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用大辩论的办法解决团内各种问题
全国农村普遍进行整团
据新华社31日讯 全国农村的共青团支部正在普遍进行整团工作。据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十五万个支部进行了整顿，有三十万个支部正在整顿，其余十二万个支部也将陆续开始整顿。经过整顿后的团支部都出现了新的气象。
这次整团工作是紧密地结合农村整风运动，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基础上进行的。整风运动开始后，团的组织就注意发动团员积极和群众一起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大部分团员表现是好的，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积极地同各种反对党的领导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斗争，再一次证明了共青团是党的可靠的助手。但是，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也暴露出团内有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和各种坏分子；有些团员立场模糊，划不清敌我界限；有些团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有一小部分团支部处于涣散状态。
各地团组织普遍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来解决团内存在的各种问题。许多团支部在团内组织团员普遍进行鸣放，使绝大多数团员都把要说的话说尽，做到思想见面。对于团员中存在的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团组织用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方法在团内展开辩论。对于团支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也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来加以解决。
在整团工作中，各地都把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密切结合进行。团组织首先着重检查了团员的政治立场，批判了一些团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在思想整顿的同时，对于混入团内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各种坏分子都在经过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后，清除出团。对于犯有错误的团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以教育或纪律处分。对于个别极端落后、屡教不改、完全不够团员条件的人，就劝告他们退团或者开除他们的团籍。
已经结束整团工作的支部，绝大多数都改选了支部委员会，调整了支部委员的成分，加强了支部的领导核心。据统计，新的团支部干部中，有80％以上是贫农和下中农。
经过整团后，团组织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跃进，团员和团干部的思想作风有了显著的改变，团员的政治热情和生产干劲也大大高涨。据各地的初步统计，经过整团后，农村中组织健全、工作活跃的共青团支部由30％左右上升到50％以上，工作比较落后的支部由20％左右下降到5％左右。又据河北、北京等八个省、市的统计，团员中先进部分已由37％上升到60％以上，落后部分由20％左右下降到5％左右。许多地方的团员提出了要以“愚公移山”的决心和“武松打虎”的勇气来力争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第4版()
专栏：
改造政治立场为社会主义服务
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胜利开始整风
撤销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的领导职务
新华社31日讯 各民主党派最近分别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或盟员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问题和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月19日到25日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民革主席李济深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报告。李济深从民革成员的政治状态和组织状况说明民革开展一般整风的重要性。他指出，民革成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多数人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有些人还有着反动统治思想的残余，对于社会主义还是有抵触的，还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的。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还不心服或不完全心服，对劳动人民翻身坐天下还看不顺眼，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法律和生活方式还有许多留恋，有时流露今不如昔的感叹，甚至有些人对反动阶级的消灭感到切肤之痛，这些思想感情都是反动的，都是和右派相通的。这种立场是同他们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不相称的，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大风大浪当中，就会迷失方向，站不住脚跟，甚至有坠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因此，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一般整风，争取在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上，继续向前跨进一大步。
