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创造更完美的现代题材的戏曲剧目
——看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的演出
曹禺
陕西省戏曲赴京演出团的演出,在北京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今年首都文艺活动的一件盛事。几乎每个演出都令人难以忘怀。许多新的和整理后的传统剧目,都光彩夺目,激动人心。这些演出说明了,陕西的戏曲工作者和优秀的陕西戏曲艺术家们的劳动有了显著的成就。
他们一共带来了秦腔、郿鄠和华剧(碗碗腔)三种戏曲,每个剧种都有它的极其优秀的剧目。编写、导演和演员,在某些剧目里,合作得非常好。他们做到互相辉映,各尽所长,常是鲜明而深刻地表现了主题思想,使戏曲艺术更高明地为政治服务。
让我就以下几个戏谈一谈。
“游西湖”是秦腔的传统剧目,原是明周朝俊的“红梅记”的一段。但这次演出摆脱了“红梅记”和原秦腔本中的糟粕,在原有的基础上,体现了人民的观点和愿望,是修改旧剧目,使它发挥“古为今用”的精神的好榜样。
故事是这样的:少女李慧娘爱上太学生裴瑞卿,相遇的当晚,李慧娘就被宰相贾似道抢进府去。一天,贾似道率带姬妾游赏西湖,在湖上,慧娘遇见裴生,船头相望,欲语不得,二人的深情,被贾似道窥见。贾回到府中,杀死慧娘,又派人把裴生骗进府里,幽禁起来。慧娘对裴生的爱情,死不能忘,她的魂灵找到裴生,把裴生从贾似道派来的凶手的刀下救出。最后在“鬼辩”那一场里,她抓住凶残的统治者贾似道,对他喷出复仇的怒火,打下了他的气焰,慧娘飞上天去。
这出戏整理以后,紧凑、完整,没有多余的关节,多余的人物,有“戏”即长,无“戏”即短,矛盾尖锐,几乎每个场面都富于内心活动和强烈的动作。这个戏一直是紧紧追住这一对悲剧主角的命运,凡是与主要矛盾无关的场面,譬如贾似道如何抢亲,慧娘如何进府,都不予理睬,不向观众罗罗嗦嗦。这要归功于改编者马健翎、黄俊耀等同志和这个戏的集体导演,音乐工作者和舞台艺术家们。他们的出色的劳动,使这些优秀的演员们,有机会充分表现人民对这两个悲剧人物的同情和热爱。
李慧娘这个人物,已和原本大不相同。改编者移花接木,把原本里的卢昭容与裴瑞卿折梅、赠梅两场放在李慧娘身上,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慧娘的同情,更使以后的悲欢离合增加了深度,因而增强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恨。
这个戏的编、排、演、音乐都好极了。“游湖”那一场,裴生等与贾似道撞船,三次不同的安排和那对情人的见面,演出得细致合理,把裴生与慧娘悲痛和愤恨的复杂心情,完全烘托出来。“鬼怨”那一场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慧娘被杀以后,茫茫黑夜,台上天昏昏,地沉沉,她的鬼魂用“尖板”唱着“怨气腾腾三千丈,屈死的冤魂怒满腔”,走出来。她仿佛落在地狱里,无法解脱。台后的帮腔像无数受压迫的人和她共悲愤。“天哪,天哪,为何人间苦断肠,飘飘荡荡到处闯”,她边舞边唱,音乐和舞蹈,优美、沉郁,整个舞台气氛扣住全场观众的心弦。有一个刹那是令人难忘的。当慧娘唱“一缕幽魂无依傍,星月惨淡风露凉”,导演的处理和演员马兰鱼极吸引人的表演,把慧娘沉重的痛苦挖掘到最深处。在观众面前,慧娘并没有“鬼”的感觉,她仍然是受尽压迫的“人”。
慧娘听见花园里被幽禁的裴生的声音,她多么想去和他相聚,但
“……阴阳难合鸿沟挡,咫尺天涯各一方”,她到了绝望的顶点。然而,黑暗里闪出光明,火光中出现了慈眉善目的“土地”,这是“人民的愿望”遣来的神仙。他把九天玄女的阴阳宝扇交与慧娘,刹时间,希望和欢乐使她越过了生死的界限,为了表现慧娘忘形的快乐,她忽然倒在土地老人的身上,一跃而起。这一“倒”,真是排得好,演得好!
