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教育的著作
刘皑风
目前,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的贯彻执行,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且正在继续取得更大的成就。
广大的工农群众,热烈欢迎和坚决拥护党的教育方针。但是,一些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的人,对党的教育方针,却怀着抵触情绪;也有不少的人,虽然愿意接受党的领导,却由于受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影响较深,对党的教育方针,仍抱怀疑的态度。这些事实说明,要彻底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还须坚决地继续展开教育战线上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一书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无比犀利的思想武器。这对于提高全国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的理论和思想水平,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虽然这本书只是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教育著作的线索。
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原则结合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运用和新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在我国革命的几个历史时期所规定的具体教育方针、政策,始终贯串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的具体体现。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毛泽东同志始终把革命的文化教育工作看作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并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二九页。以下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见本书。)毛泽东同志在每个革命历史时期所规定的教育方针、政策,总是服从于我们党在当时的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使教育事业很好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服务。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教育方针,都是为当时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服务的。去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宏伟的方针,正是为了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和积极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基础而制定的,是为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随着我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总是及时地指出文化教育工作的相应的发展方向。早在1927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一○页)1949年,毛泽东同志又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四三页)1955年,当全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的时候,毛泽东同志说:“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四八页)历史的事实一再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预见的正确性。到今年,我国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又及时地指出:“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五○页)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这些英明的指示,努力工作,坚决把教育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泽东同志无比地关怀和热爱工农劳动群众,特别关心提高工农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培养工农干部和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1934年在苏维埃区域时就谈到“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群众的手里,工农及其子女有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苏维埃政府用一切方法来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一三页)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谈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特别阐明了:所谓普及和提高,就是要向工农兵普及,而且是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去普及;要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提高,而且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的方向去提高。提高干部,也是间接地为了提高群众。
我们教育工作的任务是,必须做好普及教育的工作。当然,我们也决不能放松部分的提高,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也是为了将来的普遍提高创造条件。
在关心工农群众知识化的同时,毛泽东同志还指示我们要重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他曾经再三强调地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一七八页)同时他也指出:知识分子一定要在深入工农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讲过:“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一八八页)到去年,毛泽东同志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一七九页)也就是说,要从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转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这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所有知识分子,都应当努力完成这个转变。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落后于群众,不落后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早在1934年,他在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中,就规定了要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一五页)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把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的团结一致、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学习革命的理论、实行生产劳动,看作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并提倡学校发展生产事业。全国解放以后的学校教育工作,在进行教学改革、提高学生文化科学水平方面,成绩显著;但是在一个时期内,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劳动,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批评了这种错误,并且一再指示我们:学校教育必须结合生产劳动,学生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是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的基本特点之一。劳动创造了人类,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化,教育不能和劳动分离。到了阶级社会时教育同劳动分离了,现在又要把它们结合起来。目的不仅在于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加速建设社会主义,也是为了最后消灭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的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准备条件。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过程,我认为正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的“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教育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这样,就使整个教育过程成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成为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辩证地发展过程。这是符合认识的客观规律的,因而也是最有效的。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重视理论学习,但是他坚决反对脱离实际地、教条主义地学习理论。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来说,只讲书本知识,是不行的。要讲实际,教实际的道理,还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因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一三三页)在学校里,好的教科书,不论基础课也好,专业课也好,应该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经过实践证明过的,空洞的、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不是理论。
试想:一个人从入小学到大学毕业,一连十几年,总是读书、读书、再读书,认识、认识、再认识,总搞些观念形态的东西,不让他们接触实际,长期地脱离劳动群众,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实际生活,怎样能培养出能文能武,又红又专,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的新人呢?
