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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身体残废意志坚 战胜困难建家园
无手英雄余协田坚持参加劳动
荣获革命残废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称号
新华社武汉6日电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去双手的一等革命残废军人、共产党员余协田，由于用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参加劳动，在去年头十一个月得到了二千多个劳动工分。余协田最近获得了湖北省革命残废军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余协田是湖北省孝感县人，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鱼王山战役中，余协田在为兄弟部队开辟被厚冰遮盖着的山路的作业中，被酷寒夺去了他的两只手，剩下的是两只像木棒一样的臂膀，两个手掌剩下的长度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是，余协田从1952年复员以来，一直坚持参加劳动，他的劳动能力一年强似一年。现在，除了还不能干像插秧、割麦这类用手指来操作的活计以外，犁地耙地、拾粪推车，挑挑抬抬，施肥修堤………，他样样都是一把好手。
“没有手怎样劳动呢？”“一个共产党员能光依靠政府来过活吗？”余协田刚复员回乡的时候曾经为这些问题苦恼过。经过反复的思考，他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能！”和“不！”两个字。
余协田恢复劳动是从学会独立的干一些生活动作开始的。起初，他很快就学会了戴帽、穿衣、穿鞋、穿袜等简单动作。随后，他又想出了办法自己来干那些比较复杂的动作。如夏季擦背上的汗，他就在毛巾的两头拴上两个环子，套在没手的肘子上去擦。在吃饭时，开头他用两个手掌顶在一起夹着匙子向口里送，经过几次试验，他又用松紧带把匙子绑在右肘子上，向口里送菜饭。这个农民出身的人，从吃饭、穿衣可以自己干的事实中，找到了打开劳动之门的钥匙。他又用同样的办法来进行锻炼，积极参加劳动。用手不多的活（如挑、抬）他能干，用手多的活他也干，办法还是把工具绑在没有手的肘子上面。在拾粪时，他就把粪叉绑在右面的肘子上；耙地时，他把鞭子绑在左肘上，并且右肘上还绑着两斤重的木榔头，一面赶牛，一面细心地打着土疙瘩。余协田为了在劳动中能熟练地运用自己的两个胳膊，每次出工之前，他先在屋里对生疏的活计进行试验，比量着工具的绑法，根据工具的特性捉摸怎样使劲，学会了使用工具再和大家一道去干活。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完成的任务非常出色，去年春天，他率领三个社员早出晚归，拾了七天粪，提前完成了积肥两三千斤的任务。
几年来，余协田还学会了七、八百个字，学会把笔绑在肘上来写字。
余协田在艰苦任务面前是个处处带头的人。去年2月，乡里补修白马水库，社员们都不愿跳到冰冷的污泥壪里去取土，这时余协田毅然先跳了进去，社员们被感动了，也都跟着跳进去。在春、秋两个忙季时，余协田知道自己不能插秧，不能收割，但也不甘落后，他总是找劳动强度大、工分少的活来干，有时从三十里开外的火车站，推着载有三百斤的独轮车向社里运饼肥，一天往返两次，毫无怨言。他把这些当作自己的义务。正由于余协田什么活都肯干、什么活都能干，社员们喊他为“听用”队员。
按着余协田的说法，要变残废为有用，就要拿出在战争中克服困难的精神来战胜劳动中的困难，战胜困难就是胜利。还在他复员回乡初期，有些人，甚至他的爱人都不相信余协田能劳动，更没想到他能劳动好，他自己每当劳动的时候胳膊磨破了，心里也犹豫，怕坚持不下来，但一想到毛主席号召烈军属要“保持光荣，发扬光荣”的号召，就忘记了疼痛，勇气更大了。天长日久，劳动熟练了，学会的劳动技术越来越多，余协田终于战胜了困难，打破了大家的疑虑。
社员们对余协田都十分钦佩关怀，怕他过分劳累，劝他少干点，但他不肯。余协田胳膊磨破了，发肿了，为了避免因大家劝阻妨碍了生产，他总是尽量不让别人知道。这种顽强的劳动精神，大大鼓舞了社员们，社员们都异口同声地夸奖他的干劲，并拿他作为榜样来鞭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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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屈才”及其他
梅而三
少数知识分子认为让他们到工厂到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是“屈才”，“大材小用”，“学非所用”。
这些话也有道理也没有道理，问题是用什么观点看待它。