“游西湖”这出戏,特别是“游湖”和“鬼怨”两场,是舞台上稀见的创造,是“推陈出新”的香花,而“鬼怨”是旧本所无,更是难得。
“搏斗”一场,裴生(李继祖饰)和慧娘(马兰鱼饰)廖寅(罗四奎饰)演得热情,火炽,吹火扑打,都见功夫。但动人心魄却在“分离”那场戏,凶手逃走,慧娘对裴生说出她原是“刀下之鬼”,必须永别,但裴生毫不恐惧,面临那黑暗的世界,他高唱“我不愿做人愿做鬼!”戏到了此地,已经超过了爱情的境界。这句话,道破了戏里的最高命题,诉出一切被统治阶级蹂躏的人们向黑暗的旧社会的反抗。裴生这个角色改写得好,忠实、坚决,不怕强暴。饰演裴生的青年演员李继祖,演的真实有力,令人信服。
这个戏的贾似道使我想起往日的军阀、土皇帝和“黄世仁”。“鬼辩”中,贾似道发现裴生逃走,刑讯姬妾,慧娘的鬼魂“挺身而出”,和他斗争,料不到强暴恣睢的贾似道居然点火升堂,狂嚷“相爷我要审鬼!”统治者不仅要统治人“活着”的世界,还要统治“死后”的世界。这真把统治者写的透骨极了。“游西湖”(原名“红梅阁”)在过去黑暗统治阶级的手里,是一个充满色情与恐怖的戏,今天到人民的手里,才显露出它的代表被压迫者向统治者反抗的光彩。
“鬼辩”是最末一场,虽然打垮了贾似道,但结束的印象,总有些“阴气”。这个戏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战斗精神,结束的重点不应落在丑恶的半死半活的贾似道身上。是否可以使要“升天”的慧娘把吓得半死的贾似道和他的鹰犬们逼下场去,由欢喜的“土地”——那代表“人民愿望”的神,帮她飞上天(自然,这要干净利落)。让代表“鬼世”的贾似道把世界让与代表“人”的李慧娘,我们需要一个胜利的有快乐气氛的结尾。
我们应该特别推荐“赵氏孤儿”的演出。这是陕西戏曲团带来的最香的一朵花,凡是看过这个戏的人,人人都受极大的感动。这原是一个老戏,经过了马健翎的改编和导演韩盛岫、李文宇在演出上的处理,真正体现了这个伟大的传统剧目的内容,和人民热爱正义,崇高忘我的感情。这个戏前半部着力描写赵盾代表人民向昏王斗争的正义性,和屠岸贾的奸险阴恶的性格,这才使以后的八个义士的命运,得到观众最深的同情。演员们在这个戏里的表演真是精彩极了。田德年的赵盾,罗四奎的屠岸贾,赵毓平的程婴,李继祖的公孙杵臼,马兰鱼的卜凤和李应真的公主都演的真实、强烈、有内容,非常出色。在这出戏里:“赵屠争吵”、“救孤出宫”、“拷卜”、“搜孤”和最后“观画”那场,激动人心,难以忘记。我们学写戏的人,真该向这种“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学习中国独有的编剧手法。(可惜的是“程妻舍子”一场,据说秦腔本原来没有,改编者也没有写上去。)
此外我们还看了“三滴血”、“窦娥冤”、“火焰驹”、“白玉瑱”、“金琬钗”、“辕门斩子”、“杀狗”、“老鼠嫁女”、“闹粮”等戏,每个戏都有它的独到之处(但有些,还是有缺点的)。在这些戏里,老演员刘毓中、宋上华、刘易平、孟遏云、肖若兰、樊新民、王仲华和青年演员李应真、陈妙华、蔡志成、陈炎、杨金凤、全巧民等都有很出色、很动人的表演和歌唱。
陕西戏曲团的现代剧目,也有可喜的成就。首都观众热烈欢迎“梁秋燕”、“鹰山春雷”的演出。这两个戏都反映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巨大变化。“梁秋燕”的演出,充满了今天劳动人民幸福与快乐的气氛。在刻划梁老大和梁秋燕父女之间新与旧的矛盾,和以后梁老大对婚姻自主认识的转变上,都看得出编剧黄俊耀和导演任国保等的才能。这个戏经过了多少次演出和修改,吸收群众的意见和智慧,在西北一带获得广大群众的喜爱。它正确地宣传了婚姻法,表现了摆脱封建残余的新妇女的精神面貌。
李瑞芳演的梁秋燕十分成功。一位陕西的老同志说:“梁秋燕这个角色,演得自然、朴实、亲切,就像自己家里的女孩子一样”。她的演、唱也情深意挚,很感人。饰梁老大的吴德,饰张菊莲的王毓娴,都演得有深度,是农村中的真实人物。张菊莲等候梁小成那场戏,写得真好,王毓娴演得细腻婉转,活生生地塑造出一个受封建压迫,却深深爱着梁小成的青年寡妇的形象。
