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小麦高产的科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
今年我国的小麦总产量已达八百亿斤，超过号称“世界小麦王国”的美国二十七亿斤，跃居世界第二位。在1949年，我国小麦总产量为二百七十六亿斤，只有美国的44％。短短几年的时间，我们不仅赶上了它，而且超过了它。这是“东风压倒西风”在小麦生产上的表现。
勤劳勇敢的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挥了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精神，在生产的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同时也打破了农业科学上的许多陈腐观念，创造了小麦高产的科学理论和栽培技术。
破浅耕论、立深耕深翻论
小麦的科学研究工作者，在以往少肥和不超过二十厘米浅耕的基础上，得出“小麦根系主要分布在二十厘米以上的表土层”这一结论，以为小麦就是浅耕作物。可是有着长期实践经验的我国农民，在解放了思想以后，迅速打破这种“论断”，大胆地加深了耕作层，并在深层施肥，为小麦根系向下延伸创造有利条件，从而改变了小麦浅根的“习性”。河南西平县和平社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和猛进社亩产七千二百零一斤的两块高额丰产田耕深均在二尺以上，由于耕层加深，小麦根系除密集在○到二十厘米表土层外，二十到五十厘米土层内的须根也很发达，而且还有很多一直延伸到一百到二百厘米以下。我们根据近百个亩产一千斤以上丰产田和卫星田材料分析，耕深和产量成正比例，在一定范围内加深耕层后相应地增加产量。由于耕深后根系发达，根深秆壮，也根本上解除了倒伏的威胁。
同时在深耕的方法上，以往拘泥于“土壤只能逐年加深耕层”的说法，不敢大胆进行深耕，一般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半寸至一寸。但是我国农民推翻了这种陈腐观念，用革命的精神，一次把深耕深翻达一尺到二尺以上，并且创造了“上翻下松、不乱土层，全层施肥、土肥相融”的深耕深翻的理论和方法。深耕结合多次交叉犁地、细致整地、增施肥料、加强管理，这样使任何土壤都能在短时间内熟化形成深厚肥沃的耕作层，打破了以往认为只能依靠种植多年生牧草培养地力的迷信，用雄辩的事实粉碎了“土地报酬递减率”，为人类更好地发挥土地生产潜力开辟了宽广的前景。
破稀植论、立密植论
小麦密植后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过去不少农学家在旧有基础上进行单因子的密植试验，得出小麦密植会“穗小粒少、秆软易倒”的错误结论。我国农民并未为新矛盾所吓倒，通过密植问题的辩论，采取大力兴修水利、增施肥料、深耕深翻、改良土壤和改进栽培管理等一系列的技术措施，打破了这种陈腐观念，解决了新的矛盾。青海赛什克农场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春小麦田，每亩达一百四十八万穗之多；河南西平县和平社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的中农二十八麦田，每亩一百四十五万穗，平均每穗七十五粒；湖北襄阳县襄州社亩产六千一百七十五斤的南大二千四百一十九麦田，每亩一百四十八万穗，平均每穗四十六粒，千粒重达四十三点六克；湖北谷城县新气象五社亩产五千四百六十七斤的南大二千四百一十九麦田，每亩一百六十万穗，平均每穗四十四粒，大穗达一百二十粒，在这样高度密植情况下并没有发生倒伏，大大冲破了“小麦每亩超过五十万穗就要倒伏”的极限。生产实践证明穗多是提高产量的关键。根据全国近百个高产卫星田的材料分析，亩产五千到七千斤以上麦田，每亩穗数达一百五十到二百万穗以上；亩产三千到五千斤麦田，每亩达一百到一百五十万穗；亩产一千到三千斤麦田，每亩达四十到一百万穗。
在密植的内容上，创造了“以依靠主穗为主”的高度密植理论。许多高产卫星田都普遍增加了播种量，冬小麦最高达四十一斤（每亩播种株数约合六十到六十五万），春小麦最高达八十一斤（每亩播种株数约合一百到一百一十万）；在密植方法上创造了缩小行距、加宽播幅、交叉播种、均匀撒播等等匀播密植方式和相应的播种工具，为进一步推行密植，提供了有利条件。
破少肥论、立多施肥料论
以往在浅耕稀植的条件下进行肥料试验，得出“肥多会徒长贪青、造成倒伏”的现象，有些农学家根据这一假象，提出小麦每亩施肥量一般只需要粗肥三千到四千斤，最高不能超过万斤；并认为我国土壤不缺磷、钾，施用磷、钾肥无效；一般施用氮、磷、钾肥的分配比例约为1：0.5：0.5。今年由于全面跃进，多方发掘肥源，群众在施肥量普遍增加的基础上，在小面积的高产卫星田里，施肥量超过以往十数倍以至数十倍。如河南西平县和平社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麦田，平均每亩施用粗肥十五万五千斤，硫安五十斤，草木灰五百斤，过磷酸钙二十二斤。折合纯氮约三百六十五点四斤，磷三百七十一点一斤，钾八百零八点五斤，得出1：1：2.2的新比例。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在这样大量增施肥料的情况下并未发生徒长贪青，也未发生倒伏，而是更有效地保证了健壮生长、增产丰收。
