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就党领导文艺问题驳右派
何其芳
资产阶级右派从各个方面反对党的领导。在政治、教育、文化、科学等方面，他们都曾猖狂进攻、妄图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锋芒特别集中在党领导文艺的问题上。
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公式，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文艺状况糟得很，原因就是党领导坏了。于是他们就达到了这样的结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或者比较曲折一点，党必须按照他们的观点领导文艺。按照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领导文艺，不用说实际上也就是取消党的领导。
吴祖光说：“我活到四十岁了，从没有看到像这几年这样乱过。”他认为解放后“组织力量庞大”妨碍了艺术家们的“个人奋斗”。他诬蔑地说，已成的艺术家们“由于长期地‘依靠组织’的结果，长期地被粗暴压制和干涉的结果，小心翼翼，顾虑重重，金人缄口，寸步难行，不要说难以比拟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比保育院的婴儿还要难以自处，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他又完全不顾事实地说解放后在文学艺术方面没有培养出什么新人，并企图以此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结论是：“组织制度是愚蠢的。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他就是这样直接了当：党的领导本身就和文艺工作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干脆不要领导。
刘绍棠的攻击同样是从我们现在的文艺状况开始。他说我们的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生活内容贫乏，艺术感染力淡薄，离开了现实主义。他认为苏联和我国的文学都退化了。他说，苏联后二十年的文学比前二十年差；我国从1942到1957的十五年也不如1919到1934的十五年，因为没有产生鲁迅、茅盾、巴金、曹禺那样的作家。他认为原因就在教条主义。他说：“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而且与之同时又深深地受了外来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妨碍和束缚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他所说的“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是指党坚持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提出的、已经为历史所证明的正确的文艺方向；他所说的“外来的教条主义”，是指苏联的文艺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所以他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肆意污蔑。他要求作家有权利大胆自由地写所谓“落后面”和“阴暗面”，写女同志的“曲线”和“性的刺激”?。他就是这样用资产阶级右派的观点来反对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对对文艺的错误倾向不良倾向加以限制，即使仅仅是理论上的限制。
夸大我们现在的文艺的缺点，否定成绩，认为教条主义是全部问题的症结，并且把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诋毁为教条主义，这不只是刘绍棠一人的论调，而是文艺界不少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所共同的。冯雪峰认为“今天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与高中、初中的作文差不了好多”，诬蔑我们对作家有“思想上的管制”，并且诋毁苏联文学缺少“人类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伟大精神”、“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陈涌认为“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着一些文艺思想上的问题”、“即教条主义的问题”?。黄秋耘说教条主义“仿佛已经浸润在我们人民群众的精神中，深入人心，牢不可破”，“这几乎有点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谁要是不跟着神甫祈祷和作礼拜，就势必被目为异端邪说”?。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秦兆阳，也是以反教条主义为幌子来攻击新中国的文艺，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说：“教条主义对于文学艺术的束缚，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而且是带世界性的情况。”他认为中国的“种种教条主义”的形成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的缺点”和“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他的许多论点都和刘绍棠相近似，只是刘绍棠说得很露骨，他说得比较曲折一些。这些人和吴祖光一样，也是说现在的文艺状况很不妙，原因在党的领导有问题。他们和吴祖光不同之处不过是他们没有直接了当地叫出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而是把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诋毁为教条主义，然后在反教条主义的掩盖之下来妄图取消党的领导而已。
右派分子的这个共同的公式是一点也经不起反驳的。
我们现在的文艺状况到底应该如何估计呢？我们的文艺工作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问题，但总的说来，和右派分子的攻击相反，我们的状况不是糟得很，不是退化了，不是不如1919到1934年，不是不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而是和我们国家的其他事业一样，成绩和进步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而且是前进中的缺点。
