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4日人民日报 第9版

第9版()
专栏:

蒙古民族的繁荣离不开汉民族的帮助
奎璧代表报告内蒙古自治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和争取实现工农牧业大跃进的情况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薄一波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吴玉章主任向这次会议所作的各项报告。现就内蒙古自治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实现工业、农业、牧业大跃进问题作一汇报。
各项建设在国家建设总轨道上迅速前进,摆在各族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日趋繁荣和幸福的自治区。右派分子企图把蒙古民族拖向旧日的老路上去,激起自治区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并给予坚决回击。
一九五七年是内蒙古自治区在各个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随着我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自治区的各项建设正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总轨道上迅速地前进。摆在各族人民面前的是一个日趋繁荣和幸福的自治区。在内蒙古自治区土地上发生的千百年来没有的变化。真是令人兴奋鼓舞。但是右派分子特别是蒙古民族中的右派分子却利令智昏,在大鸣大放时期,他们披着民族外衣,从民族关系上从党的民族政策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恶毒的说“社会主义在消灭民族”,说“社会主义在制造民族同化”。他们喊着“反对同化”的调子来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反对合作化、反对发展科学文化,排斥汉民族的帮助,进行分离主义活动。提出“蒙汉分治”或“蒙古独立”的主张,企图使蒙古民族脱离祖国大家庭、脱离社会主义道路,把蒙古民族拖向旧日的反动老路上去。与右派分子的愿望相反,他们的这种攻击和复辟阴谋,激起了自治区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给予了坚决的反击。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内蒙古民族及区内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说明蒙古民族离不开汉民族的帮助,离不开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
内蒙古自治区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区内蒙汉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长期相处,共同发展了经济和文化。特别是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各个革命时期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这种民族关系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更有了新的发展和巩固。内蒙古自治区在祖国各兄弟民族特别是汉民族帮助下,随着祖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在经济、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铁的事实。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果,内蒙古自治区各方面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粮食产量已达到四百五十五万吨(较一九四七年增长一倍半),牲畜总头数达到二千二百三十八万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纯增六百六十七万头。工业总产值预计达六亿三千万元,其中地方工业占三亿五千万元。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百分之十二上升到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七年工业产值相等于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七年的总合。国家在自治区的重点建设——包钢、森林工业、铁路促进了自治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公路交通邮电网已初步形成。文化教育特别是民族教育事业有了迅速发展,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四所高等院校。所有这些建设成就,使蒙古民族及区内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面貌都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粉碎了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污蔑。事实也证明,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上都离不开也不应该离开汉民族的帮助,离不开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这个整体。
几年来我们安置了为数不少的移民,这对于发展自治区生产建设,已经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今后仍将欢迎、帮助兄弟民族移民到内蒙安家落户。我们反对民族单干,反对民族分裂。因为民族分裂,实质上就是破坏祖国大家庭的团结统一,利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利于民族和社会主义建设,其结果是使旧制度复辟。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各民族人民的最高利益。也只有国家的统一,国内各兄弟民族的团结,我们的事业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我们用以上这些不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揭穿了那些右派分子的阴谋,击溃了右派分子对我们的进攻。同时,也使广大人民认清了在民族问题方面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深入地批判了某些人的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通过整改,社会主义内部的统一和团结又更加巩固了,党的领导更进一步加强了。现在全区各族人民,正在整风、反右派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为着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基本建成包头钢铁工业基地,实现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八十二点二,牲畜总头数增长百分之四十七点四的目标而奋斗。
