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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甘肃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闭幕
粉碎“甘肃落后”的论调 扫除地方主义的歪风
据新华社兰州16日电 中共甘肃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在11日闭幕。会议提出了“鼓起干劲、苦战三年，力争工农业跃进再跃进，六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振奋人心的口号。
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从去年12月13日开始，共开了五十七天。正式会议在今年2月9日起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列席人员共一千一百七十二人，包括省、专、县、区、乡、社六级干部，其中代表有六百人。
会议首先肯定了从1956年以来党在领导农村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就，批判了以“甘肃落后论”为表现形式的右倾保守思想，彻底揭露了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干部中的富裕中农思想。有些在甘肃党内长期存在着争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经过鸣放和辩论，在认识上取得了一致。代表们认为这是一次思想大跃进的会议，增强党的团结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真是“胜读十年书”。
“甘肃落后论”者：
对先进事物熟视无睹闭眼不看群众创造精神
会议认为，甘肃党内外长期存在着以“甘肃落后论”为表现形式的右倾保守思想。有这样思想的人，往往过分强调甘肃的落后方面和当地的客观困难，闭眼不看广大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精神，对于先进事物熟视无睹。甘肃这些年来虽然有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他们还是一味唉声叹气。他们主张一切工作都要“慢慢来”，惟恐快了会出乱子。这种思想过去虽然不断地受到批判，但并没有连根拔掉，总是时隐时现地阻碍着各项工作的跃进。1956年由于在党内外批判了右倾保守思想，一个高潮全省就完成了四百万亩水地。1956年下半年和1957年上半年，因为吹来了一股右倾歪风，开始泄了劲，省委起初提出1957年兴修三百万亩水地的任务就分配不下去，后来一减再减，才确定为一百三十五万亩，但是到9月底仅完成一百零二万亩。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结合整风运动的开展，又鼓起了大家的干劲，这个冬季四个月内就兴修了五百多万亩水地。这就再一次证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对于各项工作的大跃进是多么重要。
地方主义者：
高唱“甘人治甘”滥调 妄图取消阶级斗争
会议还批判了所谓认识落后于现实不是主观主义的论调，这种论调曾经是右倾保守思想的“理论”根据。彻底批判这种论调就从认识论上挖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的根子。
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甘肃省党组织内的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地方主义者从来否认无产阶级的团结，强调“地方人”的联合。他们非常热衷于“甘人治甘”这个反动口号。他们大肆宣扬“甘肃地方人”排斥外来统治者的历史，把这说成是甘肃人的排外斗争，用来否定阶级斗争，用来证明不管历史上的外来统治者也好，今天外来的共产党员也好，一概不受“甘肃人”的欢迎。这些毫无阶级观点的地方主义者，主张和剥削阶级、封建上层甚至反动分子联合起来，或者和平相处，不要斗争。他们不管这些“地方人”代表什么样的阶级，执行什么样的政策，也不管那些“外来人”是什么样的人，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认为反正本地的就好，外来的就不好。地方主义者一般的是现状维持派，他们依靠的是落后势力，保护的是落后方面，因此最害怕改变现状，也最不愿意正视群众的力量。地方主义者向来只强调甘肃的特殊，而没有全局的观点。他们借口甘肃经济落后，民族关系复杂，自然条件不好，处处要求特殊，工作进度要特别慢，负担要特别轻，交给国家的越少越好，向国家要的越多越好。他们不是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特殊，企图把甘肃变成一个由他们随意支配的独立王国。地方主义者又从来都是宗派主义者，他们对外排斥，对内倾轧。他们一方面反对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推行他们“旧关系、老部下”的“干部政策”。只要是“旧关系老部下”，犯了错误可以不处分，党籍可以随便赠予，政治历史可以不审查，工作职位可以随便安排。如果党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说这是“外来干部整地方干部”。另一方面，他们又诬蔑党不重视培养地方干部，只重用外来干部，并且指责外来干部不能和地方干部合作共事，不关心人民疾苦。会议对于具有这些严重的地方主义表现的地方主义分子进行了认真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大大发扬了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正气，提高了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政治觉悟。会议认为，对于地方主义的批判不但增强了党的团结，同时也打击了右倾保守思想。