会议还决定撤销龙云的副主席职务，陈铭枢的中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委职务，黄绍竑的中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谭惕吾的中常委、中委、中央妇委副主任等职务，李俊龙的中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作了处理。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在1月26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扩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分别作了处理，同时通过“关于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盟立即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叶笃义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职务；沈志远的中央常务委员职务；马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曾昭抡中央常务委员、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撤销费孝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药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撤销潘光旦中央常务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等中央委员职务。
会议还听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所作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高崇民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民盟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就要通过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组织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这是民盟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两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1月18日到26日举行了第二十九次会议（扩大）。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的职务；撤销毕鸣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其他职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钱孙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的职务。民建会和工商联两会中央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分别受到了处分。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都在26日的会议上讲了话。陈叔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工商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的，这说明了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运动的锻炼，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为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陈叔通说，两会中央及各地方组织都应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仍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他希望大家继续为取得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而努力。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是1月13日到25日举行的。会议认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右派斗争中暴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民进的各级领导机构和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的错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因此还必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各级组织内全面展开一般整风，使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向左推进一大步，为民进的根本改造奠定基础。会议决定撤销林汉达的副主席职务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职务。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扩大），从1月15日到25日举行。会议决议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撤销黄琪翔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执行局秘书长职务；撤销李伯球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局副秘书长职务；撤销杨逸棠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撤销王一帆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撤销张云川、李士豪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被撤销了职务。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在闭幕会议上作了“彻底清算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发言。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郭则沉在会上作了“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的发言，对农工民主党七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作了初步的小结。
