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月8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深入动员 全面安排 负责到底
文化部一千五百干部心情舒畅去农村
本报讯 文化部所属各单位第一批下放的一千五百多名干部,到6日为止,陆续出发到河北和江苏的农村去劳动锻炼。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陈克寒亲自送这批下放干部下乡。
光荣榜上公布了下放干部的名单以后,群众十分兴奋,大家奔走相告;被批准下放的干部都喜气洋溢,无数决心书和感谢信再次向党保证,到农村以后,他们将克服一切困难,用实际行动回答党对他们的培养和期望。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钱俊瑞写信祝贺这批干部光荣地被批准下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沈雁冰部长的信上写道:“我希望你们珍视这次锻炼的机会:要吃得苦、耐得劳;放下干部的架子,拜农民做老师,好好地向他们学习,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又红又专的好干部。”沈雁冰部长和几位副部长还分别参加了许多单位的话别会,向下放干部讲了话。
这批去农村参加农业劳动的干部中,有处级以上干部六十六人,科级干部二百八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占54%,具有高中到大学毕业文化水平的占57%。下放干部中,有文化部部长助理黄洛峰,办公厅副主任王友唐,电影局副局长高戈,出版局副局长卜明,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汪洋,木刻家古元等。下放干部分七个大队,由二十一个司、局、处级干部带领,分别到河北省唐山专区和江苏省扬州专区七个县的平原或山区农村去。这批下放干部除了自己接受锻炼外,还负有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任务。
为了对这批下放干部负责到底,文化部还选派一批有基层工作经验和政治上比较强的处级以上干部到上述七个县的中共县委会或中共区委会去工作,负责对下放干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文化部干部司和各单位的人事部门也都设有专人负责下放干部的联系工作,并且了解和解决下放干部家属中的一些困难问题。
文化部所属各单位的领导干部经过充分讨论争辩,和部的领导上对于下放干部劳动锻炼的意义的反复阐明,克服了“甩包袱”、“去弱留强”思想。各单位按照“统一安排,全面锻炼”的方针,作了初步规划,在群众自愿报名的基础上选调一批好干部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并且配备了经过锻炼的强的骨干。文化部和各业务局还研究了关于文化艺术业务干部参加劳动锻炼的问题,认为文化艺术业务干部原则上都必须进行劳动锻炼,同时要按照各种艺术业务的特点和各类人员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参加体力劳动的办法。文化部正在制订各类艺术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方案,经有关方面研究讨论后,将发给各艺术业务部门参考。
文化部许多单位以充分发动群众提问题、摆困难、谈思想,根据大家所提出的问题,集中起来展开大辩论,对下放干部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小组会上,群众还根据要求下放干部的具体情况(如对干部下放的认识、工作的安排、思想情况、身体条件、家庭情况,等等)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有些单位还请一些经过自我思想斗争最后提高了认识的同志,现身说法。这些报告对大家有很大启发。有些单位还选择各种有代表性的思想,展开群众性的讨论。经过这种讨论和争辩,许多干部明确了党的干部路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必经道路和这次干部下放的重大意义。他们认识到下乡参加体力劳动,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是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一项有效措施;知识分子经过劳动锻炼,把思想改造好,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使业务工作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业务才能迅速提高,他们才能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又红又专的文化干部。小组会上,群众也讨论了下放干部的困难问题,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有人提出组织互助组照顾下放干部的孩子,有人自愿把下放干部的孩子领到自己家里,有人把布票送给下放干部做棉衣。通过群众的互助,下放干部的一些实际困难问题得到了解决。
这批下放干部临走以前又学习了有关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文件,讨论了“下放农村干部公约”,各单位的领导同志又一一分别找他们谈话,征求他们的意见,留在机关工作的干部也表示一定要把下放干部留下来的工作很好地担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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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使下放干部高兴而去各得其所
