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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扬和柯庆施在上海市文化艺术大跃进集会上发出号召
做政治上的革命派艺术上的革新派
要破修正主义 个人主义 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 立思想 立作品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25日，上海举行了全市性的文化艺术大跃进集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勉励上海市文化艺术工作者立志做政治上的不断革命派，做生产上的促进派和艺术创作上的革新派。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柯庆施号召上海文艺工作者鼓足干劲，为解放了的生产力服务，到群众中去落户，刻苦创作，反映解放了的劳动人民所从事的前无古人的事业，使上海的文艺工作的面貌为之一新、再新、日日新。
周扬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必然要在文艺领域得到反映。我们的文学艺术的任务就是表现这个新的时代的精神面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文艺工作者应当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用自己的艺术创作来配合、反映、推动工农群众的生产大跃进。文学艺术的跃进，不能简单地以多办一些刊物，多建立一些电影院、戏院等为标准来衡量，而主要应该以文艺作品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程度来衡量，以作品的思想艺术内容所达到的高度来衡量。回顾几年来，我们在文学艺术的思想和创作方面很多地方是保守落后了。因此，一切文艺工作者必须在政治上做革命派，用文艺的武器帮助人民灭资本主义，兴社会主义，革除人民生活中一切落后的事物、落后的思想，不断地督促先进的东西生长壮大”。
周扬指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文艺，首先必须破文艺中的修正主义、个人主义，破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立思想，立作品。他说，挂着马列主义招牌、抽去马列主义灵魂的修正主义，在文艺中的表现是提倡文艺不要为革命服务，不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艺不要受党的领导，让文艺与政治分庭抗礼。这种极有害的思想过去破了一些，还不够，现在还要破。对为个人名利、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要经常破。对看不到事物的全面，看不到事物在变化的教条主义，对文艺上墨守常规，按部就班的保守思想也要破。同时，要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这不能单靠读马列主义书本，主要的是文艺工作者必须坚持下乡下厂的办法，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把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和劳动人民的思想、劳动人民的心结合在一起。作家要有作品，否则就是空头文学家。文学艺术要像工厂一样，要有新产品，要有过去所没有的、内容和风格突破过去一套、反映先进人物先进事物的新作品。
周扬最后对做艺术上的革新派发表意见，他认为要在艺术上不断革新，必须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和多、快、好、省的方针来作为促进艺术革新的好办法。应该多创作多演反映当前社会面貌，促进社会发展的作品，要正确对待文艺遗产，把这些遗产中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他认为必须要有革新精神，批判地对待遗产。他说，我们要动员古人为今天服务，而不是让死人拖住活人。他特别指出社会主义文艺革命只能在普及的、群众的基础上提高，因此，必须十分重视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单靠少数专职文艺工作者是不够的。
柯庆施在讲话中再三鼓动到会的两千多个文化艺术工作者要随着各方面大跃进的形势迅速跃进，为上海文艺的百花怒放、创作繁荣而奋斗。他在讲话中指出，上海文艺工作在当前形势下，显得落在后面了。他说，上海文化艺术工作大跃进的客观条件，是十分优越的，当前现实生活那么丰富，等待作家去写的题材多得很；上海的文艺队伍又强又集中，新生的力量不断在生长。任何人不能在这几方面为不能很快前进找借口。他说，现在有些人所以感到赶不上去，写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原因是他们没有依靠群众，依靠先进。所以，面对无数史无前例的英勇事迹，反而心中空空，不知道要写什么，演什么。没有依靠群众、依靠先进这两条，文艺工作者和一切工作者一样是不会有本领的。柯庆施要求全市文艺工作者放下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到劳动中去，到群众中去，与群众结合。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无穷的力量。他还提醒大家要向前看，要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去挖掘新鲜事物，千方百计地克服工作中的困难；依靠先进的东西，来促进文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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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云南永善县乡乡有小学
