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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统帅
建设大跃进必须思想大跃进
人民代表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谈论精神世界的改造
新华社6日讯 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还必须一鼓作气同时来一个思想大跃进。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这几天来的小组讨论和同记者的接触中强调指出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代表们今天上午继续分组举行会议。他们指出，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了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大改观；但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为了适应建设大跃进的新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思想的改造，使人们来一个思想大跃进。
叙永县把右派分子带上大山 让他们看看社会主义的浪潮
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曾猖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事业，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的谰言。四川省叙永县副县长罗文才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党和群众相结合以后所产生的伟大作用。他谈到这个县在去年整风时，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污蔑，他们要求取消党的县委会，说县委领导农民生产是骗人的事情，他们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但是广大劳动人民信任党的英明领导，在大争大辩以后，全县人民决定大力增产粮食，向荒山进军。这个县的中共县委会坚决转变了作风，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拟出了征服荒山的计划。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区委书记们，先后两次亲自率领上万农民、县城居民和机关干部，向着虎狼豺豹横行、云雾弥漫的荒山进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怕冷，不怕饿，要叫大荒山向我们认错”。经过两个月的奋斗，全面改造了两座四周有六七十里长、八百多公尺高的大山，开垦出了大批荒地，其中一个大山，今年就可以增产十六万斤粮食。这个生动的事实，给了右派分子以最有力的回击。这个县在最后曾特地把右派分子们带到了大山上，叫他们看看人民群众的力量，看看社会主义的浪潮，看看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罗文才说，今年，县委会还计划再征服五座大山，全县增产粮食两千万斤。
打掉官气，深入田间，背着电话机 扛着锄头，进行生动的领导
代表们肯定地认为，在整风和反右派之后，显著的变化是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现在，各地都在打掉官气，反对三个坏主义，摆着官僚架子，在群众面前指手划脚的人少起来了，那些过去曾经被农民嘲笑是“大少爷”的领导干部，今天也开始改变了。湖北省代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强调地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他说，在湖北省的专区、县、区各级干部中，搞试验田钻下去具体领导生产的作风，已开始在全省形成风气，农民表示热烈欢迎。有的县和区的所有干部，在冬季大生产高潮中，每天早饭以前都要去帮助农民向地里送一担到两担粪，这种随时随地帮助农民生产的做法，在不少地区形成了经常的制度。张体学说，在整风以前，干部中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曾经一度减弱，讲吃讲穿的风气有些抬头，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些放松。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地证明了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统帅。今后必须警惕骄傲自满和保守思想的抬头，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开展一年一度的整风运动，使全体干部和人民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
为了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彻底转变作风，有的地方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黑龙江省代表、中共牡丹江地委书记任国栋，不久前曾带领一些干部亲自到湖北省红安县、河南省济源县去观摩学习。根据学习的体会，他认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打掉官气，转变领导方法，是保证农业生产跃进再跃进的决定性环节。他说，他到济源县，看到这个县的女副县长同农民一起在石头山上开渠道，夜里就同农民一起住在山上。在红安县，他们找了三天才把县委书记找到，原来县委书记背着电话机、扛着锄头，去各乡了解情况和参加劳动去了。任国栋说，红安、济源两县都是山区，自然条件很坏，但是由于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领导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终于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他说，经过这次学习，同去的许多县委书记劲头很大，准备彻底转变不深不钻、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并且有信心带领群众提前实现每亩产量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
知识分子不能掉队 教育人的人首先要教育好自己
