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编者按：下面这两篇文章是读者对本报十三日所载张春桥同志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的意见。两篇文章都肯定了张文对于供给制的评价，但也都认为解放以后实行工资制并没有什么错误，而是适应当时形势的必然产物。现在一并发表出来，供大家讨论。
工资制在解放后势在必行
刘艺
看了张春桥同志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以后，使我回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供给制生活。那时，每个干部除了吃穿之外，每月有六斤小米的零用钱，生活确实很艰苦，但也确如张春桥同志指出的“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因为在这些人的头脑里，想的不是个人的安逸享受和待遇，而是如何尽快地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把全中国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虽然生活苦，可是干劲十足，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生活，为我们党培养出了一支朴实坚强、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队伍，成为国家各方面工作中的骨干。同时，在敌人实行经济封锁，物资非常缺乏的情况下，供给制保证了机关部队的一定生活水平。使革命战争得以坚持，并且取得了最后胜利。由此可见，供给制在保证革命胜利和教育、锻炼干部等方面，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供给制生活所形成的艰苦朴素作风和共产主义风格，成了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张春桥同志这方面的见解是正确的。
供给制不能适应解放后的形势
但张春桥同志对于全国解放后逐渐取消了供给制实行了工资制的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供给制的逐步取消，主要的不是某些人对它实行攻击的结果。不是我们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把自己的好东西扔掉，拾起了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的结果。而是由于全国解放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和生产不断地发展，因而使适应战争时期的供给制的分配方法，不能完全适应当时的需要了。全国解放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这时，我们不仅有农业，而且有了工业，有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有了各种各样的工作人员队伍。在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体系里，仍然实行战时的单一的供给制，不用说是有着许多困难的。何况，当时我们接收的是国民党的遗产。国民党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不是一下子都可以解决的。因此，党当时对旧政权的工作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做法是正确的、英明的。使社会生活得以正常进行，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改造有利。为了培养技术力量，改变我国技术力量薄弱的落后状况，在技术部门、文教部门实行了工资制也是正确的，这些部门在全国解放以前就已经开始实行工资制了。至于1955年以后全面实行了工资制，这是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克服当时供给制所存在的一些缺点。
工资制——利用资本主义形式
为社会主义服务
当然，工资制只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一种分配方法，它根据的是“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社会物质财富还不是极其丰富，人们还缺乏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社会主义刚刚从腐烂的资本主义躯壳里脱颖而出，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形式仍然保留了下来。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货币以及工资等形式在社会主义阶段还是存在的，但是它们有了新的内容，它们被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而不是拾来资产阶级的牙慧当宝贝。因此，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在分配方法上采用了工资制，并不是向资本主义倒退，只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形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由于工资是一种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形式，又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造成和遗留下来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以及人们思想中的资产阶级法权残余，使得一些人把“按劳取酬”看成了绝对真理，看成了天经地义，因而出现了闹级别闹待遇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呢？是整风，是政治挂帅。事实证明，目前工人对计件工资，作家和作者对高额稿费已不再感兴趣，纷纷要求取消或降低，这表明了人们的资本主义思想残余在逐步消失，共产主义思想逐步成长，共产主义思想继续增长，社会生产力继续提高，将使“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分配形式为更高级的分配形式所代替。但这并不是说原来就不该取消供给制实行工资制。
不能把工资制毁之为等级制
张春桥同志还认为我们把资产阶级不平等的等级制度继承下来并且系统化和制度化了，这更是不合乎客观实际的。我们实行的工资制，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是一种低薪制，目的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使就业的人数更多，社会生产发展更快。而且我们的国家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在实行了薪金制以后，国家工作人员也还是保持了勤俭建国的艰苦朴素作风。如果看不到这一面，而单纯夸大工资待遇间的差别，由此认为我们把等级制制度化了，这显然是十分片面的。就是以前实行的供给制，也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不过比起现行的工资制要小一些就是了。当然，不能认为工资之间的差别永远是合理的，这个差别反映了现阶段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将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消失了，这种不平等自然就不存在了，这是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但这和抱有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人所要求的绝对平均主义，是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毛主席早已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指出：“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决无所谓绝对的平均。”绝对平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思想，只是小资产阶级基于自私自利的一种幻想而已。我们目前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应该正确向人民阐明“按劳取酬”并不是最高原则，应逐步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过渡，来培养人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而不是把过去的一概否定，或从绝对平均主义出发把我们实行的工资制毁之为等级制。