知识分子到底有些什么才能？
有一种人既有政治才能，又有技术才能，这就是德才兼备的革命知识分子；有一种人只有技术才能，没有政治才能，这就是有才无德的半革命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没有政治才能。没有了政治才能，就是不知道自己的屁股应当坐在哪里，为什么人服务。没有了政治才能，就像新社会里的游魂，一会儿飘到这里，一会儿飘到那里，人民可以拉住他们，要他们为自己服务，鬼怪也可以捕捉他们，叫他们为他们服务。
为人民服务，当然不是屈才，为鬼怪服务，才是屈才，可是这怨谁呢？还不是怨自己！
也还有一种人，虽然也有政治才能，可惜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才能，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才能。这种政治才能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当然不能让它充分发挥。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就因为发挥了一下这样的才能，曾在一些人中闹得昏天黑地。
资本主义的政治才能一定要“屈”，不仅要屈，而且一直要“屈”到消灭为止。
到工厂农村去锻炼，是不是大材小用呢？不是，许多知识分子还没有成材。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栋梁。栋梁就要有栋梁的标准。一个小木棍不能当栋梁，一个大木材同样不能作栋梁。什么标准，就像前面所说的既要有政治才能，又要有技术才能，特别是政治才能。没有政治才能，只能算没有成材的原料。有一点政治才能的，只能算小材。知识分子到工厂到农村去锻炼，正是把没有成材的原料，锻炼成能用之“材”，小材锻炼成大材。
到工厂到农村去锻炼，就像把原料送进“加工厂”，有的“加工”成大材，有的“加工”成小材，也有的一时还不能成材。成大材的就大用，成小材的就小用，一时不能成材的就继续“加工”。
但是，这个“加工厂”不同于一般加工厂，不是由别人来加工，而是靠自己来“加工”，老师傅——工人、农民，只是负指导的责任。
“学非所用”，要看看学的什么？在学校中，不外学习两种知识，一种是政治知识，一种是技术知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也是这样）。政治知识，在社会主义社会，首先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如果已经学到了这种知识，这次下去正可以实践，看看究竟学会了为人民服务的本事没有？如果没有学习这种知识，这次下去，正可以在实践中去学习。其他政治知识，也都是这样。
技术方面的知识，除了极少数专门技术知识之外，到工厂到农村都可以用得上的。工程技术人员，到工厂去难道不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术知识吗？农业技术人员到农村去，难道不能发挥自己所学的技术知识吗？
也真有一种知识是学非所用，那就是个人主义。这种知识不仅在工厂、在农村用不上，在机关、在学校，何尝用得上呢？
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是把社会上的事和人都分成两类，即事有大事小事之分，人有大人小人之分，大事要由大人去作，小事要由小人去作。所谓大事，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事，所谓大人，就是统治劳动人民的人。这些过去是封建阶级思想，现在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在这新社会里，必然到处碰壁。正因为如此，没有经过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锻炼的知识分子，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到工厂到农村中去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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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京台湾同胞愤慨声讨谢雪红
新华社6日讯 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和台湾省籍的归国华侨今天下午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举行集会，以无比的愤慨声讨右派分子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会议从下午二时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发言的人争先恐后。在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七人。他们一致指出谢雪红是台湾人民的败类，坚决表示要同她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并要求台盟总部对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做出严肃处理。
