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
专栏:

兴修水利 保持水土 改变干旱面貌
甘肃争取三年内基本实现水利化
甘肃的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运动,最大的阻力是来自人们的右倾保守思想。甘肃水利和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同右倾保守思想不断斗争的过程。首先要有思想上的大跃进,才能出现工作上的大跃进。而右倾保守思想只能拖住我们前进的脚步,钝化我们的斗争锋芒,挫折我们的意志,束缚我们的思想,如果不加以批判和克服,就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
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发挥出来,就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业绩。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原动力,必须十分珍视,全力保护,不能有丝毫的损伤。如果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只知道向国家伸手要这样要那样,只知道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而不去发动群众,不去依靠群众,甚至不相信群众,在一旁指手划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其结果必然对革命事业起促退作用。
霍维德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簿一波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吴玉章主任的报告。
从上次会议以来,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年头。特别是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获得了伟大胜利。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劳动热情普遍高涨,在经济战线上首先是农业战线上正在掀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推动着各项建设事业以更大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跃进。看到我们国家这样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我们真是感到无限的欢欣鼓舞,对于伟大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希望。
去冬今春遍地开花到处结果。群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料出料,绝大多数工程所需人力物力财力,基本上都由群众自己想办法解决。一些成功的典型,如引水上山,得到普遍推广。
我们甘肃,从去年冬季以来,随着全民性大辩论的胜利,在广大农村首先出现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运动。三百四十多万农民组成的大军,不顾严寒风霜,不分白昼黑夜,以雷霆万钧之势向自然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在短短三个月期间,一鼓作气修成了五百二十四万亩水地,正在兴修的还有二百多万亩。这个数字,比原定今年新修三百五十万亩水地的计划,加了一翻还多。每天平均修成五万多亩水地。水土保持完成了九千多平方公里,差不多等于今年计划的一半。现在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只要不松劲,不冷场,再加一把力,今年全省新修一千万亩水地,完成两万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土保持,是完全有把握的。
甘肃去冬今春的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运动,同一九五六年比较起来,是大大地跃进了一步。首先是规模更大,范围更广,人数更多,遍地开花,到处结果。其次是速度更快,质量更好,现灌更多;因为接受了一九五六年的经验教训,今年提高了工程质量,修一亩成一亩,修成以后就可以灌溉。第三,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发挥的更加充分,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料出料。已经投入水利和水土保持的达两亿个劳动日。群众在这方面的集资达两千多万元。绝大多数工程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基本上都由群众自己想办法解决,即使一些比较大的工程也是这样;同时,群众的发明创造也更加丰富,改进工具,改进技术,克服了许多困难。更重要的,是一些成功的典型得到了普遍的推广。特别是武山县的东梁渠首创了引水上山以后,大大地鼓舞了山区群众发展水利的信心。在几个月内,许多地方掀起了水利上山的热潮。群众说,“山再高,高不过我们的脚跟;地再冻,冻不着我们火热的心”。天水和平凉两个专区的群众就修了五十三条“东梁渠”,可以浇地三百二十二万亩。工程最大的北梁渠,全长一百公里,海拔平均在一千六百公尺以上,跨武山、甘谷两县,参加施工的达三万人,修成以后可以浇地四十万亩左右。这样大规模的水利上山,给今后甘肃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在水土保持方面,武山县邓家堡的经验,已经被许多地方采用。现在全省已经有一千一百三十八个邓家堡,今年准备开展一个“一万个邓家堡”运动。
冲破原来的计划,指向了更高的指标。新规划实现,甘肃的自然面貌和生产面貌就起了巨大的变化。
去冬今春的兴修水利、保持水土高潮,冲破了我们原来制订的计划,指向了新的高峰。根据这个新的情况,结合各地经过群众讨论的意见,我们甘肃计划在三年之内,达到以下几个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和基数,都不包括就要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区在内。
