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正确创造艺术形象
——评“红霞”创造和再创造的得失
马少波
我国文学艺术有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传统。战斗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结合，使历代不少文艺作品放射不朽的光芒。在今天大跃进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加认真地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应当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正如周扬同志所说的，“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
优秀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之所以富有感人的力量，往往是由于正确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使人物真实而生动，达到突出和充实的程度和更高的精神境界。作到这一点，必须从人物的思想、性格、生活的真实性出发，必须确切掌握人物生活环境的特点，来进行艺术的构思，发挥艺术的想像。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和作家世界观不是没有关系的，甚至还不是一般的关系。后者乃是前者的基础。
我先后看了“红霞”的很多不同剧种的演出；同时也读了歌剧原作和电影、昆剧的改编本，感到改作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这是叫人非常高兴的事。因此，我想就这个戏的发展，探索一下其中的得失。
“红霞”描写的是二十多年前江西老革命根据地一个名叫红霞的农村姑娘和国民党反动派英勇斗争的故事。是当前最流行的剧目之一。歌剧原作的故事构思和音乐创作，还是有一定成就的。作者根据一些有关的片断的传说进行了艺术的概括。这些传说是富有光彩的。这一点和“白毛女”原来的传说十分类似。用它作为创作素材，是可以大大地驰骋想像力来反映一个革命时期的时代面貌和人民的英勇斗争的。我想，作者的创作意图正是这样。
一部好的艺术作品，往往取决于表现生活矛盾的深度，因为作到这点，才可能产生激动人心的力量；但是为了表现生活矛盾的深度而事件的发展和性格之间的冲突，必须放置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使它更突出，更尖锐，也就愈能显示斗争的复杂性。因为有了这个坚实可靠的基础，艺术构思作到尽情合理，想像的翅膀飞的愈高，在观众中愈能产生信任和说服力。这样才能达到教育观众的目的。
“红霞”原作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注意是不够的。作者着重地渲染离奇惊险的情节，只顾把人物放在尖锐的冲突之中，追求一些表面的效果，而相当忽略了生活的现实性和人物形象典型性的描写，因而使人感到生活和人物不应有的肤浅和虚假，大大损伤了人物形象，降低了作品的思想性。原作写党、写红军、写革命群众以至反面人物都有简单化和格调低下的缺陷。
例如所描写的白色恐怖的严重，这的确是历史生活的真实，而且也是作品中所必须反映的一面；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无论在历史生活和作品中都不是主要的压倒的一面。在一个时间内，敌人侵入苏区在力量上是具有极大的优势，人民因而遭受残酷的迫害，但是主导的方面是革命的人民长期地进行英勇的对敌斗争来迎接本身的解放。写老根据地的斗争，如果不充分写出人民群众在劣势的情况下，压倒敌人的精神力量，那就很难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
原作一开始把群众放在一个相当太平麻痹的情境，突然又把他们推入惊慌悲惨的深渊，我们引一段村干部青山的唱词看：“大火烧来啦，乡亲们噢！灾难要来罗，孩子们噢！是我老眼昏花？还是恶梦一场？今早五更天，我上前线去送粮，半路上遇红军纷纷向后方，白军炮火追，烟雾盖村庄，乡亲们泪满面，人心乱慌慌，你听这炮声步步紧，你看这赤卫队已回到村头上。南方的白军正猖狂，日本鬼子又打进北方，莫非世道要大变哪？啊！只觉得天地在动荡。”