从台湾归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现任北京市区人民代表的陈丁茂在会上说，台湾人民从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无数流血斗争中，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决不能得到解放。许多台湾同胞所以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正是因为他们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分子谢雪红说台湾人民对共产党没有好感，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最大侮辱。前年从日本回国、现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的洪进山说，谢雪红的反动政治主张和组织路线，完全违背了台湾人民的意志。她为了实现个人可耻的政治野心，企图离间归国台湾籍华侨同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关系，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全国政协委员谢南光指出，谢雪红一贯地包庇汉奸和反革命分子，处心积虑地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台湾同胞同祖国人民的团结，我们一定要和她彻底划清界限，使台盟组织更好地为解放台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高山族干部陈连生和高山族学员田中山、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李河民、北京市政协委员陈木森等人，在会上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指出所有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台湾籍华侨回国后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不少人还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了领导工作，彻底驳斥了谢雪红所说人民政府不信任台湾同胞的谎言。李河民说他不仅在工作中得到领导上的很大信任，并且人民政府还曾把他送到苏联去学习。陈连生说，台湾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高山族人民受害更深。所有台湾同胞包括高山族在内，都热爱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希望早日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决不容许谢雪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理事黄文哲说，谢雪红煽动我们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热爱祖国，如果我们听了她的话，就正中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心意。
会上，许多过去曾经和谢雪红接触过的台湾省籍归国华侨和台湾同胞，还揭发了大量事实，证明谢雪红曾经利用某些台湾同胞对祖国情况了解不够的情况，散布大量流言蜚语，吹嘘她个人的所谓“英雄历史”，打击台盟领导中的左派，挑拨离间，以便为实现她个人的政治野心制造资本。有些亲自参加“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也在会上揭发了谢雪红当时包庇敌人和仓惶逃跑的种种丑恶事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陈凤龙揭露，谢雪红曾经把右派分子杨克煌写的一本为谢雪红本人吹嘘，歪曲台湾人民斗争历史的小册子推荐给他，说是一本最可靠的书，要他翻译成日文，向国外宣传。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王鸿德说，他在最近申请要求下放，谢雪红不但不加鼓励，反而进行阻止，说是像他这样的人“下放太可惜”。
