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驳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
王桂五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刘惠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检察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刘惠之是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检察工作路线的代表者，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检察机关内的代理人。他企图篡改人民检察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检察工作拉向右转。
我们知道，人民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它的任务是对一切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和流氓、阿飞、盗窃、诈骗、杀人放火犯等坏分子实行专政，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但是，刘惠之却倡导和散布了一种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制不相容的所谓“最高监督”“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的理论。什么是“最高监督”、“二线监督”、“监督的监督”呢？根据他的说法，是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和干部的“违法现象很严重”，仅依靠主管部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还不够，而且这些机关也不完全可靠，它们在监督违法中还要发生违法现象，所以必须要有检察机关再对它们加以监督。这就是所谓“监督的监督”、“二线的监督”的由来。在这里，刘惠之设想了一个监督体系，他把其他部门的检查监督工作放在这个体系的下层，而把检察机关的监督放在这个体系的最高层，凌驾于一切之上，实行“最高监督”。
执行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两个结果：一是削弱专政和否定专政，把检察机关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锋芒，掉转头来对准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关和干部；一是把检察机关驾于一切之上，使其不受任何监督，从而同党分庭抗礼，并且取代党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显然，这种理论是十分荒谬的、反动的，必须加以驳斥。
按照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务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检察权，并未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最高检察权”或“最高监督权”，并且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别加以规定，即该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而按照所谓“最高监督”的说法，则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最高监督权，而且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直至基层人民检察院，也是实行“最高监督权”了。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法的言论。事实上，从我们国家的体制来说，对于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监督，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权限，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从对国家工作的政治领导来说，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因此，只有党才能对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而且也必须由党来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那种主张由检察机关实行“最高监督”的说法，如果不是有意歪曲法律，那就必然是企图和党分庭抗礼了。
在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中，他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并且歪曲了一般监督工作的内容。关于一般监督这个名词，在法律上是没有的，它是检察工作上习用的一个术语，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对有关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工作。根据几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由于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坚决地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国家机关和干部违法的现象很少，尤其属于需要用一般监督来解决的重大违法事件并不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不应当把一般监督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经常的主要的工作来进行。而刘惠之则歪曲和片面强调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说什么“一般监督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检察工作的根本区别”。