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打碎人民精神上的枷锁
陆学斌
神权观念——束缚人民精神的绳索
由阎罗天子、城隍老爷以至土地菩萨组成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大帝以至各种神怪组成的神仙系统——总称为鬼神系统的神权观念，是旧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腐朽的意识形态，像一条绳索长期地在精神上束缚着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它麻痹了农民的革命意志，阻碍了阶级斗争的开展；它限制了农民向自然斗争的勇气，阻碍了农民智慧的发展。这种反科学的迷信观念，贯穿在农民的整个生产与生活当中，不论耕、种、收、藏，不论生、老、病、死，都要烧香许愿，求神问卜，听从鬼神和命运的摆布。这条神权的绳索不仅在精神上束缚着农民，而且在经济上也造成农民沉重的负担。过去农民除了受地主、富农的剥削以外，还受着鬼神的剥削，在自己辛勤劳动所换来的一些粮食中，还要拿出一部分花在鬼神的身上，根据安徽几个农业社的材料，解放以前，一户普通的下中农，每年花费在烧香烧纸上的钱，有的一年竟要达到一百多斤稻谷，遇到丧葬，迷信活动的浪费，数字就更大得多了。
历次群众运动——对神权观念的冲击
“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共产党宣言）。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解放以后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神权观念受到了几次猛烈的冲击。正如三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论述的那样：“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解放以来，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新中国的成立，以及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摧毁了广大农村中作为封建迷信等权力基干的反动政权，神权观念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一次猛烈冲击，无神论思想阵地扩大，鬼神系统的势力渐渐削弱。在刚刚解放不久，不少地方的庵庙，都先后改成了学校和仓库，每年春季庙里盛大的香会没有了，烧香的也开始减少了。土地改革运动后，地主阶级被打倒，祠堂都做了学校。过去地主、富农、族长等主持、带头和积极维护的很多迷信习俗都改变了。迷信活动大为减少。迷信职业者——地理先生、算命先生、巫神、超亡婆等等分得了土地，有的开始参加劳动。经过这一场猛烈的阶级斗争，广大农民不仅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且也开始从神权观念的枷锁下解放出来。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和1955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神权观念再一次受到猛烈的冲击。在合作化高潮以后，由于农村中的生产关系有了根本的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变化，神权观念和旧的迷信习俗也跟着进一步的变化。烧香、拜菩萨的更加减少了；随着医药卫生的普及，很多农民在生病的时候，不再求神拜佛，而是请医生诊治了；很多过去因迷信而不能兴修的水利工程，也动工兴修了；迷信职业者基本上都已改务正业了。
总的说来，从1949年全国解放直到合作化高潮以后，神权观念是处于逐步削弱的过程中，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条直线，神权与反神权的斗争，也是随着农村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以及改造自然的斗争而时起时伏，波浪式地向前发展。当社会改革运动高潮到来和改造自然的斗争顺利开展的时候，神权观念就会显著的削弱；当农村中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抬头，阶级敌人蠢动或者自然灾害严重的时候，迷信思想又会挣扎抬头。但神权观念经过上述两次猛烈的冲击，经过几年来这样反复的斗争，它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力量已受到了摧毁，总的趋势是在逐步削弱下去的。
大跃进——对神权观念的大扫除
去年冬季以来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特别是农业生产上的大跃进，这是对神权观念一次最彻底、最猛烈的冲击。不少地区的农民很自然的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斗争。经过这次冲击与斗争，已使神权观念的另一基础，即人们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的状况，也受到摧毁，终于促使鬼神系统开始全面性的土崩瓦解。