但“梁秋燕”这个戏,仍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正面与反面人物都挖得不够深,尖锐的矛盾没有摆开。如果把张菊莲的恶婆婆搬到台上,梁秋燕在为自己的婚姻和父亲争执的同时,出来为年青寡妇的命运向恶婆婆斗争。这就写出了梁秋燕这个人物的另外一面。这个戏的对立面人物仅一个梁老大是不够的(侯下山等不是主要对立面)。必须表现出旧势力很“恶”、很“险”,新力量很“猛”、很“强”,要大开大阖地斗一场,而不是还未怎样交手,旧势力便在区长面前败下阵去。要大写党和群众向旧势力做深刻、坚决的斗争,不要轻易用区长解决问题。
“鹰山春雷”描写陕西人民引水上山,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这个戏的演出效果相当好。我们很喜欢党支书高志宏这个正面人物。第七场,深夜,高志宏在他家院子里,想着鹰山难渡,眼前的难关,群众思想的混乱,反复思虑,坚决拿出一个共产党员在困难当前应有的态度,不顾生死,决定自己爬上阎王岭。那一场表演和唱腔,是用了很大工夫的。自然第八场“爬山”导演处理得很精彩,观众屏气凝神,关心勇敢地爬上绝峰的高支书的一举一动。这出戏写得相当成功,但有些场面很琐碎,看不清楚群众的人物面貌。有些场面排得很紧张,却还不能令人充分感到生活的真实气息。它描写今天的巨大斗争,却还没有抓住最强烈地代表这个跃进时代的人物。
“梁秋燕”和“鹰山春雷”,在演出上是有了一定成就的。但它们既然以地方戏曲形式表现现代生活,因此就使人感到作者和演出工作者还没有充分利用地方戏曲的“家底”,放手放怀,加以推陈出新的创造。这两个戏都过多的受了话剧、新歌剧和秧歌剧的影响;尽管里面也用了不少优美的歌唱和身段,走的仿佛还不是传统地方戏曲的路子。大家要求继承传统,自然并不拒绝向其它剧种吸收好的东西。但戏曲工作者创造现代题材的剧目,必须坚决走自己的道路,破除一切旧的和新的束缚,创造出比传统更新、更好、更有力的艺术表现方法。
一年来,戏剧工作者发挥冲天的革命干劲,创造了许多现代剧目。全国观众也十分喜爱这些剧目,常常是场无虚座。这些剧目不止在内容上表现了观众热爱的现代生活的斗争,却也多少运用了传统的戏曲艺术,有了一定的艺术成就。但现在观众的要求又提高了,他们不能满足于某些现代戏曲剧目的艺术质量。这一点,有些戏曲工作者,是落在群众的要求的后面的。群众要从戏曲里面的现代戏得到深刻的教育,同时更要得到极高的艺术感受。不用说,只有通过高度的艺术,才能使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和生活斗争深入人心。
无疑的,陕西戏曲团的古典剧目和现代题材的剧目,在首都都获得极大的赞扬,但相形之下,古典剧目是更有光彩一些。我想,有些“古典剧目”,在当时就是描写当时生活的“现代剧目”,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艺术加工和创造,便成了今天的古典剧目。今天的现代生活剧目,如果不断地加工和创造,也可以成为来日的古典剧目。
但如何加工呢?这里就还有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
“推陈出新”,似乎除了用在“整理传统剧目”以外,还包括其他的内容,即,如何运用中国特有的、传统的编剧、导演、表演、歌唱、舞蹈、音乐的艺术,来“表现现代生活”的“推陈出新”。“推陈出新”的原则,不但用来丰富传统剧目,也应该用来丰富现代生活戏曲剧目。
我总觉得今天有些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与传统的编剧方法,似乎有些出入。舞台上的优秀的传统剧目,很多是编剧和演员、导演与音乐工作者密切结合的成果。而今天,有些不成熟的现代生活的戏曲剧目,却使人感到作者没有很好的学习传统的编剧技巧,不很知道如何运用优秀的戏曲演员们的传统的表演艺术,因而没有能和导演、演员以及其它戏曲艺术工作者充分地合作,共同创造。
我们应该摸索出一套中国特有的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编剧方法,它必须大有别于话剧和新歌剧,尽管有些地方可能是共同的。
