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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保持党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传统
广东省一批老干部带头下放
本报特约新华社广州电 广东省和广州市有八十八位正副厅长、局长级领导干部要求下放，其中有十名省委委员。省委书记林李明同志已下放到海南岛工作，并于去年12月23日启程。
这八十八位厅、局长是在去年12月23日召开的省、市干部下放动员大会上报名的。当场申请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去参加农业生产和下放基层的还有科级以上干部三千零四十七人，他们大部都是共产党员。
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号召革命老干部要保持党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传统，带头下放。他说，老干部能不能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对我们革命品质的一个考验。他也号召新干部下放，到风雨里去锻炼。
许多在过去战争年代里经受过斗争考验的老共产党员，都在这个大会上争先报名，要求下放。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饶彰风同志，第一个跑上讲台向党表示了他的决心。他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依靠了农民的掩护才逃避了敌人的追捕，和农民兄弟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是，日本投降以后，他的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城市。十二年来，他的生活与工作都离开了农村，脱离了基本群众，致使自己的思想落后于形势的迅速变化，因此，需要锻炼，需要改造。省委财贸部代部长罗克明，虽然五年前还一直在农村工作，但这次也报了名，坚决要求再回到农村工作岗位去。罗克明激动地说：“我要拿起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向生产进军，向劳动进军！”他已准备把家庭搬到农村去。
陶铸同志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当场批准了饶彰风、罗克明等十三人的请求。这十三人中还有省委财贸部副部长魏南金、省农业
厅厅长李文华、省公安厅副厅长张杰、省团委副书记黄大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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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贸部工作组视察下放干部的情况
锻炼了干部 帮助了农村
本报讯 记者郑启民报道：当着成千上万的干部正在踊跃下乡上山的时候，对外贸易部副部长解学恭同志率领一个工作组到该部下放干部的地区——河北邢台专区进行了视察。在视察中，深入了解了下放干部的劳动和思想情况，及时解决了下放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最近，记者访问了才从邢台归来的解学恭同志，他详细地叙述了当地农民热烈欢迎下放干部的情况，下放干部积极参加劳动的情况以及在农村中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
解学恭同志说，河北省各级党委对接受中央机关下放干部的工作非常重视，地委、县委、直到乡党委和村支部对安排下放干部的工作都很认真。当地干部和农民热烈欢迎下放干部的情景，使人深为感动。到内丘县去的干部是夜里两点多钟到达的。当时刮着北风，天气很冷，但是内丘火车站上却站着很多前来欢迎的县、乡干部，和附近农业社的社员。下放隆尧县的干部在冯村车站下车向县城进发时，沿途群众和正在干活的农民，都向干部招手，鼓掌，高喊“欢迎毛主席派来支援我们的人”。有些县的县长、县委书记还亲自出城迎接，替他们搬行李、背背包。到县以后，县长、县委书记给下放干部介绍县里的风俗习惯，农业生产的远景规划和当前生产任务等。干部到乡和农业社的时候，农民也早给准备了住房。由于地方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乡、社干部和农民对下放干部的这种热情欢迎和帮助，许多同志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有同志说：“这是给我们上的第一课”。由此可以看出，下放干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与地方上的工作的密切配合是非常重要的。
