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不要机械地理解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
★对“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的几点商榷★
黄伦
读了方名同志的“必须从生产看分配”一文，我认为除了正确的部分，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和显然错误的观点。
片面地理解经济规律，忽视了人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控制和运用的能力，实质上是见物不见人
方名同志坚持必须从生产看分配，反对就分配谈分配，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消费品的任何一种分配，始终只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后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马恩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二十三页）但我认为方名同志把生产决定分配的规律作了机械的、片面的、神化的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没有看到生产与分配之间的辩证关系：“分配并不是生产和交换的单纯消极的结果；分配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和交换。”（“反杜林论”一百五十二页）不是吗：方名同志在文章一开头就强调“对于分配方式的批判，主要要采用经济规律的原则”，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句话，其目的是为了贬低人们讨论供给制和工资制分配问题的实际意义。其实，恩格斯所说“对于道德和正义的申诉，在科学上并没有丝毫令我们前进，无论道德上的义愤如何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这句话，是告诉我们看待某种生产方式的崩溃与产生，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告诉人们不能勉强去做客观历史条件不允许的事情。从而恩格斯认为经济科学应确证某种经济弊病产生的根源，发现消除弊病的因素，寻找新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当前我国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引起的生产关系又一次深刻革命的时候，人们评论工资制的弊病，供给制的好处，正是为了消除弊病，寻求新的分配形式，使之适合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以为这不但是道德的和正义的申诉，而且符合生产与分配的辩证经济规律。把谈论供给制、工资制优劣的文章统统贬之为就分配谈分配，我想也未必入情入理。此外，我之所以说方名同志把经济规律作了片面的、神化的理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党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控制和运用能力，即忽视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政治挂帅的伟大作用。实质上是见物不见人。似乎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无能为力，只好听任安排，受其奴役。其实，在我国，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南，人们不但已开始成为自然界的真正主人，而且已成为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人。社会运动的规律被我们党十分内行地运用着，规律服从于人们的支配了。正如恩格斯所说“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反杜林论”二百九十九页）方名同志却把规律神化，只看到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忘记了内行地运用经济规律的人。
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与解放区社会生产有密切的内部联系，不但有其政治基础，而且有其经济基础
其次，方名同志虽然一再强调生产决定分配，强调“分配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因而不可悬空地就分配方式谈分配方式。”然而遗憾的是：不是别人正是方名同志自己违背这个法则。不是吗？方名同志认为“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和社会生产没有特定的内部联系”，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似乎只有政治基础，没有经济基础，因而，这种平等分配并不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保证革命队伍的物质供给。”这种论断不仅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而且是无视历史事实的。1933年，还在江西红色区域时，毛主席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批评了有些人认为在战争环境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错误，指出“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因而主张积极发展农业、工业生产。1934年，毛主席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又指出，要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经济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1942年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明确规定：“发展经济，保证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指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证供给这一真理。可见，在历史上，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有赖于财政收入，而财政又依赖于经济。社会生产水平低下，敌人严密封锁，物质十分缺乏，这就决定了在干部和军队中只能实行平等分配的供给制。而党的政治领导又保证了这种制度的实行。可见供给制不但有其政治基础，而且有其经济基础，并且是与解放区社会生产有着密切的内部联系，解放区人民负担着大部分物质供应。说“这种平等分配并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是不正确的。虽然当时供给制只在干部和军队中实行，并未在全民中实行，影响生产的程度不像现在这样广泛深刻。