一九五八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我们要在这一年为内蒙古地区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事业打下良好基础,我们要进一步地鼓舞革命干劲,迅速掀起持久全面的生产建设高潮,在工农牧业生产上来一个大跃进。
加强领导 开展劳动竞赛
促进工业大跃进
今年是包头工业基地进入建设高峰的年代。包钢的附属工厂和厂区工程已经开始建设,第一号高炉要在今年施工,为包钢服务的煤、电、铁路等有的已经建成,有的继续进行建设;森林工业要完成二百万立方米的木材采伐和相应的迹地更新,地方工业和其他建设事业今年也有很大发展。因此,根据中央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与发展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下,我们要首先大力加强对工业首先是大工业建设的领导。在加强大工业领导的同时加强对地方工业的领导,促进其更好地为农业和牧业生产,为国家重点建设,为城乡人民生产生活需要服务。其次掀起全面持久的工业生产高潮。要又多又好又快又省地完成工业生产和工业建设的各项任务。发动全区职工深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坚决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开展反浪费斗争。
兴修水利 增施肥料
促进农业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要求粮食产量达到一百零四亿斤,增产百分之十七。农业大跃进的中心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经过几年的努力,我区在合作化的基础上,灌溉面积已达八十万公顷,占耕地面积百分之十四点四,在一九五六年粮食产量平均农业人口每人一千三百五十斤。但内蒙地处原高,气候寒冷,无霜期短,风沙较大,一九五七年由于自然灾害,粮食产量曾大大减产。为了争取实现农业的大丰收,必须大力克服右倾保守,充分发动群众,发掘生产潜力,我们要首先抓住兴修水利和增施肥料的重要措施,在一九五八年达到灌溉面积一千五百万亩,现在全区农民已积极行动起来,变冬闲为冬忙,向水利建设进军。进行平地、打堰、改漫溉为畦灌、打新井、修旧井的工作,截至一月二十八日的统计,全区增灌面积计划,已完成工程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九。为使水利运动健康的发展,还必须贯彻全面规划、全面治理、集中治理的方针,每乡、每社、每县都要有全面的水利建设规划和分期分批实施计划。一九五八年计划施肥面积要达到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七十,并积极增加每亩施肥数量。目前全区积肥数量已达到施肥面积计划百分之五十九点三,一个声势浩大的积肥施肥运动已经普及全区。许多地方人无厕所、猪无圈棚的落后现象已经改变,为了扩大肥源,还正大力发展养猪养羊业,开发一些小煤业,改变烧粪烧草的习惯,以增加粪源。
改良牧场 建立饲料基地
促进牧业大跃进
一九五八年牧业生产要求将牲畜总头数达到二千四百零六万头,牲畜纯增百分之七。一九五六年冬到一九五七年春,察哈尔,呼伦贝尔及锡林郭勒盟部分旗遭受了数十年来未有的雪灾。去年,自治区西部的广大牧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灾,部分地区连沙蒿都枯死了。到现在旱灾的威胁还未完全消除,但是我们依靠合作社互助组和牧民群众,积极开展了牧区水利,组织移场等,旱灾区牧场基本得到解决,保持了人民生活的安定。我们在抗灾斗争中取得了中央有关部门和友邻地区人民的关怀和支持,在物质上精神上大大加强了抗灾力量。
为了实现今年的牧业生产指标,首先坚持深入地开展以合作互助为中心的增畜保畜运动,使牲畜安全过冬过春。想尽一切办法保存灾区的基础母畜,努力提高牲畜的增殖成活率。这是增产的关键所在。其次进行牧业生产的四项基本建设。兴修水利,改良牧场,规划四季牧场;建立饲料基地;开展兽疫防治工作;改良牲畜品种等。这些都是从技术上改变牧区落后状况的根本措施。在工作中必须使国家帮助和群众自办相结合,把合作社互助组的力量大大发挥起来。
积极稳步地进行对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强调稳进一面是对的,但不能忽视积极的一面。今年计划使入社牧户达到百分之四十五到五十。
要牧业生产大跃进,必须继续进行对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坚定不移的。只有把个体的牧业经济变为集体经济,才能无限发挥生产潜力。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必须是积极稳步的进行。在牧业合作化全无经验的条件下,为防止搬用农业合作化作法,强调稳进是对的,但有些人只强调稳进的一面,忽视了积极的一面;有的人只看到办社中的缺点错误而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这是一种右倾思想表现。所谓积极,就是在做好充分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我们计划在今年现有入社牧户百分之二十四的基础上,再发展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使入社牧户达到百分之四十五至五十,因此必须贯彻全党动员、书记动手的原则,使所有干部都来注意畜牧业和领导合作化。
一九五八年能否实现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能否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完成自治区的各项建设任务,除了以上所提的各项措施而外,关键在于我们的领导。处在自治区工农牧业生产跃进的形势下,加强对工农牧业生产的全面领导,是顺利完成一九五八年各项建设任务的可靠保证,因此,必须进一步深入地开展整风运动,彻底打掉三个坏主义,认真贯彻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克服领导上的右倾保守思想,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一步改进领导作风;大力批判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加强各民族间的团结,在中央和毛主席的坚强领导下,在多、快、好、省和勤俭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广泛发动自治区各族人民,鼓起革命干劲,迅速掀起一个全面的新的生产高潮,实现工农牧业生产大跃进,为胜利完成一九五八年的各项建设任务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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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争取思想跃进跟上时代车轮
