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
专栏：
党的领导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保证
王谟
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建设起来。离开党的领导，便没有社会主义。我国的新闻事业是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因此，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如果新闻事业稍一削弱或脱离党的领导，它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所篡夺，变成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和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变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武器。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资产阶级右派是十分了解这个道理的，因此，当他们进行阴谋复辟的时候，他们就千方百计地夺取新闻事业这个武器，到处煽风点火，以便进一步夺取全部政权。
党性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灵魂，而党的领导乃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决定性的保证。因此，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进攻的矛头，主要是指向新闻事业的党性和党的领导的。
请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种种伎俩。
第一，右派分子硬说党不能领导新闻事业，他们大肆喧嚷：党委不懂新闻业务，不懂报纸的传统，所以党委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究竟谁是内行，谁是外行呢？前面说过，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是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的讲坛。那末，对于这三个任务是谁了解得最清楚最透彻呢？谁是内行呢？当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任何高明的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无法掌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为其剥削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要是办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那末共产党就必然是内行，而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必然是外行；要是办资本主义的新闻事业，那末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能称为内行。并且，新闻事业是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最尖锐的武器。政治是第一位，是决定新闻事业面目的东西；技术是第二位的、从属性的东西，它既可以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又可以为资本主义新闻事业服务。只有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才是区别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和资本主义新闻事业的标准。办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首要条件，就是掌握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试问，世界上还有什么政党能比共产党掌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更好的呢？至于继承我国报纸的传统，这也只有我们的党报才能做得到的。我国报纸的传统中，有进步报纸的革命传统，也有反动报纸的反革命传统。我们的党报不仅是进步报纸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而且把这个传统发扬光大了。怎能说党委不懂得报纸的传统呢？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新闻工作者存在着一些糊涂思想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他们过分地夸大技术的作用，因而得出“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结论，甚至走上削弱和反对党性的道路。这是值得万分警惕的。如果技术第一、政治第二，那就必然会漠视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就会被敌人所利用，走向资产阶级所设的陷阱。那也就必然会认为只有作过新闻工作的人才是内行，而各级党委和广大的党的工作者倒反被认为外行，不能领导新闻事业。这样就会取消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方针，而把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办成编辑部少数人的事业，把党报变成所谓“同人报”。当然，这并不是说，新闻业务中的技术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问题。不是的，新闻工作是最紧张的文字工作，没有一定的文字技巧，是很难把它办得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在这方面付出巨大的劳动。
其次，右派分子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最恶毒的攻击，是把党性同群众性对立起来。他们说，报纸如果代表党说话，就不能代表人民群众说话；如果代表人民群众说话，就不能代表党说话。他们集中火力进攻党的机关报。右派分子范四夫说：“机关报是官方的报纸，只能说机关话，打官腔，而不是舆论机关。”右派分子赵琪说：“党报是机关所有制的报纸，所以有些话不便讲，有些话不能讲，有些话不敢讲。”并且，他们把报纸办不好的原因完全归之于党的领导，百般造谣污蔑；“心目中一有了领导，报纸就办不好；一有了群众，就办得生动活泼。”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报纸应当是群众的喉舌，不应是机关报；应当创办“同人报”，取消机关报。这是对党的新闻事业最恶毒最凶狠的攻击，企图借此煽动群众，推翻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从而推翻党对国家工作的领导。
