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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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劳动人民中间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缩小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认真进行。
——摘自“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工厂办学大有可为
中共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 胡亦仁
今年以来,太原市厂矿企业的职工教育,有了飞跃的发展。截至9月底统计,在全市八十九个国营、地方国营厂矿中,已经举办了各类学校七百三十多所,入学人数共十四万多人,占职工总人数的75%以上。许多单位建立了从扫盲到大学的业余教育,从初技到大专的半工半读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普通教育,开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体系。许多单位,除了厂办的学校以外,在车间、工段都办起了学校,并且还有职工群众自己办的学校,真正形成了全民办学的热潮。这些学校又都是根据生产的需要,密切结合生产的。随着职工教育的迅速发展,在全市职工中的文盲已经基本扫除,广大职工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技术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并且把学到的知识立即用于生产,成批的技术革新者和先进生产者涌现了出来,新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根据10月份的统计数字,全市职工技术革新和合理化建议共达一百零三万件,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总和,试制成功的新产品达二千零九十四件。这样就使厂矿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是工厂,又是学校,既是工人,又是学生,不仅多快好省地普及了教育,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事实证明,工厂办学是大有可为的。
这种新的局面的出现,是在过去几年来厂矿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年以来,随着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掀起了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在这种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要求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的政治、文化和技术水平,要求多快好省地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大批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厂矿教育的面貌,显然是不可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特别是在党中央教育工作会议以后,进一步贯彻执行了党的教育方针,在整个教育战线上迅速出现了新的气象。
这些成绩的取得,完全证明了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但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中,是经过了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不仅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有两种方法的斗争,不仅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教育观点的抵触,而且在部分干部和群众中,也存在着迷信状态和自卑心理。这些思想问题,集中起来,大致反映在三个问题上:
首先是厂矿要不要办学的问题。有的人认为:“工人没有文化,一样可以完成生产指标”。有的人认为,工人即使需要文化,“至多扫了盲就行了”。有的说:“办学校是国家的事情,工厂办学校是不务正业,势必影响生产”。有的虽然也感到工厂办学的必要,但又觉得“远水不解近渴”。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抵触,否定工厂办学的必要。是真的不必要吗?许多工人认为:“机械化,电气化,没有文化不能化”。可见上述思想,既没有看到生产的需要,又无视职工群众的要求,显然是错误的。
在如何办学的问题上,也是存在着两种方法的斗争的。有的人一提到办学校,就是伸手向国家要钱,要设备,要师资,单纯依赖国家,依靠专家,而不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如果按照这种人的意见办事,同样是不可能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
