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参加劳动门路多 思想锻炼收获大
安徽省各级干部参加劳动后气象一新
本报讯 安徽省各级干部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积极参加劳动锻炼。通过参加劳动,大大提高了干部的劳动观点,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工作,使各种工作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中共安徽省委对组织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锻炼很重视,早在1955年即下放部分干部参加生产。1957年以来,全省结合整编工作,下放到农业社、工厂进行劳动锻炼和下放到基层工作锻炼的干部共达十二万一千三百多人。
组织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下放劳动锻炼以外,还广泛采取了以下各种形式:第一,机关自办工厂和农场,组织在职干部轮流参加劳动锻炼。仅据省直属机关统计,已办工厂、农场一百九十四个,已投入生产的炼铁小高炉有二百零六座,最近还广泛开展了炼钢,平均每天参加炼钢炼铁的干部达七千多人。第二,干部普遍种丰产试验田。据芜湖、蚌埠专区8月份不完全统计,县乡社各级干部参加种丰产试验田的干部达七万九千八百十五人,种试验田十八万五千九百八十三亩。第三,结合抽调干部下去帮助中心工作或搞工作试点,组织工作队,下去后一面参加基层工作,一面劳动。据省直属机关2月到9月不完全统计,抽调到各地帮助整社、检查春耕生产、抗旱、检查钢铁生产的干部有二千一百多人。芜湖专区采用工作队的形式,抽调七千多名干部下放到基层,一面参加劳动,一面做基层工作。第四,在农忙季节,干部轮流下乡参加短期劳动,以及临时参加其他各种义务劳动。今年在抗旱、抢收、抢种中全省各地都抽调了大批干部轮流下乡参加劳动。合肥市直属机关在今年7月抗旱紧张阶段,抽出70%到80%的干部轮流到郊区参加抗旱斗争。第五,工厂实行了“两参一改”(干部参加生产,工人参加管理,改革规章制度),商店实行“三参一改”
(干部参加营业,营业员参加管理,群众参加监督,改革规章制度),管理人员也普遍参加了生产劳动。
各地干部参加劳动锻炼已经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提高了干部的共产主义觉悟,培养了干部的劳动观点,如省政法部门下放到华阳河农场的三百多名干部,不怕困难,冒雨坚持干农活,在田里打着伞吃饭,保证及时完成二千多亩棉田的播种任务。很多干部在劳动中还增长了生产知识,学到了生产技术,为干部又红又专、红透专深开辟了道路。下放到农村的很多干部,一般都已学会了播种、栽秧、锄田、施肥、田间管理等农业生产技术,下放到工厂的同志一般都初步掌握了操作技术,有些人已成为比较熟练的技工。如淮南市下放到五个煤矿的五百八十三名干部中,现在达到二、三、四、五级工的占80.8%;合肥市针织、软木、面粉三个厂三十六位领导干部,参加跟班劳动以后,有五个人达到三级工,十三人达到二级工,十个人能掌握基本操作技术,其他八个人也在原有的技术基础上提高了一步。参加劳动的干部还取得了丰富的基层工作和实际工作的经验。
第二,干部参加劳动,加强了基层单位和生产单位的骨干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项工作,促进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如宿县下放到农村的干部分布在二十九个比较落后的生产队,这些队经过下放干部的努力,并深入发动群众,现在已有二十二个生产队跃进为先进队,有七个落后队也改变了面貌。各级干部广泛种试验田,工厂企业的干部实行跟班劳动制度以后,已大大改变了领导作风,克服了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推动了工作和生产。凤阳县李武乡乡干部在自己试验田发现麦锈病,立即组织社、队干部研究,学习技术,进行防治,不到五天时间,全乡就消灭了麦锈病。下放参加劳动的干部还积极帮助农村建立了各种学校,进行扫盲等文教工作,并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技术改革。蚌埠专区下放干部同群众一道研究创造和改良工具,仅上半年不完全统计,发明创造和改良的工具以及试制成功的新产品,就有八十八件。
第三,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真正体会到干部是为他们办事的,因而对党和政府更加热爱了。他们说:“你们和我们一样辛苦,为的是我们过好日子,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才能这样。”许多干部被群众选为生产模范,如共青团省委下放到宿县符离乡的十四个干部就有四个人被评为全县的先进生产者,这个小组也被评为红旗组。有许多下放干部还被选为党代表和人民代表。
第四,直接为国家创造了财富,给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物质力量。仅据财贸系统今年4月份统计,去年和今年下放的干部有三万九千多人,其中去年下放的干部有九千多人,生产总值达三亿九千五百多万元;今年下放的干部三万多人,计划生产产值九亿九千七百万元。蚌埠专区有三万六千多干部种试验田,共种试验田二万八千亩,全年可收粮食一亿斤左右。
现在,全省各地干部参加劳动锻炼已经形成风气。特别是自从大规模炼铁炼钢以来,各地干部正在钢铁战线上日日夜夜忘我地苦战,干部参加劳动已进入新的高潮。(附图片)
