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12日人民日报 第12版

第12版()
专栏:

生产发展无止境 先进经验学不完
吴宪代表说
浙江省完全有信心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亩产“八百斤”、提前九年实现“百斤棉”、提前八年实现每户养三头猪的指标,同时完全有信心提前五年绿化荒山、荒地,提前五年消灭普通水旱灾害,提前五年消灭“四害”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薄一波副总理和吴玉章主任所作的报告。
我们浙江省和全国各地一样,目前正处在一个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向自然进军的群众性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这个高潮是在三大改造已经基本完成,通过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伟大胜利的形势下形成的。这个高潮充分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正确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力量与智慧的伟大和无穷。这一高潮彻底粉碎了一切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幸灾乐祸”的迷梦和各种污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无耻谰言,同时也给予那些消极悲观、右倾保守的促退派一个深刻的教训。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已使浙江省从缺粮省变成余粮省。全省已有三百多万亩的粮食产量达到八百斤,棉花总产量较1952年提高一倍。
高潮首先表现在全省人民以最大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农业生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七年,粮食产量已达到一百六十亿斤,胜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根本改变了浙江在历史上常年缺粮十亿斤左右的情况。浙江现在再也不是缺粮省了,而且每年还能支援国家六亿斤左右。一九五七年的棉花总产量,已由一九五二年四十万六千担提高到八十八万五千担,增长一倍以上,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百分之八十五。生猪达到五百六十八万头,比一九五二年二百七十八万头增加一倍以上,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百分之十七。其他如络麻、蚕茧、茶叶等也都有了显著的增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有许多地区,许多农业社已经出现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有三百多万亩(占全省粮食种植面积十分之一)粮食的每亩产量达到八百斤,其中有二十六万亩达到一千斤以上,黄岩、温岭两县和温州市郊区全面实现了“八百斤”,千斤乡、千斤社、千斤队更为普遍。占全省棉花面积将近一半的慈溪县五十四万亩棉田平均产量达到一百零五斤。络麻亩产八百斤到一千斤的将近二万亩,蕃薯亩产万斤以上的有一万多亩,最高的达到亩产二万斤。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全省农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合作化的优越性已经成为驳不倒的事实。
十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目前,一年之计在冬天;人人显身手,户户无闲人,群众说:“现在辛苦八十天,将来幸福万万年”。
全省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倡导的全民整风运动的教育下,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鼓舞下,现在正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的基础上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开展积肥和改造低产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冬季生产运动。照目前情况看来,这个运动正以万马奔腾之势,乘风破浪,奋勇前进。农民们说:“十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头年看目前,一年之计在冬天”。全省兴修水利运动,到一月底止,已经提前完成了一亿六千公方的计划,超过一九五六年水利高潮的一倍半。在兴修水利中,出现了许多“移山开河、引水过山”的动人事例。黄岩县幸福乡快乐社的社员们,在缺乏现代工具的条件下,把一块八千斤重的大石头搬上大坝,他们说:“只要劲头大,石头也听话”。兰溪县自从十二月中旬传达省二届二次党代会的精神以后,治水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每日上工人数由一万五千增加到七万人,占全县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一到晚上,他们点着三千盏汽灯、电石灯和无数的灯笼、煤油灯、火把、火堆,夜以继日地赶修水利,形成一个“白天千军万马,晚上遍野灯火辉煌”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做到乡乡建水库,社社修水利,队队都出工,人人显身手,户户无闲人。他们豪迈地说:“白天干,夜里干,实现四十条不怕难”,“现在辛苦八十天,将来幸福万万年”。该县诸葛乡召开二千三百人的水利誓师大会后,庆丰社三百多个劳动力,连续十天十夜抢修北塘水库。社员诸葛珊珊十天十夜赤膊挑土,每担都挑二百斤以上,群众称之为“活武松”。马涧乡一社的社员开挖一条五华里长的引水渠道,要通过一条山岭六个山头,社员们以“过五关,斩六将”的精神把六个山头削平。江山县爱国社的社员劈开龙山岗,打通悬崖绝壁,越过二个山头修成渠道,翻水过山。瑞安县愚溪水库工地,在一月十一日到十八日短短的七天内,合计创造新式工具三十二种,掀起了群众性的技术改革高潮,劳动效率提高了三倍,大大降低了劳动强度。