这样的唱词，还不是个别的。作者所描写的红军北上抗日的典型环境，就是革命军队如此慌张或者说“狼狈”地败退，群众又如此悲观失望。这些话出自一个革命群众的骨干分子之口，是叫人难以理解的。按照这种描写，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红军北上抗日，是在白军紧紧进逼下毫无准备地置群众于不顾的“逃窜”，相反，把白军进入苏区反而描写成“如入无人之境”！加以群众为赤卫军送行的那种悲悲切切的调子，这种气氛就更加突出了，这种描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群众的惊慌徬徨，在作品中的一定情况下，不是不可以表现的，但是像“红霞”原作所写的那样，在久经锻炼的老苏区，决不是一般的带有普遍性的情况，因而失掉了典型意义。
剧中写到红霞为了掩蔽群众假意为敌人带路，群众把红霞痛加责骂，好像是描写了群众的革命觉悟，而效果恰恰相反，表现的是群众的“愚昧无知”。有的群众一时发生误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绝不会是全体群众包括最了解红霞的青山在内，一致发生误解，因为我们不能忘记红霞是在敌人要把群众统统杀害的情况下答应带路的。这种描写不仅没有真实地表现红霞和群众的关系，而且贬低了群众的形象。剧中看不到群众的力量，也看不到党的领导作用，革命群众在作者笔下变成了一群迷途的羔羊。最后虽然让红军壮了一下声势，看来只是一条“光明的尾巴”，并不能改变整个剧本所给人的对于红军的错觉。作者似乎只抓住离奇的情节和惊人的冲突，没有注意到这些根本性的问题。
其次，谈谈原作对于红霞这个人物的描写。
作者为了加强“戏剧性”，用“美人计”作为中心情节。使红霞在假意为敌人带路的途中，利用匪首白五德对她的卑鄙念头，用色情来灌醉敌人，救出被捕的她的爱人赵志刚。这种情节的安排和描写，严重损害了一个纯洁的勇敢的英雄少女的形象。在她向敌人灌酒的时候，竟然唱出这样一大段对于反动派的“颂歌”：“一杯美酒倒满杯，你在人间享富贵。二杯美酒再斟上，你升官发财威振四方。三杯美酒进肚肠，你地多房多粮食满仓。有酒就该喝，有乐就该享。四杯酒啊，你骡马成群满圈猪羊。五杯酒，你三妻四妾佣人满堂。……”无论作者的动机多么良好，这样的话出于一个革命少女之口，得失是很清楚的了。
最使人不能忍受的，是作者当白匪首调戏红霞时，特意把红霞的爱人、赤卫队长赵志刚放在面前，从三个人的“三角”纠葛来发展剧情。甚至为了衬托敌人丑恶无耻的灵魂，连老苏区山中的小酒店也生硬地贴上“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对联。使人很难理解，难道戏剧只是需要热闹的情节么！
原作中对于主要的反面人物白匪大队长白五德也有不真实的描写。表现正面形象，突出主题思想，不能不用很大的努力来刻划反面人物的典型。只有当反面人物愈典型化，愈真实而生动，就愈能烘托正面人物的鲜明的性格，愈能显示生活中间矛盾冲突的复杂性和尖锐性。白五德的描写可能是受了“美人计”的限制，姑无论在如此紧迫的军事行动中醉酒取乐是否可能；只是把一个主要的反面人物写成像“望江亭”中的杨衙内那样的中计，那样轻易地中计，就是很不真实的。
原作虽也写出了一些豪壮的唱词，但通篇看来，却往往为了写出“细致”的感情，而不恰当地夸大渲染人物的消极情绪，凡是写亲人惜别和革命者就义的部分，都流露出一种灰溜溜缠绵绵的情调，这给为了人类解放事业英勇奋斗或者视死如归的革命形象，涂了一层灰色。影片还在红霞牺牲前一大段对人生留恋感慨和对光明的想望的歌唱中间，以特写镜头，使红霞“闲庭信步”似的在山头采拾一朵山花插上鬓边，美则极美了，但是极其虚假，它既不符合生活情境，也无助于表现形象。根据形象需要，加以集中表现，就会使形象更突出、更充实、更有典型性；反之，则往往使形象受到损害，共产主义的精神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其区别是至为明显的。如果说“红霞”原作有缺陷，我认为以上谈的是根本性的缺陷。
“红霞”的电影改编本，虽然基本上是把歌剧搬上了银幕，但对表现群众的力量，却有了很大的弥补，比较符合历史面貌。“美人计”的情节冲淡了好多，但可惜仍然保留了歌剧这一情节的原有色调；特别是当红霞被戏侮也就是红霞对敌人用计的时候使赵志刚同场出现的情节，也被保留下来了。
