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从科学研究工作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关系
朱洪元 陈中谟
我们读了魏高的“永远需要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一文以后，感到魏高同学有许多错误观点，其中的一个便是对于科学工作和物质生产劳动的关系理解得不正确。
例如，魏高同学认为：“现在的半工半读制度对于学理论物理的人说来，只能使思想得到锻炼，而不能使业务有所提高。因为它不能完全结合专业，所以它不是最完善的培养方法。”
理论物理研究同样需要熟悉物质生产劳动
我们都是从事理论物理方面的工作的，因而我们感到不得不对这个问题也来发表一点意见。我们不打算全面地探讨现有半工半读制度，但是我们想指出一点，一切自然科学知识的来源都是来自实践，来自劳动，或者更准确点说，都是来自体力劳动。
假如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各种机器的动作，便可以发现许多机器，包括现代化的机器在内，都是在极大程度上重复或者是模仿人的劳动。巨型的自动走动掘土机的两只大的铲子，不正是人们用两手捧起沙土的动作的模拟吗？大型的起重机所伸出去的长长的长臂，不正是人的两只手的结构的再现吗？在北京展览馆中，陈列了一副现代原子能事业中应用得十分广泛的机械手，更是直接地模仿了手的动作。
当然，讲到科学知识对于物质生产劳动的关系，决不能认为仅仅就是科学在模仿人们的劳动动作，但是科学知识归根究底只不过是生产经验的提高和总结，并进一步解决生产中所提出的问题。知识的正确与否，也有赖于最后拿到实际的生产斗争中去检验。离开了实践的所谓知识，最多也不过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朵而已。
那末在各个科学领域内，有没有一个特殊的不需要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例外的理论研究部门——理论物理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案是，理论物理的研究也同样需要熟悉物质生产劳动，从事理论物理工作的人也同样有必要参加劳动锻炼，对于理论物理工作者的培养也同样需要实行半工半读的制度。
我们不大可能设想，一个不熟悉原子反应堆操作运转的实际状况以及某些工艺过程的理论物理学家，会设计出效率高的、合乎需要的反应堆来；同样，我们也不能设想，一个不熟悉产生热核反应的装置如“奥格拉”等的理论物理工作者，会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实现热核反应的方案。理论物理学家由于不明了实际情况而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的例子是很多的。
举例来说，德国有一个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索末菲尔德，他的大量的工作是在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方面。他在早期，在电磁波传播方面做过不少工作。他的相当著名的一个工作，是用马克斯威方程式推导电磁波在地球表面上传导的规律。索末菲尔德研究了这个问题所得到的结论是：传播讯号用的电磁波的波长愈长，那末传播的区域就愈远。在无线电发展史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大家都用长波。原因之一就是受了索末菲尔德的理论的影响。后来，人们从通讯的实践中发现事实恰和索末菲尔德所预言的结论相反，波长愈短（当然有一个限度），所能传播的区域愈远。原因是索末菲尔德没有考虑到天空中有一个能反射无线电波的电离层。
再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应用等离子区中强大电流的箝制作用实现可控制的热核反应，是原子能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关于这一现象最初的理论假定了箝制过程具有准稳定性，广泛的实践证明这一理论和实际情况相去很远。实际情况远较理论家所想像的为复杂。在箝制过程中产生了猛烈的冲击波，和带电粒子的加速机构。为了阐明这些现象，必须作更全面的实践和更多的理论研究，这是实践为理论开辟宽广道路的又一例子。
像索末菲尔德这类理论发生错误的故事，像研究热核反应过程中发生的这类经验教训，在理论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上远不是个别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理论永远只是实际的一个近似的正确反映，生产实践所揭示出的内容的丰富性，远比理论家所想像的要丰富得多。因此，从这种观点看来，理论物理学家有机会参加生产劳动，多得到一点向实际学习的机会，又有什么不好呢？特别是学理论物理的人，往往患有一种职业病，往往是思想方法不从实际出发，把丰富的实际情况加以简单化、抽象化。而无疑的是，参加体力劳动，对于矫正他们脱离实际的思想方法，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要求劳动和全部书本知识直接结合是不合理的
也许有人认为，理论物理的研究领域内有很大一部分工作还在研究阶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直接应用到生产实践上去；那末岂不是这部分工作便和生产没有联系？
确实，在目前的理论物理研究领域中，有相当大部分领域还没有成熟到直接应用到生产上去。也许这也就是魏高同学感到现有半工半读制度不能和专业相结合的原因之一。不过，我们感到，参加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和理论物理的教育的结合，不能从一种非常狭隘的意义上来了解。任何人在参加劳动时，不论他从事什么性质的劳动，这种劳动总是一种具体的工作，并且它总要从属于一个比较狭隘的范围。在车间里面使用车床来进行切削工作时，当然不会和内燃机的理论有什么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要求各种工作都和书本上的全部知识直接相结合，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假如我们不是追求这种狭义的结合，那末为什么会感到参加物质资料生产劳动和概括了物质世界的物理运动根本规律的理论物理没有联系呢？研究和学习理论物理，却不了解理论物理的规律在实际中的具体体现，不会把理论物理所确定的物理规律应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很危险的。一位熟读了能量守恒定律的同志，却不会找出一架空想的永动机设计的错误，我们能认为他已经掌握了理论物理的知识吗？从根本上讲，即使现有的理论物理知识中还有一部分知识没有找到它的直接的用途，但是我们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终究是为了生产。在发展一个新创立的物质生产部门时，也不可能设想这个新创立的生产部门会和老的生产部门没有任何联系。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东西发展出来的。原子能发电站对旧式的火力发电站来说，当然是一种较新的技术，但是在原子能发电站中能够不用到老的蒸汽透平的技术吗？能够不用到老的输电技术吗？另外，如果在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中，能有熟悉物质生产劳动的同志来参加工作，显然就将更容易为理论物理开辟出应用到生产实践上的新的道路。