汽灯当太阳,星星当月亮,塘底当战场,锄头当刀枪,在积肥战线上打一个漂亮仗。
冬季生产运动中,反映在积肥方面的全省农民的革命干劲也是十分巨大的。兰溪县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同时,从农村到城镇,从平原到山区,到处涌现了积肥的人群。他们积极订出规划,及时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男女老幼互相争先。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汽灯当太阳,星星当月亮,塘底当战场,锄头当刀枪,在积肥战线上打一个漂亮仗”。全县从去年十月到十二月底,不到三个月的功夫,已经积好各类土肥二千三百五十万担。该县岩山乡黄溢农业社实行“五找”:“向塘里找塘泥,向屋前屋后找垃圾,向田边路旁找草泥,向坟边路口找狗粪,向阴沟洞里找污泥”、全社在半个月内,就挖了塘泥三十五万担,削草泥一千担。社员说:“我们社里,地面水底,田边路旁,屋前屋后,满山遍野,到处都是积不尽的肥料”。目前全省各地声势浩大的积肥运动,正像兰溪县一样,越来越有劲头的开展起来。
“低改高”,“旱改水”,“瘦改肥”,“小改大、歪改直”,“垟心改河沿”,全省通过五“改”要在两三年内把一千万亩低产田改为高产田。
在兴修水利、大力开展积肥的同时,改造低产田运动,目前也在全省各个地区热火朝天地进行。金华专区二百万亩落后田,要在今年全部改成高产田。绍兴县十三万九千八百亩低产田,现在已改好四万五千多亩。绍兴县并提出“五改”措施,要把“垟心田改河沿田”,“低田改高田”,“旱田改水田”,“瘦田改肥田”,“小田改大田、歪田改直田”。以上五项全部实现,共可增产粮食三千九百八十八万斤,平均每亩可增产三百零七斤。在改造低产田运动中,群众的劳动热情也是鼓舞人心的,他们提出:“不怕天寒地冻,要在八百斤上立大功”的口号。绍兴县仅在一月十七日这一天,全县就有五万四千多男女劳动力投入“五改”运动。许多水利条件很差的低产田,现在已经做到了“沟渠纵横,排灌灵便”。在群众的干劲日益提高的形势下,在二年至三年时间内把全省一千万亩左右的红壤土、烂水田、垟心田全部改成为高产田是完全有可能的。
农业生产高潮证明,不断建立和打破平衡,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规律。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基础上所形成的浙江省当前农业生产高潮,不仅为促进全省农业生产大跃进创造了良好的开端,而且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导的伟大意义。
实践证明:“用革命的精神,不断破坏旧平衡,建立新的、先进的平衡,然后又破坏又建立,一浪赶一浪,这正是我们事业的前进的规律”。而在不断突破平衡、不断建立新的平衡的过程中,最基本的关键在于我们坚决克服保守思想,永远站在新生事物这一边,不断给予新生事物以有力的支持和鼓励。如前所述,浙江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先进的新生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因而先进和落后的不平衡状态经常存在着。五年来,我们有的县粮食总产量增长百分之七十,有的县反而减产百分之二十;有的最高亩产二千多斤,有的低到只有二百多斤;棉花全省平均每亩产皮棉七十八斤,高的达到二百多斤,低的只有三十斤左右。我们是积极地助长先进的那怕在初期是微小的新生事物的发展,来带动落后赶上先进,使生产的发展达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呢?还是看不到新鲜事物,看不到巨大的潜力,看不到努力的方向,满足于现状,使先进迁就落后呢?毫无疑义,千方百计地支持和鼓励高产量地区的革命干劲,积极推广高产经验,抓住先进事物的主流,以求得落后赶上先进,先进更加先进,不断建立新的平衡,又进一步打破这个平衡,才是促进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从浙江推广双轮双铧犁的工作来看,也明显地表现出人们对新鲜事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人说双轮双铧犁糟得很,根本不适宜水稻田的耕作;一种人说双轮双铧犁好得很,热烈地欢迎它,称之为“增产犁”。前一种人对双轮双铧犁这一新生事物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把大批的双轮双铧犁退回给供销合作社;后一种人则全力做好推广工作,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教会农民使用起来,坚持下去。根据全省各地许多农业社和国营农场使用的结果来看,完全证明了双轮双铧犁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黄岩县五万多亩用双轮双铧犁耕的田,一般比用土犁增产百分之四点八,最高的增产百分之三十三。这些事实给予保守思想以一个有力的打击。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支持下,浙江全省正在进行一次关于双轮双铧犁的辩论,它已经成为鞭策我们打破保守思想的一个活的教材。
