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谈“认真”
白夫
毛主席在会见留苏学生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这两个字，对于我们，本是十分普通、常用的字，但它的意义确实极为深远的。
共产党办事最认真，凡事说到做到，说得明白，做得坚决，说得不含糊其词，做得不马虎从事。这种认真的作风，表明了革命的彻底性、坚决性，表明了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它是革命政党和革命党人可贵的特征。
在旧社会，我们常听到一些劝人莫认真的格言，所谓“予人方便，予己方便”啦，“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啦，“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得罢休时且罢休，须放手来且放手”啦，等等，其意总不外劝人对事要采敷衍应付的态度，对于人和人之间的争执要采取妥协调和的态度。今天我们如以此种敷衍应付、妥协调和的态度来对待革命，则革命受损失；来对待人民事业，则人民受其害。因此我们必须排斥这种态度，而代之以认真的态度。
右派分子很怕我们认真。我们一认真起来，右派分子便无藏身之所，也休想蒙混过关。因为我们是务必做到一个个右派分子被挖掘出来，一条条谬论被驳得体无完肤而后已。他们怕我们认真，而我们恰恰就最讲“认真”二字。
对待整改，我们也还是最讲“认真”二字。说大鸣大放，就是真鸣真放；说整改作风，就是真整真改。只有这样，才能反掉几个坏的主义，才能提高思想，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目前有的单位，在整改以后还要组织群众来进行复查，这更加表现了认真整改的精神，即对个别马虎从事的整改项目，也不允许轻轻放过。
不认真，只会对蒙混过关者有利。明明鸣放不深不透，他可以扬言已经深透了，明明没有改进，他可以谎称改进很大了。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事。不过，目前认真办事已成为社会风气，讲“认真”的人已经一天天增多起来。那么，不讲“认真”的人，不只会遇到讲“认真”的上级，而且还会遇到讲“认真”的群众。这样便会使他想混而过不去，欲罢而势不能。到头来还得认真地整一整自己的不认真。
其实，凡事认真去做，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在整改当中，领导人认真地引火烧身了，群众不会鸣放不起来；领导人认真地走群众路线，烦难的工作不愁不迅速改进。世上无难事，只是要认真地干。
不只对于整改如此，推而广之，我们对待一切的事情，都须持取认真的态度。说锻炼就认真锻炼，说除四害就认真去除，说改进农业生产技术就认真改进，一句话，对待任何革命工作，都是认真的、严肃的，绝不草率应付、苟且从事。这也就是我们蓬勃旺盛的革命干劲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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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意外的会面
韦石
打字员宋玉英推开屋门，一下子楞住了。不光是眼睛出于本能地瞪大起来，两条腿突然间也像在地上生了根似的，一步也挪不动。
她想不到她妹妹宋玉兰出现在她的家里。
半年以前，玉兰在家乡念完了初中，没考上学，几次来信要姐姐给她在省城找个工作。她说，她念那么多年书，留在乡下太可惜了。爹妈也支持她这种愿望，要玉英尽力解决这位十七岁的女孩子的“前途问题”。玉英几次婉转地去信开导，要玉兰安心地参加农业劳动，并且告诉她：这是考不上学的初中毕业生最好的出路，可是，信还是来，最后，玉兰甚至说：“你有个孩子，反正得雇人，你雇我吧！”她在末了的那封信上说，“当你的保姆，也比种庄稼强，因为我还可以抽出空来看看书。可是种庄稼呢？我一辈子就完了。”
这封信大大地激怒了宋玉英，直到写回信时，愤慨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所以她那封回信，措词很不客气。她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宋玉兰的要求，并且教训她说，这是妄想。“我雇人是不错，可我不雇你这种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末了还说，就连她不久也要下到农村参加生产。
以后，玉兰没有再来信。玉英又去了两封信，也没有收到回信。
而现在，那乡村姑娘突然地出现在她的面前。
玉兰看到姐姐进来，却若无其事地迎上去，亲热地跟她打招呼：
“姐姐，你下班啦！”
“玉兰，你……”玉英好不容易才从发呆的境地转向平静。
“你还以为我是来给你当保姆吧？”玉兰嬉皮笑脸地说，一边看着姐姐那个两周岁的、现在从桌子前边跑过来的小孩子，“不，你猜错了！”
