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蝶恋花
（赠李淑一）
毛泽东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编者注〕这首词是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5月11日写给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同志的。词中“柳”是指李淑一同志的爱人柳直荀烈士，他是毛泽东同志的老战友，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湖南省政府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参加过南昌起义，1933年9月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骄杨”是指杨开慧烈士。她在1930年红军退出长沙后，为反动派何键杀害。她是李淑一同志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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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
张韵斐
孩子从三岁起，就要注意教他养成独立的生活能力。例如，培养他逐渐学会梳头、洗脸、刷牙和嗽口；睡觉的时候，要让孩子自己脱衣服，再把衣服折起来、放好；早晨起床，让孩子自己穿衣服、铺床；孩子自己的东西，也让他养成自己管理的习惯。
有不少父母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他们觉得孩子小不会做，或者嫌孩子做起来又笨、又慢、又做不好，还不如妈妈代替做来得痛快。在这些父母的培养下，使得孩子们养成了依赖性，缺乏独立的生活能力。
我们知道孩子只有在洗脸、穿衣服、铺床等实际练习中，才能使自己的动作由笨手笨脚变得利索，智力也随着得到发展。比如，在穿衣服的时候，孩子就要注意辨别反、正面；注意怎样才能对准扣眼，把扣子扣进去；怎样才不致于把两条腿穿到一条裤腿里去。这一切都需要孩子的观察、比较和思考。当孩子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完以后，就会感到愉快、满足，逐渐养成一种乐观向上的性格。像梳洗、穿衣服，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动作，但是如果大人耐心地帮助他，相信他，他产生了信心，就慢慢地把事情做好了。
三岁的小明，有一次，她的妈妈急着要上班，看到小女儿还正在一本正经地扣大衣扣子，就急着替她扣好了。可是她很不高兴，叽哩咕噜地说：“谁要你给我扣扣子，我不是快扣进去了吗？”说完，就把妈妈替他扣好的扣子解开，重新再来，一直等到她自己又扣好了，小脸上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自然，孩子在学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一下就能做好的，但是当这些动作形成习惯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到那时候，孩子每天早晨起床之后，他就会按部就班地自己穿好衣服、洗脸、刷牙、梳头、铺床，一点不必成人在旁边提醒他、督促他，他一件一件地做，很有秩序，也不费力。
要养成孩子的好习惯，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坚持不断地练习。不要从大人的情绪出发，高兴了就让他做；不高兴了，就不让他做。要孩子做事的时候，不要板着面孔，硬逼着孩子做，应该非常和蔼地讲给他这件事情应该怎样做。最初，孩子不会做的时候，要耐心教他，有进步就要夸奖他、鼓励他。
家里的大人，向孩子提的要求要一致。如果妈妈要孩子铺床，爸爸表示铺不铺都无所谓；奶奶呢，又嫌孙子还小，不会铺，过来代替孙子铺了。各人对孩子的要求不一样，自然，孩子就无法养成好习惯。
除了周围成人都坚持一致的要求以外，成人的以身作则，对儿童好习惯的养成，也有很大影响。当我的大女儿五岁的时候，常常忘记铺床。有一天我对她说：“你别的都记得住，怎么总是忘了铺床？”她毫不犹豫地说：“爸爸的床，自己总也不铺，你怎么不说他？”后来爸爸铺了，大女儿也就不必提醒就去做了。
教孩子做事要耐心、要讲究方法。开始教给他做的时候，要一边做给孩子看，一边告诉孩子，这样孩子学起来就容易。如果孩子做不好，千万不要指责他说：“你瞧，多容易的事，怎么总也学不会，没见过这么笨手笨脚的。”“走开，看你铺了半天床还铺不好。”这样会使孩子丧失信心，不敢再试着做。
对于不同年龄的孩子，要求也要不同。对三、四岁的孩子来说，铺床、刷牙都是他做不到的，但他可以学洗手、洗脸、穿脱衣服；在开始的时候，大人得帮助他。但是在帮助他的时候，不要让他感到自己无能，而要他感到主要是自己做的，妈妈只是帮了一下忙。对五岁的孩子，就可以逐步教会他刷牙、铺床、系鞋带等等。对六岁的孩子来说，铺床、刷牙、刷鞋，整理抽屉，自己完全能做得到，而且还可以要求他做得快，做得好。