郭则沉说，农工民主党解放前在章伯钧的领导下长期地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投机活动，解放以后，也未经过根本的改造，它的成员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有不少人受了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利用和影响。他说，我们所取得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还只是根本改造农工党的一个开端。今后要进一步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一步根本改造成员的政治立场。
中国致公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1月16日到23日举行了第七次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由于致公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虽然在全党范围内基本上胜利结束了，但各地方组织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还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转入以改变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运动。会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还作出了决议，并且对中央常务委员会历来有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进行了检查，纠正了若干错误。
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1月18日到24日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顾执中社内的一切职务；撤销陆侃如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董渭川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袁翰青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撤销薛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分别作了处理。
会议指出，九三学社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大多数社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事实证明，只要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九三学社是可以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社员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转变是可能的。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九三学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全社规模的一般整风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右派路线在各级组织中的影响，明确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使全体社员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月14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盟员代表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各地方组织应该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入以改变政治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使台盟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和解放台湾服务的政治力量。
第4版()
专栏：大家都来关怀下放干部
下放干部要为“四十条”出力！
之梦
在党和国家“下乡上山参加劳动锻炼”的号召下，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争先恐后地奔赴农业前线。这一革命行动，将在各方面引起巨大的变化。
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广大农民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鼓舞下，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创造性，进行着翻天复地的大建设，这一支向农村向山区进发的知识分子大军，参加到这个伟大的斗争行列中来，不仅使自己得到改造，同时也将促使农村面貌加速改变。这实在是一个改造自己，改造自然，改造历史的伟大的行动！
下乡上山，劳动锻炼，改造自己，每一个下放的同志，抱着这样的目的下去当然很好。但是，可不可以再进一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下放劳动期间我将为“四十条”作些什么？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大家知道，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是迅速发展我国农业生产力，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农民以及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斗争纲领，是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新农村的伟大纲领，为“四十条”出力，争取提前实现这一纲领，应该说是人人有责。