但由于实行供给制军民同甘共苦，对改善军民关系，促进生产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社会主义的等价交换，是以一种形态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劳动相交换，认为个人劳动是作为商品向社会交换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三，方名同志认为“按劳取酬的本质是把劳动当成私人占有的价值，可以支出劳动换取工资作为酬劳。这还是把个人劳动作为商品向社会进行交换，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法则在这儿起作用。”简言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仍然是商品，价值规律还在调节劳动力价值。如此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在性质上毫无区别了。如此合理引伸下去，社会主义社会就存在剩余价值了。这就到了荒谬的地步。这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观点，同时，说“劳动”有“价值”也是不科学的。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现象。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和劳动力分离的：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无产者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只好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给资本家使用。工人同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表面上进行着平等原则的等价交换，其实是不等价交换——资本家剥削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工资形式掩盖了这种剥削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价值是由维持劳动者及其种属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形成，因而价值规律就调节着劳动力价值。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和劳动力结合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决定了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人们不再为资本家劳动，不再受剥削，人们的劳动是为自己也是为社会。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为劳动者不能向劳动者自己或劳动者的社会出卖劳动力。“劳动力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范畴，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不相容。
与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原则相对立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取酬”原则。“按劳取酬”的本质是：社会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但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在生活资料的分配上，以劳动为尺度这个平等原则对待不等的劳动。以平等的尺度对待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认为这种平等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既然这里通行着等价交换原则，那末是否就是把“个人劳动作为商品向社会进行交换”呢？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这里的所谓“等价交换”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资料的分配原则与生活资料的分配原则已不相矛盾。这里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劳动者以一种形态的一定数量的劳动与另一种形态的同量劳动相交换，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种等价交换的见证人或调节者。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不是买卖劳动力的关系。但社会主义社会还保存商品生产，人们的劳动交换是通过商品实现的，但绝不等于劳动力本身就是商品。
第7版()
专栏：
开展群众学哲学运动的经验
中共河南省鲁山县委宣传部
一个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正在鲁山全县范围内开展着。由于各级党委重视，发动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所以这个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事实告诉我们，工农学习哲学不但不难，而且学习的很好；问题在于领导，在于破除迷信，发动群众。
通过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破除学哲学的神秘论和怀疑论
随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及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县、乡的党员和干部对学习理论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了。但是，不少人对群众学哲学还有怀疑。如认为“农民和基层干部水平低学不成”；强调“专职理论干部少，没教员”；怕学哲学误生产、误工作。
为了扫除这些思想障碍，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首先，县委发出指示，指出开展群众学哲学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规定学习要“为政治和为生产服务”的方针，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于是，各区、乡党委对群众学哲学的问题都反复进行了专门研究，并由书记挂帅讲课，党委委员分片包干。其次，搞好学习重点，树立学习旗帜。县委第一书记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用城关镇学哲学的事实，批判了不相信工人农民能学哲学的观点。第三，采用边讲解、边辩论的方法，利用报纸、广播、扩干会议、群众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学哲学的宣传。在这个基础上，以什么是哲学、学哲学难不难、为什么学哲学和怎样学哲学等问题为内容，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经过试讲和辩论，破除了对学哲学的神秘观点。因此，许多工人农民在炼钢铁和深翻土地的紧张劳动中组织学习哲学。
