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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炼铜工业中的群众路线
中共云南省委书记 马继孔
在云南，“土洋并举”的方针和大规模的群众炼铜运动，赋予了古老矿山以无限的青春活力，使停顿、沉睡了数十年的铜矿，以跃进的姿态，为国家贡献力量。这个大规模的群众炼铜运动，是在今年9月北戴河会议中央发出指示后开始的，经过10月和11月两次高产周，部分铜矿已初步过了土法炼铜技术关，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云南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据初步勘探，可拿到几百万吨的金属矿量，说明炼铜的事业是很有前途的。远在二百多年以前，云南就有了土法炼铜的历史，积累了一定的土法炼铜的经验，兼之燃料资源较丰富，为大规模炼铜准备了较好的条件。但是，由于铜矿大多在深山老箐之中，交通运输不便；铜矿矿脉又大多是层状矿（矿脉窄），必须具有打硐开采的通风、排水设备；加之铜矿比铁矿品位低的多，又多是网状矿、沙石岩，又需碎矿选矿，需要的设备和劳力均较大。这些复杂的条件，造成了大规模炼铜的许多困难。
解放前，云南炼铜已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解放后，主要进行了铜矿的地质勘探工作，并着手进行了一些基本建设，但一直未把生产抓起来。过去，也曾考虑到用土法炼铜，但是，并未实现。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改革未完成，在合作化前发动群众大搞有困难；更重要的是由于存在着“重洋轻土”的思想，怕采取土办法破坏矿体，耽心回收率低，浪费资源。因此，八、九年来，一直处于静止地勘探、化验、分析、设计和基建之中，因而，凡是准备大搞“大洋”企业的地方，连一斤铜也未拿出。
大跃进以来，全民办工业的浪潮打破了炼铜工业的沉默。特别是党中央提出了“土洋并举”的方针，以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铜、铝工业的指示，为大规模炼铜提出了一条广阔的道路。至此，我们坚决采取了以土为主、半土半洋、由土到洋、土洋结合的办法，并且根据云南的具体情况，把铜列为“副帅”，提出了“钢铜并举”的口号。在实践中，“土洋并举”的方针，显示出巨大的力量。铜矿的采选，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采选不当，最易造成冶炼的极大困难，甚至炼不出铜来。因此，土洋并举、由土到洋的焦点集中于采、选两关。克服这一困难的过程，即由“小土群”到“小洋群”一直过渡到洋办法的过程。最初，一般采用了土机械来采选矿代替手工操作，继而加上一些“洋尾巴”，即装备一定的鼓风、动力等等，向半土半洋过渡。目前有些地区已开始搞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如在采矿和运输方面采用脚踏吊锤打眼机、木轨木矿车、木质土卷扬机、土索道等；选矿方面，采用水力、畜力的碾、磨、锤碓，以及木质球磨机等碎矿设备；都使效率成倍地提高。像墨江蚌坪铜矿选矿工地上采用了九种土机械化选矿工具后，比手选效率提高四、五倍，并使矿石品位由0.4％—1％提高到10％左右。正是采取了这些由土到洋、土洋并举的办法，冲破了由于采选困难因而裹足不前的局面，在全省掀起了全民炼铜的高潮。
“土洋并举”的方针，体现了办工业的群众路线。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就是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的过程。没有广大群众的动手动脚，就不可能在短期获得大量的铜，也就不可能迅速出现节约劳力、效率高的“大洋”企业。而全民搞铜，主要又是依靠和发动农民群众，没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就谈不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因此，根本问题在于依靠和发动农民。政治上的充分动员，向农民讲明炼铜对于国家、农业机械化电气化的关系，讲清是我省责无旁贷的支援全国的重要意义，从而鼓舞农民群众的高涨政治热情，在发动群众炼铜当中，占有首要的地位。云南的铜矿大多处于高原上的高原中，山高箐深，气候寒冷，供应不便，但是，百万民工斗志始终不衰，主要是群众认识到炼铜与其切身利益的关系。