革命朝气冲洗了暮气 力争生产跃进再跃进
会议在思想大跃进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省人民一定要鼓起革命干劲，奋斗六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口号，确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这些指标在自然条件相当困难的甘肃来说，是先进的，是振奋人心的。到1962年甘肃粮食总产量（不包括将要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区在内）要达到一百八十二亿斤。粮食亩产量达到三百五十斤。棉花总产量达到二百四十万担，棉花亩产量达到八十斤。水地、水浇地要达到四千万亩。水土保持面积，要达到十五万平方公里。复种面积达到一亿六千七百万亩，占总面积的21％。地方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要达到二十四亿到二十八亿元。只要达到了上述各项指标，到1962年，全省每一农业人口平均就可有三亩多水浇地，干旱面貌可以基本上改观。全省每人平均有一千二百四十多斤粮食，粮食问题就可以根本上解决。同时，地方工业的产值也可以接近或赶上农业的产值。工业产值按人口平均可以达到二百一十元。那时，所有农业社都可以超过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
会议还讨论了移风易俗的问题，要求全省人民以“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在三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臭虫、虱子、白蛉子等，五年后使甘肃变成“七无省”。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要掀起一个教育文化的高潮，争取在三年内基本上实现普及教育，扫除文盲。
代表们在讨论如何力争甘肃工农业的大跃进时，情绪热烈，发言踊跃，有个别地区、部分代表带来的一股暮气，很快就被会议上洋溢着的革命朝气冲洗干净。各专区代表分别提出要提前四年、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战斗口号，并且互相展开了友谊竞赛。张掖专区提出的口号是：“十年指标一年完成，三年跨黄河，八年过长江”，力争把河西走廊提早建设成为甘肃高额丰产粮棉基地。全省最干旱的定西专区提出要在五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把定西专区建设成为甘肃的粮油基地。这个专区五年内粮食亩产量要达到五百斤，争取达到六百斤，每人平均有粮食三千斤。1957年这个区有一百五十万亩水地，五年内要发展到一千五百万亩水地，水地就占耕地面积的90％。
会议开始举行的时候，甘肃农村正在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冬季生产高潮。会议的精神迅速地传到各个战线上，对广大群众起着极大的鼓舞作用。而各地传来的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消息，也时时影响着会议。在这种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气势下，会议拟出了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决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赢得一个大胜利。1958年全省（不包括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增加二十三亿斤，棉花总量由1957年的一七·六万担，增加到三十五万担。兴修水利一千万亩，完成水土保持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全省要争取出现十四个亩产四百斤的县，九个五百斤的县，并展开一万个邓家堡（全省水土保持模范）运动。地方工业总产值要由一·五亿元增加到三·一亿元。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争取实现生产的规划