玉英张了张嘴，正要回答些什么，玉兰递给她一张保存得很好的纸头，上边写着：
“宋玉兰同志：省里决定在本月26日召开农田水利会议，你被选为本县列席代表，请即来县城报到……”末尾是县人民委员会的朱红色的印鉴。
“你明白了吧，姐姐？”那个初中毕业生兴高采烈地说，“我来省里开会。还能不到你这儿看看你！来得是突然些，可开会的日期那么近，我来不及写信呀！”
“玉兰，你……”玉英又吃了一惊，妹妹几时成了水利会议的代表人物了？才两三个月没通信，她居然在农村安下心来？玉英简直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可是县人委的朱红印鉴印得是那样清楚，妹妹又千真万确地出现在她家里。
玉兰说：“是这么一回事：两个多月以前，你不是写信说，你也要下乡生产吗？……”
她说的就是玉英那封措词很严厉的信。她刚刚收到时，认为姐姐是在骗她，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可是后来她们村庄上，当真来了下放的干部。
“连县委刘书记都下来啦，”玉兰追述当时的情景说，“他背了个行李卷，说是在咱们那儿落户，第二天，就下地挖白薯。好些大学生，都下来拾粪。……”
玉兰很快地揩干了因为考不上学校而流泻的泪水，卷起了袖子和裤腿，投入到农民的行列里了。她好像要赎取过去轻视农业劳动的罪过似地，在田野上，在场地里，在猪圈前，在粪坑边沿，夜以继日地干活。当白薯、花生统统进到仓里以后，她又率领了十几个妇女，在她们村庄的附近，挖沟开渠。在那里，妇女做这样的活，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所以……
“所以县里对我们特别照顾，不单经常派人来帮助，又派我来省里学习外地的先进经验。”玉兰一口气说到这里，面孔都涨红了。
吃饭的时候，姐姐问：“你为什么一直不来信呢？”
妹妹不好意思地说：“这怪我不好，我懒。再说我想着也没啥事，我思想搞通了，还搅和你干什么！”
玉英在妹妹肩上用力地拍了一下，笑着说：“你这小鬼啊，思想通了，就不要姐姐啦！”
姐妹俩闹了一阵子，妹妹关心地问：“你不是也要下去吗？日子定了没有？”
玉英说：“我不出一个星期就走，你姐夫也去，正准备通知老家的人哪！……”
“你们的小毛毛怎么办呢？”
“我们暂时把他寄到他奶奶家里。奶奶年岁还不太大，可以照顾得了。”
“你们的保姆呢？”
“哎哟，”姐姐撇嘴了，“人都走光了，还用什么保姆？不光是我们的保姆省下了，好多人家的保姆都省了。”
“姐姐！”玉兰喊，却没有往下说。她想起半年前一直到三个月以前的那段日子，想起她要进城当保姆的念头和向她姐姐的请求。“我呀，我那时怎末那样糊涂呢！”她情不由己地埋怨起自己来，一边说一边捂着通红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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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自农村的诗
来自农村的诗
太阳
尹一之
早上，
我们在地头上迎接太阳出来，
晚上，
我们在回村的小路上送它下山。
太阳是勤俭的，
我们却比它来得早归得晚，
太阳是守时的，
我们每天都在那个时候见面。
分红场上
李哲
分红的人们匆忙，
单干户隔墙张望，
看社里丰收羡慕，
看自己歉收感伤。
单干户牵马到场，
怨过去眼睛不亮，
当众人要求入社，
水滴呀滴进大洋。
（齐齐哈尔）
修水塘
纪和
村前村后找不到人，
家家户户锁上了门。
婆婆当了娃娃司令；
笑看孙孙仿造塘埂。
两担塘泥一担挑起，
青年小伙快步如飞。
姑娘底心多么喜欢呵！
“可别压坏了你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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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谈垃圾分类
北京宣武区新建里居民 董秀英
街道上垃圾分类，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咧！垃圾分类就是将无机垃圾和有机垃圾分开。无机垃圾今后可以作
“空心砖”的原料用，有机垃圾可以支援农村积肥。我们全体居民在听完居民委员会的动员报告后，就自动的每户凑了一角八分钱，买了十二个荆条大筐放在垃圾站。而且有些居民还实行了互助合作，你家的土筐盛炉灰，他家的土筐盛秽土，这样就不必再买土筐了。才开始的时候，怕有些居民这样不习惯，就每天有人值班，指导大家不要搞错了。这样一作使垃圾站更整洁、更有条理了。
人民政府对我们居民细小的生活问题都这么关心，连已经废了的秽土，也变成有用的东西，真是再好也没有了。因而这就不得不使我联想起在旧社会里垃圾给我们居民带来的心病——大街小巷“臭气熏天”。尽管如此，伪政府还是逢季按月的要什么“卫生捐”，“清洁费”，却不给我们办一点好事，大街小巷垃圾仍堆的像小山一样，那时的环境卫生非常糟糕，所以有人形容那时的北京城是“垃圾城”，我说这一点也不过分。