但是，炼铜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陌生的，甚至于连冰铜、粗铜是什么样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选矿、冶炼了。而迅速炼出铜来，不仅是国家的要求，也是农民的要求。凡是炼出铜来的地方，群众政治热情高。凡是久久不能出铜的地方，群众情绪就受影响。因此，在群众有了政治发动的基础上，迅速引导农民群众突破技术关，就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在此情况下，我们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发动群众突破技术关，这样就使群众性的炼铜运动深入了一大步，也使炼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当时，从我省具体情况出发，运用了“三边”“三结合”的方法，帮助农民群众较快地掌握了技术。我省虽有土法炼铜的经验，但老工人已寥寥无几，而解放后铜矿基地又大多是先有地质勘探，后有基本建设，再有冶炼生产。但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不容许按着勘探、基建、生产的程序办事，因此，就采取了“三边”——边勘探、边基建、边生产的方法。地质勘探队伍，在打硐勘探的基础上，利用其动力等设备，指导冶炼、选矿、化验。基本建设单位，则采取一边以基建为主，一边挤出部分基建所用的动力和机械进行采掘和冶炼，采取土法手选，进行土法炼铜，作到基建生产双跃进。同时，在基建、勘探部门，都积极提倡和大量培养多面手。这种打破按部就班的三边作法，在炼铜上起了显著作用。云南金沙江、易门、文江等铜矿，都是采取这种办法，拿到了大量的铜，同时，也把技术知识传授给农民群众，为洋法炼铜培养了技术力量。
在整个突破技术关的过程中，“三结合”的办法，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即：干部、技术人员、群众相结合，新老相结合，政治与技术相结合。同时，强调了干部带头学技术，突破技术关。很多地区都建立了书记炉、试验炉，形成了人人学技术、人人教技术的热潮。在这种群众性学习技术的运动中，有不少群众掌握炉前、配料、选矿等较为复杂的技术，使新炉出了铜，不正常的老炉转为正常。实践证明：掌握炼铜技术，既不神秘，也不简单。只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采取“三边”“三结合”，放手让群众学习、掌握，并在技术工种上固定工人，技术关是可以迅速突破的。当技术关初步突破后，必须随着由土到洋的发展，注意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不断地引导群众进一步掌握和学习技术。目前，我们正在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大力发展铜的生产，是云南人民对国家的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我们准备利用地质勘探和基本建设队伍的力量，边勘探、边采矿、边冶炼，有步骤地进行技术装备：凡是能进行手选的富矿，就首先装备冶炼，凡是不易手选的，如沙岩、网状矿，就要首先装备选矿，搞半机械化，以提高效率，并大量节约劳动力。从发展来看，将要由“小土群”向“小洋群”过渡，并争取搞部分“大洋群”；由土机械到半土半洋，再到洋。由于在装备上比炼铁困难得多，特别是采、选方面，我们主要的是依靠自力更生，装备土的、半土半洋的设备。明年我省计划生产几万吨铜，而每炼一吨铜，大体上需要装备两吨重以上的采选炼和运输机械设备能力，这样，全省明年需要装备十几万吨的机械设备才行。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除继续发动群众大搞“小土群”以外，根据“土洋并举”的方针，准备争取建设一些“中洋群”以至“大洋群”。我们相信，在中央的领导下，在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并在各地支援下，只要我们坚持依靠和发动群众，继续贯彻炼铜战线上的群众路线，这些困难是有可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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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攻破炼铜技术关
炉炉铜水畅流 月月产量猛增
