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斗争是我们崇高的使命
苏联作家协会第一书记 苏尔科夫
党的文件“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汇集了赫鲁晓夫同志就苏联文学艺术发展的迫切问题所作的一系列的发言。这个文件在我们艺术界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中已经成了一件大事。在这个文件里广泛地展示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巨大的创造性的成就。我国各族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着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宏伟的共产主义建设纲领。根据苏联人民生活中的这些重大事件而研究了近年来苏联文学艺术现状与发展的重要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在自己的发言中总结并发展了党的文艺政策的最重要原则，并着重指出：党在过去和现在永远是把文学艺术当作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全民事业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同志说：“苏维埃社会的全部发展史最令人信服地证明，党和国家的领导，它们对艺术创作的注意以及对作家、艺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的关怀，保证了文学艺术的杰出的成就，保证了苏联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
我国创作界知识分子热烈欢迎这个文件的发表，并一致赞同和拥护文件中提出的主张。
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在俄罗斯联邦各大文化中心，作家和艺术工作者在人数众多的会议上都怀着巨大的热情讨论了这个文件。这些会议鲜明地表明了艺术界知识分子是团结在共产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的。
广泛的讨论党的这个文件，使我们有可能对文学艺术各领域的创作情况和艺术界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得到实际的了解。在进行辩论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出：苏联文学艺术的基本的、最宝贵的干部、那些以自己的创作使我们文学艺术强有力的人、过去和现在始终是共产党在实现建设新社会和对劳动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伟大任务中的忠实助手。文学艺术各领域创作活动的显著活跃以及近来出现的许多新的艺术杰作，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外还可以清楚地看到：思想上的动摇现象并没有波及到我们的基本创作干部。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不提起不久以前发生过的思想动摇现象，那么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要使那些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受了异己思想影响的同志们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正如在赫鲁晓夫同志的发言里讲到的，某些文学艺术工作者由于党对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企图把这个批判说成对斯大林在我们党和生活中的积极作用的笼统的否定，他们走上了不正确的道路，怀着成见，只寻找我国人民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史上的阴暗面和错误，而忽略了苏维埃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
这种作法近年来在莫斯科文学家们的情绪上和作品里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文学讨论中和报刊上曾经出现了时而隐晦，时而公开的号召，号召放弃作为苏联文学艺术基本创作方法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如果说几年前这样一些的文学家和艺术工作者，像戏剧界的弗·梅耶赫立德，或亚·塔依洛夫，文学界的鲍·比利尼亚克，米·布尔加科夫，依·巴别利的经验曾被抹煞的话，那么不久前某些批评家、文学家和艺术工作者则跑上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开始夸大这些戏剧家和文学家的创作经验的意义，而不分皂白地宽恕了他们的确有过的错误和迷惘。