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代表，强调地谈到今后加强思想改造做到又红又专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工农劳动人民掀起了生产建设的大跃进，知识分子不能掉队，也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跃进。年已花甲的老教育家、黑龙江省代表车向忱批评了有些知识分子认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的错误看法。他说，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做教师的不改变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实在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他强调教育人的人首先必须教育好自己，党要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实践，而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湖北省代表、作家曹禺最近刚到农村中同农民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了一个时间，他在谈到自己这一段生活的体会时说，他在农村里每天都充满了快乐，在那里，他发现农民们决不是坐着等待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来临，而是以全家大小、夜以继日的艰苦劳动来争取它。他认为文艺工作者下放农村厂矿是“如鱼得水”，而漂浮在上面等于“枯水之鱼”。曹禺还谈到，在大批干部没有下放农村之前，有些农民曾经这样说，那些有知识的城里人，对国家对农村都大有用处，他们从来没有干过重活，刚来时要先给些轻活干，让他们慢慢锻炼，不要累垮他们的身体。曹禺感慨地说，这些话表达了农民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面对着这样可爱、可亲、可敬的劳动人民，我们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理由不下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地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
作家巴金说，文艺工作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作家不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不仅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而且要犯大错误，更不能深刻地反映出大跃进的新形势。在这次会议上，工农群众在发言中已经拿出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我们听了一面兴奋得很，一面又着急得很，比起工农群众的创造，我们是太落后了。他强调说，文艺工作确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作家都是个体劳动，对作家来说，应该特别强调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一些科学工作者也以一种焦急的心情探讨怎样进一步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赶上去”，更好地为建设大跃进服务。江苏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科学工作者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为建设大跃进服务，以旺盛的战斗意志同劳动人民一起向大自然进军。他说，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走在生产前面才能起指导作用。为了很好地完成繁重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在今后一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同时和群众结合，和生产结合，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河南省代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陈凤桐要求迅速扭转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他说，现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落在大生产的后面，因此，我们也应该跃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应该很好地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很好地总结群众创造的极为丰富的生产经验，如果能够迅速扭转我们思想落后的状况，就能够使研究工作赶上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
不要在名誉地位上竞赛 要掀起一个对国家贡献的大竞赛
一些工商界的代表，也纷纷谈论着要在思想上“赶上去”，要在工商界掀起一个对国家贡献的大竞赛。上海市代表、上海公私合营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说，我们上海市参加这次大会的几个工商界的代表，最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工商界也应该赶上去”，我们的“赶上去”就是要努力加速自我改造，端正自己的立场，把一切知识技能贡献给国家，我们工商界也应该掀起一个看谁改造得好、看谁贡献得多的竞赛。他说，我这次在上海参加整风运动，深深感觉到自己的立场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后要认真地参加整风学习，同时还要参加工厂和农业的劳动实践，并且以企业为基地，贡献自己的技术知识。他说：如果过去工商界有些人在名誉地位上“竞赛”的话，今后就要在“贡献”力量方面竞赛，看谁对国家贡献的多。
山东省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孙晓村在小组会上说，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人士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加速进行自我改造，否则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全面大跃进中就有了一个缺口。他认为，资产阶级中多数人还处于中间状态，不少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性还认识不够，有的还认为右派分子是“祸从口出”，今后“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存在着“抱残守缺”的思想，他们表示虽然不去当右派，但也不想当左派，而是想保留一点“自由园地”。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极大障碍。
少数民族代表决心改造自己 推动本地区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些少数民族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要当促进派，要首先改造自己，来推动本地区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改造自己，拥护社会主义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他表示回去要把自己的几百匹马、几百只羊和二百多头奶牛拿出来实行公私合营，促进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主义事业。
