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
专栏:

一步一层天(人民公社史)
河北安国红旗人民公社 曹老恒
编者按 许多人民公社现在正发动群众编写人民公社史。这里选登的一篇,是河北安国红旗人民公社老社员写的。曹老恒同志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他在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村里曾先后担任过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支部书记和村长、社长等职,现在是红旗人民公社淤村大队党总支委员。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丝毫不减他为党为人民忘我工作的蓬勃锐气,他整天跑前跑后,从来没有闲着的时候。他说话铿锵有声,思想条条有理,经他手处理过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好像成了这个村里的一部“百科全书”,干部们有了什么疑难问题,都要找他去请教。老人这篇文章就生动地叙述了人民公社发展的历史背景,给人们展示一幅幸福的图画。
从单干到互助组、农业社、高级社,一直至人民公社,这是社会发展的步骤,像上台阶一样,一蹬比一蹬高,一级比一级好,越走越幸福。可是,这个幸福的日子也不是容易来的呀!
财主恶如虎 天灾逼人命
在单干的时候,就拿一般中等户来说,人口不少,土地不太多,混上一年,遇个好年头,生活还好一些;要是不好,就成了问题了。缺的少点还行,缺多了就得破产,卖点用不着的东西,有时地也得去个一亩半亩的。到了明年,人口还是这么多,地可少了,这就不赶趟了。也有的家里伤耗人了,或闹病了,或小孩多了……地土今年去点,明年去点,有的就把地去没了,这就更成问题了。单干多少年,这样累下去的多了!
民国六年发大水,是个大歉年。我村一个名叫张老槐的,吃粮没办法,只得要着吃。他好容易才托人高利使了四百吊钱,打算籴点粮食。头一回上安国集,粮食涨了,钱不够了,他寻思下集再籴吧,可是下集更涨了。他心一窄,就用这钱买了点砒霜吃了。临死时,他说:“这日子不好混呀!还不如一死算了。”那时咱穷人真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这年卖儿卖女的户多了!全村生活成问题的户不在少数。那时候有钱的人家不叫地主,叫“财主”,在早一亩地能值一百吊钱,这时候才卖个三十吊四十吊的。地弄来弄去,都闹到十几户财主手里去了。你没地的就去给人家打短工呗!
踏进新社会 幸福开了头
以后走到了新社会,人们的生活一开头就大变样了。头一步就是打井买水车,那时候人们哪来的钱买水车呀,政府就给贷款,这样,我们村里才打了批井,买了些水车,有了水浇园。一般的户,经过这样的旱田变水田,都缓过劲来了。
紧接着就是反黑地斗争。对这个,群众劲儿可大呢!这是1945年的事,反黑地斗争时日本鬼子还没走。群众实在恨那些地主们,他们隐瞒的黑地最多,交的公粮最少。经过组织贫农团,向地富展开说理斗争,前后一共弄出八十多亩地,分给了地土少的贫雇农户。又经过1947年的复查、土地平分等斗争,全村斗争出地主富农的四百多亩地,都又物归原主,分给了缺地少地的贫雇农户。因土地而破产的问题,这才算得到了解决。
互助合作好 生活大变样
互助组成立了。平分了土地,日子好混了;可是一家一户,顾了这顾不了那。把这个道理向群众一讲,互相结组,自愿两利,互助组呼啦一下成立起许多。评工、记分,十天半月一清工。可是干来干去,有的互助组清工的时候,就发现问题了。富裕中农人多,家具多,什么也不缺,干起活来赶趟,他们怕多用工,不愿意别人帮他干活。可是大部分贫农和下中农是拥护互助组的。在我们那个互助组里,有个叫杨世杰的,八口人,七亩地。不结互助组的时候,一年一个累,人家打一石五的地,他只打七八斗,总比别人差一半。以后结组了,组员们就问他:“你怎么就老赶不上趟呢?”他说:“一个小驴,一辆小破车,人少使不上劲,种种不当时,耪耪不当时,怎能赶上趟呀!”大家说:“咱们现在结组了,大伙帮你做个计划看行不行?”他说:“行!”众人就帮他做起计划来了:“今年你种它六亩麦子。多种点没关系,有困难大家帮助。”于是组里帮他拉粪耕地,就种上了。浇麦的时候,他也不遭难了,借个水车缺个人手,大家帮着。麦收时六亩麦子打了十来布袋。组员们问:“世杰,今年怎么样?”他高兴地说:“比往年强多了!我做这些年活,没现在这么松快的。”
转入农业社 又上一层楼
