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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知甘苦 懂勤俭 改思想 变感情 转作风 长志气 增知识 强身体
下放锻炼一年 思想丰收无边
本报呼和浩特电 内蒙古自治区二万四千五百多名蒙古、汉、回、达斡尔等各民族干部，经过将近一年的生产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在思想改造、增加生产斗争知识及改变农村面貌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这批干部一年来，通过劳动实践及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仅学会了一套工农牧业生产技术，初步培养起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时由于他们能够忍苦耐劳，努力开展社会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到目前为止，仅据哲里木、昭乌达等五个盟和呼和浩特、包头两市的统计，已有四千一百四十四人被评为模范，其中有些人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过去，这批干部特别是其中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及在城市里长大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在情感上、生活上与工人农民格格不入。经过一年的生产劳动，他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实践使他们认识到一粒米、一根柴来之不易，现在许多干部都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话，今天我才彻底明白了，“今天看见有谁踩倒一棵禾苗或糟蹋一粒粮食，就感觉心痛”。过去许多人见了大粪就掩着鼻子躲，现在争着掏粪，担着担子拣粪，而且唯恐拾不到。过去头痛“一雨满街泥”的天气，现在则天旱盼雨，天涝盼晴。今年包头等地发生水灾后，下放到这些地区的干部都奋不顾身地抢救庄稼和群众的财产。
尤其重要的是人们的阶级立场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如下放干部陈宝华说：“我的家庭是地主，父亲受到群众的斗争，从土改到下放以前，我始终不了解农民对地主为什么那样仇恨；直到这次实际参加劳动，才懂得了这个道理，原来是农民用血汗种出的庄稼被地主无代价地夺了去，能不仇恨吗？”很多人感到自己过去都会喊“劳动光荣”、“劳动创造世界”等，但具体作的时候，却怕脏、怕累、怕别人“耻笑”。把劳动人民看成是低贱的。曾经被人批评为“大少爷”、“白面书生”等的干部，经过劳动的陶冶，已经开始厌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逐步树立起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许多下放干部都说：“农村工厂是知识的宝库，是政治大学，劳动大学”。他们说劳动锻炼有八大好处：知甘苦、懂勤俭、改思想、变感情、转作风、长志气、增知识、强身体。
在大办工业、钢铁生产和技术革命运动中，下放干部也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他们帮助所在乡社建立了许多农业试验站、牲畜改良场、家禽场、配种站、兽医站、幼儿园、保健所，并且勘查水源，设计、修建水利工程等。许多干部还大胆创造和改革了许多农牧业生产工具。据昭乌达、哲里木、呼和浩特等七个盟市不完全统计，下放干部创造、改革与推广的锄草机、打谷机、水车等农具就有四千二百多件，其中有些农具提高生产效率五倍到十几倍。特别是在全民办工业的运动中，下放干部积极为乡社出主意想办法，并自办与协助乡社兴办了许多工厂，据乌兰察布、呼和浩特等五个盟市不完全统计，就兴办了二千一百个轴承、铁木、机修、水泥、造纸、造棉等工厂。同时试验成功了空气电池灯、尿素电池、太古油、人造麻等许多工业品。
