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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勤俭建军方针 积极参加国家建设
甘泗淇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大会的各项报告。仅谈谈勤俭建军和军队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今年是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全国人民正在朝气蓬勃地本着“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在农业上争取大跃进、大丰收，尽早地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最近以来，各行各业捷报频传。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都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军队正加紧战斗训练，警惕地保卫国防，并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积极参加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去年一年，全体官兵节约了粮食六千多万斤，马料四千一百万斤，炊事用煤五万多吨，服装二百七十七万套，棉花三百七十九万斤；生产了蔬菜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万斤，谷物和油料七百四十万斤，猪二十多万头，牛羊十一万头。
大家知道，为了把国家资金主要用在经济建设方面，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起，国家预算中的国防费，每年都有所减少。一九五三年国防费用是六十一亿七千六百四十四万元，占国家当年总予算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七；一九五七年国防费支出是五十五亿二千三百三十二万元，占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十八点八五；今年国防费预算五十亿元，已下降到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十五点一二。那末，这样会不会影响到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呢？我们说，不会的。正如李先念副总理报告中所说的，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我们应该完全有志气和决心，花最少的钱，作最多的事。去年国防费比前年减少了几亿元，但是由于我们贯彻执行了勤俭建军的方针和厉行节约的结果，仍然完成了既定的建设计划和训练任务，节约了经费及其他物资折价共七千四百五十万元。去年，粮食、煤炭一度紧张，全体官兵就节约了粮食六千多万斤，马料四千一百万斤，炊事用煤五万多吨；去年棉布、棉花供应紧张，全体官兵俭穿节用，节约了二百七十七万套单、棉衣，三百七十九万斤棉花；去年市场上的副食品供应也比较紧张，军队除了在春节少买年货、肉食外，自种收获的蔬菜就有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万斤，谷物和油料作物七百四十万斤，养猪二十多万口（部队已宰杀食用的猪肉一千多万斤除外），牛羊十一万头。这对于保证部队需要，减少市场上的供应，都起了一些作用。为了照顾群众生产，密切军民关系，去年各个部队还紧缩了军事用地十七万五千余亩，退还了租用的民房七万二千四百多间，退还公房四十二万多平方米。军队现已规定，除有些部队确实需要的，可继续租用民房外，一般不再租用民房。今年根据整改中群众鸣放的意见，仅降低现行供给标准、调整和撤销一些不必要的建筑工程项目、减缩部分业务计划开支等三项，就可压缩预算二万二千七百一十五万元，从供给标准上确定今年起每人每天减少一两粮食、六两煤炭；军官服装质量降低，使用年限也延长；营房建筑基本上停止；退还租用的民房和公房后，也可节省一笔租赁费和修理费。从目前军队展开的反浪费运动来看，军队中浪费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有的还很严重。广大官兵正在进行专题鸣放，继续千方百计地挖潜力、想办法，节省军费开支；各个部门也在根据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考虑把有限的军费用在最必需最有用的方面，制定各项工作具体计划，健全和建立一些必要的制度，以杜绝浪费。因此，我们说，减少几亿元的国防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公债认购年年超额完成；捐款建立的拖拉机站可耕土地三百万亩；支援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义务劳动去年一年出工近二千万个；参加防汛救灾的部队达三十万人。