中共成都市委办了一座机关附属针织厂,安装了十二台电动织袜机,干部下工厂参加生产,每天能织出四十多打线袜。
新华社记者 陈 捷、游云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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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技术革新能手和土专家大显身手
四川省总结科学技术工作大跃进的成就
新华社成都16日电 四川省在11月5日到13日召开了全省科学技术工作跃进大会。来自工、农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能手和“土”专家在会上大显身手。
据不完全统计,参加这次大会的工、农技术革新能手和“土”专家共有二百一十多人,占到会人数五分之一左右。他们在会上报告的各种创造发明,极为动人。今年以来,四川省仅工业方面的技术成果就有五百万件以上。大部分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成果,都是普通劳动人民创造的。重庆市建筑工人杨长诗和一些学生共同创造成功电动砌砖机,每天能砌二万多块砖,质量还有提高。川江上的电工陈新之等解决了航标电气化中的三个关键问题,制成自动调速水力发电航标,第一次完成川江十八公里航道的标灯电气化。遂宁县初小毕业的普通农民蒋万用,用嫁接方法,使桑树上长出棉桃,一株树收了皮棉近一斤。成都市屠宰工人张德元创造的剥猪皮机,代替了手工操作。从两个人十五分钟剥一张猪皮,提高为一个人十多秒钟剥一张。他还准备创造一部内脏分析机。
工、农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浩如烟海的创造发明,使许多科学工作者和“洋”专家大为震动。不少人自觉地检查了迷信外国、迷信书本、认为党委不懂科学技术等种种错误思想。他们表示,在工农技术革新能手和“土”专家面前,自己要老老实实学习,与工、农结合,争取今后在技术革命中贡献力量。
这次大会总结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工作在大跃进以来取得的基本经验后,讨论了今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方向。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坚决贯彻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在科学工作中从促进生产发展出发,继续破除各种迷信,解放思想,彻底粉碎资产阶级的专家路线,大搞群众运动,作到大、小并举,“土”、“洋”并举,专家与群众结合,尽可能多地满足当前生产实践的需要;同时还要开展一些重要的、尖端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会还讨论制订了四川省科学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积极在全省建立科学研究网、改进研究工作条件、大力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等措施。
会上,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宣布正式成立。这个分院已经建立和正在建立的有采矿、冶金、机械动力、农业生物、水工电力、石油、电子学、半导体、中医中药等十六个研究所。它将成为四川省的科学研究中心。大会还选举了马识途、黄荣昌等八十五人为四川省第一届科学技术协会委员,成立了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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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连队办校好处多
姜思毅 张平 王晓旭
我们在炮兵9507部队考察了连队办校——连队办中学问题。从他们的经验看来,连队办校是一条多、快、好、省地提高干部文化水平的有力措施。走这条道路可以大大缩短在职干部掌握文化的时间,有可能争取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内,使我军广大工农干部在数学、语文二门主要课程上分批达到初中毕业的程度。
干部迫切需要文化
干部们感觉最深的是文化低限制了炮兵技术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尤其在炮兵射击训练中,因为数学知识差,计算很慢,常常出错;只能死记公式,不懂为什么这样算,因此便不能灵活运用,举一反三,并且容易忘。在干部中,作了工作讲不出道理,找不出经验,写不出总结,是普遍的苦恼。去年以来的整风运动和今年全国全军大跃进的形势,使干部文化水平与军政训练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促使干部迫切要求提高自己。
连队办校好处多
7月上旬,二连大胆举办了一个红专学校,在这个学校里设立了初中班。以连长为校长,聘请一个实习排长和一个战士当代数教员,副政指当语文教员,开始了学习。连队办中学是一件敢想敢做的创举,是一种大刀阔斧、打破常规、大家动手的群众路线的教育方法。办校首先碰到的是教员问题,他们采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办法解决了。办校还碰到缺乏办校经验的问题,但是他们强调的是上马,是在实践中创造经验,依靠群众解决矛盾,而不再等待、观望,这样便打破了对连队办校的神秘感和自卑感。