广东省委提出作好思想和组织工作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7日电中共广东省委于2日下午集会,专门研究了省级机关干部下放的情况。会议认为省级机关干部下放的报名热潮形成了。但是,报名运动进行得很快,大家的思想准备不很充分,领导上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一时来不及紧紧跟上去,因此,许多机关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坚决地要求下放的是少数,坚决地拒绝下放的更是极少数。相当多数的人都是随大流的,动摇的。他们碰到一股报名之风,不报名,不甘心;报了名,又顾虑重重,拿不定主意。他们愿意下去和工农相结合,可是又怕当一辈子农民和工人,愿意下去锻炼自己,但是又怕农村苦,怕受不了。现在,这一批人动摇的很厉害,最需要党的指导与帮助。
省委会议考虑了这一情况,认为各机关的领导干部,当前首先应该对这些人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真正地弄通思想,真正地懂得干部下放的政治意义,等到领导一旦批准,就能够高高兴兴的下去。省委认为,“全面锻炼”和“批下放”,是我们下放干部的一个完整的方针和做法。下放以后,一部分人将在农村工厂长期落户,变成工人和农民;一部分将变成基层干部;一部分经过锻炼以后,将会回到领导机关,成为优秀的干部。当然,这样做的时候,无论锻炼几年也好,长期当工人农民也好,生活上、工作上,都要经历巨大的转变。这是一种革命。多数干部经过深刻的反右派斗争教育后,是会懂得这个转变的历史意义的,懂得对革命,对他们自己的好处的,他们踊跃报名,就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动摇,正说明了这个转变的不易。我们党永远相信群众的多数。党目前的责任只在于细心地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具体做法上,可多采用小组座谈会和个别谈话的形式,由领导干部亲自主持,用热情的态度,发动大家具体地摆思想,摆困难。思想问题,用说服方法去解决。困难问题,凡属合理的,领导机关一定要尽力解决,譬如下放时分配的工作,可适当地照顾本人原有的技能,照顾身体,照顾夫妇生活等等。
省委会议还研究了下放干部的组织安排问题,要求做到对所有下放干部,尽力安排得当,各得其所。除各专区各县的下放干部,由各专区各县自行安置外,需要由省领导机关统一安排的约四万人。下放干部,将采用集中下放的办法,组织成队伍,有骨干带领,下放到一个县去,甚至几个农业社去。至于下放干部的政治待遇、物质待遇等等具体问题,省委和省人委也正根据中央指示,准备迅速地拟订一个具体办法。
解决下放干部的思想顾虑和具体困难问题,都要求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能够对下放干部负责到底。省委要求每一个下放干部下放以前,能有领导干部至少跟他做一次长时间的、恳切的谈心。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拿出足够的精力进行这一工作,任何松懈,都是不许可的。更要防止“推出去”、“一推了之”的绝对错误的想法和做法。做法上,省领导机关可在1月20日前集中全力,抓好干部下放的工作,解除下放干部的思想顾虑和具体困难,确定下放名单,派出先遣人员去下放地区设营联络。20日后,开始陆续组织干部下放。厅、局长级以上的下放干部,多是到下级机关负责领导工作,他们的下放不能推迟到春节,以免耽误春耕。省委还要求各整风领导机构能够迅速配齐干部,好加强干部下放的领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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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再是车间的“陌生人”
——沈阳矿山机器厂干部下放车间以后
本报记者 金雨困
沈阳矿山机器厂是辽宁地区紧缩机构下放干部最早的企业之一。这个厂的紧缩机构工作已告一段落,二百二十四名干部(其中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毕业的技术员九十六名),已下放到车间参加劳动生产。人们关心的是,这批干部走上新的岗位以后的表现如何?和老师傅和工人的相处是否融洽?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
我访问了这个厂的一些车间主任、工长和老工人,得到的回答是令人满意的。
尊重师傅 吃苦耐劳
他们告诉我,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下放到车间以后,较普遍的表现是精神饱满,放得下架子,对老师傅非常虚心,和青年工人也相处得很融洽。二车间工长王明礼说:当设计科俄文翻译周政到大立车床当学徒时,我心想:这个大学生是否真能干活?谁知他一来,就比谁也不怕累,不嫌脏,手里老拿个棉纱球在擦机床,整天没有闲着的时候,把机床擦得光亮,把地打扫得很干净。一到下班师傅要洗手,他就抢着把水打来。师傅要吃药,他就把热开水送到面前。师傅觉得他是大学生,天天给自己打水洗手实在过意不去,就提出大家轮流打水;但是周政坚持由他打。有一次,他发现师傅在打扫一大堆铁屑,就马上把铁铲抢过来。这事,使得师傅非常感动,以后逢人就说:摊到这样的徒弟实在太幸福!