当谈到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时，解学恭同志说：外贸部这次下放劳动锻炼的干部，有70％是青年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过去是肩没有挑过担，手没有提过篮的人。这次在各县看到：绝大多数同志情绪高涨，精神愉快，并且很快地参加了劳动，表现很好。王玉山同志到达邢台县西营村农业社的时候，看到社里正在打井，他经过再三请求，队长答应他下井看一会。可是，他下去后，直干到天黑才上来。第一天就评了十一个工分，很多农民说：
“玉山可了不起，来社的头一天就下井，小伙子真棒！”蔡龙根到村以后，同农民一起干活，每天挣七、八个工分。马自知下乡劳动了三天，就挣了二十六个工分，他累得虽然腰酸背痛、手上起了血泡，但是劳动热情仍然很高。过去很少参加体力劳动、在机关时“闺秀”气较浓的罗贞媛同志，在到尧城乡尧北里社的第二天早晨四点多钟就起床，同生产队长一起，每人挑一副尿桶，到隆尧第一中学去挑尿浇麦了。的确，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同志们在机关里，在书本上是很难真切地感觉到的，只有当他们身临其境时才能感受得深、了解得透，对他们劳动热情的鼓舞也最大。
这些下放干部不仅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而且一有空闲，还主动帮助农民扫院子、打水。女同志帮助老乡们做饭、洗碗、照看孩子，做针线活。谭荫孚的会计知识较多，他在工余时间帮助农业社的会计制定一套简单易行的会计制度。这件事引起了隆尧县领导上的重视，县委张书记表示如能试行成功，准备在全县推广。有许多同志与村社干部和农民的关系也搞得很好。如曹康伯到村三天后，能叫出二十多个村、社干部和老乡们的名字，和老乡们称兄道弟，非常亲热。
解学恭同志说，外贸部的六百多干部下去参加劳动以后，对邢台专区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许多乡、社干部和农民都反映：“党和政府真重视农业，派这样多有文化的干部来支援我们！”有的乡、社干部把机关干部下乡生产作为鼓舞和推动农民积极参加劳动的动力。如临城古鲁营村正在兴修水库，由于下放干部参加了这项劳动，乡干部就以此号召大家说，“毛主席派人来帮忙了，咱们加油干啊！”于是农民劳动热情顿时高涨，结果使水库的修建速度提高了一倍。在这几个县里有些知识分子和中学生，原来不安心农村工作，现在看到有许多机关干部下来劳动了，思想也起了变化。如隆尧第一中学的学生看到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科长级干部在田地里同农民一起劳动，看到刚从大学毕业的女学生天天挑着尿桶到他们学校挑尿，心里非常感动。有的学生说：“人家大学生、外国留学的都这样，我们还有啥说的”。有的学生说：“这一下子，顶给我上三年政治课”。隆尧中学有些教员，过去工作一直不安心，他们参加了欢迎下放干部的大会，亲眼看到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队伍以后就向领导上表示：“今后再不闹情绪了。”
解学恭同志谈到今后应该注意的问题时说，根据视察情况看，干部的劳动热情是很高的，这很好，应当继续保持。但是每个同志都要自觉的防止知识分子冷热病的发作，应当具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决心和顽强性，真正达到劳动锻炼的目的。其次，光有劳动热情还不够，还要从思想、言语行动和日常生活上注意放下干部架子，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养成虚心学习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勤劳节俭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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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政治法律工作者
支持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决议
据新华社2日讯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会今天下午举行会议，听取了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团长陶希晋关于出席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情况报告，并且通过决议，坚决支持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所作的各项决议，并且号召全国的政治法律工作者，同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主的法律工作者一起为实现这些决议而共同努力。
陶希晋在报告中说，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是1957年11月7日到11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举行的。亚非各国法律工作者这样的聚会一堂，来讨论两洲人民共同关切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情。
