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第10版

第10版()
专栏:

开创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
自诩为“文明”的美国被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
本报讯 高举着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红旗,适应工农生产振翅高飞的形势,我国教育事业正在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向前发展。
各地自今春实现了党提出的“勤工俭学”和开办农业中学两项措施后,大大地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今年1月到8月底为止,全国共扫除文盲八千九百多万人,比过去八年中扫除文盲总数还多两倍,全国已有67.2%的县市基本上消灭了文盲;新建小学四十余万所,在校学生达到九千二百多万,全国已有87.6%的县市普及了小学教育,全国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到93.9%;新建普通中学二万六千余所,在校学生达到九百二十四万多人。在党的“两条腿走路”的办学原则指导下,各地工矿、企业、农村、学校、机关还兴办了各级各类业余文化技术学校和半工半读学校。这是世界教育史上从来没有的创举。截至8月底为止,全国有六千四百二十二万多工农群众和在职干部在这些学校里学习。现在,不少的工厂已经建立了由小学到高等学校一整套的业余教育体系。在农村里,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已发展到七万五千多所,在校学生共四百二十二万余人。
目前,我国学龄儿童以上的人民有一亿六千多万人正在各级各类学校里学习。这个数字说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不过短短九年的时间,把一个原来有80%左右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国家,变成为平均不到四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在全日制、半工半读或业余学校里学习的国家了。这个比例数字,不但创造了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奇迹,它也雄辩地驳斥了一些观潮派和怀疑派认为在教育工作中不能贯彻多快好省社会主义总路线的谬论。
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是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所无法比拟的。它也把向来自诩为“文明”的美帝国主义,远远地抛在后面了。新中国成立九年中,仅以全日制学校在校学生数同1949年全国刚解放时比较,高等学校学生增长了约六倍,中等学校学生增长了约九倍,小学学生增长了约四倍。而据“美国年鉴”等记载的资料,从1948年到1958年的十年中,美国高、中、小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都只增长了7%强。“东风压倒西风”,在教育事业的发展中,也同样证明了这个真理。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表现在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今春以来,由于教育工作中贯彻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贯彻了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一方面全国各地学校的师生们纷纷下乡下厂和在学校里办工厂;一方面工厂、农村里兴办的学校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使我国教育事业改变了过去忽视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劳动的现象,突破了少数专家办学的框框,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万象峥嵘的局面。
在一般普通学校里,自从实行勤工俭学以后,除了对改造师生们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为国家创造了物质财富,提高了教学质量外,还掀起了科学研究和学术批判的高潮。国庆节前夕,仅据十八所高等学校统计,学生们就拿出两万多项科学研究成就向党献礼,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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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画满墙 歌声遍野
巢县司集乡文化大普及
本报讯 记者于明报道:安徽省巢县司集乡,在农村文化大普及、文化大革命中,举起了一面鲜明的红旗。这个乡二万一千多人,有一万一千多人创作了诗歌,从4月到目前已创作了二十五万首;有一万五千多人参加了歌唱运动;在几个月内,墙头出现二十二万多首诗画。
司集乡群众自办的文化事业和群众业余文化组织,有电影队、图书馆、广播站、民办中小学、红专学校、展览馆、米丘林小组、读报组、文化馆站、俱乐部、文艺创作组、文工团、舞蹈队、民歌合唱队、男女篮球队等达六百多个,有跃进门、跃进场、道路报、黑板报、田间鼓动站、鼓动牌等七百多个。全乡光是油印小报便有八种,文艺刊物便有九种。这充分表现了工农群众发展文化事业的积极性。