谁能否认这样一些事实呢？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已经为广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接受。这使许多已成的和未来的作家和艺术家免于走入歧途，减少一些曲折。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凡是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经历过一些曲折和摸索的人，都会深刻地理解到它的意义的巨大。在党的正确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之下，已经产生了许多具有新的性质的作品。尽管由于时间的短暂，还没有找到最集中的表现，它们的新的性质却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过去什么时代曾经出现过这样众多的作品，它们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且是以明确的革命观点来反映呢？对我们的文艺事业的成就，单从提高的角度去估计还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看到，十五年来，文学艺术的普及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实现了。文学艺术和人民群众的结合，对于人民群众所起的教育作用，是空前未有的。正是由于这种普及的实现，文学艺术的队伍大为扩大了，出现了许多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并且给文学艺术准备了新的读者和观众。这都是文学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条件。
当然，这也是事实，十五年来并没有产生鲁迅那样的作家。但鲁迅那样的作家，已经属于我国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伟大作家之列，并不是每十五年，甚至并不是每五十年，每一百年，就一定会出现的。
我们还可以说，这也是事实，现在一般作品的水平还不高。但这不高是一种比较的说法。比起我们的要求来，比起文学史上成功的作品来，我们说不高。如果和五四以后十五年的一般作品的水平相比，那就应该说已经有了进步。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是鲁迅以外的当时最有成就的作家。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十五年的最有成就的作家和他们相比，即使在某些方面还赶不上他们，从作品的新的性质说来，也应该说已经有了进步。
我们现在还没有伟大的作家，一般作品的水平还不高，这又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我想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从新文学的传统和作家本身的情况去寻求解释。我们整个的文学传统，那是很悠久很丰富很光辉灿烂的，那是二千多年累积起来的。但我们的新文学却是从五四才开始。一般作家继承的主要是这个传统。五四以来虽然也曾产生了鲁迅那样特别杰出的作家和其他少数成就较大的作家，总的说来，这个传统还是比较薄弱的，一般作品的水平还是不高的。1924年，鲁迅作过一个讲演，叫做“未有天才之前”。对于当时要求天才的呼声，他是这样回答的：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有可以培养天才的泥土。他自己的一生就作了很多翻译介绍和其他准备泥土的工作。我们从俄国文学史可以看到，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些大作家出现之前，已经有许多人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其他欧洲国家，也常有类似的情况。五四以来，我们的这种为了天才的产生而准备泥土的工作，是不断地有人在作的。但直到现在，还是做得不够。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水平还不高。一般作品的水平不高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个别人物的身上，如果特别集中了许多优越的条件，他的成就也可以远远超出于当时一般水平之上。鲁迅就是这样。但要同时产生或者相继产生伟大的作家，那就比较困难了。我们的作家，除了和这种社会情况直接有关联的一般存在着准备不足修养不足的缺点而外，还有其他问题。不少年纪较大的已成的作家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不够熟悉；不少年纪较轻的新作家生活和写作的经验都还不丰富；有些作家又做别的事情去了；有些作家努力不够，或者创作态度不严肃，形成停滞或退步的状态；还有少数作家蜕化变质了。尽管也有条件和准备都较好的作家，而且他们是努力的，但这样的人还不多。这些情况不能不影响到目前的整个的成就。总起来说，我们今天有许多根本有利于创作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时代、社会、生活和方向；但也有一些还不够好的条件，那就是我们的新文学的传统还比较薄弱，我们的社会的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水平还不高，我们的许多作家本身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文学艺术在某个时期特别繁荣，在某个时期又不那么繁荣，在某个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作家，在某个时期又不出现，这是一种很复杂的社会现象，很不容易加以精确的说明。我们今天的文艺状况还不能很令人满意，我试为作了一些解释。我认为这是一些我们首先应该想到的原因。如果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就会相信，今天的文艺状况还不能很令人满意不过是一时的现象；总的趋势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之后，文化的高潮必然要到来，我们的文学艺术必然要日趋繁荣，必然要出现新的伟大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的出现的早或迟，我们难于预料而已。
党是注意到这些情况的。党一直在为文学艺术的繁荣创造条件。从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向的提出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规定、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对文学艺术的腐蚀到动员作家和艺术家到人民群众中去，从重视遗产到鼓励创作，都是为了改变文学艺术的现状。
