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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关于各级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中央并各地、县委：
从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我省农村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转变。这个转变，和干部下放、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有密切的关系。干部种试验田，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实现党对农业生产的具体领导，起着决定的作用。最近我省各县已经普遍地推行了这个办法，许多县在这方面有了显著的成效，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着农村工作的面貌。以红安县为例：该县共有县、区、乡、社四级干部一千四百七十名，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有一千一百五十一名。其中有县委委员十四名，区委书记（指导组长）十七名，乡支部书记四十五名，社主任六百三十二名，共种了水稻试验田六百四十六亩，花生试验地四百七十六亩，还有棉花、红苕等作物的试验地。这些试验田的产量，都高于合作社一般田地的产量。县委委员、副县长萧林山培育的两亩水稻试验田，获得了亩产水稻千斤的丰收纪录。七里区区委书记王作中的一亩花生试验地获得亩产一千一百九十斤的纪录。此外，还有皮棉亩产一百斤，红苕亩产一万斤的丰产纪录。在试验田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实现了大面积丰产。全县有三百一十三个粮食亩产一千斤的社，一百二十八个花生亩产八百斤的社，二十一个皮棉亩产一百斤的社。全县十五种农作物样样丰收，全县七百三十二个合作社，社社增产。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八百零八斤，提前十年达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所规定的指标。据红安县委报告，红安县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搞试验田的经过情形是这样：
“四多”和“三愿三不愿”
1956年冬季以前，在县级机关里，流传着“四多”、“三愿三不愿”的说法。所谓“四多”，就是“骑自行车的多，打篮球的多，穿大衣的多，吃食堂的多”。所谓“三愿三不愿”就是“愿坐在屋里开会办公，不愿下乡领导生产；愿到先进社，不愿到落后社；愿和乡、社干部打交道，不愿做深入的群众工作。”县委委员十八人，经常下乡的只有三人，至多不过七人。有些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缺乏面向农村为农民服务的观点，按时上班，照例休假，给农民增加了很多麻烦和不便，农民群众很不满意。例如两道乡乡长为了到县邮电局交涉架设电话线的问题，在外边等了个把钟头，无人理会，说是“没有时间”，等到“有时间”，又说，“下班了”，乡长很是恼火。所以，在以后，邮局干部到两道乡去找他了解有关业务情况的时候，他也说，“没有时间”。邮局干部等了一会又找他，他也说，“我下班了！”两道乡乡长的这种戏剧性的报复行为，反映了农民对于县级机关的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情绪。有些县级机关的领导干部不愿下乡，有的甚至即使“被迫”下乡，也是“人在乡下，心在城里”。例如税务局局长张福下乡才三天，就向乡干部说，“我要回到城里去剃头。”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剃头师傅。”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洗澡。”乡干部说，“我们给你找个好洗澡盆。”他说，“我要回到城里去换衣服。”……就这样，骑着自行车溜回去了。由于上面领导的不深入，不具体，下面干部也照样学。从上到下，都习惯于用“开会”的办法解决问题。“会议多”的现象又出现了。永何乡支部书记陈开和一个月开了二十八天的会，影响得那个乡的劳动出勤率只达到60％。许多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认为在农村工作“没有前途”，因而在工作中深入不下去。金牛区的工作员张汉兴，工作消极，好吃、好穿、好玩、好睡，在南台乡工作九个月，住了十四个社，社社都不欢迎他。前程社社员给他编了一首顺口溜：“张汉兴，不成人，白天光睡觉，夜晚熬死人。”许多合作社无人过问。桐柏乡联盟二社连年减产，该社驻社干部副区长韩维，就是一个所谓“挂名办社”的人。1956年这一年，是合作化的第一年，大家都缺乏办社经验，这是事实。但是，领导的不深入，不具体，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农村工作，不热心办社，也是事实。因此，这一年，全县的合作社当中，减产社占10.7％，增产很少（5％—10％）的社占30％。
下放干部，表扬模范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的教育和鼓舞之下，县委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的措施，改善领导，改进工作。主要的措施是精简上层，下放干部。派了十五个较强的区委干部，担任了十五个落后乡的总支书记，派了一百九十五个较强的区乡干部，担任了一百七十六个落后社的领导干部，并且采取了层层下放，长期固定在一个社里包工包产的办法。抽调了一百七十六名优秀的机关干部和八十七名乡干部，加强社的领导，又抽调了一千二百四十名社干部加强生产队的领导。对于所有下放到乡、社、队的干部，提出了长期负责到底的要求。鉴于有些干部是“人下放了，思想还没有下放”的情况，在全体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于先进人物模范事迹的讨论。这些先进人物如要求下放，回乡积极办社的乡总支书记黎海清；大公无私，舍己为社的社主任江藤荣；大胆革新，不怕困难的社主任辛时龙；艰苦办社，变落后社为先进社的乡长汪遵汤；艰苦深入，团结帮助乡干部的机关下放干部叶敦文；模范烈士家属徐大妈等同志的模范事迹，对于广大干部，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例如原来对于“下放”颇有抵触的下放干部陈洪国在参加了这次讨论之后，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决心在十里乡中心社干一辈子。经过干部下放和开展了这次讨论之后，不仅社社有人负责，而且大大地激发了干部办合作社的积极性和责任感。占店乡支部副书记黄成中过去东跑西走，早出晚归。自从固定驻社以后，三个月没有回家一次。社员说他“去年当老婆的卫士，今年做了人民的勤务员”。