陶希晋说，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结果表明，与会各国代表，虽然都来自不同政治情况的地域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见解和法律观点，但是在争取和平与正义的总目标上是一致的。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世界和平、关于军事联盟和基地等许多重要决议，深刻地反映了万隆会议以来亚非人民友好合作的新发展，从法律方面进一步阐明了万隆会议的各项原则，表达了亚非人民追求和平与正义的崇高意志，并且具体地、有力地支持了亚非各国人民当前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斗争。
陶希晋接着又谈到了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特点。他说，这次会议给予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它提出了异常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口号，反映了亚非人民捍卫和平与正义的斗争已有了新的发展。他说，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和平与正义的敌人，是各种罪行（战争、屠杀、酷刑、扼杀民族主义与奴役人民等）的渊源；而且强调地指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行为，就是对各民族和所有人民群众经常的侵略与压迫。法律工作者们这样的谴责，实际上也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一种正义的审判。他又说，这次会议给予我们另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中印两国所倡议而又被万隆会议所肯定的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公认的新的国际法原则，已经成为各国人民争取和平、反对侵略的重要武器。这次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的中心指导思想，就是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陶希晋说，在同我们接触过的国际朋友当中，有些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国际上的著名法学家，他们诚挚地说到，在参与为和平与正义的伟大的斗争中，越来越感到旧的传统的国际法，其中虽有不少原则还可以适用，但有许多概念已必须抛弃而代之以新的国际法原则。例如，旧的国际法对有关主权问题，实际上是维护资本主义强国的主权，而是蔑视弱小国家的主权和民族自决的权利的。关于条约问题，旧的国际法承认不平等条约有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关于战争问题，旧的国际法不区别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因而在本质上它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显然，这些陈腐的概念，已必须要用如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内容来代替，才能符合现时代的要求。
陶希晋最后说，摆在亚非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的一切珍视和平与正义的法律工作者面前的任务，主要是从法律方面捍卫与阐明符合和平共处的各项原则，支持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反对和制止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阴谋及其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维护世界持久和平。陶希晋说，为了要完成这样的任务，世界各国法律工作者必须有进一步的团结和合作。
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经过讨论，对陶希晋的报告和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满意，对亚非法律工作者会议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表示热烈的祝贺。
陶希晋在会上还谈到了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参加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的情况。政法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接着通过了给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主席普里特、总书记诺尔曼的一封信，表示同意这次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理事会会议所确定的关于今后进一步扩大会务活动的方针和有关加强学术交流等的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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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劈开天山冰峰 沟通南疆北疆