一面端正政治方向,一面弄通思想,只要克服了保守就能发挥无尽力量。
农业生产高潮的发展,还生动地向我们指出人的因素和政治因素的伟大作用,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坚决走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整风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应当围绕着农业发展纲要,采取“做什么”、“放什么”、“辩什么”、“改什么”的方法,达到既能端正政治方向,又能弄通思想。青田县去年秋天研究布置水利工作时,部分干部、群众存在着“山区无水利好修”、“国家不出钱,水利办不成”的保守思想。县领导上组织干部学习有关治水的指示,还在全县一万余人参加的各级水利代表会上,组织“依靠谁来修水利”的专题辩论,组织干部、群众参观依靠群众自己力量兴修水利而获得丰收的水库。通过辩论和参观,干部和群众的觉悟提高了,社员们进一步讨论了水利规划,全县除了一个较大的水库需由国家补助二万元外,原来要国家投资的二十多万元,全部都由受益社自筹解决。
依靠国家办大型水利?还是依靠群众办小型水利?这个问题也是通过群众的实践解决了。诸暨县同山乡解放初期,农田抗旱能力只有二十天左右,平均亩产只有三百八十斤。但从发动群众,采取长藤结瓜法兴修了十八个小型水库、十五个山塘和一千三百一十处其他小型水利以后,全乡农田平均抗旱能力提高到五十一天,一九五六年的单位面积产量就超过了八百斤。由此可见,只要我们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认识劳动人民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的革命积极性的伟大作用,就以兴修水利一项,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全省修建二十万个小型水库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临海比不过孝感,萧山比不过孟县,说明生产无止境,先进经验学不完。
毛主席指示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是一切工作的指南。在农业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许多事实证明,凡是由于一度先进而产生生产到顶的自满思想的地区,必然很快地被更先进的地区抛弃到后面去。先进的地区,只有不断地虚心学习其他先进地区的经验,改进自己工作中的缺点,才能不断地保持先进。落后要向先进的学习,先进的要向更先进的学习。本省临海县花园社的三熟地最高亩产粮食二千一百二十一斤,在浙江算是最高的了,但是湖北孝感的单季晚稻最高的就有二千零二十三斤;本省小麦最高的是萧山县褚东社亩产三百六十三斤,而河南孟县最高达一千斤;本省棉花最高的为籽棉六百零六斤,而湖北麻城县最高的籽棉产量已超过了一千斤。这一切都证明农业生产的潜力是无穷尽的,生产的发展永远不会到顶,先进的经验永远学不完,任何自满保守都是错误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和当前全省农民热火朝天的冬季生产高潮的革命的新形势下,全省七十多个县,已经有三十四个县订出在一九五八年实现“八百斤”的规划,其中三个县、市将实现“一千斤”。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规定的粮食亩产“八百斤”,提前九年实现“百斤棉”,提前八年实现每户养三头猪,提前五年绿化荒山、荒地,提前五年消灭普通水旱灾害,提前五年消灭“四害”。
在前进中是会遇到困难的,只要我们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只要我们有战胜自然的决心,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我们的坚强意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正以革命的英雄气概和力争上游的志气,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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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科学要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丁颖代表说: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要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要把四、五千年来从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丰富财产运用起来,同时与我国几亿农民的智慧和劳动创造力量紧密结合起来,实现农业科学的大跃进,完成全国农业生产发展以至国际农业科学发展的光荣任务。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薄一波两位副总理,彭真副委员长,和吴玉章主任的报告,并坚决地拥护。
现就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在全国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应怎样做好生产战线上的工作表示一些意见。
自从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和毛主席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大大鼓舞了和动员了全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和百倍的信心,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
