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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山放异采 深沟开奇花
陕北出现大面积千斤丰产田
本报讯 陕西省延安、榆林两专区在建设祖国的山区中，创造了成千上万亩的高额丰产田，不仅达到亩产粮食四百斤的指标，而且创造了亩产千斤、两千斤的山区粮食生产新纪录。
历史上粮食低产区的陕北地区，1957年有一万多亩亩产达到四百斤以上，其中延安专区有二百八十三亩亩产千斤以上，最高亩产达到二千二百一十斤。
这些英雄的丰产旗帜不是树立在气候温和、土质肥沃的平川上，而是树立在气候严寒、无霜期短、土质贫瘠的深山里，丘陵沟壑交错的峡谷里以及被称为“不毛之地”的长城沿线风沙地带。当地农民凭着辛勤的劳动把坡度很大、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坡修成梯田，炸开石崖，修成水渠，变旱地为水田。在风沙蔽天的长城沿线流沙地区，党政领导上发动群众栽风障，植树苗，固沙丘。就这样使一片片的沙漠变为沃野，使干沟变成了米粮川，出现了不少大面积的千斤丰产田。
榆林县归德堡乡归德堡沟就是在多风沙的丘陵甘壑地带出现的一个千斤沟。这个沟全长共十多里，有四百二十三亩水浇地。沟内有花园沟和韦家楼两个农业社。1956年这两个社同时转入高级社，花园沟社在党关于增产粮食的号召下，提出水地亩产千斤的增产指标，并且和韦家沟农业社开展了竞赛。当地党委为了帮助他们实现丰产的愿望，派了技术干部到农业社帮助出主意，想办法，解决生产中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此，这两个农业社的生产就得到了飞跃的发展。花园沟农业社的社员们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获得了丰硕的果实，以平均亩产一千零十八斤粮食的成绩超额完成了原订计划；韦家楼农业社虽然没有达到千斤，也取得了平均亩产八百八十斤的丰产成绩。1957年这个沟虽然遇到了夏旱、秋冻等灾害，但花园沟农业社的平均亩产仍然达到一千零五十三斤，其中有四亩半高额丰产田平均亩产达一千九百斤。韦家楼农业社学习了花园沟农业社的增产经验，这年也获得了平均亩产一千零一十二斤粮食的丰产纪录。从此，归德堡沟就变成了一个千斤沟。
归德堡沟在争取大面积丰产中扩大了复种面积，增种了高产作物。坚持经常的搜肥积肥运动，也是获得增产的重要原因。
宜君县后清河农业社位于陕北乔山山脉的一条小山谷里，这里两边全是高山，土地异常贫瘠，日照时间很短，气候寒冷，原是陕西省的一个低产地区。这个社的社员大部分是过去由外地逃荒来的。1956年实行合作化以后，该社在当地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把老农的生产经验和先进的耕作技术密切结合起来，使粮食的产量尤其是水稻的产量飞速提高。1956年该社种植的六十八亩水稻平均亩产达五百三十七斤，其中有三亩三分高额丰产田平均亩产达一千零一十六斤，获得了宜君县水稻丰产社的称号。去年该社继续开垦了一部分荒地，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到一百亩。尽管受到霜冻、旱灾和风雹暴雨的侵袭，但是平均亩产仍达到七百二十斤，其中有四十亩水稻平均亩产达一千一百五十斤，有二亩青年试验田亩产达一千六百五十四斤，创造了全国山区水稻亩产最高纪录。
后清河社的农民想出了很多提高粮食产量的办法。如大家一致认为过去水稻产量低的主要原因是地温低，株距稀，施肥少等，为了提高地温，该社社员在3月中旬水田还结冰时就开始整地、施肥、耙耱；当秧苗长到三、四寸时，每天中午就退水晒田，以促进秧苗发育。他们又实行了合理浅灌来提高地温，促进肥料分解，缩短水稻成熟的时间。
黄龙县白马滩中心社在种植玉米时还创造了“双胞棵密植留苗法”（每亩田留二千兜，每兜留大小一致，靠在一起的玉米苗两株。这样，既达到了密植的目的，又兼得通风透光之利，还可以减少养分消耗，保持地力），1957年获得亩产一千九百五十八斤的山区玉米丰产纪录。而延长县联旗农业社1957年更创造了亩产二千二百一十斤玉米的惊人纪录。
建设山区的英雄们，在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浪潮中，又吹起了向更远大的方向进军的号角，他们满怀信心地提出：要在高山深沟中树起更高更大的丰产红旗，使高山放异彩，深沟开奇花。如后清河农业社在制订1958年生产规划时，深入挖掘生产潜力，他们提出了水稻百亩亩产千斤，十亩亩产两千斤的跃进指标。为了争取这个先进指标的实现，该社全体社员已经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冬季生产高潮，他们首先开展了千车万担的积肥运动，保证今年每亩地施肥一万二千斤。同时，继续开展了水利和土地的基本建设工作。
最近，各县有关单位已经系统地总结了这些山区高额丰产经验，正在利用开办训练班等方式大力推广，以便使这些宝贵的经验在所有低产地区开花结果。