似乎不按照他的主张进行一般监督工作，就会改变我国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即这个国家是由那个阶级领导的，对那个阶级实行专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决定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条件。检察机关在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一般监督工作仅仅是它的一种斗争形式，而且，这种斗争形式还必须与其他巩固专政的措施密切配合。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和干部的违法现象很少，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一般监督就不可能成为检察机关经常的和主要的工作。因此，我们国家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决定于是否把一般监督工作摆在主要位置上。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明白的道理，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和争论的。那么，为什么在检察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一般监督工作成为争论的焦点呢？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我们认为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应该是向着那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也就是说要运用这个武器来巩固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而刘惠之则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在执行法律上的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打击那些工作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而这些问题本来是属于一般思想作风的范畴，应当用民主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的。显而易见，如果按照刘惠之的意见进行一般监督工作，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才真的要发生变化，因为那样它的对敌斗争锋芒将会掉转头来对准人民内部，它将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将成为资产阶级右派所喜欢的东西了。
了解了一般监督工作的内容和作用，我们就可以知道，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同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在工作范围和性质上都是不相同的。即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主要是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而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主要是检察有关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并不是要对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再加上一层监督。因此，刘惠之所谓“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等谬论，除了取代党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之外，是不可能作别的解释的。
刘惠之根据他的“最高监督”的理论，对于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也加以歪曲。大家知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同公安机关和法院在工作中实行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例如，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的案件，决定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或者控告。这样更加有利于防止和纠正错误，准确地有效地打击敌人。在这里，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之间的分工负责，是在统一对敌斗争的共同任务上的分工，具体的职务虽有不同，而目的和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检察机关同公安、司法机关的关系是兄弟部门之间分工合作的平行的工作关系，也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不是凌驾于有关部门之上，实行什么“最高监督”。但刘惠之却公开提出要“以监督者的身份”对公安、司法机关实行监督，企图把检察机关驾于公安、司法机关之上。他并且离开检察机关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基本任务，离开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对敌斗争的原则，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作用，因而在实际上是以监督公安、司法干部，代替了协同一致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能。他不是通过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来更加准确地有效地打击犯罪，而是要运用法律监督专门去追究公安、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中的所谓“违法行为”。这就是说，有关部门在前面追究犯罪，检察机关跟在后面追究他们的“违法”，实际上是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足。