司集乡群众的文化活动,完全和政治、生产密切结合。群众的诗歌创作和歌唱活动,是做什么就创作什么,做什么就唱什么。干部为了推动中心工作,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开干部会时便集体创作诗歌,作为鼓动工具;在田间检查工作,发现问题,也作诗作歌教育群众,鼓动群众,乡党委书记徐守勤这样结合政治、生产创作,今年已作诗歌一百六十多首。群众在生产中,偶有所感,便你一句我一句地创作起来,又随口唱出来。
司集乡群众的诗歌创作,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他们不但创作得多,而且创作得好,许多诗歌都充满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色彩。一个刚刚脱盲的社主任高文华,在抗旱中创作了这样的诗歌:“天上银河万里长,牛郎织女各一方,车尽天上银河水,男耕女织永成双。”
司集乡群众的文化活动,使群众的精神振奋,在今年百日无雨的情况下,仍使夏收作物增产60%以上,去年每亩只收四百八十多斤,今年预计可达一千一百斤。
司集乡党委的领导,在生产、文化上都政治挂帅,书记亲自动手,发动群众,发挥了领导艺术,使司集乡的群众不但在生产上占了上游,而且牢牢地占领了文化阵地。(附图片)
司集乡文工团演员梁英兰(右),不到三个月就创造了一百二十多首诗歌。这是她和社员在田头研究创作诗歌。
场集社儿童合唱队,在引吭高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他们中间,最大的是七岁,最小的只有四岁。 张文礼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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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话似的现实
编者
党和毛主席预见的今天以它的光辉灿烂照耀着明天。
中国人民好像进入了神话时代。农业上一个比一个更大的“卫星”,一个接着一个。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同炼钢铁的火焰浑成一色,照红了天空。工农群众,以及科学家到实际中去和群众结合,创造了许多外国文献上找不到的奇迹。青年学生以他们矫健如飞的步伐赶上了前辈,超过了前辈。还有那文化艺术工作,只有用百花盛开的花园去形容它才比较恰当。安徽省一个小小的司集乡,人们走进这个乡村,如同进入诗境,叫人眼花撩乱。国庆前夕,千万颗心早已飞向天安门了,人们在各个战线上日夜苦战,准备用最珍贵的礼品献给党,献给祖国。在文化战线上的喜讯和工农业丰收的喜讯一样,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刚登过河南、福建两省基本没有文盲的消息,新的好消息又来了,广东、山西、江苏和湖南又成为无文盲省了。明天还有更新的消息。
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真像神话时代。古代有希腊神话,不过那都是一些“话”而已,只代表一些美好的期望和理想。现在,地上天堂的神话,已经出现在毛泽东时代。党的任何号召,都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党的指示刚一传到基层,千百万群众立即行动起来了。计划正在修订,但已经超额完成了,党和毛主席是伟大的预言家。有了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能预见未来。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把一切胜算操在自己手中,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胜利就能取得胜利,神话也能变成现实。一个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怎么能想像到知识分子可以同农民一样,甘心情愿用手去捧粪,不觉得丢脸而觉得光荣,同劳动人民相处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如鱼得水。像范大库那样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生长在不幸的时代,解放了,推倒了地主压迫,可是没有文化,他仍然受着地主的侮辱。现在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呢?他脱了盲,学了技术,成了一个大学生,他的智慧和力量一下子像山洪暴发一样显露出来了,他为了人民事业精打细算,远近群众都管他叫我们的“铁算盘”,他再不会为了不识字、不会打算盘受地主的气。范大库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把压在他头上的地主推倒了,而且在文化上也推倒了地主阶级。范大库的路,就是今天千百万农民的路。
无数的事实告诉人们:相信党和毛主席就是相信真理。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就会创造比神话还要美妙的“神话”。反对派和怀疑论者总说中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过去说,现在说,将来还会说的。可是党和毛主席的每一次预言都变成了现实,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将来更是这样。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紧紧依靠党的领导,是会写出自己不朽的历史的。毛主席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词里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年代里,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的日子难道离我们还远吗?