在施肥方法上，各地创造了“底肥为主（底肥占总施肥量的50％以上）、追肥为辅，结合施用种肥、冬肥、春肥以及后期根外追肥”，“看苗分期施肥”的理论。在肥料的种类上，以多施氮肥为基础，大量增施磷、钾肥，除以含有磷、钾的农家粗肥作基肥外，播种时施磷肥，早春追钾肥；根据近百个亩产一千斤以上高产卫星田施肥数量材料来看，氮、磷、钾的比例大约相应提高到1：0．9：1.7。今年的丰产实践已为获得高产小麦提供了比较完整的一套施肥技术。
破不管论、立加强管理论
过去对小麦田间管理极不重视，认为“种在人、收在天”，一般在播种之后就等待收割。今年打破常规进行加工管理，由种到收不断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战胜一切病虫和自然灾害，树立了“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战斗思想，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和理论。
在冬前管理上，打破了“麦无二旺”的陈腐观念，主张“一旺到底”，采取了增施底肥、浇足底水、适期播种、加用种肥、追施腊肥、透浇冻水等一系列措施，促进冬前麦株的健壮生长，创造了“麦株在冬前基本上生长定型”的理论，保证在高度密植条件下形成多穗、大穗、大粒，为来年丰收打下基础。
在冬后管理上，除进行返青、拔节时期的施肥和浇水外，加强了后期管理，打破了“孕穗、抽穗后施肥无效”的错误结论，主张“收获不开始、管理不停止”，继续进行追肥、补水。
在防治病害上，打破了“只有培育抗病品种才行”的迷信，创造了使用石灰水、草木灰水、食盐水、碱水、猫儿眼和红蓼草水等土农药大面积防治锈病的方法；除使用石灰硫磺合剂外，还肯定了氟矽酸钠、代森锌、二硝基硫氰代苯等新农药防治锈病和赤霉病以及六氯苯防治秆黑粉病和腥黑穗病的效果。在防治虫害上，发展了六六六土壤处理根治吸浆虫和地下害虫的方法。
此外，在防风、防霜、防止倒伏方面，也有很多发展和创造，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破品种决定论 立栽培管理决定论
选用优良品种是迅速提高产量的有效办法，但过去片面夸大了品种的作用，认为“作物的产量是由品种的性能所决定的，再好的耕作栽培也不过使产量增加20％—30％”，同时还断定“现有小麦品种只不过六百到七百斤产量的生产力，要进一步提高产量就必须创造新的丰产品种”。因而一般科学研究工作者都轻视耕作栽培的研究，集中了相当多的人力进行新品种的选育工作。今年的丰产事实，彻底粉碎了“品种决定论”的错误观念，而树立了“栽培管理决定论”。各地创造亩产数千斤的高产卫星田，大都采用一般栽培的品种。冬小麦方面，如河南西平县和平社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丰产田用的品种是中农二十八（1936年开始推广），猛进社亩产七千二百零一斤丰产田用的品种是平原五十（河南北部修武一带的农家品种），其他多为南大二千四百一十九（1942年开始推广）和碧蚂一号，此外还采用紫秆糙、白火麦、蚰字麦、火烧头等地方品种。春小麦方面也是同样情况。青海赛什克农场亩产八千五百八十五斤丰产田用的品种是甘肃六十号（1942年推广的甘肃九十六号品种中选出的一个品系），以及碧玉麦（1924年引入我国以后逐渐扩大种植）等老品种，它们的产量都大大突破了亩产“六百到七百斤”的极限，充分证明，只要进一步改进耕作栽培技术，任何品种的产量均可以数十倍的提高，根本改变了“品种生产力”的概念，为解放品种生产力和定向培育高产的新品种，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年来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和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彻底打破了小麦生产上的“浅耕、稀植、肥少、只种不管”的低产道路，树立了“深耕、密植、多肥、加强管理”的高产道路；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大面积丰产和高产“卫星”，引起了小麦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革命，为进一步提高小麦产量和发展科学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在这种新的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首先是把群众所创造的极其丰富的大面积丰产和高产“卫星”经验加以系统的总结，进行广泛的宣传、提倡，使之迅速地在更大面积上推广应用起来，以促进我国明年小麦生产更高速度的跃进，获得更大的丰收。我们亲自经历了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看到了许多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奇迹，深刻地认识到农业增产是永远不会到顶、不会有什么“极限”的，群众智慧的源泉也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只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贯彻全党全民办科学的方针下，认真地投入科学技术革命，不断地总结群众经验又用来指导群众的实践，先当学生，再当先生，对当前小麦生产实践中还存在的一些新问题，也是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解决的。