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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社会主义需要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田夫
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定要有高度发达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我国科学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科学队伍扩大了二十倍，建立和加强了许多新技术和空白科学部门，科学基础薄弱和落后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但是，现有的科学干部的数量和质量，还远远赶不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需要。
正像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整批的成百成千的能在各种各样知识部门里精通一项的布尔什维克专家。没有这个，就用不着谈什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底很快的速度。没有这个，就用不着谈什么我们会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注一〕可是目前我国科学队伍的基本情况是：红色专家还很少；多数专家是专而不红；许多党员干部是红而不专；许多青年科学工作者不是“边红边专”，而是“先专后红”或“只专不红”。这种情况的造成，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在旧中国，劳动人民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上大学的，只有那些官僚、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才有可能受到高等教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又长期地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自然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很深。因此，在现有的专家中，只有极少数是“又红又专”的科学家。目前的党员干部，一般地缺乏自然科学知识。这些同志参加革命后，长期处在紧张的战争环境，很少有时间进行科学技术的学习。这些就是我国目前缺少又红又专的专家的历史原因。
现在的情况和旧中国的情况有了根本的不同。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教学制度的改革，现在我国的教育机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的教育机构。〔注二〕在建国初期，党就提出了高等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使工农干部、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的子弟，有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机会。党不仅重视从工人农民中直接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时也一向重视对旧知识分子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毛主席说：“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注三〕事实上有不少的知识分子，正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下，用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其中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红色专家了。
培养红色专家，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科学队伍，是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历史任务。科学工作者和在科学研究机关工作的党员干部，首先要负起责任来实现这一任务。如何承担这个重大而光荣的历史任务呢？那就必须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认真钻研科学业务，掌握科学知识，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能独立进行创造性的科学研究的红色专家。
要达到这个目的，科学家和在科学机关工作的党员干部，以及青年科学工作者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
科学家是科学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力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通晓本门业务，能独立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他们对党重视科学家，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条件，都有相当的认识。科学家中的绝对大多数，都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做出一些成绩，贡献给国家。但是，由于他们是从旧社会来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解放后，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每个人都有所提高，但由于个人的觉悟程度和进步速度不同，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还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科学家在学术思想上的唯心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不承认认识的最根本的源泉是人的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而认为是抽象的思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人选择研究题目就不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是从书本、文献中去找空子。