培养孩子逐渐养成独立的生活能力，这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孩子的智力发展，对孩子整洁习惯的养成，对孩子自信心的培养，对孩子乐观向上性格的形成，都有很大关系。家长们应该鼓励自己的孩子，凡是他自己能做的事，就让他自己去做，并且让他把已经学会的事情巩固下来，形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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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个人主义与癌
张光年
癌——人类健康最危险的敌人。我从前不知道它的厉害。最近两三年间，几位可尊敬的朋友，接二连三地被这个敌人打倒了。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惜。这个敌人在身体内部潜藏很深，也能潜藏很久，能够很狡猾地躲过现代医学的诊断。病人长期间不知道自己体内埋藏着这个致命的毒素。大夫诊断出来，也不忍直接告诉他。等到他自己发现而又将信将疑的时候，那病毒早已深入膏肓，在身体的要害部门恶性地发展起来，虽有名医，也无所措手了。
在最近的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危险的敌人，它的名字叫个人主义。这是一种极其卑污的自私病。像癌一样，它潜藏在一些人心灵的深处；比起癌来，它更要危险和可怕得多。因为患病的人，对自己的毛病不是毫无自觉；周围的人，也不是没有指出他的病象；而患者讳病忌医，就使病情越变越沉重起来。有些年青人染上了这种病，拒绝医疗，一发而不可收拾。有些病人在革命队伍里混了二三十年，却总是隐瞒自己的病情，没有痛下针砭的决心，这病毒恶性发展的结果，竟使他丧心病狂，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狂人。癌的毒瘤，破坏的是一个人的机体组织；而个人主义的癌，在毁坏了一个人政治生命的同时，还给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一个朋友患了癌症，永远引起我们的痛惜。一个人身上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恶性瘤发作了，却只能引起我们的痛恨。
据说，个人主义在反封建斗争中，曾经有过光荣的历史。听到这说法已经很久了，到底还不能使人完全信服。外国如何，我们知道的不多。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反抗封建压迫、追求个性解放的因素是长期存在的。近百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仁人志士更是前仆后继。但这些仁人志士其所以赢得人民的敬爱，却首先因为他们是忧国忧民、公而忘私的人。他们的世界观虽然说不上是集体主义的，但和那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却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不否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冲毁封建制度的藩篱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的这点好名声，同时也是以劳动人民的被榨取、被欺凌作为代价的。个人主义在我国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显然是被过分地夸大了。
在我国条件下，甚至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不要说是思想上的任务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都是无能为力的；只有等到工人阶级起来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把长期压在人民身上的大山推倒了。而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携手合作、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烧香拜把的例子，我们倒是看得不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甚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已经暴露出它的反动身分了。