季方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并热烈拥护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薄一波副总理以及吴玉章主任的四个重要报告。建议大会予以批准。
一九五七年,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这种情况,诚如薄一波副总理在报告中所指出的:“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促进了经济战线上的胜利,经济战线上的胜利,又进一步地巩固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回顾去年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时候,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开始开展了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党教导我们,反右派斗争,是一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后,如果不随之以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把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彻底打垮,社会主义建设是没有保证的。通过这场激烈的斗争,进一步的巩固了工人阶级对我们国家事务各方面的领导,使广大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的教育。事实完全证明,在党领导下的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今天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和正在取得的飞跃的辉煌的胜利,就是与这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分不开的。
在触目惊心的反右派斗争中,使大家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就过不了社会主义关,就掌握不了国家和自己的命运。
右派头子章伯钧长时期的操纵和把持着农工民主党的领导实权,一贯玩弄其两面派的手法,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以后,篡改了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利用合法的组织和合法的地位,和共产党分庭抗礼,特别是借帮助党整风的时机,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由于农工党内有一部分人被章伯钧等右派分子长时期以来所惯用的两面派手法所蒙蔽,因此,在反右派斗争初期这部分人对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认识不清,表现得软弱无力,而右派分子则百般狡赖,不肯向人民缴械投降。这种情况,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很快得到了改变。我们团结了所有反右斗争的力量,依靠群众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针,对右派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揭发和批判。通过这些揭发和批判,在农工党内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在大量罪证面前都不得不先后低下头来,表示向人民投降。半年多来,我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所进行的这一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到今年一月二十日为止,全党九千六百多个成员中,一共揪出了七百多个右派分子,他们的阴谋活动和主要罪恶事实已完全被群众所认识。在这场触目惊心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大家都受到了一次最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认识到如果资产阶级的立场得不到彻底的改造,就过不了社会主义的关,就掌握不了国家和自己的命运。极大部分的中间分子已看透了右派集团反动的丑恶面貌,大都抱着深恶痛绝、势不两立的义愤。从最近处理右派分子的讨论中都感觉到共产党的政策太宽大而又太伟大了。
各位代表,从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农工民主党内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具有其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的;他们的失败也是由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资本主义所有制以后,摆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决心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光明的道路;另一条是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以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为首的右派集团,他们之所以失败,之所以被碰得头破血流,就因为他们坚持资本主义的立场,走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应该知道汪精卫、蒋介石这些人是怎样失败的,但是他们没有并且不愿意从这些人的可耻的结局里吸取教训。回顾历史,通过这半年多来的反右派斗争,更可说明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共产党是反不得的,社会主义是反不得的。谁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历史的发展规律作反抗,就一定会变成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经过这次反右派斗争他们也已经看到了广大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力量的伟大了。这是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体会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