新疆建设兵团再次修通乌库公路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胜风雪奇寒，劈开拔海四千多公尺的天山冰峰，再次修通了乌鲁木齐至库尔勒的乌库公路。
新疆的工业大都集中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疆，而丰富的铁矿和繁盛的农牧区大都分布在天山南麓的库尔勒和乌拉斯台查汗大草原。两地相距虽只二百多公里，但被险峻的天山阻隔，交通极为不便。
1952年驻新疆的人民解放军，曾基本上修通由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公路。但是，由于当时资料不全，路基修得太低，以后因山洪暴发，路被冲垮了。
1956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决定重修乌库公路，生产建设兵团筑路大军就在当年11月开进天山。那时，正是风雪交加、滴水成冰的季节，山里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筑路部队挖开山坡，利用天山松树搭起“地窝子”；没有床，就在冰块上垒起卵石再铺上毡子过夜；没有锅，就架起脸盆烧水喝。山高空气稀薄，有时烧不开水，做不熟饭，从二十里外山脚下用毛驴送来馍馍和开水，但一运到山上就成了“铁疙瘩”和冰块。筑路大军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天山上建立了工地。
筑路工程自1957年3月正式开工。筑路部队冒着7月的洪水和冰雹不时的袭击，在悬崖上打眼爆破，完成了许多险峻的工程。在距离乌鲁木齐一百公里地方，有一个冰大板，这里拔海四千多公尺，终年冰封三尺，8月间还经常下大雪。筑路的英雄们撬开三尺厚的冰层，在坚硬的花岗石山峰中挖开一个七十六公尺长，四十公尺宽，深达二十七公尺的石槽，腰斩了天山，让汽车从这里通过天山最高点。
筑路部队在施工过程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展开了热火朝天的竞赛活动，工程进展极为迅速。第一期工程（由乌鲁木齐至莫托沙拉铁矿）共有五百一十五万土石方工程，二百多座桥梁涵洞，已在1957年底完成，乌鲁木齐到莫托沙拉矿区业已通车，大量铁矿石已从 这里源源运往北疆的八一钢铁厂。莫托沙拉矿区到库尔勒原可通车，但需要整修加固。第二期工程也于去年10月陆续开工，预计今年5月完成。
新建的乌库公路全长三百一十七公里，是一条头等公路，可以终年安全通车。它建成后将大大便利于南北疆的交通，促进新疆工农业的发展。南北疆之间经由乌库公路运输，比原来绕道托克逊要近一百六十四公里。仅是八一钢铁厂一个厂的矿石运输费，每个月就可以节约四百三十七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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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觉迎副总理在四川参观都江堰
新华社成都2日电 缅甸联邦副总理吴觉迎和他率领的缅甸友好经济考察团部分团员，2日在四川省省长李大章的陪同下，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游览。这个灌溉成都平原五百多万亩田地的全国著名的都江堰，引起了吴觉迎副总理的极大兴趣。他站在湍急的河岸边，反复观看都江堰的工程面貌，详细地询问了有关都江堰的各项问题。在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访问以后，他对都江堰管理处的负责人说，这个工程“好极了”。
午后三时，吴觉迎副总理等还参观访问了郫县第一高级农业社。吴觉迎副总理参观了社内的奶牛、生猪。他对农业社自建的小型水电站很感兴趣。当他听说这个用来照明、碾米的小型水电站只花很少钱就获得很大收益时，连连点头说：很好。他邀请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农业社主任刘德明、社内负责水电站的青年技术员吴光明，在水电站旁边一起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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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香港海军船坞将停闭 工人行将失业
香港当局采取不负责任态度
本报综合新华社消息：香港海军船坞工人1957年12月30日晚上集会，听取香港英国总督葛量洪的复函和“就业顾问委员会”的临时书面报告，并就此提出很多意见。