“公安机关是对反革命的，检察机关是对公安机关的”，这是对刘惠之的“监督论”的一针见血的写照。显而易见，这种作法必然要使检察工作离开专政轨道，使检察工作变质，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刘惠之主张“最高监督”论，决不是偶然的业务思想上的偏见，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根源的。长期以来刘惠之就抱着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敌论的观点。早在1948年东北解放以后，他就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以后的任务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了”。可是任何人都知道，当时全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连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未完成，怎么就说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呢？在1956年以后，刘惠之更是强调说：“已进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群众运动结束了，今后没有什么斗争了，主要是各项建设了”。另一方面，他却竭力夸大干部的违法情况，说什么“以中国的情况而论，我国基层组织的违犯决议、命令就比较多了，干部的违法乱纪就更多了”，“违法现象很多，单靠一些监察机关还不够，还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即监督的监督”。根据这种对形势的认识和估计，刘惠之就得出结论说，今后没有阶级斗争了，主要是同国家干部的违法现象作斗争了。他的“最高监督论”就是建立在这种阶级斗争熄灭、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严重的所谓客观根据之上的。这显然是一种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的反动观点。
人们都知道，由于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少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由于我国五大运动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在整个过渡时期没有结束以前，将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也还会继续存在。这些基本的估计，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只要国内外还有敌人存在，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也就是说只要还有检察机关，它就必须是一个对敌人专政的工具，决不能说因为敌人减少了，就可以改变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就可以把它的斗争锋芒转向人民内部。因为检察机关是专政的工具，而专政的制度是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守法律的情况，应该肯定的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忠诚地拥护宪法和法律，并且是坚决地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巩固，社会秩序的空前安定，是同广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国家机关中的违法现象不是主要的倾向，而且在我们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成为主要倾向。目前右派分子所夸大渲染的有些所谓违法现象，实际上只是工作上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按其性质来说，根本不属于违法犯罪的范畴。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国家工作中即使存在着一些违法现象，大多数也是由于混入国家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分子兴风作浪所造成的，真正属于革命干部中的违法行为是很个别的。
分析了上面的情况，刘惠之所谓阶级斗争熄灭、国家干部违法严重的谎言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而他的所谓“最高监督论”也就失去了一切根据。
由上述可知，我们同刘惠之的分歧，决不是一般的业务观点和学术思想的争论，而是有关检察工作上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直接关系着检察工作的建设方向，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检察工作中这个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来就存在着的，而自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特别是整风运动以来，斗争就更加剧烈和尖锐化了。刘惠之的荒谬言论在检察机关中的影响，时间很长，范围很广，毒害很深。我们必须彻底驳倒他的谬论，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使检察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沿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健康地胜利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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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肃清黄色歌曲
本报评论员