农工民主党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尚未完全改变,必须急起直追,掀起自觉的自我改造高潮,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又红又专的目标努力,彻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农工民主党,改变成为真正为工农服务的政治力量。
各位代表,近一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是如此迅速,这种有利形势千百倍地加强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苏联所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和六十四个国家的共产党在莫斯科发表的宣言,以最雄辩的事实表明了东风已经压倒西风。党和毛主席号召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更给了全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一年,是全国人民在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基础上更信心百倍地以东方巨龙的姿态乘风破浪,力争上游的一年。就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已经听到了许多来自各个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代表们所发出的那种“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般生动劲头的豪迈声音,祖国河山真正是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像我这样从清朝光绪年间出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长大过来的人,也跟在座的几十位前辈先生一样,尝过了多少年“满目疮痍、生民涂炭”的味道,从过去看现在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实在太兴奋、太满足了,但是从现在看将来,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看将来,那还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留恋过去,果然是反动的,满足现状,也是要落伍的。就拿我们民主党派来讲,虽然在反右派斗争中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还必须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鼓起干劲,争取跃进、大跃进,才能和乘风破浪的时代车轮相适应。农工民主党虽然已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粉碎了章、黄、李右派集团的领导,扭转了反动的政治方向,各级组织的极大部分正气已经上升,一心一意地工作与学习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尚未完全改变,如果存有跟乌龟竞赛的思想,那怎么还能跟共产党起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作用呢?所以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一定要在全国这种空前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和各兄弟民主党派一起奋勇前进,鼓励全党成员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积极投入一般整风运动,掀起自觉的自我改造高潮,鼓励全党成员争取下放,争取下乡上山,打掉官气,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又红又专的目标努力;我们也一定要为十五年赶上英国和农业发展纲要与消灭四害等提前实现的伟大斗争中,有力地起出一种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彻底把资产阶级性质的农工民主党,改变成真正为工农服务的政治力量。
我现在禁不住要为祖国无限光明美丽的前途而欢呼,为社会主义事业不断的胜利而欢呼,更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欢呼,为世界的持久和平欢呼。
请代表同志们批评指正。
最后我还要热烈拥护周恩来总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讲话,并热烈拥护我国政府关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和平倡议,准备同朝鲜政府磋商撤出志愿军、要求美国和其他各国采取措施,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声明,这又是东风压倒西风的一个有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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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掀起一个社会主义的歌咏浪潮
瞿希贤 郎毓秀 马思聪 贺绿汀 吕骥代表说,音乐工作者应该多创作群众歌曲
我们完全同意大会的四个报告。
听了这几个报告再加上各地各个工作岗位上代表的发言,我们感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已经来到了,群众的革命干劲像解放了的原子能似的正在发出无比的威力。我们音乐工作者,面对这乘风破浪的新局面,一方面是兴奋,一方面是惭愧,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必须迎头赶上。
群众歌咏运动处在三不管自生自灭的状态,群众对没有歌唱很有意见。
人民是需要唱着歌前进的。很多青年责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好歌”“我们没有歌唱”。很多中年人也责问我们“从前那些抗战歌曲真带劲,为什么现在你们不多写些能鼓舞起人们干劲的歌呢?”的确,我们的群众是有唱革命歌曲的传统的,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战、到解放战争,人民都是唱着歌去战斗的,难道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不唱歌吗?
