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第7版

第7版()
专栏: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张春桥
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正像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干部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着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大家过着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计件工资制”,他们是自己背着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着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
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钞票挂帅”,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正确指出的,“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资产阶级的法权”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各尽所能,按劳取酬”,还不能“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物质利益”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着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见物不见人”、“见钱不见人”、“钱能通神”的经济学家帮忙。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倒是愤慨地指责:“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游击作风”、“农村习气”、是“已经过时”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天子”,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笑林广记”,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最高”。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高等华人”。为荣的。阿Q只因说了一句他“和赵太爷是本家”,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礼”?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爹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三风”、“五气”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着人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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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杨波
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基本上反映着这个国家的生产水平和国力的大小;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则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劳动人民每年创造的国民收入,绝大部分都被资本家攫为己有,和用以豢养其庞大的国家机构,劳动人民所得的份额很少。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因之,劳动人民每年创造的国民收入,也就全部归自己所有,在劳动人民内部进行分配。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建筑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也有了很快的增长,从1952年到1957年每年平均增长9%左右。这一增长速度,不仅是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也大大高于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1952年到1957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2.7%左右;英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2.9%左右。我国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这样快,充分证明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同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比较起来,还是比较低的。这一点决定了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暂时只能低一点,积累的规模也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随着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国民收入将很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有显著提高,又能大量地增加积累,使我国的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分配,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积累的目的,是为增加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跃进,保证全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但是,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积累基本上代表着人民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消费基本上代表着人民的个人利益和目前利益;要增加积累,就会在一定时期内或多或少地减少消费。因之,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问题。处理这一问题的原则,应该是: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随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都有很快的增长。1957年同1952年比较,积累基金增长了77%,消费基金增长了40%;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1952年19.7%比80.3%, 1957年23.7%比76.3%,五年平均是23%比77%。这就是说,积累所占的比重,是逐年稳步上升的。
有的同志看到目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还比较低,而过去几年中积累的增长速度又快于消费的增长速度,积累所占比重逐渐提高,就认为积累率高了,主张减少积累增加消费,更多地改善人民生活。这种意见是不对的。首先,我们承认,目前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虽比过去有很大提高,但与其它先进的国家比较起来,确实还是很低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经济落后,生产力水平还较低,而不是因为积累多了。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的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加约六十多亿元,除去每年因人口增加
(约一千三百万左右)而必须增加的消费基金约十三亿元左右外,剩下可以用于增加积累和消费的只有五十亿元左右,即使把这部分国民收入全部用于提高消费,每人每年的消费额也只能提高八元左右,生活水平依然是很低的。其次,要改变我国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的现状,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为此,就应该在国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基础上,在保证人民生活逐步有所提高的原则下,尽可能多地快地增加积累,增加扩大再生产的投资。
此外,还必须说明一点,就是许多同志往往把积累基金的增加,简单地看成都是同改善当前人民生活直接相矛盾的事情。其实,这是不对的,不全面的。积累基金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也是主要的部分,是生产性的积累,如新建的工厂、矿山、水库、铁路,新增加的机器、设备、生产用原材料、燃料,等等;一部分是消费性的积累,如新建的学校、医院、住宅、电影院、戏院,新增加的公共交通设备、各种消费品(粮食、棉布、食油、食糖、日用百货等)储备,等等。前者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后者则是直接用于改善人民当前生活的,是为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因之,在说明积累率高或低以及它与当前人民生活的关系时,必须同时分析积累基金的构成内容。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地、确切地说明问题。
在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工农业生产几倍几十倍地向上增长,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的变化趋势将会怎样,积累所占比重是否有必要继续提高呢?完全必要。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的条件下,无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都应当适当地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以便更多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证明,只有生产性的积累多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才有可靠的物质保证。
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否可能呢?回答也是肯定的。大家知道,积累的多少和增长的快慢,最基本的是决定于生产。只要生产迅速增长了,国民收入迅速增加了,积累就有可能较多较快地增长。就目前的情况看,今年我国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和农业生产增长速度,都将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任何一年。这样史无前例的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为进一步增加积累,提高国民收入中的积累比重,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不仅工业如此,就连过去一向被人认为积累比重只能低的农业,在生产大跃进以后,随着农业生产合作社改变为人民公社,情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也有可能大大增加积累。例如,去年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积累的公积金只有三十亿元左右,今年则可能增加两倍三倍以上,将比过去两年积累的公积金总额还要多很多。过去两年中,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所提公积金占纯收入的比例,最多只有10%多一点,今年及今后几年,根据部分人民公社的资料估算,公积金占纯收入的比例,有可能提高到30%甚至40%以上。即便如此,农民的生活比过去几年还可以有很大的改善。因之,某些人认为我国人口多,消费就得多,积累就不能多,这是错误的。
提高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所占比重,并不会影响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所说的提高积累比重,降低消费比重,是就全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相对比例而言的。由于国民收入总额扩大,消费基金所占比重虽然缩小,但其绝对数仍有显著的增长,并不是减少了消费基金的绝对额来增加积累基金。事实证明,在各种生产事业高速度发展,国民收入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积累基金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仍然可以既保证人民生活不断有显著提高,又能大大增加积累,显著提高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例如,假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为一百,其中积累基金占二十三,消费基金占七十七;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国民收入增加到三百,其中积累基金所占比重即使提高到40%,消费基金所占比重降为60%,这样,消费基金的绝对额,仍将由七十七增加到一百八十,即增长了130%以上,人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可以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只要在生产迅速发展的前提下,对积累比重增大的任何顾虑都是没有根据的。
国民收入使用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及其变化,是有客观规律的。经验证明,积累的多少和增长的快慢,主要决定于生产。只有生产迅速发展,国民收入迅速增加,积累才可能较多较快地增长。同样,也只有生产性的积累多了、快了,进一步扩大再生产才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因之,可以说,积累和生产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我们应当从积极发展生产这一基本点出发,来不断地增加积累,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不从积极发展生产方面着眼,单纯从分配方面打主意,机械地、静止地去平衡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是消极的办法,从而也是错误的。其次决定于消费。在生产发展中,必须保证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只注意发展生产、扩大积累,不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是不对的。但是,由于人民生活改善的要求是无穷尽的,而国民收入的增长是有限的,所以生活改善的速度必须作适当的安排。否则,虽然生产发展了,国民收入增加了,但不注意合理分配,不是根据人民生活逐步提高的原则来安排消费,而是生产大跃进,生活也来个一步登天,那么,积累依然不可能有较多、较快的增长,甚至还有可能降低。这显然是完全违反勤俭建国方针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任何一项比例关系,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生产在不断跃进,需要也在不断变化,与此相适应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各项比例关系,包括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必将不断发生变化。事实的发展,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名讲演中所说的:“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我们必须正视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并充分利用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经常不断地注意合理安排和调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把人民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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