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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掩盖在一类社称号下的三类社
旭升社经过整改走上了社会主义大道
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共黑龙江绥化县委联合工作组
编者按 绥化县宝山乡旭升农业社一向被划为一类社，却年年完不成购粮任务，问题很多，邪风很盛。经过联合工作组帮助彻底整顿，发现该社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领导干部的成份严重不纯。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在农村整风、整社工作中，要认真地注意发现像旭升社那样掩盖在一类社的称号下，实际被地主、富农操纵的三类社。
全国原有的三类社大约占总社数的10％至15％左右。三类社存在的原因很多。各地在此次整风、整社运动中，已经注意彻底解决三类社和一、二类社中落后队的问题。希望各地选一些典型的三类社的情况和整顿经验及时加以总结和推广。
黑龙江省绥化县宝山乡旭升农业社建立于1955年冬季，共二百三十六户，一千三百八十一口人，土地八百九十八公顷，是宝山乡（绥化县的模范乡）七个社里面土地最好、产量最高的一个社，曾得过两次生产模范奖励，一向被划为一类社。但是，这个社年年完不成购粮任务，酗酒、赌博、偷盗、男女关系混乱等邪风很盛，社干部抗上，上面派去的工作人员很难进行工作，乡里干部谁也不愿意被分工领导这个社的工作。县、乡领导上早知道这个社有问题，可是每年派下去整党整社的干部，总是十天半月一走一过，始终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弄清问题的性质，也就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
1957年11月，我们和绥化县、宝山乡干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经过阶级调查，个别串连，充分发动群众进行比较彻底的整顿工作，历时两个半月，问题被揭穿了。原来这个模范乡里的一类社，却是一个被地、富、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三类社，群众叫它是“小台湾”。问题十分严重。现在把群众所揭发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的主要情况分述如下：
土改不彻底 组织严重不纯
群众说：我们的社问题好比“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原来旭升农业社的前身——宝山乡第七村，是一个土地改革不彻底的村子。全村十五户地主有十一户错划为富农，一户漏划为中农。四户富农有一户漏划为中农。此户占有一百一十四公顷土地，当过把头，全家九口人不参加劳动。此外，全靠剥削为生的大地主孙景全，自己有三十三公顷土地，佃种七十六公顷土地，有十七匹马，三辆车，雇五个长工，大批短工；以及自己只有三个人参加劳动的大富农赵文江，都被划为中农。他俩一直混在基本群众里头混水摸鱼为非作歹。由于土改不彻底，反革命分子趁隙而入。兽医许银生，从1949年起，窝藏两个反革命分子达四年之久，直到1952年一个被捕镇压，另一个被许银生放跑，许本人也有反革命活动。反革命分子程永信在1949年冬季从绥化城里迁到这个村，勾结地、富，拢络落后群众，破坏各种政治运动。
村、社主要干部严重不纯。土改时的农会主任陈国法在解放前吸过大烟，与地主老婆搞男女关系，土改时搞假斗争，致使土改不彻底；土改后，他一直担任村社主要干部，常常在地、富家里吃喝。他对于党所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一贯临阵脱逃。他曾三次逃避参军参战，每年购粮时装病不做工作。作风腐化堕落，群众揭露他与十二个妇女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另一个坏干部王云涛，在伪满时期吸过大烟，当过劳工小队长；土改时给地主隐藏过东西；土改后当村长，初级社主任，于1956年被提拔为乡人委的生产委员，分工领导旭升社的工作，他在当村长和初级社主任期间曾贪污三百多元，也和陈国法一样专走地、富路线，经常大吃大喝。他俩都与反革命分子关系密切。反革命分子程永信成了陈国法的“大谋士”，经常替他出谋划策，叫他走地主路线，在上级面前耍两面手法，拢络一批落后群众为自己捧场，以便保持统治地位等等。“龙找龙，熊找熊”，陈国法、王云涛掌握了大权，弄得旭升社的组织严重不纯。七名党支部委员当中，支委兼社主任陈国法是地富狗腿，支委兼副主任杨凤仪是蜕化变质分子，支书吴洪斌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与陈、杨同流合污。两个组织委员，一个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一个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两个宣传委员，一个是小商贩出身。十一名管理委员当中，只有畜牧委员（贫农）和出纳员（新上中农）是比较纯洁的。二十名生产组长当中，有八名是地、富，三名是老上中农；三十名赶车老板当中，有十二名是地、富，五名是老上中农；十四名生产队的会计和记工员当中，有六名是地、富，三名是老上中农；粉房经理是漏划富农；大车队长是漏划地主。全社十九户地、富（土改后陆续分为五十户）有二十八人担任重要职务；二十六户老上中农有十二人担任重要职务。