本报讯 云南省在全民炼铜的高潮中，展开了一个全民总结炼铜经验的运动，发动群众猛攻炼铜技术关，取得了很大成绩。11月份全省炼铜人数比10月份减少一半，但粗铜产量增加了一番。从今年1月到11月底，已经生产了粗铜三千余吨。
8月份以来，云南粗铜质量月月直线上升，10月份和11月份，出现了两次全省规模的高产周，土法炼铜运动，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大部分专县领导还没有摸出土法炼铜的一般规律，缺乏领导经验。另一方面，经过一个月的实践，每个专县，或在采、选方面，或在冶炼、炉型方面，也都各有各的创造和经验。各地党委都在10月和11月生产高潮之间，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动群众，通过充分的炉前鸣放辩论，展开深入的总结评比。永平县原来死炉现象严重，县委就组织有经验的群众到这些炉子前进行“会诊”，并以好坏炉子作具体比较，由先进人物在炉前现身说法现场表演，总结了当地的十条炼铜经验。运用这些土经验，许多工区做到了炉炉正常出铜，甚至炉炉高产。前后四十多天，最高日产量就由几百公斤上升至八十一吨多，一跃成了日产量最高的县份。中共镇康县委第一书记与干部、工人三结合，一起选择了三十四个不同类型的炉子，从建炉、鼓风、选矿、配料直到冶炼，做了系统的现场操作试验，结果炉炉铜水畅流。通过对这些炉子和各种操作方法的对比鉴定，总结了一套系统的炼铜操作经验。因此，全县很快就全面突破了技术大关。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山地区等许多专县，都在各矿区举办了炉旁红专学校或技术训练班，在短期内使多数炉子有了操作熟练的技术工人。大理白族自治州、楚雄彝族自治州、北山地区、思茅地区等都把这次总结的各种操作经验用土法编成通俗易懂的歌诀，群众人人爱唱，个个会做。楚雄自治州许多炉子风嘴角度不合适，但又没有测量角度的仪器，便总结了“前看吹在炉子边，后看吹在炉子心”的土经验。这对绝大多数炉子都行之有效。思茅地区很多炉子寿命短，影响产量。但又一时未找出好的解决办法，便发动群众，每个炉群都建了三套炉子，有一套准备长期使用的，一套备用的和一套临时突击用的。楚雄自治州发现前一段产量不高的原因之一，是矿石品位太低，不易冶炼。11月份，便在全州推广了多次选矿的经验，普遍做到采矿时选一次，碎石时选一次，入炉前再选一次，有的在入炉前选过六次。不仅使许多炉子正常出铜，而且还出现了不少高产炉。
通过群众性总结评比，大大丰富了全民土法炼铜运动的领导经验。11月份全省炼铜人数比10月份减少一半，但粗铜的产量却增加了一番。
（张廷干）（附图片）
牟定式双胞土炼铜炉群 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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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劈山引水 战胜干旱 获得丰收
革命干劲和老老实实相结合
本报讯 云南各族人民在一年来的大跃进中，以革命干劲和老老实实相结合的精神，战胜了数十年来未有的干旱，在农业生产上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粮食增产将近一倍，每人平均原粮达到一千斤以上。棉花、烤烟、甘蔗等经济作物，也比去年分别增长了一倍至三倍。
水利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但是，历史上留给云南省的灌溉面积，可以保证按时栽种的只有四百万亩，只占全省水稻面积的四分之一。根据这一情况，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同时，各级党委首先领导群众，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兴修水利运动。从高黎贡山到红河峡谷，从云岭山脉到怒江两岸，全省今年共有三百万大军投入了水利战斗。根据云南的特点，在广泛兴修小型水利的同时，还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三百多个中型水库，蓄水量都在二百万方以上，使灌溉面积扩大到全部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但是正当春耕季节，全省绝大部分地区又遭到了数十年来未有的干旱。为了战胜干旱，云南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抗旱斗争；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们冒着拔海三千多公尺高山上的严寒，开山劈石，利用天然水源，开出了平均每人一亩以上的水田。玉溪专区的华宁县，七百多个民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开通全长四十多华里、翻越十二个悬崖绝壁的水渠。江川、晋宁等县，在滨湖沿江地带，安上了近二万部水车，昼夜车水泡田。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使江水倒流、引水上山的英雄事迹。全省基本上作到了满栽满插，不误时令。