看了陕西的古典剧目的演出以后,更使我感到中国确有一套传统的独特的编剧方法,需要我们用心学习的。写话剧也应该学习我国传统的编剧方法,并且找出一条更宽阔的道路。我感到好的传统剧目,主题单一,万变不离其宗,故事可以错综复杂(自然,头绪纷繁是不好的),但总说明一个道理。如“三滴血”,故事性强,矛盾尖锐,而且开门见山,很少拖沓的感觉,在“赵氏孤儿”、“游西湖”等的演出里(其中当然有改编与导演的“推陈出新”的工夫),有“戏”即长,无“戏”即短;在矛盾尖锐的地方,可以足写足演,在不关重要的地方,就一笔带过,毫不罗嗦。因此,它活泼自由,节奏流畅。很多好的传统剧目,结构谨严,以少胜多,往往人物用的不多,却表现了巨大的事件和强烈的感情。“游西湖”仅有十四场戏,寥寥几个人,但从头到尾,紧张明快,精练无比。
那些戏曲里的人物,也鲜明突出,对比强烈,如同“赵氏孤儿”的赵盾与屠岸贾,一忠一奸,两个大臣在桃园门口就打闹起来,写得胆大,却又真实。但这不摒除细腻和委婉,如程婴和卜凤,同是刚强的义士,二人的表现却大不相同。好的传统剧目里,表现人物,总是多用动作,少用语言,那些语言,也明快简洁,感情充沛。
戏给人以教育,但首先要通过演员。因此,好的传统剧目的作者编排戏,总注意要使演员有戏可演,要充分利用戏曲的特性,音乐、舞蹈、歌唱,使演员得尽其所长。自然,这一点是导演首先要注意的,但编剧在写的时候也要放在心里。用戏曲写现代生活,不应把时间浪费在冗长的对话,琐碎的交待和无戏可演的场面上。
看了陕西戏曲的古典剧目,使人觉得绝大多数的古典剧目是现实主义的,是从生活的斗争里提炼出来的东西,这一点正需要我们学习,研究他们如何从现实生活的素材里提炼出“戏”来。应该指出,传统剧目里的故事有许多是陈套。我们应该分辨出哪些是真实的,合乎生活规律和人民愿望的,哪些是庸俗的、因袭的、没有创造性的。故事成了滥调,当然不好。因此,应该从生活的真实出发。创造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剧目,我们固然应该深刻地、有创造性地向传统的编剧方法学习,但更应该深入今天火热的斗争生活。这是一点不能放松的。
在陕西戏曲的演出里,使人发生极大兴趣的,是古典剧目所表现的浪漫主义精神,那往往是战斗的、乐观的,有丰富想像力的,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气息,和现实主义的精神,在古典剧目里巧妙地揉合起来。我们要表现今天社会主义的饱满昂扬、气象万千的时代。大家都在努力用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精神来从事创作,就更有必要创造性地学习古典剧目里的浪漫主义传统。
提高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的艺术质量,要靠编剧者,但更要靠导演和演员。现实生活的动作当然是表演的基础,但似乎还要多多领会传统的表演艺术的客观规律,学习如何恰当但又充分地提炼、集中、夸张,更艺术地表现今天的生活现实。我们须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而又细心地来创造在艺术质量上也赶上古典剧目的表现现代生活的戏曲剧目。
陕西戏曲团在首都演出最末一场戏的时候,观众们拥到演员的面前,祝贺他们优异的成就,但也表示了一个希望:
“别了,可爱的演员们!请你们一定再来,让我们看更好、更新、更有内容、更富于艺术性的陕西戏曲。”
这句话不但包含着对陕西戏剧工作者“推陈出新”的工作和现代题材剧目的称赞,也包含着一个更重大的要求:首都观众总是希望从任何剧种,都看到最完美,最动人,表现今天火热的斗争的戏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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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论坛

欢迎文学作品插画
时常曙