（李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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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随笔
客观与主观
陕北人民经过种种斗争，在贫瘠的甚至是一向被人称为“不毛之地”的高寒山区，创造了大面积的粮食丰产纪录。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是发人深思的消息。把陕北地区同“鱼米之乡”的江苏太湖地区对比，一个是自然条件困难万分，一个是自然条件非常优越。但是，条件困难的在生产上取得了跃进，跨过了黄河，又跨过了长江；而条件优越的反而迟迟不进。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很简单：一个是满足于既得的进步，安于现状，不知进取；一个是千方百计寻求增产门路，永不满足。这种情况说明，人的主动精神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信心高干劲大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里都能打破难关，创出新局面；而信心不足，斗志不坚的，则虽有很好的条件，也很难作出多大的成绩。这个对比告诉人们：客观的有利条件，必须加上主观的积极努力才能发生作用；客观的不利条件，则能通过主观的努力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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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变远为近
何仁
远和近，本来是相对的。只要走到远处去，远处就变成近处了。问题只在于要不要“走”。
大部分乡村多少都有一些远地，耕作这些地往往要比耕作近地多耗费不少劳力和时间。在劳动力不足的地方，远地往往成为一个“包袱”。“远”好像是莫可奈何的事。在分散经营的个体经济时代，这也的确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办了社，这问题该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了，但受习惯势力的束缚，还是很少有人认真地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些农业社只看到种远地多费物力、人力，用消极的态度对待远地，不是荒弃就是耕作粗放。看起来是为了“节约”，其实是浪费了耕地。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据新华社报道，广东省连山县太保乡各农业社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个乡耕地分散，不少耕地远离村庄七、八里，耕作不便，人畜往返疲劳，耗费不少劳动力和时间。加上劳动力不足，田越远施肥越少，因而远田产量较低。合作化后，这个乡的六个农业社在距离村庄较远的耕地分别盖起十五间田庄和牛栏，在每一耕作阶段中将所需的劳动力、耕牛、农具和粮食等搬到田庄去，工作完成后才回来。这样，人畜不用来回跑，节省了大批劳动力。如这个乡太星社第一生产队有六十亩田距离约七里路远，社员到那里耕作每天来回需要三小时，建起田庄后就节省了二百四十个工。
最近，在争取今年农业生产大跃进的热潮鼓舞下，这个乡的各农业社除将原有的田庄扩大外，还分别选择便于耕作和发展畜牧的山地，在农忙前增建十二间大型田庄。此外，还计划在靠近粮仓的田庄里建晒谷坪，便于运粮。据有生产经验的老农谈，在远田建起田庄节省出大批劳动力以后，更有可能进行精耕细作；田庄接近饲料产地，不用从远地挑运饲料；家畜肥料可以直接放到田里去，不用远程运肥。此外，猪牛等牲畜分散到各个田庄饲养，避免过分集中，瘟病发生的可能性也将减少。
多好啊！抛弃了土地私有制度，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以后，在农民面前的是多么宽阔的道路！只要采取积极进取的态度，就能向大地索取更多更多的财富。人受土地支配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农民应该真正做土地的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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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当前农菜生产上应注意的问题
重施花肥 增产菜籽