在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各级党组织都发挥了战斗堡垒的作用。去冬今春，中共云南省委就根据云南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革命干劲与老老实实相结合”的口号。广大干部在这一口号下，发挥了极大的革命积极性，先后深入到社、队田间，与群众同甘共苦。在兴修水利、抗旱栽插和抗旱保苗斗争中，牢固地确立了人定胜天的思想。在中耕夏锄中他们又依靠各族群众想尽一切办法，弥补了由于干旱影响而大面积栽插过迟的缺陷。这就使得广大群众在水利、抗旱、中耕夏锄三个决定性战役中，始终保持了高昂的战斗情绪。
但是在今年农业跃进的过程中，不少地方也存在着只顾生产而对群众生活关心不够，不善于调节劳逸等缺点。还有的地方存在着重视了农业生产而对农村副业和多种经营有所忽视的倾向。中共云南省委正在采取干部整风和巩固提高人民公社的办法，教育干部学会用两条腿走路，既要领导生产又要关心群众生活，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更大跃进。 （陈铮）（附图片）
西双版纳傣族女歌手晚依香冷，在田间给社员唱新民歌 本报记者 王传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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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昔日关山阻隔 今日四通八达
云南发动群众大办交通
本报讯 云南省贯彻筑路工作的“小、土、群”方针，全党全民大办交通，使交通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不完全统计，今年1到11月份，全省新修公路五千多公里，牛马车路一万七千多公里，并有六千多公里公路正在全面施工，大部分可在年底完成。
云南地形复杂，南部是热带和河谷地带，西北部是横断山脉，高山峡谷，相互阻隔，使全省的交通十分困难。但是，各地都盛产各种经济林木、药材等植物，地下矿藏也很丰富。几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每年新修的公路，超过解放前发展速度的十倍以上。到去年，公路通车里程已由解放前的两千多公里增加到一万一千多公里。
工农业大跃进以来，人民群众要求迅速改善交通面貌的愿望也更加迫切，很快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筑路高潮。昭通专区发动各族群众诉了交通不便的苦，算了运输困难的账，很快就有六万九千多人上山修路。他们风雨无阻地在滇北高原上劈山开路，这个专区今年已经修公路一千多公里，由去年的四个县通车，发展到十一个县都有公路。保山县结合工具改革，全县几十万人一齐出动，十多天就修公路、牛马车路和独轮车路达四千多公里，使大部分乡都通车路。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由中甸县到自治州首府迪庆的公路，已经穿过大雪山，年底即可通车。在楚雄彝族自治州的牟定县，全县几个重点矿区，都已通了公路。目前，全省还有二十多万筑路大军，正与高山深水奋勇搏斗。
许多新公路的修成，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据推算，有了公路，每辆汽车每天可以节省五百个劳动力或三百匹马。今年来，通过公路运输的物资，达两千多万吨，比去年增长了一倍以上。
（王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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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白雪深处
本报记者 陈勇进