可是北京刚一解放，人民政府就动员了很大力量，来清除城市垃圾，大大改善了居民环境卫生。近几年来，政府对垃圾管理有了不少的改进。由小手车垃秽土，改用大汽车拉秽土，在运输时还用帆布盖着，惟恐影响街道卫生。现在政府为了更好的改进居民卫生，支援农业建设，实行了每隔一日分类倒秽土。我们不但拥护政府这一措施，我们还要用实际行动作好这一新的工作，以此为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贡献我们城市居民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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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不买皮靴了
我认为党小组会对黄秀英同志的批评是正确的。因为购买什么东西都应当本着必须要用而又没有的才买；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的原则。黄秀英同志原来有绒衣、棉衣，又买新的；马蹄表是可有可无的，她也买了。这是不符合节俭的原则的。
有了多余钱，总想买点好东西，是一般人常有的心理。但是，在我们国家正需要用艰苦奋斗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做到：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把余钱存到银行去。比如我现在的棉鞋，穿了二年啦，后跟已磨薄了，鞋面上的绒有的地方都掉了，因此我早就准备买一双皮靴。打算平日上班就穿这双旧棉鞋，在假日或参加联欢会的时候就穿皮靴。买皮靴的钱，我早在1957年9月里就攒好了，并且超额完成了，可是一直到今天也没买。因为思想上有些矛盾：买吧，目前有的穿；不买吧，万一出去玩或参加联欢会的时候，穿这双旧棉鞋真感到不像样子。昨天，我听了“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报告，就打消了买皮靴的念头了。我们的国家人多地少，要建设成幸福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全国人民经过较长时期的艰苦奋斗。因此我要把余下的钱存入银行，并且从今年起，尽量多买一些公债。至于参加联欢会或出去玩，又何必非穿皮靴不可呢？今天只有铺张浪费的人，才会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才会被人笑话。一个艰苦朴素的人，是会受人尊重的。
北京报房胡同小学 李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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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这是浪费吗？
编者按 5日，副刊“信箱”栏发表的以“这是浪费吗？”为题的黄秀英同志的来信，已经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三天来，已经收到参加讨论的稿件二百一十八件。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将在每星期四和星期日的副刊上发表。讨论时间初步计划为一个月左右。欢迎大家联系自己的思想情况和生活中的经验教训，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改善生活不该随心所欲
咱们的国家是个大国，也是一个穷国。要建设社会主义，需要用很多很多的钱。这些钱从哪里来呢？主要是靠大家勤俭。开工厂要勤俭，过日子也要勤俭。所以党向我们提出了勤俭建国和勤俭持家的号召。
黄秀英同志不能接受党小组会的批评，就是因为他对国家建设的困难考虑得太少了，处处想到的只是个人的生活改善问题。
有旧大袄就不应该买短大衣。旧了可以拆洗或翻改，这既给国家节约了棉布，自己也省了钱。绒衣也是棉纱织的，可以不买的人，应该尽量不买，把那些绒衣让给最需要的人买。因为我们国家的棉花生产还赶不上需要啊！
自己劳动挣来的钱，当然自己可以支配。但是，我认为晚花一天比早花一天好，在银行里多存一天，就是对国家建设多支援一天。至于个人的生老病死，应该尽量自己负担，不能依赖社里照顾。如果社员们有了困难都等着社里照顾，社里照顾得过来吗？社里还能积累资金吗？没有资金，又怎样发展生产呢？生产不能发展，社员的生活还能改善吗？
党和毛主席非常关心人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已经一天比一天好。但是，改善生活绝不能不顾国家生产发展的情况和建设中的困难呀！