抗日战争后期，罗隆基、曾昭抡之流打起“民主个人主义”的招牌，从事反苏反共的活动，胡风集团揭起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旗帜，干出反马克思主义和反人民的勾当，这些事我们还没有忘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个人主义成为彻头彻尾的毒草；在一个革命者身上潜伏的个人主义毒素，成为可怕的癌细胞，发展起来成为致命的绝症；那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我暂且不说那些浑身浸透了个人主义毒汁的人。就是这些人，在新社会也可以找到消毒去病的一切方便条件，只看他有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我要说的是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身上的个人主义毒素。说它是头脑中的私有制，是再恰当不过的。这是从剥削阶级那里带来的一种怪毛病：总是眼睛睁得尖尖的，要名，要利，要权，要很高的享受；总是手伸得长长的，想争，想夺，想偷，想抢不该属于他的东西。头脑中的这些极端卑鄙的要求，在旧社会可能受到鼓励，在新社会是会受到指责的。潜藏很深的个人主义，因此就和旧制度挂了钩，和新制度结了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子，埋在这里。个人主义有一分，这一分就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格格不入。个人主义有十分，就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十分格格不入。个人主义在一个人身上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在集体生活中处处“不自由”，“个性”受压抑，按照阶级斗争的规律，他就要斗“争”，要“反抗”，要“个性解放”，要“杀身成仁”。个人主义得到恶性的发展，正像癌症到了迸发期，他就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猛烈地冲突起来，干下了一切恶事。
病人身上的癌，如果发现得早，是有办法医治的。怕就怕在不能及早地发现它。而个人主义的癌，不管潜藏得多么深，患者多少是有些自知之明的。要是你肯于大胆地暴露它，别人指出病象的时候敢于正视它，并且依靠集体的帮助决心消除它，那么，逢凶化吉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我们集体生活的好处也表现在这里：它讲究的是互助互爱，治病救人。病根一除，头脑中的私有制没有了，主观的东西和客观发展的规律趋于一致，这时候才能体会到跳下病床之后的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个性解放。千万不要听信了右派分子徐懋庸的欺骗；他主张对思想上的病症保持“乐观的镇静”，所谓“置生死于度外”，让它自由发展到昏迷不醒的“极期”，据说这样“会得一直往右，也可以回头向左”！因此他要我们在右派进攻的面前“也要镇静，不要因为患者发烧太猛而就陷于绝望”（见徐懋庸作“极期”一文）。但徐懋庸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癌症，就是因为不肯动手术，经过几次“极期”，只见其“一直往右”，未见其“回头向左”，在不久以前的一次极端疯狂的“极期”中，全身癌毒一齐迸发起来，成为不肯回头的右派分子。徐懋庸的“极期”论骗不了别人，却害了他自己。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
新年试笔，并以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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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大家谈
从争买旧棉衣谈起
冶金工业部 杨直夫
部里为了照顾我们下乡同志，特去订购了一批旧棉衣。大家闻讯争购，人多衣少，旧棉衣简直成了珍宝。小刘晚来了一步，没买到手，望着旧棉衣失望地长叹了一声：“唉，这些旧棉衣过去奉送给我，我也不要……”
小刘说出了实话，同时也谈出了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近年来的生活变化。就以我来说吧，记得我在中学时还能穿些粗布衣服，吃些粗茶淡饭，但是考入大学后，就觉得再穿那些旧衣服似乎有些寒酸，总想买些学生蓝、华达呢之类的新衣来装装门面。毕业后分配来北京作翻译工作，那时总以为要经常与专家接触，穿得旧了有碍观瞻，曾把第一个月的全部工资都买了衣服。后来，又买了一条呢子裤，但仍未遂心愿，自怨如果我没有家庭负担的话，手表、自行车、料子服、缎子被恐怕早已样样齐全了。……
