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必须从生产看分配
方名
按劳取酬问题是个分配方式问题。对于分配方式的批判，主要要采用经济规律的原则。恩格斯说：对于分配的不平等，采用“对于道德和正义的申诉，在科学上并没有丝毫令我们前进，无论道德上的义愤如何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是证据，而只能看作是象征”（引自反杜林论1956年版153页）。
分配就是对生产品的分配，衡量分配方式的合理与否，最根本的尺度是要看它是否有益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
近来许多文章热烈讨论了工资制和供给制的许多问题，但大都是就分配谈分配，比较两种分配方式的优劣。可是分配就是对生产品的分配，因而它和生产有密切联系。恩格斯指出：“生产品的分配方式和方法，同样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的生产方式与方法、交换方式与方法，取决于这一社会的历史前提”（引自反杜林论151页）。那就是说，原始公社共同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原始公社平等的分配方式，奴隶制强制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奴隶占有制的不平等分配方式，封建制农奴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封建的超经济剥削的不平等分配方式，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剥削剩余价值的不平等的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初期的共同劳动的生产方式决定了没有剥削的按劳取酬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各取所需的真正平等的分配方式。当然，分配方式不只是消极地被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同时也反过来积极影响生产和交换。总之，分配和生产有着密切联系，因而不可悬空地就分配方式谈分配方式。
衡量分配分式的合理与否，最根本的尺度是要看它是否有益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当然，平等原则，公平分配是一个尺度。但这个尺度受着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原则所支配。十年前老解放区土地改革过程中，曾经发生过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农业社会主义在表面上比较按劳取酬还要“平等”，但由于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反动的。
分配方式的变革，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思想的社会里，它不会是盲目的，而是恰当地更好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过去我们所以不批判按劳取酬的资产阶级法权形式，是因为它只能促进并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是反对剥削改造剥削者的有力武器
按劳取酬的本质是把劳动当成私人占有的价值，可以支出劳动换取工资作为酬劳。这还是把个人劳动作为商品向社会进行交换，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价值法则在这儿起作用。由于劳动不可能绝对平等，劳动者的具体生活条件不可能绝对平等，因而按劳取酬，表面上平等，实际并不平等。所以，马克思指出：“在原则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
按劳取酬这种“资产阶级法权”的性质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我们不早早加以批判呢？因为这种分配方式在当时只有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而没有影响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作用。
当一个社会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所有制的时候，这时最大的不平等、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阻碍是阶级剥削，是不劳而获，而不是按劳取酬。刚好相反，按劳取酬这时是一面红旗，是对剥削阶级斗争和改造剥削者的武器。
当一个社会还存在着较多的失业人口的时候，必须使人们都有劳动机会，这时的主要的不平等也还不是按劳取酬，而是有人无劳无酬。例如我国1949—1956年末，七年中间解决了大约一千三百万人的失业问题，这是党与政府对全国人民作出的伟大贡献。
不要把按劳取酬的原则凝固化，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逐步削弱它，但是，应该肯定，按劳取酬仍然是目前整个社会分配产品的主要尺度
只有全社会的人都成了劳动者，剥削别人劳动的没有了，没有工作没法劳动的也没有了，生产力大大发展了，人们的思想觉悟也大大提高了，在平等劳动中基于全部用劳动作价值尺度进行等价交换所造成的不平等，就显得突出起来。同时，由于生产的大跃进，生产品逐渐丰富，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六亿多人口的大国可以平均每人有一千斤粮食，这又为改变分配方式，实行部分的不以劳动为尺度，而以需要为尺度的半供给制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在分配制度上实行部分的改革就成为必要的和可能的了，比如，在部分工厂取消了妨碍着生产发展的计件工资制，在不少农村，实行了粮食供给制等等。但是应该懂得，按劳取酬在目前的分配制度中还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它仍然是整个社会分配产品的主要尺度，而且，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相当时期内还会起积极作用，如果不根据生产力发展产品丰富的具体状况，不根据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具体状况，逐步削弱它的作用，而企图马上大大削弱，甚至立即抛弃这个原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样不但不会促进生产的发展，相反，还会阻碍生产的发展。我们所以要指出按劳取酬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其目的也是要人们懂得：我们在分配制度方面追求的最高原则，是“各取所需”而不是“按劳取酬”，因此，就不能把“按劳取酬”神圣化，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和条件成熟的地方，就要逐步限制和削弱它的作用，以便逐步向“各取所需”过渡。