从前唱革命歌曲是犯罪的,可是我们音乐战士冒着生命危险传播这些革命种子。从前的物质条件很差,群众的生活很苦,可是我们就是赤手空拳也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来唱歌。现在呢?我们的物质条件好多了,又有了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是我们反而脱离群众了。刚解放的几年群众歌咏运动还是蓬勃发展的,可是一九五三年以后,歌运就陷入了自流状态。群众艺术馆是负责开展群众歌咏的,但是有些群众艺术馆脱离群众,关门提高。各地的音协,由于强调分工,也没有管这事。专业团体由于强调提高,更没有把辅导群众业余音乐活动重视起来。总之群众歌咏运动是处在三不管自生自灭的状态。
文艺这块阵地,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文化就要到那里去大发展。音乐工作者应该拿出为人民喜闻乐见、健康的音乐作品来战胜反动的黄色音乐。
不管行不行呢?不行。在文艺阵地上,如果社会主义不去占领它,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就会到那儿去大发展了。这两年来黄色歌曲就像细菌一样,到这些缺少阳光的角落去蔓延了。“满洲姑娘”“支那之夜”“何日君再来”这些腐朽的反动的歌曲,居然又俘掳了不少青年职工、青年干部。黄色歌曲唱片的黑市有高到二十元一张的,还有人抢着买。同志们,别再以为反右派斗争以后已经万事大吉了,在文艺战线上,还有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等着我们。如果我们拿不出为人民喜闻乐见、健康的音乐作品来战胜它,反动的色情的所谓“黄色音乐”的靡靡之音就要进一步来腐融我们的队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涨,广大农民的文化要求日益迫切,应该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到农村去帮助他们开展文艺活动。在城市、工矿群众歌咏运动也应该大力开展,专业音乐工作者有责任到群众歌咏团去辅导。
与黄色音乐作战斗,还只是音乐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出现,将出现一个文化高潮。比如在农村,现在农民的干劲愈来愈大了,农民对文化生活的要求也愈来愈迫切了。在修水利积肥的热潮中,农民自己已经创作出了不少的诗歌。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每月一次的爱社日都有晚会,表演各种文艺节目。他们迫切需要有歌唱,他们欢迎载歌载舞的小节目。他们不满足于自己编的那一些,他们热烈要求文艺工作者,帮助他们修改整理,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文艺作品,帮助他们开展文艺活动。
农村的面貌正在大改变中。不仅是这里搬走一座山、那里新添了一条河,而是农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回乡从事农业劳动的中学毕业生,退伍的转业军人和上百万的下放干部正在把新文化带给农村。随着汉语拼音方案的实施,农民掌握文化的速度还要大大加快。
工业部门正在大量生产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肥料、新农具和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日用品供给农村。音乐工作者们,我们为农村做了些什么呢?现在有一部分音乐工作者上山下乡去了。他们大多数能在劳动锻炼之外,负担起活跃农村音乐生活工作来。希望他们在思想改造同时,努力从事音乐创造以适合广大人民的需要。首先是适应农村的需要。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音乐工作者到农村去,每一个音乐工作者应该有一定的时间在农村生活和工作。留在城市里的也要和合作社或工厂的歌咏队挂上钩,在歌咏活动上帮助他们。
农村、城市、工矿的群众歌咏运动应该大力开展起来。红安县领导干部下乡搞试验田的经验也给了我们启发,我们的专业音乐工作者,都有责任到群众歌咏团体去辅导。抗战期间星海同志就是一位活跃歌咏运动的组织者。他亲自指挥了许多歌团排练、演出。他写的歌曲,常常通过他自己的辅导唱出来。由于这些实践,作曲者就更好地理解到,唱歌的人对歌曲的要求,也直接感染到群众在歌唱时的思想感情。演唱者、乐器演奏者做辅导工作对他们的演唱、演奏也有好处。这种专业工作者与音乐爱好者之间的联系是一种生动的艺术实践,这种思想感情的交流会刺激我们的艺术创作。
目前的问题不是没有歌,而是好歌不多,或是情绪不对头,或是不动听,因此群众不爱唱,所以作曲者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群众需要,提高表现能力。
为了开展歌咏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有作品,现在全国有二十多种刊物,每月有二百多首新歌。有这么多歌曲,为什么还没有歌唱呢?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好歌不多,或是情绪不对头,或是不动听,因此群众不爱唱。所以作曲者必须深入生活了解群众的需要、提高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另一方面是推广的问题,有些较好的歌没有得到应有的介绍、推广,被埋没了。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的“五·一”、“十·一”曾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了几首歌曲。那时候的确是全国都唱起来了,当然我们现在不一定采用全国推广的办法,但是省、市的广播电台如果能每年重点介绍几首歌曲,那对开展歌咏繁荣创作,还是会起很大的作用的。我们到农村工厂全心全意参加劳动锻炼,认真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后,一定能够产生若干首为全国人民喜爱的群众歌曲来。这几年专业作曲者较多注意大型作品,放松了群众歌曲和轻音乐、跳舞音乐的创作。人民是需要各种不同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的作品,来反映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普及工作,那是基础,是直接关联到亿万人的文化食粮的问题。我们希望在专业作曲者的创作计划中,要有一定比例的群众歌曲和轻音乐,而且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它、热爱它。
让我们掀起一个社会主义革命歌咏的浪潮来!