其次，再谈一谈军队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军队广大成员，对支援国家建设一向是热情的、积极的。以购买公债为例，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的四年中，军队超额完成国家分配认购的公债的平均数达百分之六十六点二八；今年军官人数虽有减少，多子女补助费取消，公债又有增加，但很多部队都已超额完成，有的单位超过分配数字达百分之二百。许多同志表示：“买公债是向未来幸福生活投资，只要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得好，眼下再艰苦些也不算啥！”这种热情还表现在支援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和防汛抗旱、抢险救灾等方面。军队发起的建立拖拉机站的捐款任务，原先预定三年完成，由于许多同志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认捐，有的同志把准备结婚用的钱也捐了出来，实际上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即全部超额完成。共捐款二千四百四十六万元，可建各种类型的拖拉机站四十一个，已建成并投入生产的有二十八个，全部建成后预计可年耕土地近三百万亩。支援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的义务劳动，已在全军普遍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去年全军参加义务劳动出工近二千万个，大多数部队和当地农业社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制度，订立了帮助劳动的长期合同。去年在受了自然灾害地区的驻军，许多都停止操课，全力进行抢险救灾。仅参加防汛的部队即有三十万人，出工达一百余万个，出动飞机二百四十架次，汽车千余辆，大小橡皮船千余只，拯救了四万多人的生命及其他许多物资。在险情严重、危急的情况下，许多同志交出了党、团费，准备为保卫人民利益而牺牲自己。如去年广州部队即有八个官兵为营救遇难群众而献出了生命；副排长雷达祥同志完成三次抢救任务后已精疲力尽，他为了使更多的灾民脱险，仍坚持抢救，终因体力不支，被洪水冲走而光荣牺牲。群众感激的说：“只有咱们自己的军队，才会这样不顾生死地抢救咱们！”海军去年一年出动了舰艇一千七百余艘次，保护了二百五十万渔民、十万多条渔船安全生产，并护送了近二百艘商船安全航行。北京、沈阳地区的部队，在产盐旺季，曾调动整团、整营的部队，帮助盐场抢收抢运，出工十五万个劳动日，运盐三十万吨。军队在执行紧张的战斗训练和警备任务中，挤出适当的时间，参加劳动生产，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既有助于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又密切了军民关系，也增加了国家财富，广大官兵对此称之为“一举三得”。为了争取今年农业生产的大丰收、大跃进，许多部队决定，在不妨碍训练和守备任务的条件下，准备挤出更多的劳动日，帮助农民生产。现在各个部队正和驻地党、政机关及农业社联系，在各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制订以水利建设为中心的一九五八年参加国家建设和农业生产的具体规划。如广州部队已计划出工四百三十万个劳动日，南京部队计划出工四百二十万个劳动日，福建前线部队在紧张的战备训练中，也决定支援驻地二百二十五万个劳动日。驻京部队已决定今年春夏两季出工四十万个劳动日，支援十三陵水库建设工程，各单位自报的出工人数已超过北京市分配的定额，多出了十余万个劳动日，大家的干劲很大，决心与首都人民一起，争取在汛期前基本完成全部工程。
三个月来，已有四十一万军官家属还乡生产，春节前后还将有二十万家属陆续回乡。
从去年十一月起，军队决定动员军官家属还乡生产，劳动就业。这是一项具有革命意义的措施，这对于增加农村劳动力，对于军队建设和军官家属本人都很有好处。因此，受到广大军官和家属的热烈拥护。到今年一月底止，三个月的时间还乡生产的家属已达到四十一万余人，预计春节前后，还将有二十万家属陆续回乡。军官家属还乡后，各地党和政府及农业合作社都认真负责地帮助她们解决住房、吃粮、入社、生产及子女入学等问题，有的地方还帮助军人家属订立安家生产的具体计划。许多家属回家乡后的第二天就积极投入生产。河南某县兵役局一个军官的爱人白文荣同志，到家后就参加了兴修农田水利工作，把自己的节余投入合作社，得到人民群众的赞扬，最近已被选为农业社社长。群众反映说：“军队给我们送来了一批劳动骨干”，影响很好。
各位代表：“我们的事业是艰巨的事业，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拥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文化科学的社会主义强国，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完成这样的壮举，不会没有困难，问题是在于我们对于困难采取什么态度。”在我们人民解放军中有这么几句话：“管他是什么艰巨的任务，只要思想搞通了，劲头就大了，办法也就有了，任何困难，都会被我们征服，任何敌人都是会被我们打败的！”让我们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跃进的一年中，鼓起革命干劲，并肩携手奋勇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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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要造一条绿色长城
薛万祥代表介绍民勤县群众同风沙的英勇斗争
彭副委员长、李副总理、薄副总理、吴主任的报告，我都完全同意。
