应与其他各方面的教育工作者一道，发挥促进作用，促其及早实现。十项措施中又提到要“大张旗鼓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这也是要促其及早实现的。除四害是人类与自然作斗争的事情。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怕妨碍他们的剥削，影响他们的收入，不让劳动人民向自然作斗争。例如封建地主，宁愿把农民剥得精光，不让他们有任何可能去改善卫生条件。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虽未尝不除四害；然因阶级对立的原故，在贫民窟里却是纵容四害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既没有贫民窟，除四害更不分区。这种卫生运动，看似寻常，其实是空前伟大的。高教工作者对此，要发挥促进作用，促使成效卓著。
对于汉字简化和拼音方案 高教工作者要起促进作用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有助全国语言统一
至于文字改革，就吴玉老的报告看，几年以来，成绩非常好。例如汉字的简化，既合乎历史的趋势，又合乎人民的要求；简化了的汉字，书写起来，可省力一半，这是非常有效的改革。尤其可贵的，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制成。拼音方案是统一语言的唯一有效工具。凭这工具，可以把全国极不统一的语言逐步统一起来。语言的不统一，是一种极落后的现象。过去的封建军阀，常利用语言的不统一，造成地方主义，以便自己称霸称王。欧洲中世纪，情形是如此的；直到十五世纪及以后，民族国家出现，各国才有统一的国语。中国在解放以前，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情形还是如此的。割据的军阀，在各地方称霸称王，未尝不利用语言的不统一。解放以后的祖国，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统一国家。今天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全国统一的，政治制度是全国统一的，交通运输更是四通八达，合于统一的需要。唯有语言，全国极不统一，这是很不相称的落后现象。在没有拼音方案以前，即是要统一语言，也苦于没有标准。例如“湖南”两个字，有人说成Fulan，有人说成Wulan，有人说成Wule，更有人说成其他的样子；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为什么莫衷一是呢？就是由于没有标准，无一是可衷。今后不然了，有了拼音方案，获得了正音的标准，不怕莫衷一是了；语言方面不统一的落后现象可以彻底改变了，通行全国的国语可以形成了。不过这事并不简单，尚待大家来促进。高教界于此，应好好地发挥促进作用。
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可以加快扫盲工作
拼音符号固然是正音的标准，更是帮助识字的绝好工具。我们国内还有很多不识字的人，这于推广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是有妨碍的。我们一方面要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同时却又不能把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普及于广大劳动群众中，这是一个矛盾。如何克服这个矛盾呢？唯一办法就是赶快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在短期内，个个都能识字，个个都能运用文字来吸收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汉语拼音方案在这里有绝大的用处。吴玉老在报告中提到汉语拼音方案的用处时说拼音符号给汉字注音，可以“提高教学汉字的效率。首先可以用来在小学语文课本和北方话区的扫盲课本上注音。此外，如儿童读物、连环图画、通俗报刊也可以用用来注音。这样，初学文字的儿童和文盲，就可以依靠拼音字母来阅读书报，并且进一步认识更多汉字”。不识字的人，可以借拼音符号的帮助，可以多识汉字，扫盲工作可以加速地进行；广大劳动人民很快就可以掌握应有的一定数量的汉字，从而可以憑文字吸收科学技术知识，可以享受文化艺术生活。这将是我们很快可以达到的理想。
对汉字简化和拼音方案的几点意见
汉字简化还要继续进行；拼音方案，经大会通过后就要推广。我在这里且提出几个小小的意见，供大家参考：一、简化汉字时，最好不让某些字的任务太繁重。汉字是单音字，同音的多，简化时，要任何字的任务都不繁重，而只一字一用，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某些字的任务如果太繁重，甚至引起混乱，那就不好，最宜避免。例如“干”字，任务就是很繁重的：干净、干涉、若干……都用它，甚至连干部的“幹”字也用它来代替，把“幹”部写成“干”部，那就不甚合理想。类此的例子最好避免。二、推广拼音时，可否办一种小型注音大字报，在农村里流行，作为推广拼音的教材，兼作报道新闻之用。纸张至多只要现在一张报纸的八分之一那么大；字的大小可用大会发给我们的拼音符号注音举例的字那么大。三、防止任意以拼音代替文字。不识字的成年人，学会了拼音符号，偶而用来拼写口语，以表达意思，那当然是可以的。但久而又久，可能放弃汉字不学，而用拼音符号任意代替汉字。这样作，我想不好。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为的是便于学习；倘另一方面又用拼音符号任意代替汉字，那便会影响学习。
以上所说，是否正确，自信力就不甚强；冒昧讲出，供代表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