近几个月来,学校大办工厂、农场,工厂、人民公社大办学校,不仅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大发展,而且初步地创造了一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实践的结果证明:凡是安排结合得好的,对学习、对生产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不仅对教师学生的政治思想、身体锻炼方面有很大好处,在学业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并且促进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提高了科学技术水平。正确地贯彻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肯定能够提高教学质量,而不是降低教学质量。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目前应该注意总结经验,合理安排课堂教学、生产劳动和休息的时间,把教学、生产、科学研究适当地结合起来。全日制的学校,还应该以教学为主,劳动时间不宜过多。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只让学生死读书本、空谈理论、脱离实际的做法;又要防止片面地强调劳动实践,认为“实际即理论”、“生活即教育”,因而忽视文化和理论学习的倾向。
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工作都必须由党来领导。毛泽东同志早就讲过:“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六六页)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必须由党来实行统一的一元化的领导。经验证明:和党的一切工作同样,教育一脱离党的领导,就会迷失方向;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工作就遭受损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专家”、“内行”自居,而错误地认为党对科学研究对教学是“外行”,不能领导,因而对接受党的领导,常是思想抵触,口服心不服。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正如最近有一位高等学校的老教师所说:他从不相信党的领导到相信党能领导一切,是经过以下几个过程的:(1)共产党能打仗,未必能领导经济工作;(2)党能领导生产,领导不了高等学校;(3)党能领导高等学校,但是只能管行政,不能管教学;(4)党能领导教学工作,领导不了科学研究工作;(5)最近才认识到,科学研究工作党也能领导,而且领导的很好。这种立场、观点的转变,正是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过程。
教育工作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为了贯彻党的领导,必须走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党的工作的根本路线。毛泽东同志认为革命的教育事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因此,仅仅政府为群众举办教育事业是不行的,还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自己来办。毛泽东同志说:“一切这些,也必须拿政治上动员民力与政府的法令相结合,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与调整,给以可能的物质帮助,单靠政府用有限财力办的几个学校、报纸等等,是不足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之伟大任务的。”(三三页)
多少年来的经验反复证明:当我们片面地强调国家办学、“专家”办学,片面地强调办所谓正规学校的时候,就束缚了群众办学的手脚,教育事业的发展就比较迟缓,也就不能适应群众的需要;当我们除了国家办学外,同时注意发动群众,根据群众的不同需要,依靠群众自己办学的时候,教育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而且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欢迎。特别是近半年多来,教育事业方面所出现的史无前例的大跃进的新局面,也正是由贯彻群众路线,发动全党全民大办教育事业,大搞教育改革的结果。因此,我们要做好工农劳动人民的教育工作,就必须面向群众,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毛泽东同志说:“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八五页)这话是十六年以前讲的,现在更有其现实意义。在我们从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教育工作者的队伍中,还有不少的有这种贵族思想、老爷作风的人。他们站在群众之上,装腔作势,指手划脚;对群众运动,冷眼旁观,吹毛求疵。这是更加不应有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之所以到处碰壁,专家、学者在学生面前之所以冷冷清清,感到孤立,正是由于自己脱离了群众的结果。
由于各级党委进一步地加强了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政治挂帅,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决执行了党的教育工作方针,采取了“三个相结合”、“六个并举”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了全党全民大办教育事业。除了各级政府大办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以外,农村人民公社和城市工矿企业,在党委领导下,发动群众,自己也组织起来大办小学、中学、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学校。才几个月的时间,在扫除青壮年文盲,普及小学教育方面,取得了空前巨大成绩,还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大办文化技术学校、红专学校、红专大学,书记挂帅、能者为师,以民教民、互教互学,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真是万马奔腾,百花齐放。原有的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党委领导下,大办工厂、农场,投入了大办钢铁的伟大突击运动,师生思想面貌为之一新。同时,在党委领导下,教师、学生相结合,发扬共产主义的精神,大搞教学改革,开展科学研究,向尖端科学进军。那些不学无术的伪“专家”正被揭穿,反动的和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遭到批判。大破大立,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解决了或正在解决着。新的努力正产生着新的既懂政治、又有文化,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人。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新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的新的伟大胜利。
通过“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这本书所提供的线索,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有关教育的著作,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思想武装起来,深入钻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继续坚决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不断地提高教育质量,将文化革命引向深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更大的跃进,应该是我们全国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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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问题的讨论
以脑力劳动为主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必要的
徐君正
我认为如魏高同学所说的“单纯的脑力劳动者”将来不会再有了,因为单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首先他所获得的知识是脱离实际的,无助于推动生产向前发展,同时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在思想意识上和感情上必然会厌恶劳动,脱离劳动群众。
当然,我也不同意魏高同学如此的说法:“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不必参加体力劳动……。同样直接从事于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者,也没有必要掌握太多的理论。”这不仅因为到共产主义社会体力劳动者有余暇的时间可来从事学习与研究,而且也只有当广大的体力劳动者掌握了知识和理论,才能使生产效率成倍、十几倍、几十倍的提高,才能不断出现新的创造和发明。
但我同意魏高同学所说的:“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不平等的原因是阶级,而不是其本身”。我认为以脑力劳动为主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分工,在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是必要的。
