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实践是科学之母
浙江黄岩县路桥一社社长兼党支部书记 杨匡保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社现在已选育出三十三种水稻良种，建立了种子田和种子对比试验田，组织了种子专业队、选种突击队、种子技术研究小组，大大推动了生产，水稻每亩平均产量从1954年的四百七十斤，提高到1957年的一千多斤，今年可达到二千多斤。我们还打算在明年建立种子社，供应全县二十万亩（占全县水稻五分之二）水稻所需的种子。下面谈谈我从根本不懂选种到逐步掌握了一些选种规律的过程。
打破老习惯选种良种 粮食增了产信心更增
土地改革以后，我参加了路桥第一个生产互助组，心头只有这么一个单纯的愿望：现在土地是自己的了，产量再高，地主也拿不去了。因此一定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把产量提得高些、再高些！
就是这样一个单纯的愿望，促使我去积极寻找一切增产的关键。我整天寻思着，很自然地就想到了改良种子。
于是，我就开始物色好谷种。有一次，偶然听到从台州农校来的学生谈起，农校有一种“五○三”稻种很好。第二天，我就赶去买了七斤回来。又一次，从石曲乡岙王村经过，在一个农民的田头看到一种叫“粗秆白”的稻子长得很好，也买了二十斤谷种回来。
培育外来的新品种，这在祖祖辈辈都种着同样几种老品种的农民看来，真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因为怕人笑话，我就一个人躲在屋里一粒一粒地选谷种，过春节也没有出门。不巧给一个有保守思想的人闯见了。他到处传播这种“新闻”，拿话挖苦我，闹得同一个互助组的人那时也不敢同我合作了。
我只好单干。下种以后整天在田头上守着秧，插秧时，互助组还是不帮忙。
插完秧，我心里很急，早晨、黄昏不知要跑多少趟田头。田里的情况没有叫我失望：新品种“五○三”长得很顺利。
可是到了6月26日，人家的稻子都已收割完毕，而“五○三”只熟了60％。据气象台预报，27日就要有大风大雨，只好马上抢收。就是这样，“五○三”每亩还是收了三百六十五斤，比“广东白”多收九十五斤。
晚稻种上了新品种“粗秆白”。种下去就长得很粗壮，秆子笔直，稻叶也清爽，还不怕病虫害和稻热病。有保守思想的人看了也不能不点头说好。
“粗秆白”每亩收了四百四十斤，比别的品种多收六十六斤。收割后，人家都来跟我换种。
从此，我对种子就更像着了迷一样。只要打听到哪里有良种，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总要想办法把它弄来。
大胆改革耕作制度 早稻晚稻都告丰收
1952年的初步成就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开始。
这一年，我们互助组订了一个亩产七百五十斤的生产指标。指标比人家高得多。我们在考虑如何实现这个指标时，认为光靠推广选育新品种是不够的，还得开辟新的道路。新的道路在哪里呢？
间作，是这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方法。这种耕作方法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密植（亩插仅七千株），土地利用率很低，已成为增产的主要障碍。这时，我就想：是不是可以把晚稻插秧的时间推迟，等早稻收割完毕再插；这样，早稻的株数就可以由七千株增加到一万六千株。根据增加的株数推算，产量至少可以增加50％。采用这种办法，早稻增产是不成问题的，可是晚稻插秧推迟两个月行不行呢？对于这个问题，我马上找到了答案。我想起每年收割早稻后，因为有些晚稻已经死了，总要在间作稻田里补上部分晚秧，这些补插的晚稻不是一样长得很好，并不影响收成吗？既然补种的能行，为什么全部晚插不行呢？于是我决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田里进行试验。
我要种连作稻的事情，又遭到了有保守思想的人的反对。有的人对我说：“你是想当模范想得着迷啦！种得这么密，准要倒伏。”我没有理会这些。
我对早稻没有什么耽心。果然早稻每亩收了五百八十斤，比人家多收三百斤。但是我耽心晚稻。万一秋后西北风一刮，不结穗怎么办？
晚稻插下四、五天了，人家间作晚稻已有一尺五高了，我的才三、四寸，颜色也真难看，有人说：“稻秆筷样长，满田喂牛草！”我埋着头加紧施肥和耘田，耘了五遍，稻子就慢慢赶上来了。过了秋分，人家的稻子已抽穗了，我的稻秆还是瘪的。连去看了四、五天，剥开秆子看，还是什么也没有。人家又在我的耳边叫：“赶快喂黄牛算了，反正你家养着大黄牛。”听了真叫人心烦！
心虽烦，可是信心没有动摇。我想：搞一定要坚决搞下去，坚持下去就能胜利。要是失败就再来。又过了三天，我又去田头，顺手拔一根剥开来一看，咳，出穗了！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心里说不出的高兴。第二天，大部稻子出了穗，十天后稻穗都沉甸甸地垂下了头。
互助组全部人员都来帮助收割。收好后，一称亩产四百四十六斤，加上早稻五百八十斤，一共是一千零二十六斤。有保守思想的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信服了。收割的谷子又被大家换去做种子。
年年选种大大增产 运用杂交培育新种
1954年办起了初级社。良种能增产，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但是对坚持年年选种、搞种子田的一套，思想抵触还很多。
我决定再用事实来说服他们，搞了几块经过穗选和未经穗选的对比田，然后组织社员们去参观并进行讨论。事实一摆就很清楚：同样的“乌嘴糯”稻种，经过穗选的就长得整齐得多，谷粒也饱满得多，一亩要多产五十五斤，“南特号”要多产三十七斤，“大荆白”要多产五十一斤。差得这么多！大家的心亮堂了。社员们编了一首赞扬的快板：“选稻种，好得很，长起稻头沉甸甸；又饱满，又鲜亮，一季能打千斤粮！”
这年秋天，我在沉甸甸的一片稻浪中，忽然发现有几丛稻穗长得特别好，株高、秆粗、穗长，与众不同。我估计这是“乌嘴糯”同附近的“黄糯”杂交而成的，心里想：“要是糯稻都长得这好，那么产量不是要增加得许多许多吗！”
收割时，我把其中最好的十六株拔了回来。第二年，在自己的秧田里划了一小丘，把这十六株稻穗都播了下去，再用稻草把它们团团围起。秋收时收了十多斤谷种，粒粒饱满，确是大有希望的谷种。于是年年单独选种，单独播种，苦心经营，年年扩大。今年，全社已有75％的田种上了这种新品种。
经过几年精心培育，它的性能有了新的发展，产量要比原来的“乌嘴糯”高20％左右，抗寒能力很强，无稻热病，已成为出色的优良新品种。
十六株稻穗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给我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使我找到了选育良种的新方向：由过去向外地寻找适宜的良种，改由自己通过杂交方法来培育更多更好的优良品种。现在我已经培育了“斜八石晚”等优良品种。为了培育出更多的新品种，我们社里设立了种子室，建立了种子对比试验田，并且组成种子研究小组，使种子的科学研究工作发展为群众性的行动，并能更好地集中老农民和青年农民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和知识。