新闻事业的党性同群众性是否矛盾呢？我们说，一点也不矛盾。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集中的表现，也是群众性集中的表现。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也就是党的最高利益。除了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以外，党再没有自己的其他利益。因此，党的利益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中国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是实现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因此，对社会主义认识最深刻、拥护最坚决的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更不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愿望是实现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自发地发展也只会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少数人发财致富、绝大多数人贫困的道路，因此，不论资产阶级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是都不能代表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的。总之，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大公无私，才能在考虑问题时，从六亿人口出发，既照顾到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又照顾到他们的长远利益。那末，党性同什么有矛盾呢？我们的党性是同资产阶级性极端矛盾的，是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极端矛盾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说的群众性、人民性，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性。
有些新闻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分不清大是大非，发生过思想混乱，有些人甚至作了右派的俘虏。他们片面地了解报纸的群众性，认为要强调报纸的群众性，就可以无选择地无批判地登载来自人民群众中的意见和呼声，不管这些意见和呼声是否符合党的政策，也就是说，是否合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由于不了解党报是党的机关报，同时又是人民群众的报纸；报纸的党性同群众性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报纸缺乏充分的群众性，也就是缺乏党性；同时，如果报纸不能根据党的方针政策有选择有批判地发表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也是缺乏党性的一种表现。无选择无批判地发表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是正中了资产阶级所谓“有闻必录”的诡计，是同报纸的党性原则极端相违背的，也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冲突的。这是因为，人民群众中包括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包括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三个部分。来自他们中的意见和呼声，有的是正确的，是符合社会主义利益的；有的是错误的，是违反社会主义利益的。因此，报纸应当根据党的政策有选择地有批判地给以刊载，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教育人民群众。这是报纸的党性原则所要求的。
有些新闻工作者，对于党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政策，作了不正确的理解，以为既然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纸就可以无选择地无批判地开放香花和毒草，可以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平共处。这是非常错误的，是违反报纸的党性原则的。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为了繁荣香花，而不是发展毒草；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为了宣扬资本主义。毒草不是不可以放，但是应该有目的地放，放了就要消毒；有了毒草就要锄草，绝不能使毒草同鲜花“长期共存”。
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后，有一部分新闻工作者，过分地夸大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同被领导间的矛盾，片面地夸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更加重要的一面。他们不了解在我们的国家内，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矛盾。其产生的原因是某些领导方面犯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而群众方面又不免有些片面观点和不正确认识。因此，对于这些矛盾，只要采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就可以顺利地解决。我们现在所用的全民整风的方法，就是分清是非，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领导上的三个主义。这个方法也就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领导上的三个主义，是同党性和群众性极端相反的；人民群众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违背的。只有加强新闻事业的党性，向这些坏东西进行不懈的斗争，才能有助于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动员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三，右派分子猖狂地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硬说有了党的领导，便没有新闻自由。右派分子刘宾雁打着“革新者”的旗帜，向党发出一连串的毒箭，公开污蔑：“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限制，是多此一举，是妨碍新闻工作者充分发挥作用的。”右派分子丁望更恶毒地污蔑我们的报纸是“半殖民地”。他们的说法不一，而目的却是一致的，就是要取消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武器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自由是具体的，是有一定的阶级内容的。有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便没有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有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资本主义新闻自由，便没有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党的领导是否会限制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自由呢？是否会阻碍他们发挥个人作用呢？这就要看是什么样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作用，那么党一定要加以限制和阻碍；反之，如果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以及发挥的是促进社会主义的作用，那么它就不但不会受到党的限制和阻碍，而且会受到党的鼓励和表扬。
