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冲破医学科学跃进的障碍——等级制
丘仁宗 陈子扬 郭少军
中国医学科学院所属的单位虽然在历次运动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改变了他们的政治面貌和服务方向，但是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等级观念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没得到根本的改造，并且还极力维护和到处宣扬这种等级制。因此，医学科学部门中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基本上没有改变。
压制了群众的聪明才智
助长了专家的脱离实际
医学科学部门中的职衔名目繁多，层次复杂，界限森严。有许多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分工。医疗人员有实习医师、初级住院医师、高级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分组主治医师及科主任之分；护理人员有护理员、助理护士、护士之分，教学人员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之分；研究人员有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之分；技术人员有练习生、技术员、技士、技师、总技师之分。每一级之中有时又分若干小等级。各级之间的工作范围是不可逾越的，等级高的人员可以拥有某些技术工作上的特权，而等级低的人员则丧失参加某些技术工作的权利。决定一个人作什么工作，与其说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不如说根据这个人所属的等级和“资格”，决定一个人领取多少报酬，与其说以劳动的质量与数量为尺度，还不如说以“学历”、“学衔”、“学位”为尺度。比如护士是不许作治疗工作的，因为护士没有作治疗工作的“资格”。哪怕最简单的常规治疗。住院医师是不能作研究工作的，因为住院医师只有治疗的资格，研究工作是“高深莫测”的。技术员要是总结一种病的治疗效果和诊断方法，马上会被教授制止，因为这种工作只有医师才有资格作。技术员、住院医师虽然被拒绝于研究的大门之外，实际上许多研究工作又离不开住院医师、技术员的帮助，有的教授公开说：“我用的是他们的双手，不是他们的头脑。”有的教授利用等级高的特权，把下级人员的研究成果攫为己有，加上自己的名字或索性用自己名字发表，并勒令下级人员中断这种研究，主任教授尤其高人一等，新资料必须由他掌握，新手术必须由他先作，主任教授的喜怒可以左右全科的行动。等级制在有些科系中形成了家长制。而资产阶级专家把这种很不文明的家长式统治奉为神圣，不得破坏。
上述情况就造成两个结果：一方面压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得许多年青的下级人员的才能没有机会得到发展；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专家愈来愈脱离了生动的实际，钻进了科学的“象牙之塔”中去，归根到底，严重阻碍了我国医学科学的发展。
这种等级制度是资产阶级法权在医学科学部门中的具体表现。它在医护之间，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造成许多人为的矛盾，不能同心协力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领导关系和必要分工应肯定
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必须否定
有人说，“这不是等级制，这不是不平等，更不是特权，这是分工，这是领导的职权。”是的，与分工、领导关系交错在一起正是医学科学部门中资产阶级等级制的特点，因此它容易迷惑群众和欺骗群众。我们反对的是资产阶级等级制，人与人在工作关系上的不平等，并不是不要科学的分工，不要领导。在医学科学部门中，下列两类分工是不能也无法消灭的：一类是部门、学科的分工，如有人搞妇产科，有人搞眼科，有人搞脑系科等；一类是具体工作上的分工，如有人搞护理，有人搞化验，有人搞医疗等。虽然在医学科学部门中每个人也都要成为多面手，但是，无论如何，上述两类分工，总是存在的。同样，任何工作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要永远存在的，与自然作战，与疾病作战总要有指挥员，有战斗员。因此，要求取消医院所有的职务称号一律统称“医务员”的意见是“把脏水和小孩一起倒掉了”。
不能把必要的分工、领导关系看成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看成是资产阶级等级制；同样，也不能把资产阶级的等级制，说成是必要的分工和领导关系。护士不准作医疗，住院医师不准作研究，技术员不准写经验是分工所必需的吗？教授利用下级作为他追求名利的工具，这是领导关系所必需的吗？显然不是。
群众起来冲破等级制
协和脑系科树起红旗
中国医学科学院全体同志经过整风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跃进局面。在三个月以来的技术革命中，创造和革新项目数以万计，比较有价值的创造发明和革新项目达两千多项。但是，我们的工作仍然赶不上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资产阶级法权残余、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愈来愈严重地阻碍着工作的大跃进。群众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残余和资产阶级等级制，愈来愈不能忍受了，自动起来冲破等级制。医学科学院附属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的同志们在这方面首先树起了红旗，这个科已经开始打破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和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束缚，开始树立了人与人在工作中的平等关系，开始根据工作需要与个人能力分配工作而不是根据“级别”与“资格”分配工作，高级医师也不再高高在上的脱离实际，而是下放到门诊病房具体担负门诊和医疗工作，下面的人员也能参加过去不能问津的医疗工作和研究工作了，全科人员都在争取自己成为多面手，人人会治疗，人人会护理，人人会针灸，实行技术民主，协作治疗，开“诸葛亮会”；在研究和医疗工作中以党组织为核心，代替权威“执政”等等。这一切使全科医护、上下、工休之间的团结大为增强，几天内全科的面貌大大改观。他们不仅把科学研究纳入了国家规划，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一直被权威认为很难治疗的脑血管病和神经衰弱症，现在却找到了比较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铁的事实证明，只有打破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技术革命才能继续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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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本揭穿神鬼秘密的书