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在干部下放的同时，县委强调了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县委十八个委员中，经常下乡的十四人，县级机关干部，轮流下乡，短期下放，县委办公室也搬到重点乡去了。但是，有些同志虽然下了乡，工作还是深入不下去。曾经三次申请调离农村的高桥区指导组长王树昌和农场乡支部书记邓开志，穿着鞋袜，在田岸上“检查生产”，一个社员对他俩大声叫骂：“娘卖瘟的，摇摇摆摆，像个相公（少爷），莫把我们的田埂子踩坍了！”王树昌问：“你骂谁？”那个社员说，“我骂你！”王树昌把这个情况向当时在乡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张景田同志反映。张景田同志说，“骂的对！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张景田同志向这个区的干部讲了这件事，号召这个区的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本人带头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一把锄头。在他的影响下，全区干部每人都买了一把锄头。不久，全县农村干部一万零九百二十五人中，有97％的人自备了锄头、镰刀和劳动手册，参加了生产。县委组织部长潘知在八里乡万兴社白天帮助社里犁田、送粪，夜里帮助社里搞包工包产。社员夸奖他是“文武双全”。广大干部参加生产之后，和农民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对于当时生产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干部在参加社的生产的时候，往往被分派到和妇女、小孩在一块干些轻活，不容易了解情况，发现问题。有的干部虽然担任了主要劳动，也是由于成天参加生产，忽视了领导生产，不了解全面情况，就很难系统地总结经验，指导全面。例如张店乡副乡长熊传毓在星光社干了三天农活，开会时，一点情况也谈不出来。他很苦恼地说：“这是搞的么名堂，累的腰酸背胀，工作还没有做好！”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许多干部都有着熊传毓的那种苦恼。看来光是一个人一把锄头，参加生产，还很难达到领导生产的目的。怎么办呢？
种了试验田，实现了具体领导
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和农村工作部长库崇德在县委重点乡杏花乡建苏社摸索到了一条经验，这就是用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办法，可以更好地做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1957年3月间，正是花生播种的时候，程鹏和区技术站长祝翼宏一块在建苏社五峰岗生产队选择了一亩地作为花生试验地，吸收了这个生产队的技术员秦老五和对于花生生产有经验的富裕中农秦必权参加了试验地工作。程鹏依靠这些技术干部和有经验的农民，在这块试验地上亲自试验，认真研究，做出了活的榜样。例如在花生播种的时候，当地的习惯是不上底肥，说什么“花生不要肥”。程鹏问秦必权“怎么办？”秦说，他过去是看田施肥，不光施水粪，还有草木灰。程鹏问祝翼宏“对不对？”祝翼宏说，对，不仅要氮肥，还要磷肥。商量的结果，就决定要施底肥。当地的习惯，下种只下一粒米或者两粒米。秦必权说，他下过三粒米，增加了生产。技术干部也主张三粒米。商量的结果，就决定下三粒米。当地的习惯是白子下地，技术干部主张根瘤菌拌种。有人误以为这是药怕烂了种。经过程鹏和技术干部解释说，这是一种施肥的方法，于是，就决定用根瘤菌拌种。当地的习惯，花生不密植，程鹏和祝翼宏、秦必权、秦老五等商量，可以实行7×8寸密植。照上面说的办法播种之后，花生苗长的很好。
又如，在花生薅草的时候，当地的习惯只薅一两道草。程鹏访问了有经验的农民，他们说了三句顺口溜，总结了花生薅草的经验，这就是“头草刮（即薅的浅），二草挖（即薅的深），三、四道草如绣花（即薅的细）”。并且说，在薅二道草的时候，要结合培土壅兜。商量的结果，决定这样做了，花生苗越长越好。
又如，在抗旱的时候，有人说，“自古以来受了干的花生苗，不能浇水，一浇水就要瘁死。”程鹏和他的助手们研究的结果，受了干的花生苗一样可以浇水。办法是早晚浇，不会“瘁死”。商量的结果，这样做了，战胜了大旱。
有了这些活的榜样，就召开现场会议，进行参观评比辩论和总结。程鹏就是这样在花生的播种到收获的全部过程中，依靠自己亲身参加的这块试验地，对于全县的花生生产实现了具体领导。其他县委委员和区、乡、社领导干部也都是通过试验田来实现对生产的具体领导。