“红霞”的昆剧对原作进行了较大程度的改编。这表现在对于上述缺陷都一一地精心地加以删除和弥补，完全抹掉了“美人计”的痕迹，保护了人物形象的完整，而又使红霞较入情合理地战胜了敌人。对于党的领导作用，对于群众的力量，对于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有不少精彩的描写。例如对于红军北上抗日撤离江西苏区时的革命群众和生活场景的描写，比原作大为改观。这里描写的群众不是毫无敌情观念的太平欢乐，也不是突如其来的惊慌和徬徨，乃是着重反映了苏区人民的性格特征和党的领导作用。青山上场改成了这样的唱词：
青山：战争炮火轰隆响，白匪又要逞凶狂，坚壁清野
快疏散，不给敌人留下半颗粮！
小虎：乡亲们，区苏维埃主席命令，马上坚壁清野，
把粮食都藏起来，把桥拆掉，把树砍倒，拦住
大路，切断小道，敌人快要到了，赶快行动起
来吧！……。
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当改编本加写进去的一个保安大队副以残酷的手段在群众中追查红霞的时候，群众谁也不肯吐露。可是当群众因此遭难的时候，红霞勇敢地站了出来。这时，敌人以为有所得了，突然又有一个姑娘站出来喊：“我是红霞！”敌人惊悸未定，突然又有一个、两个、三个……姑娘站出来喊：“我是红霞！我是红霞！”真是惊心动魄啊！革命群众的共产主义风格在这里得到了极其完美的表现。但是敌人终于认出红霞来了，由于上面的描写，也就反衬出敌人的凶残和狡猾。改编本异常注重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的刻划，努力使情节入情合理，尤其可贵的是正确地表现了正面形象，表现出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并在斗争中使他们的新的思想品质始终从人物的内心闪耀着共产主义的光芒。从而产生了极大的鼓舞和教育的力量。
昆剧改编本彻底删掉了红霞和赵志刚的爱情关系，处理成单纯的党的同志关系，通过赵志刚来体现党的领导是很聪明绝妙的作法。本来对革命英雄人物是未尝不可以描写她的爱情生活情节的，问题是在于对塑造形象和表达主题思想有无必要。歌剧原作以很大篇幅渲染红霞和赵志刚的爱情关系，由于处理不当，使人感觉红霞的英雄行为的主要成分是出于儿女之情。由于原作在开始的时候把红霞的思想觉悟处理得相当低下，党的领导力量又缺乏正确表现，特别是从诸如“要采幸福自由花，志刚能把路打通，我为他宁可丢性命，情意永世搬不动”等唱词看来，观众产生如上的印象，也就无怪其然了。
昆剧改编本对原作所进行的改编工作，实际上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它在正确表现党的领导作用和群众的精神面貌上，尽了很大的努力，从而比较完整地表现了红霞这一智勇不屈的英雄形象。无疑这是写得更高、更理想了，因而也是更典型、更真实、更令人信服。我们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即使革命力量在极困难的情况下，也应该把握最本质的东西：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这方面表现得不充分，作品的思想性就很难提高。
“红霞”的新成就不仅在作品本身，而最重要的，是为正确的创作方法提供了良好的例子。我们很希望“红霞”的歌剧本能够从昆剧改编本有所借鉴加以改进。早年，“白毛女”在形象塑造上也曾存在过个别带有原则性的缺点，它也是在多年来不断地修磨中逐步成熟起来的。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这些指示，应该说是我们最熟悉的了，但我们的体会并不是深刻的。其实这就是对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辟阐述。值得我们更深刻地去体会它的精神实质。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割裂开来，对于创作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是有区别的，而又是统一的、血肉关联、水乳交融的整体，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真实地反映生活斗争并且必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理想。