让我们在庆祝国庆九周年的今天,欢呼将要到来的更光明幸福美好的明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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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火热斗争中去扎根“萌芽”
杂志编辑部
9月21日,我们“萌芽”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在党的关怀与指引下,背起了铺盖行装,搬进了上海郊区第一个人民公社——“七一”人民公社。
虽然我们下来还不过一个星期的时间,但是农民兄弟们那种冲天的生产干劲,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当我们路过七宝镇(公社办公所在地)时,我们就看到有一百多个青年“卫星”营的指战员们,在将近一人深的“壕沟”里深翻土地,准备在明年放出小麦丰产“卫星”来,他们提出了要“夺全国冠军,创世界纪录”的豪迈口号;在我们住所的周围,从清晨到深夜,都能听到农民兄弟在劳动时的谈笑声。这一切,过去我们只是从报纸上或来稿中感受到一些,现在都历历在目了。看到这种干劲,使我们感到深深的惭愧,劳动人民这种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慨,在我们文学艺术上,实在是反映得太不够了。
为了更好的使刊物在火热的群众斗争中扎下根来,并真正做到编辑人员同农民兄弟在思想上、生活上打成一片,目前编辑部在公社党委的指示下,正大力着手协助各乡各队的文化馆(站)及群众创作中的骨干,建立或健全群众创作组。
在生活上,我们提出了“军事化”的口号,除了每天一清早起床后,进行二十分钟的军事操练外,还每天抽出一半的人员,参加半天的农业劳动,同时准备积极参加公社的各项政治运动,如突击扫盲、除四害、国庆宣传以及“四化”辩论会等,通过这些活动,使编辑人员真正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学习农民兄弟的优秀品质,同时把文化和文学深入到农村去。
我们编辑部全体同志争取在短期内,一定锻炼成为既能拿笔杆编刊物的文学工作者,也能拿起锄头进行体力劳动的一个劳动人民,决不辜负党和所有关心“萌芽”的广大的青年作者和青年读者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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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范文库
一个翻了身的农民,曾在文化上受着地主的压迫。他,下决心攻下了文化堡垒,终于坐稳了江山。
本报记者 陈健
翻过几个山头,来到了河南登封磨沟村。范大库不在村,一位老人指点说:“你找俺大库吗?哟!调到乡里当会计网长啦!”我到磨沟村这是第三次。去年12月来时,范大库是一个村里的会计;今年3月来时,他进了农业技术夜校,当选了劳动模范;这一次来,他当了会计网长。附近,不管是哪个生产队(过去的农业社)的账目有问题,大库一到就把几年的糊涂账清理的头头是道,分文不差。这一些,并不是范大库的全部学问,他还熟读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西游记”、“今古奇观”等;大跃进中,写了上百首快板诗歌,他喜欢哲学,能理解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还经常把这两本书带在身边自修。数学和会计工作也使他着了迷。这年青小伙子,样样东西都想学,他订了好几种杂志和报纸,还经常写点稿子。读书成了他的习惯,他说:“就像穿衣吃饭一样,一天不摸书,就觉着少点啥。”
刀把子和笔杆子
就在这天晚上,我要求范大库详细地谈谈他学习文化的经过,这青年人渐渐陷入了痛苦的回忆里……。解放前,磨沟村是“人不走,鸟不飞”的穷山沟。群众没吃没穿。全村两家地主,只有两家有识字的人。那时,地主拿着一张白纸说是公事,就可以挨户要钱。解放后,范大库当了村会计,因为目不识丁,实权仍在地主手里。他告诉我:在1951年缴公粮时,我算了整夜没有把全村送交的公粮数目计算出来。天亮时,送公粮的大队出发了,我急的在屋里跺脚,没法,买了三包香烟去请地主,地主笑的呲着牙拿着算盘走在我前面,我跟后头,恨的两眼冒火星子。这还不算,他故意弄乱财粮账目,说村长范海亮贪污六十八斤小麦,巧妙地利用一次大会,煽动群众斗范海亮和我。在斗争时,范海亮老是用眼睛盯着我。我知道,他希望我马上站起来当场把这笔账说清,他不知道我心里也是一笔糊涂账啊!后来我站起来说话了,没有说清,地主在一边说:“范会计,你是会计难道不会算账吗?这账一清二白,就是少了六十八斤粮。”那时群众觉悟不高,让地主这么一说,七嘴八舌,动手动脚地围上我和范海亮。范海亮挺着胸膛说:“乡亲们!我凭良心。”地主慢腾腾在一边说:“村长,良心不能代替粮食……。”