创造性的劳动总是在重复性的劳动基础上产生的
在科学史上，科学家作出了重要成果，但这个成果的意义却往往要由别人来替他阐明，替他应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这类例子是屡见不鲜的。这种现象，看来是一个喜剧，其实是一个悲剧。难道我们的科学教育制度还要重复这种历史上的悲剧吗？
为什么魏高同学会产生以上这些错误看法呢？我们感到，这还和他错误的认识和理解劳动分不开。例如魏高同学抱怨现有半工半读制度中重复性的工作过多，不适宜于业务培养，是使用性的劳动等等。我们感到这种说法不恰当。劳动总是有它的社会目的性，总要对于社会有贡献，对别人有用。不产生使用价值的劳动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劳动总是带有重复性的，创造性的劳动总是在重复性的劳动基础上产生的。
看起来科学研究工作好像是最带有创造性的一种劳动了。不过，假如略为考察一下科学研究工作便可以发现，所谓“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实际上有着大量的、平凡的、重复性的劳动。
举个科学上的例子。居里夫人能够从沥青铀矿中提炼出镭，是经过大量的矿石处理，重复地把矿石移来移去，重复地把各种溶液倒来倒去，最后才得到成功的。居里夫人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是大量的重复性的劳动，而且还包含相当大一部分繁重的体力劳动。魏高同学的专业是原子能，但是从事原子能工作是不是如像魏高同学所说：“只要了解一下安装等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就可以了”呢？难道在我国新建的原子堆和加速器在建成之前，那些从事原子能事业的同志们所进行的工作不首先正是安装工作吗？从事过科学实验的同志们都知道，在科学研究中，最费力也最占去大部分时间的就是仪器和设备的制造和安装，而真正记录数据的时间却只占极少的时间。也许魏高同学会认为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是例外的吧，可是，理论物理的研究中也包含了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例如，它常常要作大量的数字计算，也就是要作大量的加、减、乘、除。常常要把七、八位长长的数字乘来乘去，而且常常要为一个问题算上两、三个月乃至大半年。当然，我们并不想过分夸大在实验室工作中体力劳动所占的比重，因为那将会被人了解为：仿佛科学研究人员只要参加实验室工作就可以改造自己了。而实际上，实验室所需要的体力劳动，常常不是由科学研究人员全部担任的。例如，某些试验仪器的制造，就是由研究所或学校的金工厂来承担的。但是实验室中存在着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却完全是事实。例如魏高同学所认为不很必要的“重复测试、焊接”等等，就几乎是天天要作。可是，科学研究的成果正是产生于这种平凡的重复性的劳动之中。所以说，创造总是在重复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重复就没有创造。
由此看来，难道我们不是更有理由认为：那些轻视重复性劳动的重要意义的同志们，更有必要多多地体验一下这种重复性劳动的深刻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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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体力劳动万古长青
林德宏
我完全不同意人韦同志的观点。我认为，体力劳动永远都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永远都是脑力劳动的基础。
人韦同志认为体力劳动是生产技术落后的标志，这完全是错误的。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没有体力劳动就没有一切。单纯的脑力劳动是绝对生产不了生产工具和粮食、棉布等生活资料的。没有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根本就不会有人类，当然更不会有人类社会。人们在劳动中（特别是在体力劳动中），改造了自然，改造了自己，同时也大大推动了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首先是劳动者在劳动中（特别是在体力劳动中）创造和发展的。
在生产技术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体力劳动仍然存在，仍然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仍然是人类文明的源泉，仍然是社会的推动力。机器只能代替一部分比较繁重的体力劳动，但绝不能代替全部的体力劳动。人类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要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而脑力劳动只有同体力劳动相结合，使体力劳动进行得更完善、效率更大，它才能起着它的作用。同时，热爱体力劳动是劳动人民的天性；所以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不论生产技术如何发达，机器使用的范围如何广泛，人类每天仍然要从事一定的体力劳动。当然，这种体力劳动也绝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了，而是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一种体力劳动。
可见，体力劳动绝不是生产技术落后的标志，而是人类摆脱了动物界，成为人类的标志，而是推动生产技术向前发展的动力。
繁重的体力劳动才是生产技术落后的标志。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劳动者往往要进行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这不仅给劳动者带来了肉体上的相当的疲劳，同时还大大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是我们要革新的。但是说繁重的体力劳动是生产技术落后的标志，和人韦认为的“体力劳动是生产技术落后的标志”，是根本不同的。
如何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重大差别呢？人韦给我们设计了一个方案，认为这“不在于把已经有一定科学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去从事和本身业务无关的劳动，而在于提高工农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说不是高拉向低，而应该是低去迎合高。”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方案。人韦同志说过“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离是由于阶级的对立而产生的”，可是在谈到如何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重大差别时，却又认为问题仅在于“提高工农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要“低去迎合高”了，这完全是自相矛盾。我认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和分离，是剥削阶级为了更残酷地剥削劳动人民所一手造成的，它是阶级对抗的反映。要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和分离，就必须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特别在现在，应该强调批判一切剥削阶级轻视劳动、蔑视劳动的思想，强调脑力劳动者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
