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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问题的讨论
单纯的脑力劳动者将来不存在
富友仁
魏高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单纯的脑力劳动仍然存在。”我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单纯的脑力劳动绝不存在。”
魏高为了证明其论点的正确，提到两点理由：一，为了发挥人们更大的作用，就应该进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二，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有天才，没有必要叫天才做他不擅长的工作，否则就会埋没了天才。
我们来看看第一个理由吧：到共产主义社会，科学高度的发展，人们的知识丰富，这一点是肯定的。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仍然分工，单纯的脑力劳动继续存在呢？也就是说，是不是还需要有一部分人头大手小，专门搞理论、搞科学研究，而人类的大多数就不能搞理论、搞科学研究、探讨宇宙的秘密呢？显然不是。人们绝不能允许把理论“知识”垄断在少数特权分子的手里。
几千年来，劳苦大众夜以继日，重重复复”地劳动，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然而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广大人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没有从事脑力劳动的自由。难道我们能允许永远把广大的劳动者排斥在知识之外，不能自由地学理论、搞科学研究，而听任一些“天才”“学者”去卖弄玄虚吗？这是合理的吗？这对社会发展有利吗？
魏高的第二个理由是：“共产主义社会仍然有天才，没有必要叫天才做他不擅长的劳动，妨碍他们脑力的发展。”看来“天才”只能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不配当“天才”。看一看今年工农业大跃进的情况就很清楚！哪一个大学者创造了这样的奇迹？难道就不能设想一旦五亿农民都掌握了理论，掌握了知识，能创造出比我们高出万倍的奇迹吗？不是他们没有天才，而是过去他们没有学习的权利，埋没了他们的天才。
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怎样的呢？到那时社会的财富已极大的丰富了，人们可以随时得到自己的需要的一切，到那时，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乐趣，人们再也不需要每天从事八小时的体力劳动，而是六小时，四小时，甚至二小时。剩下的时间作什么呢？人们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需要和才能。人人都是理论家、科学家、发明家、作家、歌唱家，也都是普通劳动者。那时候还需不需要少数人专门从事单纯的脑力劳动呢？少数人搞理论、科学研究呢？显然不需要。到那时是否有人可以不参加基本物资——衣食住的生产劳动呢？显然没有。那时人们掌握知识的条件是平等的，劳动地位也是平等的，谁不从事这部分劳动，谁就要加重别人的负担，这是可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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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问题的讨论
知识被垄断的时代过去了
陈国梁
魏高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有天才，没有必要叫天才去做他不擅长的工作，否则就埋没了天才。他的这种论调并不是曲高和寡的。暑期我们在铸工车间劳动时就有人说：“造型工比退火好，但退火比拉大车还是好些。”也有人说：“要我大学生拉一辈子大车是天大的浪费。”他们强调，一些所谓“天才”中的“拔尖”人物就只能搞脑力劳动，搞科学研究，搞理论；体力劳动么？还是让劳动人民去搞吧！他们无非是想继续把知识垄断起来，而害怕劳动人民掌握了科学知识。
这使人想起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愚民政策”。只有剥削阶级才害怕劳动人民掌握知识，才提出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谬论。他们害怕工农群众一旦掌握了知识，懂得了旧社会的不合理的根源，就起而推翻他们的统治。令人吃惊的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在新中国的大学生中，居然有人也在主张这种“愚民政策”，害怕劳动人民文化翻身，这就不难看出，究竟是什么思想在作祟了。
认为劳动人民不要掌握科学文化的人，最好是去听听劳动人民的呼声。举徐水大寺各庄为例，全村七百多口人，过去只有三个人念过几天“四书”。过去农民一字不识，写信得跑几里地找人代写。每逢春节，写副春联也要跑好远央求那些“知识老爷们”。他们痛苦地说：“那时真是睁眼瞎子，有苦无处说。”又如过去由于劳动人民没有科学知识，就备受封建统治者用求神拜佛的迷信作弄，把香灰当作仙丹。我父亲得了肺病，无钱医治，也就是吃这种“仙丹”，不治而死的。劳动人民是迫切要求文化翻身的。每一个工农出身的同学，可以回想一下当我们上学时，我们的父母对我们说了些什么话。我清楚地记得我的父母对我说过：“儿呀！你要好好念书，我们连吃也不够，还是让你去念书，就是为了不再受气。”而我就在小学念书时期，也受尽了地主老爷们的嘲笑，他们用冷言冷语来打击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说什么“穷是命里注定的，你再多念几年书也白搭”。