干部、知识分子下去之后，当然首先是劳动，向农民学习，但也不应仅限于此。干部、知识分子，尽管有许多地方不如农民，而在文化知识方面还是比农民强些，而且这次下放锻炼的干部中，多数都是比较优秀的骨干分子，这样一支队伍下到农村之后，就应该在自己劳动锻炼之余，以己之长，帮助农村做一些事情，用自己的知识和文化，或是科学和技术，为农业生产建设和农村面貌的变化出一些力，为“四十条”的实现出一些力，这一方面帮助了农民，同时也锻炼了自己。
比方说，你所在的村庄对“四十条”还没有很好进行宣传讨论，你就应该帮助当地基层干部好好讨论学习，使大家认清方向，坚定信心；同时在讨论过程中，自己也必然会了解到当地的许多情况和问题。比方说，当地农民在生产跃进中碰到了农业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困难，自己就应该积极参加进去，和他们一道共同研究，提高认识，鼓舞他们，支持他们，帮助他们想各种办法，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或是为他们介绍外地的先进经验，打破前进的障碍。
又比方说，你所在的村庄对开展除四害不积极，农民缺乏卫生习惯，那你就要耐心地说服教育，让他们了解四害之危害，并帮助他们共同想办法把卫生运动开展起来，而不是你脏你的，我只管劳动我的。……
这里说要为“四十条”出力，并不是要下放干部离开劳动锻炼去当干部（分配作基层工作的例外），更不是要自以为是地站在群众头上指手划脚说东说西，这里所谈的主要是下去锻炼的态度问题。据了解，下放劳动的干部有这样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人是咬紧牙关，拿起镢头，白天当农民，晚上当知识分子，手上也磨出了老茧，心上和农民格格不入，对农民的苦乐漠不关心，对农村的事情毫无兴趣。这种人下乡锻炼是缺乏自觉性的，劳动在他们认为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这种人当然是很少数。另有一种人下去是自觉的，他们满腔热情，生气勃勃，他们迫切要求向劳动人民学习，认真劳动改造自己，同时，对劳动人民的生活疾苦和前途幸福也表现深切的关怀，因而他们的劳动是愉快的，他们对农民关心的问题也很关心，他们在劳动之余还要帮农民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也是我们多数下放干部所采取的态度。
我们贫穷而古老的农村正在蜕变，“四十条”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当我们下放锻炼期满胜利归来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新农村成长起来的时候，下放的同志可以自豪地说：“我曾为那里四十条的实现出过力！”
第4版()
专栏：
陈毅接见蒙古文化代表团
新华社31日讯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1月31日下午在北京接见了以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木为首的蒙古文化代表团。
接见时，代表团团员、蒙古驻中国大使鲁布桑，团员、蒙古科学和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雅林木毕尔和团员木扎姆杨道尔吉、和什克特、罗钦等人都在座。
接见时，中国方面在座的有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等人。
第4版()
专栏：
欢迎蒙古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蒙古驻华大使举行电影晚会
新华社31日讯 为欢迎蒙古文化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鲁布桑和夫人1月31日晚在北京举行电影晚会。晚会上放映了蒙古影片“火星”。
以蒙古文化部部长索苏尔巴拉木为首的蒙古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了晚会。
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郑振铎和首都文艺界人士共二百多人，也应邀出席了晚会。
在晚会以前，还举行了酒会。
第4版()
专栏：
郭沫若宴请西园寺公一夫妇
新华社31日讯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郭沫若于1月31日晚，宴请日前从日本来华接替龟田东伍担任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的日本著名和平人士西园寺公一先生及夫人。
出席作陪的有陈叔通、王震、李德全、楚图南、刘宁一、李一氓、廖承志、许广平、董昕、夏衍、吴晗、梅兰芳、欧阳予倩、赵朴初、谢南光、方石珊等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
第4版()
专栏：
平凡的经验 巨大的力量
——中共寿张县委领导工作中的几点主要经验介绍
陈晓东 吴飞 汪承彬
编者按：这篇文章原载山东大众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中共山东省委写了一段按语，按语中说：
“寿张县最近几年来的工作所以做得比较好些，主要是县委忠诚地研究与坚定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指示，能够把党的指示精神与本县的具体情况和群众要求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重大的问题上，都是书记亲自动手，事事走群众路线，有决心，有办法，干部带头，艰苦奋斗。这种对待党的革命事业的态度，正是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所必需的。寿张县委的经验是平凡的，它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所一再提出过的真理，可是在我省像寿张县委领导工作的方法，还不是很多的。寿张县委的几点经验，是各县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都能够做到的。省委希望全省各县认真加以研究，作为整风中改进领导的参考。”
为了使更多的人研究和学习寿张县委的领导工作方法，我们特将这篇文章摘要转载如下。
寿张，位于山东省西部平原，黄河流经县境百余华里。全县居民七万一千余户，三十一万余人。耕地八十二万余亩，由于黄河为害，沙荒严重，再加部分地区耕作粗放，产量甚低。在反动统治时期和战争期间，黄河为害甚大，灾荒连年，人民生活贫困，年年靠救济，是个缺粮县。
