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更好地向苏联军队学习
叶剑英元帅庆祝苏军建军四十周年的广播词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是苏联军队建军四十周年。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都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庆祝这个光荣的节日。我谨向苏联人民和苏联军队致热烈的祝贺。
苏联武装力量四十年的光荣历史，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军事学说胜利发展的历史。
早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初期，当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世界各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吓得心惊胆寒，恨之入骨，以英、美、法为首的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武装干涉，企图配合国内的反革命势力，扼杀年青的苏维埃国家。为了捍卫年青的苏维埃国家，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这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具有旺盛革命意志的军队，以劣势装备彻底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军和国内反革命势力的进攻，从而捍卫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地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这是继国内战争之后对苏维埃国家、苏联人民和军队的又一次严重考验。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进攻苏联之前，早有准备，有在西欧两年作战的经验，有几乎整个欧洲的经济资源，有最新式的武器装备，因而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占领了苏联西部的大片国土。尽管如此，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仍然信心百倍地依靠着自己强大的武装力量，又一次粉碎了法西斯的进攻，捍卫了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并把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从法西斯的蹂躏下解放出来。在反法西斯的伟大胜利刚刚结束之后，苏联军队又挥戈东向，一举击溃了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精锐，从而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彻底胜利。
战后，苏联军队并没有满足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和平建设的年代里，在巩固国防、发展军事科学和提高军队战斗力方面，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
大家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来，苏联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了划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核子物理学、电子学、火箭技术以及无线电等方面，以惊人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而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不久前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更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苏联军队充分利用了科学技术方面的一切成就。苏联军队已完全摩托化、机械化，它的常规武器日臻完善，不仅拥有各种类型的原子武器和氢武器，而且拥有能装载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各种近程和远程火箭，以及能射达世界任何角落的洲际弹道火箭。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在不断加强苏军装备的同时，对于加强军队中的党、政工作，对于发展军事科学，给予了极大的注意。苏联军队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苏联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以及战后军队训练的经验，更进一步向前发展了苏联的军事科学，使之最大限度地适应现代战争的新条件。苏联军事科学已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关于现代战争规律的知识体系。
现在，苏联军队不仅是世界上第一支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出来的、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革命军队，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支以最优良的技术兵器和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军队。这支英勇强大的军队的存在，不仅是苏联进行和平建设的可靠保证，而且也是保卫世界和平和制止战争的重要因素。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就以苏联军队作为自己的榜样。这首先是因为中苏两国军队都属于同一类型的革命军队，有共同的政治理想，在军事上都是以马列主义军事学说为指南；其次，苏联军队是世界上第一支最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它的作战经验最完整、最丰富，其军事科学也最先进；再次，苏联军队具有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世界各国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给予无限同情和关怀，它遵循着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对兄弟国家以及其他友好国家给予真诚无私的帮助。所以，作为我军学习的根本方向来说，必须认真地学习苏军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并不排斥吸取其他国家的有益的军事经验。