另一个受到师傅称赞的是铸钢车间的翻砂徒工张忠,原财务科主任会计员,厂里的先进生产者。下放干部时,他要求到最脏最累的地方。他说:我虽是一个大学生,但在生产上还是一个“文盲”。因此他在下放到铸钢车间以后,能够虚心地向别人学习,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很主动。师傅刚划完线,要开始实际操作,他就把榔头、勺子等工具准备停当;师傅一干完活,他就把工地清理好了。遇有酸味、臭味的东西,他一点不嫌,括砂、椿箱等最累的活,他争着干。这个车间的主任和工长都说:这批下放干部,就像我们一、二十年前当学徒时那样,能吃苦,能耐劳!
铸钢车间有个技术员叫杜新百,过去特别爱干净,大小便都要跑到厂部去,因为他嫌车间的厕所不卫生。这次,他到电炉上去当学徒,掏炉包、推炉渣,整天脸上闹得漆黑,脏汗一道一道地流。他不但不嫌脏,而且干得还很愉快。工人们都感动地说:“过去说知识分子能讲不能干,怕脏又怕累,现在这种看法应该有所改变了。”
车间风气改变 徒工受到教育
这批干部下放参加劳动后,车间的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给老师傅的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过去许多徒工都很骄傲,不尊重老师傅。特别是去年入厂的学徒,自以为有点文化,就不把师傅放在眼里。开始时,还勉强叫声师傅,以后就叫老张、老李,再以后更是王麻子、武大郎乱叫一气。例如,铸钢车间的徒工王百成,是个初中学生。刚来时,他还说要向师傅学习,以后就变成“互相学习”,再以后更索性说师傅是“老文盲”,“没有什么可学习的”。师傅叫他干活,他到外边睡觉。二车间的徒工高希斌,认为在小插床干活没有出息。师傅叫他干活,他不干;师傅叫他扫地,他说你扫几遍,我也扫几遍,师傅对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是,这次干部下放,徒工一看许多人都是些大学生,下来也跟他们一样当个小学徒,而且从不挑肥拣瘦,扫地打水都来,累的脏的活还争着干,对师傅还特别虚心。这就使原来的徒工受了很大的教育,他们也都老老实实地干活和学习了。徒工王百成这样说:“下放干部的文化高、技术强,可是还说自己在生产上是‘文盲’,对老师傅非常尊重。过去我说师傅是‘老文盲’,这回一比较,我才是真正的‘文盲’呢?再不虚心学习,真要毁了自己!”徒工高希斌也主动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保证今后尊重师傅,好好地向师傅学习。
另一个显著的变化是,车间里更加文明和卫生了。二车间工长于长增告诉我:自从干部下到车间以后,机器设备都亮了起来,环境卫生也好了。过去,新机床往往几个月也不擦一遍,甚至因油腻太多而弄得摇把都摇不动。现在因为天天擦,机床都亮光光的;而且因为部件都放置得很整齐,交通道也像个交通道了。他指着一个地方对我说:过去这个交通道上,部件到处乱放,连走路都没法走。现在部件放得一溜一溜的,交通道也就显得比较宽敞,不但好走路,而且工作起来也方便得多了。
理论联系实际 解决技术问题
在访问中,许多车间主任和工长还对我说,由于下放干部都有一定的文化技术理论知识,在接触实际以后,已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老师傅一起研究解决了一些生产上的关键问题,对他们的工作很有帮助。装配车间徒工姜述祖(原教育科技术员)和师傅单继山一起,改进了试验五十公尺大罐的活具。徒工刘若飞(原工艺科工艺员)改进了刻度板的加工方法,加工一个由三十分钟降到十八分钟,并且减轻了劳动强度。铸钢车间吕主任对我说:由于过去没有技术人员跟班生产,电炉上发生了技术问题,不能及时找出原因,使生产受损失。这次,有五名技术员到电炉上当学徒,班班都有技术员参加操作,技术问题也就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前几天,一炉钢水发生蜂窝现象,三个班的技术员(徒工)和老工人,就一起研究解决了这个问题。
被访问的同志还谈到,过去,由于科室人员缺乏实际操作经验,他们制订的技术文件往往脱离实际。这些人下来以后,成了科室联系实际的桥梁。例如,工艺科工艺员刘若飞下车间后,就发现煤气发生炉钟罩的工艺文件上的精度要求过严。设计和工艺部门接受他的意见,对精度要求作了修改,不仅减轻了工人操作的繁重程度,而且使加工工时由二十小时减到十二小时。铸钢车间吕主任说:“再有半年时间,这批下放干部掌握了实际操作技术以后,就会成为推广新技术和合理化建议的骨干,将对车间的生产发生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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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想尽一切办法号召群众鸣深放透
安阳县委用革命精神领导整风
本报讯 中共安阳县委在整风运动中,以革命的精神、战斗的姿态,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积极主动地领导大放大鸣,一个高潮紧接一个高潮,目前运动正向深入发展。