去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肆向党和人民猖狂进攻的时候，在我国的十几个大城市里开始刮起了黄色音乐的阴风，不少曾经在旧社会中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赞赏过的、反映着官僚买办阶级的奴才意识和资产阶级颓废享乐主义思想的歌曲又死灰复燃，泛滥起来。当我国人民正在向社会主义大进军的时候，这股逆流却宣扬着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没落、颓废的思想感情，企图从思想上来瓦解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坚定意志，情况是严重的，不可容忍的。
黄色歌曲原是产生在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的一种反动文化。总的说来，它是为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洋奴买办和敌伪汉奸服务的。尽管这些黄色歌曲的反动、堕落的程度各有不同，但都是在各种各样的题材、词句和旋律的掩饰下，反映了反动、没落阶级的反动观点和萎靡、淫秽的思想感情，并且被利用来腐蚀、麻醉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具体分析起来，有些歌曲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汉奸意识和反动色彩，实质上已经是一些借着黄色歌曲的外衣来灌输汉奸奴才意识的反动歌曲；有些公开地宣扬色情，宣扬金钱至上，宣扬享乐主义，宣扬消极颓废等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有些是以旧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为题材，实质上是丑化劳动人民，借此以表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无病呻吟、没落伤感的情调。这些歌曲在情调上都是萎靡、颓废的。它们或者是以一种错乱的节拍、特强特弱的节奏的变换，或者是以庸俗的滑音，和不健康的放荡的情调，配合着淫荡的词句，散播着颓废的感情，给人以感官上和肉欲上的刺激。这些黄色歌曲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被每一个有民族觉悟和有志气的青年所唾弃，为进步的正直的音乐家所批判和鄙视。只有在敌伪占领区和龟缩在抗敌大后方的国民党反动派、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受他们腐朽思想所侵蚀的人那里，黄色音乐才能够找到它的市场。现在，当我们正在和全世界人民一起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反殖民主义而奋斗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容许有人在我们面前播唱内容反动、为侵略者献媚的“满洲姑娘”和充分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的“支那之夜”呢？我们也不能容忍，当全国人民正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的时候，而黄色歌曲却宣扬“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及时行乐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提倡的是勤俭建国、勤俭持家，黄色歌曲却大肆推崇“纸醉金迷多优游”“花天酒地，赛过神仙”的资产阶级腐朽、靡烂的生活方式。我们提倡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鄙弃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丑恶品质，黄色歌曲却宣传金钱至上，说甚么“神仙尚把铜钱恋，人生谁不为铜钱”。我们鼓励健康、纯洁的爱情生活，黄色歌曲却散播“家花那有野花香”等淫词滥调，引人走上道德败坏之途。这种强烈的对比已经可以清楚地说明了黄色歌曲的本质和它的危害性，它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是水火不相容的，和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品德是水火不相容的。黄色歌曲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人民，简直是一剂杀人不用刀的毒药！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产生黄色歌曲的那种阶级基础是被摧垮了，但它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着，特别是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我们猖狂进攻的时候，黄色歌曲的死灰复燃与泛滥绝不是偶然的。有些人企图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观点来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黄色歌曲辩护。他们认为过去只是由于教条主义者的压制，黄色歌曲才不能播唱，要求为黄色歌曲“开禁”，让黄色歌曲也“放”出来。有些人则不敢明显否认黄色歌曲是毒草，而带有无限依恋的心情，转弯抹角地说这里面可能还有香花，要求对这些歌曲重新估价，千方百计地希望在这里面挖出一些来唱唱。我们不否认，在旧社会中除了救亡歌曲以外，确还存在着一些具有一定进步内容的流行歌曲，它们以比较真实的感情对旧社会进行了控诉，像“渔光曲”那样的作品，无论在思想深度与艺术形象的刻划方面，都是比较深刻感人的，在本质上与黄色歌曲完全不同。至于有些反映了旧社会中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与小市民生活的歌曲如“郎里格郎”等，虽然没有多少进步的内容，但在当时也还不失为一首可唱的流行歌曲，也应该和黄色歌曲区别开来。也有一些歌曲如“送情郎”，实际上和民歌“走西口”相似，只是由于唱者的油腔滑调，才变成了不健康的歌曲。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歌曲所反映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看来，无论从它的内容到艺术形象，都已经和今天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距离，过分多地强调演唱这些流行歌曲是不适当的。有些人把黄色歌曲也当作一般流行歌曲来传播，向黄色歌曲敞开了大门，名义上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实际上却起了开门揖盗的效果。