由此可见，一切不从对生产力发展是否有利来批判按劳取酬是不正确的。例如，把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按劳取酬说成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不平等，甚至是封建等级制—超经济剥削的不平等，这就使真理走到荒谬绝伦方面去了。按劳取酬这种不平等，不但封建阶级害怕它，资产阶级也害怕它，它是资产阶级都反对的那种“资产阶级法权”。只有用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只有用不断革命的观点，才能发觉出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内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应该消除，但也不能马上消除，只能逐步消除。因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主要根源，是物质生产还没有丰富到“各取所需”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就想硬要消灭这种“不平等”，必然要犯绝对平均主义的错误。这对生产的发展同样是没有好处的。
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基本上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革命者的觉悟，供给制只有一些辅助作用
根据分配方式和生产方式密切联系的观点，根据衡量分配方式的合理与否要用是否有益于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的观点，那么，供给制问题也比较明白了。
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在中国革命中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和社会生产没有特定的内部联系，它是在任何社会生产基础上都可实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是建筑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组织原则和革命者的思想觉悟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了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力，为了完成中国的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结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用自我牺牲的精神，降低物质享受到了最低限度，一切为了革命胜利。军事共产主义时代的革命精神的确是一面红旗，忘我工作，自我牺牲，艰苦奋斗，互助平等，等等，这些基本上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革命者的觉悟，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只有若干的辅助作用。
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和目前农村实行的带有各取所需性质的供给制，名称虽然相同，实质却有不同。刘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指示道：目前许多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要由低到高。现在实行供给制和抗日战争时期不一样，那时是在物资缺乏的时候实行的，现在是在物资比较丰富的时候实行的，有很大不同。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个人应当有一些机动。
少奇同志所说的“很大不同”主要是就分配对象的“物资”的区别而言的。这儿实质上是就分配方式和生产品的联系来区别这两种供给制的。
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并非社会生产的天然产物，只是出于战胜敌人的需要，因而这种平等分配并不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区所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并不是社会生产的必然产物，而是出于战胜敌人的需要。当时老解放区农村中的新民主主义的生产方式，它不能产生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由于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分配方式和社会生产没有内在联系，因而这种平等分配并不直接影响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保证革命队伍的物质供给。当时老解放区生产力的水平基本是低的，加上敌人封锁破坏，所以物资缺乏。即令说生产力得到某些发展，那主要是因为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革命和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结果，并不是军事共产主义分配方式影响的结果。
假如要探讨1928—1949年中国社会的分配方式问题，不仅在国民党统治区、日寇沦陷区谈不到任何产生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生产基础，就是在革命根据地的各新老解放区也没有任何产生共产主义分配方式的生产基础。当时在解放区之外是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例如地租、高利、低工资，以及各种超经济剥削。在解放区之内，是和新民主主义的生产相适应的分配方式，例如低租、低利、增长的工资等等。
目前公社实行的部分供给制（半供给制），这是和社会主义生产力飞跃发展有联系的向共产主义逐渐过渡的分配方式。
因此，我认为：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的分配，不是社会生产的必然结果，实行之后，也不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公社实行的供给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同时又将大大影响生产的发展，它不是单纯的平等分配，而是和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部分供给”“部分工资”相结合的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方式