以陈国法为首的一批坏干部公开散播谬论说：“地、富老实，能干，没有他们办不好合作社。”“党员都落后，共青团员马列主义呱呱叫，不实干，复员军人挑皮捣蛋，贫困户是懒蛋子。”他们把地、富捧到天上，把好党员和积极分子踩到泥里。群众把旭升社叫作是：“被地、富操纵下的陈家天下。”
旭升社走的哪条道路？
群众说得很明白：“咱们社的干部是给地、富和有钱人办事的。他们是把党的阶级路线倒过来执行的。”“第一次翻身没翻好（指土改不彻底），第二次把我们翻到泥里去了（指合作化后依然贫困、受气）。”本来宝山乡第七村是一个好地方，是绥化县西部出名的“地眼子”，土地质量特别好，土改以后产量逐年提高，特别是办了两年高级社，每公顷产量达到三千八百斤，比1949年上升一倍，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人迷惑，把它划为一类社，给它生产模范奖励。但是，什么人掌权就走什么样的道路。旭升社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变相剥削，遭受了许多惊人的破坏。地、富、上中农生活蒸蒸日上，不少的贫农、下中农依旧贫困。地、富横行霸道，群众忍气吞声，群众的生产情绪受挫折，生产遭受重大损害。群众说：“就凭这个好地方，要是有好人领导，每公顷至少打粮四千五百斤，可能达到五千斤，我们的日子也不会过得像现在这样！”
地、富和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上中农，利用他们当主任，当生产队长、组长的地位，掌握指挥生产的实权，将挣工分多的好活先分给自己人去做，叫贫农、下中农去做挣工分少的重活，谁不服就给谁扣上“挑皮”、“懒蛋”的大帽子。地主张云乔一年做了三件活
（修路、给粉房打水、喂猪），挣到一百八十个劳动日，地主王景阳抱着孩子看麻籽地，一天挣六分。贫农曲占山一年到头没歇工，只挣一百九十个劳动日，他说：“我们的穷根没有挖掉，还是有钱人吃香！”这一项无形的剥削是难以数字计算的。地、富、上中农和他们的子弟当上会计、记工员，用笔杆、算盘进行剥削更是花样繁多：富农王殿丰当两年队会计，贪污工分九百八十三分，现金二百零四元，他克扣社员的工分记在地、富账上；他在登记社员积肥数量时，对地、富的以少报多，多算工分，对贫农、下中农的以多报少，少算工分。粉房被四名地主掌握，他们在收购土豆时，对地、富的提秤提等，对贫农、下中农的压秤压等；好粉条分给地、富，霉粉条分给贫农、下中农。
地、富、反革命分子的恶毒破坏使农业社损失惊人。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大批伤害耕畜和糟踏庄稼、粮食。他们对耕马不喂不饮，多装载，快跑，狠打，故意打孕马，打马眼睛。高级合作化两年来，被他们弄死马八匹，打瘸马四匹，打瞎眼睛的马四匹，打掉驹的马三匹，使农业社损失九千零一十多元。兽医许银生治死农业社的马十三匹。地主孙景全当大车队长，把十五匹好马弄得瘦弱不堪。地主张云乔喂猪，饲料不筛净、不煮熟，喂死六口猪，还打掉两窝猪仔，损失八百元。他们在播种时故意少点种籽，把种籽点到垅旁，造成缺苗；锄草时大量砍苗；趟地时大量压苗；割庄稼时快割、毛割，大量糟损粮食；拉庄稼时沿途掉粮食；打场时故意打得不干净。据不完全的统计，这一项损失达七千二百三十元。再加上他们破坏农具、公物，使农业社损失共达二万五千多元，相等于1957年总产值的20％。
旭升社的地、富和一部分上中农生活蒸蒸日上，贫农、下中农多数上升很慢，目前还有二十三户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衣、食、住条件相差悬殊。两年来，全社新盖房子一百二十一间，其中十九户地、富占五十三间，每户平均将近三间；二十六户老上中农占四十一间，每户平均一间半；一百四十八户贫农、新中农只占二十七间。地、富、上中农住着绿油门、玻璃窗、石灰抹顶、明亮宽敞的新房子，而一部分贫农、下中农还住在低矮、狭窄、阴暗的破房子里。地、富和上中农的大人、小孩都穿新衣服，老头穿皮袄，青年穿皮鞋，可是有一部分贫农穿着漏棉花的破衣服，冬天还戴着单帽子。贫农乔德一家六口人穿不上棉衣，大人无法出门做活，小孩只好围着火盆取暖。地、富户户有陈粮，共有陈粮二万多斤，把猪、鸡、鹅、鸭喂得又肥又胖，甚至高价出卖粮食，贫农曲忠厚没有吃粮，饿得一家五口痛哭一场。就在这样明显的比照之下，地、富骄傲地对贫农说：“你们翻了一回身还是受穷哪！”
决心整放手整彻底整