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匙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的方法，是最有力量的说服和示范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特点就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对于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农民群众本身都有莫大的好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通过种试验田，找到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钥匙，找到了打破保守思想，推广先进经验，实行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武器，打开了如何对农业生产实现全面的、深入的、具体的领导的“闷葫芦”，及时地了解了情况，发现了问题，倾听了群众的呼声，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可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减少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更好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于技术干部来说，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支持，提高了钻研技术的积极性，向领导干部学习了群众运动的经验，向农民群众学习了生动活泼的生产经验，既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又提高了技术、业务水平。对于农民群众来说，最切身的实惠是增加了生产，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生活，从而更加发挥了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面说的这些好处，是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试验田的方法，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提高。现在试验田已经普遍到各个社和生产队，并且出现了大批的丰产田。
训练了崭新的技术队伍
各级领导干部亲自搞试验田的方法，是训练崭新的技术队伍的有效方法。红安县的县、区、乡三级干部七百六十六人（其中有知识分子干部一百二十二人）中，学会了耕田、耙田、防治虫害、选种、拌种、掌握农业季节、栽秧、锄草的干部由1956年的18％，增加到1957年的66.2％。各级领导干部大部分都学会了基本的生产技术。这不仅对于加强生产的具体领导有决定意义，而且对于培养崭新的技术队伍也有决定意义。各级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在做的当中，得到教训，提高了觉悟，转变了作风，增长了才干，更进一步获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支持。以前到处不受欢迎，被社员讽刺为“不成人”的张汉兴，在亲自搞了试验田之后，改变了社员对他的看法。社员们说，“张同志在我们社里干一辈子，我们也欢喜。”以前不安心农村工作，被社员讽刺为“洋苕”的知识分子龚全安，在种了试验田，得到群众的表扬以后感慨地说：“出了家门进学门，出了学门进机关，出了机关进社门，谈起生产是黑门。种了试验田，生产入了门。”以前在田岸上检查生产，挨了骂，被社员讽刺为“检查官”的指导组长王树昌，现在被群众呼为“技术员”了。亲自搞了试验田的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从头到尾具体地熟悉了农作物的生产过程，学到了许多极为有用的生产知识，感到对于农业生产的领导，有兴趣，有劲头，有把握了。对于勤劳勇敢的农民群众的感情更加深厚了，对于农村的一切，特别是对于农作物的生长，也发生了感情。八里乡指导组长阮观胜在县里开完抗旱紧急会议以后，时间已是下午了，他赶了七十里路，回到自己所在的社，连门也不进，就赶到田里去看庄稼。没有月光，没有星光，也没有手电，就伏到田埂上用手去摸田里有没有水，他生怕田里的稻苗干死了。红安县的广大干部由“人在乡下，心在城里”转变为“人在城里，心在乡下”和“人在社里，心在田里”了。当然，这些和农民、和土地、和农作物、和农村的一切发生了感情的干部，现在不仅非常安心农村工作，而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劲头正在越来越大。他们和群众商量的结果，满怀信心地制订了1958年的生产规划，要求1958年全县的粮食和花生的每亩产量都达到九百斤，争取达到一千斤，棉花每亩的产量达到一百斤；要求全县粮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20％以上，花生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以上，棉花的总产量比1957年增长50％。
这就是红安县的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的经过情形。麻城、孝感等县的情形基本上也是这样。红安县委对于这个问题已经进行了一次总结。省委要求各地委、县委也像红安县委一样，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检查和总结，要求他们学习红安县委改变领导方法，转变干部作风，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的领导，争取社社增产，各种作物样样丰收的经验，特别是要把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的方法坚持到底地干下去。总之，领导要带头，革新先试验。干劲加办法，跃进定实现。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中共湖北省委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小插题是编辑部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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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转变和大跃进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王任重