开完会,我和海亮躲到一间屋子里痛哭起来。我从小跟着爹娘逃荒要饭,俺娘逼的卖给外乡,我都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这晚,不知为啥,心里很难受。我说:“海亮,地主剥削咱几辈子,现在分了土地翻身了,他又拿文化压迫咱,你看清没有,光有了刀把子,握不住笔杆子,这家也当不稳啊!”我把眼泪一擦,握紧拳头,往桌子上一击,“海亮,学习文化!不把这最后的剥削根子挖掉,咱穷人还不算彻底翻身。现在天下是咱们的,不攻倒‘文盲山’算不了翻身汉。”
八年如一日
这个村一家中农的儿子任玉灿一直在外县教小学,这时回村来了。村里马上成立了村干部文化学习小组。范大库第一个报了名,他看看书本上的黑字,像饿虎看见食物,恨不得一口吞下。白天他劳动工作,夜晚成了他学习的世界。在冰天雪地的严冬里,他成夜伴着豆油灯看书、写字,经常是快天亮时,伏在桌子上睡着了。最早醒来的老祖母,看见孙子的小屋里有亮,便悄悄地推开门进来,无可奈何地吹了灯,合上书本,拉过床上的棉被给大库披上,然后,叹了口气出去了。家中已经断盐好几个月了,盐钱都被大库拿去买了纸张和点灯油。有一次老祖母提了意见,大库激动地说:“奶奶,吃盐能比彻底打垮地主还重要吗?你知道不知道,光有土地还不行,还要掌握文化,不然,地主还会用别的方法压迫咱。”奶奶同情地望望孙子,以后再不提买盐的事了。在炎热的夏夜,别人因为热和蚊子咬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却成半夜的躲在小屋里看书写字,头昏或者瞌睡时,就到井边打一桶凉水泼在头上,或拉拉耳朵,拧拧鼻子,清醒了,再继续学下去。这个在学习上不畏一切艰难阻碍的人,五次被评为县的扫盲模范。八年如一日的艰苦学习,除因公事外,从没有缺过一堂文化课。范大库就以这样惊人的毅力和韧性攻下了“文盲山”,成为 全村全乡第一个摆脱文盲的人。
全乡的骄傲
1952年下半年,范大库已经是村里出色的会计和文书了。在这里的贫苦农民中,几辈子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有文化的人,人人都感到说不出来的痛快和骄傲。过去找地主写封信,开个条子要拿着纸烟和点心,还不敢问写的啥字;现在大库是自己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写。群众围着大库,看他刷刷地写,刷刷地记,像流水,打起算盘像吃炒盐豆那么容易,又惊讶,又羡慕,又骄傲。最重要的是有了大库,办起公事,大伙放心了。大库从乡里开会回来,掏出小本子,详细地念着传达着,群众知道这是上级的指示。缴公粮时,把麦布袋往场上一放就走了,大库说:“给个收到条”。群众说:“自己的会计要啥收到条?”范大库呢?感觉自己卸下了千斤重负,也替群众卸下了万年的重压。可是,他一点没有骄傲自满,他是乡里的模范干部,农业劳动模范,村上第一流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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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九兰”练武
本报记者 丁固 姜庆肇
曾经在十三陵水库工程中建立光辉功迹而闻名中外的“九兰组”,今天已成了优秀的女民兵。她们怀着激奋和骄傲的心情,正在加紧练武,提高本领,准备在伟大的国庆节日里,同浩浩荡荡的民兵队伍一道,雄赳赳地迈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国庆前夕,当我们去访问她们的时候,看到她们都端着乌亮的冲锋枪,英姿焕发,如果再穿上军装,那就真像精明强干的女兵了。
这九个勇敢勤劳的姑娘,不久前才出国访问回来。她们告诉我们,在9月中旬,当她们还在莫斯科,听到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挑衅,并阴谋对我国扩大侵略活动的消息时,个个怒火烧心,激愤得连夜睡不着觉。她们多么希望立刻飞回祖国,和祖国人民一道拿起武器,打这些横行霸道的野兽啊!三个刚满十七岁的姑娘,孙淑兰、刘继兰和金淑兰,怕自己的年纪小,当不上民兵,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虽然大姐们安慰鼓励她们,可是她们怎么也放不下心。最后,这三个聪明的姑娘终于想出准备争辩的理由:“别看我们的年纪小,我们的个头却比枪高。至于说决心嚒,别说是美国纸老虎,就是铁老虎也要砸烂它!”