从各地报刊发表的一些文章来看，这种有意无意地为黄色歌曲申辩的人是不少的，他们说甚么“几支旧歌不会把青年拖倒”，甚至还有人叫嚣“取消黄色歌曲的名称”，“不要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说成是荒唐”，“由于立场和感情的决定，完全可以化资产阶级歌为人民所有”。右派分子、臭名远扬的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的作者刘雪庵，就曾企图歪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叫嚣把“何日君再来”等黄色歌曲加以重新估价。这种人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公开而且明显的。必须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以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为前提的，它是为了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而不是为了资本主义文化艺术的繁荣。人们对于香花和毒草的鉴别，是以阶级利益为标尺的。对我们来说，只有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花才是香花，而黄色歌曲这株毒草的毒性却至为明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开放的是香花而不是毒草，有了毒草就得锄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资产阶级谋士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今天，对待黄色歌曲的斗争，是音乐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也是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的人民都是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我们需要的是思想性高和艺术形象生动感人的艺术作品，以便更好地培养共产主义的思想品德和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希望社会青年们时刻警惕，不要上资产阶级的当。同时，我们的作曲家、作词家和艺术家们在这方面有着重大的责任，应该写出更多的更好的作品来，使人民得到高尚健康的文化生活。同时，希望有关的文化主管部门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从创作上、出版工作上、行政上特别是舆论上，同时采取行动。因为黄色歌曲与黄色书刊、坏戏不同，不像一出戏或一本书那样容易解决。坏戏和坏书可以不演和不出版，但黄色歌曲却容易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只有首先通过舆论，发动广大群众，一起动手，才能够把黄色歌曲最后送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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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日本近现代史一些重要史料的重新刊布
近十年来，由于日本民主运动的高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历史学界涌现出不少运用或企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日本历史的学者。与现实斗争密切相联系的“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是日本进步历史学家的研究重点。但1868年以来这九十年间的历史资料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反动政府的压制未能流传或甚至濒于湮没。吉野作造和尾佐竹猛所编“明治文化全集”固然收集了不少明治时期的史料，但其最主要的缺点就是排除了一切有关当时具有进步意义的、反对专制政府的运动的材料。
近几年来，由于进步史学界的需要，日本近现代史上一些非常重要的材料重新刊布了。首先应该举出地下时期的“赤旗报”的重印，虽然这件事主要不单是为了史学界。“赤旗报”在1928年2月1日创刊，是日共中央的机关报。它屡次遭到军国主义者的迫害而停刊，或者在分送之前被截夺没收。1930年6月15日出版的一期全部被没收后，到1931年1月25日才又复刊。1954年赤旗编集局和日共党史资料委员会搜集了第一期到第一八七期（1935年2月20日），重新影印，分为四卷出版。由于反动统治的迫害劫夺，有若干期至今尚未找齐全，但这一套影印本对于研究日共党史和日本现代史已经是极可珍贵了。
日本的工人运动溯源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片山潜在1897年组织了“劳动组合期成会”，出版了他所主编的日本第一种有关工人运动的杂志“劳働世界”。1901年片山等又组织社会民主党。直到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在困难的条件下不断进展和传播，但是关于这些方面的史料，却非常难得。从1955年起，出版进步书刊的青木书店陆续出版了“资料日本社会运动思想史”，其中包括片山等人的著作和从当时报刊杂志搜集的大批材料，对于研究这方面的历史有很大帮助。这部资料分为“明治前期”、“明治后期”、“大正期”、“昭和期”等四集，共二十六卷，尚未出齐。第一集有“自由民权思想”、“中江兆民集”、“植木枝盛、大井宪太郎集”，实际是以自由民权运动为中心的。第二集以社会主义运动为主，有“明治社会运动思想”、“明治社会主义史论”、“明治劳动问题论集”、“明治农民问题论集”、“片山潜派的社会主义及其运动”和片山潜、堺利彦等的选集。第三集有“大正社会运动思想”、“大正社会运动史论”和关于1918年全国爆发的“米骚动”的史料。第四集包括“昭和初期社会运动思想”、“政治战略论争集”、“昭和社会运动思想”。1956年明治史料研究会又出版了“社会主义者沿革”三卷，这是明治时代警察特务机构关于从事社会主义的人们的秘密报告。