在中国,文学作品附有插图,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鲁迅先生说:“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明清以来,有卷头只画书中人物的,称为‘绣像’。有画每回故事的,称为‘全图’。”(“连环图画琐谈”全集六)小说不说,就连古诗也常有作画的。为唐诗作画的,就不胜枚举。明刊本“唐诗画谱”中集印的关于以唐诗为题材作的画,历代为广大读者所欢迎。“诗余画谱”中也有许多不朽的名画。诗画相成,倒真成了“诗中有画”了。
文学作品附有插画,那作用倒不独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已,通过作品的插画,读者对作品的理解更会深刻,有助于读者把握人物的形象,使人物的形象直观化、具体化。鲁迅先生是十分关心这一艺术作品的。1935年先生曾亲自收集俄国文学作品插图,热心地出版了“死魂灵百图”,并为它写了“小引”。提到“死魂灵”的“风尚”,鲁迅说:“倘使没有图画,是很难想像清楚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形象,假如不是亲眼见过古人,或者从画面上、舞台上见过当时的衣著和人物的行止,那确实也是不易想像的。鲁智深究竟是怎样的相貌呢?林黛玉该是怎样一个形象呢?确实有的少年朋友说她该穿一件长衫;而鲁智深也许会戴上八角帽。鲁迅先生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说:“书籍的插画,原意是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这见解是极为正确的。
近年来,出版界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新出版的作品,有的附有照片、手迹、插画等等,但这努力还嫌不够。见诸于报刊上的读者来信,要求画家为文学作品作画的,那迫切的愿望,那期待的心情,出版界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许多作品的插画,确实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李六如同志的“六十年变迁”、冯德英同志的“苦菜花”中的插图不仅为作品增润光彩,而插画本身就是优秀的美术作品。许多专为作品插画的艺术家,在读者中也享有很高的盛名。差不多所有的文艺刊物,都注意了插画。每当我看到苏联出版的作品,使我不得不由衷地产生一种喜爱的心情。那装订的精致,排版的工巧,插画的优美,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近出版的几部优秀作品,如“林海雪原”(曲波著)、“山乡巨变”(周立波著)、“红日”(吴强著)、“红旗谱”(梁斌著)、“青春之歌”(杨沫著)、“百炼成钢”(艾芜著)等拥有广大读者的小说,读者是多么愿意看到其中的插图!失望的是一幅也没有。曾经有过这样一位读者,听说“山乡巨变”很好,到书店去买,但一看没有插图,便放弃了买的打算;准备先借一下看看,等再版时能有插图再买。这虽不是一般现象,但还不是完全不能说明问题的。
文学作品的插图,当然还不是起着绝对作用的。但那作用实在有辅助的效力。这在普及的意义上讲,也或多或少会有益的。尤其对于少年读者和文化水平较低的读者。它虽比不了电影,看了“白毛女”电影的人会比看“白毛女”剧本所得到的印象深刻得多,形象也鲜明得多;但用来说明插图的作用,还是有些道理的。
我们欢迎文学作品印有插图;无论是小说或散文、诗歌也好。我以为,画家为文学作品作画,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出版界注意并努力使作品附有插图,也是无可推诿的使命。这无论是从工作的应该或是读者的需要上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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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百花丛中尚有蕾