这些问题是深耕的作用和土壤熟化的方法，不同地区、不同土质、不同季节进行深耕的方案；不同地区、不同水、肥、土、种的条件下的密植程度（播种株数）和方式，以及如何系统总结高度密植情况下的一套田间管理措施，进一步提出以密植为中心的全套丰产栽培技术，高产而节约用水的灌溉技术，不同地区、不同土质和渠灌、井灌条件下的灌溉经验，高产栽培条件下的全套施肥技术，包括细菌肥料、微量元素、抗生素肥料的增产效应，生长刺激素、人工光照栽培和其他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在小麦增产上的应用，以及采用各种有效方法创造穗大、粒多、粒大、口紧、秆硬、抗病等特性的新型巨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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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资制和供给制都有两重性
骆耕漠
全国解放以后，各地在1951年到1953年，都先后由供给制改行工资制。至于当时全国被留用人员以及接收过来的厂、矿企业则一直沿用原来的工资制，他们没有经历从供给制到工资制的转变过程，只不过变更了工资的社会性质。在农村方面，自个体经济变为合作社的集体经济以后，社对社员实行按劳动日分红制，他们是从个人私有制转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
由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生活条件有所变化，以及原来的供给标准很低（全国解放后曾略有提高），过去已行之多年的供给制必须有所改变。同时，在同为国家工作的人员中以及在同一个厂矿的职工中，有两种待遇制度分别并行着，这亦有碍团结，必须统一为一个制度。但是，当时为什么是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而不是将工资制改为供给制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供给制改工资制的两个原因
（一）照顾多数：全国解放以后，供给标准虽然略有提高（当时称为“大包干制”），但是比起工资制来，一般还是低的（部分多子女者除外）。当时全国国家机关（包括国营企业）工作人员中享受工资制的人数多于享受供给制的人数，要将前一部分人都按供给制待遇，其变动面很大，而且由于全国解放不久和思想改造不够，也有不易贯彻之处。特别是当时私营工商业还未改造，它们不能改变工资制，这样，国营企业也只能继续采用工资制。同时，由于城市生活水平较高和生活需要复杂一些，领导上对原享受供给制的人员也应有所照顾。
（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指导思想：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及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人们的觉悟不够高，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够高，生活资料的分配不能不有相当的差别。这使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办法成为必要，它能推动人们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缺乏以上觉悟的人来说，供给制就不能起这种作用。
供给制改工资制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认识按劳分配原则有片面性
总的说来，当年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所依据的前述两个理由是正确的（特别是当时估计不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四、五年内就可以完成），从而当年的改革也是基本正确的，并起了良好的作用。现在有人说，当年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根本错误的，完全走了弯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虽然从现在来看过去，当时对供给制和按劳分配原则的认识确有不够完整以至含有若干错误的地方。例如，当年人们对供给制有片面贬谪和完全抛弃的错误，批评供给制是“干不干，二斤半”。这是只看到供给制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带来的缺点，而看不到在我们党的政治领导下推行供给制，可以做到上下团结，大家都乐于积极工作以至不惜为革命献出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当年人们对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工资制只片面地看到它的优点和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必要性，而忘记了马克思所教导我们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这一原则并未越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天空，它和共产主义的平等是有矛盾的。