宝山乡是地、县委的重点乡，要在1958年带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要求的指标，每公顷产量六千斤。地、县、乡的领导上怕旭升社成为全乡前进中的绊脚石，下决心要改变旭升社的面貌。旭升社的整顿工作，主要是依靠党所经常教导我们的三件法宝进行的：第一，调查研究，做阶级分析；第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农村的依靠贫农雇农的阶级路线；第三，采取了个别串连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工作组一到旭升社先用半月时间进行阶级调查，逐户访问贫农、下中农，从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联系群众，发现积极分子。有的群众慷慨地说：“好多年没有干部来我家了，你们北京来的同志来看我们，可见毛主席没有忘掉我们穷人哪！”我们通过贫农、下中农间的积极分子，用挂钩串连的方法，逐步把群众组织起来，向他们讲解党的阶级路线。经验证明：党的政策一和群众见面，立即成为一种伟大的物质力量，群众用党的阶级路线作镜子，对照社里情况，就恍然大悟，群情激昂，揭发大量材料，只用五天时间，我们就弄清了问题的性质。
接着，我们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开展整党，形成里外夹攻之势。一开始，群众的注目点集中在社主任陈国法和副主任杨凤仪身上，经过鸣放、说理，把他们的真面貌揭穿，根据群众意见，县委立即宣布陈国法、杨凤仪撤职反省。群众欢欣鼓舞，斗志益壮。紧跟着斗争的锋芒转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身上。我们又依法先后逮捕了五名反动地主和二名反革命分子，并且根据群众要求向地、富算了剥削账和破坏账。在分粮时分别扣出地、富二万六千多斤粮食分给了社员；在决算分配时，把地、富进行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扣回二万多元（一部分扣现款，一部分记在账上），留作农业社的公共积累。对地、富分子政治上处理，根据他们的一贯表现，分为社员，候补社员和管制生产三类分别对待，撤销他们在社内所担任的职务，重新选拔一批贫农，新下中农中间的积极分子充任。群众的政治优势树立起来了。党的支部委员会和社的管理委员会也进行了整顿、改选，纯洁了领导机构，建立了领导核心。同时，为了确保胜利成果，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县委决定把乡党委副书记和宣传委员下放到旭升社担任支部书记和社主任。就这样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和自己的力量，把这个隐藏了十余年的“小台湾”解放了。群众说：“我们重新翻了身，这回真正见到了青天”。
整改高潮带来了生产高潮，群众社会主义热情空前洋溢。旭升社超额完成1957年的征购粮任务二百二十五万斤，比去年多送了四十五万斤，成为全乡每公顷土地送粮最多的一个社；送完粮紧接着送粪，一个多月时间，已经在三百公顷的土地上堆满了粪肥，占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估计到春节前可以做到全部耕地堆满粪肥，每公顷达到六万到九万斤，这个数目是空前的。从此旭升社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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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紧整顿落后社
林木
在争取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运动中，整顿落后社
（三类社）的问题应当引起严重的注意。
一个农业合作社工作做得好，或坏，对社员、社和国家都会发生深刻的影响。一个好的合作社，它可以增加生产，可以使每一个农户和每一个人都得到富裕幸福的生活，可以大大鼓舞广大农民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很好地完成农民对国家应负的任务……。农业合作社如果办得不好，以上一切都可能落空。我们如果明白农业合作社工作好坏的这种深刻的影响，明白自己对数亿农民担负了多么重的担子，那我们就不能不看到集中力量整顿落后社是多么迫切的事情。
落后社的一般特点，是经营管理不上轨道，制度混乱；做活时大家抢工分，不顾质量；劳动报酬不合理，便宜的便宜，吃亏的吃亏；群众对集体经济不热心，干部不大负责任，党、团组织作用不大，或者是坏分子和富裕中农、地主、富农掌握了社的实际领导权……。所有这些，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生产。现在有许多落后社因为各种农事活动组织得不好，耕作粗放，肥料不足，新技术新经验不能推广，所以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之下不能得到同样的收获，有的甚至差得很远，对国家不能担负售余粮之类的义务，社员生活也得不到改善，有的连口粮也不充裕，还要国家供应。