回想过去，听到有些同学害怕劳动人民掌握知识，觉得非常刺耳。这些人总想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地位，怕劳动人民掌握了知识后，使自己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美名”。有的人为掩盖他们不让劳动人民掌握知识的可耻思想，就找各种奇怪理由来证明，说什么工农从事体力劳动只要有一般知识就行了。听到工农办“红专大学”就不舒服，就瞧不起。这种“只许工农普及，不许工农提高”的思想，实质上还是不让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剥削阶级思想，而这种思想使他们眼光短浅，看不到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极大的发展了，电气化、原子能已是日常生活中应用的东西，他们指的“尖端”也只不过是工农群众的“一般知识”罢了。
今天，想垄断科学知识，让劳动人民听知识分子摆布的时代已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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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理论刊物上
手脑并用 全面发展
从小打下多面手的基础
“勤工俭学动人心，落后学生变先进。教育劳动结合好，新的学校出新人。”这首诗是吉林四平市群众，为赞扬该市六马路小学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取得很大成绩而写的。
“奋进”第五期刊登了这个小学关于开展勤工俭学的报告和中共吉林省委的批语。批语中说：马克思在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说，“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就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从全省小学开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特别是从四平市六马路小学办红领巾工厂的运动中，完全证明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正确。从儿童的第一步就把教育与劳动结合起来，把书本知识和劳动密切结合起来，就会使儿童的思想品质和道德面貌发生根本的变化。半年来的实践结果，小学生格外守纪律了，爱劳动了，精神面貌在变化，新的道德品质在成长。他们自己夸耀地说他们既是学生又是小工人和小农民。因此，那种认为小学搞勤工俭学会影响健康、影响学习质量的说法，在大量事实面前，已不攻自破。
批语还说：小学实行勤工俭学，是培养共产主义社会全面发展新人的开端。因此应该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身心发展状况，由低到高，由简到繁，逐步引导他们从参加轻微的劳动，渐进到能参加较为繁杂的劳动。小学生参加劳动要同年龄相适应，要多样化，以便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通过勤工俭学进行手脑并用全面发展的教育，并学会掌握简单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为培养成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亦工亦农亦学亦兵的“多面手”打下良好的基础。
不让实用主义鱼目混珠
第九期“江海学刊”发表的“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一文分析了党的教育与劳动结合方针和实用主义教育家所强调的“从做中学”的观点的根本不同。
作者写道：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家片面强调“从做中学”的反动的教育观点。这是因为：（一）他们“做”的一套“学”的一套，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他们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学生，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训练学生获得一点简单的零碎片断的谋生手段和生活技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目的是培养“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安宁”的奴仆（列宁语）。（二）他们从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出发，否认客观真理，否定学习理论的重要性，强调学生在“做”中发展所谓“先天本能”，否定教师和教育的作用，实际上是取消学校教育。