“麦要浇芽，菜要浇花”，这是我国劳动农民多少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从各地的丰产实例来看，油菜在初花期重施一次追肥，一般可以增产二成到三成。在底肥缺乏的情况下，增产效果更为显著。湖南省溆浦县灯塔农业社，在对比试验中，施肥的比不施肥的对照区增产26％。江西省弋阳农业试验站试验结果，在油菜初花期每亩施用人、畜粪十担，比不施的对照区增产31％。
今年主要产区的油菜，前期生长较好，已为油菜增产打下了良好基础。为了进一步促进油菜增产，力争全面丰收，还要特别抓紧这一重要增产环节。全部冬油菜，如果普遍重施一次花肥，估计增产的菜子（按增产二成计算）榨的油，最少可以供应二千五百多万人吃一年。
在油菜初花期或苔期重施一次追肥，为什么能够显著增产呢？从油菜生长情况看，开春以后，气温逐渐上升，油菜生长发育较快，此时植株由于现蕾、抽苔迅速、分枝增多、叶片增大，所需养分比以前大大加多。从油菜的特性看，油菜为无限花序，从开始开花到花期终了，一般要经过三四十天。由于花期长和一面开花一面结荚，所以消耗的养分就多。因此，在油菜植株迫切需肥的开花初期，在土壤肥分难以满足植株需要的情况下，重施一次追肥，是十分需要的。
油菜初花期重施追肥的时间，因为生长情况和品种特性不同而有先后，一般在田间有5％—10％开始现花的时候追肥较为合适。肥料的种类，以腐熟人、畜粪尿为主，每亩施用量十五到二十担左右。有化肥的地区，还可以结合施用速效性的化肥——硫酸氨。
初花期重施追肥，是油菜的重要的增产措施之一。选用优良品种，提高油菜播种质量，增施基肥和苗肥等，也都是提高油菜单位产量的重要因素。（尤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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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福建争取两年消灭血吸虫病
新华社福州3日电 “今年扫荡，明年扫尾，两年内彻底消灭血吸虫病”。这是福建省党政领导机关和血吸虫病流行地区人民的行动口号。
目前各地正在以卫生部门为主，有关部门全面配合，大力扫荡血吸虫病。水利部门结合修水利进行灭螺；农业部门协助作好粪便管理；青年、妇女、教员等加强宣传鼓动工作。血吸虫病害严重的福清县以及沿海其他水利工程工地上，最近半个月的灭螺面积达十五万四千多平方公尺。福建省的防疫机构、各大医院和福建医学院的医学工作者和老教授们也投入战斗，他们组成专门小组，加强对防治血吸虫病的药物研究。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和外省专家等三人，日前也来福建协助工作。
血吸虫病在福建省的福清、云霄等十个沿海县份比较流行，患者有六万人左右，受到威胁的约有三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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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理县积极消灭“五害”
本报讯 云南省大理县决定在今年内，彻底、干净地消灭“五害”（钉螺、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把大理变为“无五害”县。
目前，全县已出现头铺、保和两个“无五害”村，佛堂、新邑、银桥、蟠溪等四个无钉螺社，并且已经制止了血吸虫病的传染。同时，全县已经基本上消灭了鼠疫、天花、霍乱等疾病。目前该县乡乡社社都掀起了灭“五害”的高潮。各个部门和农业社，都成立了灭“五害”的指挥部，实行分区、分片包干到底的办法，全面围剿“五害”。具体步骤是：春节前一段时间订为灭“五害”的突击月，并且结合修水利、积肥，着重挖钉螺。春分前后主要是突击灭“四害”，全面捕鼠、塞洞、填窝。秋收前主要是扑灭成蚊、成蝇。秋收后扫尾，彻底肃清“五害”，使大理县变为“无五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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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先进技术及时传给群众
先进经验创造者亲自传授技术
群众欢迎 效果显著
新华社沈阳3日电 辽宁省新金县最近从各地农业社中挑选了一批先进经验的创造者和组织者，组成“先进技术经验交流团”，在几个中心地区向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普遍传授先进技术经验，受到热烈欢迎。经过十多天时间，全县有二千多名社主任和生产队长学到了先进增产经验。有的社因此重新修订了增产计划，促进了生产大跃进。
“先进技术经验交流团”由十六人组成。其中长甸堡乡光明社主任杜丰祥向各地介绍了花生增产经验。这个社采取选种保种、整地保墒、缩垅增行、单粒匀播、增施粪肥等技术措施，在八百二十三亩（东北亩每亩合市亩一亩半）的花生地上创造了平均亩产五百四十三斤的成绩，比附近一般花生产量提高一倍多。太阳乡太阳社主任介绍了玉米平均亩产八百六十二斤的增产经验。古城子乡介绍了小垅宽播谷子亩产八百多斤的先进经验。此外还有水稻、杂粮的增产经验、牲畜饲养管理经验、生猪生产经验和积肥经验等等。