我是甘肃省民勤县人。我把我们县上几年来同风沙作斗争的情况，向各位代表汇报一下。
过去西风打死苗东风吹干田 现在封沙育苗粮棉年年增产
我们民勤县在张掖专区，也就是河西走廊的北部，紧靠蒙古沙漠。风沙很厉害，村庄、农田都被层层沙丘包围住，风刮起来，黄沙遮天，庄稼受到很大损害。“沙丘压庄园，流沙埋农田，西风打死苗，东风吹干田”。拿我们薛百农业社来说，三十年来有五个庄子给流沙埋掉，六千多亩耕地有四千多亩被流沙盖住不能耕种。粮食产量很低，每亩只打粮食一百斤左右，年年少吃缺穿，生活苦得很。那时候，群众把风沙叫作“黄龙”，认为落到谁家都是命里注定。解放后，有了党的领导，真是人翻了身，地也翻了身。从一九五一年起，我们县上就号召“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开始的时候，群众对造林压沙没有信心，说是“黄龙黄龙，愈压愈穷”，又说“造林白受苦，有啥来头呢”？后来国营林场在沙漠上造林育苗试验成功了，才打通了群众的思想。特别是合作化以后，毛主席提出绿化祖国的号召，运动就更加热火地搞起来了。几年来，全县造林二十八万多亩，压沙丘二千六百多亩，封沙育苗四十多万亩，插补的风墙，要按长短算起来，就有一千七百多华里。这样，就把流沙基本上挡住了，并且把许多过去被沙子盖住的地夺了回来。我们社的耕地，现在已经增加到六千九百多亩。每亩打的粮食，一九五六年是二百六十多斤，去年受了些旱，但是还打了二百零几斤，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家家够吃够用，还有余粮卖给国家。一九五六年全县试种了十万亩棉花，每亩平均收棉花三十多斤，最高的达到一百四十斤。我们社种的九百亩，每亩平均产三十七斤。林木也开始有了收益，烧柴、饲草也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因为渠道两旁种了树，减少了渗漏，就多浇了地。现在，群众都明白了“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好处，有的老年人说：“早知道这样搞，少受多少年苦。”但是，要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那里能办得到呢！
继续增产粮食并发展“三花” 河西走廊要建设成粮棉基地
去年经过两条道路大辩论以后，我们民勤县群众的劲头更大了。今年全县要造林十五万二千亩，育苗八千五百亩，采种四十五万斤，封沙育苗四万亩，压沙丘三万亩，补插风墙二千华里，种果树八千亩，包括二千亩葡萄，种棉花二十五万亩。我们社计划今年每亩打粮食三百六十斤，每亩收棉花六十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我们民勤县除了增产粮食，还要努力发展“三花”，就是棉花、花果、花生。从前我们那里有句老话：“要吃野粮打沙米，要吃荤的打沙鸡，要吃菜蔬抓沙葱，要吃秋菜拔沙芥，要吃果子采沙枣。”那时候大家穷得没有办法，只好到沙漠里去打一点小主意。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今后，粮食打的更多了，“三花”发展了，猪羊鸡鸭增加了，群众生活更好了，谁也不会再去找“五沙”了。
我们张掖专区正在建设成为一个粮棉基地，已经提出“五年跨黄河，十年过长江”的口号。我们还要从景泰县到敦煌县沿沙漠边上，造一条长三千华里，宽三华里的防沙大林带。过去，秦始皇用砖石造了一条灰色的长城，今天，我们要用树木造一条绿色的长城。这是我们先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办到。不久以后，我们河西走廊一定是风不成灾，沙不南移，戈壁变绿洲，沙漠成良田。我们民勤县人民坚决要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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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办托儿事业也要贯彻勤俭方针
李凤莲代表的发言
我完全同意李先念副总理所作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一九五八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薄一波副总理关于一九五八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和吴玉章同志关于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现在我仅就勤俭办托儿事业的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几年来，厂矿企业的行政和工会在党的领导下，在举办托儿所解决女职工孩子寄托问题上作了很多工作。据一九五六年底统计，全国基层组织已建立了托儿所、哺乳室八千二百四十六所，收托儿童二十二万二千一百三十五人。
托儿所、哺乳室的迅速发展，给广大女工姐妹们解决了一个最切身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她们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生产和学习方面。她们说：“旧社会女工有三愁，一愁怀孕怕开除，二愁生了孩子不能上班没工资，三愁孩子无人照顾容易生病，容易死；解放后三愁变三喜，怀孕受保护，生育有假期，产后上班孩子送入托儿所，一个个又白又胖。”许多女工都以在生产中出色地完成任务的行动来表达了这种感情，这说明了举办托儿所、哺乳室对发展生产和保证女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必要的。