连队学校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教学形式。有三、四人至八、九人的正规的教学班,这是主要形式。还有二、三人组成的自学小组,以自修为主,辅以互教互学,小教员辅导。具有初中毕业以上水平的干部和外出人员,则采取个人自修、支部检查的办法进行学习。各连上课都在业余时间,在士兵上文化课的时间也上一些课。连队办校开始不久,就显示它有四大优越性:
第一,能够有效地解决“工学矛盾”,保证和增多学习时间。过去团夜校到课人数始终有限,到课率最高达50%。连队办校时间由连队自行安排,在计划工作时即预先留出学习时间。到时有事,不能上课,也可以向后顺延找时间补上。
第二,入学的人数多。团办夜校班次少程度有限制。“想学的课团里夜校没有;团里有的又去不了。”连队办校可以根据干部不同的需要和程度开设多种班次,采用不同形式坚持学习。
第三,连队小课堂教学便于因人施教,联系实际,教得快,学得透。学员容易领会的,就讲快点;困难的,就详细讲;学员听不懂时,可以当场提问,研究一下;已经会了的,就略过去。这种可增、可减、可快、可慢的从实际出发进行教学的方法,团校的大教学班是难以做到的。
第四,连队学校有党支部的直接领导,可以发挥党管干部的作用,比之团校,领导也大大加强了。过去干部去团校学习,连里不管,现在支部把干部的红专学习全部掌管起来,经常督促、检查、评比,利于保持学习的经常性和取得好的成绩。
需要什么学什么
各连教学中,都强调学以致用,抓住重点。课程上针对炮兵干部的需要,目前大部分学代数和算术,有的兼学语文。有些连队根据成年人的特点和干部已有的理解程度,对总政宣传部编印的原有教材,作了必要的删节。这种需要什么学什么,缺少什么学什么的方针,我们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在课程设置上,不同兵种、不同干部可以不尽一致,原有教材中比较繁琐、重复以及成年人容易理解的部分,应当允许下边作必要的删节。有些课文,可以由各单位自选自编。
团的领导要跟上去
连队办校,并不减轻团营领导的责任。目前,连队办校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例如:教员缺乏教学经验,迫切要求培养,组织互助协作,交流教学经验;各连的学校工作发展不平衡,需要及时评比,抓两头带中间;课程内容应当如何增删,需要领导上多做研究指导;以及按级进行考核,保证教学质量等等,都是需要团以上领导机关考虑解决的。(原载11月6日解放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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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边自己学习 一边给人看病
吉林卫生学校大办医院卫生所
本报讯 吉林卫生学校在勤工俭学中把一般劳动和专业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大办医院,普及农村卫生所,进一步开展了教学改革,也迅速推进了地方医疗卫生事业。
吉林卫生学校的勤工俭学除坚持经常性的体力劳动外,从今年3月10日开始,利用现有房屋设备和全校师生员工的义务劳动,建成一所附属医院,设有一百五十张简易病床,每天可门诊二百五十人。学校的两座办公大楼拨作了附属医院院址。建院所用的两千八百多元材料费,完全由师生体力劳动收入开支。全院有医生、药剂师、医士、护理人员等一百四十六人,其中除八个专职人员外,医生由教师和三年级(最高年级)学生兼任,护士由二年级学生担任,学校行政人员兼任医院行政事务工作。
这个学校的师生还背着药包到吉林市的郊区建立了十七个农村简易卫生所,协助市内九个新建企业单位建立了卫生所。每个所由学校派三年级学生三到四人担任医士及助产士,并有教师定期作巡回指导。学生在所内除从事医疗预防工作外,农忙期间都参加当地农业劳动并接受农业社政治领导,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半年以来,郊区卫生所共诊疗五万六千多人次,转回附属医院的疑难及重症病人百人以上,从未发生医疗事故。
学校附属医院的建立,使学生从入学开始便有计划地生活在医疗环境中,对许多课堂上不易理解和记忆的内容,通过实践能够迅速理解和记忆。过去学生在其他医院实习时很少实际操作,因此在进入工作岗位初期困难很多。现在学生在自己学校的附属医院和卫生所中实习,多半要独立地进行操作,这就把学得的理论知识反复运用到实际中去,大大提高了医疗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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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
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开幕
新华社保定17日电 全国中医中药工作会议17日在保定开幕。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会上作了工作报告。