革命浪漫主义不能离开真实地反映生活斗争的基础；而革命现实主义必然和革命浪漫主义紧密相连，甚至包含革命浪漫主义的成分。没有在现实生活基础上把生活和人物提得更高、更典型、更理想，也就不成其为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我们从来是反对拘泥于现实生活细节流入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的倾向的，让我们的艺术概括能力和艺术的想像飞得更高更高吧；但是最基本的还是生活的现实。不首先站稳这个立脚点，是不行的。空谈革命浪漫主义，会变成想入非非。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统一性，正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具体体现。描写革命的历史题材，同样要求真实地集中地反映出革命的现实生活，并且充分表现出崇高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风格，创造出最真实、最高、最典型的艺术形象。“红霞”的创造和再创造，得失之间，使我们从而得到很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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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放了的创作力
——从川剧“宜宾白毛女”谈起
席明真
四川宜宾川剧团集体创作的现代剧“宜宾白毛女”，无论从创作道路，或者剧本在艺术上的成就来看，都是值得注意的。“宜宾白毛女”是根据宜宾县凤仪乡的农民罗昌秀一家，被地主恶霸迫害的故事编写的。凤仪乡的恶霸地主团总罗锡章、保长罗锡联等人，为了强占罗昌秀家十八挑粮食的田地，放火烧了罗昌秀家的住房，逼死她的父亲，枪杀她的哥哥，以至逼得罗昌秀这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走投无路，逃向杳无人迹的断头山上，生活了十六个年头。直到解放后，党才派人把她找回来，参加了农业社，成了新社会的生产积极分子。
宜宾川剧团在编写“宜宾白毛女”的工作中，体现了文艺创作的群众路线，发挥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积极作用。
宜宾川剧团的同志，在谈到他们开始编写这个剧本的动机时说，吸引他们的并不是离奇的情节，而是企图通过戏曲艺术反映这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教育人民更加珍视今天的美好生活，因此他们一开始就采取了和群众紧密结合、依靠群众解决问题的方法。当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感觉对罗昌秀的性格还不能完全体会时，便到凤仪乡农业社、和她住过的断头山去了解、访问和体验，发动全团人员来共同讨论。当他们感到艺术问题上有不能解决的困难，便去请教业余作者、记者、语文教师、音乐教师、美术教师以及戏剧界的同志来协助、研究。更其可贵的是，他们作到了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对来自群众的六百多条意见都作了研究。就是这样，他们仅仅经过四天的突击工作，便完成了第一次的演出本。当他们在宜宾市演出时，观众的反映是“受到了一场生动的教育”，是“更加痛恨旧社会”。甚至于在农村广场演出时，在大雨淋漓中，一千多农民虽然满身淋湿也不愿离开。他们做到了专业与群众的结合，个人与集体的结合，剧团与观众的结合，才使得剧本真实、动人，在艺术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就。