供给制——工资制——供给制
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发展
目前，全国农村已基本上实现人民公社化。这种组织形式的集体化程度更高，很多方面已冲破了集体所有制的框子。在分配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新的做法，实行口粮供给加工资制。其他部门也有酝酿实行供给制的。这是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象征，是可喜的现象。但这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的供给制，不是因为全国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走了弯路带来了麻烦。而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行的。因此，由全国解放前的供给制变为以后的工资制，再变为现在和将来的供给制，各自反映了当时条件下的生产水平和人们的意识，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的发展，是我国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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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否定工资制的历史意义
吴毅
读了10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张春桥同志的“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后，颇有一点感觉。
张春桥同志在文章的前半部分对我党在以往实行的供给制的评价是正确的。强调要以政治挂帅不要以钞票挂帅我更是完全拥护。但在文章中完全否定了工资制的历史意义以及将工资制度和“等级制度”混为一谈，是不够妥当的。
首先，工资制不是我党素有的东西。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从国民党反动派手里接收过来的是经过长期战争破坏的穷摊子，多数企业还为私人资本家所有，当时为了稳定市场和支援解放军追歼残敌，需要迅速恢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对接收过来的企业中的职工工资制度是维持原状好呢，还是改为供给制？当然是前者为好。九年来国家对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作了很多的改革，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是在1952年以后才逐渐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的。从解放到今天工业生产能有这样大的成绩，其中就有在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以按劳付酬为标准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工资制度的因素。尽管现行工资制度还存在缺点，需要不断改进，但不能否认它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今天它仍没有完全失去作为社会物质分配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曾写道：“我们这里所说的不是已经在自身基础上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因此在各方面，即在经济、道德和智慧方面都还保留其所由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每一个别的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中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虽然马克思认为这种分配原则有缺点，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中，在它经过长久的产育苦痛以后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法权永不能超过社会经济制度以及由此经济制度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程度。”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当那奴役人们、迫使其服从社会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后；……当劳动已经不单单是谋生的手段，而当本身已成为乐生的第一要素时，且生产力已随着每个人在各方面的发展而增高，一切公共财富源泉都尽量涌现出来时，——只有那时，才可把资产阶级式的法权的狭隘眼界完全克服，而社会就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马恩文选两卷集第二卷21—23页）目前，在我国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工人农民掀起了冲天的干劲，生产量成倍地甚至几十倍的提高，计件工资制已不再起推动生产的作用，而起阻碍作用的时候，工人自动提出取消计件工资制改行计时工资制是完全正确的。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的具体表现。但不能由此就能说，以前实行的工资制是错了。现在就可以取消工资制。目前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的办法，基本上仍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一种按劳付酬制度，但是，又必须看到在这种半供给制半工资制的办法中已经包含着共产主义的萌芽。
其次在文章中将工资制度与封建等级制度并列也有问题，我认为今天实行的工资制度根本不能与封建时代的等级制度相比拟。更不能认为实行了工资制度就是有了等级制度。也不能认为有些干部因为实行工资制而“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并且“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问题不能这样理解。在哪里能看到有些干部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呢？纵然有个别干部犯有某些缺点，情况也未必如此严重！对于产生这些缺点的根源应该看成是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而不能看成是实行了工资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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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小麦丰产看认识和实践的关系
——给河南襄城县汝河社农业大学讲的一堂哲学课
李哲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许多哲学道理中的一个。为了说明这个道理，我先从吃瓜说起。我们汝河社这一带，以前好种瓜，无论是大人、小孩都知道瓜的味道是甜的。如果问：为什么知道瓜的味道是甜的呢？大家一定会说：“吃过”。对了，就是因为吃过，所以才知道瓜的味道是甜的。这就是说，要想知瓜味，先要吃一吃。“知瓜味”，这就叫做“认识”；“吃一吃”就是“实践”。这就是“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道理。