这些已足够说明我这几年来贪图享受、羡慕虚荣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日益滋长。现在党号召我们下乡劳动锻炼，彻底改造自己，这对于我真是一服适时的清凉剂。我荣幸地被批准第一批下乡。这几天我忙于整理行装，翻开了压在箱底多年的旧衣服，观感与从前迥然不同，件件旧衣似乎在向着我闪闪发光。穿起来不仅暖和，而且觉得亲切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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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谈“丽人行”的演出
凤子
十年前我在上海看过“丽人行”的演出，今天在北京重看“丽人行”，却像第一次看一个新戏上演一般，感到那样的新鲜，整个的演出那样的吸引着我。
田汉同志的作品有他的特点，感情充沛，爱憎分明。“丽人行”如此，“名优之死”如此，其他有些作品亦复如此。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丽人行”，从演出来看，从导演、演员、舞台工作的艺术创造的成果来看，在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在表达作品的主题和意境方面，是有其独到的创造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大胆运用了新的表现形式，在舞台设计方面，以幻灯代替了景片。这个尝试，运用在这个场次较多、人物线索较复杂、所要表现的社会背景方面较为广泛的戏里，是非常谐调的。这个尝试使得“丽人行”演出形式更其活泼，演出时间也更紧凑了。
田汉同志是熟悉戏曲的表现形式的，话剧如何继承并发扬民族形式这个问题尚待探索，“丽人行”虽然作者是运用活报的形式来写的，不可否认的，“丽人行”体现了作者学习戏曲形式的表现方法的意图。当然，多场次的话剧的演出，其方式应该不拘于一格。青年艺术剧院这次的演出，提供了新的做法，丰富了我们的舞台艺术。我们的舞台，过去一度的曾经过于局限于“生活的真实”，实际上被局限的是艺术家们的创造力（也包括舞台设计艺术家在内），被局限的是观众的想像力。
青年艺术剧院演出的“丽人行”，某些场次有些调动和改动，从演出效果来看，有些改动是必要的。例如第三场倒为第一场，即金妹被侮辱后紧接着是党的地下工作者如何策划着对敌斗争，这样改动更显出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力量。又如结尾两场合并为一场，第二十场插入二十一场，不止是使人感到紧凑而已，同时使得金妹这个人物的线索，首尾衔接起来。更值得重视的是全剧的结尾，导演运用了群众场面，将剧中时间延长了一年，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一天。这一年的这一天，凡是经历过八年抗战的中国人，都忘不了这一天的狂欢和辛酸交织的心情，上海是不是也如此呢？上海人民可能不可能也如此狂欢地来庆祝呢？问题不在可能与否。这狂欢是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上海人民也不会例外，也不应例外。所谓生活的真实，在这个问题上，其真实的出发点应在此。导演在这些地方发挥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也表现出在艺术创造上的才华，这样的处理，是得到观众们的拥护的。
关于周凡这个人物，看来导演也作了一些删动，有些地方似乎更干净一些，如第十七场（这场删去了房东、小毛头）。不过，整个说来，这个人物的线索还是不够清楚。由于他对新群“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几乎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剧本规定的这样一个人物，在舞台上却是不够鲜明的。新群几次同刘大哥谈到周凡，周凡究竟是什么问题，从台词动作来要求，就感到交代的不够。观众很难看出由于他跟踪新群，使得章玉良被捕，由于他跟踪新群，使得整个组织遭到破坏。观众也难看出他到底是特务的目的物，还是个已经叛变成为特务的鹰犬的变节者？一直到第十七场，他以身命同特务拼了，掩护了组织，观众也还难肯定他是否是在政治上堕落了又以身赎罪。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周凡这个人物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的。关于这个人物一些细节穿插需要线索分明些。
三位女主角演的都很感人，路曦同志扮演的梁若英是成功的。在监狱里两场戏，和出狱后在咖啡馆里的一场戏，相当深刻的暴露了若英这一类型人物的“灵魂深处”。留恋舒适的生活，精神上、物质上都不太能经受熬炼。演员并未有意的批判这个人物，也并未故意争取观众的同情，分寸掌握恰到好处。饰演新群的刘燕生同志，形象极好，只是需要再沉着一些。李筠同志的金妹应是最能获得观众同情的角色了，演员也创造了一个简单纯朴的女工形象。小演员是最难处理的，贝贝已是十二岁的女孩子，而且她常说一些大人话。孩子们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小孩，因此语调不必要装的更幼小，那末可能听来会更自然，会得到观众更多的同情的吧。