本报讯 云南省永善县乡乡有了小学，63.42％的学龄儿童入学学习。
永善是个边远山区县，解放前农民受着土司和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 压迫，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解放后，虽然恢复了一所中学，办了三十一所小学，但因人烟分散、民族杂居，加以各处寒热悬殊、生产节令不一，不能适应山区的特点，所以群众都要求自办学校。1952年他们开始办了五十四所民校，很受群众欢迎。1956年合作化高潮后，因缺乏会计、记分员、财务保管员等等，农民积极起来办民校。这一年民办小学发展到一百零七所。现在民办小学和公立学校已共有一百五十所，乡乡都有小学，入学人数占适龄儿童的63.42％，其中少数民族占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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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中德兄弟友谊搬上银幕
两国新闻纪录片厂合摄彩色影片
本报讯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民主德国德发纪录电影制片厂将合制一部以反映中德两国兄弟友谊为主题的彩色纪录影片。
根据两厂厂长在柏林签定的协议，双方导演、助理导演、摄影师、助理摄影师、编剧各一人将组成混合摄制组，负责确定影片内容、艺术结构和摄制工作。参加混合摄制组的民主德国方面的负责人是导演豪斯肯，中国方面的负责人是导演吴梦滨。
影片将同时拍摄宽银幕底片和普通银幕底片。两种影片都将制成中、德语版。影片将在1958年内完成。 （易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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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育工作要快马加鞭赶上去
曹弟
目前全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工农业生产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作都在大踏步地向前跃进。在这个新形势下，为了更好地为生产和建设服务，体育工作也必须及时赶上去，体育工作者们应该发挥革命干劲，让体育事业也来个大跃进。
几年来，我国体育事业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参加体育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体育运动在增强人民体质、促进生产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运动水平飞跃提高，出现了陈镜开、戚烈云、郑凤荣等创造世界纪录的优秀运动员。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在体育运动上已获得的这点成就，同我们六亿多人民的伟大国家和我们崇高的国际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再看一看目前全国大跃进的形势，我国体育事业更必须快马加鞭赶上去。
今天本报发表的上海召开一万体育活动分子大会的事，就标志着体育工作也已开始向前跃进。七百万人口的上海，在1957年有一百三十多万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这次，他们的跃进规划中计划1958年经常参加体育活动的要达到四百万人。他们还规划在十年内有十三个项目达到世界水平，其中有九个项目打破世界纪录。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每人每天参加十分钟体育活动，争取为社会主义多工作十年”，这是个多么豪迈的跃进规划。除上海外，河北唐山市也在2月17日召开了促进体育工作跃进大会，他们订出指标，要在运动水平方面赶上天津，在开展群众体育方面赶过天津。江苏常州曾向该省几个兄弟城市提出体育竞赛倡议。江苏的十六所大学也开展了校际体育社会主义革命竞赛，并向北京、上海、天津的高等学校提出竞赛倡议。还有不少地方和单位也在制订体育跃进规划或展开体育工作竞赛。上海、唐山、常州等地，他们成了体育大跃进中的先行者，做出了好榜样。希望其他各地，要比先进、学先进、赶先进，不要在跃进中落了后。
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高潮已在不少地方掀起了，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体育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体育运动更好地为生产和建设服务，才能做到使我国体育运动在十年左右在主要项目上赶上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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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每人每天参加十分钟体育活动 争取为社会主义多工作十年