三年兴修水地二千五百万亩。加上原有的水地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亩,到一九六○年全省可以有三千七百二十三万亩水地,占现有耕地六千万亩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每人平均有三亩五分以上的水地。
三年保持水土七万平方公里。加上原有的保持水土面积三万平方公里,到一九六○年,水土保持面积将达到十万平方公里,等于原来全省水土流失面积的一半。
三年造林三千万亩,种草三千万亩。加上现有的复盖面积六千二百七十七万亩,到一九六○年,全省可以有复盖面积一亿二千多万亩,占总面积六亿九千万亩的百分之十八。这里所说的种草,主要是种草木樨。这是一种多年生草,耐旱,容易生长,既可作饲草,又可作燃料和绿肥,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宝草。
农业方面的跃进,必然会带动其他各项事业首先是地方工业、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的跃进。我们计划在三年之内,地方工业的产值从一九五七年的一亿五千万元,增加到十二亿元至十四亿元,也就是增长八倍到九倍。小学在校学生占学龄儿童的比例,从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五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二。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虱子、白蛉子等“七害”。
如果我们在三年内实现了这些指标,到一九六○年,全省就可以基本上实现水利化,境内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水土流失地区,有一半可以得到控制;实现绿化也有了良好的基础;长期以来的干旱威胁基本上可以解除。地方工业的落后状态将大为改变。小学普及教育可以实现,社社有学校,人人讲卫生。预计到一九六二年,全省粮食产量可以达到二百亿斤左右,比一九五七年的八十五亿斤增加一倍多,每亩平均产量达到三百斤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约一百二十五斤;棉花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万担,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三倍以上,每亩平均产量达到八十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约三十三斤。同时,地方工业的产值也将超过农业产值,比一九五七年增长十六倍到十九倍。这样,甘肃的自然面貌和生产面貌就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就完全有把握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了。
甘肃的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运动,从开始到现在,并不是没有遇到障碍的。客观上的困难固然很多,但是,最大的阻力却是来自人们的右倾保守思想。甘肃水利和水土保持事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同右倾保守思想不断斗争的过程。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由于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和“甘肃落后”论,在几个月内就修了六百三十四万亩水地,超过了解放前几千年所修水地的总和。可是,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起,右倾保守的歪风又刮起来了。一九五七年提出新修水地三百万亩,任务分不下去;减到二百五十万亩,分不下去;减到二百万亩,也分不下去;减到一百五十万亩,还是分不下去;一直减到一百一十二万亩,最后定为一百三十五万亩。而到九月底只完了一百零二万亩。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更加有力地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劲头又鼓起来了,而且比过去更大。三个月的时间,不但完成了一九五七年的尾数,而且新修了五百多万亩水地。从这里可以看出,首先要有思想上的大跃进,才能出现工作上的大跃进。而右倾保守思想只能拖住我们前进的脚步,钝化我们斗争的锋芒,挫折我们的意志,束缚我们的思想,如果不加以批判和克服,就会给我们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我们所必须经常警惕的。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实际上是一场人对自然的严重斗争,就是要发挥人的能动性去同自然争夺主动权,以便利用自然的力量来为人们谋福利。在这样一场斗争中,首先要有必胜的信心和革命的干劲,才能藐视和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必胜的结果。相反的,如果对改造自然缺乏信心,总想等待自然的恩赐,没有勇气去向自然搏斗,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处处受到自然的摆弄。我们的定西专区,是一片最干旱的地区。几年来,由于开展了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利用了雨水、地面水和地下水,到一九五七年,全区水地已经从解放前的三十六万多亩增加到一百六十一万多亩,每亩粮食产量从解放前的七十五斤提高到一百三十六斤。但是,自然条件比定西专区好得多的平凉专区,却是缺乏这种劲头,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远远落在后面。在一九五二年的时候,平凉专区的粮食亩产比定西专区高十三点三斤,到了一九五七年,反而比定西专区低五点六斤了。