这次会议要用以虚带实的精神,总结在批判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思想以后几年来的中医工作;并将以整风的精神,解放思想,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形式,彻底消除中医工作方面的资产阶级思想,达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进一步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使中医中药工作更快地全面跃进。在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会议还将继续安排1959年和今后的中医中药的工作。
这次会议也是现场会议。河北省卫生厅将在会上介绍他们近年来在中共河北省委和各级党委正确领导下,大搞群众运动,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的经验。会议期间,代表们除了参观河北省中医中药展览会外,还将到中药生产闻名的河北省安国县参观。此外,会议还将广泛交流各省、市、自治区在中医中药工作中的经验。参加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医学院(校)和医药部门的负责干部。
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张稼夫和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出席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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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内蒙古草原上办一所畜牧业大学
新华社呼和浩特17日电 在内蒙古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草原上,最近创办了一所畜牧业大学。在这里学习的第一批五十一名新生中,有五十名是蒙古族牧民的子女。他们除学习一般政治、文化课程外,还着重钻研畜牧兽医和草原改良等有关畜牧的科学知识。
鄂托克旗畜牧业大学第一期学习时间暂定为一年,由当地中共旗委书记、宣传部长分别担任校长和教育长。全校学生享受着助学金待遇。畜牧业大学成立后,蒙古族牧民兴奋地说:解放前,这个偏僻的草原不仅没有中学校,连小学校也很少,现在共产党帮助我们办起了大学,真是梦想不到的大喜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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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鼓舞群众 推动生产
湖北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
本报武汉讯 湖北省广大农村正在开展一个广泛而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
从中央发布“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后,各地都围绕人民公社化运动,从总结今年生产经验和安排生产入手,发动群众针对当前思想问题,开展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红安县在幸福人民公社卫星中队进行试点时,运用个别交谈、漫谈、田头会、大字报、大辩论等二十几种形式,把共产主义教育深入到高炉和田间。有的县还抓住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新事和自私自利、本位主义思想严重的好坏典型,在群众中进行对比教育,使群众自觉批判资本主义思想,并加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
在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通过大辩论,批判了在少数社干部和中农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武昌县海口乡海口五社是个比较富的社,社主任匡善福听说要成立人民公社,便产生了三怕:一怕和“穷社”合并收入减少;二怕自己的干部地位搞掉了;三怕个人东西归了公。因此消极起来,群众在他影响下都不积极生产。开展了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后,匡善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积极将生产领导起来。县委在县报上开展了“匡善福的思想和匡善福的道路”的讨论,同时匡善福又到处去讲,全县社干部、农民都受到了一次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红安县幸福人民公社卫星中队在田边辩论中,新中农尚全贵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贫农妇女郑秀英和他辩论:“你掉了疮疤忘了疼,吃水忘了挖井人,你往日烧火断顿,三餐吃不饱都忘了?我说呀,人民公社好,饭吃不了。”尚全贵不但不接受意见,反对郑秀英进行讽刺。郑秀英根据尚全贵自己土改以来的变化,唤起尚全贵的回忆,自动承认了错误,并托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郑秀英家门口,大字报写的是:“秀英说话讲得明,提醒我这糊涂人,不是口粮太少了,是我的资本主义思想没断恩。黑到良心说黑话,吃了茹子忘树根,去掉资本主义坏思想,做个共产主义的新人。”