在农村文化革命运动中，80％以上的下放干部，积极主动地为农牧民创办民校，业余学校和图书馆、俱乐部等。据乌兰察布、包头等七个盟市不完全统计，下放干部帮助乡社建立的扫盲班、民办小学、业余中学、农业大学和红专大学等共有二千九百九十所，参加学习的学员有十一万多人。由于他们的努力，今年在自治区农村牧区出现了许多文化乡、文化社。有的农民说：“下放干部是给各族人民造福的干部。”有的编唱顺口溜：“社会主义真正好，咱们文化翻身了，下放同志来帮助，农村成立俱乐部，看报读书实在好”。
本报太原讯 山西省三万名下放在林区、矿区和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的干部，一年来在劳动、思想锻炼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这批下放干部大部分是久居城市的知识分子。一年来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他们的思想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劳动中，下放干部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破了的袜子不舍得丢，打上补钉再穿；看到脚边一粒豆也要捡起来才安心。思想感情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同市下放干部郭大兴过去见了粪车就捂鼻子，在参加一次送粪时，戴了口罩，回来用水洗了好几次，还觉恶心，现在他说：“整天和粪打交道，也不觉得臭了，反到感到捂鼻子的人讨厌。”
下放干部在劳动锻炼的同时，都普遍参加了基层工作，当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参谋”，学会了遇事与群众商量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同时促进了当地工作。据大同市郊区统计，在八百二十九名大同市下放干部中，仅担任郊区水泊寺等七个乡的基层工作的就有四百六十五名。郊区鸦儿崖乡双井沟村原是个有名的落后村，大同市三名下放干部去了之后，积极苦干，起带头示范作用，帮助社干部出主意，通过评比、表扬和辩论，提高了社员的觉悟，并发动民校学生组织青年突击队，推动工作的开展，使这个村很快变成了先进村。
下放干部还积极投身于农村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技术革命方面：他们帮助人民公社制出了人造纤维，各种化肥，改革了农具。大同郊区古城社的下放干部目前已制成了简易的万能联合收割机、打麦机等十五种工具。此外，下放干部还帮助农村建立了气象站、沼气发电站和各种工厂。在太岳、中条、关帝等山林区劳动锻炼的干部目前已办起了木材加工厂、熏烟厂、淀粉厂、造酒厂等一百二十多个小型工厂。文化革命方面：他们帮助乡社扫除文盲，建立了农业中学、红专大学、妇女红专学校、农民马列学院、体育艺术学校、剧团、保健站、医院等。据稷山县统计，下放干部办的各种学校达到四十九所。在兴县的下放干部还协助当地建立了工业大学、农业大学和图书室。在文化技术革命中，很多人学到了专业知识，成了多面手。省直属机关下放干部张连珍原是个司药，下农村时，不愿给群众看病，怕出了问题负责，后来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深切体会到群众的疾苦，决心克服技术和设备的困难，为农民治病。现在他已掌握了妇科、小儿科、外科、内科等医疗技术，达到了医生水平。 （程理嘉）（附图片）
下放在河北省抚宁县天马人民公社的文化部干部杨殿荣和农民有了深厚的感情。他和房东赵立全家相处得很好。在离开农村的前一天，他向赵立全家告别，亲亲赵立全家的小孩小福顺。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
文化部下放干部、评剧演员新凤梅在离开下放的所在地抚宁县时，两位老妈妈赶来送行，真是依依惜别，难舍难分，新凤梅（中）激动得流下了热泪。 新华社记者 盛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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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冲破一切困难 跃上生产高峰
妇女积极分子报告在农业战线上的胜利
新华社14日讯 今天在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发言的人，绝大部分都是在农业战线上创造出各种高额产量的生产能手。她们战胜了各种困难，压倒了保守思想，终于成为丰产榜上名列前茅的人。