在1957年12月16日,安阳县召开的县、区、乡、社四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县委运用和通过大字报、写信、意见箱、个别谈心、小组会、座谈会、自由讲坛、大会鸣放等形式,使大家有充分的机会畅所欲言,鸣足鸣够,放完放透。从大会会场到每个机关的角落里,都可以见到多种多样的鸣放形式。截至去年12月30日统计,参加整风的二千二百五十五人,在鸣放中提意见的占总人数的98%,共提意见五万八千九百八十一条(每人平均达二十六条以上),写大字报二万六千三百七十七张。
整风开始,县委为了消除大家在鸣放中的思想顾虑,县委书记冯志诚和其他领导同志,都主动地在不同会议上诚恳地、三番五次地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有些县委委员还带头参加了鸣放。各单位的党、团组织也一再号召党、团员要带头烧掉三个坏主义。因此,大大地激发了群众鸣放的积极性。辛店乡的干部对鸣放原来有些思想顾虑,何清明写好的三张大字报迟疑不贴,经过以上的事实教育后,立即把他写好的大字报张贴了出来。
但是,当运动初步形成鸣放高潮后,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差不多”了。根据这一情况,县委书记冯志诚同志及时召开了县委会议,除对前一段运动发展趋势和取得的成绩作了正确的估价外,他强调指出,群众还远没有鸣深放透,决不能满足于大字报的张数和意见的条数。从鸣放内容上看,大都是关于干部福利、领导作风等方面的一些意见,而且挖的不深不透;对于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如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政法、财贸、文教、卫生等方面问题的意见鸣放还很少。通过分析研究情况,大家并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批判了以“差不多”作借口来掩饰怕“引火烧身”的思想实质后,一致认为这种错误思想对党的事业和个人进步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此一致表示要“引火烧身”,痛挖三个坏主义。
会后,县委委员分头到落后的机关、单位加强具体领导,组织新的鸣放高潮;对少数尚未鸣足放透的干部,县委分工和他们个别谈心,解除思想顾虑;同时除继续号召运用大字报等多种多样形式进行鸣放外,并组织了专题鸣放,如干部政策、农业生产、基本建设、政法工作等,使问题集中,鸣放透彻。
为了及时听取大家的意见,痛挖三个坏主义,县委书记冯志诚和其他县委委员天天到各机关和大会会场看大字报,往往到深夜还不休息。对于马上能够解决的问题,及时地进行了研究解决,例如有的干部批评县服务局购买一批仔猪在水冶镇仔猪厂饲养,因缺乏防寒设备和管理不善,曾发生冻死小猪现象,使国家财产受到了损失,要求县委及时检查处理。县委马上决定由该局派人进行检查,并拨款进行了猪厩修缮,加强了防寒设备,群众十分满意。县委对于办不到的事情不空口许愿,号召大家继续鸣放。在县直属机关鸣放高潮的同时,县委又集中了两千多中小学教员进行大鸣大放,县委派了十个县委委员参加教师鸣放,加强具体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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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购的时间快 认购的款额多
解放军官兵踊跃认购公债
新华社7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开始踊跃认购1958年国家经济建设公债。许多单位在这次认购中的共同特点是:认购的时间快、人数多、款额比往年增多。
总后勤部各单位在新年前夕开始认购后,据八个单位的统计,平均已超过计划认购数字43%。许多军官由于安置家属还乡生产和取消了多子女补助费,经济上不如过去宽裕,但是为了支援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仍然踊跃参加认购。油料部官兵在十多分钟内就超额72%认购完毕,大多数人的认购数字都比去年增多。驻济南地区某部队的政治委员赵文彬有六个孩子,多子女补助费取消后,收入减少了许多,但他仔细计算了自己的收支情况后,还是认购了一百五十元。在他的影响下,这个部队有92%的官兵都购买了公债,三天中认购的数字就超过去年实购数63%以上。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觉悟普遍提高的广大士兵和职工们,今年认购公债很踊跃。某部认购的八千五百多元公债中,就有近三千元是士兵认购的。某部有一位家在灾区的列兵王洪振开始认购十元,经领导上劝他不购或少购后仍然坚持认购了三元;这支部队的九名炊事员也认购了二十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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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德尔王太子离武汉经天津到沈阳
新华社武汉7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和随行人员,今天上午九时在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等陪同下,乘专机离开武汉去沈阳。