有一些新闻工作者有着极端民主化的思想和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对于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有着错误的认识。他们说什么党委对编辑部干涉过多，限制了新闻记者的个性发展以及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要求所谓“自主性”和“独立性”。这是对党委同报纸的关系作了错误的了解，是削弱甚至否定党的领导的一种倾向。报纸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它同党委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领导本身就包括着干涉。事前发施号令，是领导的一个方面；事后检查督促，表扬批评，甚至给以组织处分，也是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要干涉，就是不要领导。报纸应当欢迎和争取党委的领导，在党委的领导下发挥自己独立负责的精神，而决不应当向党委要求什么自主性或独立性。党的领导只会有助于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社会主义创造性和积极性，而决不会有限制的作用。
有些右派分子主张报纸上刊登的东西一概“文责自负”。这也是一种取消党的领导的思想。我国的新闻事业，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应当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投稿者千千万万，有赞成社会主义的，也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有一些认识是片面的，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所谓“文责自负”，显然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借口。试问，党报要一个编辑部干什么呢？不是要它对党和人民负责吗？如果把这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任何一个投稿者，那末一个报纸不是有了千千万万个编辑部了吗？这样的“编辑部”编出的报纸，岂不成了五光十色的大杂烩，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呢？因此，发表任何新闻和文章，编辑部都应该是对党和人民负首要的责任的，虽然作者也要对他的文章担负一定的责任。
第四，有些右派分子，要限制党对新闻事业的全面领导。只要党作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要组织领导；只要党发施号令，而不要党“插手”新闻机关的具体工作；只要党管新闻方针政策，而不要管新闻干部。右派分子彭子冈所积极鼓吹的旧大公报“只发路费”的领导记者的方法和开辟新闻干部自由市场的谬论，右派分子陈铭德所发出的“老报人”归队的叫嚣，右派分子徐铸成所传播的“拆墙”经验，以及其他一些右派分子所提出的改组报纸编辑部的意见，都是要从组织上取消党的领导的最毒辣的阴谋。大家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必须通过党的组织工作去贯彻，必须通过忠实而又能干的干部去实现。如果党只有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管组织领导，不管干部工作，不作具体的检查和督促，那末党的方针政策岂不成了纸上谈兵？因此，在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党中央1954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指示：“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该把它们的机关报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从政治上、组织上大力健全和充实自己的机关报。”党中央最近又号召各级党委大力培养工人阶级的新闻队伍。这都是为了从组织上保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重大措施。
党委同报纸和其他新闻单位的关系，是领导同被领导的关系。报纸不仅要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并且要同党委呼吸与共，息息相通，步调完全一致，而决不应闹任何独立性。党的机关报同时是人民群众的报纸，它代表党讲话，同时也代表人民群众讲话，而决不应只代表编辑部少数人讲话。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应当完全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决不应当夹杂个人的好恶和兴趣；应当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使自己的好恶和兴趣尽量符合党的方针和政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兴趣。如果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同党的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那就应当无条件地牺牲个人的利益和兴趣，坚决服从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坚持报纸的党性原则所必需的条件。
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是贯彻新闻事业社会主义方向的决定性的保证，是体现新闻事业党性的必要条件。没有党的领导，就没党性，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不论是党报还是党所领导的其他新闻事业（包括民主党派的报纸），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的作法，都会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泛滥大开方便之门，甚至被敌人利用，篡改我们新闻事业的政治方向。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教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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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
铁萍
共产党员“一定要有朝气，一定要有革命的意志”，这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向共产党员提出的要求，同时也给党组织提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思想教育任务。