关于明治时期的重要史料，还应该举出1953年由服部之总等主编的“史料近代日本史”。它在较广的范围内分期选印了过去被禁止出售或由于其他原因而难得的材料。第一期共十二卷，分为四类。“政治问题史料”类里包括各地自由民权运动中的记录、报道、日记等和体现政府镇压自由民权运动各项办法的“元老院会议笔记”、“法规分类大全”等。“农村问题史料”类里收集了明治时期政府外国顾问关于日本农业和农村的论著。“社会主义史料”类里收了幸德秋水等编辑的“平民新闻”周刊全部。“平民新闻”在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和日俄战争前后的反战运动中起过很大作用。1911年幸德等人被判处死刑，“平民新闻”也逐渐变成了罕见珍本。“妇女问题史料”类里收了明治末年倡导妇女解放的新闻“世界妇人”。第二期以后还要陆续刊布关于劳动问题、军事警察、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一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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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让黄色音乐毒害人民
各地有关部门开始采取措施
本报讯 最近以来，一些大、中城市里，黄色歌曲泛滥情况相当严重。在许多舞会上和商店、公园，甚至在个别机关、车间和学校里，也可以听到黄色歌曲的靡靡之音。黄色歌曲唱片成了一时的“奇货”，不少不法摊贩到处搜罗这类唱片，以惊人的高价出售，一转手就是一、二千张。不少“洗印社”和商贩公开大量贩卖印有旧社会中某些电影女明星照片的黄色歌曲歌片。一些工地和个别机关、商店还用大喇叭从早到晚广为播送。工厂、机关和工人俱乐部也竟用黄色歌曲和黄色音乐来伴舞。甚至某些地方广播电台，也有借用“旧歌重放”音乐会的名义向人民群众播送黄色歌曲。唱黄色歌曲的人，不仅有青年学生，而且还有工人、儿童甚至青年军人。由于黄色歌曲泛滥的结果，已经严重地腐蚀了一些青年的意志，发生了许多劳动纪律松弛、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和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
为了制止黄色歌曲的继续泛滥，有些地方的音乐家协会和有关群众团体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音协辽宁分会搜集了近五百首过去流行的歌曲进行了分析研究，准备提出一个分门别类的黄色歌曲的目录，以帮助群众识别这些毒草。音协武汉分会邀请了三十多位音乐家举行座谈，批判黄色音乐。会上放送了一些黄色歌曲唱片后，音乐家们针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批判。许多音乐家们都表示要积极投入这一场斗争中来，并表示要创作出更多的轻音乐歌曲，以满足群众需要。武汉市讲演馆和武汉市群众艺术馆联合举办了批判黄色音乐的讲座，由音乐家程云、林路以“坚决开展反对黄色音乐的斗争”和“开展反对黄色音乐斗争的重大意义”为题，分别在汉口、武昌两地作报告。
各地报纸也展开了对黄色音乐的批判。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社论“不许黄色歌曲毒害青年”，号召青年清除头脑中残存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培养艺术爱好上的高尚趣味，坚决彻底地向黄色音乐作斗争。辽宁日报、沈阳日报、上海解放日报、大公报等也发表了“为肃清黄色歌曲而斗争”、“不能让黄色歌曲死灰复燃”、“怎样辨认黄色歌曲”、“不让黄色音乐蔓延”等专文或短评，揭发了黄色音乐宣扬的反动、腐朽意识以及它的危害性。沈阳日报还发表了该报编辑部在铁西有色金属矿山机械厂召开的工人座谈会记录。北京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读者来信。这些报道和来信，充分反映出广大群众一致愤怒斥责这些淫秽腐朽的歌曲，要求制止它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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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采取积极态度接受批评
公安部干部、家属动手搞卫生
据新华社讯 公安部以积极态度接受北京日报对他们不重视卫生工作的批评，从去年12月27日起，发动干部、工人和家属们一齐动手，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卫生运动，使得所属各部门的卫生面貌为之一新。
北京日报在去年12月27日揭露了公安部在除四害、讲卫生的突击周中，“根本没有打扫，室内卫生和环境卫生状况很糟”的消息后，立即引起公安部领导上的重视。公安部副部长王昭看到报纸后，马上偕同部里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巡视了各处卫生情况，研究改进办法。中共公安部党委会也及时贴出大字报，号召各部门负责干部带头，全体人员一起动手，改变卫生方面的落后情况，赶上先进单位。就从这天下午开始到29日，公安部本部和各直属单位，包括公安医院和托儿所在内，普遍进行了一次大扫除。现在，这个部的许多办公室和宿舍真正做到了“窗明几净、尘土不染”。许多院落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1月2日，公安部机关事务管理局召开各部门行政工作负责干部会议。指出这次大扫除虽然成绩很大，但还有部分办公室和宿舍对门把手、暖气管缝里和走廊上打扫得不够干净，或没有打扫；个别下放或生产干部的宿舍里，因家属年老或保姆未行动起来，还没有打扫；个别公共场所因分工负责不够明确，成了“三不管”地。会上要求各部门对打扫得不够彻底的地方一定要打扫彻底，对有困难的家属要给予适当帮助，对没有动员起来的群众要进一步动员，使各部门的卫生工作通过这次运动后，能做到普遍、彻底和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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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龙江农民体育活动很热闹
篮排足球常比赛 摔跤射箭样样来
本报讯 随着农业生产的大发展，两年来黑龙江省农村体育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目前全省农村共建立了一百七十九个体育协会，发展了一万零三百八十七名会员，改变了过去农村体育无人组织的自发现象。随着体协的建立，体育积极分子的工作，体育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据十六个市（郊区）县不完全统计，两年来举行了县一级篮、足、排、田径运动会五十三次，有二万零四百三十二人次参加比赛；乡社级运动会达一千七百一十次，有十八万二千二百六十八人次参加竞赛。各项运动队也有发展；现有男女篮球队四千二百五十个，队员三万八千七百一十八人；男女排球队三百八十六个，队员三千五百八十四人；足球队一百六十七个，队员二千六百零二人。仅就绥化县统计，1957年全县参加活动的青年，即由1955年的四千人增加到一万四千四百九十八人。特别是1957年在全省农村开展“身体好杯”田径通讯比赛以后，各地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锻炼。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比赛的有四万五千人。这项活动激起了农村青年参加锻炼的热潮。