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副省长李明灏,武汉市市长刘惠农、驻军首长潘寿才等多人到机场送行。
新华社天津7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由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从武汉乘专机在今天中午十二时二十分到达天津。
贵宾们下飞机后,受到天津市市长黄火青,副市长周叔弢、杨亦周、张国藩,政协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吴砚农,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津部队首长方之中少将和天津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欢迎。
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由黄火青市长等陪同,在机场餐厅共进午餐。
下午二时十五分,贵宾们由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由天津飞往沈阳。
新华社沈阳7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由我国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今天下午乘专机到达沈阳。
到机场欢迎的,有辽宁省省长杜者蘅、沈阳驻军首长邓华上将、沈阳市市长刘宝田以及辽宁省和沈阳市各界人士两千多人。
朝鲜驻沈阳总领事金龙彬和领事馆人员也到机场欢迎。
当贵宾们的专机飞到飘扬着中国也门两国国旗的沈阳东塔机场上空时,机场上的欢迎群众纷纷挥动花束和彩旗,锣鼓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巴德尔王太子和随行人员下飞机后,接受了少先队员们的献花,并且同前来欢迎他们的辽宁省和沈阳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一一握手见面。巴德尔王太子穿过欢迎的人群时,群众热情地高呼欢迎口号,女青年们不断向贵宾们献花。巴德尔王太子也频频挥手向欢迎的群众致意。
晚上,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出席了辽宁省省长杜者蘅举行的宴会。宴会结束后,贵宾们出席了电影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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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捷克斯洛伐克教育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7日讯 以斯洛伐克教育和文化部副部长扬·科托奇为首的捷克斯洛伐克教育代表团今天上午乘飞机离开北京回国。
教育部副部长韦悫、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白利德前往机场送行。
代表团是1957年11月25日到达北京的,代表们在我国期间,曾先后到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城市,考察了我国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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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斯拉夫三个艺术家到北京
新华社7日讯 根据中南文化合作协定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南斯拉夫小提琴家卡罗·卢佩尔,钢琴家马立扬·里波夫赛克,黑管家布鲁诺·布鲁恩,6日乘飞机到达北京。他们10日将在北京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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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鲍惠尔的辩护律师威林抵广州
新华社广州7日电 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的辩护律师威林先生昨天由香港到达广州,并将前往北京。
美国当局在一年半以前以“煽动叛乱”罪对鲍惠尔提出了控诉,因为他曾经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密勒氏评论报上报道和指责美国进行侵略战争和细菌战等罪行。以同样“罪名”被控诉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前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舒曼。