我们主张教育与劳动结合，与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做中学”完全不能混为一谈。（一）我们实行教育和劳动的结合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从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二）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承认客观真理，即重视教师的教育作用，又重视学生自己实践的必要；既要学习系统的书本知识——间接知识，又要在劳动中直接掌握知识；既重视理性知识，又重视感性知识；既重视理论，又重视实践。我们是把上述的各个对立面辩证的统一起来，其根本办法就是教育与劳动结合。
斥教育工作中的观潮派
在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上，是不是还有怀疑派、观潮派呢？“新论语”第四期刊载的“坚决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文章认为，观潮派的一个主要的和最有市场的谬论是“开展勤工俭学会降低教学质量”，他们认为勤工俭学“影响理论和科学研究工作”，“妨碍教学和正常学习”，“浪费时间和人材，得不偿失”，“大学务农做工，不如办工农夜校”等等。
作者用山东省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所取得的巨大成绩，给了观潮派当头一棒。文章写道：半年来广大师生由于参加了生产劳动，树立了劳动观点，提高了政治觉悟，培养了共产主义的思想。通过劳动实践，开扩了思路，加深了对理论的理解，并为科学研究工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者说道：学生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觉悟，有理论同实际完全结合的知识，有健康的身体，既能脑力劳动也能体力劳动，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教育所要求的教学质量。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后，如果说有什么降低的话，正是降低了资产阶级教育学者所主张的教学质量。对于这种质量，不仅应降低，而且必须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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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爱劳动是劳动人民的天性
达铭
有些人面对着劳动人民高涨的共产主义精神目瞪口呆，他们发出了种种议论。他们问：“为什么工人热爱劳动到了忘我的地步？”“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真的会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吗？”他们说：“难道好逸恶劳不是人之天性么？”他们觉得现在劳动人民中所表现出来的忘我无私的劳动态度，简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的。
我们且慢来回答这些人所提出来的问题，先请大家读一读关于老工人许林卿的一段故事。举一反三，这个故事，将有助于我们回答上面那些问题。
许林卿是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的电气工人，今年六十三岁，已做了四十七年工。由于长期的劳累，得了严重的风湿病，前年厂里曾动员他退休，但当时有部分技术工人支援西安建设，老技工不够，他就自愿留下了，直到今年2月才退休。
去年他就盘算着：“我体力越来越差，怎样才能为国家多贡献点什么？”“人要退休了，就让我的技术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下一代造福吧！”于是他把几十年积累下来的设备草图逐一交给工人，又带着工人两次察看和交代了全厂电气设备线路的情况。他耽心青年人经验不足，又利用业余时间，开了六次座谈会传授自己的经验。
尽管如此，有些青工还是记不牢，这时，他焦急地问自己：“能不能把四十七年操作的经验写成一本书，让所有电气工人都能受用呢？”
写书，对于只读过四年私塾的许林卿来说，是难以想像的。可是当他想到“我活着一天，就要帮助大家一天，我要为子孙万代为共产主义尽到责任。那怕笔杆是千斤闸，我也要举起它。”的时候，他就动手写书了。风湿病使他浑身疼痛，手臂抬不起来，解放前被电烧伤的眼睛时常睁不开，他忍着痛用棉胎垫在椅子上，用木板支撑着手腕，用热水巾敷眼睛，夜以继日地写。不认识的字，画个记号，第二天去请教文化高的工人。从去年7月起，经过七个月的奋斗总算把书写成了。书的内容包括设备安装、变动情况、历年事故分析以及改进设备和安全操作的意见。他还怕工人看不清楚，又花了四个月时间，把各项设备线路画成五十九张草图，这本二万多字的书终于在今年8月全部完成。他把这本书交给党委向党献礼。有人问许林卿为什么要写书呢？他说：“我写书是三个目的：第一，把几十年受苦受难得来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第二，希望影响别的老工人也能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技术；第三，帮助电气工人赶快大跃进，早日赶上英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老工人就是用自己对旧社会的全部憎恨和对新社会的无限热爱写成这本书的。
许林卿退休以后，有人就劝他：“如今你年岁大了，陪着孙子逛逛公园吧，可以享享清福了。”他笑着说：“公园我是要逛的，但是有力气不劳动，不给大家做点事情，人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呢？”他退休后差不多每天都到厂里来，翻图纸，看线路，见啥干啥。工人说：“老伯伯，你站在一旁指点指点吧。”他不听，卷起袖子就干起来，工作完了不仅不要报酬，连饭也不肯吃。厂礼拜的一天夜里，炉子间电缆坏了，影响第二天开车，他连夜赶到厂里去修，一直工作到深夜三点钟，工人劝他回家休息，他说：“厂里烟囱不冒烟，车子开不动，要我睡也睡不着。”