今春以来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对于神权观念的猛烈冲击，集中表现在群众性的拆除土地庙和平坟整地的行动上。过去农民对之供奉跪拜的土地菩萨，有的被丢到锅底下，有的被打得稀烂，全部土地庙在短短的几天内一扫而光，拆出的砖瓦用来修了道路报、广播台、宣传亭和厕所。矗立在良田中的死人坟墓，千百年来都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在这次斗争中，都被农民自己动手移掉或者就地深葬了。这一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斗争，完全是农民群众自己发动起来的。巢县的拆除土地庙和平坟整地的斗争，则完全是群众的自发行动，一个队干起来，全社马上跟着干；一个社干起来，其他社也马上跟着干。广大农民群众所以能这样自发地行动起来，一方面是生产大跃进中群众对于迅速增加生产的迫切要求，广大农民从自己的生产实践当中已经深刻地体会到鬼神系统所依托的、到处普遍存在的土地庙和坟墓等等，是发展生产的严重障碍。另一方面是生产大跃进提高了农民对于战胜自然力的胜利信心与勇气。引水可以过山，大旱可以丰产，这些过去只有神话里才有的奇迹，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自己用双手创造出来了，这表明我国劳动人民不仅早已不再是旧社会的奴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而且已不再是隶属于自然力量的奴隶，开始成为大自然的主人。这种情况正说明打碎鬼神系统的枷锁，真是已经到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时候。只要有人一“引”，农民就会自然而然地一轰而起，各地一个群众性的破除迷信的高潮所以能迅速地形成，决不是偶然的。
大辩论——破除神权观念的好方法
在这一场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思想革命里，自然不会没有矛盾，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就始终贯穿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根据一些农业社的调查，党员、团员和青年农民的行动最积极、最坚决，他们是这一场革命斗争的急先锋；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表示热烈拥护，有些中间分子甚至落后分子也转变了态度，表示赞成，参加到斗争中来；无神论思想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也有少数富裕中农有抵触情绪，老年农民中也有些人思想不通，他们怕拆庙会得罪“菩萨”，怕迁坟会“败了风水”。既然对立面普遍存在，就不可避免要展开一场有没有神、有没有鬼、有没有风水和有没有命运的大辩论。这些会都开得有声有色，都富有风趣。在辩论有没有神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神仙在哪里？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过去差不多家家烧香敬神，穷苦人家还是照样受穷受剥削，现在一根香不烧，日子一年反比一年好。”巢县岱山社主任徐守叶说：“菩萨本是木头雕的，同一块木头，上半截雕个菩萨，人们就向他烧香磕头，下半截做个马桶，人们就用来大小便。说这半截木头有灵，那半截木头没有灵，这不是骗人吗？”在辩论到有没有鬼的时候，大家都说：“人死如灯灭，根本没有鬼。现在坟墓平的平，迁的迁，也没有见到鬼在哪里。”在辩论有没有风水、有没有命运的时候，在无数确凿的事实面前，地理先生和算命先生被驳得闭口无言，不得不表示服输，承认所谓“风水”和“八字”都是骗人的鬼话。肥东燎原社的贫农李世荣说：“过去我在地主王佑庆家里做长工，一年到头，一家人都糊不住嘴，过年时想向地主借几斗米，他不但不肯借，还讽刺说：‘谁叫你家祖坟不出力气？’过去受地主欺骗，还以为是他家祖坟‘得力’，自家祖坟‘风水不好’。解放后，地主打倒了，王佑庆也捉去劳改了，怎么他的祖坟不‘得力’了？经过土改和合作化，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难道是祖坟一下‘得力’了？这不是迷信是什么？”很多农民都说：“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好运气’，新中国处处都是‘好风水’”。
生产大跃进推动了农民群众破除迷信、解除神权观念束缚的斗争，农民群众的平坟拆庙反神权观念斗争的胜利，反过来又促进生产更猛烈的跃进。当农民们摆脱了神权绳索的束缚以后，就更加英勇的向征服大自然进军。今年5月以来，安徽巢县、肥东两县一百多天未落透雨，旱情大大超过历史上旱灾最重的1934年，但没有一个人主张抬菩萨求雨，也没有发现一户烧香许愿。人们的抗旱劲头比天还大，比山还高。他们把自己比做“菩萨”，比做“龙王”，决心以集体的力量战胜干旱，力争丰收。“社员个个当龙王，喝令湖水上山岗！”成了农民们的行动口号。
我们的任务——彻底肃清神权观念
在有神无神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是战斗的唯物论者，主张彻底的无神论。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来，迷信鬼神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的历史产物，是人类在不能理解的、认为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求助于神秘力量的表现，是现实在人们意识中荒诞的、虚幻的、歪曲的反映。在人类历史的初期，人们在与自然作斗争时软弱无力和对自然力量的恐惧，就产生了相信鬼神和灵魂的思想，到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在统治着人们的自然力量以外，又加上了社会力量，被剥削阶级过着极端痛苦的生活，在他们无力与剥削阶级斗争时，也必然会产生迷信命运的思想和对于鬼神的崇拜。