目前，在我国从南方到北方，从工业建设的基地到偏僻的山村、原野，到处形成了声势壮阔、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的高潮。几十万干部走上体力劳动的岗位，以百万计的批评建议在被采纳，成亿农民热火朝天地兴修水利，……一片革命和建设大跃进的景象，真是使严冬失色，遍地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这一切，令人信服地说明，领导我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是充满了“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的，是充满了朝气蓬勃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的。只有我们党才能向全国人民发出震动世界的进军号召——在十五年左右，我国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也只有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以排山倒海的力量来实现这个历史上罕见的创举。
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党员是朝气勃勃的，他们不愧为一切前进事业的促进派。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我们的队伍里，也有一小部分人是朝气不足的。他们在工作中满足现状，因循守旧，对新鲜事物缺乏敏感；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自己不动脑筋，也看不到或不去总结群众的创造；热火朝天的全民整风运动，在他们的脑子里引不起波澜，依然故我，没有旺盛的革命感情，充满了政治上的庸人气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极少数的党员，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只是孜孜不倦地追求个人名誉、地位和生活上的享受，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根本不学习理论，对政治斗争厌倦，对党的政治任务漠不关心，不钻研业务，对工作只是敷衍鬼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甚至几年不过组织生活，或根本不工作。他们不说自己变质、忘本，反而成天埋怨党“不重用”他。在他们看来，生活的理想，人生的目的，就是爱人、孩子和优裕的物质生活。他们之所以还愿意当“党员”，只是怕丢了“党票”，而影响自己的“饭票”或“官职”，实际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早和共产主义背道而驰了。
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年纪大了，由于生理上的衰退而落后了？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老党员，虽然在长期艰苦的斗争中，受尽折磨，体弱多病，但是他们干起工作来，却永远使你感到的是奔放的革命热情，对前途的无限信心。而那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却大都是身强力壮。他们害的是政治衰退症。
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某些丧失革命意志的人的情况，就可以发现，这些人中间的不少人，在过去革命战争中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但他们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看来，夺取政权、完成民主革命，仅仅是革命的开始，更艰巨、更伟大的任务还在后面。但那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却认为革命“完成”了，应当是“论功行赏”“坐享清福”的时候了。他们没有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反而接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之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也就结束了。这一点，在我国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后，在某些党员的思想变化上看得最为明显。也有一些原来是剥削阶级出身、入党后又没有经过思想改造的人，他们的个人名利孽根很深，一味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当这种思想和行为受到抑制后，就“失意”起来，整天萎靡不振，无精打采，对革命事业的一切都感到索然无味。什么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对于他们都是空话，他们只想着“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思想行为，充分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没落绝望的颓败情绪。还有一些人，在入党时就缺乏共产主义觉悟，而随着大流入了党；他们可以做社会上的好公民，但是不能充当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成员。
由上所述，我们决不能把某些党员朝气不足或丧失革命意志的现象，看成是偶然的。这是社会上阶级关系变动在我们党员思想和行动上的反映。一些党员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思想上发霉了甚至变质了，被远远地抛到了时代的后面，或反映了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剥削阶级的没落情绪。虽然，完全丧失革命意志的人是极其少数的，但是，也有部分党员，或多或少沾染了这种灰尘，因而朝气不足。这种朝气不足的现象，是同实现党的历史任务的要求相反的。因此，“一定要有朝气”的号召，对全体党员来说，是有极其严重的意义的。
革命的朝气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的对待革命事业的态度，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无产阶级担负着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伟大历史任务，这一任务要求它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本性是永远富有蓬勃的朝气、做前进事业的促进派，而不能停滞不前的。共产党员要保持朝气，就必须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做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不做半截革命家；就必须严肃地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三心二意，更不能无心无意。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有真正持久的朝气，顽强的革命意志；也只有朝气勃勃的共产党员，才能充当社会主义的“带头人”，带领群众前进。暮气沉沉，消极疲蹋，是和共产党员的党性不相容的。