剧本是用川剧形式来表现的，它热情地歌颂了罗昌秀的顽强斗争，表现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思亲”、“送柴”这两场戏，是有强烈感染力的。罗昌秀被逼上了断头山以后，我们清楚地看见了这一个淳朴、天真的农家少女，在吃人的旧社会中的惨痛遭遇。她变成白发披肩、全身乌黑、汗毛很长的“鬼模样”。但阶级的仇恨，支持了她的斗争意志。作者发挥了戏曲的特点，把罗昌秀在山上的生活和思想过程，集中在几段唱词里。特别是发挥了四川戏的高腔音乐与打击乐器的效能，使得这两场单人表演的场面，不但不觉得枯燥，反而能引起动人心弦的激情。像描写罗昌秀在“思亲”一场中唱的“端正好”曲牌，就是舒泄愤懑之情的乐曲：“岁月漫长，春来秋去又冬凉，白日寻食遍山往，草根野果饱饥肠……这苦况是谁加在我身上，唔，就是那贼呀贼，吃人的恶贼罗锡章！……”
这样描绘罗昌秀的山中生活和思想感情，就不是凄凄惨惨的，而是充满激愤的阶级仇恨的，给人以向往斗争的印象。
罗昌秀在断头山生活时，经常跑到山岩边，去看她的母亲，作者在写她这一种心情时，也是一种向上的激情：“……哎呀呀，娘呀娘，儿非忍心抛别娘，怕的是归来又像哥哥样，无端送死在路旁，报仇雪恨无指望，岂不是辜负儿断头山上苦一场？受了苦来莫下场！”
这一些唱词，有着四川戏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代乐曲深奥和典雅的情趣，这种朴素的风格，正是发挥了四川戏中所具有的民歌气息的特点。
冬天，下雪的严寒的日子，罗昌秀怕母亲弟弟受冷，他把断头山的枯枝断梗，给母亲送去，而且看见母亲在屋旁种的地荒了，便在深夜帮她掘土、松地，这正是生动地表现了罗昌秀勤劳的本质。
正因为参加创作的同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了解到罗昌秀这个人物的勤劳善良的品质，因此能够在一些细节上更深地表现了罗昌秀淳朴的性格。像罗昌秀决心逃往断头山上时，母亲把那件唯一的、千疤万补的烂棉紧身脱给昌秀，昌秀却不过慈母的爱，免强地把这件衣服拿着去了。但当母亲转背时，昌秀却突然又跑了出来，叫了一声“妈”，把衣服放下就跑走了。这个很小的细节，在演出中是扣紧了人的心弦的。
由于参加集体创作的同志，直接接触群众的生活，他们的剧本才能够大胆突破古典戏曲语言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给川剧带来了一些清新的气息，并且是运用了有独特地方风格的语言。不过在唱词当中，有些地方还是迁就韵脚，使得词句显得勉强，生硬，失去现代语言的风格。在使用地方语言上我以为也必须要有选择，过于冷僻的方言，虽然能够增加作品的地方色彩，但其他地方观众一时不懂，也会减低了戏的感染力。
“宜宾白毛女”也还需要继续提高，需要通过演出，通过群众的鉴定，使它更加完善。作为文艺作品来说，必须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从现在发表这个剧本来说，还有些被真人真事所束缚的地方，也还有着模仿歌剧“白毛女”的一些痕迹。当然，黄世仁压迫喜儿，与罗锡章压迫罗昌秀，尽管有其相同之处，但喜儿和罗昌秀究竟是两个人，西北与西南地区也究竟各具不同风貌，在四川，由于军阀长期割据的影响，恶霸地主更具有军阀和流氓的下流、残酷的品质。因此他们对于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就更加残酷了。他要侵占农民的土地，可以不像黄世仁那样，凭借高利贷的手段来进行剥削，必须要杨白劳在纸上画押，他可以就叫他的爪牙们帮别人代办，或者，干脆把人杀害了事。如果能够通过罗昌秀的事迹，通过对于四川统治阶级特点更深刻的描绘，进一步去揭露他们的罪恶，就会更有教育意义。
与此同时，罗昌秀在断头山生活的时代，是中国革命最激烈的时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波涛汹涌的革命洪流的冲击，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以及前一段时间，大革命的影响和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都应该直接地影响着农村各阶层人民的生活。尽管凤仪乡僻处川南，但长征以来，红军曾经走过川南边境。当然，这些人和事，可能和罗昌秀本人缺乏直接联系，但这大时代的洪流，不能不冲激着中国农村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以为剧本中应该充满着时代的气息，应该表现出经历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四川农村，在蒋匪统治下的斗争的特点。