共产主义教育运动鼓舞了群众干劲,推动了生产。农民反映说:“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能提前把社会主义建设好。”(张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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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结束
北京队和沈阳队分获冠亚军
本报讯 全国足球甲级队联赛在16日全部比赛结束。经过两个循环七个半月的紧张比赛,北京足球队荣获冠军,沈阳足球队从去年的第十名跃居亚军,天津足球队第三,长春足球队第四,一机体协足球队第五。根据规定,联赛的最后两名南京部队队和成都队将降为乙级队。“八一”足球队因参加国际友军运动会未能参加第二循环比赛,仍保留其甲级队名额,但不列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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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键在于政治挂帅
——评全国甲级足球队联赛
今年全国甲级足球联赛的面貌大不同于往年。
球队政治挂帅,队员思想建设工作的加强,是今年联赛的最大收获。从比赛情况看来,那个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那里就出现了跃进局面。北京足球队在比赛中开展了红旗评比运动,队员比思想、比学习、比技术,鼓足了干劲,在二十一场球赛中,胜十七场,平三场,仅失一关,荣获冠军。沈阳队是去年联赛的第十名,险些降为乙级队。可是,他们经过整风,加强了政治思想教育,教练和队员、队员和队员紧密团结,全队同心协力,一跃成为全国亚军。上海红队在第二循环第二阶段比赛前,由于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资产阶级“专家”抗拒党的领导独断独行,不少队员个人主义严重,闹不团结,因此在比赛中连连败阵。第二循环第一阶段三败一和,名列倒数第二,到了降级的边缘。后来,这个队在党的领导下,运用整风方法展开大鸣大放大辩论,批判了“不要党的领导”的错误观点和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骄气娇气,作了一些组织处理,全队精神面貌开始改观,运动员们学习、练球劲头大大提高,比赛中作风也有所改变。在第二阶段和最后的比赛中踢得比较好,最后名列第七。
随着政治挂帅,思想得到了解放。过去,有些教练员一味迷信几种训练方法和战术,对新的在使用和培养青年队员方面,沈阳队、长春队、北京队都作得比较大胆,因而增强了球队阵容,保证了联赛成绩。训练方法和战术抱怀疑态度;有些教练员一味迷信几个主力队员,对青年队员不敢使用。这些情况,在这次比赛中也都有了基本的转变。
从比赛中还可以看出,我国甲级足球队的技术正在日渐成熟。仅以射门为例,射活动球、凌空球、转身射门等动作屡见不鲜。有些优秀球员已经达到动作迅速、有力、突然、准确四点要求,命中率略有提高。北京队在第二循环十场比赛中共进二十六个球,平均每场进二点六个球。队员的身体条件也比前一年好了。速度、耐力、灵敏等身体素质都有进步。大多数球队的前锋进攻较快、尤其是边锋,增加了进攻威力,加强了推进速度。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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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冬已经降临祖国的边城——满州里,这里的河面上已结起厚冰,冰上活动又开始活跃起来了。这是动运员们正在练习滑冰。  新华社记者 白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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傈僳族人民的好儿子
丽军
在云南碧江县四区六村工作的县武装部少尉助理员杨才学,一年多来,和兄弟民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村的人民热爱他,说他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好干部,老辈称他为“窝然”(即我儿子),全村谁都不愿他离开,要他在六村安家落户。有一次,杨才学到县里开会,一月多没回来,群众老惦记着他,接连写了两封信催他回来。后来,群众因怕他去了不回来,只准他带上个被子去县里开会。
六村,是一个傈僳族与拉马族聚居的行政村,有二百四十来户人家,其中傈僳族占多数。村的东面是波涛汹涌的怒江,西边是高入云霄、积雪不化的高黎贡山,村子也在大山上。由于交通阻隔,工作开展较迟,虽然在1956年办起了两个互助组,一个初级社,可是生产上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法。人民的生活还很穷苦。