我们的革命的文艺运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发展起来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革命的文艺运动。吴祖光好像颇为雄辩地问道：“谁能告诉我，过去是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太、贝多芬和莫理哀的？”?这其实不过是胡扯。古代的大作家大艺术家生活在共产党还没有产生的时代，当然不可能有党的领导。他们对于当时的不合理的事物常常要进行揭露和批评，因此他们对于当时的统治集团也并不是怎样顺从的。但他们和当时的先进思想，或者和当时的人民，都常常有着联系。近代的某些大作家，他们活着的年代共产党已经产生了，然而革命还未取得胜利，他们囿于旧时代的偏见，还不能接受共产主义，这种情况也是有的。这自然也谈不上党对他们的领导。托尔斯太就是这样。但也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接受了党的领导的。那就是鲁迅。那就是吴祖光用来作为没有领导的例子之一的鲁迅。党的领导并没有束缚他的天才，而是更加发展了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作家和艺术家接受党的领导，正是标志着他走向革命，走向人民。至于在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家，只要是愿意为祖国和人民服务的作家和艺术家，那就更无法想像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党的领导了。就整个文艺运动来说，取消党的领导，就是要把文学艺术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就是要毁灭革命的文学艺术。右派分子和我们之间的争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吴祖光有一个“理论”，他说，“组织和个人是对立的，组织力量庞大，个人力量就减少。”?我们说，那要看是什么样的个人。如果是和革命的组织对抗的个人，他和组织的关系的确是对立的。他的个人力量不止要减少，而且要被粉碎。如果是集体主义者，能够以个人的利益服从集体的利益，那他和革命的组织的关系就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组织的力量越大，个人的力量也就越能得到发挥。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和个人的矛盾是完全可以统一的。就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党给他们的事业以方向和条件，他们以个人的努力来完成。我们一点也不抹杀或降低个人的努力的重要。但如果是迷失了方向的努力，那就不可能有成就；如果缺乏某些必要的条件，个人的努力也将遭到很大的困难。
当然，我们所说的党的领导是指党的整个的领导，也即是正确的领导。在我们的局部工作中，完全是可能有缺点和错误的。这些缺点和错误自然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的，不利于作家和艺术家的个人的努力的。党曾经提出反对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投降，反对行政命令方式的领导和简单粗暴的批评，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这都是针对文艺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方向正确，党的总的领导正确，文艺工作就没有必须改进之处。我们也不能说在文艺工作中就没有教条主义存在。理论和实际脱离就是教条主义。在某些理论批评中，在某些干部的头脑中，教条主义是存在的。但我们和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的争论在这里：党的指导思想是不是教条主义？刘绍棠等人说是；我们说绝不是。党一直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党在文艺方面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提出的文学艺术要为劳动人民服务、作家和艺术家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要到人民群众中去取得原料，改造思想感情，以及解放后提出的发展和繁荣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里面有什么教条主义？
刘绍棠荒谬地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一个“策略性理论”部分，这个部分是根据抗日战争中的情况提出来的，全国解放后就过时了，不适用了，然而党仍然坚持这个“策略性理论”，这就是教条主义，这就是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他所说的“策略性理论”有两个内容：一是“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就必然表现在为政策条文服务上”；二是“当时在提高和普及的问题上，是以普及为主”?。凡是读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的人都会知道，在它里面根本找不到文艺必须为政策条文服务的话，这不过是刘绍棠的?造而已。毛泽东同志只说过，“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这和为政策条文服务有什么相同之处？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里虽然找不到刘绍棠?造的那样的话，但我们的文艺工作中却有过这样的事实：有些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常常要求文学艺术及时地宣传各种各样的政策，而且不分作家和艺术家也的确这样作过。如果为了战斗的需要，有时候作家和艺术家甚至要拿起枪来，他们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那些和革命运动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特别密切的重大政策，又有什么可非难呢？对他们的创作活动又有什么害处呢？只要做宣传工作的人和作家艺术家自己都不要有这种错误的看法，以为文学艺术的作用就止于此，以为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就是这样狭隘，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再进一步说，即使曾经有过某些不了解文艺理论和创作规律的人，他们抱有这种错误的狭隘的见解，那也不过是局部的现象，一时的现象。他们的这种见解是并不能代表而且不符合党的指导思想的。至于普及和提高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曾经批评过有些同志对于普及的轻视和忽视，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并且对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作了统一的辩证的说明。如果我们不把普及的含义理解得很狭隘，以为仅仅是指写通俗读物一类的事情，而把它理解为文艺应该适应广大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和欣赏水平，文艺应该面向群众，应该普及到群众中去，那么普及的任务更迫切，这是长远适用的。这又有什么教条主义？这对作家和艺术家又有什么束缚和妨碍？