有些人在反对某些戏剧工作者和批评家机械地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和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经验推广到所有的戏剧艺术中的时候，开始过分地夸大和推崇了梅耶赫立德和塔依洛夫的经验在戏剧发展中的意义。
在文学方面有企图推崇鲍·帕斯特尔纳克和一些近于他的流派的现代诗人的现象。同类性质的还有要把玛·兹维达也娃恭维成几乎是二十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俄罗斯诗人的企图。同时有人极力想把米·布尔加科夫列入苏联戏剧大师之列，而完全忘掉了在这个文学家的创作中有许多在思想上与我们时代不相容的东西。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在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同时，出现了要把早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在创作讨论中受到正确批评的那些东西，当作正面经验加以复活的企图。
由于诽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修正主义倾向，有人企图对文学艺术中的党性原则和党对文艺发展的领导提出怀疑。
我们记得，在女诗人奥尔加·贝尔哥尔茨的“起发”之下（她现在已经承认了当时立场的错误），有些地方便吵嚷着要修改战后党的有关文艺问题的决议。我们还记得，克仑，那扎洛夫，格利得?娃在批评以管理小事代替领导的同时，实际上是宣传了文学艺术发展的自发性。
在近几年的讨论中，出现了“不要编辑的文学”和文学家艺术工作者有犯错误的“权利”的论调，要求在批评作品时不要根据是否合乎我们社会主义现实的真实情况的准则，而根据作者自己定的准则。对批评的不能允许的态度的例子是在去年讨论杜金采夫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时某些会议参加者的发言。在本年年初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理事会讨论1956年诗歌、散文作品的常委会上情况也是如此。
要求修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和苏联文学艺术党性原则的修正主义企图，就是要使我们的艺术发展倒退，使我们回头接受在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初期在思想激战中已经被粉碎了的东西，要为恢复早已被生活抛弃的当年各式各样的“主义”扫清道路。
以修正主义态度修改苏联文学艺术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企图，照例总是卑鄙地打着忠实于“生活真实”的幌子。好像为了“不妥协的生活真实”，杜金采夫才写了有害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格拉宁写了虚伪的短篇小说“个人的意见”，而卡维林在小说“寻求与希望”中歪曲了苏联科学界知识分子的生活。
当人们走上讲台批评这些作品时，被激怒的作者及其辩护人立即把批评者纳入“粉饰派”，称他们是在文学中反映生活真实情况的反对者。
对这些歪曲了苏维埃现实的书，我们国外的敌人是大加赞扬的。可是苏联发射的两颗人造卫星这件轰动全球的大事，对他们的幻想是个怎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啊！此外还有图——一○四和图——一一四飞机！……还有洲际弹道火箭！……。
当发射第一颗卫星的时候，我正在意大利。一位意大利文学家对我说，人造卫星使他要对杜金采夫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重新估价。
这个意大利人说：“当你们批评杜金采夫小说的时候，我觉得，你们不喜欢书中描写的生活中丑恶的真象，你们的批评不客观。但是在宇宙空间出现了苏联的人造卫星。它的出现与杜金采夫在小说中向我们描述的那种苏联社会和苏联科学的状况一点也不相符。人造卫星不能不使我怀疑杜金采夫小说的真实性。”几天前我的一位详细阅读外国报纸的朋友告诉我说：有个美国人现在指责杜金采夫，说他错误地向他们报道了苏联创作现状！
难道只因为发射卫星，苏维埃现实发展的百战百胜的真理才从自己的道路上抛弃了那些作品吗？这些作品的作者只看到过去资本主义遗留下的一些荆棘和毒草，而看不到人民真正的英勇成就。
我们现实的本身推翻了近年来某些作家表现出来的片面歪曲我们生活现象和丑化生活的企图。就是这个现实从我们文学艺术的道路上抛弃了那些想要修改文艺发展基础的别有用心的企图。