有人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是理论家、发明家、作家、歌唱家,也都是普通劳动者。”那时候不需要“少数人专门搞理论、科学研究”了。我想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然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可以有所发明,可以研究理论,有兴趣也可以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歌唱等活动,而且有所成就。但社会仍然需要有一部分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这原因很简单。首先,我认为将来各种科学研究的社会分工和组织机构仍然是需要存在的,而且需要一部分人从事专门研究(所不同的是他们研究的目的、方向和方法要进一步得到改造),不然,各门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医学、天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等,就无法继续提高。很难设想,将来需要每个人都来研究像微生物学、天文学、心理学之类专门知识,这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因为即使将一个人的生命延长几倍也无法掌握全部科学知识,同时社会也不必要生产如此多的科学仪器供每个人深入研究。除此以外,社会上还需要一部分仍然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作者,如企业的领导和管理人员、教员、记者等等。我们也很难设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像学校、教员之类都不需要了,当然,将来的教员要具备很多实际生产知识,但他们总还是以脑力劳动即传授知识、教育后代为主。所以我认为要根本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是不现实的,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那末哪些人来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呢?答复是只要愿意,同时条件具备、社会需要,谁都可以。社会是会合理安排的。
这样是否平等?是否合理?我也认为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原因是阶级、是剥削制度、是私有制度。剥削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和阶级利益,所以用愚民政策来束缚劳动人民。至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根本没有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一切生产资料已归全民所有,大家都以社会的工作人员面目出现,因此大家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种分工完全是为了社会需要,是互相协作,是互相帮助。
是否会因此造成少数人垄断知识呢?既然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个人的生活水平是随着全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知识又不能当作专利品来买卖,所以知识垄断也就绝对不会再现了,同时科学上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成就也将迅速为全民所学习,成为全民的财产,为全民所利用和享受,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分工研究与普遍提高又是一致的,也只有分工研究才能有迅速的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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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驳人韦的一个论据
非光 静秋
目前,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问题论争的两个重点是:一,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重大差别会不会消灭;二,消灭这种差别的途径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的争论,而是一个立场观点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来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魏高和人韦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以蔑视体力劳动和劳动群众的观点,去描绘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景的。他们提出种种论据,不是为了别的,而无非是企图使少数人永远把持对科学文化的垄断特权而已。对于他们的许多论据,不少同志都已给以批驳。在这里,我只准备就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重大差别的途径方面,批驳他们所提出的一个论据。
人韦认为,“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重大差别,问题不在于把已经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去从事和本身业务无关的劳动,而在于提高工农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他还援引“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段话,来作为他自己的论据。这是一种断章取义的手法。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那段话,是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而来的。斯大林在这本书中说:“用提高工人文化技术水平到技术人员水平的办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对于我们是不能不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但是,斯大林的这一段话,并不能给人韦以任何帮助。在这里,斯大林只是说这是有重大意义的,而不是说这是唯一的途径。斯大林从来不仅肯定体力劳动是人类创造物质资料所不可或缺的,而且强调脑力劳动必须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斯大林在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否认农业生产劳动的需要是一种“懒汉的哲学”。并且,斯大林还一再教导说,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特征之一。他在“论农村中的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分子”中就指出:“农民对共青团员常常采取轻视和嘲笑的态度。其所以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农民认为共青团员是脱离生产的,是无知识的,是游手好闲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使共青团员接近生产并和生产结合在一起。”斯大林更在“致第一次全苏无产阶级大学生代表会议书”中指出,党的任务之一就是培养大学生成为普通劳动者。他说:“总之,要做到使无产阶级的大学生把自己看作劳动群众中不可分开的一部分,使大学生感觉自己是社会工作者,使他们在行为上真正像是社会工作者——这就是党的第二个任务。”
不仅这样,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也绝没有忽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他说:要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要“使社会达到这样高度的文化水平,以致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而不致由于现存的劳动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斯大林就是这样地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作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而提出的。难道这还有任何足以怀疑的地方吗?斯大林还进一步指出:“需要实行普及义务的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并且,斯大林更把做到这一点,看作是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三个基本条件之一。正是根据斯大林这一指示,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准备过渡到普及综合技术教育的条件的决议。而谁都知道,综合技术教育的重要因素就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联系。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加以研究的。列宁在他的许多著作中进一步地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学说。特别是在1920年底和1921年初,列宁更针对着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拟定了实行综合技术教育的办法。列宁着重地指出了必须使学生了解工农业的基本原理,并使他们在生产中进行“实习作业”。
由此可见,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斯大林并不是孤立地提出把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高到工程师、技术人员的水平这个任务的。同时,他还提出了关于实现普及的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即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任务。斯大林认为,只有实现这两个任务,才能促进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重大差别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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