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还严格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他们说，这些人打着“民族利益”、“民族化”的旗帜，进行反对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新疆代表马木提·尼亚孜说，地方民族主义者想把我们民族引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是我们民族的敌人。现在自治区正在进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向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要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道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普照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副州长雷春国在发言中认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取得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才成。普照说，那种不走合作化道路和不要汉族干部帮助的说法，已受到各族人民的反对。从去年12月开始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以来，各族干部的觉悟提高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他们州里边远的四个县，今春就可以建立四百多个合作社。
经过几天来的小组讨论，代表们表示相信：各族各界人民思想的大跃进，肯定地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我们的思想必须随着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迅速地跟着跃进。
据新华社6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许多代表在发言时意志昂扬，决心引导“六亿人民的东方巨龙乘风破浪，前进再前进”。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三时开始，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代表共有二十一人。
“奋发向前，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鼓足干劲，掀起生产建设的大跃进”，已经成了所有发言者的共同语言。年已八旬的黄炎培代表登台挑战，要同全体代表比干劲；水利部长傅作义说：我们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返老还童，六亿人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灿烂远大的前程。
把技术经验和“心”一齐贡献出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第一个发言。他说，自从他看到和听到了目前国家在各方面的大跃进的情况后，就好像年轻了许多，心头上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全身也出现了一股干劲。
黄炎培特别谈到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认为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觉地坚决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向工农群众学习，把自己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般工商业者虽然已把生产资料交给了国家，但大多数人的“心”并没有交给国家。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会随时暴露出来，工商界人士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后，把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连同自己的“心”一齐贡献出来，才可以真正成为“国家的财富”。
今天就工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发言的代表有：傅作义、陈绍宽、蔡以田、聂国青、李能、廖苏华、丘金等。
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
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当前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进行的情况。他说，八年来，全国水利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像今年水利运动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却是空前的。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在四千年里一共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可是在去冬到今年1月底的四个月里，我们就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等于过去四千年开辟的总灌溉面积的一半。若非身临其境，真是不敢想像。
傅作义指出，觉醒了的人民所以能够干出前无古人谁也不敢想像的奇迹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英明坚强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六亿人民看见了自己更远大更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战胜困难创造奇迹的力量的源泉。
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代表在发言中说，福建全省人民正在信心百倍地积极发掘省内资源，大力支援农业，争取农业大丰收。他认为福建省在二、三年内使绝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来自湖北的农业劳动模范蔡以田代表，在书面发言中生动地介绍了他所在的谷城县傅湾乡改旱田为水田的情况。他说他们那里是个半山半平原地区，水量不足，每到拔麦插秧时，水渠发生枯竭现象。这个乡有一条水量充沛的南河，群众很早就想修一条大渠，利用它的水来灌溉农田，可是这一愿望从未实现，长期以来他们只能望着那滔滔的河水向东流去，叹息着说：“南河水救不了田！”可是，在这次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山腰开渠、把悬崖打通，一条二十里长的大渠终于修好，农民的宿愿终于实现了。蔡以田说，现在他们的合作社大家信心很高，已经订出了农业发展的十年远景规划，争取今年粮食要增加一番以上，棉花增加三番。
湖北省副省长聂国青代表说，湖北的棉花过去一直是产量低、品质差，曾有人怀疑：湖北是否适宜种棉花。可是从合作化以来，湖北的棉花生产却出现了跃进的形势，1957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担，比1956年增产10.62％，比1952年增产62％。产量最高的麻城、广济两个县，全县平均亩产皮棉达到一百斤。聂国青说，今年湖北省的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五百万担，只要加强领导，鼓足干劲，充分发动群众，完成这一任务是完全有把握的。
来自云南的农业劳动模范李能代表说，他们合作社现在正在同全县、全省兄弟社展开社会主义生产大竞赛，他们的主要增产指标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年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八百斤的要求，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五成六，农副业总产值要增长一倍以上。