外国批评家拼命证明把艺术家的创作自由同艺术的党性概念结合起来是“不合理的”，这毫不奇怪。这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冷战”的一种思想形式。当一些批评家重复我们某些文学家（有时这些文学家还是党员）的话的时候，就令人想起赫鲁晓夫同志说的话：不关心政治，没有原则性，对反社会主义势力的阴谋丧失气节，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党中央委员会同作家、艺术家、音乐家的一系列的内容丰富的重要谈话，帮助我们对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找到了正确答案。“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文件是这些谈话的总结，它给那些在文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方面反对修正主义企图和站在正确的立场批评诋毁性作品的力量以有力的支持。
这再一次地证明了，“共产党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那些忠心耿耿为本国人民服务，同人民一道为祖国在共产主义建设中获得的成绩而高兴，用鲜明的色彩在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这些成就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
在党的领导人同作家知识分子代表谈话的过程中，我们的一些同志已经开始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立场。至于这个过程的具体结果如何，现在谈起来还为时过早。但是没有疑问，它的结果对昨天犯了错误的同志将是有益的。
然而，如果我们没有发现某些昨天非常积极地卫护自己错误立场的人，而现在对有关他们的错误的批评却非常消极，那么我们对我们今天的事物的观察仍是片面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极其审慎地、批判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些人则索性缄默起来。
社会各界对“莫斯科”、“戏剧”和“苏联音乐”各杂志内容的讨论表明，“新世界”杂志和“莫斯科文学”第二集在某种方针方面屡犯错误的旧病一直继续到最近。
只在最近几天苏联作家出版社管理部才讨论并尖锐斥责了批评家奥格?夫那本阐述近年苏联诗歌发展问题的书的内容。作者在文学讨论中，站在虚无主义的立场上评价苏联诗歌的发展道路，他不但不认为有必要根据最近的事件批判地对待自己错误的论点与评价，而且变本加厉，将书付印。
我们应当记住，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采取怀疑的人，还有一些没有勇气重估自己昨天错误立场的人，也还有一些人，他们什么也没有了解，什么也没有学会。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让我们再看“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个文件。这里面说：
“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应当不仅看到一个人昨天做了什么，而且也应当看到他明天能做什么，这是主要的，我们应当帮助这种人认识缺点，尽快消灭缺点和改正错误。”
下面我们读到：
“我们的苏维埃制度和共产党不止一次地挽救了那些甚至被认为是不可救药的和毫无希望的人，使他们积极参加工作。在文学艺术界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创作家经过批评之后创造出了艺术巨著。”
基于这个建议，我们目前应当用耐心的同志式的批评使不久前跌了跤的人回到正确了解苏联文艺任务的道路上来。
但是在努力使那些离开正路的人回到正确道路上来的同时，应当记住：“我们希望在原则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让步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巩固和团结文学和艺术的一切力量。”
克服以往的错误对全体莫斯科作家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党的文件中正确地批评了莫斯科作家的弱点。
在莫斯科作家的队伍里团结了俄罗斯苏维埃文学最优秀的代表。绝大多数莫斯科文学家在最近尖锐的文学辩论中表现出他们是老练的、坚强的、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人。在莫斯科作家组织中目前形成了一种有思想性的创作气氛，这种气氛会消除产生已往错误的可能性。
最近成立了电影创作工作者协会，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和美术家协会。这为进一步活跃我们艺术界知识分子各团体的思想教育活动和创作活动开辟了新的可能性。
不久前我国隆重地庆祝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全世界劳动人民同我国人民一起愉快地庆祝了这个光荣的日子。