如果选定的题目是为了从理论上阐明或探讨某一个科学规律，当然是可以的，甚至是必要的；然而有些人却既不考虑理论价值，又不考虑经济价值，仅仅是为了尽快写出论文来猎取名利。有些人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工作计划。在他们看来，“订计划只是为了应付上级”，因此，把计划定得“外行看了点头，内行看了摸不着头”。科学家中间还有很多人缺乏集体主义的思想，或者没有学会集体工作的方法。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时候，是各顾各，“集体单干”，“互不协作”，造成一些研究题目不必要的重复，严重地浪费了人力和物力。一般科学家，特别是自然科学家大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忽视政治的倾向，不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不能自觉、认真地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不少科学家正是由于在政治上对自己要求不严，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所以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时，就迷失了方向，在思想感情上同右派分子共鸣。甚至有些人也堕落成右派分子。因此，爱国的科学家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服务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习中要紧密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把理论作为检查自己思想的武器，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只有从思想感情到观点立场的转变，才能使自己卓有成效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循着自己工作的实践来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和承认社会主义。旧知识分子一直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指导下走过来的，一般都有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因此，要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集体主义的锻炼，体力劳动的锻炼，深入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从实践中解决个人同集体的关系问题，解决脑力劳动者同体力劳动者结合的问题。我们的科学事业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早已受到批判。一个科学家成就的大小，只能拿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贡献来衡量。因此，要立志做一个红色专家“决不能仅仅是他自己所喜爱的那门科学的专家，他同时还应当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积极关怀本国命运，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善于运用这些规律，并力求成为积极参加国家政治领导工作的人。当然，这对于布尔什维克专家是一种附加的负担，但这是大有出息的一种负担。”〔注四〕
目前我们的党员科学家还很少，在科学机构中，党员干部多是做科学组织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工作。他们在组织科学队伍，宣传与贯彻党对科学工作的各项政策，帮助科学工作者进行自我思想改造，为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等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保证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但是，有部分党员干部在科学研究机关工作缺乏信心，工作不安心，自称“过渡干部”，不敢钻研业务，“绕着科学走”；有些党员干部有条件去钻业务而没有去钻，或者是没有积极去钻，因而业务水平提高的很慢，长期摸不到科学研究工作的底细，当然更谈不到把自己变成内行和专家了。这种情况如果不迅速改变，势必延缓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认真钻研科学业务。党员干部今后努力的方向，首先是摸科学研究工作之底。科学机关的每一个党员负责干部，都要对本单位的研究题目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如研究的目的，它的学术意义和经济价值，搞研究需要什么设备、措施、条件等。其次，要逐渐掌握科学研究工作的一般规律和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规律，以便为制订科学计划、培养科学干部、开展学术活动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制订科学研究计划时，必须从各门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条件出发，考虑如何具体贯彻理论结合实际的方针。在执行计划时，要注意纠正各种保守思想和不切合实际的偏向。坚持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路线，随时和资本主义倾向进行斗争。在对本部门科学研究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就可以进而选择自己研究的重点，作深一步的钻研。经过这种重点突破，以及一些必要基础科学知识的补充，就可以逐渐使自己成为某一方面的内行和专家了。