为了力争甘肃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会议认为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一定要充分发挥促进作用。为此，首先要发挥人的能动性，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对自然进行系统的改造。其次要深入实际，总结经验，认真搞试验田、试验厂、试验车间、试验手工业社、试验商店等。省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搞试验田。为了保证这种方法的普遍推行，必须确定各级负责干部轮流下去的制度。省的负责同志每年至少要有四个月在下面，地委、专区负责同志应当有半年，县的负责同志应当有八个月。只有这样，各级领导才能真正深入下去，才能取得真正的经验。第三，各地要加强联系，互通声气。为了在改造自然的斗争和其他种种工作上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推动，及时解决问题，交流经验，专区和专区之间、县和县之间、乡和乡之间，都应该建立适当的区域联系。省里有些会议可以根据这些联系分片召开。第四，要实行对比的领导方法，实行抓两头（先进、落后）、带动中间的领导方法。各部门之间，专区和专区、县和县、乡和乡、社和社之间，都要互相比较，要比先进、比工作、比劲头、比朝气、比志气、比领导、比学习等，各种会议也要比，这样就可以不断地把落后推向前进，使先进的更加先进。第五，所有同志，特别是业务部门和科学技术界的同志，必须克服那些只专不红的思想，必须使自己的业务和技术服从政治，服务于政治。党政领导机关的同志，必须打掉官气，克服讲空话的现象。要努力钻研，在业务上逐步变成内行。为了使技术干部、知识分子达到又红又专，除了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还要组织他们参加体力劳动，通过体力劳动使他们脱胎换骨，逐步变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这次会议还有力地推动了省级各机关的整风运动。会议期间，代表们对省级机关提出了不少意见，有关单位根据这些意见检查了自己的工作，并且将处理的结果向会议作了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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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动办公室”和“现场会议”
邓拓
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究竟应该怎样改进呢？这是目前各级干部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地区的工作同志已经积累了不少好的经验。中共湖北省红安县委采取的“流动办公室”和“现场会议”的工作方法，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好方法。
在我访问红安县委会的那一天，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同志刚从四十里外的桐柏乡回来，又到他自己的试验田里去了。我在他的试验田旁边见到了这位精神焕发的三十六岁的县委书记。另一位书记王玉林同志正忙着领导中小学教员的大鸣大放。还有一位书记张景田同志到山区去了。除去这三位书记以外，县委会本来还有四个常委和二十个委员。其中只有四个人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和身体有病在机关里的时间较多一些，其余的都分散到乡里和社里，同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红安县委机关全体工作人员是七十六人，平时有三分之二下乡，有时全机关只留九个人，其余都下乡去。
县委的工作按照三个原则做了具体的分工。这三个原则是：第一、要保证地区工作发展的平衡，第二、要使部门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第三、要适应生产全面发展的需要。按照这些原则，县委的常委和其他委员都分别担负了一定的区和乡、一定的战线和部门、一定的行业和生产种类的领导责任。比如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同志和县长马友才同志负责领导全面的工作，并且负责关于粮食生产的领导，特别是研究和改进水稻和麦子的生产。书记张景田同志和副县长苏士英同志负责领导山区工作，同时也负责领导果木和其他林业以及土特产的经营。
在这种分工之下，县委的领导干部当然就不能坐在机关里办公，而必须经常在下面活动。于是，所谓“流动办公室”就产生了。这个办公室只是借用的一个名义，它在实质上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短小精干的领导小组。他们并不是在按照着什么一种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死规矩来“办公”；他们是生动活泼地富有创造性地在指导工作。
红安县委在1957年开始采用这种工作方法。程鹏同志经常带着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和两个研究员，每人挑起一对当地农民用竹子编成的“筦子”，里边装了行李和锄头，另外还背一个电话机和一里路的电线，这就形成了一个流动办公室。张景田同志也带着同样的一个流动办公室在山区活动。他们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们在那里发现了问题就在那里解决；他们到那里就在那里同各方面联系。群众对这种领导工作方法十分称赞。