此外，民族形式体育运动在农村也有很大的开展。尚志、宁安、五常、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经常开展摔跤、跳板、秋千、骑马、射箭、狩猎、踢乌兰红、布鲁等活动和竞赛。
农村体育的发展，对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搞好生产起了很大作用。体育已经成为向青年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有力工具。齐齐哈尔市水师营乡过去一些老年人对青年参加体育活动有意见，认为“蹦蹦跳跳不学好费鞋、费袜子又费袄”。但是经过团支部组织体育活动后，很多青年因为有了体育活动，而改变了一些不正当的习气。老年人不仅不再反对青年人参加活动，而且大力支持，有的老年人也和小伙子一道参加了修建运动场的义务劳动。（白山、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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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州动物园开放
新建的广州动物园已在元旦开放。动物园共占地三十公顷，第一期十五公顷土地的建筑工程已经完成，除了北京动物园以外，这个动物园已经是我国目前较大的动物园了。
广州动物园里，驯养了华南热带、亚热带生长的动物，如食肉类中的云豹、金猫、华南虎，食草类中的水牛鹿、苏门羚，还有各种猿猴如猕猴、白胡长臂猿，和鸟类中的海南鹦鹉、画眉、白燕等。另外还有最具有广东特点的两栖爬行类，如各种蛇、鲵鱼、蝾螈等，因为房子未建好，还没有迁进新居。动物园在今年第一季度将特别建设一个两栖爬行馆。鱼类方面除了金鱼以外，还准备大量发展热带鱼。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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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梅县农业社足球队
广东省梅县在去年12月下旬举行了1957年全县农业社足球锦标比赛。参加比赛的有从二十五个乡的农业社中选拔出来的十二个代表队，共一百八十名优秀的农民足球运动员。经过七天二十一场比赛后，由城北乡、丙村乡两个代表队分别获得冠、亚军。通过这次比赛，梅县选出了二十二名运动员，组成了1958年全县农业社足球代表队。
梅县许多农业社社员，把足球运动当作一项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目前，全县每一个农业社都至少有一个有组织的足球队，中小学校则更为普遍。因此，全县有足球队一千二百八十个，运动员一万多人。在1957年一年间，参加过各种类足球锦标赛的球队近六百个，队员六千多人。集中全县优秀运动员组成的梅县足球队，曾取得1955年全国足球分区赛武汉区冠军和广东省足球亚军。现在这个队已被国家体委批准为乙级球队。
（广东记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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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万多套农业幻灯片
农业部农业电影社六年来为农业宣传工作提供了六万多套农业幻灯片，包括互助合作、农业机械、水土保持、土壤肥料、畜牧兽医和其他多种内容。这些幻灯片向农民介绍了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合作社经营管理经验，各种作物的增产措施，以及先进生产经验等，很受农民欢迎。譬如该社1953年编制的一套“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与经营管理”幻灯片，到1956年底就售出近四千套；其它如“依靠社员勤俭办社”、“双轮双铧犁”、“多积肥多增产”、“棉花播种”、“中国海洋渔业”、“兴修水利确保丰收”、“养猪积肥”等幻灯片，也都受到农民欢迎。
现在该社为了配合当前的农业宣传工作，新编制幻灯片“重走新路的刘介梅”、“在苏联的田野上”、“由穷变富的焦庄户”、“望城县全面发展养猪的经验”以及全国农业展览会各馆介绍等二十多种，摄制了纪录片六部。其中纪录片将由中国电影发行公司总公司发行后映出。 （郭福林）
第7版()
专栏：除四害前线
除四害前线
重庆开展除四害宣传运动
山城重庆市除四害、讲卫生的宣传运动最近已经进入高潮。为了发动群众根除四害，在新年前夕全市举行了六千人的除四害广播动员大会，会外有三十万人收听了大会的实况广播。重庆市卫生局和各医疗单位的负责人，都到街头向市民作卫生宣传。
由于广泛深入宣传除四害，许多机关和居民都已掀起除四害、讲卫生的热潮，在1958年元旦前都进行了彻底的大扫除，捕获了不少苍蝇、麻雀和老鼠。单是重庆市中心区工商联所属的部分行业，在去年12月份内就消灭老鼠四万五千多只、苍蝇一千一百多斤、蚊子六百六十多斤。 （新华社专稿）
天津健全卫生运动组织机构
天津市许多区和基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最近利用假日组织了干部、联合诊所的大夫和中小学生等，在交通要道和人多的地区向群众宣传不随地吐痰。
天津市公共卫生局在3日召开了健全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机构的会议，设立了专职干部，经常检查督促各区的基层单位的卫生工作，并准备在春节前一个月集中力量开展除四害大扫除和冬季爱国卫生运动的各项宣传活动。
（新华社专稿）
贵阳掀起爱国卫生运动高潮
祖国西南多雨的山城——贵阳市，正在掀起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目前，全市五十万各族人民中，已有90％左右的人参加了捕打麻雀、老鼠和清除垃圾、疏通沟渠等活动。全市各机关、学校、厂矿和居民段，还互相展开了除四害和讲卫生的竞赛。各单位基本上做到了每日小扫除一次、每周大扫除一次，使室内外经常保持清洁。许多单位还专门组织了突击队，利用星期日和假日积极展开除四害和打扫清洁的活动。 （新华社专稿）
摘掉“垃圾堆”的帽子
管庄各机关在整改过程中，批判了“自由王国”现象，重新建立并强化了各单位统一领导的机构以后，顺利的开展了空前规模的冬季爱国卫生运动。整个管庄沸腾起来了，男女老少和职工家属，都争先恐后的参加除四害和大扫除，到处可以看到标语和听到小朋友宣传的声音。以前管庄是“垃圾堆”的帽子被摘掉了。 （陈历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