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落在生产实际要求后面,主要是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的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能不能够实现大跃进,以配合生产战线上的要求呢?我国农业科学自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的。如作物良种和密植制度的推广,家畜、家蚕的良种育成,作物病虫害和家畜疫病的防治,以及积累了不少的科学研究资料等。但拿我们的成就与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迅速发展比较起来,特别是拿去秋以来全国规模的群众性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比较起来,农业科学工作就远远落在生产实际要求的后面。例如各地区的作物良种鉴定,土壤理化性状的测验,合理施肥的标准,主要作物的耕作制度等等,所做到的只是单干的、分散的、一点一滴的成果,而不能作为整体的生产规划的依据。特别是近几年来,虽然不断涌现农民种麦子、棉花、玉米、甘薯等等的丰产经验。但是通过科学性的调查、分析、研究和总结,使个别的经验、技术成为普遍的理论依据,而加以推广逐步提高,则做得非常不够。这些落后的原因,有人认为是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的业务水平问题,但我以为最主要的应该是与我们的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有最大关系。最近我因参加苏联农业科学院举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和签订中苏两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合作计划,并借此机会参观访问过苏联几个地方的农学院和农科研究所,觉得他们在农业科学研究上,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因而将个人在旅程中观感所得的几点意见,提供同志们参考。
总结农民的生产经验,研究解决当前生产中的问题,使研究成果与生产实际搭上钩。
一、苏联农业院(校)和专业所(站)的研究方向是遵照苏共决定的路线,实事求是地为研究解决农业生产的当前问题和今后进一步的发展而服务的,每一个科学工作者也以对社会主义的生产作出贡献为无上光荣,从而关于各种作物、牲畜等的生产指导上就能够研究出一套综合性的、比较全面的科学技术措施;并根据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已有的生产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提高,肯定在第六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反观我国的农业生产情况,农民卓越的生产经验和科学工作者多多少少的研究成果是应该肯定的,但研究成果与生产实际搭不上钩,彼此不能相辅相成,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技术基础。今后我们就应该把农民在生产上的卓越经验做基础,做好经验总结工作,而实事求是地把它存在的问题或实际缺点加以研究改进,那末我们第一步的较为完整的生产技术措施就有获得的可能。
根据生产实际要求进行研究,不应该让宝贵的原始材料只加重保管人员的负担。
二、苏联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对于我国的农家品种如蔬菜、果类、豆类、粟类、麦类等是非常重视、非常宝贵的。这些东西,一到他们手里,不久就可能育成新种,以满足生产上的要求并充博士论文的资料。苏联科学研究工作者们所采用的育种方法如不断的个体选择、有性无性的远缘杂交、改变温、光的环境条件等等,是我国科学研究工作者所知道的。但我们能够重视这些资料作为宝贵的财产,根据生产实际要求,利用具体条件,采取相应方法来进行选育,以达到为生产服务的研究目的,则非常之少。这自然与我们科研工作者对生产实际问题的深入了解,具体领会和与我们的思想方法或工作方法有极大关系,应由我们深入检查,努力改进,而不应该让成千上万的宝贵的原始材料只加重保管人员的负担。
本精简节约精神办科学,不要盲目地贪多贪好。
去掉从个人出发的学术研究思想,发挥农业科学研究上的潜在力量。
三、据我们一个多月来参观访问苏联农业院校和所、站的情况,所有在人员配置、工作计划和研究设备等方面,都是实事求是和精简节约的。例如列宁格勒植物栽培研究所、植物保护研究所、农业微生物研究所、农业物理研究所和中央农业图书分馆五个机关,据杨显东副部长统计,不过一万一千平方公尺的建筑物;而各所的研究成就不仅仅是解决了苏联国内的生产问题,还对全世界有重要的贡献。又如领导全苏稻作研究工作的库班试验站,研究人员只有二十九人,几个研究室中最大的不过十多个平方公尺,室内设备也不丰富;如有精密试验必要的,则与库班农学院或莫斯科植物研究所等合作;如水稻育种则与国营农场合作,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以研究解决生产上最需要的问题,而绝不好高骛远,也不浪费国家的财力物力。最近我们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在反浪费运动中,揭发出他们盲目地贪多贪好,购置不必要或不适用的实验器材,计达四万六千多元,其他各所有类似情况的还不少,这样的思想作风跟勤俭办科学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观点当然是不相容的。