去年11月28日香港英国海军总监纪哥利和香港英国新闻处分别发表通告和公报，宣布香港的英国海军船坞将在两年内予以停闭。
据宣布，船坞的若干舰队修理工作将继续进行到1958年底止，全部停闭的时间是1959年11月30日。船坞的雇员将分批解雇。
香港英国新闻处发表的公报说，香港当局对船坞工人的就业问题不负责任。香港英国海军总监纪哥利发表的通告中一方面表示愿意为船坞雇员寻求工作，一方面又宣布香港英国当局或英国海军船坞管理部并不担负为任何人找寻别项工作的责任。
这样，英国海军船坞的四千六百多名工人和职员以及他们的二万多名家属，就面临失业和饥饿的威胁。从11月28日起，他们曾举行了多次有二千到三千人参加的大会讨论船坞停闭的问题。这些会上讨论并且通过了向船坞资方提出的要求。12月5日，船坞的工人代表已把工人的这些要求正式向资方提出，这些要求是：资方应切实负责安置全船坞职工的职业生活，未安置职业的职工应保留工作权利，直到船坞停闭时止；工人还要求被解雇时，应享有按工龄计算每年四个星期的工积金，和相当于一年工资的遣散费。
但是英国海军船坞资方和香港英国当局对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极不负责任的态度。英国海军船坞方面在没有安置好工人职业前，还在继续解雇工人。
葛量洪在12月30日函复香港海军船坞产业华员职工会，内容同船坞当局过去公布的书面答复大致相同，只是删去了“无论英国或香港政府皆不能接纳代找寻其他工作之责任”一句，但也没有明确地承担安置工人今后职业的责任。对于工人所提增加工积金和遣散费的要求，信里也没有答复。
香港当局所组成的“就业顾问委员会”的临时报告说，今后将有一些工人获得香港英国当局“考虑雇用”，但因各种例行手续而“势必需要时间。”
香港海军船坞的工人认为，在葛量洪的复信和“就业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中，都表现着不认真负责的态度。造船部的工人说，香港当局的答复中完全没有提到工人提出的发给遣散费、增加工积金等要求。香港当局和船坞方面对五千员工和二万家属的失业饥饿死亡问题毫不顾及，连最起码的要求也不接受，这很难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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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来信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
公安部门应严格落户手续编辑同志：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是完全适时而正确的。这一指示的贯彻执行，对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发展农业生产有很大好处，因而我们坚决拥护。
以我们单位为例，一年来，先后由农村盲目流入城市的保姆竟达一百余人。其中有一半人长期无户口，但照常吃饭住宿。更严重的是，在这些人中间，有部分人是品质极坏的流氓、小偷、地主和反革命亲属等，因为不愿参加农业生产，逃避群众的监督而混入城市。群众对此很不满意，认为城市是防空洞。同时这些人流入城市以后，也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治安。我们单位仅在短短的七、八个月内，就在保姆中发现偷盗事件数起，其中有两人因偷盗成性、情节严重，已送交派出所处理。有个姓倪的保姆，1956年由农村流入北京，每月工资三十多元（比有些勤杂工工资还高）。倪见有利可图，随即就把在农村已出嫁的女儿叫来作保姆，母女二人每月收入六、七十元，因而滋长了享乐思想，厌恶农村生产。倪的女儿便借故与丈夫感情不合而离婚，整天擦脂抹粉，企图在城市找个干部。这些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村妇女盲目外流。
为了坚决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除建议公安部门严格落户手续，防止“有求必应”的现象外，还希望各部门对本单位现有人员（包括保姆）进行一次清查。凡属农村盲目外流者，应尽速说服他们返回原籍参加生产，同时对保姆工资偏高的现象，也应该适当调整。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姜建悌
厂矿企业不应擅自开发迁移证明编辑同志：
有的企业行政领导人员，对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紧缩城市人口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他们为了片面地照顾职工，竟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不经当地政府审查批准，就随意给职工开接家属的证明信件；而有些乡村政府又不严格审查，因而有些人仅仅凭着企业的证明就迁入城市。如丰镇站给水所的职工张九青，刚结婚不久，就要把女方从农村接来，当地政府不给她迁移户口，张九青找工会开证明，工会不给开；可是行政上却给他写了一个条子，车站值班员张奎山又加盖了一个站方公章，终于把女方迁到城市。
我认为，这些企业行政领导人的这种做法，是超出他们的职权范围的。今后凡是职工家属要由农村迁到城市，都应经过当地政府的审批，企业行政领导不应擅自开发证明；否则势必造成混乱现象。