为了纪念话剧运动五十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和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先后排演了田汉同志、欧阳予倩同志的作品，很短的时间内，能看到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多么难得的事！假如能再排演田汉同志早期的作品，不止是帮助了观众和读者们更好地理解作家，从而也可以通过作家（当然不止田汉同志一位）不同时期的作品来看话剧运动五十年的发展，这将是有兴趣研究中国话剧史的同志们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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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再谈收音机
天明
收音机给人们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丰富的内容呵！难怪许多人都想买一部收音机呢。但是，当你跨进了无线电行的大门，看到各种各样、五光十色的收音机时，却不知道究竟买什么样的收音机好？这里，我们介绍一下一般常见的收音机的性能：
（一）交流三灯机。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收音机，有303型和103型两种。用这种收音机的时候，要加上天地线，才能收听到五百里以内各电台的广播。它的音量不大，音调也不大清晰、柔和，但价格较便宜，六十多元就可买一部。
（二）交流四灯机。目前商店出售的，有北京牌交流四灯机，这是仿照苏联莫斯科人牌收音机制成的。它的特点是小巧玲珑。虽然它只有四个灯，但是其中有一只电子管兼有两种功用，所以相当于一只五灯机。当然，从使用的效果看，它要比五灯机差一些。这种收音机的价格约九十多元，仅仅是五灯机价格的一半。
（三）交流五灯机。种类很多，有南京产的熊猫牌505型、504型，上海产的155型、552型、156型，北京产的101型等多种。505和504型有时也叫做红星牌，它们都是胶木外壳。其余的都是木箱。熊猫牌和504型这两种收音机不但是国内市场上的宠儿，而且还远销国外，受到华侨们的欢迎和国际友人的好评。五灯机的价格大约在一百四十元到一百八十元之间。
（四）交流六灯机。目前只有上海牌一种，是汉口的产品。这是一种较大型的收音机。它的特点是外观富丽堂皇，声调柔和动听。价格为二百一十元。
（五）交流七灯机。东方红牌七灯机是汉口的产品，外形和大小与上海牌相似。但比上海牌多了一只调节指示器（俗称电眼）。它和上海牌都是国内外著名的产品，常被当作国际间馈赠的礼物。
另外还有四灯和五灯直流收音机。这里不详细谈。
一般四灯以上的收音机都有中波、短波等波段，在晚间不用天地线也可以收听国内外电台的播音。在北京，我们打开一部五灯机，下午六点以后，用中波段（即广播段）就可以收到河南、山西、广东、上海、内蒙古、日本、朝鲜等地电台的广播。用短波段可以收到日本、朝鲜、苏联、印度……等国外播音。
一般说来，一部新的收音机在一两年内是不大容易损坏的。购买时每部收音机都附有一本说明书，最好先把使用法看个明白，然后再用。一般应当注意：一、不要使收音机过热。冬天可连续使用约五、六小时，夏天最好不要超过二至三小时。二、收听时不要时开时关。三、旋转各个旋钮时，不要用猛力。四、不要猛烈地振动收音机。五、收音机要放在干燥但温度不高和日光不常照到的地方。六、有天地线的收音机，在雷雨时不要收听，并把天地线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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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小常识
哪样的毛巾好？怎样使毛巾耐用？
好的毛巾不仅色泽光洁、柔软、吸水力大，而且结实耐用。怎样识别毛巾的好坏呢？
我们可以根据毛巾所用的棉纱和毛巾的织法来鉴别：
织毛巾用的棉纱，有熟纱和生纱两种。熟纱的比生纱的好。熟纱是用碱水煮过，脱除了棉脂和杂质，再上了浆的，所以这种纱织成的毛巾既好看又耐用。我们买毛巾的时候用手摸一摸，凡是光洁柔软的，就是熟纱的，凡是僵硬扎手的，就是生纱的。也可以用一杯清水从高处慢慢滴到毛巾上，如果水珠马上被吸收，就是熟纱毛巾；如果水珠浮在上面，逐渐被吸收的，就是生纱毛巾。
选购毛巾的时候，还要注意毛圈的多少。毛圈多的质量好。毛巾上的毛圈，是在经纬纱相交的方眼中穿过的宽纱。穿过一根纱起一个毛圈的，叫“单毛圈”；穿过两根宽纱起两个毛圈的，叫“双毛圈”；穿过三根宽纱起三个毛圈的，叫“三毛圈”。毛圈多的，比毛圈少的好，双面多毛圈的毛巾比单面单毛圈的毛巾好。
一条毛巾能使用多久？这和毛巾的质量好坏有关系；但是，使用和保管得当，也可延长毛巾的使用时间。
比如说，毛巾在擦汗、擦脸之后，如用清水洗过再晾，可以除去汗对毛巾的腐蚀作用。洗毛巾时，只能用手搓，不能用刷子或搓板硬搓，以防损坏纤维和毛头。如果毛巾买来暂时不用，最好用清水泡洗、晾干，然后再放起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