四、还有与精简节约问题有重要关系今后值得注意的,是中苏两国由于兄弟般的关系,加上科学技术合作办法签订以后,前往苏联参观访问的,一定比以前更为频繁。为了节省人力、财力和时间,我以为今后赴苏访问的最好在出国前,先从预定访问的机关的概况报告(应译成中文)中获得一般性的了解,至出国后主要以专门性的参观访问为目的,使在有限的时间内,收获较为丰富;也希望有关的领导部门能设法作成一种具有系统性的参观访问计划,使后来者从出国报告中得与先往者取得联系,以达到逐次访问的目的,并满足苏联方面对我们热情招待的愿望。事实是这样,苏联同志们很怕我们了解得不够,而不怕时间花的过多。
五、苏联已成为世界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发展到相当高度的国家,但为了使国际间,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科学研究力量能够尽量加强和充分有效地发挥起来,就从科学上体现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特别提出扩大和巩固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办法,以提高各国的生产力和研究水平,并促进世界科学技术上重大综合性的问题提早解决,以及创造性的新研究、新成就不断出现。从而中苏科学技术合作计划的签订对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同时也给我们科研工作者由旧社会带来的从个人出发的学术研究思想改造上以极其重要的教育。在今天以前,当我们要把研究工作计划配合生产合作社需要时,和要一个研究机构首先把主要力量放在综合性问题上时,是有很多同志思想搞不通的;但苏联农业科学劳动者已经走前几步,要求国际间的科学工作者真诚合作,这在我们科研工作者本身和在领导方面,今后都应郑重考虑:如何配合国家农业生产计划的需要,把全国农业科学研究力量组织起来,实行分工合作,使综合性的农业生产问题,获得综合性的研究解决,并进一步把我国农业科学研究上潜在的力量认真发挥起来,以完成中苏和与其他国家的科学技术合作任务。尽快办好科学情报工作;各单位分别设置资料室浪费多,收效微。
六、此外还有一个问题,为做好农业科学研究工作准备条件的,就是我们农业科学院方面应该赶早把科学情报工作办好。如果这个工作办得好,像苏联那样,科研工作者要参考什么,就可能系统地供给什么,那就等于科学理论和工作方法的基础都有了建筑的材料,再能够同我们丰富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践的经验结合起来,那末生产实际存在的问题就可以逐步研究解决,科学理论水平也一定可以逐层提高。现在很多农业院校、所、站以至各办、组都有设置资料室的,浪费既多,收效也微。
总的来说,我们农业科学工作者应该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并在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的有利条件下,认真学习苏联农业科学发展的先进经验,鼓起革命的干劲,把四、五千年来从农业生产实践上所累积的丰富财产,运用起来,把优越经验总结起来,同时与几万万农民的智慧和劳动创造力量紧密结合起来,来实现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大跃进,来完成全国农业生产发展以至国际农业科学发展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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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既要狠又要韧
刘承钊代表谈民盟四川省组织反右派斗争后的情况
我完全拥护大会的各项报告,并愿为其贯彻实现而坚决奋斗。现在仅就民盟四川组织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的情况作如下发言。
四川是章罗反党联盟的三大据点之一。近年来,章罗联盟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潘大逵及其右派集团在四川进行了种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尤其是在去年五、六月间,他们利用党整风的机会,指挥四川各地右派分子放起了一场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大火”。这场火从成都、重庆两地烧起,一直烧到雅安、南充、乐山、内江、泸州、自贡、绵阳、遂宁、西昌、宜宾、三台、西充、岳池、金堂等十余市县,一度闹得有的市县政协会议开不下去,有的市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其反动气焰的嚣张,一时达于极点。他们所放的火遍及社会各界,而以文教界、特别是大专学校作为进攻的重点;成都十一所大专学校中已有十所被他们点起火来,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南充师范专科学校,在他们的煽动操纵下,曾经酝酿罢课游行,而在雅安四川农学院,他们更是按照了他们的罪恶意图,制造了一次小的骚乱。去年五月,潘大逵右派集团特派心腹干将赵一明去雅安活动,鼓动农学院右派分子“当炮手,揭盖子”;农学院右派分子在他们唆使下,以反对迁院为借口,公然提出“反对最高领导机关国务院”,“官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危险”等反动口号,并成立了所谓“行动委员会”,强迫学生罢课罢考,上街游行,大闹雅安车站,要到成都请愿。不仅如此,他们竟至扣押审讯中共雅安地委派到农学院帮助整风的工作组负责同志,监视学院党委书记,殴打前去维持秩序的中共雅安市委书记和雅安市人民法院院长,而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企图窃夺步枪,割取电线,打算放火和杀人。在雅安这个地方,他们曾经闹得这样天翻地覆,可以设想,他们的整个阴谋如果得逞,全中国不知将有多少人头落地!