英雄的姑娘们就是怀着这种崇高的愿望和钢铁般的意志,在回到祖国和家乡以后,便马上要求参加了民兵队,并立即投入军事训练。她们第一天上操场时,连稍息立正都不会,可是她们要发扬在修建十三陵水库中的勇敢作风,发挥集体的力量——“九兰一条心”,让困难向她们低头。于是,她们自动成立了学习互助组,并且和全队女民兵展开了竞赛,经常利用休息和空隙时间互教互学,有时晚上也在月亮下勤学苦练。就这样,“九兰组”在短短的几天里,已取得了军事训练的优秀成绩。(附图片)
北京工业学院的女民兵学习军事技术 新华社记者 纳 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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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渭河岸上一朵花
——甘肃武山县大柳树村的变迁
 本报记者 朱波
“脏村”变花园
很多人初次来到武山县大柳树村的时候,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农村还是城市?因为这个村子太整洁太美丽了!村里有大大小小的花园和果园,整齐而清洁的街道和场院,横穿村中的清水渠道以及街道渠岸上成排的各种树木和花草……。这美丽的景色好像城市一样,其实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而且是过去当地出了名的“脏村”、“病村”。这个村子共有一百九十三户,八百二十七口人。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和其他很多地区的农民一样,过去没有讲卫生的习惯,那时候街头巷尾,垃圾遍地,庄里村外,野草丛生。贯穿村内的几条水渠从未疏通过,村西头还有几个臭水坑。因此,每到夏季和秋季苍蝇、蚊子横飞,全村到处都散发着一股臭味。当时村里流行着一首歌谣:“春感冒,夏疟疾,秋天到了拉痢疾。进了大柳庄,两眼泪汪汪,一个好村庄,秃疮弄的真凄凉。”从1954年开始,这个村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带领全村群众,展开一次又一次的卫生运动,清除了垃圾和杂草,疏通了积满污泥的渠道,填平了多年的臭水坑。并且,他们还利用歇晌的时间整修了道路,修建起公园和浴室,并栽种花木和果树……。改变了环境卫生面貌,美化了村庄,消灭了七害和各种传染病,使这个“病村”、“脏村”变成了卫生模范村。几年来,大柳树村就像是开不败的一朵鲜花一样,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走进村子真像到了一个花园里一样,村中心有一个大花园,家家都有小花园。我们先看了大花园,这里过去是一个很大的死水坑,一年四季积满了臭水、污泥,每逢夏天,坑周围杂草丛生,爬满了蚊蝇,发出恶心的臭味。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全村的农民就把这个臭水坑修成了现在的花园。在我们走过的胡同,家家户户都把院墙刷成粉白色,墙上画着彩色壁画,有春耕图、丰收图……,几乎每家的墙头上,都露出果实累累的枝头,引逗着行人。我们参观了贫农陈敬福的家庭,一走进院子就给人以整齐清洁的感觉。这个九口人的贫农之家,虽然养着猪、鸡、鸭、兔、鸽子和蜜蜂,院子里却非常干净。但是最吸引人的还是他的小花园。院子里除了通往大门、房间、鸡窝、厕所和猪圈的小路外,满院都种上了鲜花和果树,其中有葡萄架、菊花、竹子、牡丹、海棠和新栽的梨树和杏树等,花园布置的很整齐,周围还铺了一些河卵石。
只有孕妇才住医院