审理鲍惠尔案件的美国旧金山法院曾在1957年9月3日致函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要求予以司法协助。由于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没有关于司法协助的协议,中国司法部不得不把“司法协助请求书”退回美国法院。1957年12月12日在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代表王炳南大使曾建议中美两国政府举行谈判,以便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就司法协助问题达成协议。但是,美国方面拒绝了这个建议。
威林先生是在美国政府拒绝就司法协助问题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情形下来到中国的。因此,据悉中国法院将无法主持他会见中国证人和搜集证据的事。威林到北京后,将与鲍惠尔的朋友、声援鲍惠尔委员会副主席唐明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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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犯人的亲属四人到达广州
新华社广州7日电 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而被中国政府判刑监禁的美国犯人唐奈、费克图和雷德蒙的亲属昨天从香港到达广州。他们将分别前往北京和上海探望这些在押的美国犯人。
美犯唐奈的母亲玛丽·唐奈和他的弟弟威廉·唐奈,美犯费克图的母亲杰茜·费克图,和美犯雷德蒙的母亲露思·雷德蒙等四人是昨天上午由深圳入境的。
美犯亲属入境后,得到了中国红十字会人员的协助。
应该指出,中国政府出于人道考虑,早在1955年1月就表示同意让美犯的亲属前来中国探亲,但是美国政府一直禁止他们前来。直到1957年12月6日美国国务院在美国舆论的压力下才宣布允许美犯的直系亲属来中国探亲。
美国间谍约翰·托马斯·唐奈因为积极搜罗、训练和派遣特务分子乘用飞机空投中国境内进行破坏活动,并且亲自乘飞机潜入中国实施罪恶活动,于1954年11月23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无期徒刑。
美国间谍理查德·乔治·费克图协助唐奈乘飞机侵入中国境内,进行间谍特务活动,于1954年11月23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判处徒刑二十年。
美国间谍雷德蒙受美国政府间谍机关派遣,潜伏在中国境内组织间谍组织,刺探我国家机密,私藏军火,于1954年9月12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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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发给威林等人的护照上有敌视我国辞句
我边防检查站不接受美方护照另行发给签证
新华社广州7日电 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惠尔的辩护律师威林先生昨天下午从深圳入境时向我国边防检查站的负责官员缴验了他的护照。美国国务院在威林先生的护照上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为“在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各部分”。中国官员当即向持照人指出:美国政府在护照上的这种写法,是敌视中国的行为。这种护照是不能接受的。他说,但是,考虑到这不是持照人的过错,为了体谅威林先生远道前来,我们特予通融,发给另纸签证,准予入境。
又讯,在同威林先生同日入境的美犯家属的护照上,同样注有敌视中国的词句。中国边防检查站负责官员也曾向他们作了上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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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数民族地区
不喂一粒米
生猪大又肥贵州省安顺县华严农业社饲养员们,喂养的六十头小猪,不用一粒粮食,改用代饲料——浮萍、葫萝卜叶、南瓜、谷糠、麦麸、酒糟等,经半年时间的混合配喂,现在全部小猪已喂得又大又肥。
冯济源摄(新华社稿)
卖余粮的苗族女社员
获得丰收的贵州省龙里县莲花农业社全体社员积极卖余粮,支持社会主义建设。社的生产队员苗族女青年李银秀,也把节约下来的粮食高高兴兴地去卖给国家。
南沙摄(新华社稿)
一片薄叶传深情
在广西,僮族青年男女善吹树叶。一叶接唇,就能够吹出各种美妙的民歌,音调悠扬悦耳,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有时僮族姑娘们也常吹树叶来传达爱情。
新华社记者 何国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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