青年科学工作者，是科学队伍中的生力军。他们富有朝气和进取心，接受新事物快。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他们的弱点是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和生产劳动的经验；在政治上立场问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因此，辨别力差，容易受人影响，先入为主。许多青年深受“欲成名，必须钻出东西来”的影响，只愿钻研业务，不愿过问政治。他们提出什么“先专后红”，“业务政治分工”等论调。其实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他们的思想深处是把业务成就当作猎取荣誉地位的资本。青年科学工作者，如不克服个人主义的成名成家思想，要想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是不可能的。从个人主义出发搞学问的态度也不会是老实的。他们不是刻苦钻研，而是企图走捷径，好高骛远。这样的人在科学上要想有真正的成就，也是很困难的。他们即使有所成就，也不过是把科学知识作为“资本”，向人民伸手要名誉要地位而已。什么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只不过是一句空话。严重的，就会从政治上的落后走上政治上的反动，变成废品。事实很明显，生活在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时代的青年科学工作者，面对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具体的说，是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又红又专”的新型的科学家，还是要成为废品。我们相信，大多数青年科学工作者，是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也愿意把自己培养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但是，只有好的愿望是不够的，而必须见之于行动。那就要求从事科学工作的青年，一开始就要既学业务，也要学政治，还要注意身体健康。这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工人阶级立场和集体主义思想。这些都是青年科学工作者能否成为红色专家的前提。青年科学工作者要解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就必须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中，在劳动锻炼中，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只有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懂得人生的意义，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并自觉地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并用这种方法去从事科学研究，刻苦地钻研，才能成为本门科学的专家。青年科学工作者，还要训练自己习惯于做组织工作，善于最有成效地组织科学研究，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同时还要锻炼身体，使自己成为体魄健全的人。只有这样，青年科学工作者才能成为我国科学事业的继承人。
注一：转引自“列宁斯大林论科学技术工作”第138页
注二：“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第235页
注三：同上书第32页
注四：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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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动机与效果
李正文
反右派斗争以来，很多右派分子都在口头上说他们的效果——反党反社会主义虽坏，动机——“帮助党整风”却好。今天在处理右派时期，又出现一批“好心肠”的同志，也被右派所迷惑，说他们的动机并不坏。归纳起来，理由不外乎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并非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有时也不一致。比如赛足球，双方队员都想赛赢，但总有一方是输的；投考大学的学生，都想考入他所希望的学校，但总有不少人“名落孙山”；科学研究者，都想做出一些惊人的发明来，但不少人失败了。因此，右派的效果坏，并不一定就证明他们的动机也坏。那是由于水平低，方法不对头，个人主义，或偶然过失，“本来是用力劈柴，而斧头脱落，伤及旁观者”。
这种动机与效果的关系的说法，套用在右派身上是完全错误的。试看，右派分子张牙舞爪地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无所不用其极地丑化共产党的领导，要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他们对于资本主义那样欣赏，对于社会主义这样仇恨，这能说只是一般思想作风问题么？就拿右派分子喜欢举的例子来看吧。例如，赛足球赛输了，投考学生未被录取，科学研究者试验失败，这样的情况当然是有的，但是与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相比，是不伦不类的。如果一定要比，那末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却像一个足球队员不向对方球门射球，而老是里应外合，向自己的球门射球；右派分子也像一个投考学生答卷时不是尽自己所能，而是大笔一挥，“淋漓尽致”地谩骂一通高等学校；右派分子也像一个科学研究者不是尽最大的努力试验，而是毁掉试验品。这种失败能说是由于水平不高、方法错误或偶然过失么？显然，这都不是。如果说是水平问题，那只能对足球队员说是屡扣对方的球门而未中，对投考学生说是绞尽脑汁还是不得不交白卷，对科学研究者说是认真负责而屡试未果。如果说是方法问题，那只能对足球队员说是因战术上有缺陷而败北，对投考学生说是因违反考试规则而落选，对科学研究者说是因试验方法错误而走了弯路。如果说是单纯的个人主义问题，那只能对足球队员说是因个人喜欢出风头、连络不好而招致失败；对投考学生说是因标新立异、弄巧成拙而招致落第；对科学研究者说是因坚持单干、拒绝互助而未能完成计划。显然，右派分子不是这样。并且，如果说是偶然过失，对于脱落斧头而伤及旁观者的劈柴者说，会立即向伤者表示歉意，并会立即修理斧子，以免重复这一过失，而决不会心安理得，并且一犯再犯。
由此可见，水平、方法、一般个人主义和偶然过失等问题，都是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毛病，与右派分子处心积虑、千方百计地向党和向社会主义进攻，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后者属于敌我的范畴。