会上揭露，直到台盟总部对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以后，她还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和归国的台湾省籍华侨中散布各种谣言，污蔑反右派斗争，企图反扑。谢雪红这种抵赖罪行进行顽抗的恶劣态度，激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极大愤慨。
各地台湾同胞也给台盟总部寄来很多信件，揭发和声讨谢雪红的反党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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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始树立勤俭和劳动的新风尚
金堂县干部作风有了改变
本报讯 四川金堂县县级十五个机关整改以来，接受群众意见，坚决改进了干部作风。从县委书记、县长到所有驻城的机关干部四百三十多人，都利用休息时间和假日，普遍开展了经常性的养猪、积肥、开荒、修路等体力劳动，树立了勤俭和劳动的新风尚，受到当地农民和居民一致赞扬。据统计，半个多月共积肥一百七十多万斤，为修路拣运石头、河沙近二百立方，开荒种菜种饲料二十四亩，养猪一百多头。
金堂县城设在赵镇，一切生活习俗与四周的农村紧密联系着。但是，过去每当下班和休假日，机关干部成群结队、三三两两不是游公园、逛街坊、上戏院，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有的机关的环境卫生也搞得不好，有些垃圾堆了好几年，也无人清除。这些现象，引起当地群众不满，严重影响了干群关系。
整改以来，结合讨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共金堂县委书记马钰同志，号召全体机关干部树立勤俭和劳动的新风尚，积极利用闲暇时间开展积肥、养猪等体力劳动，以实际行动支援农业生产，密切干群关系。各单位纷纷响应号召，建立劳动组织和制度。一般规定，每周至少有三个午后下班休息时间用来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县委书记、县长和各部门的负责同志，都亲临工地参加劳动。县委副书记兼县长李子青和同志们一道拣石头修路，清沟积肥。县委组织部长王浩仁挑七、八十斤重的担子，来回运石头、河沙和渣肥。全县四百多个干部，除体弱、孕妇留机关看门外，全部出动积肥和运石头修乡场大路。县保险公司主任郑永清二十天就积肥三千多斤。各单位还在屋前屋后、河边沙滩上，开荒种植饲料和菜蔬，大力养猪积肥。各单位并计划分别和附近农业社取得经常联系，包干供给他们需要的肥料和劳动力。
机关干部参加体力劳动，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显著作用。过去，有些干部拿把锄头、挑担箩蔸过街，都有些怕累、怕难为情。现在，连女同志也和男同志一样，挑担拉车，穿街过巷，干得特别起劲。镇上居民也向干部学习，组织起来开展积肥和爱国卫生运动。有些闲散坐茶馆、逛街坊的居民，现在也不好意思闲逛，都在找活路干。四周农民对干部的看法立即改变了。他们说：“提了意见就改进，你们真是毛主席的能文又能武的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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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德尔王太子由广州到武汉参观
新华社广州6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和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及其随行人员，今天上午十一时乘专机离广州飞武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陪同贵宾前往。
广东省副省长魏今非，广东省和广州市的党、政负责人和驻军首长，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以及各国驻广州领事馆负责人都到机场上欢送贵宾。
今天早晨，贵宾们在离广州前还到我国最大的新闻纸工厂——广州造纸厂参观，并在广州市第一象牙雕刻社欣赏了著名的多层象牙球雕刻技术。
新华社武汉6日电 也门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国防大臣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从广州乘专机在今天下午到达武汉。陪同前来的有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和西亚非洲司司长柯华。