1957年是红安县干部作风大转变的一年。干部作风的大转变，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1957年红安县遭受到相当严重的干旱；但是全县粮食的总产量却比丰收的1956年增加了十分之二，达到了亩产粮食八百斤以上。花生产量平均每亩六百斤，比1956年增加26％。各项副业收入比1956年增加140％还多。除了各种农作物以外，猪、牛、羊、鸡、鸭、鱼、兔都增加了不少。红安县的人民说1957年是“样样丰收、社社增产”，“五谷丰登”，“五色鲜明”；人们歌颂丰收的景象，“稻谷似黄金，花生满畈青，棉花如雪白，社员满面红”，“样样丰收，社社增产”，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胜利。红安县实践的经验表明，采取全面规划、分作物负责的办法，抓住粮、棉、油增产为重点，同时可以使山林水产和各项副业得到迅速的发展。采取抓两头带动一般的方法，可以消灭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从而消灭减产社，达到社社增产的要求。
红安县委在1956年冬季，根据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关于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指示，从打击歪风邪气（当时在部分干部中滋长着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思想），整顿干部思想入手，采取了精简上层、下放干部、加强落后乡、落后社、领导干部分作物与分片固定负责的办法，扭转了领导干部坐机关和跑来跑去、不深入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根据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指示，红安县委的主要负责干部首先带头参加了生产。在参加生产的过程中，摸索到搞试验田是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最好方法。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当地农民中的生产能手三者合作搞试验田，把经过试验得到成功的经验，让全县有关的干部来参观，并召开现场会议。这样既能防止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又能比较容易比较迅速地推广先进经验。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红安县不仅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丰收，在干部思想作风、工作能力的提高上同样得到了丰收。广大干部因搞试验田而学到了生产的本领，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对于群众，对于田地、对于庄稼都发生了浓厚的感情。从“人在乡下心在城里”转变成“人在城里，心在乡下”，“身在社里心在田里”了。那些官气十足的人，曾经被群众讽刺为“检察官”，“摆来摆去像个相公”；在切实改变了作风以后，被群众称赞为技术员和人民的好勤务员。红安县委书记、县长和其他负责干部，都是亲自带头搞试验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七里镇的群众说：“张书记（张景田）真像个庄稼汉，书记带头拣粪，我们的肥料不为难；书记带头种地，我们更不愁增产”。
红安县委没有满足于过去的成就，他们提出了1958年的奋斗目标：“样样要试验，事事要革新，生产大跃进，实现双千斤”（指每亩水田产粮食一千斤，每亩花生产一千斤）。根据这个方针和任务，县委首先把干部培育试验田的经验加以总结推广和发展。自从去年冬播以来，县委二十三个委员人人都有了试验田，其他机关干部和区乡干部、中小学教员大部分人都培育了试验田。县委对农村工作的干部要求：“一人两亩地，粮油三千斤（每亩平均要收粮食和花生一千五百斤），积肥四百担，劳动五百分。”县委决定把培育试验田作为锻炼干部，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学习生产技术，达到“又红又专”的一种经常化的制度。现在红安县干部培育的试验田，已经与合作社群众培育的大面积丰产田结合起来了。干部和干部，群众和干部互相比赛，培育丰产田的热潮已经开展起来了。绝大多数合作社建立了技术委员会，绝大多数社、队的干部都搞了试验田。七里区在十五个区乡干部的带动下，沿潘阳河两岸，合作社联合培育了一个二千五百亩的丰产畈。在干部中出现了“苦干、苦钻、苦学、苦炼，做到又红又专”的口号。在群众中出现了“人人当先锋，个个保光荣”的口号。红安县这个身经百战的老苏区，正在按着毛主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指示，以“苦战三年扭转乾坤”的英雄气概，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红安奋勇前进。
我们知道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不平衡的，先进和落后的区别是永远不会完全消灭的。红安县在1957年就采取了抓重点、抓落后、抓新鲜事物的领导方法。对于落后乡、落后社、落后队、落后田、落后苗，采取了层层负责，一线串珠的办法，促使落后赶上了先进，实现了社社增产和全县增产。最近他们除了向外地学习先进经验和总结推广本地先进经验之外，又在全县开展了一次群众性的检查评比，由县委负责干部分四片分别带领乡、社干部两千余人参加，进行了互相检查，互相评比，表扬了先进，推动了落后。以县委第一书记程鹏同志为首组织了一个流动办公室，他们带着电话机和农具，走到那里在那里联系，发现问题就地解决；走到那里在那里参加生产。如果发现和研究了具有全县意义的问题，就地召开现场会议，或者利用有线广播组织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收听广播大会。这样就很快地交流了经验，推动了工作。