中共重庆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廖苏华代表介绍了重庆市工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
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丘金在书面发言中表示，全体水运职工将拿出顽强不屈的工人阶级干劲，千方百计地使水运事业充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新跃进的需要。
文字改革将为文化高潮创造条件
叶圣陶、胡愈之、罗常培、韦悫的联合发言，向大会报告了最近政协全国委员会派出六个工作组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举行有关文字改革的报告会和座谈会的情况。这四位代表都是上述工作组的负责人，今天由叶圣陶代表他们在会上发言。他们谈到了各城市的各界人士都拥护文字改革的方针和当前的任务，赞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认为文字改革任务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他们建议这次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且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将使新的一代和劳动人民更快地掌握祖国的文字，将加速普通话的推广，促进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使用文字和符号的种种便利条件。他们希望大家都来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全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完成当前文字改革任务而奋斗。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代表在发言中要求高教界大力帮助拼音方案的推行，以促进语言的统一，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加快扫盲工作，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吸收科学技术知识和享受文化生活。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高士其代表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三十二万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宣传大军。他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协助有关部门总结、提高和推广农民的丰产经验，向广大农民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卫生知识，帮助农民更好地向技术进军，向自然灾害和疾病展开顽强的斗争，更好地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服务。
青海出现农牧业结合的新气象
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错、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松布、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夏茸尕布等三位代表的发言中，都指出素称地广人稀的青海省，几年来工、农、牧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有显著的提高和改善。
喜饶嘉错代表（藏族）说，青海省在1958年，粮食将在1957年十二亿八千万斤的基础上，增产二亿八千万斤，为原有产量的21.87％；全省各种牲畜头数，计划将达到一千八百五十五万二千头（匹），比1957年预计增长8％。工业产量和基本建设投资都比去年有增长。
夏茸尕布代表（藏族）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试办牧业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中所显示的牧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这就是：显著地增加了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这个州苏吉滩的五个牧业社，1957年的纯收入比1956年增加了50％。加上几年来的定居，农牧业结合的新气象已经形成，苏吉滩牧业社二分社1957年收获的粮食，可供全社社员半年之用，种植的饲草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他说，这些事实，向牧业区人民指出了正确方向，我们要拿出革命干劲，来促进牧业生产高潮。
松布代表（土族）在书面发言中，报告了他视察柴达木盆地所了解的丰富资源和建设情况。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代表在书面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当前我国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还有陈嘉庚代表和成都市长李宗林、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陈嘉庚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反对地方主义的问题；李宗林代表介绍了成都市下放干部的情况；刘国钧代表就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发表了意见。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赖若愚、粟裕、徐特立、熊克武、胡和勒泰、盛丕华、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七时十五分结束。明天大会将继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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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元帅电贺朝鲜建军十周年
新华社6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6日致电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祝贺朝鲜人民军建军十周年。电文如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同志：
值此朝鲜人民军建军十周年之际，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向您和朝鲜人民军全体官兵，致以热烈的祝贺。