举例来说，据我所知，1月21日黄昏，程鹏同志带领的流动办公室到了新寨乡，发现有的干部和群众对于积肥运动抓得不够紧；22日拂晓，他一起床就带了流动办公室的另外三个同志到牛栏里去除粪，不到三小时，弄出三百担粪；早饭后又到地里去拣谷蔸。这样就带动了乡社干部和社员加劲地积肥。当天下午，他们又到高山乡去检查生产，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新的意见，并且向县委机关打电话，内容是说：现在有一些干部还不善于领导生产，自己虽然同群众在一起，干得很累，可是对工作的益处不大，没有通过参加生产，了解群众的要求，帮助群众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高山乡有一些农业社的情况表明，目前在劳动力的组织方面有问题。许多生产队在每天收工以后，没有抓紧安排第二天的劳动，到第二天临时安排，以致劳动力的使用有不合理现象，使群众感到自己有力无处用或者是浪费了。因此，程鹏同志提议，号召全县干部，要更具体地领导生产，办法是白天参加生产，夜间帮助生产队安排第二天的生产，以便更好地组织和使用社员的劳动力。这个指示很快地就传播到全县去了。23日到达桐柏乡，程鹏同志问了许多问题。乡干部因为没有下去，不了解情况，不能回答；他们检讨自己工作不深入，马上就都到地里去参加生产。群众说：程书记做得好，把乡干部全都赶下田里了。这些事实说明，流动办公室的做法是好的，它是在整改高潮和生产高潮中出现的新的领导方法之一。
那末，这种领导方法会不会发生毛病，比如说，会不会削弱县委集体领导的作用呢？可以肯定地回答，这是不会的。因为县委会不但还有定期的会议，能够全面地检查和总结工作，规定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而且县委还常常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召开县、区、乡、社、队几级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现场会议，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集体的作用，及时地讨论和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应该看到，现场会议也是新的领导方法的一种。
红安县委经常召开现场会议。参加这种会议的人有县委的有关负责同志、县人民委员会的主管部门人员、区乡干部以及某几个农业社和生产队的负责人。在现场会议上提出的往往是最新鲜的具体生动的为大家所迫切关心的问题，所以讨论起来也非常热烈、带劲，结果也比较使人满意。
比如，1月24日，程鹏同志检查了桐柏乡等地的生产以后，决定在二程区召开现场会议，参加的有县、区、乡三级有关的干部三十多人。这个现场会议，根据二程区的具体情况，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彻底转变干部作风，更深入地发动群众，更具体地领导生产高潮的问题。会上具体地表扬了一些干部的好作风，总结了领导群众的好经验，如发动社员自报出勤、合理地规定劳动定额等等，并且布置了继续兴修水利、增加积肥、改良土壤等具体任务。参加会议的干部认为，这个会议开得又快，解决问题又切实。有的乡干部半夜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早就上工，干劲越来越大。这难道还不够说明现场会议推动高潮的巨大作用吗？
正因为有了经常召开的现场会议，许多情况和问题平时就已反复地经过了分析和研究，并且充分地集中了各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这就为县委定期举行的检查和总结工作的会议做了准备工作，为县委的集体领导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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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捷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签字
新华社16日讯 中捷文化合作协定1958年执行计划2月16日在北京签字。
代表中国方面签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团长、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代表捷克斯洛伐克方面签字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团长、捷克斯洛伐克教育文化部副部长雅罗斯拉夫·哈维尔卡博士。
中国方面出席签字仪式的还有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等。
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以后举行了酒会。