我们整个国家正处于大跃进的时代，戏曲要担负起表现现代劳动人民的英雄事迹，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光荣任务，必须要打破对于古典戏曲的神秘看法，戏曲工作者要人人动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创作运动，及时反映劳动人民的现实生活。“宜宾白毛女”的创作道路，告诉我们，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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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大联唱”是一组好歌
西南师范学院学生 廖衍勋
发表在“歌曲”1958年十二期上的“祖国大联唱”是一组好歌。它是由诗人王亚凡、沙鸥、丁力和作曲家李焕之、孙慎、张鲁、李群集体创作的。这组歌曲从各方面反映了祖国在1958年中出现的新气象，热情洋溢地歌颂了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和英雄气概，也从这些神话般的事迹中展望出祖国美好的明天，使我们产生了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更大热情。
这一组歌曲的曲调虽是四个作曲家分别写成的，各有独特的手法和风格，但整个听起来仍然是和谐、统一的，在结构上也相当连贯、完整。
第一首歌曲“诗的祖国、歌的祖国”是齐唱曲。写得十分流畅、亲切而又平易近人。这支歌的整个旋律唱起来使人感到很熟悉很自然。
第二首歌曲“钢铁颂”，作者运用了的节奏，来表现我们要在短时间超过英国的钢铁意志和快马加鞭的英雄气概。旋律的进行，作者用了很多八度上下跳进的淳朴、粗犷的民歌手法表现了钢铁战士的豪迈的气概。
第三首歌曲“田头小唱”则是以领唱、齐唱、混声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热情地唱出了我们农业丰产的无限喜悦和兴奋的心情。旋律别致、优美，很富于乡土风。音乐的特点是以劳动者的真实感受来表达歌曲的感情。当你听到领唱者唱出“为什么就长得这样好”时，会情不自禁地和应着唱出“长得这样好”。此外，在舒畅优美的乐句叙述中，衬托有劳动号子的声音，使这首歌曲从头至尾表现了丰收的兴奋心情。
第四首歌曲“敢想敢干”基本上是一首男声对唱曲，主题旋律很简单，但作者使二重唱和合唱穿插组合起来，就显得非常丰富有趣，好像是一群劳动者在一块进行一场有趣的谈话。有个别人物的发言，也有群众的和应。这场谈话完全显示了劳动人民的乐观情绪和英雄风格。青年人（男高音）的旋律活泼有朝气，老年人（男低音）的旋律坚实、沉稳，这两个主题在调式色采上、节奏上及演唱者的音色上都具有鲜明多采的对比，但它们又是统一谐和的，尤其在二重唱的结合中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效果。
第五曲“东风压倒西风进行曲”是以进行曲风出现的，它表现了中苏两国的团结是无比强大和坚强有力的。节奏坚实雄厚，在严谨的曲调中饱含着热情，歌曲的主题鲜明易记。
这个“联唱”的最后一曲“祖国的明天”值得特别一提，通过上面五首歌曲的演唱，使我们看到了祖国崭新的面貌，这首歌曲通过充实的思想内容，丰满的和声，优美抒情的旋律，把我们的理想形象化了，为我们构画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当唱“绿树丛中红厂房，轰隆隆的机声遍田间，人人都是多面手，做工耕田写诗篇”的时候，那种劳动场景是多么令人兴奋啊！唱着这样的歌曲，我们的心情舒畅、美好，我们的热血沸腾，我们更加热爱祖国，更增加了我们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
写歌词的诗人们吸取了新民歌的优点，既概括了现实生活中最激动人的现象，又把我们的精神提到更舒展更美好的境界。在曲调方面整个联唱都渗透了民间音乐的气质，词曲结合得很好。这些歌曲分开来也可以单独演唱，很适合群众的需要，在社会主义歌唱运动大展开的今天，我们衷心地期待歌曲作家们能多创作这一类通俗的、而且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又有所提高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