依靠群众 因陋就简 精打细算
上海等地有勤俭办托儿所的经验
那么，应当怎样来办托儿所、哺乳室呢？几年来是有两种不同的作法，一种是从实际出发，依靠群众，采用各种办法，因陋就简，作到少花钱，多解决问题；另一种是盲目追求正规化，什么都要求合乎所谓“标准”。一九五○年底，全国总工会和全国民主妇联就针对着这两种不同作法，共同提出了“因地制宜，因陋就简，依靠群众力量创办多种多样形式的托儿组织”的方针。一九五五年，全国总工会又召开了全国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会议，再一次肯定了这个方针。这次会上，还介绍了国营上海第三毛纺厂，无锡私营茂昌丝厂等托儿所因陋就简，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带好孩子的经验，和上海、天津依靠群众办托儿站的经验；并通过算细账，批判了铺张浪费的作法。
全总托儿所工作会议后，有不少厂矿企业行政举办的托儿所，经过挖潜力，紧缩编制，在日常工作中精打细算，使企业每月负担每个孩子的经费由十五元减少到十元左右，最低的只需补助六元多。因陋就简，多种多样的托儿组织也大量出现。如上海市徐汇区的一些厂，依靠群众找房子，或腾出办公室、宿舍作所址，用旧料作家具，半年内便在六十二个工厂里建立了二十一个托儿所，解决了二百多婴儿的寄托问题。职工家属群众办的托儿站、幼儿园等儿童组织更有显著的发展，一九五五年托儿站、幼儿园收托儿童数是二万五千一百零三人，到一九五六年，即增加收托孩子将近四倍，达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人。这些群众性托儿组织是群众自己热心办起来的公益事业，因此在工作中能积极克服困难。它的好处很多，譬如：1、群众办托儿站、幼儿园花钱少，容易办。因为托儿站的房屋大多是利用旧房屋或群众自己动手盖的，如本溪市去年七月到十月，三个月中即发动家属群众拣废砖、石头，自建了十二个幼儿园，能收容二千五百名儿童。设备多是由群众捐助，一般只需行政给一部分补助；工作人员多是半义务性质，工资较低，再加上日常工作中精打细算，经常费开支也不大，一般托儿站、幼儿园行政每月对每个孩子只须补贴一、二元或根本不贴钱，妈妈负担保杂费及孩子的伙食费最多也不过八元左右。2、托儿站是群众自己办起来的，有群众的支持和关怀，容易办得好。南昌铁路分局等职工在业余时间利用废木料给托儿站作小桌小凳，湖南湘潭第一纱厂托儿站的家长及子弟小学的老师、学生们义务为托儿站修辟孩子们活动的操场，还有的托儿站的家长是大夫或会计，经常在业务上帮助保育员。3、托儿站地点在宿舍，工作制度灵活，便利生产，便利群众。如根据家长不同需要制定不同制度，可以解决职工生产时间的孩子寄托问题，也能解决职工在开会、学习时间和夜班工人白天睡眠时间的孩子寄托问题。有家中没人看管寄托十二小时的孩子，还有父母有特殊情况（如生病、住院、出差等）而临时全托的孩子。孩子生病，托儿站、幼儿园也负责照顾，家长不必为此请假。
不少托儿所的铺张浪费现象亟待克服
厂矿企业托儿事业虽然取得以上成绩，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目前有不少托儿所仍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铺张浪费现象：
1、冗员多，编制大。一个规模不大的托儿所总要配备正副所长、干事、事务员、保健员、勤杂工和清洁工等管理人员和事务人员，形成人浮于事。某些企业，甚至随意安插老弱长期病号。办得好的托儿所，工作人员与孩子的比例约为一比七，而办得不好的托儿所，人员比例只能达一比四，浪费了人力，大大增加了人事费的开支。
2、设备上铺张浪费。如有个托儿所，为了讲求外形美观，花十八万元盖托儿所房屋；有个婴儿室，为了使小床合乎规格，曾经把钢丝床换作木床，又把木床换作摇床，结果十二个小孩作了二十六张床，光作床就花了六百多元。有的托儿所为了省事和好看，常常买很贵重的玩具，一次即花几百元。和这种铺张浪费现象可作鲜明对比的是，有不少单位只用一、二百元就办起托儿所；自己动手利用废料旧物作小床，修理家具，作玩具，大大减少了开支。湖北襄樊棉织厂只花了三角钱的粉刷费，就办起了托儿所。
3、日常工作中，由于工作人员缺乏当家作主精打细算的精神，也有很大浪费。有个托儿所，一年中积压损坏了的物资，价值即达一千多元。许多托儿所存在着用水不打算，电灯通夜不关等浪费现象。不少单位孩子的伙食也有很大浪费，标准过高。
关于勤俭办托儿组织的几点建议
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勤俭持家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针。我们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必须同一切铺张浪费现象作斗争，托儿所也不例外。关于托儿所工作，我提出以下建议：
1、在大鸣大放和反浪费运动中，积极贯彻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发动群众从六亿人口出发，用革命精神，进行检查，整顿现有托儿所，纠正不切合实际、不算细账的浪费现象，并总结和大力推广办得勤俭的托儿所、托儿站的经验。
2、对托儿所工作人员进行勤劳节俭的教育，在不影响儿童身心发育及清洁卫生的原则下，托儿所的设备力求简朴；托儿所的编制应力求精减，特别是对不适合作托儿所工作的人员应调离托儿所，能够找临时工干的洗尿布等工作，就找临时工干，以减少开支。
3、依靠群众举办托儿站、幼儿园、里弄服务组等，从多方面解决女职工孩子寄托和受教育的问题。对于群众热情举办的这种公益事业，我们应爱护它，支持它，使它蓬勃的发展，并在各方面得到提高。