河南省西平县卫星人民公社一个妇女专业组的五名妇女和两名男子一起，今年种了一点七二亩小麦高额丰产田，平均亩产七千二百零一斤。湖北省枣阳县钢铁人民公社五名妇女组成的试验小组去年种的一亩一分一厘水稻试验田，创造了亩产二千九百六十三斤的纪录，今年有一分稻田又收到稻谷一千二百八十七斤。湖南省湘乡县超美人民公社的妇女们种的试验田，早稻最高亩产量是二千五百四十斤，中稻平均亩产量是四千一百八十斤，晚稻最高亩产量是一万零二百七十四斤。领导种植这些试验田的妇女积极分子杨桂莲、彭学英、唐桃秀今天在会上介绍了她们取得丰收的经过。她们发言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她们从开始种植试验田直到创造高额丰产纪录的整个过程，都遇到保守派和怀疑派的种种阻力，但是最后胜利的终于是她们，连保守派也不得不点头称赞。
人们热情地称赞一群英勇勤劳的青年妇女，送给她们一个光荣称号：“铁姑娘”。山东省巨野县城关人民公社有一个“铁姑娘团”，今年种了一千一百六十二亩丰产田，平均亩产粮食（包括玉米、谷子、高粱等）二千四百四十一斤。这个“铁姑娘团”的指导员李凤存今天在发言中介绍了她们向大地争夺粮食的英雄业迹。开始时，她们这个团只有五十六人，现在已发展到一千人。因为她们在生产中创造了奇迹，群众都转变了对她们的看法，不再叫她们“黄毛丫头”了。在山东省寿张县人民公社也有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铁姑娘”，她们苦战了一个冬天，把四十八亩荒沙薄地改造成良田，获得了高额丰产，有一亩玉米就产了一万二千斤。当地群众把她们叫做“卫星女”。这个由五个姑娘组成的“铁姑娘队”的副队长赵凤苓今天在会上用“铁姑娘变成卫星女”这个题目发言，她说，她们那个“铁姑娘队”现在已经发展成一百多人的“青年妇女卫星队”了。
湖北省孝感县肖港人民公社杨河一带，过去种棉花平均只能亩产三、四十斤籽花，今年这个公社群爱小队的一百个“棉花姑娘”，打破了保守思想，苦钻技术，深耕细作，创造了一百零七亩棉田平均亩产一千四百五十八斤四两皮棉的大面积丰产纪录。今天在会上发言的这个小队的妇女队长杨菊容种的一亩试验田，亩产皮棉达到二千七百九十五斤四两。
湖北省襄阳专区妇联主任宫颖超在会上介绍了这个专区开展高额丰产姑娘运动的情况。这个专区的姑娘们今年共种了五十三万多亩试验田，绝大部分都获得高额丰产。她们共同的口号是：“谁是英雄谁好汉，试验田里比比看”。在种试验田过程中，姑娘们的生产本领有了很大的提高，涌现出各种能手，全区共评选出“水稻姑娘”二十三万一千三百九十一人，“棉花姑娘”二十万零二千一百五十五人，“小麦姑娘”七万三千七百六十三人，其他方面的“丰产姑娘”九万七千多人。宫颖超说，因为妇女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获得了高额丰产，她们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并且进一步改善了家庭关系。
来自福建省永春县的代表沈慧向大家报告了永春县实现了初步电气化、机械化的情况和妇女们在这一伟大建设中所作的努力。现在永春县共建成六十七个水电站，四百六十八个水力站，五个沼气厂，十个火力电站，有一万五千多户点上了电灯。从粮食加工、水利灌溉到各种小型工业都使用了电力。全县有一万一千九百多名妇女参加了修建水电站的劳动，许多水电站、水力站都因为妇女出力最多而被命名为“妇女水电站”或“妇女水力加工厂”。妇女们还纷纷投资献料，支援水电化的建设。
在今天上午大会上发言的共十三人，她们之中还有：在水利工地上，在试验田里，在炼铁炉旁都被称作“穆桂英”的山西省代表罗金芳，采取交叉多次养蚕法、创造年饲十五次蚕的奇迹的浙江省永康县飞跃人民公社蚕桑专业队代表王德花，学会养猪、绵羊人工授精、绵羊配种等多种技术的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中旗科尔沁人民公社蒙古族饲养员徐秀英，在草原上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成长起来，现在担任了人民公社副社长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藏族妇女卓玛，广东省钦县龙门镇龙门渔业社社员郭秀莲。
15日，大会将继续举行。