白云在飘动着。
当人们仰望那长空里飘动着的白云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在白云深处还有人在紧张地劳动。如果有的话，人们也爱从神话上来理解它。在云南，这种现象是不少见的。
这天，我们从昆明坐车一直往北走，也不知爬过多少高山，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块，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就置身于茫茫的云海之上了。在这里，工厂的机器在转动着，汽车在鸣叫奔驰，炼铜的炉火在熊熊的燃烧。在这里，还不时听到锣鼓的喧闹声和炼铜工人快乐的歌声。不仅在大平原上，在云端同样可以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
到这个山区的第二天上午，党委书记荆克洲同志就领我们看炼铜。他领我们离开了马路往一条难行的小道上爬。大约爬了半个钟头的时间，就到达那片浓烟冲天的土炉旁。荆克洲看着紧张炼铜的工人说：“我们的成长过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小土群，山半腰是小洋群，那边的大山上是大洋群。”
此刻，从那边的小土炉群里，传出了呼?呼?的拉风箱的声音。这些小土炉，有的是用泥土造成的，有不少是用炉碴造成的。这是工人们的创造，如果用砖用石垒，不仅砖烧不出来，它的造价会高得很。这样的小土炉，如果矿石好一天能出一百多公斤。眼前我们看的就是个好的土炉。两个老工人正在乐滋滋地谈些什么，有时用手摸摸那沉重的铜块，敲敲，听听那金属的声音。荆克洲说：这些人不叫他们劳动，他们硬是跑来了。其实这些人所以那样高兴，正是因为他为社会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强烈的鼓风机的响声把我们引到半山腰马路边上来。这里的炼炉，是小洋炉的阵地。所谓小洋炉就是土炉加鼓风机。这么短的时间，要生产这么多的铜，用什么办法呢？没有鼓风机就不能保证炉子的正常生产，他们采取自己武装自己的办法生产鼓风机。当修机厂的工人们听说要生产更多铜的时候，他们白天造型，晚上造机器，从过去一个星期生产一台，提高到一天生产三台，不仅这样快，而且质量好。
我们在一个六十吨炉旁停下来。那个约五十岁的老炉长正在指挥生产，一时他并没有理睬外来的参观者，只是紧张地跑到两丈多高的喷着烈焰的炉顶上，看了看炉内的矿石，然后又打开风嘴，看了看炉火的温度，才放心地走近来向我们招手说：“现在我们这个炉生产正常了，一天能出两吨铜。”老炉长黄朝相满意地笑了笑。他说：“我们这个六十吨的炉子有五十个工人，而炼过铜的却只有两个。”这个大炉子刚开炉时，矿石加到七百斤炉子很正常，后来他们老想高产，一下加到九百斤，第二天早晨，炉子坏了，以后，他每天上班前就对工人讲怎样操作，操作的时候他亲手教新工人。老黄嘴里整天价念道着：国家需要铜，我们要加紧学习，不懂就问。老黄为了叫这些新工人快着掌握炼铜技术，总是不停脚地从炉上跑到炉下，又从炉下跑到炉上。
那些天，老黄虽然那样紧张，但他心中真像开花般的高兴。因为他是一个老工人，多少年来，他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炼铜，他从来没觉得社会上像今天这样地需要他。对于他来说，看不到出铜真像挨饿一样难受。从1952年他就参加了炼铜的基本建设工作。那时，他听不少干部讲，将来这里要建立多么大的工厂，工厂又是怎样地现代化，不仅工厂现代化，铁路还要通到这里来。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几年过去了，他们还在进行基本建设，天天打矿洞。自从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后，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由小土群，上升到小洋群，基本建设——大洋群的速度也比过去更快了。他们还为国家炼出那么多的铜，炼出那么多的人来，这对未来的大规模生产该有多么大的用处啊！
老远老远就看见山那边更高的山峰上树立的铁架，铁架上红旗飘扬，它有时被浓厚的白云笼罩着，当白云飞走的时候，它那雄伟的身躯骄傲地插入空中，这就是“大洋群”建设工地的竖井工程。谁能不为那竖井工程而振奋呢？可是当这么大的工程开始的时候，这里仅有一些土簸箕，仅有一些洋镐，开工不开工呢？一个叫周鹏林的技术员说：
“这么大的竖井工程，没有卷扬机怎么进行，没有压风机、没有钻眼机又怎么进行，要这样开工，不是开玩笑吗？”
“机器是人造的，奇迹也是人造的。”工人们说。
“你们干吧，出了事故我不负责。”