贵宾们在机场上，受到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副省长李明灏，武汉市市长刘惠农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地方组织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今天下午，巴德尔王太子和他的随行人员在武汉市市长刘惠农陪同下，参观了我国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的武汉重型机床厂。贵宾们在这里参观了已经基本上完工的第一加工装配车间和正在紧张施工的铸造车间。厂长史梓铭详尽地向巴德尔王太子介绍了这个工厂的建设经过。
接着，贵宾们来到武汉长江大桥参观。这时，夜幕临下，华灯初上，巴德尔王太子等以极大兴趣观看了这座雄伟瑰丽的大桥，还在公路桥面上欣赏了被这座桥联结起来的武汉三镇夜景。贵宾们今天还游览了武汉市容。
夜间，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同贵宾们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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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回到北京
新华社6日讯 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今天回到北京。
中华医学会访日代表团应日本医学界的邀请在1957年12月7日赴日本访问，代表团在日本期间，曾访问了东京，千叶、大阪、京都等地的医疗研究教育机构，并和当地著名学者举行了学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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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千百个渔民的生命
陆其明 白天氛
1957年12月12日下午，舟山渔场突然袭来八九级巨风，许多出海捕鱼的船只，来不及扬帆归航，就被狂风巨浪卷走了。停在北面港口避风的四千多只渔船，也来不及开回南港，其中不少已被风暴摧毁了。许多渔民落入水中，呼喊救命。
驻舟山海军领导机关得到消息以后，立即派出十余艘舰艇，急赴险地抢救。某部副司令员胡绵弟大校接到上级命令后，整夜亲自指挥抢救。还特派作战科长当夜冒着十级风浪赶到渔场，组织抢救。
在漆黑的夜里，舰艇往来在从未走过的航线上，穿过惊险的石峡，不得不开放探照灯和雷达，摸索着前进，查遍海图上的每一个礁石，抢救遇难的渔民。
“前方发现一个黑影！”正在一个炮艇的艇首了望的枪炮兵孙德权报告说。他站在那里，已经十个多小时了。为了不被巨浪卷下海，他用麻绳把自己牢牢地捆在艇首的铁柱上。他的两眼被海水浸得红肿，终于又第四次发现遇难的渔船。这条渔船的桅杆断了，船上五个人束手无策，眼看着船被暴风吹向远洋去。炮艇想尽办法把缆绳掷过去，才把渔民一个个救出来。
另一艘二十三号艇，艇身轻小，巨浪时而把它卷上高高的浪峰，时而把它抛下深深的浪底，艇上的人们却不顾危险，一连抢救出五只将要沉没的渔船。傍晚，风浪更大了，二十三号艇又发现一只小船，被巨浪打得在漩涡里滴溜溜地转。艇长范德宝用手迅速地擦去脸上的海水，果断地命令：“准备好救生衣、缆绳！”艇像箭似地向小船驶去。这当儿，突然一个横浪打将过来，艇身霍地栽倒，操舵手王信根猛地把舵向右一转，二十三号艇这才从巨浪里钻出来，暴风雨夹着海水，浇了水兵一身。他们把这只小船拖出险境，又去营救其他的渔船。
当暴风骤起的时候，五百二十七号艇还停泊在港口，艇上部分人员，已放假上岸去了。接到抢救渔民任务后，上岸人员立即跑回来。从接到命令到离开港口，仅仅用了十六分钟。水兵们说：“救人如救火，争取不浪费一分钟一秒钟。”他们一直在暴风雨的海洋里搏斗了一昼夜。到后来，许多人都晕船，呕吐了，虽然这样，他们还是坚持了抢救工作。
溗山岛海军观通站，在抢救中担任了整个渔场的联络工作。平时信号台只有一个人值班，这时所有信号员同时都来工作，昼夜不息地忙碌着。
风暴过后，某部副参谋长柳继龙闻知渔场还有二十只渔船下落不明，又亲自指挥各舰艇寻找，把失落的船只全部找回。
与此同时，驻地各部队掀起了大规模的捐献运动，把钱、棉衣、食物送到渔民手里。海军部队还派出许多轮机兵，帮助渔民修补破损船只，使渔民深受感动。江苏渔民钱生俊说：“解放军是渔民的救星。今后我一定要更好地去捕渔，争取大丰收，来回答你们。”
这次突然的风暴，是几十年来所未见的。据说1935年，舟山渔场曾受过一次比这小得多的风灾，由于国民党不管渔民死活，那年渔场死了几百人，损失惨重。