我们对于动机问题，必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首先要知道，在阶级社会中，包括今天的过渡时期，人是具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善恶观念就各有不同：剥削者认为善的，被剥削者认为恶，被剥削者认为恶的，剥削者认为善”（刘少奇同志：“人的阶级性”）。离开阶级关系而来讨论人们的动机好坏，自然闹不清楚。没有抽象的动机，只有具体的动机。在阶级社会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动机，而只有带着阶级性的动机。所以，我们在分析动机好坏之前，首先要看这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如果是未经改造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会不会有好动机？从阶级本质说，作为反动派的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有好动机，从而也就是对资本主义有坏动机，这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是决不可能的。所以，脱离阶级分析方法来孤立地空谈动机好坏，这是错误的。对反动派好的，必然对我们工人阶级是坏的。关于动机的好坏，也正是如此，即右派分子认为是好动机，我们必然认为是坏动机。今天右派分子仍坚持他们是动机好、效果坏的“理论”，这不仅是错误的超阶级的动机论，而且是企图掩饰自己的罪行，开脱自己的罪责。
其次，检验一个人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善良，不是听他自己的声明或辩解，而是看他的行动在社会中产生的效果。否则，那就是说，动机的好坏是没有检验的客观标准了，显然这是唯心主义。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虽然动机与效果的关系并非完全是因果关系，并不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经常一致，但是应当说二者基本上一致。其不一致的，也毕竟还是有内在的、有机的联系，而决不是互不相关的孤立存在的事物，也完全可以通过实践及其效果来判断动机的好坏。比如，甲乙两队赛足球，甲队在效果上输了，原因是实践上的水平问题，非战之罪，这就不能说动机有问题；或者原因是实践上的战术有缺点，这只能说是方法有问题，而非动机有问题；或者原因是队员中有人在实践上好表现自己，缺乏集体合作精神，其动机虽坏，是为了个人出风头，但仍非有志在本队败北的根本性的坏动机；或者原因是实践上的偶然过失，这不能说动机有问题。但是，如果队员中有一叛徒，在实践上里应外合，倒戈踢球，那就必然是动机有问题了。右派就是属于后者。所以，通过实践及其效果，任何事物都能看出动机的好坏来的，否则，必然是不可知论。如果离开实践及其效果来检验动机，那只能是胡猜乱想，缘木求鱼，不会有任何积极结果的。因此，我们检验右派分子的动机，就不能脱离他的具体社会实践及其效果，借此完全可以断定他们的动机是坏的。
再次，凡有所反对的，就必有所主张；凡有所讨厌的，就必有所喜欢。主张和喜欢就是动机。比如，借口反对教条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就必然主张修正主义（自然右派分子不会用这个名称，但其实质一定是修正主义）或什么形式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借口反对宗派主义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就必然主张与他臭味相投的人们掌握大权；借口要求扩大“民主自由”来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就必然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这就是说，他们要求去掉他们所不喜欢的，而换上他们所喜欢的。试问每一个右派分子，当他反对或讨厌什么具体东西的时候，在思想深处究竟主张或喜欢什么？那就是他的具体动机。因此，右派分子不可能说没有动机，更不可能说动机是好的。右派分子说，动机是“恨铁不成钢”，实际上这是把“铁”比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政党，比作社会主义，而把“钢”比作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比作资本主义。这是因为，假如真是“恨铁不成钢”，希望我们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不是想把“铁”毁弃，而是加以爱护，使之炼成“钢”，但是右派分子却是毁弃“铁”而使“钢”炼不成，这就根本不是什么“恨铁不成钢”的问题了。无论如何，右派分子的动机不可能是好的。
总之，所有的右派分子正如所有的反动派一样，在政治态度上只有反社会主义的一面性，在政治立场上仇视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道路，在行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必然的。至于每个右派分子的具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则在形式上有文有武、有明有暗，在入手的方面有上有下、有粗有细，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在情节上有轻有重，在自觉程度上有大有小，在作用和影响上有深有浅、有广有狭，在对罪行的悔改上有好有坏，但这都不能因此而推断他们犯罪时的政治立场有反动有不反动，从而也不能推断具有反动政治立场的所有右派分子中有人动机好有人动机坏。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各式各样，有所不同，但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如能按他们的理想实现的话，必然殊途同归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不可能有什么第三条道路。因此，决不能因具体动机有大有小、有隐有显而就说动机有好有坏，只能说有坏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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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西方名著提要”中译本出版
英国汉默顿编辑的“世界名著提要”是一部介绍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世界名著的著作。这部著作因内容丰富多采，文字简洁明确，曾在西方学术界中得到比较广泛的欢迎。
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西方名著提要”（何宁译），就是从它的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部分里面选译而成的。这部书容纳了从纪元前四百年左右到十九世纪末叶的二十八位大思想家的三十六部著作的提要。虽然这部书在选译方面还不能说完全没有缺点，但是在译文质量方面应该说是好的，基本上做到了“信”与“达”的地步。