我是一个手工业合作社干部，我爱人是社员，两人每月收入平均七十多元。我们的棉衣一般都要穿四、五年，拆拆洗洗，既不破也不脏。我俩要养活一家老小好几口，每月都有余钱存在银行里，也积极买公债。1957年我们买了六十元公债，今年准备再多买些。因为我们懂得，国家建设得愈好，人民生活也愈好。
天津市第十三缝纫生产合作社
郑景华
第8版()
专栏：这是浪费吗？
不存钱是拉亏空的开头
以前，我和黄秀英同志有个相同的毛病，不想积蓄。我想：“存钱干啥，我是国家干部，不愁吃，不怕病。爱人是拿斧头也打不倒的人，身体棒得很；父母亲也都能劳动，不用我操心。无灾无难，存钱也没处花，不欠账就行了。”遇上存款多的同志，我还“开导”他：“老兄，你想开个工厂吗？在咱们这个社会里，工资一年比一年多，现在有钱不花，为的啥？”我就拿定这个主意：每月工资四十五元，不多不少，刚好花了。
1956年评薪，我的工资提高到五十五元多。爱人也参加了手工业生产，连同她的收入，加上补发的薪金，当时一共有了一百多块。这像成了财神爷啦！当时，我也想存点钱到银行去。但是大手大脚花惯了，钱在手里就像咬人似的，非使出去不可。怀里揣着钱，没事就想逛大街。百货公司的橱窗又那么吸引人，样样都成了我需要的。我在当时也买了只马蹄表。虽然我爱人也说：“可以不买表，早晨不记得起床，请别人喊喊就行啦。”可是我反对：“别人喊不保险，有个表，到时候叮叮当当地把你闹醒，再不要担心迟到了。”那时候，我对三两块钱的小玩艺也是觉得“那更算不了什么”，掏钱就买。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百多块钱哗啦啦的都出去了！往后，钱越多，手脚越大，眼睛越高。收入增加了，反倒比以前紧得多。
问题终于发生了。去年2月，我父亲上山挑柴火，把脚跌伤。在乡下治了两个来月，老是不见好。不得已，只好把他接到城里来住了一个多月医院。连路费一共花了一百四十多块；回去后还不能生产，家里收入大大减少。医药费加上父母亲的生活费，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从此，我和债鬼打上了交道，虽然组织上补助了我，还是欠了六十多元，怎么也还不清。
真是“祸不单至”。5月间爱人又生了小孩。她母子俩出了医院，毛毛就没有衣服穿，连个摇篮也买不起。爱人见了我就瞪眼睛：“叫你存点钱，你不听，这会子好啦，穷得叮当响！”又受气，又受逼。没法子，只好再次申请补助。
生活困难，精神上的负担更大了。整天愁吃愁穿，连工作也没心思。起草文稿，碰上“缝纫社”几个字，就会想起孩子缺乏换洗的衣服；碰上“经常开支”，就会担心父母亲在家挨饿。眉毛展不开了，歌声减少了，一切都松劲了。无论经济上、工作上也都给国家带来了损失。要是没有组织上的照顾，还险些耽误了升学。回想起来，不由得脸也发烧。
“常年有存粮，不怕闹饥荒”。在旧社会，这句话只是穷人们的一个幻想。现在，咱们有“粮”可存了，但是不存，闹起“饥荒”来还牵连了国家，真对不起党和人民。我希望黄秀英同志以我为戒！
北京政法学院学生 管立生
第8版()
专栏：
这不是浪费
根据黄秀英同志所写的情况，我认为不能算浪费。为什么呢？
劳动就是为了提高生活。一个人劳动有了收获，就可以拿所得的报酬去改善生活（当然不能乱挥霍）。大家的生活水平不能相等，劳动好的，提高得快；劳动差的，改善得慢。黄秀英买了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今后的生活，也没有向别人去借债。这不能说是浪费。再说，如果大家都不买东西，商店的东西向哪儿去卖呢？国家的大批资金岂不是积压起来了吗？
勤俭持家是有原则的：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这并不等于有了就不准再买（当然要看是否需要）。据黄秀英同志所谈的：棉衣已经穿了两年了，棉鞋不买也得做。当然也就可以买。表，我认为在农村是很需要的。过去，农村没有表，以日出、日没为标准。现在，农民有条件买表，虽然这是可买可不买的，但买了也是有好处的。
另外，黄秀英同志在信上写道：“……总是披着那件旧大袄，实在太难看”。如果买新棉袄是为了好看，那么，我认为这是不适当的。买雪花膏和擦头油是不必要的。
党虽然提出了要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的号召。但是，如果把这个号召理解成要穿破衣服、破鞋，这是不对的。
北京东单区市民 张巨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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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我们的首都
（四）
邵宇
在刘介梅今昔生活对比展览会门前
驳右派分子谎言，
事实胜过雄辩；
去看刘介梅今昔生活的对比，
去看中国苦难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
（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