这种情形如不迅速改变，就很难使当地社员群众具体看到合作化的优越性，他们的前进的意志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许多地区的党委在这次整改中采取了切实的措施，集中了很大的力量来整顿落后社，结果迅速改变了局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是很好的。但是也还有许多地区没有很好地安排冬季各种活动，缺少通盘的筹划，结果顾此失彼，让修水利等生产建设活动把整社工作挤掉了，社内许多必须及早解决的问题没有及早解决，势必影响今年的生产。现在离春耕已经不远，这些地区必须赶快作一个紧急的安排，调配必要的力量来补救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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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垮反动气焰批判资本主义思想
安徽三类社经过整顿大部上升
本报讯 安徽省对三类社的整顿工作到本月底可以基本结束。据1月中旬统计：整顿过的三类社，升为一类社的约占46％，升为二类社的约占37％，不深不透的约占17％。
已经整顿结束的合作社，凡是整顿深透的都彻底改变了原来落后的面貌，主要表现是：贯彻了阶级路线，树立了贫、下中农在合作社中的领导优势；彻底的打垮了反动气焰，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密切了干群关系；改善了经营管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如凤阳县庙东社整社前有一百一十多户社员闹退社，耕畜农具无专人管理，以致饿死和冻死牲口二百四十八头，损坏农具一百一十多件，抛荒田地一千余亩，劳动出勤率只有50％。整社后，公布了几年来未清理过的账目，实行了包工包产包财务。生产搞得热火朝天。据1月中旬统计：出勤人数由四百人增加到七百多人，已积肥四十多万担，超过办社以来积肥的总和，水利兴修任务已超额完成两万多土方。
整顿不深不透的合作社，主要是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原封未动。如金寨县桃园乡桃园社，整顿后仍为三类社，其表现：（1）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未受到打击。该社有十三个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十一人有血债，没作处理，恶霸分子李云清有十三条血债仍逍遥法外。应捕的也没有捕起来。被斗的富农分子彭松远仍不低头认罪，到处喊冤。上中农冯克黄被批判后，还拉拢落后社员计划在工作组走后打击积极分子。（2）对坏干部没有进行处理，如党员周自立曾当过土匪抢过人，大军南下时混入革命阵营当贫农团主席，后又叛变，也未处理。萧县三河社整顿后坏分子王玉兰还说：“我非和共产党再斗一下不可。”
整社粗糙的原因：主要是工作组不安心整社工作，有急躁和畏难情绪。如涡阳县涡北社省委工作组认为抽调整社三个月时间已到了，要求回机关。阜阳县蒋楼社工作组干部怕麻烦怕费时间不愿改选组织，竟向上级汇报说“这个社找不到贫农当领导骨干。”宣城县桃红社工作组长张修水因急于回机关，屡次向县委汇报说“我们1958年生产计划搞好了，三包也搞好了”，实际上都未搞好。阜阳县插花区有些工作组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搞大放大鸣大辩论，整改是社干部的事。阜仁八社在整改时工作组要求回机关，说：“整改社干可以搞，到辩论时我们再去。”
以上问题各级党委已在研究解决：对整顿不彻底的社进行加工补课或重新进行整顿，先逮捕反革命分子，后发动鸣放整改；对不安心工作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批评教育，要求坚决把社整好，搞深搞透搞到底，搞好一个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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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治理漭河经验四处开花
河南山东等省积极进行中小河流域治理规划
本报讯 河南、山东、山西、浙江、河北等省，正在学习治理漭河的经验，采取“以蓄水为主、小型工程为主、社办为主”的方针，根本治理中、小河流的水害，并从支流到主流、从上游到下游，全面开发综合利用河流水源。
淮河上游最大的支流沙颍河