剥削阶级鉴于神权观念有利于他们的统治，就极力地支持它，培植它，用它来麻醉人民，因而，在旧社会中，神权观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就是迷信产生和长期存在的认识根源和社会阶级根源。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与马克思以前的无神论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中外无神论者，不论中国的王充、范缜也好，或者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也好，他们都看不清鬼神系统的阶级根源与社会根源，所以他们在和迷信宗教有神论作斗争时，一般只限于揭露其认识论根源，他们常常把提高文化水平，普及教育作为破除迷信的主要手段，把斗争局限于“文化主义”的小圈子里。而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则认为，剥削阶级的统治和自然力对人们的奴役是一切神权迷信思想的最终根源，要彻底破除鬼神的迷信思想，一方面，自然必须传播科学知识，广泛宣传无神论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组成部分，这是件重要的工作；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必须把破除迷信和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坚决反对宗教的人，但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抽象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上的，始终不变的说教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具体提出这个问题，应根据目前实际在进行的和最能教育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与宗教”）列宁关于宗教问题的指示，对于群众一般的鬼神迷信思想来说，也是完全适用的。毛泽东同志曾经明确指示我们：“……家族主义、迷信观念和不正确的男女关系之破坏，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和解放以来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党坚决地执行了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因此，在破除迷信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使广大群众逐步摆脱了神权绳索的束缚，一步一步获得了精神上的解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神论的胜利，这是毛泽东同志的无神论思想的胜利。
随着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我国已经进入技术革命以及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的文化革命的新时期。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必须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引导更广泛的人民群众起来参加这一史无前例的破除鬼神迷信的斗争，以无神论去战胜有神论，彻底改变社会风气，彻底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推动社会主义以至将来共产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地胜利前进。
（原载“虚与实”1958年第二期，本报作了一些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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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评论
实践出科学
徐非光
今年，我国五亿农民以卓绝的努力争得了粮食的高速度增产，打破了古今中外的粮食高产纪录。他们把那些“土地报酬递减律”、“农产每年不会增加百分之几十”和“亩产量最高限度”等等“理论”统统都推翻了。一些优秀的农民被聘为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的研究员或教师。这是农民对农业研究机关、农业学校和农业科学家的挑战。农民狠狠地将了他们一“军”。不少农学家被这种事实所震惊。他们开始改变了对农民的看法，承认农民比自己行。他们认识到，如果自己不急起直追，向农民看齐，那末科学家头衔也势将不保了。于是，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努力改造思想，接近群众，面向生产，想使自己成为又红又专的科学工作者。但是，也有不少人对这种形势熟视无睹，尾巴仍然翘得高高的。他们始则闭眼摇头，不相信农民会创造出“科学结论”所不允许的奇迹。以后大量的奇迹不断出现，迫使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客观事实，但内心仍不服输。在这些人看来，只有他们自己是懂科学的，而农民则只懂种地，根本不懂科学。他们强调说，农民创造的高产在科学上无法解释，没有根据和前例，因而也就是不符合于科学的。至于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老粗”农民当科学家，他们认为这是根本上违背了科学家成长的“常规”。一句话，还是他们行，而农民则不行。