这部“西方名著提要”在哲学方面选译有：关于希腊罗马哲学家有柏拉图的“国家篇”，亚里斯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等；关于近代哲学家有洛克的“人类理智论”，霍布士的“利维坦”，笛卡尔的“方法论”，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宗教哲学”等；关于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开始阶段的哲学家，有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叔本华的“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斯宾塞的“第一原理”，尼采的“查拉杜斯特拉如是说”等。
在社会科学方面选译了从十六世纪开始以至现代资产阶级初期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著作：例如莫尔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的“霸术”，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的法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等。
这部书的原编者为了满足一般人对于西方古典名著了解的需要，在哲学方面所选出的著作比较偏重于社会政治、宗教伦理方面，而不一定是名作者的最主要的著作。这种做法本来是未可厚非的。
不过就从原著的这个编辑观点来说：关于法国十八世纪唯物论者拉梅特里、荷尔巴哈、蔼尔维修斯和狄德罗的一些著作，并没有能满足读者的要求。如荷尔巴哈的“自然体系”，蔼尔维修斯的“论人”，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还有十九世纪德国唯物论者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或“宗教本质讲演录”，都没有被收集进去。何以原编者竟完全忽视了这些古典名著，连一本也没有加以介绍呢？这里正可以看出他们对于选择“世界名著”的态度是怎样的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特请译者参照苏联大百科全书和简明哲学辞典，作了一个关于作者的传略和作品的介绍，并将原书中已有作品介绍弃之不用。这对于帮助读者正确了解那些作品的内容，是完全正确而必要的。
尽管这部“西方名著提要”有若干缺点，但是关于“编辑部的话”中所说的：“编译此书目的，是想给青年读者一些关于古代西方学术思潮的普通知识，并帮助那些希望直接阅读西方学术名著的同志们，获得一个入门的阶梯”，这一点，我相信是可以达到的。
这部内容丰富的“西方名著提要”，对于学习哲学的同志们，特别是学习哲学史的同志们来说，是一部很好的读物，是值得向他们推荐的。 （梅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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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城市里勤工俭学有很大潜力
沈阳市中学团组织将积极展开活动
据新华社沈阳3日电 共青团沈阳市委员会1日召集沈阳市十二所中学的共青团干部和团的各区委会负责人举行座谈会，研究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问题。
参加座谈会的干部们认为，在城市里开展勤工俭学活动有很大潜力。城市里有许多大、中、小型工厂，各种建筑工地和大量的服务性行业，这些都是学生参加劳动锻炼的良好场所。实际上，目前有许多学生已经自动地参加了这些方面的工作。如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从1957年暑假到现在，先后有七十多名学生参加了社会劳动。有的做了工厂的临时机械包装工，有的做了建筑工地临时材料员，有的做了瓦工和挑土工，还有的成了送牛奶工人和理发工人。沈阳市第十四中学目前有大批学生在沈阳机床二厂里做金属粉的搬运工作；沈阳市第三十七中学曾经把校里六十多名学生送到建筑工地做临时工。这些在工厂、工地从事劳动的学生都得到了相当数量的报酬，解决了学杂费的问题。一个叫姚鞠中的学生，因为有了劳动收入，曾经由全免费生变成了半免费生。
座谈中还认为，在校内开展服务性劳动，也是勤工俭学的重要方面。沈阳市回民中学负责人说，他们最初认为在学校中成立理发、木工、缝纫等队没有多大意义。可是同学校总务部门一研究，就改变了这种想法。全校一千六百名学生中男生有一千二百人，按每人每月剪一次头、支出两角钱计算，全校男学生每年就要支出二千八百八十元；学校每年用于修理桌椅门窗的费用也要八百元左右。如果这些服务性劳动由学生担负起来，就可以节省学校开支、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并且部分学生也可因此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个学校已经在最近成立了全校性的“勤工俭学团”。木工队在短短几天里，已经给学校修好了四十四张桌子、四十一张椅子。理发队的学生已经开始给同学和老师理发了。
共青团沈阳市委会负责人在座谈会上要求沈阳市各中学的团组织今后要积极想办法，继续找门路，有计划、有步骤地把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市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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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京大学规定学生在校期间
参加体力劳动一千小时
据新华社南京3日电 南京大学最近规定本科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至少参加体力劳动一千小时。
南京大学在整改期间，揭发和批判了学生中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和作风，学生普遍要求建立劳动制度。现在学校规定学生除在课堂接受劳动教育外，每星期要抽出一定时间从事校内和校外义务劳动，轮流负责宿舍、教室、实验室等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打扫工作，分工包干学校内的绿化和校园建设，并和郊区农业社联系，星期日下乡劳动。寒假暑假期间，要到农村参加一个时期的农业劳动。学校还根据可能条件，组织勤工俭学的生产活动，如养猪，磨豆腐，种菜，做到校内水不闲、地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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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水绿山青文化发达
写信算账不再求人