上海掀起群众性体育运动高潮
新华社上海26日电 上海25日提出了“每人每天参加十分钟体育活动，争取为社会主义多工作十年”的口号，来掀起一个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高潮。
一万多个体育活动分子25日敲锣打鼓地集会，热烈响应这个号召，会上共收到三百多封保证书，各单位展开了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的挑战。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也到会祝贺，同时号召大家苦战三年，改变上海体育运动面貌，要培养出更多的运动健将和又红又专的体育干部与体育专家，在若干主要项目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他要求千人以上的工厂、学校、机关，在若干年内都能有运动健将出现。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沈体兰在会上宣布了大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加速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十年规划。在十年内，上海要有二百一十万人达到劳卫制各级标准，出现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个等级运动员，三百到三百五十个运动健将，争取在田径、游泳、举重、体操、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射击、划船、自行车等十三个项目达到世界水平，其中有几个项目打破世界纪录。在1958年，首先要求上海参加体育运动的人，从现有一百三十万跃进到四百万，达到能够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全部参加。
大会最后代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将体育运动健将的证书授予宋保生、黄世明、梅福基、朱振华、吴生康、高树贵、龚文彬、陈巧珠、徐玫等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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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推荐“时事”戏
曹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了四出反右的时事讽刺喜剧。
这四出戏是：陈白尘、刘沧浪、王命夫、黄悌的“哎呀呀！美国小月亮”（导演：欧阳山尊、林婧），刘沧浪的“高等垃圾”（导演：柏森），方成的“黄谭探监”（导演：梅阡），陈中宣的“战斗的星期天”（导演：欧阳山尊）。
这是四个深得人心的短戏。说它们“深得人心”，是因为这四出戏说出了我们心中要说的话。它们有的发出反对“冷战”、呼吁和平的巨大声音，有的强烈地表现了今天中国革命群众的昂扬斗志。
去年，右派分子们要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保卫社会主义。他们攻，我们反攻，人民终于胜利地围剿了这些“高等垃圾”，妖魔鬼怪，连“探监”的“黄”、“谭”和那兴风作浪，像在“战斗的星期天”里面的右派记者，也一概打灭干净。
这个整风、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光芒万丈的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月亮”上了天，同样都是人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极大贡献。
反右斗争是国内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一个巨大的主题。
与此同时，今天东风压倒西风，美帝国主义者走上了日薄西山的道路，说明“反动派”这个角色在世界舞台上，也遭到失败，更是一个重要的题材。
群众迫切需要作家们在写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题材之外，也反映这类同等重要的问题。这四个讽刺喜剧和最近一些优秀的反右剧本，便是一只一只的锐利的戈矛，刺中了这些中外反动派的心窝。
说这四个戏写得好，当然不仅是指作者们运用了这样适时的题材。大家说，这些剧本和演出的形式都生动、新颖，能吸引人。每一个短剧都是一副色彩鲜明、节奏明快的活生生的图画。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燃烧着炽烈的政治情感，爱群众之所爱，恨群众之所恨。从人民的眼里，分清爱憎，因此博得这样多群众的欢喜。
我特别喜欢“哎呀呀！美国小月亮”和“高等垃圾”，应该说，这是两本相当完整的讽刺喜剧。看得出，作者笔下的材料非常丰富，他们选择、运用材料的本领也确实高明。
“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是一个勇敢的尝试。
本来，“政论”内容和“戏剧”形式难得揉合在一起，二者之间，一般说是有些阻隔之感的。但在作者的生花妙笔下，这篇政论性的题材，成了一本尖锐锋利、别具一格的讽刺喜剧。它的重要还不只在于它是一个冲锋陷阵的戏剧武器，而更在于它继续了我国剧作家多年为了革命斗争，对当前现实，对时事，采取迅速、强烈的手段来反映的光荣传统。
今天我们剧作家为直接服务于政治，单刀直入地宣传政治，写出了以“时事”为题材的成功的剧本，这是大可以高兴的事。