我们学习苏联军队，主要是学习苏军在军事建设中的基本经验，如：在政治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全体成员的社会主义觉悟；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保证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亲密团结。在军事上，依据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逐步改善军队的技术装备，并使军队善于在现代条件下进行作战等。尽管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情况与苏联军队不完全相同，军队的传统、习惯等方面也有某些差异，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真向苏军学习。应该肯定，苏军大量的带有普遍性的经验是完全适用于我们的军队的。当然我们还要善于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这些经验。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的建设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才开始的。经过短短八年时间，陆军已由单一兵种建设成为一支诸兵种合成军队，同时还建设成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和海军。目前，这支军队已经具有足够能力担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满足。在党、政府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要继续发愤努力，争取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
亲爱的朋友们，同志们！
中、苏两国人民及其军队的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好往来与日俱增。不久前，应苏联国防部的邀请，我曾随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人民及其军队。通过不到一个月时间的访问，使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中苏两国人民和军队的深厚友谊。我深信，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将随着时间的前进日益巩固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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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英工党议员威尔逊到京
据新华社24日讯 英国工党议员、前贸易大臣哈罗德·威尔逊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今天乘飞机到达北京。晚上，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为威尔逊举行了欢迎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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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抓住整风纲推动生产建设工作
江苏省制定全面大跃进的规划和措施
县县乡乡办工业地方工业总产值五年超过农业
大兴水利多施肥料改良土壤争取成为八百斤省
本报南京讯 中共江苏省第三届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扩大），在2月12日到15日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把全民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和全面大跃进的大体规划问题。
会议首先认为一定要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一定要保证整风运动的全面胜利。在最近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中，已发现有些单位由于认识不够，和领导方法上的单打一，有放松整风、冲淡整风甚至挤掉整风的现象，必须迅速纠正。当前工农业的生产高潮，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结果，如果放松了整风，首先就会影响到生产高潮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整风和生产、革命和建设、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抓住整风这个纲，把生产建设工作提起来，把各项工作提起来。同时，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越彻底，就越可以锻炼党的骨干力量，培养出一支经得起风险的共产主义的干部队伍。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地过好整风这一关。