周天泽
一年以来,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指导下,我国的文艺创作,呈现出一片蓬勃繁荣的景象。但是,我总觉得,在百花丛中,还有未开放的花蕾,那就是儿童文学。现在我从切身经验里谈点意见。
当我接到学校叫我教儿童文学的通知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安:一来自己没学过;二来身边没有参考资料。一转念:好在有图书馆,有各位老教师,还有才从综合大学来的同志,都可以取得帮助。
在图书馆中找了几遍,把所有的儿童文学书籍都翻了,结果仅得三本像样的论文集。以陈伯吹写的“儿童文学简论”比较完整一点,但也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个别地方也有值得商量的地方。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论文选”,也还可以借鉴。高尔基的“论儿童文学”就有些高深和不系统了。这样看了之后,对究竟什么是儿童的文学,什么是儿童科学文艺读物……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的概念……。
选作品讲的时候,两个儿童文学选本(1954—1955,1956)中各种形式的儿童文学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感到不满足。特别是竟没有寓言的影子,看看中学课本所选的寓言,除了伊索寓言以外就只有我国古代寓言了。今天没有写寓言的必要了吗?现在寓言为何这样少呢?
找图书馆不足之余,又去向老教师请教时,都说:“没有学过,门外汉。”或者说:“选修科我没有选!”竟然连从综合大学(西北大学)来的同志也没有学过。我此时有些惊诧了;儿童文学为何在师范学院是选修,在综合(西北)大学不开设呢?
又一想,还是找“文学概论”这个“老师”吧,谁知几个文学概论本子都没有提到过儿童文学。
我觉得文艺界和教育界对于儿童文学是很不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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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专号”之风不可长
哲金浩
自从大跃进以来,文艺刊物有一种专号之风,常常出现“小说专号”、“散文专号”、“诗歌专号”或“小说散文专号”等。我对这专号有些意见。所谓“专号”,就只发表一类体裁的文章,“小说专号”就不会出现散文、诗歌和剧本,“诗歌专号”也不会刊登小说、散文和剧本等等。这样一来,许多其他体裁的作品,到下期因不及时或刊物容量小,就使编辑不能不带着惋惜心情退回这些稿子。是不及时吗?不是的。作者很快地把“生活”抓住,写下来。却被“专号”所约束,误了事。例如天津的“新港”,八、九月合刊“散文专号”,然而当时轰轰烈烈的“声援中东人民,抗议美英侵略”运动的诗歌,却不能登在上面。这多么使编辑同志惋惜啊?!同样,订“新港”的读者也是感到多么遗憾啊?!所以我希望“专号”最好不要经常出现,因为现实是在瞬息万变,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为了及时反映万马齐奔大跃进的时代,还是让每期的文艺刊物上都登有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体裁的作品吧!它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也不会有埋没及时生动的好作品和新生的力量的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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