4、可考虑向家长收一部分费用。现在企业行政举办的托儿所，多数除托儿伙食费外，其余费用都由国家负担，少数托儿所收一部分杂费。群众举办的托儿站、幼儿园，国家一般没补助或者补助很少。为了节约国家开支，应提倡群众办托儿事业，同时在未实行收费的托儿所，可考虑由家长合理负担孩子在所的部分费用。
我的话完了，祝同志们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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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
马寅初代表的发言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二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十月份二、三千万，十一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一月份的一亿左右。按每人劳动一百二十天计算，共有一百二十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六角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七十二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七十二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五日、六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的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三十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账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一千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
关于第二点“文化和技术下乡”，特提出下列两点意见：
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农民自己创造的经验教育农民，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下放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甲）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
这就需要调查整理祖国极其丰富的遗产。当前，凡具备体力劳动条件的机关青年和其他知识分子，很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做有文化的劳动者。鄙意以为乘这个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引导农民做有劳动的文化者。据报载有的下放干部不甘落后，在劳动生产上还和社员展开竞赛，有的下放干部刚来不久就以劳动好而在全社全乡知了名。在农民方面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总不肯让他们干重活，劝大家多休息。同时农民却也希望下乡干部，给他们搞一些脑力劳动，拿出一些文化和知识来，帮助他们做些扫盲工作，研究生产技术，讲解四十条纲要，编写简报，整理材料和调查研究。在知识分子方面，除劳动生产外，当然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原来的业务，贡献出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样就可以使大家更感到大有用武之地，自然也就会了解到在农村中生产工作的乐趣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农民群众也可以很快地成为有劳动的文化者，同时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界线逐步消灭。
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我们就要向外国的，特别是向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是，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我们应该注意本国的特点。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和经验。距今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吕氏春秋”的“辨土篇”中，对于庄稼的播种，已经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可惜，战国时代的专门农书，多已失传，现在所保存者不过一些鳞爪而已。到了距今约二千年的汉朝，农书就有十几种之多，但除“泛胜之书”一书外，余皆失传。就是“泛胜之书”也只保存了一部分原文。此书是泛氏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加以提高创造的一种成套的农田丰产技术专书，它所说的栽培法中，包括不少宝贵经验。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是“齐民要术”。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六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距今约一千四百二十多年。“齐民要术”后于“泛胜之书”五百多年，在这五百多年中，我国农业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齐民要术”能比较全面地加以总结。