目前整风的重点是机关整改和基层整风。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的整改，要在紧缩机构、下放干部的基础上，掀起一个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的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坚决地、彻底地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和娇气，废除和修订那些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省委委员每年保证有四个月的时间到下面去，有目的地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各级领导同志在春耕以前全部要搞起自己的试验田，省委常委立即搞试验田，并定期请专家讲授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兄弟省、市和省内的兄弟市县学习。县以上党委要建立学习小组，把学习理论与指导当前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这是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反映时代气概，推动各项工作的有效措施，是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方法；也是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的一条道路。农村整风，要继续解决两条道路问题、乡社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问题、跃进与缓进问题、说服与压服问题，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春耕前基本消灭三类社和三类队。农村整社必须与乡一级的选举工作相结合。
会议讨论了加速发展地方工业的问题。江苏省地方工业的方针任务是：在以认真为农业服务为主、并与农业经济密切结合的方针下，积极发展地方工业；要求到1962年使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的总产值，比1957年的总产值增加到四倍，争取增加到五倍。1958年地方工业产值要求在1957年的基础上，增加30％以上。口号是：“书记动手，全党动员，人人重视，县县发展工业，乡乡兴办工业，社社积极参加。”
江苏省地方工业基础较好，要尽一切可能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潜力（包括扩建和迁建），同时进行必要的新建，防止任意发展新的企业而放松对原有企业的领导。同时要大力培养一支技术队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抽调一批老干部、老工人和其他干部进行培养和训练。各市和专区都要建立地质勘探队，尽速探明当地的地下资源，以利开发。
江苏省地方工业的原料80％来自广大农村，80％的产品销售于广大城乡，农业发展的快慢，决定地方工业发展的快慢。因此强调发展地方工业的同时，仍须继续从各方面全力支援农业生产，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省农业生产的大体规划是：到1962年，粮食平均亩产量分别达到五百斤、八百斤，争取成为八百斤省，总产量达到五百亿斤。皮棉总产量达到八百万担。决心苦战三年，使江苏农村面貌基本改观。为此，要大兴水利，在两年内基本消灭旱涝灾害。除了千方百计地增积自然肥料外，并积极发展化学肥料工业，要在每个专区办一个小型化肥厂，到1962年年产化学肥料五十三万吨。要改良土壤，全省三年内基本完成盐渍化土和沼泽化土的改良任务。1958年农业生产的指标是：粮食争取达到三百亿斤；棉花争取达到五百五十万担；猪子争取达到两千万头；蚕茧争取达到三十万担。会议认为：争取今年夏熟作物的大丰收，是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转折点，因此，从现在起，开展三麦培植突击月，各级领导干部分片坐镇，加强督促检查，力争今年夏熟作物的产量从1957年的六十五亿斤达到八十五亿斤至一百亿斤。
科学，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必须在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前提下，实现大跃进。争取四年内基本消灭四害和血吸虫病，四年基本完成扫盲任务和普及小学教育，发展民办中学和职业中学。一切大、中学校都要坚持贯彻勤俭办学和勤工俭学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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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汽车司机一班顶到底
北京市人委司机向市级机关司机提出倡议
新华社24日讯 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机关事务管理处三十六名汽车司机，根据机关汽车司机的工作特点和实验的结果，最近向市级各机关司机倡议不机械搬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制度，实行一班顶到底的办法。
这些司机在工农业生产和各方面工作大跃进的鼓舞下，干劲十足。他们在讨论司机工作如何跃进的问题时，都认为机关汽车司机的工作不像产业工人那样连续劳动，每天八小时中平均开车的时间还不到一半，有必要加以改革。为了进一步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在倡议书中并提出：保证随叫随到，不完成任务不休息；轮休时遇有任务照常上班；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勤；全年安全行驶，不发生人身伤亡和责任事故。
这些司机已从本月14日开始实行一班顶到底的办法。实行的结果感到人力有富裕，已有一名司机去学开锅驼机，现在他们正在研究进一步减少人员来支援建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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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化工部反浪费大字报
设备长期积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基本建设中资金积压情况相当严重，如吉林肥料厂每年都大大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储备数字，1954年超过45％，1955年超过12％，1956年超过120％，过早储备的设备即达三百八十一台，二千五百四十四吨，计一千五百八十二万七千元。其中：储备一年以上的有二百七十六台，两年以上的九十五台，三年以上的十台；又如四川肥料厂从1951年起就开始储备，至本年第三季度止共储备了一千多万元，要到1958年才能开始安装。另外积压情况也相当严重，如锦西化工厂由六年前储备的设备转化为呆滞的氯气排气机二十六台，价值共二十八万元，六年来无人过问不作处理。像这样大量长期积压国家建设资金的现象是不符合“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的，如果我们能采取一些措施，缩短储备期间，及时处理积压，便会腾出更多的资金从事经济建设，无疑将会更快地加速我国的工业化速度。因此，希望有关部门，尤其是设备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储备时间过长，并对现有积压设备在短期内处理完毕，以便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好地贯彻“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