丰镇站公安派出所张顺义
城市居民不要随便答应给乡下亲友找工作编辑同志：
前不久，党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我认为，严格执行这个指示的各项规定，制止农村人口继续盲目外流，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就会造成城、乡、个人带来三不利的情况：城市增加了物资供应的负担，乡村减少了劳动力，个人也有损失浪费。因此，我建议有关部门认真执行这个指示，报纸也应配合作必要的宣传教育。
我认为，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往往同城市、工厂、矿山等部门的人员有密切关系，因为许多外流的人都在城市亲友处可以落脚，或者有亲友为他们介绍职业。因此，我希望原来居住在城市的人，应该劝告自己在乡下的亲友不要外流，更不要随便答应给他们在城市找工作，协助政府制止农村人口继续外流。
权广才
我愿意把母亲送回乡下编辑同志：
读了你报登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我感到这一规定是十分正确的。我决定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把我的母亲送回乡下去。
我母亲原在乡下养猪喂鸡，帮助我哥嫂带孩子，本来不愿意离开家乡。我因家庭生活过得很富裕，想把她老人家接来享享福，几次三番地去信，才把她催来了。但是没有想到，我母亲进城来以后，发生了许多问题：粮、油不够吃，要去请求政府补助；补助的粮食吃完了，又让我哥把口粮卖了，换粮票给我们寄来，闹的他们也缺吃的；肉食是按户口人数供应，没有我母亲的份，我每次都要跑到街道办事处开介绍信。这样，就增加了国家对城市供应的负担，我个人也找来很多麻烦，而且老人还经常埋怨我。她说：“我在乡帮助你哥哥生产有多好，你们有孝心，每月给我捎来几元钱就算尽到了。”我哥哥还经常来信催母亲回家，因为他们俩口子在社里生产，没有人照顾家务。这也使得母亲心悬两地。最近，母亲听说我愿意把她送回乡下去，她很高兴地说：“让我回去，你们少麻烦，国家也少负担，还能帮助你哥哥生产。”
锦州市牡丹街居民潘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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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干部下放之后
燕树桂
厂矿企业大力紧缩机构之后，有许多干部下放到车间直接参加生产。这些人从事生产，对企业带来哪些变化？他们自己本人又有哪些变化？为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我访问了甘肃省农具制造厂一些下放干部。
甘肃省农具制造厂本着勤俭办企业和锻炼改造干部的方针，从去年4月间开始，先后下放了八十多名科室车间干部（占原有企业管理人员50％），包括技术员、会计、打字员、一般行政干部、车间副主任、工段长。另外还下放了三十多名新由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这些下放干部，一般都能吃苦，不怕累，不怕脏，遵守劳动纪律，得到工人的好评。一向没有从事过体力劳动的，在和工人一块操作中，受到了劳动教育，得到锻炼和改造。他们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所以在掌握技术上都比较快，有不少人已能够在车床上单独操作。特别是由老工人当中提拔起来的干部，重返生产岗位之后，变成了解决重大技术问题的突击队，对企业的生产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老师傅重显身手
下放的老师傅，重返生产战线，特别受到欢迎。他们大部分都有十多年到二十年的工龄，原来是生产上的能手。但是近几年来，这些老工人随着企业由一个简陋的修配厂发展成为一个机械制造厂、职工从不到一百人扩大到一千多人，纷纷被提拔到领导岗位，担任了工段长和车间主任。在这些工作岗位上，他们忙于行政事务，无法发挥他们的专长，同时也削弱了生产上的技术力量。现在他们重新回到生产岗位上，很快成为解决技术问题的可靠力量，喜讯不断传来。张正义浇铸冲天化铁炉的事迹，便是人们在交谈中经常被引用的一个事例。
9月间，铸工车间生产上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铁水供不应求。由于工人在制作新产品中，技术日趋熟练，产量突飞猛进的增加，暖气锅炉片一天由八片上升到十片，暖气片由三百五十片增加到六百片，浇铸毛胚用的铁水却远远的落在后面。厂里几个化铁炉全部利用起来，一天只能化出十五吨铁水，而生产上需要二十八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仅铸工车间要窝工，连负责给加工的工厂车间也要陷于半停工状态。这时原来担任工段长的老师傅张正义挺身而出，说他可以浇铸一个化铁炉很快投入生产。张正义是个老铸工，有二十年的工龄，手里翻过不少炉子，车间便很信任的交给他。按农具厂的条件，要做这样一个炉子，设计绘图得一个月，作模型得半个月，时间拖得太长。张正义为了赶时间，没有找人设计绘图，更没有找人做模型，和几个人合计了一下，根据经验，用刮板在地坑里刮成外皮和里芯，就浇铸起来。后来又把厂里积压很久的两个小型鼓风机给配备上，先后一个月的光景就投入了生产，每日供应铸工车间十三吨铁水，最高化到十五吨铁水。这一下关系到全厂生产任务完成好坏的关键性问题，很快在老工人手里解决了。