“你不负责我们负责，基本建设也要跃进，我们不能再等下去。”
这里的工人们，凭着自己的双手，凭着那些土家什干起来了。结果他们一天干到十一公尺，后来卷扬机来了，压风机来了，也才干到十二公尺。在竖井下的矿洞里，虽然坡度大，出水多，没有轻便铁道，工人们却创造了全国的日进纪录。而这种先进纪录也是因为先进思想战胜落后思想才出现的。开始打矿洞时，每月计划只有五十公尺，工人们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大跃进哩，每月只订五十公尺的计划，太不像话，至少要订一百公尺。”
“书本里规定每月进度最多只能达到七十公尺。”技术员杨佐荣说。
“书本上有没有像我们这样的大企业，书是人写的，我们只知道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书本子上写的也不全对。”工人们质问杨佐荣。
“咱们全国的挖洞月进度就没有一百公尺的。”
后来工人们开会研究的结果，指标订的不是一百公尺，而是一百七十公尺。杨佐荣又说：
“多快好省我不反对，但要有科学根据。你们看，一排炮只能进一公尺，一天放三次炮，只能进三公尺，一月顶多进九十公尺。你们订一百七十公尺的计划可能吗？”
“好吧，我们干，你瞧吧！”工人这样回答杨佐荣。
这里的职工决心来个生产基建双跃进，那时，洞子里的炮声刚刚响罢，运石的工人就冒着浓烟推着车子进去了。这时候，领导人通常用命令叫工人进行休息吃饭。他们的月进度不是一百七十公尺，而是二百三十公尺。在这样生动的事实面前，杨佐荣说：
“我思想上落后，只是迷信书本，看不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今后我要好好地向工人同志学习。”
这里工业建设的步步高的曲子，就这样地在白云深处演奏着。（附图片）
任之玉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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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碧罗雪山中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见闻
本报记者 黄昌禄
人类经历了几十个漫长的世纪，才越过了痛苦的阶级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时代。但是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中的一些过去过着原始生活的民族，由于党的领导和其它先进民族的帮助，在短短的几年中，便走完了人类通常要几千年才能走完的道路。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便是其一。
在云南横断山脉的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中，夹峙着奔腾而下的怒江，在怒江两岸的高山峡谷中，居住着数以万计的傈僳族人民。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是依靠弩箭猎取走兽飞禽，同时用木棍在陡坡和石缝中种植一点庄稼，以求生存。由于生产工具十分原始，加以大山阻隔，同祖国其它民族很少往来，因此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到解放前，这里还没有形成完整的阶级社会。那时，傈僳人的生活十分贫困，身穿麻布衣，夜间烤火取暖。没有文字，只能刻木记事。……
但是，这一些现在已经成为历史了。傈僳族自治州已经在今年国庆节前实现了人民公社化。记者访问了自治州的二十个公社之一——团结人民公社。这个公社共一千二百一十二户，全是傈僳族，居住在怒江东岸的碧罗雪山上。在这里，每天都看到和听到许多激动人心的事情。
石斧与打谷机
清晨，在阿斗罗大队里传出了振撼山谷的铓声，公社社员随着铓声唱起山歌愉快地走向田间。又随着铓声休息、吃饭和睡觉。铓声，成了傈僳社员新生活的脉膊。可是，古老的铓声，也唤起了傈僳人深沉的回忆：就在距现在不远的年代里，铓声是头人召集成员的号角，那时许多成员在一起耕种和打猎，收获物按人口平均分配，这种分配物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维持。怒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时，傈僳人听到这铓声，还常常扶老携幼逃往原始森林或岩洞中躲藏，因为这往往也是官吏恶霸下乡，索粮派款的讯号。那些年月，傈僳人经过艰难的劳动，虽然也能收到一些粮食，但大部分要被官吏恶霸夺去，他们仍然得过原始的困苦生活。被逼得卖儿卖女，跳入怒江自杀的事，经常发生。因此这铓声，也是傈僳人旧生活的烙印呵！