财务司 邹遵圣 熊伯毅
炭黑要坐飞机吗？
化工部橡胶厂生产所需炭黑一部由四川隆昌供应。过去火车不通，自1954年起一直由民航负责分别运往上海、北京，再以火车转运工厂，但1956年6月宝成铁路通车了，仍用飞机运输，显然不太合理。仅自四川至北京、上海每吨运费四百元（1956年火车未通前为六百五十元）另须再加火车中转运费二十点七一元，杂费、卸车、保险费等尚不在内，仅以三厂为例，如以火车直抵需用地仅六十三点四六元，1957年实际运二百二十三吨，如果以铁路运输仅用一万四千一百八十八点二元，空运则为八万九千二百元。
今年宝成铁路正式通车了，如再空运时，仍以三厂全年二百三十二吨计算，空运费则为九万二千一百八十元，如改为铁路运输仅一万四千七百零八点八元。提高企业的成本，对企业经济核算是不相符的，而且民航机务人员反映说炭黑把客机弄得很脏，并且乘客还有意见，我们认为这样的运输是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供销局 张文廷 徐自明 黄大泽 杨震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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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好会计 好老师 好演员
外贸部下放干部积极参加农村各种活动
本报讯 记者郑启民报道：中央对外贸易部到河北邢台专区劳动锻炼的干部，下放两个月来除了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外，许多人还能在劳动余暇，主动帮助农业社清算账目，教青壮年农民读书认字，协助社干部开展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
过去，邢台专区有许多农业社由于会计人员业务水平低，账目多，工作忙，致使许多账目不能按时结算。这些下放干部到社以后，许多人在业余时间自动帮助会计人员结算账目。据隆尧县统计，下放干部在业余时间参加农业社会计工作的占总数的80％。下放干部所在的农业社不仅过去的账目算清了，一般还能做到日清月结，保证不留后账。为了比较彻底地解决农业社的会计工作问题，下放到隆尧县劳动锻炼的八个会计师，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制定了一套简单易行的农业社会计制度。
帮助农民识字，学文化，协助地方文教部门在青壮年农民中扫除文盲的工作，在下放干部中也形成了热潮。目前，在六百五十多个下放干部中，已有60％的人担任了民校教员和扫盲识字班的教师。下放到隆尧县古城乡和大言村的干部，还把当地的小学毕业生和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壮年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两所业余中学。每周有三个晚上上课，另外三个晚上，这些业余中学的学生，便分别到各村去担任扫盲工作。他们运用这种办法，在古城乡很快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下放到内丘县官庄村的干部王亚田还采用包教包学的办法，在两个月的业余时间内扫除了十二个文盲。
许多下放干部还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并且通过这个活动，生动地向农民宣传了党和国家当前的各项政策，对农村工作帮助很大。下放到隆尧县的干部陈哲生，配合当前农村征兵、除四害、积肥和兴修水利等工作，编写了十多个快板，利用农民吃饭前后和劳动休息时间演唱，有力地宣传了党的政策。有的下放干部，还利用各种机会教青年农民唱歌、演双簧等。
许多农民对待下放干部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下放干部田恳和王雅贤，他们住在内丘县北阳村农民韩小东家里。天天早晨给韩小东家担水，扫院子，收拾粪坑。晚上劳动回来，还帮助房东烧火做饭。韩小东老俩口心里喜得美滋滋的。韩老太太还给田恳和王雅贤起了两个名字：田恳叫“添喜”，王雅贤叫“来喜”。老太太一面叫着“添喜”和“来喜”，一面激动地流着眼泪说：“我这一辈子没生过儿子，没娶过媳妇，没有遇见过喜事，你俩来了，这是双喜临门”。下放干部冀明道初到沙河县端庄时，学铡草，怎么也学不会，生产队长端合来便耐心地掰着手教，直到冀明道完全学会了，端合来才放了心。下放到临城县前留村的干部李宝池生了病，房东老太太给他请病假、买药、做面汤，忙的半夜不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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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春节在蒋军兵营中
丁固
据台湾报纸透露：从新年到春节，台湾的蒋军兵营里是一片消沉、凄凉的景象，有些士兵在暗中哭泣。
台湾一家报纸谈到蒋军官兵的心理变化时说，蒋军官兵到台湾之初，曾把“反攻大陆”的梦想“用来作感伤的缓冲”。然而，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梦想逐渐破灭，痛苦也更为加深了。春节前，有些蒋军官兵买了安眠药，用睡梦来麻醉自己；有些年老的大陆籍的士兵，天天烧香念佛，求“老天爷”保佑他们不要死在台湾孤岛上，早日回家和亲人团聚。蒋军八十一师二四三团有个姓陈的士兵，长期以来因为日夜想念在大陆的家属，患了严重的“幻想狂症”，一见到年老的妇人就拉着喊“妈妈”，被送进了疯人院。许多被强迫到金门、马祖当兵的台湾青年，不少人身上都挂着一个写着“天下太平、人口平安”字样的符袋，他们中间还流传着一首打油诗：“月儿弯弯照九洲，当兵的苦闷何时休？白天黑夜修工事，却把青春水里丢！”
蒋军“军人之友社”规定春节前后一个月为“敬军月”，每家台湾居民要请一名蒋军官兵到家里吃喝。但是，台湾居民见到蒋军官兵一来就“闭门不语”，或者“冷眼相待”。