红安县委这种深入实际、生动活泼、联系群众、依靠群众的工作作风，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运用。近几个月来，我省和外省有许多县的干部到红安县参观学习，人们都说红安县的办法好，干部的作风好。红安县的经验表明，必须首先有干部作风的大转变，才能带领群众实现生产的大跃进；同时表明，转变干部思想作风的关键，在于县级主要负责干部具有十足的革命干劲，以身作则，不怕困难地带头干，并且坚持到底，不要只有五分钟的热度，不要一阵风，半途而废。只要领导干部参加生产，培育试验田，一切革新首先经过试验，做到心中有数，又能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这样领导大规模的生产高潮，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就一定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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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机械代替人力 让农业飞跃发展
黑龙江五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据新华社哈尔滨13日电 新华社记者程晓候报道：中共黑龙江省委在10日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根据中央指示，充分估计到各级干部和广大工农群众涌现出来的那一股无坚不摧排山倒海的干劲和黑龙江省工业、农业以及各个方面发展的条件，提出黑龙江省要在七年内实现农业机械化；苦战三年，争取在五年内就基本上达到农业机械化，使耕作、水利以及农副业产品加工等工作的70％左右用机械来进行。
会议着重讨论了同全省农业现代化相互关连的地方工业的发展问题。会议确定全省地方工业（包括中央下放工业和手工业）在五年内由现在的年产值二十三亿多元发展到年产值一百多亿元，为现在产值的五倍左右，那时地方工业的产值就相当农副业总产值两倍以上。
从黑龙江省农村的具体情况看，农业机械化的需要是十分迫切的。这里的特点是人少地多，土地肥沃，无霜期在最南的地区是一百四十多天，最北的地区只有九十几天。农村每个男劳动力一般要负担五十亩耕地，多的达到一百多亩。由于劳动力十分缺乏，耕作比较粗放。根据计算，南方有些省份，耕作一亩旱地一般需用十个人工、一亩水田需用二十多个人工，而黑龙江只用三个人工和十个人工。在这种人少地多土地肥沃的地区，农业生产上用机械代替人力，将会带来农业的飞跃发展。
黑龙江省实现农业机械化有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这里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强大的国营农场基础。仅地方工业的产值，现在就已经相当于全省农副业的总产值。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地又都是机器制造工业发达的城市，特别是具有农业机器制造工业的基础，是可能输送大量农业机械支援农村的。哈尔滨等城市的郊区，预计在两年内就可以实现农业机械化。
黑龙江省农业使用机械耕作已有十年的历史。现在，全省有七十多个大型的机械化国营农场，这些农场不仅训练了大批技术力量，积累了许多经验，而且不断得到增产。这些事实使农民看清楚了机械化的好处，因此更迫切地向往农业机械化。另外，全省农业机器拖拉机站已有二十八个，拖拉机耕作面积已达一千万亩以上，占全省目前总耕地面积的10％左右。新式农具耕作的面积已占全省耕地总面积的25％左右。
黑龙江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就是农业合作化已经进一步得到巩固。农业社的公共积累日益增多。拜泉等县有些农业社已经自己购买了拖拉机。近来还有更多的社要求工业部门卖拖拉机给他们。同时，黑龙江省大部分耕地平坦，农业机械化也能充分地发挥效能。
会议决定立即由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等负责同志，在春节期间分头到各地去传达中央指示及省委决定，领导全省人民快马加鞭，向前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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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贯彻以蓄水、小型、社办为主的方针
河南省明年实现水利化
据新华社郑州13日电 拥有耕地面积一亿三千六百万亩的河南省，决定明年实现水利化。
河南省原来制定的扩大水浇地的指标，已经一再被突破。不到三个月，全省已扩大灌溉面积二千三百四十一万亩。这个数字比解放前几千年来开辟的水地面积还多两倍多。各地目前正在动工或将要动工兴办的各种水利工程，效益面积约达一千六百多万亩。这批工程麦收前就可以全部完工。这样，加上去年10月份以前发展的水利设施，全省水地面积将扩大到八千多万亩。中共河南省委常务委员会最近分析了这种水利大跃进的新形势，认为河南明年在一亿多亩的耕地上实现水利化是完全有条件的。
全省每天投入运动的劳动力达一千五百万人。在太行山、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目前白天红旗招展，夜晚遍地一片灯火，数以百万计的山区农民，冒着严寒，在山顶上、沟壑中，日日夜夜地劈山、锉石，修筑谷坊、水塘、小水库、鱼鳞坑和梯田，节节拦水，做到土不下山，水不出川。
河南水利化运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各地通过大辩论，具体贯彻执行了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办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许昌、开封、商丘、南阳等平原地区和低洼易涝地带，过去兴修水利方针不够明确，偏重于地下提水和排水，结果有些地方年年办水利，年年遭灾，越排水灾越严重。今年，这些地区经过大辩论，查算水账，人们认识了水蓄起来的好处，就决定把河道分割成小片，用挖沟、渠、河网等办法，引用河水灌溉，涝时排水；没有河道的地方，采取挖坑塘，塘内下泉，抬高路基，修围田、台田等措施，控制洪水径流，力争明年春季提前实现水利化。（附图片）