从实际出发，为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推动生产，提高群众觉悟
“为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是学习理论的正确方法和道路。
从什么出发学哲学？为什么学哲学？是学哲学运动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是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他们主张从实际出发，做什么学什么，学了就用。这种方法正确体现和贯彻了党的理论教育方针。另一种是少数干部和部分知识分子的意见，他们主张只学习书本上的原理，不急于联系生产中的问题。这种方法和党的理论教育方针是对立的。
为了分清是非，在群众中开展了哲学学习方针的大辩论，通过鸣放争辩，批驳了教条主义倾向，坚决贯彻了“为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的学习路线。总的作法，是从实际出发，以哲学原理为武器，以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问题为内容，来达到提高群众思想和推动生产的目的。
具体作法大体有以下几种：一，在布置工作和生产任务时，用哲学原理分析阐述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意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错误态度，保证任务的完成。马楼乡在深翻土地运动中，以事物发展的原理，讲明深翻土地多施肥是粮食作物生长规律的要求，批判了“劳力少，任务大，完不成”和“工农争劳力向国家要机器”等错误思想，开展了献计献策运动，迅速形成翻地高潮。二，用哲学原理阐述当前阶级斗争中的问题，使工农群众进一步划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中的界限，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三，用哲学原理分析阐述了群众在生产斗争中的实际经验，指导生产。如以农民群众关于农业生产的经验为内容，讲解农业生产的季节规律和作物生长的规律，使农民群众认识到在生产中掌握规律的重要性。董村乡的农民学习后，认识到翻地必须符合生产的季节规律，批判了松劲情绪，大干翻地。四，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时，用哲学原理阐述了政策的基本精神，提高群众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在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大中小并举、工农业并举和中央地方并举的方针时，用辩证法的原理阐述了方针的基本精神和相互关系，批判了“重农轻工”、“重洋轻土”和工农业不能全面跃进的片面观点，树立了全面跃进的思想和信心。五，总结检查工作时，用哲学原理分析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及其根源，以唯物观点和辩证方法武装干部和群众。下汤区委通过总结“不根据因地制宜原则，盲目推广水稻，遭到减产”的教训，认识到客观条件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通过学习，绝大多数干部都克服了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和强迫命令的工作作风，树立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密切了干群关系，推动了工作。能者为师 先学后教 自编自讲广泛组织群众性的讲师队伍在群众学哲学运动中，县委和各区、乡党委按照“能者为师，学者为徒，先学后教，自编自讲”的精神，广泛发动了群众，顺利地解决了学哲学的组织、师资和教材的问题。
建立一支强大的群众讲师队伍，是正确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过程。今年8月，当群众学哲学运动开始的时候，摆在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由谁来充任哲学教员的问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一种是：大部分人认为“群众是产生大量师资的主要源泉。”他们认为，广大群众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直接参加者，经过党的长期教育和文化学习，有一定的政治文化水平和丰富的实践斗争知识，因而不仅能够学哲学，而且经过一定时期的学习后，也能够讲哲学。因此，他们主张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培养和建立讲师队伍。另一少部分人则认为“讲师只能由知识分子和干部来担任”。他们认为，工农群众文化低，知识浅，不能作讲师。有的农民也认为，自己没本钱，是大老粗，不能作讲师。因此，他们主张以大量增加专职理论教员来解决师资问题。这在实质上是两种学习方法在理论教育工作中的反映，是解决师资方向问题的争论。县委认为，必须彻底分清是非，才能有效地开展运动。因此，县委首先发出了建立群众性的讲师队伍的指示，号召各级党委书记、委员带头作讲师，并通过报纸、广播和各种会议，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宣传运动。与此同时，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组织了又一次的大辩论。通过查任务、查力量、查办法，批判了少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怀疑论”，明确了解决师资的根本方向。在县委指示下达后，各地讲师人数大大增加，并且相继出现了许多优秀讲师。县委抓住了董村乡六十一岁的牛运卿（支部副书记）以生动通俗的语言到处大讲哲学的事实，向广大群众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实际教育，给一切“怀疑论”者一次有力的批驳。不少的“怀疑派”变怀疑为相信，变畏首畏尾为敢想敢干。
群众作讲师的四个优点
这样，全县很快地组成了一支讲师队伍，其中有党委书记、基层党团员、社干、劳模、积极分子、区乡干部和下放干部等。他们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培养下，在教学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进行工作的基本方法是：首先由各区乡党委以乡片为单位，根据“边讲边训，随讲随训，一讲一训”的办法，通过讲师团、讲师组、传授站和各种会议进行训练，训后教员即分赴各片、连、排及工地、工厂、食堂、田间、车间等场合进行讲解。其次，借给教材，帮助总结推广学习中的经验。特别是各级党委亲自挂帅，带头讲课，树立榜样，解决了学习中的许多问题。这就不但顺利地开展了教学工作，而且培养和提高了讲师的水平。事实证明，广大工农群众不但能学哲学，而且学的很好；很多人不但会讲，而且讲的很好。并且，群众讲师还显示出如下优良风格和特点：