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 右派孤立中间派向左转左派强大
但是,事情并没有而且也决不可能如像章罗联盟所妄想的那样发展,事情是按照劳动人民的意愿,按照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前进的。章罗联盟在四川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从反面深刻地教育了人民,激起了广大人民和多数正直盟员的无比义愤。半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四川民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先后揭发出了潘大逵等右派集团分子和其他右派分子四百二十七名,占四川盟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九六。目前,反右派斗争已经以取得重大胜利而基本结束。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表现在彻底暴露和孤立了右派,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广大的中间分子,使他们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政治上发生了不同程度地向左前进的变化。据成都工学院民盟支部统计,该院五十一个盟员中,除右派分子四人不计外,在反右派斗争初期,左派十二人,中间派三十五人(内中间偏左的十一人,中间偏右的十二人);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和锻炼,左派已增为十六人,而中右分子则减为六人(较原数字减少百分之五十)。目前,无论是就民盟组织或者是就民盟盟员的个人情况来看,在若干重大问题上,都已经初步地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新气象。
要不要党的领导和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本上并不反对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具有可以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的一面,但另一面,由于他们基本上还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对于党的领导,特别是对党在文教科技战线上的领导,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怀疑和抵触,认为过去“党管得太多,卡得太紧,妨碍了积极性”,有的人甚至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对于我们国家几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般的说,他们感到满意和兴奋,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却一时还不习惯,不适应,在很多方面感到格格不入,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满和抵触。成都工学院有一位盟员教授说:“过去我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但对为什么要接受党的领导,思想上一直不明确。对党的很多方针政策,由于自己感觉不方便,就不免有些怀疑。比如因为买东西一时不方便,我就怀疑公私合营是否优越”,他又说,他过去执行党委和行政所提出的方针任务时,“往往要打折扣”。在反右派斗争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和企图使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被揭露之后,这对广大中间分子来说,是一次极其生动和深刻的教育。经过这次斗争的教育,广大中间分子清楚地看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或者是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或者是接受资产阶级右派的领导,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而在今天中国的条件下,走后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他们有着过去在反动统治时代生活的痛苦经验,也不愿意走这一条道路。因此,他们已进一步向党靠拢,社会主义觉悟较前普遍有所提高。民盟成都市委机关中的右派分子,在去年利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中,曾完全撇开了盟内左派分子和不与共产党协商,单独召开了一系列的带有煽风点火性质的座谈会,因而使得一些政治态度不明的中间分子受了蒙蔽,跟着右派分子叫喊,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坏影响。但以上情况自反右派斗争获得了胜利,右派分子被孤立,中间分子开始醒悟过来,并拥护民盟内左派分子的领导,这样就逐步转变和密切了盟与党的关系,许多工作民盟与党可以彼此协商进行了,经过宣传协商,党的有关民盟的重大方针政策,可以基本在民盟内贯彻执行了。如民盟四川大学支部领导人,过去和党有较大的距离,对川大党委“貌合神离”,在大鸣大放中更是完全采取和党委对立的态度。但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已能主动的向党彼此协商进行工作,能依靠民盟内的党员与盟的左派分子进行工作了。又如成都工学院的某些教授,过去在贯彻执行学校党委会所提出的方针任务时,总是被打折扣而无法彻底贯彻的。但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被揭穿后,他们的态度也改变了。
不少盟员的个人主义有所克服 申请下乡上山愿在劳动中改造
出现在多数盟员中的另一个新气象,表现在他们对待工作和各种问题的态度上。过去不少盟员口头上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上。对无论什么问题,他们总是首先从个人自私自利观点出发,处处都在追求个人的名誉地位,每当个人欲望不能称心如意的时候,他们就牢骚满腹,抵触不满,有的人“这山看着那山高”,走到那里也有意见,不安心工作。在教学上,他们“教学不教人”“管教不管学”,说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到耗子就是好猫”。他们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对学生进行教育,而是固执地反映和宣扬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向学生贯输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他们也往往脱离实际,脱离集体,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成名得利,而不计及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要求,他们孤单单地把自己个人关在书房里或者实验室里,不同别人配合协作,不愿意集体研究,唯恐别人沾了他的光,沾了他的便宜,而结果往往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损人不利己。