赫鲁晓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不能不令人激动地一读再读，因为报告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成就是这样宏伟，我们在苏维埃政权第五十年中应当解决的任务又是这样豪迈！
当读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纪念会上通过的告苏维埃人民书和告世界各国劳动人民、政治和社会活动家、科学和文化人士、议会和政府书的时候，心中就产生出一种为我们祖国，为我们伟大的列宁的党，为我国能干的、无限勤劳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而自豪的感情。
这种自豪感和对人类明天的信心，当我们读到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宣言和几乎世界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我们亲爱的首都通过的和平宣言的时候更加巩固和振奋了。
我们应当用这些总结和前景来衡量我们的劳动成果，制定我们寻求的方向，和我们今后作品的内容。
苏联文艺工作者怀着合理的自豪心情听到了在最高苏维埃纪念会上报告中的下一段话：
“在文学和艺术的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作家、艺术工作者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积极地为争取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胜利，为教育新人——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而奋斗的先进部队之一。”
这个高度的评价的基础是，在四十年间——在世界文化史中并不很长的时期——我国多民族的艺术和文学创造出了具有新的社会主义内容的极优秀的珍贵作品。
这是不需要证明的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我们没有权力回避我们发展道路上的一些阻障和困难，我们不能高枕无忧。
我们公开坦白地讲，苏联的文学艺术还落在生活的后面。我们是这样习惯了经常地或多或少总要落后于生活的状况，以致于我们某些同志发生了一种不抵抗落后的心理，他们说：不管你怎么追赶生活，反正是赶不上的，瞧，现在生活已经把物体发射到宇宙去了！他们正以神奇的速度在那里运转呢。
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心理！它错误是因为不加分辨地把一切真正落后的，和正在生长并向前进的东西统统划入落后的范畴。这种心理危险是因为它会麻痹生气勃勃的创作的探求思想，助长与习见的陈规旧套妥协，促进抄袭、因循和粗制滥造的现象。
如果把我们苏维埃现实和今天人类现实丰富多采的现象与我们文学艺术所创作的形象对比一下，那么我们会得出公正的结论：活生生的现实比它在艺术形象这面镜子里所得的反映不知丰富多少倍！
这种不相称的感觉在每个有才能的、精神活跃的艺术工作者的心里全应当引起一种追求新的和重大事物的欲望，虽然文学艺术现在也不是停滞不前。
当我们观察为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首都艺术界知识分子所创作的那些成果时，我们在艺术的每个领域都会发现前进的标志与收获。
我们对文学年度作总结时，可以看到发行到市上的新书，和出自莫斯科作家之笔的书籍是大大增加了。最近发表的一些散文作品令人信服地说明了，那些造成不良作品的“风尚”没有影响到我们文学的最深层。谈到诗歌一年的成就时，可以指出莫斯科诗人们创作积极性的加强，对诗歌思想、艺术水平要求的提高。也创作出了不少好的剧本，虽然现在许多戏剧家的创作还满足不了剧院对以现代为主题的剧本的要求。
我们怀着一种合理的不满心情对近年来苏联电影事业不能允许的落后现象谈的很多，把这落后的罪过忽而归于导演，忽而归于电影剧本作者。不过影片的发行数量却年年增多。同时各民族制片厂的活动也大大活跃起来——尽管不是没有缺点的，而有时缺点甚至非常使人恼火——它们出的影片愈来愈多，并把各民族的创作干部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发行了一系列有内容的、创作上有趣味的艺术片和纪录片。
我国各话剧院和歌剧院为了迎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上演了一系列新戏，在观众中获得了热烈的反应并获得了报刊的好评。这些剧目风格的多样化证明了各剧团工作的活跃。
为迎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在莫斯科组织的绘画、雕刻展览会及版画展览会说明了在造型艺术方面创作活动规模的宽广，并且特别使我们兴奋的是，它也说明了各兄弟加盟共和国艺术力量前途无量的增长。
萧斯塔科维奇以革命为主题的第十一交响乐的出现，以及其他一些作曲家创作的有才华的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歌剧和芭蕾舞音乐作品表明了音乐家们在迎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是有成绩的。