这些下放的老工人，除了为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提供了保证以外，还为提高全厂技术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很多工人看到他们下放非常高兴，都愿意拜他们为师傅，跟他们学习技术。通过他们的具体指导和示范，全厂工人的操作水平今后一定会有很大的提高。
摇笔杆的快赶上工人
如果说老工人像老战士一样，他们一上到生产战线就像生龙活虎一般，那末下放的一般行政干部就是刚入伍的新兵，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战斗员还需要一个时期的锻炼。但是这些“新兵”，毕竟还和一般的“新兵”不同，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在科室工作过多年，所以他们在工作中就比较能发现一些问题，帮助领导解决，成为车间领导的助手。傅明亮就是一个例子，他原在人事科工作，现在下放到播种机车间。他所在的工组老是赶不上别的工组，别的组车暖气锅炉片车到六、七片，他们总是四、五片。什么原因呢？他想了很久，也看出一些问题，但是为了把自己的看法变成大家一致的看法，动员大家一起想办法，便召集全组一块儿开会研究。一讨论，事情弄明了，原因是自己这个工组在工作时间辅助时间长，生产秩序乱。工具事前没有准备好，上班才找，浪费不少工夫。组内大家没有固定的分工，搬运工一会儿干起车工活，车工又拉起倒链，形成一窝蜂。根据这个情况，大家制订出改进的办法，每个人都自觉的遵守。这样一来，他们的产量很快的升到七片，后来他们组虽然调出三个人，但仍然能够保持这样高的数字。可以相信，这些干部随着锻炼时间的增长，将有不少人会成为生产上的骨干分子，他们在企业生产上的作用也将更明显的表示出来，成为一支新生力量。
当然，这些同志在劳动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但是更主要的，这些困难使得他们变得更坚强了，更勇敢了。以前在党委会工作的赵俊儒的锻炼过程，便可以代表许多同志所经历的这段道路。赵俊儒从小一直念书，重的体力活啥也没有干过。这次下放到山地犁车间，当他第一天操作时，确实感到累的慌。一个犁辕就是四五公斤，犁辕、犁铧、犁托、犁镜加在一起，又是十四五公斤。这样笨重的东西，不仅要拖来拖去翻来翻去，而且要在上面安装。有个犁托边沿不整齐，拿到砂轮跟前去磨，犁托刚挨上砂轮被逼跑了，猛不防打个趔趄，险些跌倒。接着再去磨去，一个手用力过猛，犁托滑到一边，砂轮把一支手套全给划破了。这一天，他非常灰心。党委书记发觉后，问道：在战争的年月里，许多同志为了革命出生入死，连性命都不顾，难道今天这个困难我们都没有勇气克服？这是很严厉的批评，也是一个鼓励。他重新鼓着勇气回到工作岗位，经过二十多天的锻炼，慢慢习惯了。现在他安装山地犁的件数，已由三四十部上升到六十六部，效率提高了约一半左右。这个开端，已为他成为一个掌握技术的工人奠定了基础。他很有信心的告诉我说：“现在要和一般工人拉平还不行，不过不久就能做到这一点！”
更实际的课堂
“国家拿出很多钱把我们培养出来，现在又叫当工人，这不是浪费！早知如此，何必读书！”不少学生在参加体力劳动之前这样想。有的人公开讲出来，有的人背地里嘀咕。虽然他们在学校里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但有些人的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参加了一个阶段的实际劳动之后，他们普遍反映：车间是更实际的课堂。
正在播种车间工作的徐耀国，是个很沉静的青年，去年才从兰州工业学校毕业出来。由于他的努力，虚心地向老工人学习，最近他和另外一个工人曾创造了车暖气片车到三百二十片的纪录（一般只能车到一百一十片左右）。他向我叙述这一阶段的体会道：“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具体一操作，碰到的问题多，学到东西也多。车什么样的活？用什么样的刀子？车床上用什么速度？这在书本上讲的很多。但是一到车床跟前，就傻了眼，慌了手脚，老师傅虽然对这些基本道理讲不出来，却积累有丰富的经验。我们通过实际操作，把书本上的理论和老师傅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才算真正的掌握了技术。”
“实际操作还克服了我的一些主观主义的想法。打个比方说……”徐耀国为了帮助我了解他的意思，继续讲道：“我们刚出学校，把一切总想的很理想，但是这种理想常常脱离实际。一进车间，看见三眼镗床的夹具，就觉得太笨，把这一面镗好后，卸下来，再夹住，再镗另一面，这多不方便！干脆改为移动式的，或者改为旋转式的。起初倒觉得挺简单。但是在车间工作了几天，才发觉这个问题并不那样简单。改为移动式的，有螺丝轴挡着，改为旋转式的，势必很大，笨重，不经济。现在要叫我着手改进这个工具，像这些因素就得考虑进去，绝不会那样贸然。”
类似这样的体会，每个参加体力劳动的学生都能谈出很多。这些学生经过这样培养之后，一定会能文能武：坐在办公室里绘图设计，是个具有实际经验的技术人员；回到车间实际操作，又是一个具有理论知识的工人。