一切朝气不足的人的共同特点，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任何人只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脱离群众的革命斗争和生产的实践，固步自封，就不能避免自己在思想上沾染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共产党员要想在思想上不发霉，不沾染暮气，就必须经常地深入群众，在革命斗争的洪炉里洗练自己，打开小圈子，接触新鲜空气，使自己的脚步和时代合拍，永远站在运动的前列。一些革命意志衰退的人，党组织除了对他们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之外，应该指导他们到生产中去，到劳动中去，群众运动的烈火，是驱除霉气和暮气的良剂。
朝气不足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害了政治上的近视病，革命胜利后的较好的生活条件没有成为工作的有利条件，反而成了囚禁他们革命意志的牢笼，个人得失的考虑超过了革命的利益，物欲迷惑了革命的良知，使他们丧失了前进心，畏惧劳苦，贪图安逸。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的根源。要有朝气，就一定要去掉个人主义，不要有私心，不要做狭隘的个人物质生活的囚徒，而坚定地做具有崇高远大理想的革命战士。要经常关心政治，开阔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政治上向前看，做生活的主人，而不要向后看，成为生活的俘虏。要孜孜不倦地学习，永不自满，经常对新鲜事物保持锐敏的感觉。
最后，某些党员革命意志衰退或缺乏朝气的现象，是同少数党组织放松思想工作，组织纪律松懈，对党员缺乏监督分不开的。因此，党组织应在整风中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对某些朝气不足的党员进行教育，使他们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振作精神，鼓起干劲；对丧失朝气、丧失革命意志、不起共产党员作用、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人，应按照中央指示，劝他们退党或者清洗他们出党。
在十二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曾号召全党提高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带领全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党这样做了，赢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在我国目前的新形势下，党中央“一定要有朝气”的号召，也一定能百倍地增强全党的斗争意志和胜利信心，以不怕任何困难和百折不挠地克服任何困难的精神，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实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农业和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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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产不忘学习 学习不误生产
安徽浙江农民努力识字
本报讯 安徽省已经展开了一个生气蓬勃的扫盲运动。到12月中旬，全省已有二百多万人参加民校学习。参加根治皖河下游工程的民工，在工地上掀起了学习热潮。这里成立了工地扫盲小组，有专职干部负责扫盲工作，他们要在根治皖河的时间内，组织九万个民工参加工地上的文化学习。庐江县已有八万多民工开始学习文化。芜湖县石桅乡兴修水利的二千七百个民工全部都是工地文化学校的学员，他们在工地上插上识字牌，在扁担、铁锹等工具上贴着单字，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合肥市星火农业社的社员们把识字课本、黑板带到塘边，他们规定在每天挖塘的休息时间内学习一点钟。太和县还结合兴修水利的生产情况编印出很受农民欢迎的识字课本。
中共安徽省委、省人民委员会计划今年组织四百万人（占全省青壮年文盲的40％）入民校学习，并争取在今年秋收后消灭四十万文盲，为七年到十二年内全部消除文盲打下基础。现在全省训练了十二万多民校教师。定远、滁县、炳辉、阜南等县已超额完成了1957年的入学任务。阜阳县红旗社为了动员社员入民校还举行扫盲宣传周，除利用幻灯、大字报、广播筒、歌咏队、村头讲话宣传外，并召开四千多人参加的“向文化进军”大会，目前这个社已是“队队有民校、户户有学员”。
安徽省为了把农村扫盲运动向前推进一步，还举办了扫盲动员广播大会，组织全省农民收听省委书记处书记桂林栖，省教育厅、妇联、青年团的负责同志作的动员报告，乡、社干部和优秀的民校讲师介绍教学和办学的经验。桂林栖同志在报告中要求全省一切识字的人都要为扫盲工作贡献力量，每个基层干部，农业社社员都要积极参加学习，今后在生产竞赛中，不论单位或个人都应将文化学习列为竞赛内容之一。（于风）
又讯 浙江根据兰溪、萧山、缙云、岱山、海监、松阳等三十二个县和杭州市统计，已有十五万四千三百多人参加了文化学习。
浙江省已初步作出扫盲规划。这个规划要求，在1965年内组织全省五百七十多万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入学，每年冬季要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农民参加学习，到1965年扫除文盲四百四十万，占80％，1967年内全部扫除文盲。现在各县也都订了扫盲计划。各地已训练了大批民校教师。这些民校教师中大部分是负责文教卫生的乡长、小学校长和负责社教工作的教师。据四十二县统计，目前已训练了二万七千九百七十多人。
各地扫盲工作都紧密地结合了当前中心工作。衢县、诸暨等县民校教师、带课本、灯油，到水利工地上去上课。普陀、嵊泗、岱山、象山等县渔业社民校教师随渔民下海生产，他们利用海洋生产的空隙时间把“海船当课堂，黑板挂在桅杆上”来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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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樟农业社
争取今年人人识字
新华社福州3日电 四年前几乎全村都是文盲的福建省革命老根据地周宁县首樟农业社，由于坚持结合生产进行扫盲工作，现在已有61％的青壮年基本上脱离了文盲状态。现在全社一百零七户三百四十八人中，民校学员占一百零四人，有三十八户全家上学。
首樟社的民校四年来能够坚持教学、巩固社员学习情绪的主要经验，是扫盲工作紧密结合生产。能集中学习的青年就以村为单位集中到民校教学，不能集中的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组织学习。有的妇女不能上民校，便由民校教师和程度较高的学员每隔三、五天挨家送字上门。教学内容根据农事季节来安排，实行作什么学什么，学识字也学打算盘，学政治也学生产技术。这样，学员们的学习情绪始终高涨，民校在农忙也不停课，作到学习、生产和开会三不误。
现在，首樟农业社已把学习文化的计划列入农业社生产计划和社员家庭计划，争取1958年实现生产文化两丰收，基本上达到人人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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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员有文化 生产劲头大