人韦同志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地蔑视体力劳动。说什么“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分工仍然是存在的，有些人需要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有些人从事精神生活（科学研究、文学艺术等）的生产”，而从事精神生活生产的人是“高”的，他们在“某些专门知识方面又超过一般人，这些人虽不能说是‘天才’，终究同一般人也有不同之处”。这也是完全错误的。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再也没有单纯的体力劳动者和单纯的脑力劳动者了，那时每个人都能同时创造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为集体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体力与智力，科学文化再也不会被少数人垄断。
体力劳动是万古长青的，它永远会放出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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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足干劲和实事求是
万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对于反对保守思想，鼓足革命干劲，克服思想上和工作中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实际，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促进各种工作的大跃进起了巨大的作用，今年北京市的工作随着全国的大跃进，同样取得了巨大成绩，这就是正确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结果，是我们对中庸主义者、中游主义者和吹毛求疵派进行了坚决斗争的结果。这个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今后我们还必须继续用不断革命的精神，不断地批判各种右倾保守思想和中游主义，不断地争取更大的跃进，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为加速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的建设奋斗。
根据大跃进以来的实际经验，为了争取不断革命和不断跃进，我们必须继续向形形色色的保守思想作坚决的斗争，必须继续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作风，同时必须提倡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所不可缺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这就是说，我们要把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要善于发现和掌握客观的可能性，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把客观的可能性变成为现实。
在我们布置工作和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有若干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任务的布置符合于客观情况，只要我们经过主观的努力，作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采取有效的措施，就可以完成任务或完成得很好。但在同样条件下，由于存在着保守思想，干劲不足，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做的不好。或措施不当，就完成不了任务，或完成得不好。这就应当及时进行检讨和总结。另一种情况是，对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对客观困难估计过多，总要求工作要做得少些慢些，不经过重大的努力就可以完成任务。这是严重的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是与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不相容的。我们应当对这种妨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错误思想行为进行严肃的不调和的批评和斗争。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还有这样一种情况，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虽经极大努力也不可能完成任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应当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负责的精神，对本单位的情况和接受的任务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积极向上级说明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意见，请求上级领导考虑。布置任务的领导部门，则应认真研究该单位的情况和意见，如情况属实，就应该改变原来的计划或指示。领导干部应当听取反面意见。在工作任务的完成上，既听取保证完成任务的意见，也要听取不能完成任务的意见，认真研究下面的主客观条件。如果上级领导者不细心研究情况，不听取下面的意见，硬压下去；或下级不敢向上级提出意见，硬干下去，必然会造成脱离群众的不良后果，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凡是条件相差不多的地方，先进的单位能够做到的事情，别的单位也应该做到。这种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它可以鞭策人们打破保守思想，鼓足革命干劲，促进工作的迅速开展。这种要求是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的，不能把它绝对化，不管客观条件如何，凡是别人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一律要求自己所属单位都要做到。这是不现实的，因而有时就会行不通。因为各部门、各地区的客观条件存在着相似的情况，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所以在布置具体工作时，既要充分估计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要考虑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因时因事因地制宜，对具体人具体环境作具体分析，针对具体的主客观情况，在工作上提出先进而切实的指标与要求。如果我们的条件与别的单位大体相同，而我们的工作成果却相差很多，那就说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主观努力不够，而不是上级提出的要求过高。遇到这种情况，就应当加以教育，具体地加以帮助。对那些虽已鼓足了干劲，但因主客观上存在着暂时不能克服的困难，因而不能很好完成工作任务的，就不要只进行批评，而应加强具体指导和帮助，鼓励他们不断提高自己，进一步改进工作，团结同志，继续前进。