——评介“破除迷信”
柯安
陈伯达同志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的大会上指出，哲学家的活动和学习哲学的目的，必须是对人民有益处，对人民的事业有帮助；并说：“如果我们有些哲学家能够发现这类神的秘密，或者把过去的笔记和小说所写的许多属于这类的故事和材料编一编，进行一些具体的宣传工作，也就是做了一件对农民有教育意义的贡献。”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们，根据这个提示，用了二十天的时间，依靠集体的力量，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做“破除迷信”。这本书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了。
这本书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比较短的篇幅，扼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的一些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如：“晏子春秋”中晏婴对齐景公祭祀山神河伯祈雨的荒诞行为的批评和嘲笑；荀子对于天的唯物主义解释和人定胜天的思想；王充对于天人感应谬说的批驳和揭穿鬼神的虚妄；范缜反对佛教迷信、反对因果报应的思想。第二部分是根据中国古代史书和笔记、小说中的有关材料编写成的四十九个反迷信的小故事，例如河伯娶妇，石崇灭蝗等等。
这本小册子，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它利用中国古书中的材料，通过比较通俗活泼的文字，揭穿了鬼神的秘密，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并且由于它的通俗浅显，生动有趣，特别容易为工农群众所接受和喜爱。
编写这样一本反对宗教迷信的书籍，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本小册子的编写和出版，至少可以说明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是搞哲学和搞哲学史的人，如果真正有了为人民服务的自觉和决心，他就一定能够使哲学不再是书斋里的空谈，而把哲学的任务放在宣传唯物论，扫除人民群众思想中的唯心论影响上，对于清除人民脑子里的敌人，把人民群众从神权思想的绳索中解放出来，提高人民群众政治思想觉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过去彻底破除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对于神的迷信，还有若干困难，条件还不够成熟，那么现在的情形却完全变了。现在是全民大跃进的时代，是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急剧提高的时代，农民自己立起来的菩萨，正在由农民用自己的双手去推倒踏碎，神的权威将完全让位给人的权威；人的力量代替了“天”的力量。大破迷信，大破鬼神，从人们头脑中彻底清除对于鬼神的迷信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了。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理论工作者，思想史工作者，给以武器，给以启发。
其次是，这本小册子的编写和出版，向人们具体表明了在我们祖国丰富的历史文化典籍中，确实有着不少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精华，只要我们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真正作到了政治挂帅，贯彻执行厚今薄古的方针，那么就能够使古为今用。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本小册子的出版，也为我们整理和出版古籍，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虽然整理和出版古籍，并不仅限于这个方面和这个途径，但是作为一种方向，是值得提倡的。
当然，“破除迷信”这本小册子，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它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这种缺陷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它对于最广大的读者对象——农民，还注意得不够；它在介绍和叙述中国古代无神论的思想的时候，在编写反对迷信的历史故事的时候，还没有摆脱尽所谓“哲学史”的羁绊，更坦率些说，就是它还流露着不少的书生气。例如，对于神的起源，对于剥削阶级利用神鬼作为巩固其反动统治的工具，这些道理，只是在前言里引用了“红旗”杂志第六期上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而没有深入浅出地加以说明。在故事的编写上，也多是就故事讲故事，而没有把这些历史上的反迷信故事和当前的实际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实际上，在这方面很多问题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系起来进行宣传解释的。