刘绍棠还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也叫作教条主义。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了，刘绍棠、冯雪峰、秦兆阳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学苏联文学的攻击，他们对于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文艺思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反对，都不过是欧美的资产阶级分子和修正主义者的可怜的应声虫而已。这倒的确不只是中国的情况，而是带世界性的情况。“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正是他们的写照。刘绍棠在这里面扮演的是特别可笑的角色。他连“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这样一句文字和含义本来十分明确的话都不能理解，毫无道理地说这就“不是首先要求作家以当前的生活真实为依据，不是忠实最现实的生活真实”。?好像不是把现实视为和描写为发展的变化的更真实，反而是把现实视为和描写为静止的不变的才更真实似的。刘绍棠毫不隐蔽地坚决反对文学艺术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去教育人民。他说：“如果不把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抽开，就必然会产生概念化公式化，而忽视生活的复杂现象，必定会产生教条主义”?。原来在右派分子的眼睛里，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教条主义！
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我们和右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根本分歧就在这里：我们反对的是真正的教条主义；他们反对的是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他们把这些必要的正确的事物都一概诬蔑为教条主义，是为了便于进攻。我们说，在某些理论批评中，在某些干部的头脑中，是存在着教条主义的。这种教条主义对文艺工作会不会发生消极的影响呢？是会发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但反对文艺上的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文艺上的教条主义。不过应该说明，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不过是原因之一。公式化概念化可以来源于教条主义，也可以来源于作家艺术家缺乏生活，思想水平艺术水平不高，粗制滥造以及其他原因。以为教条主义的问题解决了，文学艺术的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那也是不切实际的。
对右派分子反对党领导文艺的共同公式，我们的驳斥就是如此。
文艺界的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文艺思想的同时，还提出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主张。我们不妨也略为考察一下。考察一下那些主张，可以更加明确地看出，我们和他们之间的争论正是文艺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即到底是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道路，还是资产阶级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吴祖光主张用什么来代替党的领导呢？他只能提出一个“个人奋斗”，再加一个“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倒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纲领。完全靠个人；而个人的奋斗又不过是为了金钱。刘绍棠的纲领表面上稍微复杂一点。他会讲一些“现实主义”、“生活的复杂现象”、“忠实于生活真实”之类的词句。但他用这些词句来提倡的实际的写作倾向也不过如我们已经说明过的，一个是要“揭示生活中的落后面”，“对阴暗面的描写”不能“保留着分寸”；一个是要写“曲线”，要写“性的刺激”，要写“黑狗钻裤裆”之类?。后者正是现在欧美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文学的特色之一，用不着对它作什么评论。前者也不过是王实味、萧军、丁玲、罗烽这些人在延安提倡并实行过的所谓“暴露黑暗”的翻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对这种反动的主张作了严正的驳斥，已经从理论上透彻地解决了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早已破产的反动的主张现在又被不少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了，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并不只是刘绍棠一人。在解放以前一贯轻视人民、一贯强调人民的落后的冯雪峰，到了全国解放，而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却大讲“人民的痛苦”，提倡“歌颂批判两个轮子共同前进”?。黄秋耘也提倡写“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人民的疾苦”。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灾荒，还有失业，还有传染病在流行，还有官僚主义在肆虐，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把右派分子刘宾雁的刻划“阴暗面”的作品捧到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样高?。秦兆阳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中反对“差不多”，提倡“新鲜的试探”，“大胆的独创性”，单就这些抽象的话还看不出他的真正的意图。等到我们知道他对于刘宾雁的作品和黄秋耘一样肉麻地捧场，在给刘宾雁的信上说什么“你在开辟一条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新路，同时也在给别人作出榜样来”，并且向人夸耀他在编辑“人民文学”的时候敢于发表刘宾雁的以及其他类似的作品，我们就明白他的“新鲜的试探”和“大胆的独创性”到底是什么了。我们的文学艺术并不是不能描写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并不是不应该批评我们生活中的消极和落后的事物。如果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如果是以正确的态度来描写，完全是必要的。但这些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却非常奇怪，他们把今天的社会、今天的人民生活看成和过去的社会、过去的人民生活一样，看不见它们之间的根本的差异和已经发生了的根本的变化。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的跃进和无数令人振奋的新气象在他们的心目中都好像不存在。他们提到“灾荒”、“失业”、“传染病”、“官僚主义”的时候，居然完全抹杀了我们对于这些现象所采取的种种积极有效的革命的措施，好像自然的灾害、流行的疾病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问题都成了新社会的罪状。如果说延安当时的所谓“暴露黑暗”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党分子在革命遭到困难的时候的联合进攻，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在，这些新的“暴露黑暗”论者的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也就昭然若揭了。