1957年2月,杨才学被分配到六村工作,任务是:领导群众搞生产;结合进行联防武装工作。六村在这以前,还从来没见过解放军,在他们的记忆里,穿黄衣服的(指当兵的)没一个是好的,不是烧杀抢劫,就是拉兵,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六村的罪恶,他们永世也不会忘记的。这回,看到杨才学穿着一套黄军装,不晓得他是来干什么的,开初,见了他就远远躲开,甚至闭门不出。面临这样的情况,杨才学边解说宣传,边开始实际行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自己掏钱买了一套常用的农具(如锄头、镰刀、背箩等),他早出晚归出门背粪,回来背茅草,日子一久,群众的疙瘩解除了,个个喜笑颜开,接近他了。
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何领导群众搞生产,彻底改变生产、生活上的落后和贫困面貌。要增产,就得改变落后的耕作方法和不积肥、不施肥、不按节令栽种的旧习惯。可是“背了尿粪要掉头发”“上了尿粪的庄稼不好吃,吃了要肚疼”的传言,深深地“盘踞”在群众的脑海里。杨才学就用“做出来给大家看,用事实打破迷信”的办法,在村边用“控塘点种,深耕细作、施肥追肥”的方法,种了两分地的包谷和四分地的试验稻谷。包谷、稻谷长得又肥又壮,穗又大。于是,他就组织群众来参观,并抓住时机宣传积肥、深耕细作,按时栽种的好处,这回群众思想通了,迷信破除了。在他的领导和群众积极努力下,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倍以上。
杨才学在工作的安排结合上也是做得很好的。生产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群众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和上级的指示,在“保卫生产,保卫劳动果实,保卫家乡”的口号下,在“建团”工作的同时,六村也建立了一支傈僳族的人民武装——联防队。在六村筑起了一条人民防线。联防队不仅保卫着六村人民的和平生活,而且成为全村在生产上的一支劲旅。
为了六村人民的幸福生活,杨才学处处走在前头,帮助群众想办法,鼓励群众克服困难。今年,在生产大跃进中,党委分配他负责领导六村开掘水沟五十条和改水田四百多架的工作,还要他参加区的水利指挥部工作,他有时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并且,病了好几天,仍然坚持不下工地,使原来想回去休息几天的六十多名群众深受感动和教育,也都自动留下来继续干。在修水利中,哪里危险,他总是带上联防队一马当先,在悬岩上打炮眼、炸石头。由于他们的积极行动,使一条原准备两年完工的长达十五华里,土石方达两万五千多的大水沟,在两个月里就全部完成了。特别是在抗旱保苗中,一次水沟垮了,有好多亩秧苗被火红的太阳晒得快枯死了,它关乎全村新开的五百亩稻田的栽种和全村的生活,群众有的急哭了。可是有杨才学在,秧苗绝不会旱死。他带领联防队员连夜背水抢救,组织挖引水槽,经过三天两夜的苦干,秧苗得救了,还长得很好。两位老大妈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说:“窝然,双莫(谢谢),永远忘不了你!”
群众的生产劲头和对他的热爱、信赖,鼓舞教育了杨才学,促使他决心很快学会民族语言,做到不要翻译也能工作。这样才能更进一步密切同群众的关系,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因此他见啥就学啥,不懂就问,还找了一个小学教员来教傈僳文和拼音法。三个月他就学会了傈僳话。如今,他已经能用民族语言,生动地宣传党的政,也能和群众自由畅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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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光人民公社的一场斗争
本报记者 张碨
鄂城旭光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就开了三天党员大会,有五百多名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在这个会上,大家给公社副社长胡昌壁贴了三千四百多张大字报,其中有一张是这样写的:
“人民公社成立了,万人欢喜你苦恼。
你社富来别社穷,就怕自己吃亏了;
一怕收入会减少,二怕机器往外调,
三怕劳力抽跑了,四怕小社红旗倒。
胡昌壁呀胡昌壁,今日大家劝告你:
党员称号要牢记,错误思想要丢弃。”
公社副社长胡昌壁原是旭光一社支部书记兼社主任。这个社在湖北省很出名,原来已有共公积累十六万七千九百多元,其中包括拖拉机、康拜因、车床各一台和抽水机五部。今年这个社跟邻近的旭光四社并为大社,他见四社的收入与积累跟他们差不多,也挺积极。但当8、9月间杜山、横山、临江、东港、新建、蒲团六个乡四十九个合作社的社员们要求以旭光一社为中心,成立旭光人民公社的时候,他看见有些社的生产、收入、积累都比他们差得远,他心里就嘀咕起来了:“这一下子几十个社合并起来一拉平,我们社的收入不减少了吗?”挺不乐意。
一天,乡党委开会研究成立人民公社问题,他就在会上提出:“并是并,各社的公共积累可要并齐,不能搞的哪个社吃亏上当。”他这话刚一出口,各社的支部书记就感到他是在向大家示威:“我这富社只与富社并;与穷社并我就吃亏,吃亏的事情,我不干。”当时,旭光八社支部书记柯亨木以试探的口气说:“恐怕不应当是这样的吧?”胡昌壁马上瞪着眼睛,把桌子一拍:“我一部车床值七千多块,你们社里有什么?”