互助组转入合作社以后,优越性就更大了。土地并到一块,统一经营,集体劳动,土地拾掇好了,粮食打的也多了,少数困难户就更不成问题了。这叫“众人帮一人好帮”啊!可是这里边的事情也很复杂,你家的地好,我家的地赖,你富啦我穷啦的,净事。富裕中农也不稳当,总觉自己吃亏。1954年开了个群众会,全村四、五个小社就组织成了一个大社。还是初级社性质。社大力量更大了,有些大难处比小社更好解决了。可是隔不了几天,又有人说大社不如成立个“中社”好,六、七十户左右,步子别迈太大了。开会一决定,会上就安了四个桩儿。我也挺了一个桩儿,谁愿意投奔哪就投奔哪。后来一报,我挺那个桩儿就报了一百二十来户,别人的有三、四十户的,合起来有二百七十来户。四个桩儿刚安置上,名报好了,一开会,大家又说:“现在小社归中社,将来还得归大社,归一次算一次账,挺麻烦的,还不如这会儿就扯一个大社呢。”于是全村就又成立起一个大社,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嘛。不能说个个都愿意,但不愿意的总是少数,少数得服从多数呀。大社就这样成立了,接着又报进来几十户,一共三百零五户,我就成了这个大社的社长。
低级到高级 步步往高升
1957年成立了高级社,土地不分红了,地多人少的户就不太乐意。有些懒人,土地分红的时候,他还能装个病,不去做活,现在不行了,也不太满意。可是占很大部分的劳多地少的户高兴地说:“还是这个合理。地按说是分给他的,可是总的说地又是国家的。”少数人少地多的富裕户不敢说什么,也说:“这是社会的发展么,谁也要劳动,不劳动还能吃饭呀!”在成立高级社这阶段,也还是有许多问题的。有个叫杨老炳的,七口人,家有五个整劳动力,一年下来,光现款就分过三百多块,人们也爱做活。另一个叫曹树桂,也是七口人,一个老娘,几个小孩子,与杨老炳一样多的人口,可是生活就差远了。还有杨世杰,也是七口人,小孩子上学念书,他也六十多岁了,身子骨也不强,一年批红老赶不上趟,比曹树桂还困难。当时他老说:“咱是怎么也赶不上趟了,就得盼小孩子们长大了?!”这三户可以代表那时一般的情况。
今年农村成立了食堂,各人反映不同,就拿这几户的思想变化可以作个比较。杨世杰说话了:“这社会,你就跟着走吧,反正一步总比一步强。”别人问:“怎么个强法呢?”他说:“怎强?我这个实际情况就明摆着:高级社的时候我的人口多,劳力少,我是个缺粮户。买吧?那不得钱呀,批不着红。你就不穿点啦?不买点灯油洋火啦?这下吃饭可不发愁了,入食堂就吃饭,这多痛快!”曹树桂说:“过去我一个人蹦达,闹几个孩子,现在心里不压的慌了。”别人问:“怎么不压的慌了?”他说:“不惦记事了?!”可是这里边群众的思想也很复杂。成立了食堂,八分钱一个饼子,二分钱一碗粥。公布出去,大伙吃吧,饭票你领三块,他领五块,吃完了又去支出。人们也不考虑吃了怎么办,一年能批多少红。一家能吃多少钱。赶一个月一公布清单,张三全家吃八块,李四吃十块,说的清清楚楚。杨世杰一看清单可就“唉唉”上了,他想:我这七口人,照这样吃,一个月得吃多少呀?一年吃多少?一年能劳动多少?这么吃可了不得!现在这一改半供给制,又评级又奖励,吃饭不要钱了,还有零花钱。念书的也不拿学费。这一改,杨世杰可高兴坏了:“中了!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好处啊!人们只要好好干,按党划出的道道走,幸福日子就更快了。”
人民公社好 一步进天堂
今年成立了人民公社,那可真像进天堂啦。党不是说了吗?人民公社的好处,一是大,二是公。生产上有许多活,像机械化,水利化,像办工厂、炼钢铁,高级社也是搞不起来的,到了公社,这些都全面开花了。
劳力多人少的户,从平分土地开始就渐渐减少了。一般的户多是劳少人多。如夫妇两个,有几个小孩,初级社时是一个孩子,走着走着,不断添孩子,就又变了。一个叫曹根增的,四个孩子。在他入高级社的时候,老是分不多少东西。人家好劳力一年二百四五十个劳动日,他只不过一百个,生活年年成问题。社里照顾他,社会上也救济他。今年6月,女的死了,这一死,人们说:“曹根增这下可累赘了!这群小孩子可怎么办?”这一成立食堂,曹根增说:“我觉着轻松多了,要不这社会,凭我这双手,这群孩子,不去要饭吃干什么!”人们说:“像曹根增这样的,又升了一步。半供给制了,做什么吃什么,也不愁吃,也不愁穿。”他现在干活可积极啦!一天没个失闲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上学不拿学费,在学校吃;一个住幼儿园,吃住都在那里。
人民公社是好啊!拿咱的看法是:无论是谁,花儿虽好还有残的时候,有青年就有壮年、老年,现在使青年、壮年、老年都没有一点顾虑。拿我们村里的幸福院说,现在有三十二个人,全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前边说的那个吃砒霜死了的张老槐家,三个孩子死了两个,一个孩子给了人家又要了回来。平分土地时这小子也分了地,分了房,也结了婚了,这几年又盖了一处新房。张老槐的媳妇还在呢,已经八十二岁了,也入了幸福院。在她一块儿的说:“你这辈子好不容易啊!小子他爹吃砒霜死了,这会儿你们也算圆和了。”她说:“圆和了!吃不愁,穿不愁,也入了幸福院了。不是新社会就活不到这一天啊!”(原载“蜜蜂”月刊,本报略作删节)