台湾报纸上不断刊登蒋军官兵征求义姊妹或义父母的消息。台北“新闻观察”周报不久前刊登了大陆籍的蒋军海军士官郑璧亭“征求义姊”的一封信，信上说：“离家久了，常惹起无限的乡愁！黄昏送落日，深夜数寒心；我时常独自眺望隔海的远处，但却越看越使自己内心感到空虚。……我是一直被禁在孤独的樊篱里，除了凄凉的苦海以外，别无其他……。”另一个三十一岁姓张的大陆籍蒋军士兵在“征求义父母”的信中自述：“当兵十多年，天涯海角，只身飘零，自己有流不尽的热泪，有唤不尽的苦楚。我恨！恨！恨！我躺在床上哭！哭！哭！哭！哭断了肝肠也无用啊！因此，我要找一个温暖之家和一双慈祥的义父母。”台湾报纸说，他们的呼吁是用眼泪渗和着墨水写出来的。
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持蒋军士气，最近招募军妓，并且无耻地扬言要训练一支所谓“女性兵团”，用她们的“精神力量”来安定蒋军官兵的神经。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都设有许多军妓院，每个军妓院中都挂着蒋介石像和国民党党旗。可是，这种败坏社会道德的措施并没有显著成效，蒋军官兵逃亡、自杀的惨事仍然常常发生。不久以前，驻在金门岛上的蒋军九五团一营机枪连有个二十三岁的二等兵，白天装病大睡，夜里思乡痛哭，最后他自己在一棵树上用绑带吊死了。蒋军陆军步兵学校示范连有个原籍山东烟台的姓丁的军官在深夜里用卡宾枪自杀了。最近，台湾有几十名蒋军高级军官由于对“反攻大陆”的鬼话完全绝望，向台湾国民党“国防部”联名要求退休，结果被蒋介石下令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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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破获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案
邓以明披着主教外衣长期接受帝国主义经费和指示
疯狂破坏人民政府各项工作和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
新华社广州24日电 广州市公安局根据检举材料，经过长期侦察，最近破获了暗藏在天主教广州教区内的邓以明反革命案。经过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的批准，已经在5日依法逮捕了邓以明；同案犯颜德耕也同时被捕。这两个反革命分子现在正由有关部门进行审讯中。
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邓以明，多年来窃据着天主教广州教区主教的职位。另一个反革命分子颜德耕是石室天主堂的神甫，并兼任主教秘书。从人民群众的检举以及在历次破获帝国主义特务间谍案件中得到的证据证明，邓以明自解放后就一直非法接受帝国主义提供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经费，执行梵蒂冈的反动指示，掩护帝国主义向新中国派遣特务间谍分子的活动，并勾结间谍分子福寿康窃探情报。在1951到1953年间，邓以明从梵蒂冈接受的用来进行反动活动的经费就有港币九万元，另外由美帝国主义分子汇来的有三万元，他还直接从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马良那里取来了一部分经费。邓以明取得帝国主义供给的大量经费后，就用来积极支持和接济国内的反革命活动和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1955年2月，邓以明还替国外的间谍诗卫德转交人民币二千一百三十五元给潜伏在汕头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黄克仁（已捕）；1955年邓以明又转寄一千九百七十元给潜藏在湖南省衡阳市天主教会内的万次章反革命集团（已破获）。
邓以明一面接受帝国主义的金钱，一面接受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命令。几年来，在邓以明接受海外帝国主义分子的反动指示、文件中，就有梵蒂冈在1954年发出的煽动中国天主教徒敌视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指示“教宗庇护第十二世致书中国总主教、主教和其余各教区首长并司铎及服膺宗座信友”、1957年7月13日梵蒂冈通过的罗马国际费特通讯社发表的破坏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反动指示等等。邓以明接到这些反动指示后，即传达给各地天主教会内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例如，他曾经拿1954年梵蒂冈发出的反动指示给潜藏在江门市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王理诺和汕头市天主教会的黄克仁等传阅，并指示他们进行反动活动。
邓以明还根据帝国主义分子的指示，积极参与从海外派遣回新中国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邓以明接受被我国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间谍福寿康的指挥，共同在广州组织偷渡集团，专门输送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偷越边境。1952年福寿康就与邓以明同谋，以三千元港币通过偷渡犯陈少光带一个叫林意芬的反动分子偷渡出境；同时，又把反革命分子赵炎偷渡往香港。1953年初，上海天主教内的反动分子吴乃元和黄超远到广州后，也是在福寿康、邓以明的帮助下偷渡出边境的；临行前夕，邓以明还替这两个反动分子“降福”，预祝他们偷渡成功。福寿康在广州窃探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时，邓以明是积极参予者，他把通过教会所收集的文件都交给福寿康加以审查甄别，并且亲自派人为福寿康调查有关在我国被逮捕的美国间谍福尔德的情况。
邓以明还和1955年12月在上海破获的隐藏在天主教内的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勾结一起，阴谋纠集暗藏在全国各地区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扩大破坏活动。邓以明早在1951年的时候，就亲自到上海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取得联系，商讨如何联合全国天主教各教区的反革命分子来应付中国的新形势。在邓以明的提倡和龚品梅的支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参加的有邓以明、龚品梅和江西省天主教内的反动分子周济世，以及潜伏在上海的帝国主义分子。邓以明在上海期间，还拜访过帝国主义间谍格寿平，并同这个曾在我国进行了多年间谍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密商。在他们密谋的问题中，包括反对天主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爱国公约中不能写上拥护共产党，不能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不能领导天主教内的抗美援朝运动等等。邓以明从上海回来以后，即在广州市的各个教堂内，对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疯狂的攻击和破坏。1953年5月间，邓以明又派了广州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谭天德等人以“朝圣”为名，到上海学习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经验。