在厂矿中究竟应该办什么样的学校,也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有的人主张:“要办就办个像样子的学校”,一味追求所谓“正规化”,贪大求全,认为“专科没条件,大学办不到,高中有困难”。这种意见,显然也是不切合当前实际需要的。
对于这些思想问题,必须坚持批判,但也不是等所有思想问题都解决了,才开始行动。我们采取了边议论,边行动,边发展,边规划的办法,一方面,通过大会小会等形式,认真讨论和学习党的教育方针,一方面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想办法。这样在迅速行动起来之后,实践的效果,又不断解决了思想问题,推动了职工教育的迅速发展。
厂矿办的学校,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业余的,一类是半工半读的。业余学校在目前数量最大,学生人数也最多。学习时间同生产时间的矛盾问题,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从大跃进以来,这个矛盾更显得突出。解决不好,势必影响生产,也影响学习。但是,应该看到,生产同学习也是矛盾的统一。我们采取的办法,是交给群众讨论,因为生产和学习都是群众的迫切要求,应该相信群众能够妥善解决这一矛盾。经过发动群众想办法以后,许多单位很快就在时间安排上作出合理的规定。一般都实行了“七、七、十”(即甲乙丙三班以周轮流工作七、七、十小时,当工作七小时周时,学习三小时,工作十小时周时不学习)和“六、八、十”的办法。太原矿山机器厂在加工车间实行了“五、八、十一”制,在锻铆车间实行了“六、八、十”制,效果都很好。这种安排,可以达到三满意(领导满意、教师满意、工人满意);四保证(保证了生产、学习、党团活动、休息的时间),而且不减少职工工资。工人普遍认为这个办法好,千万不要再改了,这种安排,既有利于坚持职工业余教育,在目前看来,又是逐步过渡到半工半读的较好形式。除了业余教育以外,许多单位都试行了半工半读。这种半工半读目前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新招收的学生、徒工和代培训工实行半工半读,二是抽调一部分干部和老工人实行半工半读,经过领导批准,在学习时间内不扣工资;三是有条件的单位逐步试行四班制。目前半工半读虽然还不是大量的,但它是职工教育的方向,是社会主义新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将逐步发展成为工厂办学的主要形式。
不论哪种形式,都是密切结合了生产的。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和成人的特点,同时又不忽略基础知识的学习,我们在教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教学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教材改革。在进行教材改革中,同样遇到了两种不同观点的斗争。有的人认为“教学只能循序渐进,欲速则不达,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如果要改,“就会破坏教材的科学性、系统性,就要降低教学质量”。也有的人存在着自卑心理,认为“编教材,著书立说是专家教授的事,咱们干不了”。针对这些思想问题,各级党委组织讨论,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辩论中,广大工人对于以往采取的那种脱离当前政治,脱离生产实际和不适合成人特点的教材很不满意,认为“学习生产两码事,学了书本用不上”。而且要求加快学习进度,对于那种从高小到高中毕业需要十一年半的制度,称之为“老牛拉车上高山”,要求“赶快改变这种办法”。辩论的结果,批判了那种“系统论”、“质量论”等资产阶级观点,采用了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的方法,编写教材。在教材的内容上,推广了太原钢铁厂的“三要三不要”,即:基础知识要,与生产有关的知识要,将来深造必需的知识要;脱离实际的知识不要,学员已有的知识不要,重复的内容不要。这样改革以后,实践证明效果很好。随着教材的改革,在课程、学制、教学方法等方面,也都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例如把过去从高小到高中需要十一年半的时间,减少到五年,取消了一些当前不必要的课程,在教学方法上,除课堂讲课的形式外,还采取了现场教学、直观教学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这样做的结果,大大地缩短了时间,加强了速度,工人学习成绩显著,并且在学了知识以后,就可以立即用于生产。工人们说:“从前一本书,半月读不完,现在每堂有新课,学习起来劲头大”。其效果,直接反映在劳动生产率的大大提高,新的记录不断出现,而且苦干苦学,积极钻研技术,在许多单位形成了普遍的风气。这样,工厂便自然地成为生产、教学、科学研究三者相结合的基地。例如山西机床厂红专大学的四个学员,在开始参加了学习以后,领导上便把制造一个土滚齿机的任务交给他们完成,并抽出一个见习生和一个计划员参加,组织六个人的技术革新小组,他们经过了九天的研究,完成了机器的全部设计,经工程师鉴定结果,不仅完全符合设计原理,而且是利用了许多代料和废料,工料费仅用六千多元,比制造一个同样工作能力的洋滚齿机节省十四万四千元。现在在这个小组的基础上,已经扩大成为车间的红色设计院,把全车间的职工组织起来,分别组成五个设计所和五个推广所。他们的研究项目,基本是两大类,一是尖端技术的研究和设计,一是按照土洋并举的方针,解决当前生产中的关键问题。这种群众性的科学技术研究组织的不断充实和提高,将使文化革命同技术革命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体力劳动同脑力劳动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工人们普遍反映说:“我们是一边学习,一边应用,一边研究科学技术,一边实际操作,又是工人,又是学生,又是工程技术人员”。