所有这一切问题,过去曾经多次批判过,也或多或少收到了一些效果。但因为知识分子的根本立场基本上尚未改变,这些问题一时也不可能彻底解决。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特别是经过着重整改阶段的揭发批判,不少盟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作了初步的批判。过去长期不安心工作的盟员教师,现在情绪安定了;过去对政治不关心,对政治运动不积极参加的人,现在有了转变;很多人初步地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教学观点;有的人放弃了自己过去长期坚持的脱离实际的科学研究计划;很多业务工作上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过去闹“空间不够”“仪器太少”的人,现在不闹了;过去两个人做一个人的事还在喊“人手不够”,现在干部下放,人手减少,工作仍然照常进行,而且比过去做得还好。
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多数民盟盟员过去普遍缺乏应有的自觉,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抵触情绪,他们对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不满,认为那是“一个痛苦的教训”,而在今天他们认为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没有两面性了,目前的问题只是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他们说:“谁说知识分子要改造,谁本身就得改造”。大鸣大放期间,在右派分子的煽惑和愚弄下,广大中间分子不同程度地表现动摇,证明他们并不是只有一般思想作风问题,而是根本政治立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多数盟员对于自己有了较前清醒的估计,在不同程度上感到了根本改造自己的必要,很多人踊跃申请下乡上山,愿意在劳动锻炼中改造自己。四川财经学院共有盟员四十八人(右派十四人未计算在内),提出申请的即达四十六人;四川医学院的盟员申请下乡上山的,也占盟员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在民盟内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过去非常稀薄,很多人认为批评是“打击”,是“围剿”,因而彼此一团和气貌合神离,思想不见面。反右派斗争后,由于对思想改造的自觉性有所提高,这种情况已有显著的转变。四川财经学院有一位盟员教师,一贯不虚心接受意见,别人批评他时,往往拂袖而去或者中途退出会场,表示抗拒,现在别人提出意见,他已能比较虚心地接受。大字报这种形式开始出现时很多盟员不习惯,认为“批评方式多种多样”,不一定要采用大字报的形式,他们说大字报是“当众警告”,不适合所谓知识分子的特点,而现在,不少人乐于采用大字报这种形式了。民盟四川省市委机关干部在一般整风中,经过十天的鸣放,二十四个干部共贴出了大字报三百多份,其中大部分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包括政治立场和领导作风等),被批评的领导干部也大多数表示了虚心接受的态度。
四川民盟在反右派斗争以后所出现的这样一些新变化是令人高兴的。它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也说明了民主党派组织和民主党派成员个人必须进行根本改造和在党的领导下可以得到改造的真理。
仅仅是根本改造政治立场的开始 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
但是,应该看到,以上一些新气象仅仅是反映了知识分子根本改造政治立场的开始。一方面应当承认这些新气象,但对于这些新气象决不能估计过高。新气象还仅仅是开始。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决不是一蹴可成的,它必须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因此,我们民盟组织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经过经常的教育工作和劳动实践,帮助自己的成员及其所联系的知识分子逐步实现根本改造自己的严重任务。
(一)应该看到,经过反右派斗争,广大盟员虽然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和进步,但在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还有不少的人仍然处于不自觉的被动的中间状态,他们在今后还可能在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上对党的领导发生抵触,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帮助广大盟员进一步“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逐步克服以至最后消灭他们在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动摇状态,使他们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全心全意的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二)多数盟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反右派斗争和整风学习中,这种思想虽然受到了比较深刻的批判,但是有些人仍然不承认有根本改造自己的必要;有些人虽然口头上承认有自我改造的必要,但是缺乏应有的决心和勇气。我们必须帮助广大盟员深入思想改造,逐步树立和坚定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意识,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三)在干部下放的高潮中,不少盟员申请上山下乡,要求在群众斗争和劳动生产中锻炼改造自己。这是一种可喜的新现象。但是有些盟员仍然放不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仍然轻视工农业生产和工农群众,认为农民“落后”,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是“大材小用”“得不偿失”等等。他们仍安于自己所处的那种“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梁上君子的状态,不愿同工农结合,同实际结合。我们必须进一步启发广大盟员的自觉,帮助他们放下架子,促进他们同工农群众结合,同生产实践结合,以便于真正改造自己,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四川民盟组织和广大盟员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进一步努力,为完成民盟组织和盟员个人的根本改造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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