补正：在13日全国妇女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发言的人还有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教研室主任侯毓汾，她介绍了化工系师生向科学进军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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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东省法院判处一批特务死刑
另一批坦白自首的特务分子受宽大处理
新华社广州14日电 广东省司法机关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7日分别在广州、增城、江门等地将阴谋进行爆炸、纵火和制造暴乱、散发反动传单的国民党派遣特务余祖铭、孔宪伟、曹汉华、赵锦俊、杨香春共五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特务分子毛为均死刑缓期执行。另外判处特务分子黄梦尘、黄松寿无期徒刑，判处特务分子杜国庆、胡润湛二十年徒刑；判处特务分子陈泽卿十七年徒刑。与此同时，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根据“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的政策，对坦白自首的特务分子陈权、杨来胜、黄增福、杨锦、杨金龄、贾国荣共六人宣布以免予起诉的宽大处理。
被判处死刑的特务分子余祖铭，去年7月在香港参加国民党“情报局”特务组织，并曾经到台湾受爆破等特务训练。去年12月余祖铭曾潜入广州勘察地形，确定以爱群大厦、文化公园为爆破目标。今年8月他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派遣再度潜入广州，接受了特务机关偷运给他的美制定时炸弹两枚，镁粉纵火器两个，雷管四支，阴谋在国庆节向群众游行队伍进行爆破，残害和平居民。由于防范严密，他才没有敢动手。后来他又拉拢青年徒工陈锦彬再次阴谋爆破爱群大厦和文化公园。公安机关在陈锦彬的检举和协助下，在余祖铭的阴谋没有实现时就将他逮捕。余祖铭在确凿的罪证面前，不得不供认了他的罪行。
被判处死刑的特务分子孔宪伟今年8月在香港参加了国民党“中委会一组”特务组织，并且接受爆破任务潜入广州，企图待机进行爆炸。群众向公安机关检举了他的可疑行动，公安机关经过缜密的侦察，证实了他的罪行，便依法将他逮捕。
被判处死刑的特务分子曹汉华去年4月参加特务组织后，接受了收集情报使用定时炸弹、燃烧弹的特务技术训练。后来他潜入增城，阴谋爆破铁路、桥梁和仓库，并且发展特务组织和搜集情报，还企图暗杀国家工作人员。特务分子赵锦俊去年7月在香港参加特务组织后受过特务训练，今年5月他潜入江门，企图爆破江门纸厂和北街糖厂。特务分子杨香春今年5月在香港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后，被委派为行动组长，潜来广州市观察广九车站、人民戏院和中央公园，企图进行爆破。这三个特务分子都是在阴谋还没有实现的时候就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
特务分子毛为均、黄梦尘、杜国庆、陈泽卿、胡润湛和黄松寿都是在香港参加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的特务组织。毛为均潜入广州后阴谋在学校中发展特务组织、制造骚乱事件。他还收集了学校、农村情况和镇压反革命的情况，向特务机关汇报。特务分子黄梦尘今年7月参加特务组织后，潜入广州企图混入工厂内部，发展特务组织。特务分子杜国庆、陈泽卿、胡润湛、黄松寿，都是在参加特务组织后潜入内地、企图刺探情报和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在阴谋没有实现的时候就被我公安机关逮捕。
投案自首的特务分子陈权、杨锦、杨来胜、杨金龄、黄增福、贾国荣，都是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特务组织的特务分子。他们在参加特务组织后都有过罪恶活动，后来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终于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因而受到了宽大处理。例如特务分子陈权是来往东莞、太平到香港线的船工，去年12月参加特务组织，今年5、6月间先后在香港接受特务机关交给的白色炸药一块、纵火器二个携回东莞太平镇，企图爆破太平码头土产公司第二仓库，但是因为人民群众的高度警惕，陈权没有机会进行破坏，终于向公安机关坦白了他参加特务组织的经过和罪行。