15日晚上，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为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举行了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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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印度尼西亚议员亚明赴各地访问
新华社16日讯 印度尼西亚国会议员、前文教部长穆罕默德·亚明和他的夫人等人在访问了北京、沈阳、鞍山后，今天由北京飞往南京，将在访问上海、武汉、广州等地后回国。
今天前往机场欢送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胡愈之、秘书长吴茂荪，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总干事任泊生等人。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卡倬·维约普拉诺托和夫人以及使馆外交官员等也到机场欢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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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招待在京尼泊尔人士
据新华社16日讯 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16日下午举行茶会，招待在京的尼泊尔人士。中国尼泊尔友好协会会长周建人，副会长周叔迦和在亚非学生疗养院疗养的尼泊尔学生巴特来以及在北京大学学习的尼泊尔留学生土番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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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把全付精力献给了农村
——记下放干部缪凤鸣
本报记者 郑启民
当我一走进沙河县东户村问起干部缪凤鸣下放以后的表现时，一位老大爷伸出大拇指，在我眼前晃了晃说：“别提啦，她劳动好，为人好，真是毛主席派来的好干部”。老大爷一面说着，一面领我到了缪凤鸣的住处。缪凤鸣早已下地劳动去了。与她同床睡觉的张老太太听说我要了解缪凤鸣的情况，马上从房里出来，上下打量我一番说：“你问的是俺凤鸣吗？她呀！可好啦，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就下地，晚上我纺了二两棉花了，她才从民校教书回来。”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领着我到村外梨园里去找缪凤鸣，走到村东头，小姑娘指着一口水井说：“昨晚俺凤姐（指缪凤鸣）还领我们在井下捉麻雀呢。”到了劳动地点，正逢他们休息，这时我心想，正是同她谈话的好机会，不料她在一个沙岗的向阳处正忙着教社员们唱：“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歌曲。我也不好打扰他们，只好站在后面随着唱起来。
生产上的模范
东户村是有名的河北省大鸭梨产地之一。缪凤鸣到该村的第二天就被分配到青年生产队，从事剪修梨枝的劳动。要剪梨枝必须爬树。爬树，特别是要爬一两丈高的大梨树，而且还要在树上进行劳动，这对一个一贯生活在城市，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青年妇女来说，确是一个大困难。但是共青团员缪凤鸣，经过一段艰苦的锻炼过程之后，终于克服了这个困难。她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开始劳动头一天，是学爬树，社员阎尚长掰着手教，并扶住我的两只脚，把我勉强弄到树叉上。这时，我往下一看，糟了，只觉得地在动，天在转，眼睛发黑，两腿直打哆嗦，心通通通地直跳，我两手紧抱住树干，一动也不敢动，社员们看到我这个样子，有的笑得眼里含着泪水。这天晚上，我半夜没合上眼，心想算了吧，这样多丢人，但后来，这个念头马上就打消了。我自言自语的反问自己：你下来时，不是向组织上表示决心，要保证克服一切困难，当个好社员吗？怎么能遇到这点困难就灰心了呢？于是克服困难的信心增强了，第二天一上工我继续学习爬树……。”缪凤鸣这样坚持了三天之后，胆子渐渐地大起来，学会了爬树和上立梯。然而第二个困难又接着来了，这就是要学会站在树叉上，左手抱树，右手剪梨枝。这种劳动，全靠两只胳膊和手腕的力量。根据缪凤鸣当时的体力情况，显然是不能胜任的。她开始剪枝劳动的第二天，两只胳膊就酸痛起来，手腕也有些不听使唤了，拿剪刀的手掌也起了血泡。生产队长让她休息，她坚决拒绝了。这时，她心里想：“只有坚持、再坚持，才能度过这一难关，学到真本领。”她一面虚心地向社员们学习剪枝技术，一面忍着疼痛，坚持劳动，果然不出她的所料，经过十天的勤学苦练，她克服了劳动中的第二个困难，体力逐渐地增长了，劳动量也一天天增加着，精神也愈来愈愉快起来。二十天后，她全面掌握了剪枝技术，而且劳动超过了一般社员的水平，每天挣十个工分，劳动成绩很好，被社员们一致评选为生产模范。
民校的好教师