研究农业科学而看不起从事农业实践的农民，看不起农民从实践中取得的经验，这证明他们不懂得毛主席所说的“科学反映实际”的道理，不懂得科学是人们在生产实践中所获得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不懂得只有实践才是科学发生和发展的源泉。没有了人类的实践便根本不会有科学出现。科学一旦同实践分了家，便会变成无根之木，既不开花又不结果，并且很快就会枯萎死亡。这就是说，科学在其发展中必须倾听实践的呼声，用实践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从实践中发现新的规律，概括和总结新的成果和新的经验。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才能真正为生产服务，推动生产的发展。现在的科学家大多数是越过实践的阶段，仅仅接受了先人的和外国人的实践经验，而自己则缺少这种经验。所以他们很容易发生一种错觉：似乎科学结论可以凭空产生，同实践无关。殊不知一切科学结论的生身之母正是他们所不屑一顾的生产实践。当生产实践向前发展了的时候，旧的科学结论就必须为新的科学结论所代替。这叫做实践出科学，实践推进科学。
根据这种唯物的理解，我们必须承认农民创造的史无前例的奇迹是符合科学的，而且必然会引起农业科学的革命。农民在实践中既然做出了古今中外的科学家所没有做到的事，这就说明农民对自然规律的了解比许多科学家更为深刻而具体，他们所懂得的道理在实践中更为有用。面对这种情况，科学家的任务应当是根据新的事实，重新审查、修改、补充以至抛弃那些已经陈旧了的结论，而不能因为新的事实不符合某些旧的“科学结论”而不承认新事实的科学价值。
有些人迷信书本上和外国人的东西，不承认我国当前现实中创造的东西，不承认我们可以超出外国人和前人，还表现出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不懂得辩证的发展观。根据这种观点，人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人的创造力和智慧，也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是无限的。前人和外国人既然可以从实践中得出经验，发展科学，那末我们就同样可以根据我们的实践总结新的经验，发展科学，增加原来没有的东西。如果注定前人和外国人说了我们就只能照着做，那末科学在我们手里就会停滞以至死亡，何况外国的和以前的科学研究也有一些是同生产实践分离的。农民群众过去迫于生活的贫困，根本谈不到研究科学；科学家和科学研究活动只限制在一个小圈子内，即有研究成果也无法推广。因此，他们的认识局限性很大。在我国现时情况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人民思想的解放，把科学研究的局限性彻底打破了，人人学科学、研究科学的群众性文化和技术革命运动已经出现，这就为科学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使科学可以高速度地发展前进。
根据辩证法，科学上的任何发现或结论，都只能是对自然规律的一个方面在一个阶段的认识，而不是全部的最后的认识。比如粮食的生产，可以从对种子、肥料、水、深耕、密植、田间管理中的任何一方面的改进获得增产，也可以从各方面的综合改进中获得更大的丰收。并且，随着人的实践，还会发现新的方面，如施用生长刺激素，加长日光照射时间，等等。农业增产是不会有顶的，增产的方法也是愈来愈多愈好。每一次新的发展都使人们觉得潜力似乎挖尽了，但以后又会发现新的增产可能性。这种发展将永远伸延以至无穷。
人们认识到这种无限的可能性，敢想敢作，即使缺少科学知识，但是只要通过实践摸索，还是可以产生出新的生产成果和科学的结论来的，虽然这要花较大的代价和经过更为曲折的道路。然而，科学脱离了实践却一步也无法前进。因此，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必须首先尊重实践，尊重那些从事生产实践的人。
我们尊重实践，但绝不是狭隘的经验主义。我们认为，真正的科学可以推动生产实践，使人的实践具有自觉性。我国农民现在正在掀起学科学、学文化的高潮，这正反映了他们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如饥似渴的要求。我们国家也需要有大量的农业科学家来为生产服务。农民要学科学知识，科学家则应当到实践中去总结农民的经验，把科学同生产结合起来，为生产服务。这里必须看到，一个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脱离生产的人，要同生产结合，明确为生产服务的目的，这是一个根本立场的转变。这个转变要求他们在思想上来一个彻底的兴无灭资的革命，脱胎换骨。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农民的创举持藐视的态度，这正反映了他们对走这条路还不大自愿，不大习惯，常常前顾后盼，留恋旧的状态。因此，对他们应当施加一点舆论的压力，将他们的“军”，向他们的尾巴上浇点冷水，使他们夹起尾巴来对农民“刮目而视”。至于农民学科学，这却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条顺路，不过是把原来属于他们的东西重新归还他们。由于他们直接从事生产，学科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学用完全一致，所以他们不仅能很快掌握运用科学，而且也敢于突破旧的结论，创造新的结论。