例如：农业社因为并大社、建立人民公社，须要平整土地而发生的迁坟的问题；利用乡村中过去的庙宇、祠堂作校舍、办公室等问题；农村中反动道会门、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利用迷信神鬼进行破坏活动和扰乱社会治安的问题；兴修水利、抗旱斗争胜利与过去的拜神求雨的问题；捕灭虫灾与过去的所谓“神虫”问题；消灭严重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疟疾等）与过去的所谓“天灾”、“瘟神”问题；过去流行在人民群众中的各种各样的神怪的名目和来历（如火神、瘟神、山神、土地、雷公、风婆、菩萨、财神、灶神、门神等等）的问题等等，都可以在书中加以通俗的揭破，拔掉它们的虚妄的老根，使它们在人们的头脑中再无立足之地。在文字语言上，本书虽然比较地注意了通俗，但在具体的表达上，往往显得语言的单调和呆板，很少注意运用群众的生动的语言。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本书的实际效果。此外，这本书在讲历史上无神论的理论时，只从先秦的晏子、荀子，讲到南北朝的范缜，而对于自唐迄清末这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无神论思想的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及，这也是一个美中不足之处。
这本小册子，虽然还有这些缺点，但正如前面所说，它是当前所需要的，它的方向也是正确的。我们热切地希望哲学家们，特别是搞中国哲学史的同志们，沿着党所指出的方向，为人民不断地做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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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要有共产主义思想
——记太原塑料厂成品车间工人的一场大辩论
张民植 崔成善
在生产大跃进中，太原塑料厂成品车间的绝大部分职工，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昼夜苦战，生产几倍几十倍地提高着。他们并不要更多的报酬。他们懂得，今天的劳动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提前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一些人还有糊涂观念把物质刺激看成动力
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他们受着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影响，认为多劳多得是最理想的分配原则，物质刺激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否则，人们工作、劳动就没有了动力。有人提出加班苦战不给钱不合理。李玉苟说：“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加班苦战不给工资不合理。”马保宝说：“干多少活，给多少钱最合理。因为多干活，消耗人的精力大，就需要多给些报酬来补偿。”田发说：“多劳多得最刺激人们的干劲。多劳不多得，就是打击工人的积极性”。
按劳取酬不能认为十分合理物质 刺激只能刺激个人主义
可是绝大部分职工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应当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对待按劳取酬的原则。于是一场大辩论就展开了。郭四宝说：“不错，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物质产品还不多，人们的觉悟还不高。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消极方面。我们厂里有一位同志，全家三口人，每月工资二百多元，每月存银行一百多元。可是张明善，全家七口人，每月工资四十五元，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这能说最合理吗？”郭二丑说：“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对待按劳取酬的原则，不能用个人主义思想来对待。为了多赚工资而劳动，为了多得奖金而工作，就会滋长一切为个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登上社会主义的山要唱共产主义的歌
尽管大家苦口婆心地摆了许多事实，讲了许多道理，但是有些人思想还是不通。李玉苟说：“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到共产主义社会。到什么社会，说什么社会的话。站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大家针对这个论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展开了辩论。一致认为只看眼前，不看将来，只知社会主义，不知共产主义，是很危险的。郭二丑说：“我们工人阶级应当看得远一些。比如下象棋，走上一步，就应该看到下一步。不然，就可能输掉，走路也是一样，走上一步，就应当看到下一步。不然就可能跌交。社会的发展更是这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看到共产主义。如果看不到，就不能前进。
这一论点虽然为许多人所同意，但是有个人主义思想的人，仍然为个人享受而打小算盘。会上，田发站起来说：“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好是好，可是现在加班加点，昼夜苦战，这么紧张，要是死了还有什么幸福可谈呢？”针对这一论点，大家争先恐后发表意见，展开热烈争辩。张牛成说：“人和普通动物不一样，不能只顾今天，不管明天。要像‘呱呱公鸡，咕咕母鸡，吃了晚上不管早起’一样，我们怎么能建成社会主义？又怎么能过渡到共产主义？”郭二丑也说：“我们不能过‘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二流子生活。现在的几年辛苦，是为了将来的万年幸福。你死了，还有儿孙后代享受。不管儿孙后代是不行的。我们应当为下一代造福。”
经过辩论，全体职工提高了共产主义觉悟。在全国钢铁生产高产周里，大家加班苦战，争取高产立功，连那些斤斤计较按劳取酬的人也不再考虑个人报酬多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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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计件工资有弊而无利