当缪凤鸣初步掌握了剪枝技术，能够独立进行劳动以后，她心里想：“体力劳动这是我劳动锻炼的正业，但农村需要我做的活还多，必须找点副业干干。”一天晚上，她到了该村的民校，这里看看，那里问问。发现民校学员名册上有学员四十多人，但实际上课的只有二十几个，而且上课时，有的在打瞌睡，有的中途就溜走了，学习很不起劲。她主动去找学员、民校教师和农民了解情况，分析学习不起劲的原因。最后同团支部书记和社长共同研究出一个改进和加强民校工作的办法。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分高级、中级和初级三班。自己除了具体指导村里的民校教员之外，还担任了高级班的教员。由于她主动协助社干部彻底整顿了民校工作，而且教课认真，讲解清楚，学员们的学习热情很快高涨起来。这个民校的学员已由原来的二十多人，增加到八十多人。她不仅教学认真负责，还特别注意学员们的学习效果。一个多月来，她已举行过三次考试，并出作文题让学员们学习作文。她批改学员作业往往到深夜十二点钟才休息。学员尤德温感动地说：“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样好的老师。”
党的优秀的宣传员
缪凤鸣不但白天劳动，晚上在民校上课，她还利用劳动中的休息、吃饭前后和开会前的空隙时间，给农民读报、说快板，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她订了一份河北日报，每天报一来，粗粗地看一下，就随身装在衣袋里，一遇机会就读给农民听。有一天报上登了毛主席在杭州深入里弄检查居民卫生工作的消息，她利用劳动中的休息时间，一连给农民读了两遍，并乘此机会向农民宣传了除四害、讲卫生的好处。社员卢更臣说：“毛主席都这样重视除四害，咱们如不好好干，怎能对得起他老人家。”于是当天晚上该村就捉了麻雀一百多只。缪凤鸣结合当前农村除四害、勤俭持家、征兵、积肥和修水利等中心工作，在一个多月中曾编写了十四篇宣传材料，和一个“李大娘送子应征”的独幕剧。为了扩大宣传队伍，更形象更生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她还积极协助该村团支书张福珍以民校学员为主组织了文化俱乐部，吸收许多爱活动的青壮年农民参加俱乐部工作，并规定每星期六晚上为文化娱乐时间。在这个时间，由她来指导青年排演话剧、学习唱歌，或者说相声和快板。现在他们正在排演的有提倡勤俭持家的“细水长流”和教育社员爱护牲畜的“借驴”等独幕话剧，准备春节演出。
她和农民心连着心
我问缪凤鸣：你每天下地干活，又担任了这样多的社会工作，不感觉繁忙和劳累吗？她说：“当最初我准备下农村劳动锻炼时，连自己也没想到能做这样多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到农村后，看到老乡们热情、真挚的待人态度，了解到农民们特别是青年农民们都眼巴巴地渴望着下乡知识分子能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的心情，使我很受感动，而且和他们相处中，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一些变化，总觉得应当尽量争取多做些对他们有益的事情。有了这样的心情和决心，工作再忙，再累，有时甚至忙得一面吃饭，一面批改学员的作业，而精神却非常愉快，由于精神愉快，身体也愈来愈硬梆了，因此，现在也不感觉太劳累。”
农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当他们亲眼看到下放干部缪凤鸣这样勤苦地努力劳动，而且想尽一切办法去帮助他们具体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时候，对她种种的不正确的看法也很快消除了，而且都打心眼里爱护她、关心她。就连最初见她学爬树时两腿发抖，因而笑得直掉眼泪，认为知识分子劳动是出洋相的农民林友德，现在也夸奖说：“凤鸣进步真快，是个能文能武的好干部。”有一次，缪凤鸣由于晚上带领群众捉麻雀，着了凉，发高烧到三十九度。村里老乡们知道后，成群结队的来看她。张老太太指着她的女儿和缪凤鸣对我说：“她俩一个睡在我左边，一个睡在右边，我待她俩是一碗水平端，一模一样。”由此就可看出老乡们是怎样热爱着下放干部缪凤鸣。
春节快到了，老乡们都在准备东西过节，下放到沙河县的干部，有些也向乡里和县里请了假，准备在春节回北京看望亲友。我问缪凤鸣：“你家还有什么人，春节准备回家看看吗？”她深有所思地说：“人逢佳节倍思亲，我也是一样，我家有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六十岁的老人，怎么不想回家看看呢？”我说：“你决定要回北京？”她摇摇头继续说：“原来想回去看看，但老乡们都不想叫我走。”她指着张老太太说：“首先，她老人家就不允许，老人家说过春节的东西，都准备好啦，咱娘们在一块美美地过个痛快年吧！还有民校学员和俱乐部的青年们，他们也坚决不让我走，他们说好容易盼个春节，有点空闲，要你指导我们演戏，你回北京了，我们怎么办呢？”在这两下里都有心连着心的亲人的盼望之下，缪凤鸣犹豫了好几天，最后她决定不回北京了，要同老乡们在一起欢度这个极有意义的春节。（附图片）
（苗地 陈志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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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歌声
——下放干部生活速写
古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