朝鲜人民军是一支英雄的军队，它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经历了光荣的战斗考验。中国人民和军队，十分钦佩朝鲜人民军在反对美国侵略、捍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勇敢无畏精神。今天，朝鲜人民军正在保卫朝鲜人民社会主义的建设，并担负着保卫世界和平的任务。我祝您和朝鲜人民军全体官兵在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愿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间的战斗友谊和亲密的团结更加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 彭德怀
1958年2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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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全体会议根据全国职工意见
修正通过职工生活待遇四项暂行规定
并通过提请人大第五次会议调整国务院所属机构等议案
新华社6日讯 国务院在6日上午举行了第七十次全体会议。
会议听了周恩来总理的说明，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三个议案：关于提请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议案；关于提请决定任免国务院若干组成人员的议案；关于提请将直辖市天津市改为河北省省辖市的议案。
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直属机构调整的情况表，并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
会议听了劳动部长马文瑞的说明，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国营、公私合营、合作社营、个体经营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学徒的学习期限和生活补贴的暂行规定，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
上述四个规定在1957年11月16日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十五次会议上原则批准后，国务院曾在去年11月20日公布了这些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部门都按照国务院的通知，组织职工结合整风运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据二十七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告，这次讨论的重点单位共有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个，参加讨论的职工有三百一十多万人，讨论中提出的意见累计共有十六万八千多条。广大职工在讨论中表示热烈拥护国务院的这四个规定，认为这些规定符合于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符合于国家利益和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很少数的职工和青年学徒起初对于个别草案的意义和某些内容认识不清，但是经过讨论争辩，他们最后也都提高了认识。国务院十分重视职工们的意见，已根据他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这四个规定进行了修改。
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职处理的暂行规定（草案），这个草案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后，将作为草案公布试行。
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复员军人管理教育的指示。
会议最后通过了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条例（草案）和松桃苗族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这些草案都将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决定。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负责人，列席了这次全体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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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束缚生产的陈规 堵住浪费资财的漏洞
北京铁路局大胆革新
本报特约新华社6日讯 新华社记者雷润明、赵家烈报道：北京铁路管理局在整风运动中，根据广大职工群众的意见，大胆革新，对三项较大的规章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进行了改革。这三项规章制度是：机车大、中修规则，车辆检修规定，房屋维修规定。这些规章中的不合理部分被改革以后，这个局的辖区内的各有关单位最近已经按新的精神执行。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完成运输任务，机车需要定期进行大修、中修、架修、洗修。铁道部1955年关于蒸汽机车进行大、中修的部令中曾经规定，货运、客运机车如已行达四十万或四十五万公里以上，都要进行大修。这在当时机车质量不高的情况下是正确的。但是在机车质量状况改善，机车检修质量提高，特别是大大改进了机车保养工作的情况下，这一规定便同客观实际不完全适合了。现在这个局的机车65.7％都是新的，旧有的机车经过技术改造也已经成为现代化的蒸汽机车。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实际上不少机车在两次大修之间的走行公里已经大大地超过了铁道部的规定。如丰台机务段旧有的冖丂—型货运机车在两次大修之间已经走行了五十五万公里。但是由于规章的限制，在过去两年内，全局有五台只需中修的机车进行了大修，少运行一百万公里，多花了修理费三万元；有十一台只要架修的机车，为避免走四十万公里就要大修的规定，在行走了三十多万公里以后，索兴不架修，而提前进行了中修。这样虽然避免了大修的浪费，但也受到下列三重损失：一、因提前中修，使每台机车少运行十万公里左右；二、因由架修改成中修，使每台机车少运行二十天；三、多花了修理费二十六万四千元。职工们把这项过时的规定，比喻为“强迫患小病的人住院开刀”。因为这个旧规章的影响，还出现了放松对机车的保养和不注意进一步发挥机车潜力的现象。现在铁路管理局已决定今后要根据机车的具体质量状况分别进行检修，延长两次大修之间的走行公里。这样，同原规章的计算方法相比，这个局的机车今年就有三台可以不大修，有六台可以不中修，有二十二台可以不架修，再加上缩短架修、洗修时间等措施，全年等于多有五台机车参加运输，并且节省修理费七十八万元。
原有车辆检修规定和房屋维修规定的缺点，主要是对检修和维修期限规定得太死。不论车辆、房屋质量如何，一律规定“到期”就要修理。仅北京车辆段去年就有修好以后一次也没有用过的二十二辆车和使用时间不到一月的四十辆车，都“依法”进行了“年修”，白白花费工料费近三十七万元。国际列车上的七○○三号餐车，按“规定”应在去年9月份进行“年修”，但这辆车没有一点毛病，当时又没其他餐车可以代替，在9月28日没有经过修理就开往满洲里。结果，这一“违章行为”受到了铁道部车辆局的批评，说他们没按期进行修理的作法“不当”，命令他们“严加注意，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情况”。职工们不满意地说：车没有按期修理挨了批评，但是餐车本来很好硬要修理，这又该批评谁呢？