北京市毛纺织厂保全科工人 阎景福
我是一个1954年才入厂的新工人，可是我的计件工资有时一个月就拿到一百九十元以上。1956年平均每月在一百元左右。这样，同志们就说我积极干活，是为了多拿钱。这使我很苦闷。本来我是为了工作，想多干点活，但是又怕钱拿的多了，影响小组的团结。当时，在组里我出的活比谁都多。有的人出的活少，他们就怕因为我出的活多了，定额组会按我的工时来定。连累了他们不能多拿工资，所以对我很不满。为此，有时工作上就故意放松一些，从个人来说，反正也赔不了，可是国家就损失大了。我有时甚至不愿干油水大的活，认为这会影响我和同志们的团结。因此，计件工资不但不能鼓起我的干劲，反而妨害了我的干劲。有时任务很忙，本想下班以后再来干，可是又怕有人说我是“老财迷”，就不敢再来干了。
计件工资制给领导与工人之间和工人与工人之间都带来了不应有的矛盾。比如说，各种零件和各个工序的定额不可能一点不差，有的要紧一些，有的就松一些。这样，有的工人就愿意抢着定额松的干，不愿干没油水的活。一旦领导上分配谁的活油水不大，谁就会对领导不满。工段长就感到分配工作是最头痛的事。
由于实行计件工资制，每人每月所得的工资多少不等，有的新工人比老工人还多。相互间就容易产生隔膜。有的互相不信任，经常找会计组算账。使得一些人对产品质量不闻不问，只问是能赚多少。结果是废品率上升，工具及机器损坏和人身事故经常发生，给国家造成莫大损失。
计件工资制给一般职员和辅助工人也带来了思想上的毛病。他们眼看生产工人每月拿这么多钱，就有点眼红，不安心本位工作，愿意作生产工人。
根据我的亲身体会，计件工资制已经毫无作用了。它不但不能刺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恰恰相反，使人变得越来越自私，走上处处为个人打算的卑鄙途径。我们正在大踏步向共产主义迈进，我们最高的理想是要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达到“按劳取酬”就终止了。我们今天的干劲这样大，绝不是计件工资的几个钱刺激得来的。取消计件工资后，我现在的计时工资是每月五十多元，比以前少四分之三，可是我的干劲却比以前高了不知多少倍。从前是每天八小时工作，现在，不但工作到深夜两点，甚至干个通宵，而且星期天也不休息。甭说增加的产品没有计件工资，就是加班费，我们也不要。这种冲天干劲，绝不是“钱”所能刺激得起来的，要说有刺激的话，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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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学术动态
武汉科学院历史组进行革命史的调查工作
中国科学院武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组，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直接领导下，从4月到8月，进行了历时一百多天的红安县七里坪区革命史调查工作。直接参加这次调查的共一百多人，其中包括这个研究所历史组的全体同志，省委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的同志，以及武汉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师生。他们在进行调查工作的期间，访问了革命老人九百多人，召开了以农业社为单位的小型座谈会二百四十七次。8月中旬，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七里坪区的调查工作，并且已初步整理出调查材料。这些史料不仅可以用来编撰七里坪革命斗争史和大事年表，并且为编撰鄂豫皖老根据地和红安县的革命斗争史和大事年表提供了重要材料。
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发现水稻“万年肥”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已经为我国种植面积广大的水稻，找到了一种很有希望的新的生物肥料——蓝藻肥料。
蓝藻是一种低等植物。有些蓝藻同固氮细菌一样，能够把空气中游离的氮素固定下来，成为藻体内的有机氮。一般的固氮细菌是好气性的，在水田里成长不好，而这些蓝藻却能在水田中生长繁殖。它在生活时将体内部分的有机氮分泌出来，在死亡分解时更把大量的氮肥溶解在水中、土中，成为水稻所能利用的氮肥。因此，固氮蓝藻在稻田中生长繁殖，就像在稻田中开设氮肥工厂一样，空气就是用之不尽取之不竭的原料，稻田就是厂房。并且，蓝藻有较强的生活能力，只要条件合适，就能在水田中自然繁殖，不必每年施放。它可以说是理想中的“万年肥”。
在外国进行蓝藻固氮作用研究的：有英、美、日本和印度等，其中以日本成就最大。近半年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采集了不少标本，并进行了各种试验工作，已经找到四种固氮蓝藻。其中一种念珠藻（686号），固氮能力最高，在100毫升缺氮培养基中，在灭菌条件下，生长繁殖四天的固氮量为1.01毫克。蓝藻的固氮量是除去接入的蓝藻数量外，计算其增长的数量和缺氮培养基中增加的氮量的总和。在一般试验过程中，经过灭菌处理，蓝藻在开始时是繁殖较慢的。但是，我们的固氮蓝藻在最初四天就长得很快，若是繁殖六十天后，固氮量将显著地超过目前世界最高水平。
中共安丰乡委创办理论刊物
中共江苏省兴化县安丰乡委主办的“解放思想”杂志于10月创刊了。它是以基层干部为主要对象的通俗的理论刊物。它是兴化县全县第一个由乡委主办的理论刊物。“解放思想”的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宣传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阐述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集中地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新的社会面貌。
“解放思想”创刊号共九篇文章，主要文章有乡委书记瞿加仕的“解放思想”发刊词和他与原唐港乡委副书记朱庭珍合作的“唐港片拔白旗插红旗”；中央文化部下放干部徐秉让的“人民公社好”，安丰小学教师窦瑞庆的“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规划”等文章。“解放思想”杂志半月出刊一期，油印十六开本，文章形式短小精干，生动活泼，内容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