感谢陈白尘，这个尖锐的手笔，老练的行家，你看他把世界舞台上的反面人物揭露得多么活，把这些好战分子不敢告人的思想剖析得多么透：艾森豪威尔，杜勒斯，麦克艾罗伊在他笔下是活灵活现的。他夸张，但他叫人相信。他和他的有才能的合作者们——刘沧浪、王命夫、黄悌——塑造出一群多么可厌、可憎、可鄙、可笑的人物！
舞台上的艺术形式要千变万化，多种多样，但政治的情感，传达给观众，却一丝一毫不能模糊。这两点，作者们是做到了的。
“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是一面照妖镜。这四位作者，把美国的好战分子进退两难的尴尬心理刻划明白。他们明明确确地告诉观众，美国统治者失败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是否能放射出人造卫星，而是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把美国的技术科学弄得完全落在今天社会主义的时代的后面。前两天，美国终于把他们的那个“小”卫星送上天空，这原在作者和人们的意料中的，无足为奇。然而正如剧中指出，失败就是失败，美国的科学技术肯定的落在苏联后面（今天看报，美国放射“先锋号”火箭第三次又失败了！），是美国好战分子们无可挽回的事实。
“迟了，赶不上俄国人了！”（剧中艾森豪威尔语）这个致命的速度上的失败，使白宫里的四星将军们，也只有垂头丧气的分儿。作者放出一支椎心的利箭，无论美国的小月亮放得出去与否，世界走上了新的转捩点：美国走上了下坡路，“俄国人”赶到前面去了。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小月亮放射失败以后的那一场戏是很精采的，它说出了美帝国主义者的最大苦闷：既无征服世界的“实力”，又不愿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唉声叹气的艾森豪威尔说道：“战不能战，和不能和，上帝啊，美国怎么落到这步田地！”
今天，美帝国主义者的“内心独白”正是这样。
结尾：那个典型的美国产物，专做告密生意的小骗子又卖给他们一个最秘密的秘密。这个秘密是：破坏“美国小月亮”——美国科学发展的象征——的间谍不是别人，却正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这三个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所豢养的战争贩子！这个结尾出人意外，却又在人意中，确实想得好。
刘沧浪的“高等垃圾”，把一个右派分子头面人物写得相当好。“臧东曦”这个人是有所依据的，却谁都明白这个“臧东曦”又概括了所有这些两面派，新社会的渣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脏东西”。情节的安排是恰当的。但我更爱作者笔下的正面人物，那个代表劳动人民的“理发师”。讽刺喜剧里出现这样一个令人相信的正面人物，和那同样站得住的“臧东曦”，能够对衬起来，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这个戏发展得快，逻辑性强，是一本有力的讽刺喜剧。
“黄谭探监”的作者是讽刺画家方成。他的文笔和画笔一样，都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演出上的处理也和作者的企图合拍，接得紧，扣得上。锣鼓一声响，黄谭跳出来，把特务、杀人犯、和黄世仁的死硬、反动的后代，一起风格化、程式化，作者和舞台艺术家们的手法是相当干净利落的。
陈中宣的“战斗的星期天”，写出了反右运动中的新中国的儿童。孩子们很欢喜看，大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看完了戏，有人讲：“这样的下一代！把祖国的事业交给他们，是非常放心的。”须指出，这个戏里有许多成年演员扮演小孩，却演得有情感，相当像。据说除小演员陈小平外，其余扮孩子的演员平均年龄二十七岁，他们已是二十个孩子的父母了。成年演员热心演儿童剧，大一点的剧院常排儿童剧，是一个应该提倡的好现象。
这几个反右的讽刺喜剧有一个共同的缺点，便在作者如何估计剧中主人翁——被讽刺的右派分子们及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上。
右派分子们反社会主义的逆行正像螳臂挡车，确有可鄙可笑的一面，但仅仅把这些描写了，他们的面目便不够完全。那样，给我们的感觉就像画完了一个人，忘记画眼睛，没有画出最主要的东西。作者有些忽略右派分子狠毒险恶的那一面，不知不觉地偏重了可笑的那一面，容易使人们在笑声中，忘记了右派分子们在和我们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里的致命的危险性。而提醒群众，使人民永远保持着警惕，正是我们在剧里首先应该得到的教育效果。
谁都知道，右派分子想颠覆共产党的企图如果实现，便是千百万人头落了地，人民又将堕入反动统治的黑暗里。今天写右派分子，若把他们仅仅写成是一堆可鄙可笑的臭虫，可以毫不费力地一扫而光，那么，仍可以说是还没有完完全全地写出了真实。写时事讽刺剧是一件得人心的事。但要深入人心，就必须击中要害。在反右的戏里，就必须写出右派分子的凶恶险毒，才勾勒得出他们的主要轮廓。
在讽刺剧里，令人笑是很重要的。大家也是欢迎描写右派分子们的愚蠢无知、庸俗虚伪以及生活上那些可笑的地方的。但是大家更喜欢笑了之后，却加深了对事物的认识。使人笑的艺术确实比使人感动的艺术难多了，但笑完了还能使人思索的艺术是更难的。果戈里在“巡按”里所讽刺的市长是我们在描写讽刺的对象时应该学习的典范。市长的愚蠢卑鄙自然写得淋离尽致，可笑之极。但最使人忘记不了的，还是这个市长的狠辣、凶恶。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放出的毒害，几乎可以腐蚀整个帝俄时代的社会（自然，实际上他也是那个社会的产物）；世上任何美好的东西，遇见了他，便会遭到毁灭，登时枯萎。果戈里的艺术使人感到市长的刻骨的毒恶就藏在他那表面上非常可笑的言行里。从这一点进一步的要求，这几个戏的中心人物（“高等垃圾”的臧东曦，在这一点上也令人感到不够满足）仍然给我们一种不够完全，不够深刻之感。