“先进技术经验交流团”中的西城子乡红城一社主任安永贵，还专门向各地介绍了推广新技术中的教训。这个社1956年在推行玉米增产新技术时，曾经是全县玉米产量最高的社，双株玉米每亩产量达九百多斤；但是去年春季，社里刮起一阵冷风，否定了玉米合理密植的增产经验，结果去年全社少产了玉米九万多捆，共减产二十三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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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北组织技术辅导团
到各地传授种水稻棉花经验
新华社武汉3日电 湖北省各地农村广泛组织技术辅导团，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帮助技术落后地区赶上先进。
目前，全省水稻技术辅导团和棉花技术辅导团正在着手组织。据湖北省有关部门初步确定：水稻技术辅导团由双季稻耕作技术历来较好的孝感、黄岗两专区抽调四百五十名水稻栽培能手组成。他们将在春节后前往新扩大水稻耕地较多的襄阳、宜昌、恩施三个专区，传授先进的双季稻栽培技术。由去年获得棉花丰产的麻城、广济、天门、黄梅等县的二百六十多名植棉能手组成的棉花辅导团，将去宜昌、孝感两专区辅导植棉。
孝感专区所组织的水稻、棉花两个辅导团，也正集中在孝感、汉川两县训练。
湖北省去年曾采用技术辅导团的方法帮助襄阳、随县、谷城、南漳、宜昌等十一县发展双季稻，获得很大成绩。这些试种双季稻地区，经过技术辅导后，亩产稻谷一般达到七百多斤，高的达一千多斤，而且广泛地传播了种双季稻的经验。今年各地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后，技术要求更为迫切。湖北省各有关领导十分重视这一工作。现在，负担抽调辅导员的各县正在进行认真动员、挑选，保证如期把技术最好、思想进步的农业社社员派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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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先进植棉技术
六个姑娘创新纪录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2日电 新疆军区农业生产建设部队玛纳斯河流域垦区二一农场，一个由六个姑娘组成的植棉小组去年获得了高额丰产纪录，她们管理的六十二点三亩棉田，平均每亩产籽棉七百二十七点八斤，其中一点八亩平均每亩产量为一千四百六十七点三斤，创造了1957年新疆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最高纪录，比全国著名植棉能手刘学佛1955年创造亩产籽棉一千三百九十二斤的丰产纪录高出七十五斤；比薛占春小组1956年的全国丰产最高纪录差二百一十九点一六斤。
这个植棉小组共六个人，组长于爱花和其他四个人都是1956年从河南到新疆参加边疆建设的年轻姑娘，还有一个是农场职工家属。她们植棉经验不多，但由于认真地学习了刘学佛等人的棉花丰产经验，推行了苏联先进植棉技术，采用苏联良种，并进行合理密植和勤松土等一系列精耕细作，因而得到棉花丰产。（附图片）
创造连续三年亩产籽棉一千斤的植棉能手、陕西渭南县八里店农业社副主任张秋香（女），正在向高陵县崇皇乡的干部、农业社技术员讲述棉花栽培技术。
新华社记者 姜国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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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骄傲使人落后
本报记者 萧明
贵州遵义县的高坪区，解放以后的多年中，一直是全县最先进的地区。1953年全县试办了十二个农业社，高坪区就占了十个。那时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无论是水利、积肥，还是耕作技术，高坪都在全县拔尖。1952年高坪区就出现过小面积平均亩产九百斤以上的高额产量。黄国良互助组，以及以后在黄国良互助组基础上建立的初级社，好几年里都是全省的丰产模范。
1955年以来，高坪区前进的步伐，与其他各区相比显著的缓慢了，一些原比它落后的区反而赶到它的前边。用与它相接邻的松林区相比，从农民每人的纯收入来看：1952年高坪区为三十九元，松林区为二十四元；1955年高坪区为五十九元，松林区为四十四元；1957年高坪区为七十一元，而松林区却达到九十六元以上。而且1957年公共收入部分，高坪区占公共总收入的65％，松林区占64.2％。松林区的存款户占总户数的80％，高坪区只有30％。高坪区过去是养猪最多的区，现在高坪平均每户有两头，松林每户已达四头。其他如经济作物中的烤烟、麻、花生，牧畜业中的牛、羊、家禽等，松林都已居高坪之前。