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如果只知道按劳分配原则的积极方面和完全按照它来处理社会消费基金的分配问题，而不知同时在一定时机、一定条件下辩证地加以限制，并利用其他过渡性的分配形式（如我国现在试行的新供给制）来同它交叉，那么，它的消极方面就会戕害它的积极方面，如在干部中和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先造成生活上、后造成意识上脱离工农大众的倾向。但是这只能说明：我们当时对供给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如果有了上述那样完整的认识，那就可以把当时供给制改工资制改得更好一些，例如把代替供给制的新工资制的级数和级差定得少一些和小一些，使能充分预防和限制上述按劳分配原则的消极方面的作用。至于当时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根据前述两个理由，那还是必需的和基本正确的。
工资制在现阶段还有它的优越性所以要实行半供给半工资的制度
现在，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我国又出现了对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关系进行适当变革的崭新过程。它指出了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关系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分配关系的量变和质变过程是极其辩证和错综复杂的，我们必须有预见，及时掌握新鲜事物，使今日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符合明日的共产主义方向。
过去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时，我们曾有片面观点和在具体办法上有些缺点，今天我们正处在把工资制（包括按劳动日分红制）局部地改变为供给制的转折关头，就应该对供给制和工资制有全面观点，认识它们都有两重性，都有积极的方面和消极的方面。现在指出过去忘了供给制的进步性和看不出按劳分配的缺点，并主张在一定范围内采用新的供给制，这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我认为也不能因此就忘了工资制在目前阶段还有它的优越性，和供给制在一定情况下（如缺乏应有政治领导和群众觉悟）也会含有麻痹劳动积极性的可能性。所以，目前不能一面倒地只要供给制，而不要工资制。正确的办法是供给制加工资制（包括公社和机关），同时在工资制中还应该有按劳动好坏的奖励工资制（限于公社）。在城市工矿企业方面，计件工资制目前有限制和逐渐废除的必要，同时应该积极考虑如何将工资制改为供给制加工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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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主义战士的光辉榜样
介绍“斯维尔德洛夫传”
朱务善
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位杰出的苏联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列宁的最亲近的战友和助手之一。1957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斯维尔德洛夫传”一书，这本书是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和战友克·集·斯维尔德洛娃写的。它在苏联社会上很受读者欢迎。现在，这本书的中译本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也必将得到我国读者的热烈欢迎。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生，正是为争取共产主义而战斗的一生。我国读者，特别是我国青年读者必将从这本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