可能有人会反驳：“没吃过瓜的人也知道瓜是甜的”。我们说，没有吃过瓜的说瓜甜，那如果不是问了问人家吃过瓜的，就是从书本上见到过。但是，可以肯定，他所听到的或在书本上见到的“甜味”，和瓜的真甜味不会完全一样。从这里，不但说明了“认识来源于实践”这个道理，同时还说明了“唯有实践才能真知”。
实践不但是认识的来源，而且也是判断真理的标准。这里，再举一个关于瓜的例子。据说，有一个地方，老辈子就没有种过西瓜，那一年他们种了一亩，西瓜长大了，有些人说瓜熟啦，有些人说瓜没熟，争论不休。他们也听别人说过，瓜熟了，就个儿大、皮光、须干、籽是黑色的或黧色的、瓤是甜的不是酸的，……。但是，因为过去没种过瓜，单从外表看，谁也不能确定瓜熟不熟。争论的结果，有人提议：剖开看看尝尝。剖开一看，籽是半截白，仁还不硬；尝了尝瓤，又硬又酸。这时，大家才一致认为：瓜还没熟。这就说明，只有通过剖开瓜来尝一尝这个实践，才能确切地判断瓜是真熟还是假熟，谁的意见是真理。说到这里，也可能有人会说：“那老瓜匠，人家一看就知或用手一弹便知瓜熟不熟！”对！老瓜匠所以一看就知、一弹便知，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秘诀，不过是因为他剖开得多了，尝得多了，看得多了，弹得多了，也就是说，他实践得多了，他已经从长期的种瓜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一套判断瓜熟不熟的道理。
我们初步明确了这个道理之后，再来研究一下小麦生产经验。今年我们这一地区的小麦空前丰收。明年我们有把握夺取更大的丰收。这就是因为经过今年小麦丰收的实践，我们对如何争取小麦丰收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集中地表现在县委和县人民委员会在“1959年小麦跃进规划”中所提出的“五改”中：①改浅耕为深翻；②改少施肥为多施肥；③改旱地为水浇地；④改劣种为良种；⑤改稀植为密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去冬今春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干苦干地搞小麦生产这个实践，“五改”的经验是总结不出来的。当然，这个“五改”经验也不仅是我县一冬一春几个月的时间就得来的，而是全国劳动农民几千年来在小麦生产上日积月累的结果，也是党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群众干劲的结果。过去，劳动农民在小麦生产的经验上，就有这种说法：“地没赖地”、“人勤地不懒”、“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麦收八、十、三场雨”、“稀麦稠豆坑死人”、“好种结好果”……。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劳动农民在小麦生产的亲身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自然，在这些经验中，有的带有片面性和落后性，如“麦收八、十、三场雨”这句话，就反映了单纯靠天的落后思想。解放后，党领导我们大家搞生产，经过几年来的大干苦干，特别是经过去冬今春的生产大跃进，就把前人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更加丰富了、提高了、完善了。我们现在所说的小麦丰产的“五改”经验，就是从不断的小麦生产实践、不断的提高认识中总结得来的。九九归一，道理也是一样：离开了人们的生产实践，什么好经验也是得不到的！
随着人们的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人们的认识也要不断地深刻和提高；人们提高了认识，就可以更好地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如果实践发展了，人们不去认真总结新的实践经验，还是停留在老的认识水平上，那么，就不可能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继续向前发展，就会使自己的认识停滞，思想落后，跟不上时代。拿小麦丰产问题来说。去年种麦时节，有些人对深耕地、多施肥、浇足水、良种密植等先进措施搞不通。他们虽然也懂得一些种植小麦的老经验、老道理，但是，由于思想保守，不去总结新的经验，因而就不敢在老经验的基础上前进一步。他们认为：“深耕可以，但是不用耕七、八寸深”，“要多上粪，但一亩地上一万多斤弄不来”，“麦是需要水，但有一冬的雨雪就够了，用不着人浇”，“种的稠可以，而一亩地播二、三十斤种子是瞎弄”……。总之，在这些人看来，只有“老经验就够了”，新的要不得。由于存在着这种保守思想，很自然地，他们也就不相信小麦能够不断地飞跃地增产。今年小麦大丰产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些人的老经验、老认识，是落后了。农业生产的潜力是无穷无尽的，只要人们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不断地提高认识，那么，就可以把农业生产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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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理论刊物上
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不可避免的将引起哲学的发展和提高。这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在“哲学研究”第六期发表的“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一文论述的思想。作者说，我国目前已处在恩格斯早年所预言过的，人类真正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取得主动，变为社会和自然的主人翁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样的社会并不是一下子就实现了的。人们思想的解放，人民群众的潜力的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到的。为了要使生产力大跃进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就需要人的自觉性和主观努力的推动。因此也就需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干劲问题，以及人应该遵循什么规律和道路去干的问题。人是大跃进的主要因素，人发挥了潜力，物才能发挥作用。因此，要研究人跃进的规律，首先要研究创造奇迹、促成大跃进的人民群众。作者进一步说，要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割断中国革命的历史，不能忽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创造的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接着，作者具体地论述了我国各个革命时期如何继承和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文章指出，体现在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中的一贯的指导思想是：只要我们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信任人民、依靠人民、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并且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都不能压倒我们，而只能为我们所压倒。这就是不断大跃进的动力，也就是阐明中国目前全面大跃进的规律的哲学。作者说，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和从指导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是哲学的一个大发展、一个大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前途无限，我国哲学发展的前途也就无限。今后哲学的跃进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普及，也就是哲学的大众化。哲学本来应该讲群众家常应用的道理的，只是被玄学鬼弄玄虚了，现在应该把这武器还给大众了。另一方面是提高。有毛主席的旗帜在前面引导，有大批哲学家在钻研毛主席的著作，又是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哲学的提高是必然的趋势；问题在于如何结合实际，如何联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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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理论刊物上