但古代农书和医书比较，在写作范围上有很大的区别。掌握和不断改进农业技术的是劳动农民，但他们不能著书立说，不像医生那样能说能写。医生人数虽远不如农民之多，但他们写成很多医书，而且这些医书能够师徒相承，继续发展。虽古代医书亦不免有散失，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至于农书，劳动农民既不能自己动笔，写成农书的任务就落在少数研究农业的人身上。因此一般农书其数量远不及医书之多，何况农书又无师徒相传而得继续发展。此外，农书很少受到一般文人和藏书家的重视，尤易失传。不但汉以前的农书失传，唐朝几种重要农书也都没有一种保存下来。不特此也，农书的写作者既不是农民自己，则随时随地发生的先进经验亦不能由农民自己总结记录下来。有些农业操作，虽有重要价值，但因语言隔阂，交通阻塞，传播不广，引不起文人的注意。因此农民的宝贵经验，能被总结而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是世代流传在农民的实践中。我认为今日下乡的知识分子应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相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成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万国鼎先生说：“农民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是说不尽的，但是我们往往习见而不以为奇，而在国际友人看来却很宝贵。例如一九五三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斯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不同气候和地下的井窖贮藏，可使甘薯保持经年不坏。各种不同的井窖在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又如他在大连后牧村驿看到农民把白菜和韭菜间作防止白菜根腐病，认为这很合乎科学原理。他介绍苏联学者托金的研究，证明洋葱、蒜等根部分泌一种植物杀菌素，有杀菌作用。因此有些国际友人向我们建议，整理总结我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并且认为，这样必将有助于国际农业科学的进步”。因此总结和推广我们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就今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的时候来讲，殊有必要。这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必修之课。说到这里，我想起几位下乡干部在报上的谈话。他们说：各种菜蔬有各种不同的捆法；挖菜窖时，究竟如何挖法？窖眼该挖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农民都有一套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限于文化，不能很好地总结，而四十条纲要中明白指示我们“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所以为农民总结经验，是下乡知识分子的分内事，也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毛主席曾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写作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发言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
沁县解决工农业矛盾的经验说明，应该重视发挥县营工业的积极性，由县因地制宜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乙）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
就今日科学落后的中国来谈，提高农村中的科学水平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先传播在农村中急迫需要的技术知识，并先提高技术水平。至于如何提高，我认为山西沁县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介绍和推广。事情是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急切需要工业的支援，但工业所供应的机械和物资非常昂贵，合作社无法筹措这么多钱。比如说：（一）大规模地普遍兴修农田水利，需要勘测地势的水平仪，筑拦河坝需要地质钻探，水库上需要高压水闸、冲沙闸、起闸机、拦鱼网等等。这些东西价格太高，一个水平仪要四百多元，请钻探机来钻一公尺要二百元左右，而且经常排不上队。高压闸和起闸机等都要一千几百元，农业社很难筹到这笔钱，筹到钱也很难找到承制的单位。（二）农业社所需要的化学肥料不仅数量太少，而且价钱也太贵。（三）农业社为节省人力、畜力所需要的简单机械和新式农具，农民既不会安装，亦不会使用，坏了亦不会修理，急需工业方面来援助，但工厂离得太远，人也少，无法满足这许多农业社的需要。这说明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学过辩证法的人相信在任何矛盾中包含着克服矛盾的因素，因此沁县本此信心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