让我们把全国工人和农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干劲唱出来,让大家唱得劲头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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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前十年超额实现亩产百斤棉
罗祥根代表介绍浙江慈溪县五洞闸农业社获得棉花大丰收的经验
现在我把我所在的浙江慈溪县五洞闸农业社一九五七年获得棉花大丰收,提前十年超额实现百斤棉的主要情况,向大会作一汇报。
一九五七年我们社里的棉花平均达到亩产皮棉一百一十三斤,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增产百分之十八点三,比一九五二年增产一倍,大大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历来的最高生产水平。
随着生产的发展,合作社的积累扩大了,除了交纳农业税和还清一九五六年受灾欠下的二十四万元国家贷款外,留下公积金和公益金十七万九千零九十九元,占全社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加上以前的结余,全社公有资金达到二十八万六千四百四十三元,底子比过去厚得多了。一九五七年社员的收入也有很大增长,每个劳动日报酬是一元八角四分五厘,每户平均净收入六百八十三元,比大丰收的一九五五年高出百分之十九点九。如果加上小队副业与家庭副业,每户净收入超过七百元。
大胆采用各种增产技术措施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获得这样的大丰收,首先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党不但给我们指出社会主义的前途方向,还教导我们大胆地采用各种增产的技术措施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一九五七年我们主要抓住下面六条关键性的增产措施:第一,冬季挖足河泥,每亩达到一百五十担;培育草子(苜蓿)由一九五六年每亩六百斤达到一千八百斤至二千斤;第二,种子全部采用高产的岱字棉种,先株选、后粒选,使种子粒粒壮实;第三,比一九五六年提早五至十天播种,每亩植棉由六千至六千五百株增加到六千五百至七千株;第四,改变施肥方法,草子由“面施”改为“翻耕青葬”(撒在土面上,改为埋在表土下面),多施苗肥改为多施后期肥,并采取“开沟盖土”施肥法,提高肥效;第五,早删苗、早定苗,实行“缚豆脑”(棉花与蚕豆套作,棉花生长期正是蚕豆成熟期,“缚豆脑”以后,保证棉花得到充分的阳光和空气);第六,采用高效的“1605”、“1059”新药剂除虫。
社干部作样子,层层示范,逐步打通群众思想
贯彻这些新的技术措施,不是很容易的。我们始终采取社干做样子,层层示范,逐步打通思想的办法。这样做,一方面干部取得经验,领导有了本钱;另方面,有了样子,社员们容易学会,容易信服,保守思想好搞通。譬如草子作基肥的问题,多少年来的老办法就是“面施”,把草子撒在土面上,肥力很容易逃走,草子在土面腐烂时,还有一种毒素会影响棉苗的生长。我们学习外地的经验,改用“翻耕青葬”,可以避免老办法的毛病,大大提高肥效。但是有不少社员认为新办法好是好,就是从来没有弄过,怕花工大,推迟播种期。为了搞通思想。我和两个社干亲自进行试验,摸到“翻耕青葬”以“开沟青葬”最好,一工可以弄好八分田,并不慢。在第四小队扩大试验时,各个耕作站长和小队长都来参观,大家学到了办法,看看不难办,用工也不算大,回去把亲眼看到的情况向大家一说,新办法就推广开了。但是也有个别社员就是不相信这样做的好处,仍然采取“面施”的古老办法,结果这些棉田的棉苗比“翻耕青葬”的棉苗要低三、四寸,产量也低。因此大家信服了,有的社员说:“明年就是杀我的头也要用‘翻耕青葬’了”。