8月，厂里举行生产检阅，计划把日产量从二十八万公尺提高到八十万公尺，电气设备不足成为一大关键。许林卿早已忘了自己是退休工人，在一个多星期里，他和工人一道把全厂近百只马达一一测定，调整负荷，在未增添一只马达的设备下，保证印染布产量跃进到九十三万公尺。他说：“工厂是我娘家，劳动就是我的生活，我多贡献力量，就多尽了责任。”
若问许林卿同志这种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是怎样产生的？那末，是让他自己来回答吧！许林卿说：“我活过三个朝代，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他叙述了几件印象最深刻的事。
1928年，许林卿在国营上海第一印染厂前身日商内外棉三、四厂做工，一天开车时总开关保险丝断了，在榨取利润比工人生命更重要的日本资本家强制下，许林卿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带电修理，开关爆炸了，许林卿脸部、手臂都被电烧伤。但他为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又不得不再跑到厂里工作，刚走进厂门，资本家就骂他：“你怎么还未死掉，害得我们停车了。”许林卿回忆当时情景难过地说：“那时劳动就是为资本家做牛马，还能指望什么呢？”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并没有两样，他谈起雨伞的故事。他说：“那辰光，从早做到晚，吃冷饭喝冷水，连把雨伞也买不起。工人出厂门遇见大雨想回头进厂躲雨都不行，工人在资本家眼里就是牢犯，早晨进厂不准出，放工出厂不准进。我长年累月的淋雨，得了风湿病。解放后我看到工人下雨天借厂里的雨伞回家，又高兴又心酸，青年人哪里会想到从前我们少了这把伞熬过多少苦啊。”
解放后，新的生活开始了。由于许林卿把悉心保存的设备帐册交给军事代表，并积极参加清点工作，被群众评为二等功臣。他认识到党的伟大和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他想到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马达每月要烧坏，他那时也曾经想改装过，但第一，生活担子这样重，还顾得了马达吗？第二，改装好又为着谁呢？因此这个念头打消了。1950年，他经过五个月的试验，改装好六十多只马达的通风设备，又得到特等功臣的称号。从1953年到1957年的五年中，他先后提出三十五项重大建议，五次被评为劳模（先进生产者）。许林卿说：“过去做工拎着竹篮子头也抬不起来，如今劳动不只为养家糊口，还处处受到尊敬，不为社会多干点事，还能算是新社会的人吗？”这就是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必然产生的原因。
读了这段故事，该可回答有些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了吧！因为许林卿的故事，说明了工人阶级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精神面貌的变化，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对于劳动的看法。
许林卿首先告诉我们的真理是：热爱劳动是劳动人民的天性，好逸恶劳并不是劳动人民的天性。请看，许林卿在国民党统治的年代里，不是曾经想过改装马达么？只是因为生活的担子太重，因为改装好了只是便宜了资本家，所以才打消了改装马达的念头。可见，他那时也并非不爱劳动，而是不愿为剥削者劳动，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不能愉快地劳动。解放以后，当他感到自己同自己的阶级成了国家的主人，当他感到自己已不是在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广大人民劳动，为子孙万代的幸福而劳动的时候，他的那种热爱劳动的天性便发挥出来了。
什么叫做人的天性？人的天性其实就是人的阶级性。劳动者的阶级性，就是热爱劳动。劳动是社会发展、人类进步的根本条件。劳动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向自然界作斗争，为社会创造了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同时也创造了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就成为劳动人民天赋的本性。只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和阶级剥削制度下，剥削者侵占了劳动人民的劳动果实，使劳动变成外力强制的痛苦的事情，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劳动人民的智慧也被压制和窒息了。