特务分子杨锦1954年7月在香港参加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特务组织，受过密写等特务技术训练后，领取了密写药五包、显影药一包、浸有显影药剂的毛巾一条和特务活动经费，潜回广州进行反革命活动，曾先后五次将我普选和军事情况等密报特务机关，并发展了一人参加特务组织。去年，他又潜往香港，向特务机关汇报我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后来，他慑于人民群众的威力，终于向公安机关自首，并交出了密写药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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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技术献给农民是最大幸福
——访问天津医大下放干部
本报记者 张映华
去年11月，天津医科大学把一百多个教职员和附属医院的医护干部，下放到天津郊区小站人民公社（当时的大安农业社）劳动锻炼。最近我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在打谷场上和老社员一起收获丰收了的小站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去年这时下放时，认为农村既没有参考书又没有试验室，只能荒废业务，因而情绪不高。现在，他们的这种看法怎么样了呢？下放干部队队长朱必和同志在一间小屋子里让我看了放在那里的一些化验工具：玻璃试管、药瓶子以后，谈了这样一件事：今年春天，社里陆床和水床上培养的水稻秧苗，已经长起一寸高的时候，天旱缺水，唯一的水源马场减河干了，稻秧受到了威胁，人们非常焦急。就在这时河里突然来水了，但水的颜色不正常，是黑的。这水能不能用呢？下放干部们化验了一下，发觉水里的含盐量达2％到4％，这种水田里是不能用的。他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区委，区委通告了各乡，停止用这种水灌地。后来已经灌了这种水的稻秧，大多坏了，可是河两岸大部分稻秧保护下来了。他们这次化验工作受到了区委表扬。于是他们成立了水质化验站，经常把化验情况向区里报告。一位同志在思想收获里写道：过去只想当专家，不去想给群众办事，现在才懂得专就是要作群众需要我们作的事。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一位满身尘土的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来找朱队长，朱必和同志对我说：“这是张宝栋同志，请他给你讲讲牛虻的故事。”原来张宝栋下放前是寄生虫教研组的助教，他下放后和农民一起研究消灭牛虻和为儿童驱除蛔虫，成了到处受群众欢迎的人。
也在今年春天，正当准备播秧的时候，水田里耙地的牲畜背上爬满了成群的牛虻。牲畜被叮的乱跑乱跳。耙地的农民为防牛虻叮咬，不敢光腿下地，只好穿上长裤浸在泥水里。牛虻成了危害人畜影响生产的一害。社干部和农民对下放干部们说：“你们帮助搞好了除四害，现在能再除这一害（指牛虻）就太好了。”这件事就交给了张宝栋。可是搞了六年寄生虫的张宝栋，只是在学校里看见过一个标本，并不认识真正的牛虻。怎样消灭牛虻呢？他按过去的办法，回天津去查文献。翻遍了许多资料，也没找出办法来，只好回来访问农民。使他意外的是老农们告诉他许多关于牛虻生长发育的知识，不少农民还捉来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牛虻供他研究。农民们的帮助使他搜集到了十一种牛虻，并且编出了牛虻生活史，从牛虻的生活规律找出了大规模消灭的办法。区委对他们的研究也大力支持，还给拨来了药品。张宝栋从农民帮助他研究牛虻的事实里第一次体会到研究工作的群众路线，他在继续研究试制驱虻油时，一开始就去香料工厂找工人共同研究，用制香料的下脚料，制成了九种驱虻油，既便宜又有效，适合农村大量使用。张宝栋感慨地说：“研究寄生虫却对牛虻一无所知，可见知识太贫乏了。”张宝栋还和其他同志发现当地儿童大多面黄肌瘦，便为九百六十多个儿童作了检查，其中有八百多人腹内有蛔虫，就为这些孩子作了一次普遍驱蛔，打下了两万四千多条蛔虫。