推荐这四个戏，因为它们是嘹亮的号角，告诉我们艺术应该紧密地结合政治。中国的现代戏剧史里，以多种多样的戏剧形式，反映革命现实，从而推动现实的传统，是有悠久历史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和长期的抗日岁月里，出现了多少把政治任务和艺术紧密结合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内容，有艺术，它们在时代中起的作用，昭若日月，（谁能忘记“放下你的鞭子”和“兄妹开荒”！），人民是永远记得的。
写关于时事的短戏，及时反映当前社会迫待解决的问题，自然要写得好，但更应该反映得快。“赶任务”这三个字仿佛过了时，而且含着既然“赶”，便会写不好的意思。有人甚至于说“赶任务”写出的东西就定然浅薄，这种观念是武断的，须要改变一下。“哎呀呀！美国小月亮”据说从无到有仅用了一个星期，而他们同时还做了其它不少的事情。可见作家（自然，还有其他先决条件），如果平时是关心政治的，手下材料多，知识广，判断力强，他的工作便可以做到在一定程度上“又多，又快，又好”。
关键恐怕首先在政治热情。写出文章来，对那坏的风气，譬如今天的“浪费”，“保守思想”，就要纸上腾起一片火焰，炽猛地烧个干净。对那正面的，应大大加以培养的气象，譬如“勤俭建国”，“多、快、好、省”，“干部下放”等，笔下就是一片细雨和风，浸润人心，催动人们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心情。
我赞同这四个短戏的广告上提出时事讽刺喜剧的字样。“时事”二字，开门见山，说出戏剧写时事，是合情合理，有根有据的。古往今来，为了改革现实，写时事剧，从阿里斯多芬到马雅可夫斯基，有无数光辉的先例。我们的戏曲（如昆曲“十五贯”和地方戏曲“杨乃武和小白菜”等），以及话剧前辈欧阳予倩、田汉、夏衍、老舍、阳翰笙、陈白尘等的创作里，就有举不胜举的热情洋溢，生动活泼，及时发挥强有力的政治作用的好作品。
真希望这个“时事”戏的道路能够引起更多作家们的灵感，动起笔来。
时事剧可长可短，可以讴歌，可以讽刺，可以写成喜剧，或写成闹剧，还可以采取其它种种不同、便宜行事的形式。它可以用真人真事，但也不一定要真人真事。它可以因时因地，千变万化；善于运用的人就能体会它的妙处。它仅有一个要求，便是迅速及时。
自然，反映的迅速是它的好处，但也含着缺点。
要写的快，往往不允许作者对材料细嚼烂咽，因而对主题，对从时事引起的思想内容，难于挖掘得深透。但时事剧最大的局限性，恐怕是在人物的刻画上。作者对他的人物不能长久的观察揣摩，在仓促命笔中，容易把他们写的潦草简单。有人说，时事戏中的人物，往往仅是一个好与坏的脸谱。以特写和短篇小说做比，特写常是应当前需要，尽快写成的，它所描写的人物，可能不如短篇小说的人物写的完美些。但这也不完全如此，波列伏依的特写人物，便生动真实，使人得到完整的印象。
因此，时事戏中的人物并非命定就是简单的，潦草的。自然，遇见那些平时对当前的事变无动于衷，急来便生拉活扯地硬凑来写作的人，“时事戏中的人物容易脸谱化”，便成了绝对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对他的人物一直是熟悉的，他的人物，即便在时事戏里，也必然可以写得活生生的，有深度的。
其次，写时事戏我们还缺乏经验。以时事戏的形式来反映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政治的典范作品还很少。这使我们这类体裁的写作，便感到特别的困难。但这是一种极便利，又为群众迫切需要的武器。如立竿见影，它能迅速地直接服务于政治。只要我们常写，多写，累积经验，写熟了，定然会产生既发挥及时的政治作用，又经得住久看的好的时事戏。
今年春天大不同，人人雄心勃勃，意气扬扬，一股革命干劲，奔腾在每个人的行动里，一切都向更美好更丰富的社会主义方向发展。
画出今天这光辉灿烂的伟大时代的风貌，应该添加时事戏这一支锋利的新笔！ 于195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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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首都美术家为五亿农民创作新年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最近联合召开了二次座谈会，集中讨论了如何促进年画创作的问题。座谈会由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和美协副主席蔡若虹分别主持，出席的画家有叶浅予、蒋兆和、邵宇、周令剑、黄均、李斛、萧淑芳、黄永玉、宗其香、陆鸿年、吴静波、姜燕、盛比君等四十余人。文化部出版局、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新华书店也有工作同志参加。
大家认为：近年来年画有很大发展，1957年就出版了九千万份，畅销全国各地，深受群众欢迎。但是在年画的创作、出版和发行方面，也还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在创作上，有些年画的内容和形式脱离了年画的特点，不为群众所喜爱，有的根本看不懂。也有些年画虽能深入群众，但又缺少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甚至个别出版社还要求画家创作迷信落后的年画。在出版发行上，出版社对于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气象的作品重视不够；古装年画的选题也有重复，印数很大，稿费也存在问题。销售单位订购年画时，常常不能真正了解群众的需要和喜爱，采取合作社包销的办法等，都值得研究。目前，全国各项社会主义建设都在飞跃前进，最能深入农民的年画，也应为农业大跃进服务。许多画家都认为今年应当画一套有关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作品。蒋兆和说过去自己对年画重视不够，今年一定好好画；李斛从没有画过年画，今年也要争取画一张。许多画家不仅表示要画新年画，而且还表示要向民间传统的年画学习，希望美协能组织民间年画展览供美术工作者观摩。