首先，他们在讲课过程中，能够贯彻阶级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密切联系本地各阶层的思想情况。其次，他们能够敏锐地发现本地本乡工作过程中和生产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及时地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哲学原理，从实际出发进行有的放矢的教学。第三，他们和群众有密切联系并为广大群众所信任，在讲课中作到了大众化，通俗化。第四，他们分散到各个战线（工业、农业、文卫、机关）各个角落（工地、食堂、田间、车间等），在各个时期，即使是在最繁忙的时期，都能机动灵活地进行教学。
由浅入深，先普及而后提高
“由浅入深，先普及而后提高”，是鲁山县委领导群众学哲学运动的一条成功经验。
但是，对这个问题，开始也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从实际出发，做什么，学什么，先普及起来，而后再逐步提高；另一种主张从书本出发，拿书本上的原理套当前实际，以接受书本上的原理为唯一目的。县委针对这两种不同主张，一方面深入重点进行试验，一方面广泛组织群众开展大辩论。经过试讲和辩论，广大的干部和农民赞成第一种主张，反对第二种主张。
县委根据广大干部和农民的要求，贯彻了由浅入深，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以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在普及方面，采取了以下几种措施：一、召开电话会议，通过传播重点经验，强调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具体领导。二、编印通俗的教材，办法是一方面宣传部编印，另方面推广下边好的教材。三、组织广播讲座，每星期一、四在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哲学。四、大讲董村牛运卿能给群众讲哲学等事实，来激发干部讲和群众学的积极性。这样就使群众学哲学运动在全县范围内很快地普及起来。
县委为了使运动向平衡的方面发展，向共同提高的方面迈进，于10月4日在董村召开现场会议，通过参观、访问和座谈，总结和交流了普及与提高方面的经验，同时也检查了当前在提高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大家认为要提高就要作好以下几项工作：一，继续贯彻学习为生产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方针，使学习与今冬明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二，不断总结检查工作，及时召开现场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检查解决问题。三，训练教员，提高讲课质量，结合今冬明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将已有的教师训练一遍。四，结合当前生产、工作和干群思想，编写比过去稍深一点的教材。五，加强党委对已有学习组织的领导，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汇报和检查学习情况。
目前，全县的学哲学运动，正在向提高的方面发展。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科学院汉学研究所
进行有关中国的学术研究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苏联科学院将在明年10月召开全苏汉学问题学术会议，汉学研究所还将出版二十本有关中国的学术著作（见12月3日本报第五版）。目前，汉学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正在编写一部篇幅很大的“中国现代史纲（1918—1958年）”。汉学研究所将出版的其他著作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Г·В·阿斯塔菲也夫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А·М·克鲁格洛夫和С·А·沃也沃季著）、“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论文集）和“中国的文化革命”（论文集）。并且，С·Л·吉赫文斯基的“康有为和十九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和М·Е·什涅节尔译著的“瞿秋白选集”（附序文和注释）等也将出版。这些著作的篇幅，共约三百个印张。
此外，最近苏联科学院汉文研究所正在制订1959—1965年的科学研究主要选题计划。在1959年的研究计划中，包括了下列的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发生和发展史”、“中苏两国人民古今的历史联系和文化联系”、“中国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和“中国文化史”等。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上海经济研究所
编写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书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正在编写一本总结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著作。根据初步计划，全书分为七章，共约三十万字。其主要内容是：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基本特点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改造，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深入和扩展，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高潮——全行业公私合营，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和平改造与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研究工作将在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亲自挂帅下，由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第八办公室和上海市工商局和上海市工商联等单位共同进行。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人大、北大二百名师生
深入农村研究公社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联合组成的人民公社问题调查研究组，已到河北、河南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参加调查研究组的是人大十个系和北大三个系的二百名师生。这个组要调查研究的问题，包括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关系、分配问题、商品经济以及价值规律的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