既然实践能出道理，出科学，自然也就能够出科学家，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事。农民在生产实践中积累和总结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便可以被认为是农业上的专家，便有资格进入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当科学家。有些人对他们的指责、非难，主要理由是说他们的知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什么叫科学性呢？在我们看来，知识符合实际，合乎客观的逻辑，就是有科学性。而有些学者所说的科学性，却主要是指书本上的叙述。至于这种“理论”拿到实践中作用如何，就不问了。亩产几万斤粮的经验，书本上的确没有，但这经验肯定是有科学性的，不然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果。至于系统性，去过河南翟泉大学、听过那里植棉专家的课的人没一个不承认他的报告不仅科学水平很高，而且系统性也十分强，层次分明，条理井然，详略适当。农民是从头到尾参与生产过程的，他们熟知生产的每一个环节，知道哪是主要的，哪是次要的。当然，农民的创造和经验中有一些还没有弄清道理，有些东西还缺乏加工和琢磨的功夫，但是，这些问题在他们文化科学水平逐步提高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根据资产阶级说法，从生产者中出科学家不是“常规”，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这样的常规。我们认为，只有在实践中学习科学才可能学得更快更好。党所提出的劳动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正是为了改变那种只重理论不重实践的倾向。专门用几十年去受教育，然后当上科学家，这是阶级社会把教育同劳动分开、把劳动同科学工作分开的结果，这不仅不应视为常规，而恰恰是应当根本消除的一种反常现象。在我们的社会中，教育必须同劳动密切结合。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工厂是学校，学校是工厂，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人人既是劳动者，又是学生；边劳动，边受教育。从他们中间产生科学家，这才是今后的正规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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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宗教的语录
宗教的贫困，一方面是现实贫困的表现，一方面又是对现实贫困的反抗。宗教是苦难者的呻吟，是毫无心肝的世界的情操，是缺乏精神的状态的精神。它是人民的鸦片烟。
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之扬弃，就是人民真实幸福的要求之提出。抛弃那笼罩着人民生活状态的幻想之要求，就是抛弃那依靠幻想而存在的状态之要求。所以，对宗教的批判，胎子里是对人间苦海的批判，而人间苦海的圣光则是宗教。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只有到了人们的实际日常生活关系发展成为他们彼此之间和他们与自然之间的明朗而合理的关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一般地才会归于消灭。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的制度，即生活中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制度，变成人们的自由社会联盟的产物，并处于人们自觉而有计划的监督之下的时候，这生产过程的制度，才会从其自身摈除神秘朦胧的外衣。
马克思：“资本论”
如果社会掌握了全部生产资料，并加以有计划的运用，因而使自己及一切社会成员摆脱了奴役状态——直到现在，社会成员自己所生产、但与自己相对立的生产资料，是作为压倒的外力来把他们控制于这种奴役状态之中的——，就是说，如果人不再只是“谋事”，而且也能“成事”，只有在这时候，现在还反映于宗教中的最后的外力，才归于消灭，因而宗教反映的本身也才归于消灭，原因很简单，因为到那时再也没有可被反映的东西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
劳动群众在社会上备受压制，他们在资本主义的盲目势力面前，在这些时时刻刻使普通劳动民众受到比任何一种非常事变，如战争、地震等等所引起的最大灾难和最大苦痛还要厉害千倍的盲目势力面前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现在最深刻的宗教根源。“恐怖造成上帝”。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盲目势力的一种恐怖心理。
列宁：“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那些似乎是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事实上却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往往忽视的事情，就是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评宗教。
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
党对宗教偏见不能采取中立态度，并且要进行反对这些偏见的宣传，因为这是清除那些支持剥削阶级、劝人顺从剥削阶级的反动僧侣的影响的一种可靠手段。
——斯大林：“和第一个美国工人代表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