在公社成立大会上胡昌壁也提出三个意见:第一,建立公社后的分配,要按各小社以往的收入、今年的收入和今年的支出进行分配。第二,小社的固定财产与各种机械的所有权属公社,但使用权应留原小社。第三,公社抽调劳动力,必须在满足小社的需要的情况下,再行抽调。
县委第一书记石岗了解了这一情况,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他这种本位主义思想和富裕中农的思想。但他思想不通,在本位主义思想支配下,胡昌壁愁眉苦脸,对社里的什么事情都懒得理会。区队评比时,一贯获得大跃进红旗的旭光一社,降为先进红旗社(竞赛红旗分为大跃进、跃进、先进三种)。接着,先进红旗也被一贯比他们生产差的二大队(原旭光二社)夺去了。
在胡昌壁的影响下,旭光一社的红旗真地倒下了。这是全社党员和社员的一件大事,于是,旭光人民公社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大会,从检查生产和讨论分配入手,开展大辩论。胡昌壁的思想就成了大家辩论的对象。原旭光一社的二十多个党员首先跟他算了一笔旭光一社是怎样富起来的账。
“全社公共积累十六万七千九百四十元中,属于各单位赠送、国家下放或赊销给社里的物资机器等,共值九万三千七百五十元,占积累的55.73%,自己购置的只有七万四千一百八十六元,仅占公共积累的44.18%。社里资金困难时,国家及时贷款,乡里分配肥料时,分给一社的总是最多。在农忙时各机关学校还无报酬的支援劳动力四千八百二十个。”在会上,一个平时不爱讲话的胡凤英,批评胡昌壁说:“如果都像你,那谁还愿意送你那多机器?谁还肯白白支援你那多劳动力?这还不是因为人家有共产主义思想!”她接着又说:“我们社现在是富社了,可过去是不是富呢?我们刚办合作社的时候,富裕中农汪家庭他们嫌我们贫农穷,不和我们合伙。现在我们富了,你又以为穷社要揩我们的油。你这不是富裕中农思想是什么?你不要揭了疮疤忘了疼,要想想幸福生活是哪里来的呢!”有的人拿出办公社后生产大发展的事实问胡昌壁:“小社时,办一个高炉还抽不出人,办大社就抽了一万六千多人办钢铁,并且还办了养猪场,五所中学、六十八所小学,要不是几十个社合在一起成立人民公社,而按照你的意思只把几个富社并在一起,能有这多人,这大力量,办这大事业?”
听了大家的批评,胡昌壁心情沉重起来了,他仔细想了想这个社的成长,想了想他自己怎样由贫农上升到中农生活的:
旭光一社这个地方有三百七十八户,其中有二百五十九户是贫农,每亩地才产二、三十斤棉花。1953年胡昌壁他们由互助组转合作社时只有十九户,富裕中农汪家庭、谭丰茂这几家四硬(耕牛、农具、劳力、土地都强的意思)户,讽刺他们是“光蛋社”,不愿跟他们合伙,还神气十足的说:“我富是我自己富起来的。”那时政府为了解决他们贫农的困难,贷给他们四千元入社基金。1954年,他们合作社在战胜水灾中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汪家庭他们要求入社了,但在集股份基金的时候,又不愿把自己的新水车入社,还讽刺贫农是“老坑、老壋”填不满。为了这些事,他曾经在会上多次批评过汪家庭的资本主义思想。
现在呢?他想着自己:“现在社富了,我自己也富了,我就以为社富是我们自己富起来的。我看不起别的穷社,不愿与人家合并,不愿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说人家想揩自己的油。这种态度不是和富裕中农汪家庭对我的态度一样吗?”想着想着,胡昌壁不住的责备自己说:“我真是十足的富裕中农思想呀!我真是忘了本。党教育我这多年都白教育了。”
胡昌壁的思想逐渐明朗了。他在会上批判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思想,决心走共产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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