“劲头不足”是高坪区前进步伐缓慢的基本原因。然而，高坪区为什么劲头不足呢？在中共遵义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高坪区的干部，结合着对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讨论，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辩论。
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高坪区主要由于骄傲自满而落后了。高坪区的干部普遍存在“工作到头、生产到顶”的思想。认为只靠高坪的好田、好土就能稳坐钓鱼台，年年都走在前边。因而部分干部，对外地的增产经验，对上级提出的生产计划、增产措施，都一律采取冷淡态度。特别明显的表现在大力发展养猪的工作上。还在1957年春天的时候，县委除向各区提出指标以外，还指出当时大量养猪的主要困难，是母猪少。当时群众又普遍不愿喂母猪，怕小猪多了不值钱，怕影响在社里得工分。针对这种情况，县委提出由合作社带头集体喂母猪的措施。这项措施在松林区坚决贯彻了，各乡、社在区委领导下，党、团员，乡、社干部都带头喂母猪。同时各乡、社也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这一些措施保证了母猪的迅速发展，现在全区平均每两户有一头母猪。
这项措施在高坪区却没有很好的贯彻。很多社干部嫌喂猪特别是喂母猪既麻烦又操心，兴隆社社主任李胜泉，在当互助组组长时，他的互助组集体喂了六十头猪，现在却一头也不愿喂。而区委对这种情况也没有研究具体办法。就这样，高坪区的猪发展得很缓慢。
在推广水稻的先进经验“三角丛植”上，也表现了同样情况。松林区推广了九千多亩，达到稻田面积的26％，超额完成县里分配的指标。而高坪区只推广了二千多亩，占水田面积的10％，没有完成县里分配的任务。
每年在县规定的各项指标下达以后，高坪区委也同样作出计划，农、林、牧、副样样有指标，但都不作认真研究和检查，因而除粮食生产抓的较紧外，其他大多落空。虽然区委对粮食生产比较重视，但由于牧业没有跟上，土地缺少肥料，加上对先进经验推广重视不够，粮食的增产速度也比松林慢得多。1955年高坪的平均亩产量为五百三十三斤，松林还不足三百三十七斤；1957年高坪为七百三十一斤，松林也达到七百二十九斤。高坪的平均亩产量，所以还能比松林高两斤，主要由于高坪水利条件好，水田面积比松林多。
与高坪区不同，松林区对山区各项生产，只要有计划，就有措施。他们植桑、育茶，试养野蚕，大力发展畜牧，发展烤烟、麻、花生等经济作物；他们还在莲池社办了个所谓“小农场”，即是区的试验田。试验各种耕作技术和品种，反复的试验双季稻和双季苞谷。他们还在小农场上试验成功了“一年五收”。由于松林区比较好的贯彻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林、牧、副相结合”的山区生产方针，因而他们的生产面貌日新月异，群众越干越有劲，对集体生产更加积极和关心。
高坪区的生产面貌，几年来变化不大。部分社员对社的集体生产兴趣逐渐淡薄，有一部分社员、特别是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抬头，搞个人发展。如曾是省的丰产模范互助组的组长黄国良，从1956年冬天开始，不管社的工作，不积极完成社的积肥计划，整天在家打棕绳，以后又买马搞个人驮运。黄国良所在生产队，在黄国良的影响下，七户人就买了八匹半马。其他社员看到这些人不干社的活，出去一天就是一块多，因而也不安心社的生产。这种资本主义思想的日渐活跃，涣散了社员的情绪，给生产以严重影响。原来高坪区的农事季节比全县大部分地区都早半月左右，这两年来反而比全县大部分地区晚了半月左右。
高坪区工作上的这种停滞现象，所以能持续两年之久，县委领导上也有一些责任。长期以来县委也在替高坪区骄傲自满，以为高坪工作基础好，干部质量强，群众觉悟高，因而对高坪区的工作注意研究不够。
显明的对比，使高坪区的干部大吃一惊，原来他们的邻人已经从后边走到前边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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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产地区能不能跃进？
莫远人 洪滔
位于太湖地区的江苏省松江、苏州专区，是历来号称“鱼米之乡”的粮食高产地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里的粮食产量是在逐步上升，去年平均亩产五百七十五点八斤，比江苏全省平均产量高出76％。但这里粮食产量上升速度却是缓慢的，平均每年递增率只有3.49％，增产幅度没有里下河地区高，也不及徐淮平原。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仍按3.49％的递增率来增产，那么到1967年，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亩产八百斤的指标。广东、湖北、浙江、四川等省都出现了不少千斤县，而江苏太湖地区自然条件并不比这些省差，甚至还略好一些，但却没有一个八百斤的县、区。