五月间,棉蚜虫发生了。过去治蚜虫都用“223”硫黄药剂,每亩一次施用要化两元多,一年要施几次,效果不大。一九五七年我们接受技术推广站的意见,决定改用“1605”、“1059”两种新药剂。这种药剂见效快,药效能维持十五天,比“223”药剂长一倍,每亩一次只要化三角钱就够了。但是,新药剂毒性很猛,一不小心,人就会中毒。用新药剂“原液”滴一滴在兔子身上试验,兔子不到五分钟就死了。所以许多社员思想不通,说:“有效无效还不知道,弄勿好先死人啦!”本来除虫工作全靠妇女,这一次她们顾虑很大,女社员童祝仙说:“享福大家享,死人要妇女先死吗?”有的老太婆还叫儿女不要去弄。于是,管委会干部决定自己先带头同第四小队社员一道进行试验,请了各站站长和各小队长来参观。试验时,药剂的“稀液”一施下去,只三、四个钟头,棉蚜虫统统死光,大家都看得出神了。因为使用时很小心,没有一人中毒。经过这样示范,站长、小队长都信服了,回去以后马上在小队里搞试验,召集男女社员来看,教会办法,大家这才搞通了思想。说:“干部没有出毛病,我们小心点也不会出毛病”。妇女也积极参加,曾经有顾虑的童祝仙还干得特别起劲。后来红蜘蛛发生,也用这个新药剂,效果同样很好。
开展劳动竞赛,一年组织四次检查评比
我们除了大力贯彻先进的增产技术措施外,还认真地开展了劳动竞赛,一年中组织四次队与队间的检查评比:第一次在春天备耕阶段,主要查种子、查整地、查劳动力安排,查生产工具;第二次在保苗阶段,主要查全苗、查治虫、排水和“缚豆脑”等工作;第三次是棉花培育阶段,主要查除草、中耕、松土等;第四次在立秋前后,主要查黄苗,查后期除虫。优胜的生产队,除了按“三包”规定给予物质奖励外,还给了红旗奖励。经过检查评比,大大地推动了生产。例如第四耕作站的棉花,经过检查,发现“叶跳虫”非常厉害,有十几亩已成灾。这个站的干部、社员忙于收摘和出售西瓜,放松除虫工作,还很自满,检查后才大吃一惊。当天各队对他们提出批评,并说第二天要来支援除虫。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第二天马上男女老少齐出动,再加上各队喷雾器集中支援,三天时间,“叶跳虫”全部消灭干净。由于开展了劳动竞赛,社员出勤率比过去大大提高,男子整劳动力全年一般都做了三千至三千三百个工分,妇女一般都做了一千五百至二千个工分。
我们社里原是采用“三级制”的组织形式,小队与社管委会中间有大队一级,大队有一定的经济权力。一九五七年我们把“三级制”改为“二级制”,取消大队一级,设耕作站作为社管委会的派出机构,同时把生产小队由五户到七户合并扩大到十五户到二十五户。这样一来,上下联系密切,指挥灵活,对于保证一九五七年的增产也起一定的作用。
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进一步鼓舞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干劲,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棉花产量达到平均每亩皮棉一百三十一斤到一百四十八斤,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百分之十六至三十一。一九五七年平均每亩产量虽然还只一百一十三斤,但其中已有四十六亩达到一百四十八斤到一百八十五斤,还有一块田已经达到亩产二百一十九点四斤。因此,实现今年的增产指标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们全社社员正在“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的口号鼓舞下,用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信心百倍地为实现一九五八年棉花的更大的丰收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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