这本书的前五章阐述了斯维尔德洛夫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以及他在1917年以前的地下革命工作活动。斯维尔德洛夫在参加地下革命工作时还不满十六岁。1901年12月20日列宁的“火星报”报道：“前中学生斯维尔德洛夫因参加11月7日示威游行的嫌疑在12月3日被捕。”这位少年革命家首次在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知名。出狱后不久，他又因参加1902年在俄国以政治示威运动而著名的“五一”示威而被捕入狱。高尔基就这件事在5月15日以嘲笑的口吻曾从阿尔扎马斯写信说：“尼日尼发生了惊人事件！咄咄怪事！把万恶的罪犯，政治鼓动家，革命党人雕刻家斯维尔德洛夫两个儿子都抓起来，投入监狱……真够彻底！现在秩序井然，俄罗斯得救了！……”这位少年革命家一开始投入斗争，干劲十足，本领很大，为当地警察宪兵所注目。到1903年，他已经被捕过五次了。但是，正是这些迫害，锻炼了这位青年革命家，使他更有勇气更有经验地成为一个卓越的布尔什维克。
斯维尔德洛夫自少年投入革命，在短短的一生中（他逝世时还不满三十四岁），被捕十四次，有十二年过着监狱和流放的艰苦生活。作者在这本书中鲜明地反映出这位布尔什维克的地下工作者的光荣斗争经历。斯维尔德洛夫第一次和他未来的妻子（即本书作者）见面，是1905年在伊卡特伦堡地方的事情。这位当时只有二十岁的党中央代表，是因为当时党要加强乌拉尔区党的工作派到那里的，这是斯维尔德洛夫正式领导党工作的开始。他到这里不久，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就大大地活跃起来。读者在这本书里将读到斯维尔德洛夫在尼日尼弗哥罗德、雅罗斯拉夫、喀山、祁斯特罗姆、皮尔姆、伊卡特伦堡的秘密工人小组，在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中的积极活动。作者在这本书中引用了不少老布尔什维克的回忆道，当时在乌拉尔的革命组织里，一谈就谈到中央新派来的这位代表。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位大组织家，生动的演说家，杰出的宣传家。斯维尔德洛夫作党的工作的主要原则，就是走群众路线。他能深深地体会群众的感情和需要，又善于把党的路线贯彻到群众中去，发动党内外的力量和智慧，为打倒沙皇的总目标共同斗争。因此，警察和暗探因他气得发狂，拚命进行追捕，但是，他们总是长期抓不住这个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自1901年到1910年，这位青年革命家或断或续地过着监狱生活。在1909年12月3日当他从监狱里出来仅仅三个月时间，他又在莫斯科省党委会议上被捕了。这时他正是二十五岁，被捕已经是第七次。1910年3月，斯维尔德洛夫被流放到纳雷姆边区，这是他过流放生活的第一次。读者将在这本书中看到，斯维尔德洛夫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流放的地区，总是没有和外界隔绝。在监狱里，他不仅给皮尔姆的布尔什维克颁发指示，而且给革命政治犯组织学习小组。他还不断地努力进行自学，深刻地研究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名著，并学会了德文法文……。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他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常常展开争论，把他们驳得哑口无言。所有这些都说明了这位伟大的青年革命家，虽然长期处在苦恼的监狱里和荒凉的流放区，但是他的革命精神是怎么也摧毁不了的。相反地，他能利用每一分钟时间，进行着对革命有益的事业。他写道：“我决不把精力浪费在闹情绪上面，我的精力会有另外一种最合理的用途。”
这本书后面的三章生动而细致地描写了这位精力充沛的革命家在十月革命前夕的活动，表明了他能坚持不渝地执行党和列宁的正确路线以及相信人民的力量。当十月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在土鲁汗斯克流放地。刚一被释放，他马上就来到了彼得堡投入斗争。七月事变后，列宁不得不暂时隐藏，斯维尔德洛夫在十分恶劣的环境里，和列宁的其他战友一道坚持列宁的路线，团结党和工人阶级队伍，力求迅速而准确地执行列宁的指示。
我们在许多章节里，可以看到斯维尔德洛夫在工作中对待同志、对待劳动者既关心又亲切，而对待党和人民的敌人则毫不留情、毫不妥协。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艰苦朴素的高尚品格。斯维尔德洛夫一生艰苦奋斗，不顾一切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努力。直到他逝世的前夕，他还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长期而艰苦斗争的锻炼使斯维尔德洛夫具有大革命家的一切优秀品质。列宁在1919年3月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说：“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是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是冷静而熟练的处理实际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善于领导群众的典范，是愈来愈多的无产者群众仿效这种范例、不断前进、达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斯维尔德洛夫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