第8版()
专栏:

入了公社如上天
——云南新民歌选人民公社真正好,因地制宜质量高,稻谷油菜栽坝田,烤烟杂粮上山包。人民公社真正好,又养老来又养小,娃娃送进托儿所,幸福院中老人笑。人民公社真正好,大中小学都办了,男女老少有文化,朝着社会主义跑。 (玉溪)入了公社如上天,一夜赛过几十年,利刀斩断私有根,开辟历史新纪元。过去妇女守三台:磨台、井台和锅台,柴米油盐姜葱蒜,整天忙得头难抬。自从办起食堂来,嫂子大娘笑开怀,解放妇女劳动力,农业战线添人才。 (昆明)


第8版()
专栏:

“不宜出行”
董逢亚
假设,真的有什么黄道日或黑道日的区分的话,那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对于美国老爷们都是“不宜出行”的。至于闰年的2月29日那一天怎么样,现在还说不定。
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杜勒斯先生的“贤弟”——那个搞特务工作的,以及被尊称为“善于处理困难问题的能手”的墨菲,在不同的日子里,到过不同的地方,但是,却都碰到了程度不同的霉气。重的是臭蛋,石块,烂西红柿,轻的是黑纱、标语。
最近,美国助理国务卿朗特里,又以美国特使的身份到了伊拉克。受到了怎样的“接待”,抄几段电讯给大家看看吧:
法新社说:朗特里到达巴格达机场时,曾不得不绕道进城。但是,绕也绕不过。“好几千人聚结在机场,警察不得不护送朗特里从后门离开,通过两旁站满了怀着敌意的示威者的大街,一直送到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看上去像一座兵营,花园里驻有装甲部队。”“群众包围了他的汽车,对汽车吐唾沫。”
路透社说:“本来他要用代办的车子,他昨天就是乘代办的车子从机场前来的”。但是,“这辆车子的风挡打碎了,这显然是在昨天被示威者用土块掷车子时打碎的。”还有,“报纸和公众都已经用了四天的时间来谴责他的访问,要求他滚回去。”于是,美国大使馆官员们“表示不快”,而朗特里也感到难过了。
美联社说,“伊拉克的青年暴民(请读者注意,只有美联社称他们为暴民)纷纷以泥球、鸡蛋和石头向朗特里投去,但是都没有打中他。暴徒高呼‘朗特里滚回去’。”因此,美国国务院表示“遗憾”。
最后加一条东方的消息吧:伊拉克的“革命报”评论说:朗特里昨天逃离了群众,虽然群众决没有想伤害他,只不过是打算向他吼几声“滚回去”而已。这家报纸问道:美帝国主义想要伊拉克做些什么?“他们是不是想要伊拉克放弃它的自由、民主的民族政策,而回到受奴役的状态。这样,我们为什么要革命?”
“不快”也罢,“难过”也罢,“遗憾”也罢,又顶什么用?难道伊拉克人不应该这样对待要他们“回到受奴役状态”的“阴谋和战争的使节”么?
读着这些消息,除了对伊拉克人民的正义和英勇斗争表示钦佩以外,还感到十分高兴,因为,它使我们看到:“纸老虎”除了在战场上可以戳破以外,在另一种场合也是可以戳破的;问题只在于要人们去戳!
“不宜出行”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但是,既然“一天天烂下去”,又怎能不这样呢?