在有关维修房屋的规章中，有“挨站整栋，一年一遍”的规定，所有房屋，不管新旧好坏，每年都要进行整修。去年2月铁道部曾经对这一规定作了某些修改，但是仍不彻底。这个局在过去七年中，因为“挨站整栋，一年一遍”地对房屋进行维修，平均每年要花维修费一百多万元。最近，对全局房屋进行了一次检查，发现需要在今年进行维修的房屋，只占全局房屋总数的30％，维修费用可以比去年减少五十多万元。
现在，这两个不合理的规定，都已经被新的办法所代替。新的办法主要是根据车辆和房屋的具体情况，决定修理期限和如何修理，不作硬性规定。按原规章规定今年需要送厂年修的二十二辆车，改由车辆段修理；今年要中修的一百辆车，改成年修（一般性的检修）；需要年修的二百五十七辆车，改为延期年修。这样共可以节省检修费一百六十九万元。
对于以上三个规章制度中的不合理部分，职工们在整风以前就曾提出过意见，但是那时只是层层上达——段到处，处到局，没有什么结果。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这个局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深入现场，发动职工共同检查了机车、车辆和房屋的状况，根据群众意见，对原规章作了修改，并且在本局辖区内实施。这个局的广大职工对领导方面的这种做法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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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发动群众打破陈规
本报今天发表的北京铁路管理局改革三项不合理的制度的新闻，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需要积极改革；一是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好办法，就是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
适时的、合理的规章制度，可以使群众的革命觉悟和创造精神得到鼓励，便利和促进生产的发展。过时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却会阻碍群众觉悟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八年来，政府各部门和各地方制定和实施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对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原来是正确的，但在情况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和生产发展以后，已经不适用了；也有一部分或者是旧社会遗留下来还没有加以改订的，或者是在各个部门各个单位在没有经过群众讨论和试行而且同有关部门单位互不联系的情况下制定的，因而本来就不够合理。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指出的：“许多规章制度不合理，不切实际，相互矛盾。这影响到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关系，影响到生产的发展。”北京铁路管理局原来实行的机车大、中修规则，被群众批评为“强迫患小病的人住院开刀”。他们原来实行的车辆检修规定、房屋维修规定，使许多完好的车辆、房屋要“依法”进行“年修”。这都限制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浪费了国家大量资财。本报1月31日报道的戚墅堰发电厂降低过高的奖金率的新闻，也是一个例子。他们原来的奖励制度既月月浪费着国家宝贵的资金，又人为地制造着这部分职工同那部分职工之间的矛盾，甚至还助长了职工的经济主义的思想，削弱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妨碍了生产技术上的改进。显然，这类规章制度，已是非改革不可了。
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但是，事物永远是在矛盾中发展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此，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及时地调整上层建筑各个环节同经济基础的某些矛盾，使上层建筑有效地为经济基础服务。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讲演中教导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新形势。为社会主义革命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和为整风运动所激发的群众的生产热情，正以千军万马之势，勇猛前进。许多工作都打破了旧日的“常规”，它们的发展由渐进变为跃进。这就更加迫切要求及时改革那些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限制生产力发展、束缚群众积极性的规章制度。
一切愿意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愿使自己落在新形势后面的领导人，都应该明确地认识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的责任不但是准许群众打破陈规，而且是发动群众、鼓励群众、同群众在一起来打破陈规。但是，目前也还有这样的领导人员，他们虽不否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应该改革，但是行动起来前怕龙后怕虎，既怕某些落后群众不满意，又怕“影响其他单位”、“打乱工作步骤”。甚至群众起来已经打破陈规了，有些人还认为应该“慢慢来，等将来研究好了一块改”，“能不改的就先别改”。对于这些人来说，大的改革固然是从未想过，就是许多摆在眼前的问题，在本部门本单位必须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愿立即加以解决。这种态度显然是错误的。
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所需要遵循的原则，是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和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北京铁路管理局、戚墅堰发电厂以及积极改革住房制度的湘江机器厂、降低过高的福利待遇的石景山发电厂，都是不愿原有规章制度的限制，经过放手发动群众，打破了不合理的陈规。这样作并没有把事情弄坏，只是把事情办得更好了。上级领导机关也不能“按部就班”，照老规矩办事，而是应该在有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群众觉悟的前提下，对部分单位打破不合理规章制度的创举，加以批准，并且认真地到群众中间去总结他们的经验，以便在更多的单位中试验推行。不仅如此，中央各部门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该派负责同志到地方和基层单位去主动地检查现行的规章制度，组织群众鸣放和辩论，保存它们中间的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拟定一些新的规章制度的初步草案来在若干单位试行，等待取得成熟的经验以后，再分别不同情况，按照一定的程序，对这些新的规章制度加以法律上的确定。这才是积极适应当前新形势的正确态度。
“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所应当采取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