甚至这样一个简短而一般性的概述也可以证明我国的文学艺术是处于新的繁荣阶段的前夕。
有才能的创作青年越来越多地走进文学、话剧、电影、绘画和造型艺术的圈子里来。在我们的创作讨论中清除了种种谬论和修正主义诡辩以后，我们就可以并且一定能认真地谈谈我们文学艺术方面的真正革新问题，认真地谈谈如何着实努力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技巧，艺术技巧是唯一能够给建设共产主义的现实这一新内容赋与无愧于它的、完善的艺术形式。开展这些讨论时，我们应该记住下面一段话：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新生活的创造者，是具有伟大革命思想的人，是敢于想像、充满鼓舞人心的理想的人。同时，他们又是两脚稳稳地站在现实土壤上的人世间的人，他们是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在自己的活动中考虑一切现实的条件与可能，不怕困难，不隐瞒矛盾，敢于坦白而且忠诚地把全部真相告诉自己的人民，尽管这种真相有时候是令人痛苦的。”
过去的一年对我们全体苏联文学艺术工作者，以及全体苏联知识分子来说是考验思想、政治是否成熟的一年。
所有创作知识分子一致谴责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反党集团的派别活动表明了，文学艺术工作者是紧密地团结在党及其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的周围，他们能够击退那些看风使舵的自由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和政治投机分子。
赫鲁晓夫同志的讲话有力地表明，与人民生活和劳动活动保持紧密联系在文学艺术生活中起着多么巨大的作用，与党保持联系，正确了解党在人民面前提出的任务，这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成绩有着多大的影响。
“文学艺术要同人民的生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一文件是这样结束的：
“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作家、诗人、美术家、雕刻家和作曲家今后仍将不愧为自己社会主义祖国的儿子，他们将贡献出自己的全副力量和才能来歌颂我国伟大的人民——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英雄功绩。”
我们有权利同我们多民族的祖国的所有的创作工作者一起向党表示，可以完全相信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我们准备用全部的才智为祖国人民服务。
（永昌摘译自1957年12月1日“真理报”）
第7版()
专栏：外国文学动态
外国文学动态
越南作家在创作假期中获得丰收
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政府为了繁荣越南的文艺创作，从去年起，规定了给予机关文艺工作者每年三个月创作假期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执行已经收到了好效果。第一批到农村、工厂和部队去的一百多位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创作了许多新作品。
作家苏怀在创作假期中，完成了描写八月革命前河内郊区青年革命活动的长篇小说“十年”；作家裴显写了三篇以抗战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女作家英诗完成了关于描写一个妇女转变的长篇小说的一部分。诗人济亨的“到中国”和诗人黎大清的“抗战初期的海防”，以及诗人陈友椿的歌颂勤王运动（十九世纪末的抗法斗争）中农民英雄的长诗，都是这次创作假期中的收获。
据越南作家协会透露，第二批作家将即出发到各地去。在党的鼓励下，越南作家的创作热情很高，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已经收到一百七十多位作家的二百五十篇作品的创作提纲。其中大部分是以反映抗法战争、统一斗争、和平建设和劳动人民生活等为题材的小说、诗歌、剧本；另外还有文艺理论和批评。
马来亚作家提出发展民族文学
马来亚宣布独立以后，有关发展马来亚民族文学的问题已在马来亚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在“东方世界”杂志上，马来亚女作家哈姆·苏茵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文章。她说马来亚的作品的作者，主要是英国的“移民”。这种文学作品的数量相当可观，但马来亚人对它们并不感兴趣，因为这些作品大多不是为马来亚人写的。她将十一、二年来马来亚出版的文学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移民写移民的，这类作品的内容并不是独出心裁的，不过是为了满足伦敦的那些“亚洲”文学“专家”们而写的，马来亚人对这些作品不感兴趣；一类是马来亚人写的关于马来亚人的作品，它们运用方言的表现方法，反映了地方的景色和习俗。