熟悉各种品种脾气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又是一个秋天，我遇到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题目：就是在8月里同一天种下的两种都是良种的晚稻，到收割时，却得到了不同的收成：“乌嘴糯”亩产达五百六十八斤，而“大荆白”却只收了二百九十二斤。既然都是良种，土质、肥料、耕作也大致相同，为什么产量相差了一倍？这不是很奇怪的现象吗？和老农进一步研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在耕作时忽视了品种的特性。“大荆白”抗寒能力差，不适宜种连作晚稻，因此就减了产；“乌嘴糯”抗寒能力强，适宜作连作晚稻，因此就增了产。
这件事给我启发很大。我认识到：要增产，光做好选育良种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熟悉每种品种的特性。只有合理搭配，因地制宜，才能充分发挥每个品种的特长，使所有的良种都能得到丰产。譬如南边来的稻种，因南边气候比这里冷得迟，这种品种就比较怕冷，抗寒能力很差，当晚稻种只能结瘪谷，当早稻种就能丰收；北边来的稻种恰恰相反，因为北边比这里冷，所以比较耐寒，在南方成熟期早，当晚稻种最适宜。又如粳稻，它要基肥足，因此需要种在土质较好的田里；而籼稻的情况则相反。总之，一定要顺着它的脾气；稍有安排不当，结果就会适得其反。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就专心致志地研究每个品种的性能。根据气候、土质、肥力、耕作水平和品种的不同特性，何者和何者搭配，何者适宜什么季节，何者适宜哪种土壤，都给找出了一套规律。这样就使各种品种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充分发挥选种增产的潜力。
良种劣种常互相转化 要不断培育不断淘汰
长年和种子打交道，逐渐发现这么一个重要的规律：种子的好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良种和劣种经常互相转化。例如“五○三”原是大力推广的良种，但是这几年来，产量年年下降，品种的性能正在逐渐退化，已成为今年淘汰的对象。相反的，“长芒晚”原来是准备淘汰的劣种，但是和“矮脚芒嘴”杂交后，却摇身一变而为良种了。类似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没有一种良种可以一成不变地永远为良种。这就更加证明：很有必要坚持年年选种，只有这样，才能在和莠种不断斗争中使良种得到发展。这就是选种的理论根据。
同时，我在观察中又进一步发现：一种品种长期种植在同一地方、同一块土地上，它的退化现象就更要明显些。但是如果把它换到一块新土地上种植，或迁到一个新的地方培育，又会马上发生完全相反的现象，品种的性能迅速提高。例如“南特号”在路桥亩产五百四十五斤，调到临海后，产量就达到五百八十斤。从温岭调来的“糯京稻”，在路桥亩产量达五百三十六斤，而在温岭原地时产量仅四百九十斤（耕作条件是相仿的）。
根据这一规律，我就在社里提出了建立和外地经常交流品种的制度，和采用各种品种轮番种植的耕作制度。
所谓良种和劣种也并不是绝对的。有些品种本身并没有退化，能够保持已达到的产量水平，甚至还能逐年增产，但是由于客观形势飞跃发展，土质、肥力水平有了提高，以及采用了先进的耕作技术等等原因，原有品种的性能已不能适应产量指标的要求，就只能把它排入淘汰之列。就拿“南特号”为例，从产量上看，它也是年年提高的，去年亩产六百斤，一般不算太低。但是因为出现了一种发展了“南特号”的优点、并远远超过它的“陆财号”，对比之下，“南特号”成为劣种，今年就要把它全部淘汰。
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已开始有计划地培育新品种、淘汰旧品种。每年都要培育几种、淘汰几种。
由于我初步认识和掌握了种子转化的规律，因此，我也就摸索出一套选育良种的办法——选种、和外地交流良种、培育本地新品种、淘汰老品种、在同一土地上轮番换种等几种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实行这个方法，就能精益求精，优中选优，把品种的性能提高到更高的水平上去。
从我亲身的经验里，我深刻地体会到：实践是科学之母。关于种子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知识，我们不是从什么书本上得来的，是从我们经年累月的劳动中，经过不断的观察、研究和实践而得来的。如果没有生产的实践，如果不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我们是不会掌握种子的特性和它的发展变化的规律的。同时，从我们的实践中，我们也认识到：科学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只要我们打破迷信，敢想、敢干，努力研究，发挥集体的智慧，农民也是能够掌握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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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概括各种新变化是哲学的新任务
潘梓年
1842年，马克思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哲学要成为世界的哲学，世界也将成为哲学的世界。马克思这句话目前正在中国实现着。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于有了毛泽东著作那样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一进入中国，就使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面目为之一新，就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化的过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相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就是这个哲学在中国所开的灿烂之花，所结的丰硕之果。最近一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下，学哲学、用哲学、边干边学、边学边用的群众性运动，已在全国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中普遍展开，形成一股奔腾澎湃的洪流，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幅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美丽画图：中国即将成为哲学的中国。