当然，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革命精神和现在公社实行的供给制有许多是相通的。例如，自我牺牲和一人为众人，忘我工作和无偿劳动，献身革命和破除私有，平等分配生活必需品和平等分配劳动果实的生产品，如此等等。这就是供给制这个形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新的内容的主要原因。这种供给制创造性地解决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分配形式问题，这是对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的新贡献。这种新贡献的精辟之点在于：指出了按劳取酬的工资制，是资产阶级式的法权，但并不是立即取消它而是逐步削弱它；扬弃了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吸收其适合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有益因素，同时改变了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和社会生产没有内在联系的缺点，使新供给制成为和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老解放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应不应该改为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的工资制，这也要看改了于生产发展更有利还是不改于生产发展更有利。当时在政府机关和某些国营企业中，同工资制并存的还有供给制的待遇办法，这种办法在革命战争时期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是它同按劳付酬原则和经济核算制是矛盾的，因而必须进行改变，今天如果片面强调不改的好处，未必适合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逐步破除按劳取酬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为了逐步消灭社会主义劳动人民内部的不平等；实行部分的各取所需的供给制，是为了逐步实现劳动者之间的真正平等。这二者都紧紧围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改变分配方式是为发展生产服务，改变劳动者之间的生产关系（由不平等而平等）也是为发展生产服务。从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发展看分配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将更适合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
第7版()
专栏：
学理论高潮带来了生产高潮
登宣
头戴一顶开花帽窟窿朝天，
身穿着八卦衣夏热冬寒，
夜晚间宿庙内与神作伴，
白日里靠门楼哭叫连天。
这就是解放前山高石厚土薄的登封县农民群众痛苦生活的写照。那时候，既穷且白的登封县，仅有的几个“知书达理”的人，尽是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活阎王，广大农民则是目不识丁。
全民上大学 人人学哲学
解放后，广大劳动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翻了身。通过全民整风运动，更出现了蓬蓬勃勃全面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3月5日登封实现了“无文盲县”，接着又普及了中小学教育，开办了干部红专学校、全民红专大学。
全县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后，很快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一百九十一处，哲学研究室一百九十一个。他们按照政治挂帅、能者为师的原则，聘请一千一百余名哲学教师，基本上达到每一个生产专业队都有一个哲学教师。参加哲学学习的达十九万余人，占十四岁以上的全县总人口的93％以上，形成了全民上大学，人人学哲学，万人教全民学的高潮。半年来先后学习了“哲学常识”、“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决议”等有关部分，和党的重要政策。通过学习，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的革命情绪，巩固了人民公社。
在开展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开始时，关于农民能不能学哲学、乡干部能不能教哲学，曾经有人发生过重重怀疑。有人认为哲学是大学的课程，老粗“识三个字”怎能学得通？教哲学的是大学教授、留洋生，咱农村那有这样的人？等等。针对这种思想情况，各乡党委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开展了全民性的专题辩论。通过辩论破除了对学哲学的各种迷信，群众的思想解放了。一致认为哲学来自群众，来自生产斗争，自己的哲学，自己当然学得通；乡干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者，当然能教哲学。于是全民学哲学的运动，开展起来了。
他们也打破了在教材方面迷信书本知识的思想，各乡党委都按照哲学的原理，结合当地实际，编写了哲学讲义，如东风人民公社党委会把哲学上的各个原理都运用通俗易懂的事实编写了二十课“农民哲学课本”初稿，很适合群众口味，群众也非常爱学。在考试制度上也打破了迷信，农民学哲学的成绩的考查不是答卷子，又不是背条文，而是考查实际能力，在每学完一课后都要用大字报来检验思想和实际工作。
万物皆教材 随处是课堂
从实际出发，万物皆教材，遍地是课堂，是登封县全民学哲学的特点和行之有效的好经验。长期在农村工作的区乡干部虽然是哲学的实践者，创造者，但因为他们过去没有教过哲学，所以在教学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困难。开始时按照“哲学常识”课本，照本念经，群众不懂。不少人说这像听天书一样，还有人要求停止哲学学习。后来，他们大胆的打破了书本的束缚，从实际出发，按照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进行教学，以群众最熟悉的故事，联系当前的革命斗争、生产实践、学员思想，结合哲学原理进行分析讲解，最后归纳上升为理论，指导生产斗争。这样路就走通了。如三官庙红专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在教物质第一性，认识第二性时，搬了一块石头放到课桌上，讲课开始时，教员问群众说“这是什么？”群众回答说：“那是石头”。教员接着说：“如果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石头，那我们咋能知道有石头呢？”这时教员开始给群众讲：“石头就是物质，世界上有了石头，我们才认识了石头。这种先后关系就叫做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我们认识了石头的特性以后，就运用它修水库，盖房屋，这就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主观能动作用等就是哲学。”上了这一课大家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从此再没人反映哲学难学了。