这次，渔民在当地政府和驻军抢救、支援下，损失很小。现在，这次风暴带来的创伤已经平复，渔民们信心百倍、情绪高昂地投入了生产。最近十几天中，仅舟山专区捕鱼已近五十万担。全渔场渔民也完成了全汛期生产指标的89％。目前他们正在开展着每小时每船平均五百担的增产竞赛运动，来回答党、政府和军队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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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无名荒山有了名
本报记者 李连斌
一
在荒山的一端，崭新的砖瓦平房成行地排列着。这是猪舍。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人在喂猪。这个人穿一身褪了色的蓝灰色的布衣，腰系一个白围裙，背向着我。他添好了猪馊，把馊筒放在一旁，就到猪运动场打扫猪粪。我走向他的面前，看见他那堆满皱纹的面孔上嵌着一双有神色的大眼睛，我怔住了，不由地喊出：
“啊！全处长！”
他凝视我好久，认出来是我了，他用力地甩两只手，向我跑了过来，他刚伸出手来又缩了回去，笑着说：
“手太脏了，免了握手吧！”
过去我在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厅里曾见过一次全处长，那时，他穿一身藏青色的毛哔叽中山装，两只手一尘不染，今天却抓起大粪来了。
他指着一片一片的小砖房告诉我：这是第一养猪场，那是第二养猪场，那是第三养猪场……。指着一栋青砖青瓦的高大建筑物告诉我是粮食仓库。我惊叹荒山上居然有了粮食仓库。他指给我看那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山说：
“就是这块荒山养活了几千头猪。”这不毛之地，怎能养活几千头猪呢？我以询问的眼光望着他。他领会了我的意思，他说：
“你跟我来。”他把我带到甘蓝地，又带到萝卜地，又带到红薯地，又带到稻田里，说：
“就是这些东西养活了那些猪。”
我问：“这是你们开的荒吧？”
“是我们开的荒。这些地养活了那些猪，那些猪也养活了这片荒山。”
“猪怎能养活荒山呢？”
“你看这些甘蓝、萝卜和红薯生长得这样好，全靠猪粪了。猪就是活的造肥机器。”
二
天刚放亮，鱼肚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见全处长在房里忙碌着。他那挽起袖子的两只胳臂不时地向灶坑添柴，在灶口的光亮映照下，我意料之外地发现他腿上和胳臂上都有弹痕，我这平静的心为之一动。我想了解一下这弹痕的来由，但顾虑引起他的悲痛的回忆，我凑到他旁边坐在柴草上，问他：
“你在作什么？”
“烧开水，叫那些小伙子起床后，先喝一杯滚茶，从肚里暖和暖和。”
“作饭烧水都你们自己动手呀！”
“是，我们大家自己干。”
一个处长离开城市，告别了电灯，告别了自来水，告别了电影院，告别了办公桌，来到荒山开荒、养猪、拾粪、烧茶……。看他作这些事有着多么深厚的乐趣呀！我们两人坐在灶旁，只见灶口闪闪发光，柴火吱吱作响，四周寂静，人们都正在酣睡，正是促膝长谈的好时机，我要求他谈一谈来到这无名的荒山的始末。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后的一天，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副省长方志纯，把全处长叫到办公室，亲切地对他说：
“有一个艰苦的工作需要你去作。”
“首长，不管怎样艰苦的工作，只要党交给我，我就愉快地去作。”
方志纯同志是全处长的老首长，对他非常熟悉，知道他会这样回答，就直接了当地对他说：
“要你向荒山进军，给全省作出一个样子来。”
“好，向荒山进军就向荒山进军。”
“艰苦啊！”方志纯感叹地说。
“难道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打游击还艰苦吗？”他们二人会意地笑了。方志纯接着说：
“再艰苦也不会比那时艰苦了，再不会叫你吃草根啃树皮了。”
全处长名叫全胜仁，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1929年就参加了红军，南征北战三十来年，今年已经四十九岁了。从来对党交给的任务不讲价钱不叫苦。他问：
“荒山叫什么名字？”
“还没有名字，你去创造吧！”方志纯这样幽默而有情趣地答。
“在甚么地方？”
“在东乡县境内，和进贤县相邻，坐在浙赣路的火车上就看见了那片荒山。”
第二天，全处长独自一人到了要开垦的地方。原来是一块无名无边的大荒山，成片的土地都是紫红色夹带金红色的山丘，连一棵马尾松也没有，一个山谷连一个山谷，一起一伏此起彼伏，他在山谷中行走，好像漂浮在大海中，随着海浪而漂荡。
他曾多次坐在浙赣路的火车上，听到多少旅客为这片无边的荒山惋惜，有人喻之为“癞痢头”；有人说：“癞痢头”也不如，议论纷纷，结论一个：不毛之地。他当时想：如果能叫这荒山长出庄稼来，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他没有想到：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他决心不辜负党的委托。但附近群众告诉他：这块荒山从来没有生长过庄稼。解放后更新农场在这里试种过庄稼，结果失败了，新东农业社也试验过，也获得同样的后果。他动摇了。