可是现在在碧罗雪山新开的梯田里，公社正在忙着秋收，阿斗罗大队今年的粮食产量比去年增加了大约六倍，用打谷机收了一个月还没收完。我们来到排坝村的打谷场，看见几个傈僳男女青年用脚有节奏地踏着打谷机，金黄色的谷粒暴雨般地向四方倾泻，一架机器每天可打一千多斤稻谷。而在这个村的拉末家里，现在还保存着一柄石斧。当然，这一代的傈僳人已经没有谁用过石斧了，可是，二十来岁的青年还使用过树枝作成的木锄挖地。两年以前，傈僳人打谷还在用脚踩，一人踩一天，把脚板踩破了也只能打三十斤。石斧与打谷机，这两种生产工具标志着多么漫长的一段社会发展史，而在傈僳人的生活中，好像是昨天和今天的事！
第一代工人
傈僳族的语言中还没有“工人”这个词汇，团结人民公社成立后，开始建立自己的工业，现在已经有二百多个社员成了傈僳族的第一代工人。“创业维艰”这句话在这里具有特殊的意义。我访问了公社办的娃平炼铁厂，从厂长到工人全部是傈僳人，其中只有阿玉才一人当过两年铁匠，其它人连铁从哪里出来也不知道。他们在两个干部的帮助下便办起来了。开初挖矿，唯一的根据是社员黑欠在犁地时犁出了一块像铁的石头。他们在这块地上挖了三、四天，都是泥巴，但没有灰心，一直挖了一丈多深，才挖着了铁矿。矿石有了，没有人知道怎样砌炉子，厂里就派出三个人背着粮食走三天路到泸水县去看。回来照着人家样子把炉子砌好了，却不会作风箱，又派人走了一天路到县城去请人作了个风箱，拆成五块，用五个人背回来。经过千波万折，最后终于炼出铁了。现在，这个厂已经炼出五百多斤生铁，公社用自己生产的铁造出了农具。厂里已有六个人掌握了砌炉和炼铁的全部技术。阿玉才现在成了厂里的“老师傅”了。他兴奋地对记者说：“等公社的铁生产多了，我一定要学会造机器！”
食堂的早餐
团结人民公社已办起了十二个公共食堂，五千多社员全部在食堂里吃饭。一天，我们来到娃底杭村的食堂吃早餐。因为成立不久，来不及盖大房子，目前暂时只有一个厨房，社员们把菜饭打回家里吃。我们把饭菜抬到傈僳老人亥机家，和他全家围着火塘同吃起来。老人嚼着香喷喷的白米饭和甜甜的南瓜，脸上闪烁着幸福的笑容。边吃饭边告诉我们，他家四口人过去只有八亩陡坡地，每年种的玉米只够吃三个月，余下的大半年日子靠到雪山上挖树根和野菜或猎取禽兽充饥，这样熬过了六十九年。去年加入农业社后，集体开了梯田，秋收后分得五百零五斤稻谷，这辈子才第一次尝到了米饭的滋味。成立公共食堂后，米饭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的姑娘使家扭插嘴进来说，以前，鸡一叫她就赶忙起来烧火煮饭，玉米不容易煮熟，快到中午才能吃早饭。现在她可以不再为这些事发愁了。最近她又在秋收队成了一名使用打谷机的能手。
新的追求
娃底杭村旁的山坡上，有一片奇特的梯田，麦苗长得又密又旺。傈僳人经过这里，都要停下来看看。田埂上树着一块木牌，用傈僳文写着“干部试验田”。我找着这片试验田的负责人卢书纳，他是人民公社的社务委员，但今年才二十岁，他向我谈起关于种试验田的故事来。
公社成立后，有人提议要把生产搞得像汉族老大哥一样，种一年，吃三年。为了先作出个榜样，社委会决定种试验田。卢书纳找了几个青年积极分子，两个工作干部首先干起来。过去，傈僳人种地只挖两、三寸深，试验田深耕了两尺。有经验的傈僳老人看见了，警告这些年青人：“你们把瘦土都翻上来，莫不是想收一把草？”年青人回答说：“我们一架田（合两亩）要放三千背（每背一百斤）肥料，瘦土也要它变成肥土。”老人摇摇头说：“你们上哪里找这样多肥料？”青年们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田埂上的草铲光了作肥料；把村里的猪牛厩扫干净了作肥料；还不够，就攀着悬岩峭壁到雪山上的原始森林里去背腐植土作肥料。
开始播种了，试验田每架搞了两百斤种籽，过去一架麦田最好才收两百斤。好心的老人又跑来劝告：“你们疯了吗？撒这样多的种，连本也收不回来！”可是，卢书纳今年8月间到内地参观，亲眼看见密植的稻谷长得又多又好，一架田要顶几十架，心想：“人家能成，我们也能成。”坚持进行了密植。
麦苗出土后，老人们慢慢地佩服这群年青人了，也学着试验田的样子作。妇女和儿童们也搞起试验田来。这星星之火，正以燎原之势发展着。
我问卢书纳：“你们试验田打算收多少？”
他很有信心地回答：“我们听说全国最好的一亩小麦收了七千多斤，我们想赶上它，一架田收一万五”。
“能赶上吗？”我故意问。
“有党的领导，一定能赶上！”（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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