河南禹县陈庄乡，正在修建一个“幸福”水库。这个水库建成后，可容纳四万七千方水，能浇地七百余亩，给1958年农业大跃进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本报记者 吕相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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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劳动模范代表集会
鼓起干劲促进生产大跃进
据新华社讯 内蒙古自治区4日到10日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全区农、牧、林业、水利劳动模范代表会议。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乌兰夫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自治区各族人民要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把内蒙古建设成为祖国以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之一。从今年起，全区十年规划争取在八年、七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要使每亩粮食产量达到或超过四百斤，牲畜发展到五千万头到六千万头，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完成四千五百万亩水浇地的建设任务。根据自治区的十年规划，今年内蒙古的粮食产量要求达到一百零四亿斤，增殖牲畜四百八十万头，使生猪达到二百三十万头。乌兰夫在分析了今年自治区的许多有利条件后，号召各民族劳动模范和农牧民，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克服各种形式的右倾保守思想，拿出革命的战斗精神，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坚持不懈地为实现上述伟大任务而奋斗。
会上各民族劳动模范代表对于实现这个生产大跃进规划的信心很高。纷纷表示要在今后七、八年或更短时间内在全区实现上述规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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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五年后我国水产品产量将跃居世界第一
据新华社13日讯 再经过五年的努力，我国水产品年产量将达到八百万吨，由世界第四位跃居为世界第一位。
最近结束的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初步拟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水产生产大跃进规划规定：1958年水产品产量达到三百五十二万吨，比去年增加五十七万吨；到1962年达到八百万吨，比现在世界上水产品产量最高的日本多三百万吨。到那时，我国人口即使发展到七亿，每人每年平均也可以吃到水产品二十三斤左右。
这次会议认为，实现水产品生产大跃进是有条件的。首先是我国的水产资源极为丰富，据统计，全国可供养殖的淡水面积约有六千万亩；可供养殖的浅海面积约有七百万亩，而现在利用的面积淡水只占25％，浅海只占13％。其次，有四百五十多万专业渔民参加了合作社，他们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鼓舞下，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另外，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对于水产事业的发展也将起促进作用。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认真贯彻会议提出的方针，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依靠合作社，放手发动广大渔民和农民，普遍开展淡水养殖和海水养殖事业，积极开辟新渔场，合理利用原有资源，以提高国营和合作社的海洋和淡水捕获量，实现水产品生产大跃进是完全可能的。
会议认为，过去在我国水产品生产中占首要地位的海洋和淡水捕捞，今后仍然是水产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贯彻既不浪费资源，又能保护并培养资源的原则下，积极地予以发展。
会议认为，我国发展浅海、淡水养殖事业的潜力很大，同时养殖事业又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收益大的生产事业。因此，在现阶段发展浅海、淡水养殖，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水产生产的最广阔和最有效的途径。为了大力发展这项生产，首先必须迅速扩大放养面，凡是能够放养的水面，都应当作出全面规划，逐步放养起来，特别是池塘和小型湖泊，应当争取在一两年内全部放养。到1962年，淡水放养面积要求扩大到全部可养面积的80％以上，海水养殖面积要求扩大到可养面积的60％。
会议指出，为了争取水产生产大跃进，必须更好地依靠合作社和广大渔民。依靠合作社发展生产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必须保证合作社的公共积累不断增长，必须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强调增加积累，贯彻按丰产多积，欠产少积，灾年不积的原则。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对合作社的具体指导。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渔区领导应当把巩固合作社作为首要工作。
会议期间，朱德副主席曾到会对水产工作作了指示。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程子华也在会上讲了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