此外，文化部、美协和人民美术出版社，在春节前后还组织了年画展览，到河北省完县和唐县等老解放区巡回展览，广泛地听取群众意见，供画家们改进年画创作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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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介绍“文艺理论译丛”
安期
“文艺理论译丛”在不久前出版了第二期。
这期绝大部分篇幅都是介绍法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有他自己写的文章四篇和书信十四封，有当时法国重要的作家雨果，左拉，批评家泰纳、布吕及耶尔对巴尔扎克的评论和回忆录等。
第一篇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前言，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巴尔扎克在1842年把他从1829年以后已写的和拟写的有关小说编为一个总集，定名为“人间喜剧”。这篇前言就是在这时写出来的。在前言中，他概述了为什么要写“人间喜剧”的缘由。他说：“法国社会将要作为历史家，我只能当他的书记。编制恶习和德行的清单、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实、刻划性格、选择社会上主要事件、结合几个性质相同的性格的特点揉成典型人物，这样我也许可以写出许多历史家忘记了写的那部历史，就是说风俗史”。当时，这一部浩繁的历史虽未最后完成，然而，这位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的书记看到自己的已具规模的宏大的作品，心中是怀着骄傲、充满信心地瞻望着将来的。这种信心流露在“前言”中。
“前言”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作者的丰富创作生活的一篇纲领性的总结。它涉及到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社会环境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形成的作用、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以及细节描写的真实性等。巴尔扎克在这些方面的意见表现了他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在“前言”中，巴尔扎克也谈到了作家应该成为人类的教师，作家在道德和政治上应有一定的见解。关于他自己，他说了这样的话：“我在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那是宗教和君主政体。”应该说，巴尔扎克的政治主张和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之间是有矛盾的。体现在他伟大著作“人间喜剧”中的，是作者“对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马克思语），对法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以及对人类前途无限的信心。这正是作者受法国启蒙思想与同时代进步思想的影响所致。“人间喜剧”的进步性在于此，而不是作者本人所标榜的他用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永恒真理”来挽救这罪恶社会的那种思想。通过这篇“前言”，不难看出巴尔扎克思想中的矛盾和复杂的地方。
“致‘星期报’编辑保利特·卡斯狄叶先生书”可看作是“前言”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其中有对于“高老头”和“幽谷百合”两小说中主要人物的说明，并对人物的善恶对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第二期还有巴尔扎克评论雨果作品的两篇短文和从1820年到1850年之间的书信十四封。在论雨果的戏剧“欧那尼”的短文中，他批评了雨果的戏剧中的人物性格和情节中不合情理的地方。要求文学作品在细节的描写上也应具有高度的真实性。这篇文章是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浪漫主义作家的批评；它显示了这两个作家所属的不同的文学流派在创作思想上的根本差别。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巴尔扎克的创作思想是有益处的，对于认识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特点也不是无所裨益的。巴尔扎克的书信十四封也有助于读者了解这位作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从这些书信中，能够知道巴尔扎克早期所过的辛勤刻苦的文学学徒生活，成名以后仍债务缠身的困窘境地。其中也有的书信涉及到了作者的某些作品和政治见解。