张宝栋讲完了“牛虻的故事”后，下放干部队长领我去参观他们办起的名叫“卫星”的医院。这所医院设有内、外科、产科和小儿科。一开始全是由下放干部办起来的，现在留在医院里当大夫的下放干部，只有一个人了。这就是下放前附属医院的妇产科大夫翁梨驹同志。她在这里因为群众的需要，既看内科又看外科；小儿科的病也要治。劳动锻炼使她思想有了提高，技术上也成了多面手。她一面参加劳动，一面给农民看病，有时夜里也摸着黑出诊，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下放后变化很大。原来这位来自上海的姑娘刚下来时，嫌脏、吃不下、住不惯，还不断地跑往供销社买东西吃。前后对比她变成两个人了。
农民们说医大的下放干部：“人大夫当了猪大夫”。果然我看到了下放干部给猪动手术的事情。那是生理教研组的助教邓国刚给猪作甲状腺切除手术，作了这种手术后，猪的体重增长率可提高一到四倍。本来他们在这里办起了医院和每周一次的巡回医疗队及保健站，农民们需要医生也需要兽医，他们就成立了研究小组，试验成功并给大批猪作了催肥手术；又制成了兽用金霉素，建立了一个日产三十斤的兽用金霉素厂。生产出的金霉素，治好了许多病畜。农民需要干什么就干什么，成了他们的行动口号。公社成立时，食堂要办重点试验，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一位大夫去当食堂管理员。这位懂营养知识的大夫被食堂工作弄得又忙又急又赔钱。可是群众需要食堂，终于在群众帮助下把食堂办好了，为食堂化创造了经验。他们发觉大夫与食堂管理员并不是毫不相干的事。他们在食堂工作中找到了应作的工作：给所有炊事员作了体格检查，作了传染病预防；又作了各食堂营养状况的调查，改善了食堂管理工作。为了使他们的工作在农村扎下根，他们开办了多次红十字卫生员、保育员、接生员训练班，还培养提高了一位兽医。最近他们为公社办起了一所医学院，培养着二十五名农村青年男女，他们学习一年半以后就可达到医士水平。
我离开大安的时候，觉得有一点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和一位叫吴继珍的同志谈谈，他正到天津去了。这位下放前的附属医院的青年外科大夫，在去年下放前夕，他不愿到农村躲到上海去了，后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还是到农村来了。我只知道他后来在劳动和社会工作里成了积极分子，并且被选为参加河北省下放干部代表会的代表。晚上，当我要走的时候，给我领路的正是吴继珍同志，原来他已回来了。在路上天很黑，他虽然眼近视，但对路却那么熟悉，并且不时地和对面走来的农民打着招呼。他告诉我一年来去劳动、去开会、去上文化课在夜里走了不知有多少次，这里的生活他既熟悉又亲切。已经到野外了，他像用一个老农民那样的口气仍然要坚持再送我一段路。当我和他告别后不久，就在黑暗的近处，传来了他的歌声，他愉快地在唱一支小调。从吴继珍和他一起的同志们身上，使我深深感到党的劳动锻炼培养干部的措施是多么伟大和英明。（附图片）
天津医大下放在小站人民公社的干部、生理教研组助教邓国刚在给猪切除甲状腺。 张映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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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国际象棋选手
在广州进行比赛
据新华社广州13日电 苏联国际象棋运动员访问我国的第一场表演赛，12日晚和13日上午在广州文化公园音乐厅举行。
苏联的三位国际象棋运动员，昨日同时出场。他们是维·巴朗诺夫、马·莫希金诺夫、阿·格鲁舍夫斯基。分别和他们对棋的是我国今年全国棋类锦标赛国际象棋前三名优胜者徐家亮、许宏顺和冼权。比赛结果，我国选手都因技术低一筹而失败。苏联象棋运动员在访问我国的第一场比赛中获得全胜。
这三位苏联国际象棋运动员是应我国家体委邀请来我国进行访问比赛的。他们除了在广州作这一场访问比赛外，还要到上海、呼和浩特和北京等地访问比赛，并向我国国际象棋运动员介绍苏联国际象棋的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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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千家饭 冒万户烟