目前,太原市厂矿办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党的教育方针,在干部和职工群众中的学习和讨论,还不够普遍,不够深入。确实贯彻执行党的这条方针,还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斗争过程和实践过程。在教学改革中,有些单位还没有大搞群众运动,许多问题还有待于继续摸索,逐步求得完善。只要我们坚持党委领导,充分发动群众,密切结合生产,就一定可以使厂矿职工教育逐步走向巩固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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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厂矿成为生产、学习和科学研究的基地
太原各厂矿八年来办学近千 技术文化成果累累
本报讯 在太原市三百多个厂矿里,各级各类学校已是遍地开花。大批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成长,他们已成为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
太原市厂矿已有八年办学历史,生产大跃进以来,又办起许多学校,有厂办的,也有车间、工段办的。据八十九个厂矿的统计,共办起了业余小学、业余中学、业余大学、初级和中等技术学校近一千所。大部分厂矿还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十四万人进入了厂矿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入学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5%。由于广大职工勤学苦练,文化水平逐年提高,许多工人已成为既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又有一定的政治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据统计,1950年全市职工文盲人数占职工总数的33%,工人上大学、高中的根本没有。现在,已扫除文盲五万四千多人,占职工总数的95%,小学文化程度的占职工总数的68.6%,中等文化程度的已达到职工总数的24.9%,并有不少人具有大专学校的文化水平。
太原市厂矿培养出来的大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他们中有些担任了厂级、车间、工段的领导职务,有的成了生产骨干,有的成了工程师、技师、技术员。太原水泥厂和太原矿山机器厂有五千多个职工提升了技术等级,有三百八十四人提升为工厂管理干部。许多工人在生产中不断革新技术。太原矿山机器厂许多工人掌握文化科学技术知识以后,已经能够独立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这个厂锻铆车间生产副主任王振华,原来只有初小文化程度,由于他坚持学习文化,现在已能设计、绘图、试制一些新产品。在技术革新运动中,他汇集了本车间汽锤钻子万能化,提出生产“十大化”的革新方案,并指导工人改革技术,目前已实现了“五化”。太原钢铁公司工人阮成谱,原来一字不识,如今已成为技术革新能手,他运用物理学滑轮组原理,改装了下车不停套的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全年可为国家增产钢板四百二十吨。太原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钳工焦庆虎,还修改了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的三槽出钢分钢舵拉杆,效果很好。
厂矿大办教育以后,许多工厂已成为生产、教育、科学研究三结合的场所。工人们在生产实践中进行学习,同时大搞科学研究活动。他们是劳动者,是学生,也是科学研究人员。山西机床厂全厂建立了七个科学院(设计院)、四十九个科学研究所(设计所),四百多个红专技术研究小组,三十多个试验工厂。这些科学研究组织研究的课题有“原子追踪控制电炉问题”、“一千二百吨与五千吨水压机试制技术”、“新型机床设计”等数百个。目前,工人们已经研究设计和装制成功了“含油轴承”“远距离控制高温”等。参加科学研究活动的三千多职工都是这个厂中学和大学的学员。工人张月云和徐文烛最近设计成功了一台滚齿机,经工程师鉴定,设计完全合乎规格,比同样能力的滚齿机节省了十四万多元。
广大职工在提高了文化水平以后,经常阅读有关政治理论、技术、文艺等书籍。工人们高兴地说:“学了文化开眼睛,学了政治开脑筋。”许多工人还写诗、绘画、著书立说。几年来,中共太原市委一直很重视职工业余教育工作。今年5月和7月,市委连续召开全市教育会议,讨论了党的教育方针。在办学中,各级党委采取了边议论,边行动,边发展,边规划,走群众路线的办法。同时许多单位领导人经过算账,感到现在缺乏技术力量,将来更缺乏,如不及早进行培养,将来愈来愈被动。思想问题初步解决后,全市出现了群众性的办学高潮。目前,各厂矿结合生产实际,以教学改革为中心,对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附图片)
太原矿山机器厂工人在红专学校上文化课 周树铭摄