（在河南部分），是较早吸取漭河经验进行根本治理的一条河流。治理沙颍河的规划确定在上游进行造林、修梯田等水土保持措施，并修建谷坊群、水库网，层层拦蓄雨水，同时在支流上修筑梯级缓流坝，减缓洪水流速度，结合引水灌溉沿岸土地，实现山地水利化。在平原地区兴修沟洫网及坝、堰、坑、塘等蓄水工程，分割雨水，并结合打井发展灌溉。在低洼易涝地区，修建小型蓄洪水库，蓄水灌溉，大量种植水稻、旱稻等耐水作物，同时利用蓄水洼地，种植莲藕、蒲苇等水产。按照这个规划，在三、五年内，就可以基本上做到控制山区丘陵的水土流失，消灭普通的水、旱、涝灾，达到全流域的水利化，洼地碱地基本改造完成。目前，治理沙颍河的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山东省莱阳、昌潍两专区也参照治理漭河的经验，结合本地区原有兴修水利和水土保持经验，拟定了根治流跨平度、招远等八县的大沽河的初步规划。确定在上游修建塘、坝、水库万座，大量进行水土保持；在中、下游平原洼涝地带，兴修畦田、围堤、台田及蓄水工程，发展灌溉，变旱地为水浇地，改涝洼地为水稻田。争取在三年内平原地区实现水利化（灌溉面积占耕地70％以上），五年内山地丘陵区实现水利化。与此同时，昌潍专区还进行潍河、胶莱河、白浪河、洱河、淄河、潮河等六条主要河系的流域规划，要求在三年内基本改变河流面貌。临沂专区为了实现今后五年根治沂沭河的计划，由副专员率领县、区负责干部七十二人，到河南参观学习漭河治理的经验，并约请有经验的农民十四人到各县担任治河的技术指导工作。目前已由地委、专署负责同志分片包干进行沂河、沭河、汶河、潞泇河等六条河流的规划。
山西省已前后两次组织大批干部群众到河南省漭河流域参观，并准备开始根治洓水河、肖河、漳河、滹沱河、阳武河、浑河、白登河等小河流的工作。目前，这些河流的规划委员会和办公室都已成立，正在进行规划。在雁北专区，已由专员挂帅成立了治理浑河委员会，着手根治浑河，作为全区推广漭河经验的先声。这个专区几年来由于普遍推广了大泉山的治理经验，已有成百成千座山头和成千上万道沟壑得到治理。
浙江省学习治理漭河的经验后，由水利厅副厅长率领规划队，进行了东阳江的流域规划，已取得经验，准备在其他河流上推广。河北省也自年前起学习推广治理漭河的经验，决心把专、县、乡和中小河流的流域规划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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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向江河湖港大进军
江西将在今年兴建八十个养鱼场
本报讯 江西省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向江河湖港水面大进军，开发水面、利用水面为国家创造财富。
江西省的江河湖港的水面，约有二千多万亩，其中适合于发展淡水养鱼的水面约有四百五十万亩左右。1958年，江西省计划在围堤内湖和自然湖港水面多的九江、鄱阳、余干等县建立八十个国营养鱼场，利用放养鱼的水面，达到一百一十五万亩。到目前为止，已经建成了三十六个。这些场一般不兴建办公室、宿舍，尽量租用民房，与群众同住。每亩放养水面的投资也不超过四元。这些场，到1959年不但能自给，而且有少量的盈余；到1962年就可为国家缴纳大量资金。
为了保证完成1958年养鱼计划和提前实现第二、三个五年规划，全省从去冬到现在，已经抽调干部二千多名，分派到各国营养鱼场，直接参加养鱼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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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运用有利条件改变农村面貌
五年内奠定现代化农业基础
80％耕地机械化半数以上乡电气化
据新华社讯 辽宁省计划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机械化耕地面积要达到全省耕地面积80％以上；有50％—60％的乡实现电气化。这是中共辽宁省委15日召开的常委会决定的。
辽宁省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主要方向是：在耕作、水利、农副业加工方面实现机械化；大量发展化学肥料、农药、兽药等的生产；大量建设农村小型发电站。
辽宁省工业和农业部门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首先将建立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农药等研究机构，调查研究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和农村购买力；广泛搜集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技术资料和图纸。在制订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规划的同时，地方工业部门将协助试制和大量制造各种适用的机械产品。全省地方工业除了制造国家的计划产品以外，要全部承担小型机械和零星机具的生产任务，县工业和手工业主要是负责农业机械的修配工作。