但是，寿张人民并不甘心贫困。有了党的领导，人民就有了战胜灾害、改变贫穷的勇气，贫困就会变成前进的动力。群众积极地向水害和沙荒作斗争，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农业一再增产，1953年平均亩产粮食一百四十六斤，1954年就提高到一百八十二斤，1955年又提高到二百二十七斤，每年递增24％以上。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1956年，农业生产更发生了惊人的大跃进，平均亩产粮食三百四十一斤，比1955年增产49.8％，每人平均实得粮食六百二十斤，总收入每人平均六十七元（粮食在内），超过了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同时，寿张县还依靠合作社，开展了群众性的养猪运动。1955年8月，寿张全县养猪不过八千头，平均九户一头。到1957年11月中旬，全县养猪达到二十万多头，平均每户将近三头，两年增加了二十四倍。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人民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中共寿张县委以革命精神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这是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是全省的光辉范例之一。
真正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
中共寿张县委真正做到了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这首先表现在县委严肃认真地研究领会党的指示的精神，分析具体情况和群众的要求，使党的指示精神与本县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55年冬合作化高潮后，县委就分析了全县的情况：沙荒地红淤地占一半多，土质坏，打井很困难，有水也用不上。而群众的要求是首先改良土壤，翻淤盖沙、翻沙盖淤，深翻五、六尺，变成“蒙金地”，增产就有把握。县委根据群众经验，下定决心，重点抓翻地，发动群众一冬翻地十三万亩。仅此一项，1956年就增产粮食二千余万斤。
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决议中，不断地进行了两条道路的辩论。县委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以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以积极创造精神，战胜右倾保守思想。1955年春，全县初级合作社发展到一千多个，入社农户近50％。这时发生了争论，有的说“冒进”了，主张坚决收缩；有的说合作社办得好，应当发展巩固。在县委会议上，以县委书记刘传友同志为首，用事实证明了绝大部分初级社增了产，群众满意，干部高兴，好得很。因此，在那一年，全县一千多个合作社，只“收缩”了六处，没有盲目地砍掉大量合作社。这年，县委还发现有些干部认为，“土地改革后贫农翻了身，农村中农化了，没有贫农可依靠了”。县委进行了三个乡的调查，在四十五个社九百二十六户社员中，贫农就有二百五十八户，占27％以上，加上新、老下中农，合计占社员总数的70％左右。县委用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服了干部，使他们认识到，必须坚定地贯彻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这条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此后经过整顿，全县合作社的领导主要掌握在贫农和下中农手里。
在合作化高潮后的1956年春，县委又发现不少干部认为合作化了，一切事情都好办了，因而滋长了铺大摊子和强迫命令等作风。部分干部沾光取巧得便宜，不参加劳动等资本主义思想也在滋长。而有些群众对合作化是否优越也在怀疑。这些思想、作风，影响生产的发展和合作社的巩固。县委根据中央关于勤俭办社和民主办社的指示精神，针对这些思想问题，在党内普遍地进行了教育，训练了支部委员以上的干部两千余人，进而教育了全县党员。结果，干部作风有转变，党员思想有提高，群众情绪也稳定了。因此，1956年的秋后，反对合作化的“台风”就没有刮得起来。冬季生产高潮就搞得轰轰烈烈。
县委十分重视思想工作经常化。每次开工作会议，总是先调查研究干部、群众的思想动态，解决思想问题。几年来，基层党组织的党课制度一直坚持着，每一个乡总支有一个书记或副书记专管思想工作，有支部教员二至三人，队支部有辅导员。春、冬两季每月上党课两次，夏、秋两季每月一次。党课内容有党的基础知识、政策任务、政治时事等，作到了配合当前工作进行教育。全县宣传网普遍坚持着，社里有网，队里有组，有宣传员一万五千多名。他们一贯坚持的作法是：政治思想工作在生产运动和各项实际工作中去进行；支部的思想工作要深入到户，干部深入生产过程，与社员一起劳动，在劳动中解决思想问题。对于普遍性的思想问题，则发动群众普遍辩论，求得解决。坚持这些作法，上下的思想工作就可以经常化起来。
有了规划就能动员全党
中共寿张县委把正确制订和坚决实现全面规划，看成是组织与指导社会主义集体生产的基本环节，看成是动员全党、动员群众建设美好生活的重要措施。
每次制订规划，县委都事先进行典型调查（至少有三个典型材料），指标的提出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做到既先进又可靠，兼顾三方面的利益。1955年冬制订翻地规划时，就是调查了全县应深翻的土地（四十三万余亩），冬季翻地的时间（一百到一百二十天），每亩地所需工数（平均二十五个工），可能参加翻地的劳动力（三万到四万人），然后根据1956年增产的需要，提出翻地十万亩的指标。1957年初制订全年养猪规划时，先摸清了1956年粮食产量和社员实得粮食（平均每人六百二十斤）的底，研究了粗饲料的来源，加上对养猪典型社、户的调查，才确定每户养猪两头半，全县养猪十八万头。制订规划和实现规划的办法，都经过干部和群众普遍讨论，因而制定规划的过程，也就变成了思想动员，变规划为干部、群众实际行动的过程。
在实现规划的过程中，寿张县委还注意了及时发现新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1957年春季，全县养猪达到十万头时，发生了猪疫，夏季小麦受灾减产，县委个别领导干部对完成养猪十八万头的规划发生动摇，干部、群众的信心也不高。直到8月，毛猪只有八万头。县委察觉后，又在台前等合作社重新调查了1956年粮食产量的底和社员实得粮食的底，证明制订养猪规划的根据完全可靠，虽然全县受灾减产，每人实得粮食仍然可以达到五百斤左右，群众有力量完成养猪规划，问题在于领导。县委在干部大会上算清了这笔大账，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了某些领导干部的动摇情绪，大家信心倍增，及时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因而养猪数字迅速增长，到11月，就超额完成了全年养猪规划。