自古以来，妇女围着锅台转，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在我们国家的广大农村和城市里，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出现了无数的公共食堂。在这些社会主义的生活大集体中，又有成千上万的妇女日日夜夜围着锅台转。她们同样是每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但是这种劳动却已经有着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崭新的内容。
她们煮的是千家饭，烧的是万户烟。她们已经从狭小的家务劳动的圈子里走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中来，为千千万万人的集体生活福利而终日操劳。
在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上，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炊事员”，这是她们自己所心爱的职衔；“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这是人民送给她们的光荣称号。
“炊事员点子强，煮出饭来喷喷香，男女老少忙生产，生活改善喜洋洋。”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第四营第四排的社员们，编了这样一个歌子来称赞自己食堂的炊事员们。这个食堂原先只有十二户人家吃饭，每人定量打回家去吃，8月间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实行了吃饭不要钱，有四十五户、一百多人到食堂吃饭。炊事员刁松甲看到自己的食堂越办越大，天天吃饭像办喜事一样的热闹，一百多人有说有笑，心里非常高兴。她下决心要当一辈子的炊事员，把食堂办得更好。她和另外两个炊事员时常找大婶、大娘们开献计会，学习怎样做好家常饭菜，向社员征求意见，在短短几个月当中，总结出九条经验，餐餐能做出三、四样饭食，使社员个个满意。
刁松甲她们不仅办好食堂里日常的饭菜，还做到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很周到地为生产服务。社员们到哪里突击生产，她们就到哪儿做饭，口号是：“生产打冲锋，田头扎营棚，战士守阵地，食堂后边跟。”今年10月，生产队有四十多个人到五、六里地之外抢种小麦，刁松甲就带着米、菜和碗筷跟去了。后来，她又想：社员在外突击生产，虽说只有三天功夫，我也不能给他们顿顿吃米饭，应该换花样调调口味，好让大家吃着高兴，干得更起劲。第二天开罢早饭，她就回去先在菜园里铲了二十多斤黄心菜，再预备出五十斤荞麦粉，用小罐盛上猪油，一担挑走了。这天中午饭，她做的是荞麦粉汤团，放上嫩嫩的黄心菜，又香又鲜，社员们一边吃一边乐呵呵的，没有一个不欢喜。这个地方过去没有成立食堂时，农民们到远处种庄稼就像逃荒一样，一人带点米凑到一起煮饭，就点咸菜，饱一顿饿一餐的。而现在，食堂紧紧跟着他们，每天有人朝地里送茶送水，吃喝就像在家里一样，当然是越干越有精神了。
侍候劳动者，侍候生产的人，这是炊事员们所共有的心愿。有的人为此而不得不从本来的生产者的岗位上转来做这种侍候人的工作，但她们在新的平凡劳动里，却获得了更大的荣誉。哈尔滨市一位家庭妇女熊惠芳所经营的食堂，就因此被评为全市公共食堂和集体伙食单位的一面红旗。
熊惠芳有一副织席的好手艺，今年7月，她参加了街道上新办的苇席工厂，她曾经为此庆幸自己成了一名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可是如今她却放弃了自己心爱的织席生产，又回到锅台边来。一开始，她自己也是有些想不通的。然而党的教育使她擦亮了眼睛，她开始懂得了一人辛苦、众人幸福的无穷乐趣。她想，自己虽然会织席，可究竟一天最多也只能织出两领大席子，如果能让十八户的妇女都把一天做三顿饭的时间腾出来，一天就能多织出十八领大席子，这样既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又能帮助大家增加收入。因此便拿定主意报名去当炊事员，并且劝说另一位家庭妇女杜桂芝，也同她一起到食堂里工作。
在熊惠芳她们食堂里吃饭的，连织席的工人在一起，一共有二十二户、一百二十多口人。熊惠芳为了要人人吃得满意，想出了许多办法。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们在食堂里实行了预约售饭和送饭到家的办法。一百多口人，人人口味不同，谁要吃大米饭，谁要吃高粱米粥，只要事前告诉一声，都能满足大家的要求，甚至一家人一顿要吃几样的饭，也都可以办到。她们又按照这一百多人不同的劳动和学习时间，每餐都分批把饭菜送到各人家里，一日三餐，餐餐如此。清晨四点多钟，天还没有亮。上早班的搬运工人就吃上了她们送来的热气腾腾的饭，还带走了煮好的午饭，这时，编了一夜席子的工人家属们还安静地睡在床上，一点也不用费神。