再拿张掖专区和银川专区来看,都是大型水利灌溉区,自然条件差不多,一九五七年张掖专区扩大了灌溉面积,增产了粮食,张掖县的小麦平均亩产超过了四百斤,敦煌县的棉花平均亩产达到一百零三斤,都提前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一九六七年指标。可是,银川专区在这一年却荒废了十四万亩水地和十八万亩旱地,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增产。可见事在人为,一切成绩都是人干出来的。只有干,才能从自然手里夺得更多的东西,才能增长知识和才干,才能逐步摸到自然的规律,也才能战胜一切困难。缺乏了这种信心,缺乏了这种干劲,在自然面前永远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不充分发挥千百万群众的智慧和集体力量,胜利就没有保证。武山县建设引水上山的东梁渠,没有向上级要过一个技术干部,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斤材料,所需人力、物力、财力,都是群众自己解决的,一切困难也是群众自己克服的。全省绝大多数的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都是这样搞起来的。
在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如果不充分发挥千百万群众的集体智慧和集体力量,胜利是没有保证的。武山县在这方面能够得到这样突出的成就,基本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遇到困难同群众商量,向群众请教。在修东梁渠的时候,有些水利技术人员认为这样艰巨的工程,没有精确的地形测量,没有重点地质钻探资料,没有完整的比较设计,没有周密的施工组织,没有大量的投资和充裕的时间,是很难完成的。有的认为即使具备了这些条件,能不能在山上把水控制住,也还大成问题。当时还有人说,“若要水上山,除非辘轳长蔓马长角,乌鸦长出红耳朵。”但是,在群众面前,一切困难都被克服了。选线的时候,没有技术人员和测量仪器,只是由一位农民出身的水利科副科长带了一架简单的水平仪,组织了几位有经验的农民,用两天时间就把路线选定了。从选线到施工,只有五天时间。砌大坝入口,修涵洞、跌水,没有洋灰,群众就用草皮铺衬石头,干砌块石来代替。渠道要跨过一道四十二公尺宽、二十二公尺深的山沟,几位老木工想出用木头搭起架子,上面修一个渡槽,就把水渡过去了,连工带料只花了二千元。为了扩大灌溉面积和解决退水的问题,群众就学习别的地方的经验,采取了“长蔓结瓜、以塘包亩”的办法。东梁渠从开始到完工,没有向省上或专区要过一个技术干部,要过一个钱,要过一斤材料。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群众自己解决的,一切困难也是群众自己克服的。全省绝大多数的水利和水土保持工程都是这样搞起来的。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只要发挥出来,就能创造惊天动地的业迹。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共产主义,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原动力,必须十分珍视,全力保护,不能有丝毫的损伤。如果眼睛只往上看,不往下看,只知道向国家伸手要这样要那样,只知道在困难面前唉声叹气,而不去发动群众,不去依靠群众,甚至不相信群众,在一旁指手划脚,给群众的积极性泼冷水,其结果必然对我们的革命事业起促退作用。这是极其错误的。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改变干旱面貌,多少年来一直就是甘肃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
这个美好的远大的理想,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新时代里,才能逐步变为现实。邓家堡的群众说得好,“我们能把穷山变富山,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好,合作化的政策好,改变干旱的措施好。”他们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来了,人翻身了,地也翻身了。”同时,甘肃虽穷,人口也不多,人民却有志气,有朝气,有干劲,能够忍受任何艰苦,战胜任何困难。我们的口号是“大胆设想,苦战十年,过江(白龙江)越岭(秦岭),建设新农村”。十年看五年,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前冬。去年冬季以来的高潮,已经创造了一个极其良好的开端。只要我们今后遵循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发扬不断革命的精神,打掉官气,肃清暮气,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依靠群众,刻苦钻研,跃进再跃进,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地达到我们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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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数民族文字大有发展前途