邓以明为了阴谋扩大破坏活动，在1952年初还亲自同上海的反革命分子黄铧全取得联系，互相交换两地的中苏友好活动和天主教爱国运动的情报。黄铧全曾把上海天主教内帝国主义分子的活动情况、人民政府组织天主教神甫和修士学习等情报送给邓以明，以供应海外帝国主义分子。1954年，邓以明又同潜藏在湖南省衡阳市天主教会内的万次章反革命集团取得联系，供应经费给这个反革命集团；万次章也把当地天主教展开反帝爱国运动的情报向邓以明报告。1955年1月，邓以明又同河南新乡天主教内的反革命分子取得联系，并立即指派反动分子张国珍在广州建立联络据点，从事秘密转款活动。1955年2月，潜藏在汕头市天主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黄克仁到广州，受到邓以明的“礼待”，邓以明曾和黄克仁用两天时间交换两地天主教爱国运动的情况，并商谈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被我国驱逐出境后如何利用各地教会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黄克仁提出要集中各地教区领导人进行商量，邓以明则提出“黎培里虽不在中国，但香港还有人，可以向他请示”。邓以明还介绍黄克仁到上海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联系，并替黄克仁在广州设立一个联系据点，以各种代号来交换情报。
邓以明对历次政治运动都极端仇视。抗美援朝期间，青年教徒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邓以明曾亲自加以阻止。土地改革期间，他又积极煽动教徒反对土改，支持地主，辱骂农民和土改工作干部。邓以明也污蔑五反运动，不准教徒参加这个运动。
邓以明仇视人民政府和拒绝执行政府的法令，特别表现在1953年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反动“圣母军”组织的时候。邓以明当时曾召开会议，研究破坏的对策，指示“圣母军”分子不能向人民政府登记，已经退出“圣母军”的分子要向人民政府声明撤销登记，并且利用神权打击、威胁一些已经登记退出“圣母军”的人，并煽动“圣母军”分子要“勇敢一些”；对一些抗拒政府法令的分子则加以鼓励、照顾。
在1955年肃反运动期间，上海破获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邓以明获悉后，立即烧毁和分散了同这个反革命集团有关的反动文件、照片、信函以及长期秘密保存下来的国民党党旗。另一方面，他又到处向神职人员散播“教难”空气，恐吓他们“要准备坐牢”。当天主教会的反革命分子曾庆麟被依法逮捕时，邓以明却说曾庆麟是“教会模范”“标准青年”，肆意诬蔑肃反运动。直到去年，邓以明还组织天主教内的一些人分头上诉，企图为在押的反革命分子谭天德等翻案。在整风运动开始时，邓以明又布置和唆使一些神职人员，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攻击肃反运动，要求释放在押的反革命分子。
邓以明竭力破坏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利用宗教神权打击爱国教徒。早在1951年2月，他就同潜藏在天主教内的帝国主义分子马良、颜益群等研究破坏天主教内爱国运动的计划。当他担任主教职位以后，首先就迫使神职人员退出爱国运动。
邓以明到上海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取得联系后，更加积极地策划由反革命分子谭天德等在各个教堂疯狂进行对反帝爱国运动的进攻，污蔑和打击教徒中的爱国积极分子，拉拢和胁迫教徒退出爱国运动。1953年5月，他派反革命分子谭天德去上海学习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经验，谭回来后就组织了所谓“纠察队”，对爱国积极分子采取造谣、侮辱、歧视、捣乱等手段进行打击、破坏，同时监视爱国教徒，不准他们进教堂过宗教生活。邓以明先在石室教堂对教徒宣布“凡教友不准参加反帝爱国运动，不准在驱逐外国神长（帝国主义分子）的控诉会上签名”。广州天主教徒成立爱国会筹委会后，邓以明又说爱国会是“害教”的，爱国会成员应被“弃绝”，否则就给予“处罚”。据初步统计，因为参加控诉帝国主义分子罪行、退出反动“圣母军”组织、参加爱国会或热心参加街坊工作而遭受其打击的爱国教徒就达二百八十多人。甚至爱国教徒的家属，邓以明也说是有“罪”，要“处罚”。有一名儿童教徒因为参加了少先队，就被扭耳朵，掴巴掌，连红领巾也被撕毁。在邓以明“主教府”里的“儿童要理班”中，竟出现“捉红颈鬼”（意指捉爱国教徒）的反动行为。邓以明对一般神职人员也严加控制并进行欺骗，干涉他们的爱国自由。1956年8月17日，邓以明曾给神职人员规定了许多限制，阻挠他们参加爱国活动。1956年有些神职人员当选人民代表，邓以明即加以严厉指责，说这是违反“教典”，“在教会中树立了坏榜样”，并说未经上级批准，神甫一律不能参加社会公共活动，否则就是反对教会和不听“教皇命令”。1955年12月8日，邓以明指使神职人员抗拒参加肃反大会；1956年5月，广州市举行“潜藏在教会内的反革命分子罪证展览会”，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组织天主教神职人员参观，邓以明也竟然加以阻挠。邓以明还禁止神职人员阅读“信鸽”、“广场”等天主教的爱国书刊杂志。他对其他地区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也曾进行干涉和打击。
邓以明破坏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和破坏祖国人民利益的罪行，过去虽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但因为他的有些罪恶活动非常猖狂，早就激起了一些爱国教徒的公愤。有人向公安机关检举了他。去年11月份以来，部分教徒群众又举行了一系列的集会，对邓以明进行了揭发和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