解放以后，由于铲除了剥削制度，劳动人民挣脱了被奴役的锁链，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为本阶级工作，劳动的结果是为大家造福，为劳动者自己造福，劳动也就恢复了它原有的光彩，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也就有了充分施展的广阔天地。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首先打起劳动光荣的旗帜，创造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生产奇迹。但旧社会统治阶级对劳动的极端鄙视和雇佣劳动的阴影，在一部分劳动人民中间还未消逝，有些人还未觉悟到新旧社会劳动的根本变化。经过整风运动，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由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与群众打成一片，这就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极大地启发了群众对劳动的自觉热情，越来越多的工人农民忘我的不计报酬的劳动，一种崭新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劳动人民高举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走在时代的前面，使得有些人感到自己脚步太小，走不快跟不上。有些脱离劳动的人则负隅观望。
一切剥削阶级都是站在与劳动者对立的地位上的。剥削者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把劳动人民推到饥寒交迫与被侮辱的地位上，来获得少数人的特殊权利与特殊享受。好逸恶劳正是他们的本性。他们吃着细粮却四肢不动，一心维护私有财产权和等级制度，当然，不可能理解劳动的幸福。许林卿在退休后感到“不多为社会干点事，还能算是新社会的人吗？”这种胸怀和抱负，对那些孳孳为利之徒来说，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
许林卿的故事告诉我们，劳动人民是把服务于集体利益当做是自己的天职的。许林卿忍着病痛写下二万多字的书，一不为拿稿费，二不为当什么家出名，而是为了要传授技术给下一代，要影响别人也毫无保留地贡献技术，要帮助电气工人大跃进，早日赶上英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大家看，如果许林卿没有无私的为集体利益服务的热心能做得到吗？没有向往共产主义的远大眼光能做得到吗？一个人有了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一个大有利于人民的人。
劳动人民在长期向自然作斗争和阶级斗争中，从来就是依靠集体力量，始终维护着集体利益的。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共同的生活下，才使人跟动物界分离。只是在私有财产出现后，才使集体和个人划成一道不可跨逾的鸿沟。但对劳动人民来说，社会的生产劳动总是和集体相联系的。农民要提高耕作，希望工人制做出好犁。在工业集中的大生产中更是这样：上一工序和下一工序互相衔接，每一个产品都是集体劳动的结晶。这种共同的劳动，使得劳动人民越来越认识到，没有集体的解放个人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没有集体的努力，个人的幸福也是得不到的。“无产者在他还是一种孤立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从他与同志们的有计划的共同活动中汲取的。当他组成为伟大而强有力的机体的一部分时，它就觉得自己是伟大而强有力的。”（列宁）觉悟了的劳动人民就是以这种最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以无名大众细胞的资格——毫不计较个人利益，毫不图谋个人荣誉——来进行着斗争。
对剥削阶级来说，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是他们的生活哲学。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个人财产的增殖和个人的享受，为私而利，为利而私，把头颈套在钱眼里打滚。由剥削阶级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也总喜欢把自己放在集体之上，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切，我的知识，我的能力，我的信念，我的奋斗，归结起来还是为了那个名和利，在“我”的王国里混日子。这种自私自利的丑恶思想与劳动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对照起来，显得是多么的渺小，又那么庸俗不堪。让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来看劳动人民的忘我劳动，怎么会不像蝙蝠一样见到太阳就回避呢？又怎么能不是井中之蛙那样眼光短浅呢？他们对忘我劳动不能理解，这可能是句真心话，但忘我劳动的共产主义精神将不仅是在一部分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中发扬开去，而势必要成为全社会的风尚。形势逼着人们要了解它，而且也督促人们去仿效它。出路何在呢？除了参加劳动实践，来彻底改变自私自利的旧意识，培养劳动人民的集体主义思想之外，还有其他的途径吗？
许林卿做了一位好教员，他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揭示了平凡而伟大的真理。劳动人民共产主义精神的高涨是一个信号，它预示人们和私有制陈旧观念的彻底决裂的时刻来到了。这是放在我们面前的战斗任务。对那些死抱住资产阶级观念不放的人来说，更是一个有力的鞭策。
（原载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十期，本报略有删节并加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