山西机床厂红专学校学生张根端、李根源和隋桂芝在进行科学技术研究。 周树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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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车间办学颂
边永春
车间办学校,
工人读书篇。
翻开历史看,
古今无记言。
扔掉文盲帽,
挥笔写诗篇,
要找工程师,
俺们个个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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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丽的远景鼓舞着我
山西机床厂工人 张月云
在旧社会里,我家穷得精光响。我从小就进工厂当工人,没有念过一天书。解放后,工人当家做主,穷人翻身了。厂里为我们工人成立了业余学校。我上了业余初小班学习,认了一些字,慢慢能看报写信了。但是,在生产中有许多困难,如看不懂图,不会计算,没有科学技术知识等,所以生产效率总是提不高。这使我感到要真正当家做主,就必须继续努力学习文化。于是,我上了高小,又上了初级技术学校,学的知识就逐渐能用到生产上了。这使我越学越爱学,越学越爱干。1956年,我利用学到的文化知识,创造了一个跑齿机,提高工作效率一倍多。今年厂里办起了半工半读红旗大学,我高兴极了,就赶快报了名。在学习中困难确实不少,这个原理,那个公式,搞得我头昏眼花,但是,党关怀我,同志们鼓励我,一想起旧社会的痛苦和共产主义的远景,学习信心就增强了。在任何困难下,我都能坚持下去,学到的知识对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的帮助比过去更大了,干起活来也轻松了,整天乐洋洋的,上午挟着书本到大楼课堂学习,下午在车间干活,搞科学研究。前些日子,我和我们车间的科学研究所的成员徐文烛等六个工人,利用自己学到的文化知识,共同研究设计成了一台土滚齿机,这架机器比一台同等能力的洋齿机节省了十几吨钢材,还节省了十四万元。我们还运用几何原理、三角、制图等知识,设计成功一种钻六个孔的多头钻,提高了效率六倍多。现在,我们厂里人人都上学,人人搞科学研究,看到这些我就心里乐啦!解放前做牛马,如今上大学,研究科学,我们工人真正翻身了。
我过去对上大学真是想也不敢想。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才能成为大学生。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在党的教育方针照耀下,我一定努力学习,争取在四年内成为一个大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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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工厂办学必须依靠群众
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后,全国各地厂矿企业中很快地出现了大办业余教育的热潮。原来只有扫盲班或者小学班的厂矿企业,现在普遍办起了中学,有的还办了大学,在工厂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原来只是市办、区办至多厂办学校的,现在车间、工段甚至群众自己也办起了学校;原来已经停顿下来的业余学校,都恢复起来,进行整顿和改革。
在已经办起来的学校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些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工人愿意学,生产上效果好,行政干部欢迎,即使在最紧张的大搞钢铁的时候,学习也没有完全中断;另外一些学校则办得冷冷清清,工人不高兴上,领导上也不欢迎,生产一紧张,学校就“散”了。有人说,这是“开学一哄,中间一松,末了一空”。学校办得好坏,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主要一项却是是否依靠群众,认真贯彻群众路线。
做任何工作都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办学校自然也不例外,这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新问题需要提出,其实不然。依靠群众虽然并不是新问题,可是,有些厂矿在办学校的时候却没有这样做,或者只是简单地找上几个工人开个座谈会征求一下意见。这样,群众很难提出多少意见,领导者也就误认为办学校工人是外行,谈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撇开群众,单由少数专职教育工作者去办学校。真正依靠群众办学的就不是这样。他们首先把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交给群众学习讨论,组织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发动群众参加各种办学工作,解决办学中的各种问题和困难。事实证明,群众一经掌握中央指示的精神,对办学问题就决不再是什么外行,或者提不出什么意见。相反的,他们就成为中央指示的坚决的执行者。特别是在办学的几个关键问题上,有群众参加,就能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顺利地得到解决;没有群众参加,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或者是慢吞吞地踏步不前。