这个县的哲学学习并没有固定的教学时间和地点。哪里有群众，就到哪里教，生产工地、休息时、会场、饭场都是群众学哲学的好场所。各种工作一切事物都是哲学教材，全面大跃进就有丰富的哲学内容。如三官庙马列学院的哲学教员在水库工地上给工人讲认识论；在饭场上以群众最熟悉的千层糕的故事给群众讲事物的发展不是孤立的道理；和宗教迷信者面对面地进行了切实的大辩论，打败了有神论，扫除了群众中的宗教迷信思想。
结合生产 推动生产
东风人民公社三官庙生产大队，学习“矛盾论”的辩证法时联系本乡征集的事例讲解了矛盾的普遍性。1955年该生产队有两个青年报名参军，后来因为家中有人拉腿，却不愿去了。一位干部去动员了第一个青年的爱人，打通了思想，矛盾解决了。这个干部满以为第二个青年也是爱人拉腿，便照样去动员第二个青年的爱人。可是他一开口，这个青年的爱人就说：“请你帮助我去打通他娘的思想好不好？”原来拉腿的是这位青年的母亲。教师就说：两个青年参军都有拉后腿的，但是拉后腿的人不同，这是矛盾的特殊性；在工作中如果不懂矛盾的特殊性，死搬硬套，势必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东风人民公社秘书范富贵今年夏季安排工作时，在田间也结合夏种给群众讲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他说：所有庄稼要取得丰收都必须经过深耕细作，优良品种，施足肥料，适时浇水，加强管理五道关，这是矛盾的普遍性，而各种庄稼又有不同的要求，如玉米丰收在早播，红芋丰收在浅栽，这是矛盾的特殊性。
哲学学习由于从生产出发，工作出发，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工作方法改进了，大大推动了生产跃进和技术革命。干部学了哲学后，农村出现了三大新气象：主观主义少了，调查研究多了，群众观念强了。如十月文化队的农民范玉坤，进行了四十多种农业试验，成功了二十多种。全县群众到处歌唱着：“学习哲学好，学习哲学好，学习哲学能把思想来提高。学习哲学好，学习哲学好，学了哲学工作方法正确了。不主观不教条，经验主义、片面观点克服了。鼓足干劲争上游，按着真理办事错不了。学习哲学好，学习哲学好，学了哲学人人变得聪明了。搞发明搞创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发挥了。敢想、敢干、敢实现，迎接共产主义早来到！”
在登封县，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已成为启发劳动群众智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奇迹的钥匙和力量源泉。登封县的全民学哲学运动突出的证明了马克思所说的：“理论只要一掌握群众，就立刻产生出物质的力量。”
第7版()
专栏：学术动态
苏联出版三本学术新书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集体编写、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已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在今年8月出版。全书共分三部分、十九章，约六十万字。中文译本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具有不少的特点。作者用导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个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在导言部分中，作者从论述哲学的对象问题开始，然后论述了哲学根本问题、哲学同其他科学的关系、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此外，作者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作用以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意义作了论述。
在辩证唯物主义部分中，作者不是按照论述辩证法的四个特征和唯物主义的三个特征的次序进行论述，而是从论述物质及其存在的形式开始，然后论述了物质同意识的关系以及现实中现象之间的联系问题。作者进一步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并且指出了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之一。此外，作者还论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
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占这本书的一半篇幅。在这一部分中，作者引用了较新的材料和实例，并且用一个专章批判地介绍了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和社会学的几个主要派别。
“简明经济学辞典”
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在今年6月出版了一部“简明经济学辞典”，主编者是科兹洛夫和彼尔叔申。中文译本将由人民出版社在年内出版。
这部辞典对许多名词作了新的解释。例如，辞典里对“生产力”的解释是：“生产力是劳动资料和具有生产经验、劳动技能、运用这些资料来生产物质资料的人。”辞典里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条，但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条里提到：在帝国主义时代，剩余价值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关系”的条目中，不提“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而提“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政治辞典”
波诺玛列夫主编的“政治辞典”（第二版），已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全书约有两千条政治名词和术语的条目，书末还附有主要条目的分类索引。索引分十类，计为：苏联共产党，世界各国和疆域，国际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哲学，宗教和无神论宣传，法律，世界通史。
这部辞典的编辑工作系于今年1月完成，因此，后来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伊拉克革命等，未及列入。但由于取材丰富，解释详细，它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