陈永康代表报告贵州省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的创制和目前试验推行情况。他说:用拉丁字母作字母的苗族和布依族文字方案,受到两个民族广大人民的欢迎。因为易学易懂,多数人每天学习二小时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就能拼写很多辞汇,用来记工分、写信和记录本民族的诗歌、故事。见字就能读音,念音就知道了字义。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吴玉章主任的报告,并建议大会通过。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制订和推行,是我国六亿人民的大喜事。我们少数民族人民,迫切地等待着汉语拼音方案及早正式确定和推行。正如吴玉章主任在“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中所指出的,汉语拼音方案有着许多用处,其中的显著用处之一,就是:它可以用来作为我国少数民族创造文字的共同基础。事实确实是这样。贵州省苗族、布依族创造本民族文字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下面,我想把我省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的创制和目前试验推行的情况,向大会作个汇报,请代表们指正。
几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毛主席的领导和关怀下,我省民族地区的各项经济文化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五六年又帮助我们创立了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这两个方案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经过召开本民族代表会议的反复讨论,一致决议采用了拉丁字母作文字的字母,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以后,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我们对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草案进行了修订,基本上已把能和汉语拼音方案汇通的字母,使其汇通了。这样,对我们少数民族文字吸收汉族词汇来发展和丰富民族语言,以及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学习和互相交际,都有很大的方便。两种文字方案受到了广大苗族和布依族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如松桃县有一个八十岁的苗族老人龙昌云说:“我们苗家几千年都是张起眼睛的瞎子,现在有了苗家自己的文字,我们的子孙,以后就不再像我们那样了。”
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经过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同意,一九五七年九月开始在我省各个文字的标准音点地区试验推行。苗文搞了四个试验点,布依文搞了两个试验点,共三百一十七人参加学习。试点工作中,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学习本民族文字的热情是非常高的。他们都说:“学习本民族文字,是一件大喜事。”大家争先报名入学。有的怕不能参加学习,深更半夜点着火把去报名,要求入学。学习名额满了,报不上名,有的就坚持旁听学习。许多学员除了夜间学习外,还利用白天干活休息的时间来进行复习。
苗文、布依文,每日学习二小时,一般经过一个月就学会了全部声母和韵母,同时结合民族语言学习拼音,三个月即可学会。多数学员经过三、四个月学习以后,就能拼写很多辞汇,用来记工分、写信和记录本民族的诗歌、故事。如女学员许才莲能用苗文记工分后,高兴地说:“我学习的文字有了大用处,记工分再也不像过去一样,划道道、数豆豆了。”学员许士璧用苗文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毛主席:我过去没有念过书,可是我现在能够亲手给你写信了。我真不知道怎样来感激你。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念书,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在花溪布依文试点学习的五十八个学员中,经过四个多月的学习之后,就有三十多人能够用文字来记账、记工分、写民族诗歌和写信。所以,从教学试验的结果来看,证明了苗族文字和布依族文字是好学习、笔划少好书写和美观的拼音文字,苗族,布依族人民很喜欢。教学的效果是良好的。由于文字本身具备了许多优点,学员见字就能读音,念音就知道了字义,加以学员的学习情绪又很高,因此,一经教学,文字就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并能把它具体运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去。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党和政府帮助我们创造文字时,我们确定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来创制和修订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民族文字的发展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但是,在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创制和试验推行的过程中,也逢到一些问题。比如在借用汉语词汇问题上,在我们少数民族干部中,有的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主张不借或少借;有的主张要借就应该有比例限制等。当然,我们应该充分应用本民族语言词汇,这是肯定的。但是,在我们少数民族词汇中,有些词汇就根本没有。而这些词汇,在今天我们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又特别需要。比如:“共产党”、“社会主义”、“合作社”、“拖拉机”等。显然,不借汉语词汇的主张是错误的,是不利于我们民族文字的发展的。
有了苗文、布依文以后,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学习汉文呢?答复是肯定的。要学习。我们除了学习本民族语文外,还要运用汉语拼音方案善于去学习汉语汉文。只有互相学习,特别是学习汉族的悠久文化,才有利于祖国各民族文化的发展。