能不能跃进？这是摆在出席和列席中共江苏省第三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太湖地区代表面前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论，这些代表一致认为能不能跃进的问题，首先决定于领导人员敢不敢跃进，而“增产到顶”的保守思想又是敢于跃进的绊脚石。代表们经过分析之后认为，这种“增产到顶”思想在政治上的反映，是要不要党领导生产的两条道路斗争问题。在会议的鸣放争辩过程中，揭露出少数人在农业生产上有不要党的领导的倾向。有一个县的领导同志极端错误地诬蔑省委对生产的领导是“千年不变，万年不烂的教条”，否定了上级党委的领导；还有一些人虽不公开否定党能领导生产，但在执行上级党委指示的行动中间却采取了阳奉阴违、眼开眼闭的态度，使上级党委明确提出的一些增产措施，在贯彻的时候大打折扣。震泽县去年推广双季稻时，有些乡阳奉阴违，把后季稻改成再生稻，招致了减产的损失。到会的同志分析了产生这种倾向的思想根源，来自二个方面，一个是农村里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党不满情绪的反映，他们习惯于小农经济的自然法则支配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经常在叫嚷“生产用不到党来领导”，有些干部就成为这部分富裕中农的代言人；另一个是有些基层干部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生产是软任务，成绩好坏一时看不出；不比统购统销是硬任务，偷不得懒”。事实证明：农业生产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或者减弱了党的领导，不仅不能跃进，还会造成重大损失。仍然以震泽县为例，1956年党委抓紧了生产领导，使全县四万多亩一熟田中的二万余亩变成了二熟田，就取得了大量增产的效果。1957年放松了生产领导，其余的二万多亩一熟田没有改成二熟，至少损失近二百万斤粮食。
其次，这种增产到顶的思想还反映在先进和落后思想的斗争上。在鸣放争辩过程中，许多低产和平产地区的代表，往往以客观条件不好为自己放松领导作辩护。而有些产量较高地区的代表又往往只向后看、不向前看，认为“高产地区只能小增产，不能大增产，产量再高也不能跳出1955年的丰产圈子。”说甚么“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农业生产上要跨大步子是不行的”，“农业生产波动性大，只能渐进，不能跃进”，“看来农业生产到了一定高度，再要跃进就难了，不比他们低产地区潜力大，容易增产”等等。这些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他们看不清大跃进的形势要求，看不到合作化以后，劳力、土地、资金、耕畜农具从小农经济束缚中间解放出来的巨大力量，因而就满足于“高产地区”的现状，陶醉于五百斤、六百斤。
是不是太湖地区已经增产到顶，因而无法大踏步前进了呢？肯定不是。据会上不完全的统计，苏州专区四千多个农业社中，已有一百二十七个社每亩年产粮食在八百斤以上，其中如吴县新建社，太仓新华社，每亩产量已在千斤左右。奉贤县五万多亩双季稻，平均亩产八百多斤，金山县出现一千多亩千斤田。这些高额丰产的事实证明：高产地区产量并没有到顶。不但零星高产是可能的，而且大面积高产也是完全可能的。
再次，这种增产到顶思想也反映着穷办法和富办法、依靠群众和不依靠群众的思想斗争。无锡县的一些基层干部，对县里提出割青草、扫垃圾，用各种办法增积肥料的措施，说“这是苏北地区搞生产的穷办法，我们这里不行。”事实怎么样呢？不但我们国家的现实情况要求用穷办法来生产，用勤俭办社的方针来搞生产，用眼睛向下依靠群众的办法来克服困难；而几年来出现的许多事实，证明穷办法生产不但可能增产，而且完全能使生产大跃进的。例如金山县依靠代饲料，做到全县每户养猪三头半。江阴县今年开展了群众性的资金、肥料、饲料三自给运动，就基本上解决了缺资金、缺肥料、缺饲料的困难。而且苏、松两个专区绿肥面积大、产量高，可解决很多亩田的肥料需要，只要紧紧依靠群众，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由以上三方面构成的右倾保守思想，沉重地压在“高产地区”的干部头上，使他们在增产的道路上表现得步子沉重，行动缓慢。到会同志们深入地从这种现状背后，揭发批判了上述种种右倾保守思想，分析了太湖地区的增产有利条件，苏、松两专区都决心提前五年实现亩产粮食八百斤的指标，力争保持高产地区的荣誉。其中金山、江阴、奉贤、上海、震泽等五个县，并要求在1958年就实现八百斤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