写后一类作品的作家中，有“马拉耶”的作者金基欧，“蛇酒”的作者帕特里克·安德逊，“飞狐”的作者梅里·马克—敏尼斯，（哈姆·苏茵也是创作马来亚民族文学的作家之一）。
哈姆·苏茵在文章中说，帕·安德逊和梅里·马克—敏尼斯都是“移民”，但在他们的作品里，看不到一般“移民”所惯用的那种讥讽口吻，他们了解他们所描写的人。他们的两本书虽然得不到英国出版界的承认，而马来亚读者却给它们很高的评价。
马来亚的民族文学会不会有发展？这是个从未讨论过的问题。哈姆·苏茵认为，现在这问题的提出“就是一个良好的先兆”。
第7版()
专栏：
消灭血吸虫病可以使人增寿地增产
湖南两年来治疗九万病人消灭大量钉螺
本报讯 湖南省大力开展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两年来共治疗血吸虫病患者九万人，有许多乡、社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和钉螺，大大促进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
1956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湖南省的血吸虫病疫区，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治血吸虫病工作和管粪管水等预防工作，做到了“尽量控制感染、普遍减轻疫情、逐步压缩疫区”。两年来全省共治疗了九万病人；在一百多万亩钉螺面积上进行了灭螺，有十多万亩已经基本上没有钉螺；有一个县和两个乡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有二十多个乡基本上消灭了钉螺；有五十五个乡、三百八十四个社、十五个集镇和三千三百四十一户船民已经基本上做到管理粪便、保护用水安全和个体防护工作。去年春季打湖草时，防治血吸虫病工作组对二十一万民工做了个人防护工作，使民工减少和避免了感染血吸虫病。
过去湖南省有些地区由于血吸虫病的严重危害，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损害和人口的大量死亡，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阻碍，个别地区甚至出现家破人亡、田园荒芜的惨痛景象。据1956年上半年调查，全省五十七万病人中，有一万左右晚期病人已全部丧失劳动力，有十九万中期和有症状的病人劳动力已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三十七万多早期病人劳动力也逐渐受到影响。湘阴县调查，全县六万病人中，十四岁一十九岁的男女劳动力就有四万八千一百多人，占病人总数的80％。
由于全省积极开展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使许多人避免和减少了感染血吸虫病，抢救和保护了劳动力，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的晚期腹水病人已经基本上治疗完毕，有87％的病人恢复了劳动力。岳阳县麻圹乡病人丘德仁丧失劳动力已经七年，治疗后能挑一百斤担子走十里路打回转，现在每天做十个工分。湘阴青潭乡去年增加劳动力二百一十八个。湘阴县一百零九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六百五十六个血吸虫病患者经过治疗恢复了劳动力。据四十六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调查，经过治疗恢复健康以后，由五保户转为自食其力的有六十四户二百六十九人，仅口粮一项，这些社就减少负担十四万七千九百多斤。如赛头乡共和社贫农社员李冬生，全家五口人，由于患血吸虫病成了五保户，前年社里共救济他家一百七十六元，他治愈血吸虫病以后，去年九个月共出工一百五十个，积肥二百多担，他家的口粮已全部买回，再不要社里五保了。汨水乡墩上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积极防治血吸虫病，全社出勤率由50％上升到90％，改变了历年完不成生产计划的现象。湘阴县去年结合铲草灭螺积肥二百三十多万担，该县青潭、营田、石圹等乡前年冬天结合生产开荒消灭钉螺三千七百多亩，这些地方都种了油菜，去年收油菜籽十九万二千多斤。常德韩公渡乡前年冬天开荒灭螺二千亩，去年收油菜籽十六万斤，种高粱一千三百亩，去年收高粱二十六万斤。
湖南省血吸虫病疫区的广大干部和农民群众在事实面前受到了教育，提高了对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认识，许多农民说，防治工作保证“人增寿，地增产”。
（曾惠连、胡培卿）
第7版()
专栏：
培养农业战线上的生力军
安徽省将开办初级农校