八年来,我们少数民族真是喜事重重,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建立区域自治政权,现在又创立了民族文字。我相信,将来苗族文字方案和布依族文字方案推行后,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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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柱结构好处多 又快又省又安全
汪菊潜代表建议推广管柱结构。管柱结构是武汉长江大桥工程最主要的新技术,采用这种方法,全部工作都可以在水面以上进行,可以避免有害的劳动条件,相对地不受水位限制,桥墩施工可以全面展开,浮运工作比较简单,水上设备需要较少,所以不仅保证了桥的质量,而且缩短了施工期限,节省了投资,保障了职工的安全。其他几个桥梁工程,如岷江桥等,也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从已经进行的各项工程和试验工作来看,管柱结构可以又好又快又省又安全地解决各项深水基础工程,希望各有关部门能加以利用和推广。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薄一波副总理和吴玉章主任的报告。在报告之中以及在小组会上和大会上代表们的发言之中,都听到了全国各方面的大跃进,使我非常兴奋鼓舞。我现在仅就武汉长江大桥的新技术初步发展地运用到其他工程上的情况,向大会作一个很简单的汇报。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的新技术中,最主要的是管柱结构基础。所谓管柱结构是把桥墩基础承台修筑在一群钢筋混凝土管柱上。这些管柱的组成是先把大口径的钢筋混凝土管子(长江大桥所采用的是直径一百五十五公分)通过江底沙层沉到基本岩层,并在管子内钻岩达到必要的深度,然后放置钢筋骨架,灌以混凝土,使成为管柱并与岩盘紧密地连接起来,桥墩的荷载就通过这些管柱传到坚固的岩盘上。采用这种方法,全部工作都可以在水面以上进行,可以避免有害的劳动条件,相对地不受水位限制,桥墩施工可以全面展开,浮运工作比较简单,水上设备需要较少,所以不仅保证了大桥的质量,而且大大地缩短了施工的期限,节省了投资,保障了职工的安全。
管柱结构运用在其他工程上而已经完工的有内江宜宾铁路上的岷江桥,桥长三百五十二公尺,水中桥墩每个采用一百五十五公分直径的管柱九根。岷江地质情况在岩层上面的沙层中夹有大卵石,这是武汉长江所没有的,下沉管柱时曾经遇到困难,后来改进了吸石筒,工程得以顺利进行,也就是下沉技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说明了管柱是可以在卵石层内下沉。
管柱结构运用在其他工程上而正在进行的有:(1)京广铁路线上的漳河桥,桥长六百六十七公尺,是一座双线桥,每个桥墩采用直径三百六十公分的管柱两根,也就是减少根数而发展到大直径方面去,实际上形成了薄壁沉井,比普通沉井可以下得深些。漳河桥的地质情况是卵石夹胶泥,凝结得紧密牢固,抓土斗不容易挖动,下沉时也遇到了困难,经过各种方法的试验,以采用空气吸泥机和抓土斗交互使用,比较有效,虽然还在做其他试验,但是已经说明了是可以下沉的。(2)京广铁路线上的滹沱河桥,桥长四百五十八公尺,为了利用长江大桥剩余的管柱,每个桥墩采用直径一百五十五公分的管柱四根。(3)京广铁路线上的黄河大桥,桥长二千八百公尺(这是铁道部去年十二月所建议的方案,比现有黄河桥的长度略短,现在国家建设委员会还在考虑短桥方案,长度尚未作最后决定),每个桥墩采用直径三百六十公分的管柱两根。由于河底冲刷情况,管柱需要从河底下沉四十公尺以上,在武汉长江大桥仅下沉二十公尺左右,所以是否能下沉如此之深,还需要实地试验,这是管柱结构向大和深的方面发展。(4)湖北省明山水库工程,由于地质情况有断层,拦河坝改变设计,采用带锁口的管柱结构,这种带锁口的管柱曾经在长江大桥工地做过试验工作,这是初次运用到水利工程上去。
管柱结构运用在其他工程上而尚在设计中的有重庆长江大桥和南昌赣江大桥。
长江三峡拦河坝的防水围堰工程,在规划中也有用管柱结构的方案,正在计划如何进行试验工作。前几天又听到汪胡桢代表谈及三门峡水库的某项工程也拟采用管柱结构。此外,我们曾经在最硬粘土中把直径五公尺的管柱下沉入土达三十公尺,对于矿山竖井就可作为参考或应用。至于下沉管柱的主要机具震动打椿机,目前在工地实用的已经发展到震动力三百二十吨。
从已经进行的各项工程和试验工作来看,我们认为管柱结构是可以又好又快又省又安全地解决各项深水基础工程,无论在桥梁工程上,水利工程上,海港工程上都能够运用,希望各有关部门都能加以研究和推广运用。
管柱结构的发展运用,当然也还有一系列的问题和困难需要加以研究和克服,帮助长江大桥建设的苏联专家虽然都已在去年陆续回国,但是中苏合作科学研究武汉基点仍还存在,继续和苏联运输工程部科学研究院进行合作,今年还规定了很多新的课题。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之下,努力向苏联学习,技术人员和工人很好的团结起来,一定能够在新技术方面也像其他各方面一样的大跃进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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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改革是通往社会主义必由之路
松谋代表说: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人民群众,几年来一直迫不及待地要求改革,而且心愿变成了行动,形成了群众的革命声势。全州僧俗头人绝大部分看见群众的愿望和力量,同意改革。去年春完成第一批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现在最后一批五万多人口藏、彝族聚居区正进行改革试点工作;同时在已改革的地区稳步进行合作化运动。现在自治州里已经形成压倒一切的革命洪流,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它。