辽宁省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农村电气化，同其他省份比较，具有许多有利的条件。首先是地方工业的基础好，地方工业去年的生产总值相当于农副业生产总值的162.64％，许多农业机械都能制造。在技术力量方面，除地方工业有相当数量的技术人员以外，还可以得到国营工业和兄弟国家的专家的援助。其次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十分迫切。辽宁的特点是土地肥沃，无霜期短，比起关内农村是人少地多，因而劳动力缺乏，耕作比较粗糙。在这种土地肥沃，人少地多的地区，迫切需要使用农业机械代替人力劳动。再次，几年来农业机械化、农村电气化已有一些基础，全省试办了二十多处拖拉机站，建设了一些机械和电力灌溉站，有二十个小型发电站，积累了一些经验，培养了一些技术骨干。此外，电力网、交通网遍布全省，也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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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西推广平遥经验
开发地下水 增加新水地
本报讯 山西省农业建设厅不久前组织了全省五个专区、四十五个县和大同、长治二市干部、农民代表二百八十六人，在平遥县举行开发地下水“现场会议”，以边参观、边讨论的方法，大力推广平遥县通过多样化的小型水利建设，开发、利用地下水的经验。
平遥县计划今年扩大新水地十五万亩。由于他们采取了小型多样的方针，重视开发和利用地下水，已经取得显著成绩。入冬以来，这个县依据不同情况，进行了穿山打洞引水浇地、挖泉截潜流、高地机械灌溉、打井等项不同方式的小型水利建设，共可增加新水地十二万五千多亩。
现场参观，不仅使各地代表进一步懂得了通过小型多样的工程，开发、利用地下水的重要性，学习了平遥县农民开发、利用地下水的技术经验，更重要的是克服了参观者原来在开发、利用地下水方面存在的不同程度的保守思想。在现场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山西省地下水源十分丰富，全省至少有一千四百多万亩的地区都适宜于打井、挖泉和截潜流。但近几年来，由于不少地区重视了地面水、但忽视开发地下水；对地下水源摸得不清，缺乏规划；对已有的打井、挖泉技术力量发挥不够，所以在全省现有水地中，取地下水浇地的还不过三百万亩。
最后，会议确定，各地应立即开展打井、挖泉、截潜流的工作，力争在春播前，保证全省增加三百万亩新水地。
（继烈、文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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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农业珍闻
农业珍闻
豆子树
在贵州省第七届农业展览会上，观众们亲眼看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盘龙乡的豆子结在树上。展览的这株豆子树有一丈多高，叶子和普通豆叶相似。这株豆子树年产量达十市斤左右，而一般黄豆，每株不过结豆子三两。这种豆子树是野生植物，一年可收获两次。豆子可做豆腐或其他食品。
93斤重的南瓜
甘肃正宁县石家湾子乡安里农业社主任王富均，不久前把他抚育的一个九十三斤重的大南瓜，托人送往首都，赠给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王富均去年培植的两个南瓜蔓上结上了六个大南瓜，共重二百四十三斤，最大的一个九十三斤重（一般五十——六十斤）。王富均因此被称为“南瓜王”。
一蔸甘薯产156斤
广东新会县棠下乡中心农业社高小毕业生青年社员黄兆权，用月光花嫁接方法栽培的一蔸甘薯，产量达到了一百五十六斤。这个产量比不久前创全国最高丰产纪录的广西省横县槎江农业社青年社员朱庄，用月光花嫁接方法栽培的一蔸甘薯还重二十四斤六两。这蔸甘薯已在新会县农业展览会上展出。
新华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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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睢宁县推广汪塘下泉法
江苏睢宁县炬星农业社，位置在废黄河故道，去年创造了一种“汪塘下泉法”，能使地面水与地下水相连，扩大水源，增加灌溉面积。
汪塘下泉方法很简单。在旧有的汪塘中，打下一根二公尺长、直径四寸的竹筒；再把十二公尺长，直径三公分粗的铁管伸入竹筒，在塘底锥泉，使地下水由竹筒喷出。每眼泉一昼夜可出水三十九公方，能灌溉十亩地。
这个办法因适用于平原坡地，睢宁县从今年开始在全县推广，并计划在全县汪塘下泉一万一千多个，这样就能增加灌溉面积十万多亩。
徐淮地区属平原坡地类型的土地约有三千万亩。最近徐淮地区十六个县、市代表都前去参观，并准备普遍推广。（附图片）
图为炬星社社员正在塘底下泉 （陈哲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