教育和生产相结合,为生产服务,还是脱离生产,不为生产服务,这是工厂办学办得好坏、能否坚持下去的一个根本问题。要贯彻执行党的教育和生产结合的方针,就需要在学制、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彻底进行改革。依靠谁来进行这些改革呢?目前,不少专职教师和工程技术人员对于党的教育方针还有程度不同的抵触情绪,他们认为强调为生产服务,就只能培养出一些“似解非解、似通非通的不合规格的人材”,觉得这样的学校办也罢,不办也罢。有些专职教师虽然赞成党的教育方针,可是,他们既不熟悉生产又不熟悉工人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单单依靠他们也不可能贯彻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的方针。有些厂矿因为只依靠他们进行教学改革,就很难改革得好。因而在有些厂矿中工人们干的想的都是大跃进,上课听的却是“关关睢鸠”、“桃花源记”。工人在生产中碰到许多问题,学习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少帮助。这样,群众的学习热情自然就很难持久。采取自下而上发动群众的办法进行教学改革,就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上海及其他一些城市的厂矿都是首先发动群众对教学问题大放大鸣大辩论,而后采取老工人、技术人员、专职教师三结合的办法自编教材,修改学制、改进教学方法。因为老工人生产知识丰富,懂得群众的思想和要求,把他们的这些优点和技术人员专职教师的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就能够初步搞出一套比较适合本厂生产需要和工人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教材。目前,虽然许多单位制定的学制和新编的教材并不是已经非常完善而不必再作什么修改了,但是,它们是受群众欢迎的,又能直接推动生产,因此,就能坚持下去,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修改,逐渐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适合于各种不同产业工人要求的课程和教材。我们强调依靠群众并不是否定专职教师和技术人员的作用,他们还是我们在工厂中办学校的不可缺少的力量,他们的作用应该很好地发挥。但是,依靠群众同发挥专职教师的作用不但不矛盾,相反地,只有充分发动群众,使他们和群众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把学校办好。
大办学校需要大量的师资。贯彻教育和生产结合的方针,需要大量懂得生产、熟悉工人的教师。厂矿中现有的专职教师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在目前劳动力这样紧张的情况下,从哪里开辟师资的来源?依靠党委从外面调进,这当然困难很多。工厂和学校挂钩,学校可以在师资方面给工厂以支援,但为数也不会太多。解决这个问题,同样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就是说,除了专职教师、技术人员外,要大量地从富有生产经验的老工人中选拔教师。根据能者为师的原则,谁熟悉什么就讲什么,一门课有时可以由三个五个甚至十个八个人分别来教。这样,教师的来源就可源源不绝。有人怀疑,工人既是学生,能不能同时又是先生呢?当然,我们决不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当教员,而只是说在工人群众中可以发现不少人可以当教员。例如,许多老工人有丰富的生产经验,就可以担任他们熟悉的某一门课的教员。当然,不能说老工人做教员就没有困难了,他们受到缺少文化和理论知识的限制,这方面要靠他们自己学习,一方面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组织教师进修班,由专职教师和技术人员对老工人进行辅导,同时互相取长补短。或者采取“土洋结合”、“一堂课两人教”的办法,老工人和专职教师一起备课,老工人讲实际,专职教师讲理论,效果很好。这样,不但可以解决老工人讲课的困难,同样也有助于专职教师和技术人员提高教学质量。
不论开展业余教育或者半工半读,首先需要保证学习时间。当前生产这样紧张,保证学习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依靠党委对学习和其他各项工作统筹安排,同时必须依靠群众。重庆江陵机械厂的二车间1至8月份的生产任务一直完成不好,9月份任务增加了很多,领导上要抽调老工人半工半读的时候,车间主任和工段长的顾虑就很大。这时,领导上发动群众学习讨论党的教育工作指示,把生产和学习任务都交给群众讨论执行。结果,9月份既抽调了16%的老工人参加半工半读,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这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在生产紧张的情况下,哪些人需要加班,哪些人可以不加班;哪些人这几天紧张,哪些人那几天紧张,以致有哪些零碎时间可以挤出来学习等等,只有工人自己最清楚。至于解决时间问题的根本办法——用革新技术、提高效率来代替加班加点,这更需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既然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大办学校和办好学校,而不少地方为什么又不肯发动群众办学呢?他们的理由是:怕乱!