社会主义性质共产主义的萌芽
10月10日出版的“理论战线”第七期发表了朱剑农的一篇文章：“论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性质问题”。文章说，农业社之转变为人民公社，显然不只是组织规律和经营范围的扩大，而是包含着生产关系的重大改变。人民公社建立之初虽然还是集体所有制，但却有了全民所有制的成分，并且这种成分会日胜一日地增长和扩大起来。文章在谈到人民公社的性质时写道：人民公社虽然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比起农业社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有所提高了。人民公社已经消除了原来农业社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这就在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了“资产阶级的法权”。文章在分析了全民所有制也是按其所属的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社会内容之后指出，人民公社的性质虽然是社会主义的，但确实有了共产主义的萌芽。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不只是社会主义巩固与发展的鲜明标志，而且也在显示着我国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就在某些方面开始表现出向着共产主义过渡。文章又分析这种过渡说：工农商学兵的人民公社，既然极有利于农村中工矿交通事业和文教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自然就有可能逐步打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农民和工人的界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以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旦这些可能都已变为现实，不就是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的过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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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理论刊物上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
共产主义教育根本原则
中共甘肃省委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星”第三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而斗争”的文章。文章一开始就叙述了当前我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情况，接着说：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当人类社会出现了剥削阶级，二者才完全对立起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到了特殊尖锐的程度。这样教育也就成了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重要工具。学校成了剥削阶级培养忠实于自己的奴才和帮凶的场所，它极力教人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知识分子轻视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则反对这种知识分子，学校和教育事业不让劳动人民参加，而劳动人民就反对这种学校和教育事业。文章在论述到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时说：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之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具有全面发展（又红又专，能文能武）的人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教育事业中，坚持贯彻教育和生产相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文章接着阐述了勤工俭学、学校办工厂、群众兴办红专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对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意义。驳斥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谬论，说明它只是有阶级对抗的社会的一个客观规律，而不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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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以土代洋、以土生洋
唯物辩证法的胜利
河南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第四期刊载了嵇文甫的题为“‘土洋结合’的哲学意义”一文。文章说，大跃进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土洋并举，土洋结合。大批土专家，各种各样的土办法，纷纷显示奇迹。这是群众路线的胜利，是唯物论的胜利，辩证法的胜利。
历史唯物主义昭示我们，广大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无论物质财富的创造，或精神财富的创造，归根结底，总离不开劳动人民的实践。实践第一呢，还是理论第一？依靠群众呢，还是依靠专家？这是唯物论和唯心论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本来，所谓科学理论，无非是把过去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加以总结。理论可以指导实践，而实践却时时突破旧理论，创造新理论。实践，理论，再实践，再产生新的理论，反复推进，以至无穷，这就是科学发展的辩证法。文章在指出土和洋的辩证关系之后说：近代大工业的机器设备，何尝不都是从过去手工业者所使用的土工具逐步改进而来。如果说大机器必须用大机器来制造，那末第一架大机器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呢？文章列举了最近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几位青年教师和学生，用土法炼钛，用土材料制成静电加速器的事实，得出结论说：以“土”代“洋”，以“土”生“洋”，这样一来，“土”也活跃起来了，“洋”也活跃起来了。洋专家时常吸些“土”气，这对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使思想不至于硬化，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