兴修水利钻探地势所需要的水平仪，由沁县联合加工厂（地方国营）根据水平仪的原理，仿效水平仪的模样，用当地能够找到的废铁玻璃等便宜材料，制造了一种简易水平仪，水平仪是由沁县中学校一位理化教员帮助设计的，并且由中学的化验室直接装置了玻璃圆筒。圆铁筒和木架子则是由铁业合作社和木业合作社的人们制造的。这个简易水平仪一部只化十三元，不及大工厂水平仪价格的三十分之一。它当然有些缺点，它不能看得很远，但可以多分几段来勘测，功效尚好，若干县份已经向沁县购买。至于钻探机，联合加工厂也是用当地材料，试制了一种手摇的简单钻探机，一共能钻十公尺深，一次只能钻一公尺，拿出这一截来，看了再往下钻，当然增加了麻烦，但也能搞清楚十公尺内的地质情况，每一公尺的钻探费不过三角八分，不及大钻机钻价的五百分之一。在同一方针下，这个厂自制了四吨重的高压水闸及同样能力的起闸机，价格只及大工厂产品价格的一半左右。
沁县最大的困难是政府和农业社都缺钱，要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各种小型机械和新农具，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如发电、磨粉等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经费。钱从何来？沁县以合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合营的形式有三种：因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谈一种，其余二种请看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我要谈的就是工厂和农业社合营，用沁县开村一带的泥炭，生产颗粒肥料，一斤能顶一担农家肥料。如全部投资由政府负担，不仅款无从出，且成本亦太高，农民买不起。工厂与农业社合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办法是工厂提供设备，农业社提供劳力，生产出来的肥料由各社直接分配使用，推销问题也连带解决了。颗粒肥料原来一斤的价格是七分四，现在只有三分九，有的社还可以根本不花钱，干脆用劳力换肥料。
沁县的工厂过去是个专业的蛋厂，冬天无蛋就无事，一年要停工五个月。现在这问题也解决了。冬天到来，蛋厂停了，大家就来挖硝土，熬硝，做卤水（肥料）；冬天榨油的业务较少，人力就可以转向印刷（年终有换账簿的活动，所以印刷厂忙）。工业生产所要求的连续性和农村市场的季节性之间原来有矛盾，现在因工厂与农业社合营而解决了。
现在我要在这里特别着重指出的，就是沁县把这个加工厂同时当作技术学校和技术顾问来使用，在这个工厂式的学校带动下，各社已经组织了五十多个小组生产卤水。同时为农业社集中训练工人，若干天一期，外县也可以来学。卤水是沁县人们心目中一种很好的追肥，浇了水再上了卤，就会使土壤松软透风，更好地吸收和保持水分。但工厂的活动不限于在工厂以内，他们也组织各地农业社生产卤水，对各社的生产予以技术指导。各社原来只能生产水而不能产块，也不能提炼火硝，经过工厂技术人员的指导，这两样技能也都学会了。工厂本县营企业必须“面向农村”的指示，还负责为农业社安装和修理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农具，同时帮助农业社训练使用机械的人，有的订有包教包学的合同。这样工农业间的矛盾解决了，农业社买不起新机械的问题解决了，安装、使用和修理机械的困难也克服了。同时，农民的技术知识也普遍地传播开来了。我认为这个工农业合营的办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广大农村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种适当办法，值得各地仿效。
工业与农业脱节，不仅在山西如此，在其他各省，亦有同样的情形。过去襄阳专区许多农业社买了双轮双铧犁，都闲置着没有用，造成积压，并不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不好，而是因为技术工作没有跟上去，没有教会农民使用，没有根据地方的特点作适当的修理。当前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改变地方工业的管理体制，发挥县一级经营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河北省的地方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都设在县里，但都属省或专区一级领导，县里管不着，有劲使不上。因此现在各省应考虑把地方工业下放到县的问题，发展县营工业，由县里根据当地的需要，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农村经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