怕乱的想法来自领导方面。工厂的领导干部特别是管生产的干部,他们怕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打乱了生产秩序,完不成生产任务,因此,宁愿由少数人去办学校。其实,要办学校,就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有依靠群众,办起的学校才能和生产结合,为生产服务;不依靠群众,办起学校倒真是要影响生产。
其实,乱与不乱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不可免的现象。我们要破旧立新,对于旧的来说,新的就是乱,当新的确立起来以后,就不是乱而是治了。在放手发动群众去大胆进行改革和创造的时候,开始总是难免有一阵子乱,但是,只要加强领导,就可以及时地从乱到治。从乱到不乱的问题,是加强领导的问题。集中领导和群众路线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结合起来,就可以乱得少些,治得快些,就可以比较顺利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道路。这是两条腿走路的问题。厂矿办学应该如此,其他一切工作也应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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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原矿山机器厂解决了工人生产和学习的矛盾
学习时间增多 生产不受影响
本报讯 太原矿山机器厂车间办学后,实行了一种业余学习的新办法。这种办法解决了长期以来生产、各项活动和学习之间的矛盾,使全厂职工教育得到蓬勃开展,出现了领导干部、职工和教师“三满意”,生产、学习、活动、休息“四保证”的新气象。最近,中共山西省委在这个厂举行了全省厂矿办学现场会议,推广这种业余学习的办法。
这个厂在车间办学以来,很快地建立起从高小到高中的五所红专学校,并且人人想办法,解决生产与学习矛盾。加工车间办起学校以后,全体职工在党支部领导下,从改变生产组织着手,讨论确定了学习形式,把原来每班生产时间八小时的三班倒改为五、八、十一的三班倒。甲班工人生产五小时,然后学习,这样持续学习六天,然后大倒班,轮流学习。经试验后效果良好,推广到各车间;锻铆车间又根据本部门的生产特点,制定和推行了“六、八、十”制。这个厂建立这两种学习组织形式,把生产和学习时间固定下来,既能完成生产任务,又能使学习时间得到保证。
实行这种办法,使生产、学习、休息、活动都有了保证。过去厂的领导干部最大的苦恼是,生产和学习常有争时间的现象,职工文化水平提高较慢。推行了车间办学后,采取了以上新的学习办法,从厂级到车间的领导人员层层负责领导,统一安排生产和教育。过去职工每周学习时间最多有六小时,还常常被其它工作占用。现在,每周有了固定的学习时间。过去学习时间太短,并且时断时续,学习出席率很低,教学效果很差,教师学员都有意见。现在学员学习时间集中,精力集中,教师也能够妥善安排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学员学习出席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教师说:过去上课是“空城计”,现在是“满堂红”。职工反映,学习时间充足了,学得快,又记得牢。
由于生产、学习时间安排得当,各项活动和休息也随着得到保证。过去各项活动经常与学习打架,顾此失彼,职工下班后学习也感到疲乏。现在,有些政治活动在课外或结合政治课进行。参加学习的职工除了生产、学习以外,还有充足的时间休息、娱乐、搞家务。
实行这个办法后,全厂腾出了大批工人参加学习,入学人数由两千多人激增到六千三百多人,达到了全厂职工总数的95%以上。学习时间增多了并未影响生产,在10、11两个月生产任务不断增大的情况下,全厂生产任务超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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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攻克文化堡垒的人
——太钢工人焦庆虎学习文化推动生产
本报记者
一个由文盲提高到中等技术专业交化水平和八级钳工的工人——焦庆虎,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呢?