有了典型就能说服群众
寿张县委还非常重视培养典型，总结群众创造，推动全面的工作。县委领导农业生产的办法，都是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1951年冬，县委发现了夹河区董庄劳动模范张景安（单干户）翻淤盖沙、改造沙荒地大增产（由亩产四、五十斤增至三百斤以上）的典型事例，认识到从改良土壤着手，改造自然条件，就可以逐步改变全县的贫困面貌。但是，在推广张景安翻地经验的时候，群众反映说：“办法好是好，就是没力量！”因为深翻（五尺上下）一亩地，要用二、三十个工。小农经济、个体生产，给发展农业生产以很大困难。这又给了县委一个启示：要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发展互助合作，解放农村生产力，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难。1952年，县委就在景阳岗（武松打虎处）成立了一处初级合作社，证明组织起来力量大，翻地有办法。于是，县委一手拿着翻地增产的“样子”，一手拿着合作社有力量的“样子”，广泛宣传，大力推广，教育说服了群众。互助合作有了很大发展，翻地数目不断增多，促进了1954年和1955年粮食增产的小跃进。但要进一步增产，就得增施肥料；而寿张农民从来没有养猪积肥的习惯。1954年冬，县委就总结传播了赵升白乡高庙村门兆山用算细账的办法动员全家养猪的经验，崔大风乡范宪章初级社解决养猪饲料的经验，和城坡乡陈汉云初级社养猪积肥产量高的经验，打破了认为群众没习惯就不能养猪的保守畏难情绪以后，县委又在饲养管理、以粗代细喂肥猪等方面，及时地拿出“样子”，教育群众采用推广。县委有两个固定的基点社，由县委委员长期驻社，创造各种经验，并有三个不同类型的副点社。区有基点社，社有基点队，各部门又有自己的基点社。真正做到了“层层有基点，事事有样子”。县委两年来传播了二百五十二个典型经验，多数是县委负责同志亲自发现总结的。
在推广典型经验方面，县委采用了多种多样的办法。县委每次部署工作的会议，都是事先准备好典型，在会上传播。1952年传播张景安翻地增产的事例和景阳岗杨升明初级社的典型，都是县委派负责干部带领他们到各地开会，真人真事，现身说法，效果良好。1955年冬发动生产高潮，推广夹河区夹河乡洪峰社翻淤盖沙经验时，县委就在夹河乡召开全县区、乡、社干部大会，现场参观，就地学习，充分讨论，作好规划，干部回去后就带领群众立即行动。因此，冬季生产高潮迅速出现，全县翻地十三万亩。
把力量组织到最主要方面来
在进行每一项中心工作时，寿张县委都注意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为它服务。县委向各部门提出要求，并且作出统一的计划和统一安排，统一进行检查、总结。部门在接受工作任务之后，也都研究制订计划。这样做，既保证了中心工作，也开展了业务工作，妥善地解决了业务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矛盾。
县委每次确定了中心任务，向区、乡（社）作了部署以后，县委书记和其他负责同志，都是立即深入区、乡（社），帮助讨论布置，领导区乡干部切实贯彻执行县委的决定。县委机关常常只留一位书记在家掌握工作，五位书记中有一位副书记长期驻区，其余四位全年至少有四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驻在区、乡（社）。县委委员二十七人中，有二十一人经常下去或长期驻在基点社。许多部门只要有两个主要负责干部，都是留一人管理日常工作，另一人到基层、到合作社里工作。县委直属部门如此，县人民委员会直属部门也如此。县委机关百余干部，经常在家坚持工作的只有三十余人。县人委机关干部经常有一半下去工作。副县长、水利局长、粮食局副局长、法院院长、银行副行长、百货公司经理等负责干部，都长时间在区、乡（社）里工作，搞基点。这样，就切实加强了对基层工作的领导。
对于到基层帮助工作的同志，县委强调要他们依靠党支部进行工作，当“参谋”，不当“司令”，避免包办代替，以培养基层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寿张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成份纯洁，这对于坚定地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任务，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有重要的意义。1955年冬高级合作化后，党支部保证了对合作社的绝对领导，没有“以社代党”的现象。全县八十八个乡支部中，有八十二个团结一致，能够出色地完成党的任务。县委始终坚持对党员的政治教育，经常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要大公无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对个别违法乱纪的党员，及时地、严肃地加以处理；同时每年评选奖励模范党员。因此，全县党员充满着高涨的政治热情，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能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团结群众，在发展农业生产的斗争中站在前列。
书记动手 干部带头 以身作则 艰苦奋斗
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寿张县委都是书记亲自动手。1957年春猪疫流行，威胁群众利益，县委召开县、区、乡（社）干部紧急会议时，就号召“书记要深入猪场”，“哪里吃紧，书记就到哪里”。会后，县委书记刘传友同志就亲自深入猪场，同老饲养员研究制止猪疫流行的办法，发现饲养管理不善，是猪疫流行的主要原因，又向“土师傅”找到许多治好猪病的简易有效的办法，对制止猪疫起了重大作用。每年黄河防汛时，县委机关只留守几个干部掌握情况，以刘传友同志为首的绝大多数干部上了堤，和群众一起彻夜坚守大堤。生产救灾时，干部与灾民同吃同住，领导灾民生产自救。刘传友同志长时间固定在台前社一队参加劳动，指导生产。他每次下乡，总要找老农民谈心，有许多农民知心朋友。一有困难，就到群众中去请教、学习，找到了克服困难的办法。他们就是以这种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鼓舞着全县的干部、党员和群众。这种社会主义劲头与实际与群众相结合，就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斗争中将是无穷无尽的。
中共寿张县委这些平凡而可贵的经验，在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力量。他们正继续运用这些经验和依靠这种力量，带领全县人民奔向新的农业增产的高峰，他们满怀信心要把寿张建设成一个繁荣富裕、丰衣足食的幸福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