在右派分子当中，还有在政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上用强调艺术的手法来否定政治的重要，否定政治对于艺术家的重要，宣扬胡风集团的创作实践就可以改造思想的谬论，并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的生活方式及其培养艺术家的方法的。陈涌就是这样。这显然同样是妄图把我们的文学艺术引向资产阶级的方向和道路。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也是一个我们和资产阶级分子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另外写文章来对右派加以驳斥。 1958年1月29日
?以上见“戏剧报”1957年十一期“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和十四期“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以上见“北京文艺”1957年四月号“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文艺学习”1957年五月号“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和刘绍棠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会、王蒙小说讨论会、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文学小组等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以上见冯雪峰1953年6月19日在全国文协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学习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和1956年12月20日出版的“作家通讯”第八期上刊载的“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见1957年鸣放期间陈涌在“文艺报”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
?“文艺学习”1957年6月号“刺在哪里？”和“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
?“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
?“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
?“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
?“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见1957年3月14日刘绍棠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
?同注?。和“打开窗户说亮话”。
?“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在北京文联组织的王蒙小说讨论会上的发言和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文学小组上的发言。
?“在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和“苔花集”中的“锈损了灵魂的悲剧”。
第7版()
专栏：
戏剧电影下乡上山
江西农民看周信芳的戏
1月23日下午，正在南昌市作巡回演出的上海京剧院院长、著名戏剧家周信芳先生，率领上海京剧院、新民京剧团的演员，来到新建县望城岗为农民演戏。这个消息，早在四天以前就在农民中传开了，他们焦急地盼望着能早看到戏。周信芳先生一来，天还没有黑，望城岗周围的三十多个农业社的许多社员，以及二十里以外的一部分农民都跑来看戏，三千多人，把一个宽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
这天演的是“打严嵩”和“姑嫂比剑”，两个节目都很精彩。“打严嵩”是周先生的拿手好戏之一，当他扮演的邹应龙在台上出现的时候，观众多次热烈鼓掌。这天，人虽多，但秩序非常好；天虽冷，但礼堂的气氛很热烈。大家都被周先生卓越的艺术表演吸引住了。戏演完后，有一位农民跑上台去，和周先生热烈地握手道谢，台下的观众也响起了春雷般的掌声。
（江西新建县文教局 红虹）
石家庄专区评剧团到深山演出
石家庄专区评剧团的八十多个演员，爬山涉水，于1月20日来到山区建屏县。他们到这里已经下午五点了，农民们早就盼望他们来，一看到他们，便鼓掌欢迎。一位七十多岁的李大伯说：“自打1956年和你们分手后，一直没有再见到你们，这一回你们来了，我可要狠狠看个饱。”演员们不顾疲累，当天晚上就演起戏来，礼堂里挤满了一千多观众。
演员们为了给更多的农民演戏，将剧团分成两个班，分头到深山里演出。1月23日，三十多个演员背着行李，爬过高山峻岭，走过泥泞草地来到北冶。北冶距建屏县城三十多里，是群山环抱中的一个村子，过去这里从没有来过剧团，农民们也很少看过戏。这次，演员们露天搭起席棚当戏台，天气虽然冷，但演员演得起劲，观众也看得起劲。农民们十分满意，六十二岁的刘大伯高兴地说：“临死的人了！还有眼福看看评剧哩。往古千年谁见过城里的剧团来山沟里演戏。这真是作梦也梦不到的喜事！” （建屏县计划委员会 韩秀文）
电影上山
江西省各县农村电影放映队，为了活跃山区文化生活，纷纷深入山区巡回放映。
九江地区的永修县电影放映队，早在去年年底就抬着机器，沿着山上的小径，不顾崖高坡陡，翻越高山峻岭，先后在凤凰山垦荒场、向滩溪垦植场、罗神殿等四个新垦区放映了电影。这些地方，过去曾是猛兽出没的山地，原在山区居住的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电影，这次看到电影后，高兴地说：“荒山穷岭大翻身，山坡上架起了放映机。”
为了进一步开展山区的文化活动，江西省文化局决定在春节期间，除由各县农村电影放映队继续上山外，将在省电影发行公司、省电影器材修理供应站和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电影放映干部训练班等三个单位中抽调干部，再组成三个电影放映队，自2月中旬起分别到井岗山、大茅山、武功山、黄岗山、障公山、云山、西山等十二个省属农、林、渔、牧综合垦植场巡回放映，使山区的群众能普遍看到新影片。 （林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