焦庆虎,他给地主放过羊,赶过大车,到工厂当过徒工。解放前,在那黑暗的日子里,学文化自然没有他的份儿。解放后,他进太原钢铁公司当工人。后来,他慢慢懂得工人要当家做主,不能像在旧社会干活一样。他想改进技术,可是没有文化,怎么办呢? 正当焦庆虎苦恼的时候,厂党委会号召工人学文化。这对焦庆虎说来,真是雪里送炭。1952年,他抢先进了扫盲班学习。
焦庆虎上学了。白天,劳动之余或者回家途中,他嘴里总是念念有词,不是记生字,便是读课本;夜晚,爱人和孩子睡静了,他在灯下练习写字。四个月日日夜夜勤学苦练,焦庆虎终于摆脱了文盲状态。但他并不满足,他想,要掌握科学理论和现代化技术,光靠这点文化是不行的。于是,又在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学习数学、物理、机械等科学技术知识。有一次,他向几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技术人员提出几个问题,他们冷冷地说:你还差的远呢!要掌握科学技术知识可不是一口气吹成功的。焦庆虎蹩着一肚子气到他的好朋友车工李近溪跟前,李近溪紧握着他的手说:“庆虎啊!没有人教,我来教你。”他深深感到无限温暖。从此,他除了上业余学校外,常同李近溪在一起学习。
焦庆虎学习文化以后,成了机器的主人。他说:过去做活时照猫画虎,往往不准确,又费力气;如今做活时,就不光凭经验,还运用科学理论知识,干起活来省力,质量高。有一次,平炉车间装置一台三吨半高车时,高车吊钩太大不能安装,他建议把大钩改为小钩;有人反对,理由是钩子小要裂断。但焦庆虎心里有数,把钩子不出力的地方改小,承担重量的地方不动,钩子虽然小了,负荷量是不变的。结果,改制了吊钩,不仅使三吨半高车及时投入生产,而且启发了工人学习文化的积极性。工人说:“有了文化真顶事啊!咱们也得好好学文化。”
焦庆虎切身体会到工人们对学习文化的迫切要求,8月,他和李近溪、工段长在党支部的支持下,创办了一所机修工段冶金设备专科学校,学校就设在车间,他和李近溪是老师,也是学生。他们还共同编写了一套紧密结合生产和工人实际需要的教材。过去,焦庆虎教徒工时,只恨自己文化低,茶壶里煮饺子,肚里有嘴里可倒不出来。现在,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连写带画,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徒工们听得津津有味。
掌握了文化科学知识的焦庆虎,成了钢铁战线上出色的技术革新能手。今年9月,党委号召职工突破落后关键,保证实现产钢跃进计划。当时第二炼钢厂铸锭车间的落后关键是盛钢筒流出的钢水往往对不准钢锭模管口,经常有溢钢事故,并且影响出钢。焦庆虎开始考虑消灭这个事故。一天,厂长问机修工段的工人:“你们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在思考问题的焦庆虎猛地站起来,响亮地回答:“行!”散会后,他躺在床上想:如果铸钢架能够动,那就可以自由控制钢筒。但一个钢筒重达七十五吨,要移动它很困难。他想了很久,终于计上心来:运用物理上的滑轮原理,在铸钢支架上安装一套可以滑动的装置。他连夜绘制出一张图表,写出计划,第二天又征求工人的意见,共同制定出技术改进方案。这个方案受到了车间主任的支持,焦庆虎立即和全段工人大战三天,在10月18日装配成功。从此,七十五吨的钢筒被驯服了,跑钢的事故消灭了。
不久前,焦庆虎到平炉车间工作时,听到工人们说三槽出钢的分钢舵的拉杆设计有问题,绊手绊脚,妨碍工人操作,并且会造成溢钢事故,平炉三槽出钢用来控制钢水的分钢舵拉杆,原来是工程技术人员设计安装的。焦庆虎到现场观察后,发现在不到二公尺宽五公尺长的平台上,安上四个拉杆,又要六个人在高温下操作,用力很难平衡,怎能不溢钢,怎能不妨碍工人操作呢?于是,他决定改进这项技术设计。他运用杠杆原理和生产经验,做出了一套新的技术设置。当时遭到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的反对。但焦庆虎坚持自己的设计装置,在领导上和工人们的支持下进行了试验。试验证明,新设计的装置要比原来的好得多,取掉了平台上的四根拉杆,只要一个人用机器操作,既减轻工人劳动强度,又减少了工人,同时避免了溢钢事故。
现在,焦庆虎是太原钢铁公司有名的“多面手”,掌握钳工、刨工、铆工、氧焊、锻工、开铲车等九种技术。他激动地说:是共产党把我培养成一个有文化的工人。(附图片)
赵志方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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