“别人挑战，我们签名应战：以后虽然发现不能实现应战条件，但说了不能不算，只有硬着头皮干”。这是最近个别基层领导干部的反映。挑战应战时，群众热情高涨，运动的发展如疾风闪电，再加工作上缺乏经验，因而对主客观条件来不及做详细具体的分析，所以当时提出的指标，难免有偏高偏低之处。经过一个时期群众的实践，如果发现所定指标十分不合适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调整。过低的要适当提高；过高的也要适当降低。“这样做不是给群众泼冷水吗？”这种考虑是完全对的。我们绝不准许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泼冷水。调整指标，会不会给群众泼冷水，在于我们的作法。在调整（特别是降低）原定指标之前，说明情况，讲清道理，发动群众进行研究讨论，经绝大多数群众同意之后，再决定调整。这样不仅不会泼冷水，反而会巩固和提高群众的劳动热情。如果挑战应战条件确实不能实现，却碍于个人情面，仍然照旧执行，结果完不成任务，倒会真正打击群众的情绪。
总之，我们做任何工作，都必须鼓足干劲，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而这种敢想敢说敢干的作风本身，就必须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一致。这就是说，我们要把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要正确地实现这种结合，首先必须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高度地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负责精神，无限关心广大群众的利益，并且关心群众的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同时，还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遇事与群众商量，有关群众的重大问题，要充分发动群众开展鸣放辩论；领导干部则应站在群众当中，与群众一起，认真分析研究情况，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根据大多数群众的正确意见，做出决定，规定指标。这样制定出来的计划和指标，必定是先进的而又是切实可靠的，经过积极努力，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
（原载“前线”半月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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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斯特鲁米林院士
论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
苏联斯特鲁米林院士在今年10月12日“工业经济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的分配问题”一文。文章首先介绍了苏联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意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产品丰足的条件下，实现“各取所需”的原则毫无必要采取无偿分配办法。甚至在扩大商品货币关系和绝对遵守一切东西必须“付费原则”下，也能实行按需要分配。按照这个主张，工资的不断提高和物价的不断下降，这本身就能保证先是一部分人然后就是所有的人用钱在市场上取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各取所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他们认为，甚至可以估算出一个足以实现这个“共产主义”消费水平的月工资水平。并且根据这点来推断某工人早已在别人之先进入了共产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要取消付费制，就必须同时取消对一切产品的付费制。他们说：假如只宣布某一种产品免费使用，例如吃饭不要钱，那么尽管粮食很充裕，完全可以这样做，然而人们会因为粮食不要钱，而无限制地用这种粮食来养猪。按照经济规律来看，这就会使养猪业扩大。而人吃的粮食就会发生问题。
作者说：通过市场分配形式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分配办法，只能是按照各人的生活水平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原则。取消对一切财富的付费办法，那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一方面是存在旧需要，另方面还会产生目前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新需要。例如昨天还是收音机不够卖（虽然是付费），今天却是买电视机要排队，但是明天将出现彩色电视机，后天化学工业又计划生产新奇的东西——聚合物等。有些新产品根本不可能马上大量生产来满足人民的需要。有些产品（如列宾和雷维坦的名画）不能再生产或大量生产，如果完全取消付费制，也是无法分配的。
作者说：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论是国家管理形式或市场分配形式，都无疑是旧的正在过时的存在形式。而新的按需要分配的形式要通过同旧的市场分配形式的长期斗争才能形成。这就需要两种形式长期共存，但是新形式不断排挤旧形式。有人认为付费原则是万能的，是不可分割的，认为这个原则不能分段分期地予以消除，这无异于永远不去解决这个任务。一切财富付费原则的“万能”理论早已被驳倒了。通过社会文化事业来完全免费分配的财富一年比一年多，但是我们的计划经济丝毫也没有因此而失调。在我国的生产领域里依然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取酬，而在社会文化事业方面则除此原则之外，还有共产主义分配原则——各取所需。从大量生产的条件上看，各种财富达到产量丰足的日期将是悬殊的，不管人们的意志如何。大家也知道，只有某种财富的产量足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时候，才可以废除这种财富的付费原则。我们已经可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替时期把市场上的“付费原则”起作用的范围大大缩小，使之仅限于对那些极为稀缺的产品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