第8版()
专栏:读者中来

读者中来
刊物新风
“工农刊物工农办,工农写稿工农看,刊物办得好不好,依靠工农来评判”。这是“北京文艺”编辑部的“告读者”里的末尾四句。他们不但这样说,而且也这样做了,在十月号“北京文艺”上就刊登了七八篇工农的作品,差不多占了本期上一半的篇幅。这种既说就办的作风,是共产主义的作风。只有刊物上多登工农的作品,才能更进一步引起工农对刊物的热爱。
要掀起广泛的群众创作高潮,把文化革命继续推向更高潮,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来写作,特别是发动工农群众来进行写作,在刊物上就应当用更多的篇幅刊登工农的作品。我希望各个刊物都应像“北京文艺”这样彻底面向工农群众。
(太原机械学院学生 烽火)
加印主要人物表
我建议出版长篇小说时,在书前加印作品中主要人物一览表。
近来读了“小城春秋”、“红日”、“青春之歌”和“上海的早晨”几部长篇小说,因为是抽空断断续续的阅读的(我想也有不少读者是利用空闲间断读完长篇的),所以在阅读过程中,前后出现的人物易于遗忘,读到后面要重新往前面翻、查照人物,才能回忆得起来。假若出版社能对主要人物简要介绍,对读者阅读就有很大的方便了。 (驻南京部队 周初元)
多出普及本
中国青年、解放军文艺等出版社,将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印制成一部分普及本发行后,很受我们这里读者的欢迎。因为普及本的字迹清晰,纸张也好,价格又便宜。不但爱好文学作品的同志喜欢它,而且一些以前很少买书看的同志,这会一个人一次都买了好多种。
出版社这样做,是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的,希望各个出版社都能像他们这样做。(山东昌潍专区民警大队 李元聚)


第8版()
专栏:

赛过妈妈
——请妈妈和保育员去看看“平凡的事业”
苏方
不知有多少母亲怀着感激的、崇敬的心情提到“保育员”这三个字。是她们,把自己从孩子的拖累中解放了出来;是她们,尽心地抚育着自己心疼的小宝贝。那么,母亲们一定乐意看看“平凡的事业”这部电影,因为它正是写保育员的,正是写她们平凡而又伟大的工作的。在影片里面,你们在看到可敬的陆主任时,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喜悦。虽然她的面孔和你们熟悉的阿姨的不一样,然而她对孩子的深切的爱,不正像你们所信托的张阿姨或者李阿姨么?陆主任,她有着一颗多么明亮的心!她曾经是八路军中的英勇的战士,今天,在和平的日子里,她又在为培育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而勤奋地工作了!刚离开妈妈的红红哭了,陆主任和她搭积木逗她乐;红红和小辉争皮球闹起来了,陆主任想出办法来调解了纠纷。你们会称赞她是多么懂得儿童心理的人,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使人更为尊敬景仰她的,是她对于孩子的热爱和对待工作的高度的责任心。儿童像刚出土的嫩芽儿一样,必需园丁精心地培土,勤劳地浇灌,才能长成结实的栋梁之材,才能奇花怒放,绿叶成荫。陆主任和千百万个保育工作者,正从事着这艰巨而又光荣的工作,正是这辛勤的园丁,正是承担了母亲和导师的双重职责的赛过妈妈的人。
自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到这点,甚至连有些做保育工作的人也还不懂得这个道理。许多年青姑娘,踏出了学校门、踏出了家门后,怀着满腔的喜悦,抱着天高的幻想。企图在“有作为”的事业里大显身手,轰轰烈烈地干一场;而对于保育工作,她们却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是侍候孩子的无意义的工作。影片里连朴素真挚的林培明都有这种看法,更别说那浮华的少女李娟了。但是,陆主任教育了她们,周围的好同志教育了她们,生活本身也教育了她们。只有阿姨们把孩子带好,红红的母亲,那个优秀的女工,才能安心生产,这具体的事实,不是说明了保育工作的重要么?红红和贝贝同样是天真无邪的孩子,然而,一个在阿姨的有益的教导下,是那样谦让有礼,一个在母亲的娇惯放纵下,却那样胡闹调皮,这具体的事实,不正显示出保育工作的重要么?她们变了,特别是林培明,变得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成为一个赛过妈妈的保育员了!母亲们会谅解她的心情,会喜爱她,尊重她;而不安心工作的保育员们,从她的转变中,不是也可以得到启示和接受教训么!
所以我说,母亲们和保育员们应该去看看“平凡的事业”。这倒不是说这部影片特别好,因为导演虽然巧妙地运用了很多自然演员——孩子们,他们的丰富的表情和天真的微笑是那样触动了我们的心,然而故事内容单薄和情节牵强生硬之处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影片的主题和题材,在今天,在千百万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在大力发展保育事业的时候,确是有现实意义的。


第8版()
专栏:

幸福院 (国画) 吴作人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