山岭纵横高山环抱的河南省灵宝县石坡湾农业社，有六十八户人家，过去只有三个人识字，一人上过八天学，二人上过二年初小。人们看信记账总是要翻山越岭到十五里以外的地方去求人。解放几年来的扫盲运动，改变了这种文化落后的面貌。现在已经有六十多个农民从民校毕了业，农业社的记工、写信、算账都由他们来担任，不再翻山越岭去求人了。现在还有四十五个农民继续参加业余小学学习。他们兴奋地说，我们山区再不是文化落后的地方了。（严维钧）
如今不缺记工员
河北遵化县小厂乡是个群山环绕、居住分散的山区。解放前不仅经济上贫困，文化上也非常落后，全乡只有一所小学，95％以上的青壮年都是文盲。解放后，建立农业社的初期，连一个记工员也找不出。因此，农民迫切要求学习文化。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1952年起就开展了扫盲运动，农民纷纷入冬学识字，青年农民还转入了正常的民校学习。到1957年止，全乡六百九十七个青年，识字的有六百三十四人，占青年总数的90.8％。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规定要求，提前十年扫除了青年人中的文盲。（共青团遵化县委会）
农民上初中念书
安康县八里乡位于陕南山区。八年以来，全乡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辛勤的劳动，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山区的面貌。现在，不仅是青山绿水，而且文化事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全乡除三百零七名农民扫除了文盲，担任了各方面的工作外，去年冬天，这个乡还新办了一所业余初中班，六所高小班，民校十五处，识字组三十六处，一千四百四十七人入了学，超过全乡应入学的人数16.5％。这个乡因此被评为全县扫盲模范乡。 （张永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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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去豆子记账 今天笔杆成行
宁国县压竹坑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
本报讯 安徽省宁国县压竹坑是一个交通闭塞，山岭崎岖的小山区，现已成为扫盲的先进村。这里是东山生产合作社的一个生产大队，全队三十三户人家，散居在一个十里长的山沟里。解放几年来，这个交通不便，仅有两个人认字的山村，依靠群众自己办学，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中的文盲，成为宁国县扫盲工作上的一面先进旗帜。
还是在1952年，这里成立了互助组。大家用蚕豆记工，不幸“豆子账”被老鼠搞乱了，有的组员闹着要退组。组长急得没办法，要求组内青年一定要把冬学办好。就在这一年，建立了团的组织，成立了冬学委员会。全村仅有的四个团员，都成了搞冬学的骨干。王应禄当校长，周本旺做民师，另外两个团员做学习小组长。大家的学习情绪特别高涨，编了快板来对比新旧两个社会：“面朝黄土背朝天，学校门槛不沾边，打柴放牛两件事，是祖宗留下的真本钱。自从来了共产党，大家上学把书念，干了活儿又读书，生产学习两样全”。
1953年1月里，不慎失火，把学校的房子和汽油灯全烧掉了。大家并没泄气，马上行动起来。妇女挑土，男的筑墙、盖草，不出半个月，房子盖好了，还做了新的桌椅板凳，里里外外粉刷一新。经过这一番和困难作斗争，农民们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有了几年的冬学基础，1956年春天，群众要求办民校，坚持常年学习。要办常年民校，头一椿碰到的困难就是灯油问题不好解决。这时，团员们就发动和组织学员集体打柴，做茶叶，驮毛竹，挑木板，采树种，开荒，积肥，保证了民校的经常费用。
团组织还注意了在农忙时，使学员学文化也不致中断，向学员们提出“停教不停学”的口号，并且按三个生产队划分学习小组，由记工员当小先生，分队长当学习小组长。因此，在春天插秧、摘茶最忙的时候，学员们仍能带着黑板下地，复习功课，互助学习。
经过了几年来的勤学苦练，压竹坑的文化面貌已经起了根本变化。现在，全村共有青壮年五十九人，有四十一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有四人在小学念书，76.2％的青壮年扫除了文盲。而在三十三个青年当中，除了一个半文盲外，全部扫除了文盲。这个闭塞的小山村，用笔杆的人多起来了。它不仅在文化上一跃而成为宁国县的先进村，而且在生产上也成为社里唯一的模范队。
（郑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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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问答
叶籁士
14、韵母表是怎样排列的？
韵母表分为四个纵行。左起第一行是a，o，e和以a，o，e开头的韵母；第二行是i和以i开头的韵母，称为i行韵母；第三行是u和以u开头的韵母，称为u行韵母；第四行是ü和以ü开头的韵母，称为ü行韵母。
每一纵行，从上到下，是按照注音字母的顺序排列。
15、韵母可以分做哪几类？
韵母可以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三类：
单韵母是由一个母音组成，如a，o，e，i，u，ü。复韵母（复合韵母）是由两个或者三个母音组成，如ai，ei，ao，ou，ia，ie，iao，iou，ua，uo，uai，uei，üe。鼻韵母（也称鼻音韵母或带声韵母），是由一个或两个母音和鼻音声母n或ng组成的，如an，en，ang，eng，ong，ian，in，iang，ing，iong，uan，uen，uang，ueng，üan，ün。
16、单韵母是怎样发音的？
声母和韵母都是从我们的语音或汉字的读音中分析出来的。单韵母a（啊）是从巴（ba）、怕（pa）、妈（ma）、发（fa）、搭（da）、塔（ta）、那（na）、拉（la）、哈（ha）等字的读音中抽出来的，a是这些字的读音中的共同韵母。其他韵母的发音，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求得。
o（喔）——是波（bo）、坡（po）、摸（mo）、佛（fo）、等字的共同韵母。
e（鹅）——俄、额、饿、恶都是e；它是德（de）、特（te）、勒（le）、割（ge）、磕（ke）、喝（he）、责（ze）、策（ce）、色（se）等字的共同韵母。
i（衣）——医、依、一、已、以、意、义、益都是i；它是逼（bi）、批（pi）、迷（mi）、梯（ti）、你（ni）、里（li）、基（ji）、欺（qi）、希（xi）等字的共同韵母。
u（乌）——吴、无、五、武、舞、物、务都是u；它是布（bu）、铺（pu）、木（mu）、夫（fu）、都（du）、土（tu）、沽（gu）、枯（ku）、呼（hu）等字的共同韵母。
ü（迂）——于、余、鱼、与、雨、语、预都是ü；它是居（jü）、区（qü）、虚（xü）、女（nü）、吕（lü）等字的共同韵母。居、区、虚应该写作ju，qu，xu，即ü上两点省略。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