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最近这一时期，中国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尖端科学有了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许多已打破了世界纪录，要求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新成就，使自然辩证法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同时，中国的社会面貌也在日新月异，使整个社会结构、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想状况起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使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掀起各种各样的飞跃。这些都在要求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及时概括这种新变化，研究和解决新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使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逻辑获得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前进对哲学中国化提出的问题是很多的，亟须我们去研究解决。中国将要成为哲学的中国，哲学也必须要有中国化的哲学，这已是提到哲学工作者的议事日程上来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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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毛主席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
李达
工农业生产这样的大跃进，我们哲学工作者也应该来一个大跃进。这个大跃进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改变过去理论脱离实际的学风、教风和文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教风和文风。
1950年以来，我国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人越来越多了，哲学工作者的队伍逐步扩大了，在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方面，在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方面，都作出了很多的成绩，这是肯定的；但也还有不少的缺点。不庸讳言，我们的许多同志，只是按照斯大林所写的哲学著作的体系学习哲学的，说到联系实际，也只是联系书本上所写的一些实际，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联系得很少很少。像这样的教条主义的学风，必然产生教条主义的教风。有些同志讲课的时候，预先一条一条地写出提纲，拿到教室照本宣读，学生则照抄笔记。有些同志写文章的时候多半是扣名词、扣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这样的教条主义的学风、教风和文风，在以前确实是存在的。现在大家都一致表示要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我想，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学习他的哲学著作，不单是为了学习那些著作中的科学理论，并且要学习毛主席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方法。毛主席是唯物辩证法的大匠，他的每一篇著作，都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的范例。所以他的每篇著作发表以后，就具有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和改造社会的作用，使我国的社会面貌不断更新。这真是“理论一掌握群众，就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毛主席的著作为什么能够掌握群众呢？那就是因为他的著作中所阐述的理论，正确地反映了发展着的客观实际，集中了千百万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毛主席针对各个时期不同的客观实际，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认识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制定出不同的策略和方法，促进了民主革命的实现，并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条件。我们应当学习毛主席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刻刻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榜样，学习他把严肃的原则精神同生动的独创精神相结合的榜样，学习他同千百万群众在一起，集中群众智慧，以正确的理论领导群众的榜样。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几千年来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的科学抽象。因此，我们哲学工作者应该去做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使这种哲学联系当前的具体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把这种从劳动人民来的哲学归还给劳动人民。现在学习哲学的工人农民有这样的反映：他们读哲学专家写的文章读不懂，读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却容易懂；他们听专家讲哲学听不懂，听他们自己的同志讲哲学就听得懂。这就是说，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就读得懂，否则就读不懂；理论联系实际的讲课就听得懂，否则就听不懂。这对于我们搞哲学工作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启发。我们要搞好哲学工作，必须走出书斋，下乡下厂，深入劳动群众中，同他们打成一片，参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熟悉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和群众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只有先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这句话对我们哲学工作者完全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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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键问题在于普及
吴江
要扫除愚昧，启发人们的智慧，非普及哲学不可，——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在他革命活动初期便提出了的问题。但是，有人总是只看到或只强调哲学是更高级的思想体系这一面，而没有看到或没有适当强调哲学的普及性这一面。哲学，唯其具有最大的概括性，所以也就具有更大的普及性和普遍适用性。更高级的东西，同时也是更普及的东西。