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以百倍信心跨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个年头,掀起了以农业大跃进为主的各个方面的生产高潮,这些浩大的革命声势,以及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宏伟号召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与宣传,大大鼓舞了我们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大大促进了我们各个方面的工作。
迪庆藏族自治州有十多万藏、纳西、汉、傈僳、彝等各族人民,地区辽阔,资源丰富,全州有百余万亩耕地和数十万亩可耕荒地,从拔海一千多公尺的河谷地带到拔海三、四千公尺的高原,适宜于稻谷、玉米、青稞、荞子、洋芋等多种作物的种植;有毛牛、犏牛、黄牛共六万五千头,马、骡、驴共二万三千匹,山羊、绵羊共十六万只,猪十多万口和连绵数百里草原牧场,可以发展畜牧;州内还有大片茂密的森林、丰富的矿藏、以及虫草、贝母、鹿葺、麝香等许多珍贵特产。正如祖国其他地区一样,发展国民经济的自然潜力是巨大的,只因为到目前为止,州内还没有全部完成社会改革,除去维西县第一二三区已实现合作化外,有五万多人口的地区刚于去年春季完成土地改革,还有五万多人口的地区尚在封建制度束缚下面,所以各种生产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也还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只有经过社会改革,才能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才能使社会进步,民族繁荣,这不但在道理上可以理解,而且有许多鲜明的实际例证:内地、邻近州县和州内合作化地区几年来生产上的突飞猛进,以及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已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事了,就以州内展开农业大跃进的情况论比,也足以教育我们:合作化了的维西县一二三区的农业生产高潮,固然跟内地一样热火朝天,就是去年春季才完成土地改革的中甸县金江区,由于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了,又有合作化运动指引着,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二万多人口的地区,参加修水利的达五、六千人,他们要穿山凿岩,兴修三、四十件水利工程,其中有长达六十公里的大水沟,受益二万四千余亩,要扩大稻谷田一万亩;还有三、四千人在积肥料,处处修建圈房厕所,满山去找自然肥,计划增加肥料百分之五十以上,加上小麦加工等其他农活,出勤率已达百分之九十以上,村里没有闲人,冬闲变成了冬忙!但是就在同一个县的大中甸坝,本来有肥美的数十万亩平坦耕地,只要兴修一些排涝工程,就能大大提高作物产量,还有数以万计的牲畜,只要修建一些畜圈就可增加几倍肥料,但是因为封建制度仍未废除,农民生产底垫很薄,积极性也不够高,所以就未能掀起生产高潮。然而人心总是向前的,州内合作化地区、已改革地区,特别是全国先进地区欣欣向荣的情景,有如普照大地的阳光,照亮了州内各族人民的路途,人民群众埋怨迟迟不进行改革,他们向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要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几年来一直迫不及待地要求改革,而且心愿变成了行动,形成了群众的革命声势。而全州僧俗头人,绝大部分都已认清民族的前途和个人的前途,看见群众的愿望和力量,因而同意改革,许多公众领袖都以积极赞助的态度参加改革工作,所以在前年冬,经过充分准备,根据中央精神和地区特点,制定了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方案,进行试点改革,到去年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第一批改革,由于认真贯彻了政策,发动群众,团结上层,保护信仰宗教自由,所以大大鼓舞了尚未改革地区的群众,安定了也教育了上层,现在正在进行最后一批五万多人口藏彝聚居区的试点改革,我们准备在今年第二季度最后完成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同时在已改革地区积极稳步地进行合作化运动。在这些工作中,我身为自治州州长又是一个宗教界代表人物,中甸大寺的活佛,应该从人民的意愿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起好带头作用,现在我已下定决心,放弃剥削,心安理得地为全州各族人民服务。
社会主义是各族人民的共同目标,社会改革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我们自治州内完成最后一批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以及积极稳步地在已改革地区进行合作化运动,已经是水到渠成不容再缓的事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是民族的根本利益,现在在州里已经形成压倒一切的革命洪流了,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它。但是也还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企图抗拒改革,那是背叛民族利益违反人民意志的,必将为革命洪流所击碎,为人民群众所唾弃!目前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和接着要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是要获得全胜的,我们决心在党的领导和国家的扶持下,认真贯彻政策,发动群众,团结上层,完成各项社会改革,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义,鼓起干部群众的革命干劲,快马加鞭,迎头赶上,争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跟着全国各族人民,大力发展我们的农业、畜牧业、林业和其他工矿企业,力争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贫困落后的面貌!