熊惠芳她们就是这样用自己的辛苦去换来别人的安乐和幸福。她说：“到食堂当炊事员虽然也是做饭，但是和过去在家里做饭可根本不一样，过去那是为自己，为一家；现在是为大家，为社会主义。”因此，尽管她如今已不是一名织席工人，可她却决心要做一个“做饭专家”。
不过，无论如何，从做一家一灶的饭到做几十口、几百口人的饭，这对于妇女们毕竟是个难题啊！有谁能在开始接受这份任务的时候，不为此而感到一些焦虑呢？湖南省岳阳县君山人民公社女社员易秀英，今年9月被大家推选为生产大队食堂的炊事员，那时，她就曾想着：老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五百多人的伙食，人多口杂，搞不好定会每日里挨骂受气。但是，党教育了她，说她是贫农出身的妇女，现在办公社，办食堂，正是需要像她这样的人出来当家作主，为大家谋福利，只要拿出当家作主的气派来，便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党的这些话打动了易秀英的心，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她的自卑感完全是多余的。
易秀英的食堂只有五个炊事员，除了一个男的半劳力以外，其余全是妇女。就是她们这五个人，却供应五百多人吃饭。她们还想尽各种办法来改善大家的伙食。饭要做到“五无”：无谷、无砂、无生饭、无稗子、无杂物；菜要做到“四适当”：咸淡适当、数量适当、调味适当、搭配适当，一共能做出一百多种吃法式样不同的菜来。另外，还加上种菜、养鸡、喂猪、养鱼，只要是办好食堂所需要的，她们都筹划到了。这样大的家务，在易秀英她们手里却被操持得有条有理，人人吃得满意。社员们编了歌子，说人民公社是天堂，食堂就是“天堂中的花坛”。
从一个普通农家的贤良主妇，到几十人几百人生活集体的当家人，这不仅考验了妇女们的聪明才干，而且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她们的集体主义的思想。当她们作为一个家庭的主妇的时候，她们是那样地爱自己的孩子、丈夫和老人，给他们安排吃穿，为他们尝尽了辛苦。现在，在人民公社的大家庭里，她们不仅仅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亲人，而且像亲骨肉一般地爱大家，爱集体，把自己的心血全部注入集体的事业中。这些更贤良、伟大的女性，她们的感情是多么纯洁而高尚啊！云南省金平县有一位优秀的炊事员，叫做蔡贞妹，她对别人那样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真是比亲人还要亲。每天，她根据青年、中年、老人、小孩不同的需要，做出好些种饭菜，让他们吃得像在家里一样随心如意。食堂里常常用花生做菜，她就用油炸了再撒上焦盐给年轻人吃，煮烂了给小娃娃们吃，还舂些花生粉，给嚼不动花生的老年人吃。村里几个老婆婆一看到她送饭来了，就不由得眉开眼笑，拿她当自己的亲女儿看待。有个高顺生老爹爹得过咳喘病，他怕入食堂吃母猪肉会旧病复发，一个人在家做饭。蔡贞妹心想“团团的一大家人，怎么能让他老人独自为吃喝操心呢？”便去看他，对他说：你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能吃的我隔锅烧给你吃。老爹爹将信将疑地入了食堂。果然，高老爹爱吃花生，蔡贞妹便时常给他做；食堂吃猪肉时，就单挑公猪肉炒给他吃。高老爹非常高兴，就一心一意在食堂吃饭了。
今年农历9月，村里二十一岁的王美芬生了娃娃。蔡贞妹每天早上天一亮，便用江米酒煮三只鸡蛋端去，等产妇吃过早点，再给大家开饭，一天三顿也单给产妇做点好菜。食堂炒鸡时，她就挑些鸡腿、鸡胸脯熬汤下挂面给产妇和老年人吃。王美芬喜欢吃硬饭，她就耐心地劝说：你刚生小娃娃，肚子弱吃不得硬的，先吃些软饭，等满月再吃吧！产妇十分感动，拉着蔡贞妹的手说：“我这一个月放宽了心，总是食堂送来热呼呼的饭菜，吃得好，奶水涨的不行。我生第一个娃娃时，两天就下地自己做饭，没有好东西吃，奶干瘪瘪的，小娃饿的像个瘦猴子。”
热爱别人的人，自然会同样受到别人的热爱。刁松甲、熊惠芳、易秀英、蔡贞妹，这些平凡的劳动妇女，如今正享有人们给予的应有的光荣。
因为她们都是些值得人们信赖的人，也是值得人们歌颂的人。
本报记者 丁安生 程竞明（附图片）
单应桂 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