目前关键问题在于普及。我们的提高工作需要有普及的基础（过去的缺点就在于没有这个基础），我们的专门工作者也需要到普及工作中去培养或重新锻炼。专门家投身于普及工作，第一，必须参加到劳动和各种斗争实践中去，这就有可能极大地改变自己的精神状态。第二，能否做好哲学普及工作，全在于能否在实际工作中运用哲学。这就迫使哲学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解决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第三，从群众中吸收养料，利用广大普及工作者的经验，总结自己亲自参加的实践经验，这就可能有真正的、切实可靠的提高。
我们的队伍应当在普及工作的基础上扩大。是否可以规定这样一条：凡是要训练成为哲学专业工作者的，例如在各种学校中学哲学的人，都应当过普及工作这一关，具有在群众中普及哲学的经验，方为合格。每一个哲学工作机关、哲学工作者，包括哲学杂志在内，是不是都应当担负一定的普及任务，或者在党的领导下担负一个地区的普及工作。一些哲学协会和研究会，在若干年内，是不是可以把普及工作提为主要工作日程之一？径直地组织哲学普及协会，吸收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普及工作者参加，是不是也可以？至于直到目前为止的普及工作经验应当加以总结，借以策划今后的工作，则是迫切需要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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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亟需阐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
艾思奇
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来说，曾经有一个时候，人们常常认为这种矛盾的存在仅只是由于旧社会制度的某些残余还没有消灭的结果，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身，似乎是和生产力完全适合的。现在，生活的实践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正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许多方面也是和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矛盾着的。
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集体所有制比个体私有制远为优越。但是人民公社的出现，已使我们开始看出这种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是有矛盾的。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农村的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了。原因之一，就是合作社发展成为人民公社后，不但个人私有制的许多残余被消灭了，也开始出现了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化的某些因素。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过程中人和人中间的相互关系，通常都认为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是，仅仅指出这一点来还是不够的。社会主义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还有它的另一个方面：在这里，人们之间还存在着其他的本质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工人与农民的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些差别的存在，和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着矛盾的。
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清楚地说明了这个矛盾的存在。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和这些差别的开始突破是分不开的。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人和人之间劳动交换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按照“不劳者不得食”和按劳付酬的原则来进行。这样的分配形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生产过程上所必要的。但是，按照自己所供给的劳动来取得相应的报酬的这种等价交换权利，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它和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是有矛盾的。因为，这种法权的作用仅仅是在于依靠物质利益的刺激来推动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不是依靠提高他们的共产主义觉悟。
一年来的大跃进形势使按劳付酬的分配形式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开始明显地暴露出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或废除了计件工资而采用计时工资，在基本上仍然没有超出按劳付酬的性质。但是，这些变革已表示我们的社会实践已开始向着逐步突破资产阶级式法权的方向前进，开始在我们的分配制度中出现了各取所需的因素。而这些变革，是和上述突破两种所有制的区别和突破城乡、工农、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的变革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规律，现在已是暴露得比较明显了。我们要更深刻更具体地阐明这些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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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
今天出版的“哲学研究”（1958年第七期），以“当前实践向哲学界提出哪些重大问题”为题，组织了一个笔谈会。撰文参加这个笔谈会的有：李达、潘梓年、艾思奇、冯定、金岳霖、吴江、王子野和郑昕。下面便是其中四篇文章的摘要。
我们用潘梓年同志的文章的原题作了这个专栏的总题，其他三篇文章的题目我们也作了修改。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