最后,我虔诚地祝福大会成功,国家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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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工作者要鼓足干劲,促使祖国科学事业的大跃进
冯德培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拥护李副总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薄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这些报告具体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事业都有很稳当的基础,并且都在迈步前进,我们全国人民将为这些报告所鼓舞。我亦热烈地支持汉语拼音方案,建议大会予以通过。
我是一个上海的科学工作者。新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的“乘风破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充满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新精神,使我们大家都深受感动。我们上海的科学工作者与全上海人民一道,将为贯彻这个报告的精神和各项指示而努力。在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大竞赛中,我们上海的科学工作者都要争取做积极的参加者。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必然地要求科学事业的大跃进为其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实际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为今后的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一,我国的科学事业已经具备广阔的发展基础。解放以来,特别是过去五年来,我们看见许多最新技术和新兴科学如半导体、原子能、超高频技术、低温物理等等都开始在我国建立起来了,其中有些如原子能科学并且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那些我国本来有一定基础的科学部门,一般地说也都在人力物力上有很大的扩充。许多仪器我们一向依赖外国进口的,现在自己能够制造了。一九五六年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大大地加强了对于科学事业的领导。在这个委员会的统筹安排下,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条件如图书仪器的供应等,不断地在改善。
第二,我们国家在一九五六年已经制订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规划。这是一幅我国科学事业全面发展的蓝图,尽管它的详细地方在实践中可能需要修改,但它作为一个总的发展轮廓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并且已经对我国科学事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我们有了苏联全面的具体的帮助和合作。去年年底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和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率领许多位中国科学家和专家到苏联,广泛地征求苏联科学家对于我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意见,并在这个基础上议订具体的中苏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政府和苏联科学院动员了六百多位著名的科学家和我们在一起工作,他们把我们的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一样看待。我个人和许多其他参加这次工作的人都深深地为苏联同志的热烈友情和国际主义精神所感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的议定书已于上月十八日正式在莫斯科签字了。议定书规定中苏两国在最近五年间将共同进行一百二十二个项目的研究工作和进一步加强两国科学机构之间的直接联系。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由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巨大的进展。
有了以上那样有利的客观条件之后,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跃进就要看我们广大的科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干劲了。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中我们科学工作者在政治上普遍地有了提高,我们必须在这个有利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在自我改造方面多加一把劲。我想特别谈一谈以下几点:
(1)争取做红色专家。在我们科学工作者中间也出现了不少右派分子,这种坏事也有它的好的一面,就是它很尖锐地告诉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如果我们忽视政治,以至在政治上犯错误,我们将终于一事无成。我们自然科学工作者是最容易犯忽视政治的毛病的,因此特别需要牢记毛主席的话:政治是灵魂。我们必须认真锻炼和改造自己,争取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我们所以要红,实际上也是因为红是一种力量的泉源。不红,不能设想会有真正的革命干劲。一个人要有伟大的理想,才有大劲头。当我们真心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是接受一种伟大的理想,从而亦吸取无穷的力量。
(2)发挥集体的潜力。革命的干劲必然是集体主义的,它与个人主义者的只顾自己的干法根本上不同。哪里有革命的干劲,哪里许多人的点滴的力量就有汇合而成为一股巨流的倾向。在农村里,在工厂中,这已经是我们所熟见的事情了。科学研究与农村建设或工厂生产都很不同,但在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中间集体的潜力还大有发挥的余地,是无疑的。就目前的情况说,在同一个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彼此缺乏合作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至于在一个大城市如北京或上海,且不说全国范围,有意识地去发掘各种科学工作的集体潜力,一般地可以说几乎还未开始。我国科学事业的基础变得愈好,集体的潜力也就愈大,我们科学工作者发挥集体潜力的机会也就愈多。
(3)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新近揭露的高等学校和科学机关的浪费情况,是相当严重的,造成浪费有种种不同的原因,其中以科学工作者自己的思想作风为最重要。听说有一些人以为国家既然重视科学,他们就可以借科学之名乱花国家之钱,“尾巴翘得很高”。我们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必须严厉地批判这种人。在装备一个实验室的时候,样样仪器设备都选的得当,本来也不是容易的事,而国外订货更有种种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多虚心些,多与人商量,多向人请教一下,不必要的浪费就可以减少。可惜我们科学工作者中间虚心不够的人还不在少数。至于平时工作上的粗枝大叶所造成的浪费虽是一点一滴的,但因为是经常的,总加起来数量可以很大。为了准备我国科学事业的大跃进,我们科学工作者必须更自觉地贯彻勤俭办科学的精神。
我们科学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初,都深深地感觉到新时代的脉搏的跳动,意识到我们中国人民有多么远大的理想,多么雄伟的气魄,和多么无穷的力量。这种意识将永远鼓舞着我们发挥最大的干劲,为祖国科学事业的大跃进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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