本报合肥7日电 安徽省教育部门决定1958年开办近六十所初级农校。这些学校的任务是为农业生产战线培养一批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农业生产基本知识和技能的生力军，他们在毕业后将参加本乡本社的农业生产，担当起发展农业生产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改革、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任务。因此，学校招生的对象是那些有志于参加农业生产的本届高小毕业生和具有高小毕业程度的农村知识青年，并且将优先录取已经参加农业生产两年以上，在劳动中表现良好的高小毕业生。这些学校为了培养劳动者自己的知识队伍，使劳动与知识相结合，规定每学年的学习时间为八九个月，结合学习参加劳动生产的时间是两三个月，有关农业知识的专业课程占一半以上，其余是相当于初中文化的普通课程，三年毕业。这些学校将分散在全省各县的农村中。校舍将尽量利用现有公房，并将大力提倡劳动建校、勤俭办学。安徽省的高等师范学校也准备适当修订教学计划，培养适应农村中学和农业学校需要的师资。 （于风）
第7版()
专栏：
陕西省文物普查工作者新发现
规模宏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华社西安8日电 陕西省的文物普查工作者最近在咸阳和兴平两县交界的地方发现一处规模宏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遗址面积约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尺，比1952年在西安附近半坡村发现的一处同时代遗址大三十多倍。从断面观察，这个遗址的文化层比半坡村遗址还厚，最多的有三层，一丈多厚，蕴藏的文物也很丰富。文物工作者已经在这里采集到的文物除彩色陶片、石斧、骨锥、陶罐和作装饰用的石簪、骨簪、陶环等外，还有在半坡村遗址中没有发现过的玉斧和精致而小巧的黑石?、黑石凿等。
另外，咸阳县的一位农民捐赠了一只石刻小鸭子，鸭子的头只有半粒绿豆大，但是鸭子的鼻子、眼睛和嘴都刻得十分清楚。据考古人员谈，这是距今二千多年前汉代的工艺品。长安等地还发现了一个刻有一百多个铭文的西周铜?、汉代王莽时期的铁犁和全国少有的高和直径各约四十公分的西周陶鬲。在发现的墓葬中有些还藏有美丽的壁画。一座唐代墓葬的壁画上四个正在翩翩起舞的人物形象还很完整，色彩十分鲜艳。
这些遗址和文物是陕西省长安、咸阳和兴平等县的文物普查工作人员在1957年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这三个县进行普查时发现的。他们在一个多月中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周、秦、汉、唐等朝代的遗址一百多处，群众捐赠和采集到的文物一千多件。
第7版()
专栏：
商周秦汉铜玉 宋元明清书画 泥人张四代作品 杨柳青木板年画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最近开幕了。这个博物馆里一共陈列了一千多件古代艺术精品。
在铜器室里有商、周、秦、汉的青铜器和战国、汉魏、隋唐、宋金的铜镜二百多件，其中以商的集众父癸簋和周的蟠虺纹甬钟制作最为雄伟、瑰丽。这里陈列的铜镜较为系统，比较突出的有吴太平元年纪年镜和魏三列画像镜等。
玉器室展出了商、周、秦、汉的古玉一百二十多件，有许多古玉是少见的珍品。商玉中有雕琢精致、造型生动的龙纹饰、鸟纹佩和玉制的牛、虎、象、鹿、人面等各种动物形象。战国佩玉和汉代含玉、剑饰等也都很精致。陈列品中有宋、明、清和近代的玉器，玉质洁美莹润，形象生动。翡翠陈列品中也有许多精品，如利用翡翠的不同质地和颜色制成了大件的蝈蝈白菜，看来精巧可爱。
陶瓷陈列室中，有从彩陶、殷周灰陶到汉代釉陶的代表品。汉代釉陶中有浮雕狩猎纹的奁、龙纹的仓以及灶、磨、房舍等明器。汉、南北朝、隋唐的陶俑和陶动物俑，神采各异，在制作题材和造型上也有很高的水平。瓷器自晋的青瓷、唐的三采器、宋的名窑和辽、元、明、清的民窑、官窑烧造品都很丰富，其中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钧、官、定和龙泉、耀州窑都有代表品。陈列品中的钧窑洗子，呈玫瑰紫色，鲜艳夺目。另外还有二件汝窑灰蓝色盘更是少见。
书画室中有宋、元、明、清各代名家的作品一百多件。其中以宋代赵孟坚的白描水仙卷最为精采，是国内少见的珍品。明代展品中有戴进、吴伟、周臣、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等名家的真迹，清代有陈洪绶、蓝瑛、朱耷、道济、弘仁、华岩、傅山，清初六大家中的四王和恽寿平等人的作品。书法中有北朝、唐、宋写经，元赵孟頫写经，明、清文徵明、祝允明、王铎、傅山、刘墉等诸家的书法。
工艺品室还陈列了明、清漆器、砂器、竹木、牙雕、砚墨等，其中明、清二代名家的制墨和宋、明、清各代的制砚更为齐全突出。
陈列品的另外一部分是有着丰富多采和独特风格的天津地方民间艺术。这里有著名泥塑艺术家“泥人张”相传四代的作品，也有清中叶到现在的杨柳青木版年画，刘杏林的木雕，刘凤鸣的刻砖，魏元泰的风筝和天津地毯、剪纸等。
（云希正、韩慎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