返回南昌后，他向方志纯同志汇报了情况。方志纯同志说：“我们祖先作过的，别人作成功了的，就不叫你去作了。”
听了这句话，他是又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党对他的信任，惭愧的是自己的决心不足。第二天，他又到了这片大荒山。他在荒山上徘徊了许久，用手挖起一把土，心想要是看到这无边的荒丘长出庄稼来，那该是多么快意呀，能够养活多少人呀！他下决心，要叫这不毛之地长出庄稼来。他到靠近荒山的村子去考察，看见红壤土地带里，也有黑土的耕地。这使他感到很奇怪。在问过许多农民以后，他终于弄明白了：土壤是可以改造的，只要多施肥料，而且年复一年地这样下去，红土也能变成黑土，长出茂盛的庄稼来。
办法找到了，他就带着江西省人民委员会的两个干部，扛着行李，到这片荒山安家落户了。他们在更新农场留下的一所破房子里，搭起锅灶开始了新的生活。每天出去开荒，同时自己淘米作饭，自己砍柴，照料一切。全胜仁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紧张，但是他脑子里考虑得更多的是肥料问题。他买了八头猪，把猪粪施到开垦了的荒地上，然后试种上甘蓝、白菜等作物。他每天去看管几次，当看见茁壮的甘蓝、白菜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他真是高兴极了。
三
“他饲养猪的耐心，像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是很多和全处长一起开荒的人对他的评语。他们对我讲了许多全处长养猪的故事。每天天还不亮的时候，别人正在梦乡中，他就起来煮猪食，一天要喂三次。夜晚他怕豺狼把猪吃掉，或者大猪压死小猪，每夜要起来两三次，背着卡宾枪到猪舍巡视。小猪吃不到奶，他就给它把奶，母猪到了预产期，他就守在猪旁，唯恐发生事故。母猪到了发情期，他就及时地为母猪交配。他们都认为全处长是他们的模范，他们在全处长的影响下，全体饲养员都勤勤恳恳地工作，使猪顺利地繁殖和生长起来。他们原有八头猪，以后又买进三百头，现在已经繁殖到三千头。猪的繁殖率达到了最高度，小猪的成活率也很高，已经达到96％。去年，他们已经卖出二百八十头肉猪，今后还会有更多的肉猪供应市场需要。
他们的会计说：活的“肥料工厂”开起来以后，肥料问题也就解决了。去年春季，他们又开垦了两千六百亩荒地，地里长出了甘蓝、白菜、红薯、黄粟、大豆和稻谷。去年秋天，在这片荒山上，第一次盖起了高大的仓库，堆满了各种粮食，只稻谷就有二十一万斤。
他们养的三千头猪，吃到了这片荒山长出来的作物，甘蓝、白菜、红薯、大豆都成了猪的食料；而猪的肥料又改变了荒地的土壤，使它们长出了各种各样的庄稼。他们没有花费国家更多的投资，主要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已经在一片荒丘上初步建成了一个农场。现在，这个农场有下放干部十名，城乡剩余劳动力一百七十五人。在他们的努力下，这片荒山的面貌正在迅速改变着。
四
我来到了全处长的寝室，他穿着呢子军服，俨然一个高级军官。我问：
“怎么穿起军装来了。”
“这是在部队发的。”
谈到部队，他在我的要求下，给我看了他腿部、腹部、胸部等几处弹痕和刀伤。我想他能活到今天多么不容易呀！“今天还不是享福的时候。我领你到我们整个荒山转一圈。”说着就站了起来，我跟他一齐走了。他告诉我：
“这里准备开辟为茶林，那里建立果园，栽种柑桔、梨子；那里栽油茶。”他说得活灵活现，好像他闻到了茶叶的芬芳，尝到了梨的酸甜。他只是讲的计划，但仿佛他看见了茂盛的茶林和果园似的。他说：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打算开荒四万亩，到1967年，打算把这片十几万亩的荒山全部开垦为良田。”
这时，我听到了马达的哒哒声，翻过一个山谷，果然看见几台拖拉机在开荒。他说：
“我们1956年开荒靠人和牛，1957年就用上拖拉机了。”我遥望那座建在荒山上的粮食仓库出神。
他的手指向猪舍说：“像那样的养猪场，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准备建立六、七个，计划养猪四万头；1967年打算养猪十万到二十万头，平均一头猪肥一亩田，这样可保证荒地的收成。”
他还说：“计划从1958年开始养羊、养奶牛、养蜂，现在养了几十只安格拉兔，准备大发展。”
他越讲越兴奋，话匣子打开了：“现在这里最好的建筑物，除了粮食仓库，就是猪舍，十几年后，我们就在这荒山上建立一个小城市，到那个时候，医院、俱乐部、电灯、礼堂都有了。
我们再向前走，看见了“红星农场”四个大红字。他说：“这是我们的场部。”
啊！无名的荒山有了名。
（附图片）
葛维墨插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