河南省农村已经有二百六十多万文盲领到了识字毕业证书，获得了初步的读、写能力，变成了有文化的人。全省已有三个乡，三十九个农业社和一百八十五个村基本扫除了文盲，提前实现了农业发展纲要的要求，变成了文化乡、社和文化村了。在这些乡、社里，75％以上文盲都已达到扫盲毕业标准。
有了文化，给生产、工作和学习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扫盲毕业学员一般能阅读通俗的书报，写简单的信，订生产计划等。很多人担任了农业社的记工员、生产技术员等工作，解决了农业社缺乏识字人的困难。光山龙塘乡龙塘农业社的党支书徐文江，过去不识字，文件看不懂，工作中遇到困难直发急，识字以后，通知自己写，工作订有计划，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在不少农业社里还成立了图书馆、俱乐部，农民群众都养成了阅读书报的良好习惯。通过自修巩固了学习成绩，也进一步扩大了知识领域，对提高工作效率，改进生产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新乡郝村农业社由于社员学习了农业技术，提高了棉花的产量。社长姜东方说：“社员有文化，生产劲头大，棉花年年增产，家家收入增加”。
为了巩固学习成果，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全省已有十九万五千人升入业余小学，有六万多人升入了农民业余中学继续学习。
（李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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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大学五百多干部下放
本报讯 北京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在3日下午举行了欢送第一批被批准上山和支援其他部门的下放干部大会。
这次被批准上山和支援其他部门的下放干部共有五百三十七人。其中教师三百二十六人，职员二百一十一人；上山的三百三十九人，支援其他部门的一百九十八人。
这次上山的同志将到京西矿区，过去平西根据地斋堂、清水两乡。被批准的同志都非常兴奋。哲学系副教授任继愈说，“这次批准我下乡参加生产，我感到光荣，也感到兴奋。”西语系副教授伍鸿森十多岁就离开广东到美国求学，1950年才回国，他说：“我长期生活在美国，受资产阶级的教育很深，因此有必要到劳动中去锻炼改造自己。”
会上，马寅初校长希望下放干部虚心向农民学习，并帮助农民学文化。党委第一书记陆平希望下放干部紧紧依靠党、依靠群众，克服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他说知识分子经过劳动锻炼后，才能成为经得起风险的社会主义干部。下放干部化学系助教刘育亭也代表下放干部向大家保证，决心在劳动中向农民学习，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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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北师范大学教职员下乡
本报讯 东北师范大学九十八名教职员下乡。下乡干部中有党委副书记、政治教育系副主任赵青伟，政治教育系党总支书记赵沛霖，政治教育系办公室主任何允文，总务科副科长白皋等人。他们已到市郊“光明之途”农业社安家立业了。
东北师范大学校长成仿吾勉励大家放下架子，虚心向农民学习，取得劳动人民资格。大家表示，要在光荣的农业岗位，作一个新式农民。（庞玉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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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除四害前线
除四害前线
消灭鼠雀五十多万只
安徽省已有八个市和六十七个县先后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据四十九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自去年11月1日到12月6日消灭蝇、蛆、蛹二万三千八百零四斤又一百九十三万多火柴盒，捕鼠十三万零六百零七只，打麻雀四十五万一千零二十九只。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城市居民以及学生、干部投入了这一战斗。全省范围内以蚌埠市、阜阳专区、蚌埠专区开展得较好，蚌埠市的卫生宣传工作做得比较深入，对群众鼓舞很大。经过宣传，该市以师范学校、第五中学、东区商业大队等八个单位，向市区党政首长递了保证书和决心书。其他各单位也都掀起了热烈的挑应战活动。许多单位在不影响工作和首先消灭内部“四害”的原则下，还组织力量，分批到别的单位帮助开展卫生运动。
不让老鼠吃一颗稻粒
去年10月起，福州市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冬季捕鼠保粮运动。台江区社会卫生工作，不分昼夜地到处布放捕鼠夹，挖鼠洞，一个月就捕灭了十九万多只老鼠。仓山区医务工作者和红十字会会员，挨家挨户地布置各种捕鼠工具，结果捉到了十万只老鼠。郊区远洋小学，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和星期日，结合下田拾稻穗，分片围掘鼠洞，捕杀了两万一千多只老鼠。横屿农业社还提出不让老鼠吃掉一颗稻粒的口号，社员们结合秋收带着锄头、扫帚下地，挖掘鼠洞，并且全面进行翻草堆，捕到老鼠一万七千多只。目前各地正在评选捕鼠积极分子，以便交流经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捕鼠运动。 （练敬情）
长春人民捕鼠战果辉煌
长春市 人民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鼓舞下，近两个月内共捕鼠五十万只，等于1957年1到10月捕鼠的四倍。
长春市人民在取得这个成绩之前，曾经做了许多工作。市卫生防疫站调查了全市鼠的密度和分布情况，研究了群众创造的打鼠经验和捕打工具，编印了各种宣传材料，还训练了一千二百多名投药员，总结了无鼠街的捕鼠经验教育群众，这样就解除了有人认为“耗子打不净”的思想。二道河子区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捕鼠四万多只。这个区的清洁队捕鼠五千多只，平均每人捕捉老鼠八十二只。郊区农民在讨论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后，共捕鼠三十余万只。 （新华社专稿）
除四害积极分子卢饮
福建省平和县东山村有一个名叫卢饮的老人，他是除四害的积极分子。早在1956年2月他就积极打捞孑孓，共捞了一千二百多斤孑孓，被评为全县的除四害模范。以后，他又把卖家禽换得的钱买了八十多个鼠夹，积极地开展捕鼠工作。每天黄昏，他挑着鼠夹到各个村庄，挨家逐户布放。翌日天刚曚亮就去收回，不论刮风下雨他都这样地坚持下去。他还善于分析老鼠在不同季节的生活和活动规律。每到一个村庄布放的时候，都要先摸索当地老鼠出没活动情况，因此他抓了很多老鼠。每次鼠夹用了以后，他都用开水洗净，经过火烤或放在阳光下曝晒，以消除死鼠沾染味道，提高诱鼠上饵的效率。他还注意宣传工作，以引起更多的人动手起来。到去年10月底，他一共消灭了麻雀二百十三只、老鼠二千七百七十七只、捞孑孓一千一百三十八斤，再次荣获县卫生除害一等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 （留汉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