在评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中，雨果的“巴尔扎克葬词”、泰纳的“巴尔扎克论”以及左拉的一节文字“关于巴尔扎克”都是值得阅读的。雨果的“葬词”对巴尔扎克作了概括的评论。他把巴尔扎克列入“革命作家的强大行列”，因为，他认为“巴尔扎克笔直奔目的地，抓住了现代社会肉搏。”这篇短短的墓前演说，代表了当时法国一般民主主义者对巴尔扎克的崇高评价，其中洋溢着对这位文化巨人的敬爱和赞美之情，把他称为“最伟大的人物中间”的“第一等的一个”，说“人间喜剧”这部了不起的作品，是“金岗岩层的雄伟的纪念碑。”
泰纳是最初的一个对巴尔扎克进行慎重研究的批评家，是他首先把巴尔扎克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本期译出的他这篇著名的论文是他的力作之一。为了写它，作者收集了丰富的有关巴尔扎克的作品和生活的资料。虽然由于实证主义的观点，使他不能深刻地正确地论定巴尔扎克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的基本性质，但这篇文章所论巴尔扎克的创作思想上、方法上和风格上的一些特色和优点，在当时是有新颖的见地的；在今天，我们读它仍感到分析详尽，不失为有参考价值的文字。
左拉早年所写的关于巴尔扎克的这一小节文字中，对于这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意义和他政治见解之间的矛盾，有十分精到的见解。他认为：“虽然巴尔扎克是保王党和天主教徒，他却花了毕生精力为共和国、为未来的自由社会和自由信仰开路。”他指出，在巴尔扎克全部作品中流露出这样的结论：光辉灿烂的共和国是注定要来的。而且说，巴尔扎克把法兰西民族里生气蓬勃的力量给予了伟大的人民。左拉的这些论点显然和恩格斯于1888年4月致哈克纳斯信中论及巴尔扎克的话大致相合。
巴尔扎克的作品介绍到我国来，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解放后，读者对这位丰富多采的作家兴趣日益浓厚。巴尔扎克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对于他复杂的思想和杰出的创作活动的正确认识和理解，有助于说明与阐述文学理论中一些重大的问题；而事实上，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看到利用巴尔扎克曲解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情况。因此，向我国读者更多地介绍他，更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他，是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任务。“文艺理论译丛”本期所译出这些有关巴尔扎克的文章，给我们认识与研究巴尔扎克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材料。
除此以外，本期还有马克思的“对于欧仁·苏小说‘巴黎的秘密’的一个批判的考察”一文的下半篇。这长篇论文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最宝贵的文献之一，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它的上半篇已发表在去年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第一期上。第一期是以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和初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文为主，译出了好几篇对我们今天具有很高价值和重要意义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结合对具体的作品、作家或文艺流派的评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艺观点。读了以后，能对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有更深刻的体会和认识。而且，这些重要的论文都是直接针对当时社会上反动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潮，和当时的政治思想斗争有紧密的联系。这些文章战斗性强，史料详确，分析精辟，为我们在文艺思想斗争的战线上提供了光辉的范例。值得我们再一次向读者介绍。
很久以来，在我国文学研究和创作实践中，已经发生了对某些重要理论问题的争论，这些问题有待解决。因此，更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著作，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理论就是迫不急待的了。同时，也完全有必要对古典的美学和文艺理论以及各时代各流派的作家有关文艺原理和创作技巧的论著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文艺理论译丛”就是为了介绍上述内容而产生的。从1958年起，由不定期刊改为季刊。本年度，它将结合文艺界发生争论的现实主义问题，分期介绍不同时代的作家和批评家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著。即将在今年3月份与读者见面的本年度第一期，将以美学问题为中心，介绍最著名的美学家如狄德罗、康德和黑格尔的主要论文或专著中的重要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