大柳树村卫生工作最主要的成绩,还是该村彻底消灭了七害和消灭了各种传染疾病。这对普通农村来说应该是一个奇迹。我们访问了这个村的民办医院。民办医院和产院在一起,如果说是医院,还不如说是花园的一部分恰当些,因为医院紧连着花园,医院里种的鲜花和果树的样数比花园还多,而且,面积比花园也大。病人可以在花丛中、果树下散步休息。民办医院院长于国俊向我们介绍大柳树村的群众卫生工作的情况说,开展卫生运动之前,该村疾病流行的很严重,尤其是解放前,一年四季都有疾病流行,正如群众所说的“春患麻疹夏疟疾,秋冬感冒拉痢疾。”例如1948年的春天,患麻疹的共一百三十人,死亡十二人,因病双目失明的四人,1954年春患麻疹的三十一人,1955年春三人。1956年以后没有一个患麻疹的病人,其它如疟疾、痢疾、感冒等十几种传染病,从1956年起也都绝迹了。从1956年起,全村没有一个病人,只有一个跌伤的老人。他还向我们介绍了1957年该村预防流行性感冒的情况。1957年流行性感冒是最严重的一次,武山县各个农业社都传染上了,尤其是沿渭河两岸的村庄更严重,大柳树村周围有很多农业社都停止了生产,但是,该村没有一个人被传染上流行性感冒。这主要原因是群众卫生工作搞的好。上地劳动,出外开会都带着口罩,而且在传染感冒期间,群众都自动不串亲戚,不赶集上店。听到这里,我们当中有人笑着问道:“这么说,你们医院不是要关门了吗?”于院长也笑着回答说:“关不了门,现在每天都有人看病,并且还有两个住院的病人,但是,这不是大柳树村的,都是周围农村的病人。”最后,他笑笑又说:“现在,大柳树村只有孕妇才住院呢。”
新风尚
大柳树村的群众讲卫生已经成为习惯了,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家家如此,人人如此。全村家家有痰盂,家家有垃圾箱,人人有牙刷,人人都分碗筷、分脸盆和手巾,多数的人都有两套衣服(劳动时一套,休息时一套),每天天刚亮,全村的人就打扫院子、街道,洗脸、刷牙,然后才下地劳动,傍晚劳动归来,到浴室里洗个澡才休息,如果有谁没有这样做或做的不彻底,就会受到批评:“你不像是大柳树村的人”。
但是,这种新的风尚的树立很不容易。几乎每个人都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六十一岁的老陈榛告诉我们他本人思想转变的过程。他是个贫农,六十多年来他洗过有数的几次脸,一件新衣服到露出肉也不洗一次。在他住的院子里到处都是垃圾和鸡、狗的粪便,他过去经常和病魔打交道。当全村开展卫生运动的时候,他是思想最不通的一个。现在,老陈榛已经成为卫生工作的积极分子。他领着全家人修了一个非常美丽的小花园,种了葡萄、桃树、杏树和梨树。全家收拾得非常清洁,有痰盂,有垃圾箱,厨房的食具都用纱布罩着,并且全家七口人都有自己的碗筷、洗脸盆和手巾,老汉乐哈哈地对我们说:他两年多没生过病啦!
生产,卫生齐跃进
这个村的卫生运动不仅没有影响生产,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生产运动。该村从搞卫生运动开始,就提出要紧密结合生产。例如,清除垃圾,拆旧墙和积肥相结合,并且使卫生工作一年四季都能围绕着生产进行。就以去年为例,他们结合搞环境卫生,清除垃圾、杂草一百二十多万斤,全部变成了肥料。该村过去平均每四户经常有一个人因病不能劳动,最严重的时候,全村出勤率经常只占六百多个全、半劳力的42%,而从1956年以来出勤率经常在90%—98%。他们也都恢复了健康,重新参加了劳动。仅今年前半年,他们就工作了五千七百多个劳动日。由于卫生工作支援了生产,该村农业生产提高的很快。1956年,该村平均每亩产量二百九十一斤,去年平均亩产三百二十四斤,今年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三百斤。
现在大柳树村已经和附近的几个农业社合并建成一个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最近初步提出了一个远景图案,以医院为中心,它的西面则建成福利区,有公园,有影剧院,有运动场,有图书馆,它的东面为居民住宅区,房屋一律坐北向南,并都修成一排排的花坛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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